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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精品无码AV无码中文版，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个动词，说患者看到的是绝对的黑暗。那位盲人斩钉截铁地说，这里仍然保留同样的动词，他看到的是一片浓浓的白色，仿佛睁着眼睛沉入了牛奶海中。一种白色的黑蒙，这不仅在词源学上自相矛盾，而且在神经学上也不可能，因为一旦大脑不能辨别现实中的形象形状和颜色，同样也就不可能给正常视力在同一个现实中看到的形象形状和颜色蒙上一层白色，绵密的白色，仿佛一幅没有色调的白色图画，不论要精确地定义正常视力有多么困难。医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陷入了一个看来无路可走的死胡同，他沮丧地摇摇头，环顾一下四周。妻子已经离开了，他恍恍惚惚记得她曾来到身边，待了一会儿，轻轻吻了吻他的头发，我去睡觉了，她大概这样说了一句，现在屋里寂静无声，书还散乱地摆在桌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这时他突然感到害怕，仿佛自己马上就要失明，而且事先已经知道。他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事情是在一分钟以后发生的，当时他正把书籍收到一起，准备往书架上放。他先是发现看不见自己的手，接着就知道自己失明了。戴墨镜的姑娘患的病不严重，不过是轻度的结膜炎，用点医生开的局部外用药几天就可治愈。您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只有睡觉的时候才能摘眼镜，医生对她说。这句风趣的话已经说了多年，甚至可以设想眼科医生们说了一代又一代，但每次都有效果，医生笑着说，病人笑着听，这一次更没有白说，因为姑娘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并且知道怎样展示它们。出于天生的厌世或者对生活过度的绝望，任何了解这个女人生活细节的平庸的怀疑论者都会转弯抹角地说，她美丽的微笑不过是她所操职业的花招而已，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指控，因为它，这里指的是她的微笑，在不久以前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然如此，当然小女孩这个词已经过时，那时候她的未来还是个谜，而试图解开这个谜的好奇心尚未降生。好，简而言之，人们也许会把这个女人划入所谓妓女的类别，但是，考虑到这里描写的时代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不论是夜间的还是白天的，不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社会关系，其复杂性要求人们避免仓促决断的倾向，可惜，由于过分自负，我们也许永远不能摆脱这个毛病。尽管人人知道由天后朱诺而得名的婚神星里云雾缭绕，但把这位希腊女神与大气中飘浮的水滴组成的大块云团混为一谈就不对了。无疑，这个女人会为了得到钱而与别人上床，这可能使人不过多思考便把她划入事实上的娼妓之列，但是，如果可以肯定她与愿意跟她上床的人上床时也是愿意的，那么就不该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事实上的差别会让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她排除在那个行业之外，当然这里把那个行业视为一个整体。她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职业，也像正常人一样，利用剩余的时间使肉体得到某些欢乐，使需要得到满足，包括一般需要和特殊需要。如果人们不想简单地给她下个定义，那么最后会说，就广义而言，她在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并且从中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欢娱。离开诊所时天已经黑了。她没有摘下眼镜，街上的灯光照得她不舒服，尤其是霓虹灯。她走进一家药店买医生给她开的处方药，接待她的药店伙计说有些人的眼睛不应当用暗色玻璃遮住，她装作没有听见，这些话本不该说，况且是出自一个药店伙计之口，请想一想，他怎能反对一个姑娘的信条呢，墨镜赋予她的醉人的神秘感足以引起身旁经过的男人们的兴趣，若不是今天有人在等她，她也许会对他们的兴趣投以回报，但现在，她有种种理由希望从幽会中得到好处，物质方面的满足和其他方面的满足。和她相会的男人是老相识，对于她事先说不能摘下眼镜并不在意，其实医生并没有给出这种建议，但那男人甚至觉得这样蛮有趣，标新立异。姑娘在药店门口叫住了一辆出租车，说了个酒店的名字。斜靠在出租车座位上，她已经开始品味，不知道这个词用得是否贴切，已经开始品味性爱的种种感受，从头一次嘴唇贴着嘴唇，到头一次抚摸私处，再到性高潮的一次次爆发，她像被钉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旋转火柱上一样，最后精疲力竭，心满意足。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如果男伴能够在时间和技术上完全履行义务，那么戴墨镜的姑娘一定会提前双倍报答以后收取的东西。想到这儿的时候，无疑是因为刚刚付了一笔诊费，她暗暗问自己，往常面带笑容地称为公平交换的价格从今天起提高，是否是个好机会呢。她让出租车在一个街区前停下，自己融入往同一个方向去的人群之中，好像是被那些人拥着往前走，无名无姓，无罪恶感，也无羞耻心。她神态自若地进了酒店，穿过前厅，来到酒吧间。提前到了几分钟，应当等到事先约好的准确时间。她要了一杯清凉饮料，不动声色地喝完，眼睛不看任何人，她不想被误认为一个猎取男人的庸俗女人。过了一会儿，她像个在博物馆转了整整一下午要上楼回房间休息的游客一样朝电梯走去。还有谁不知道呢，美德在通往完美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困难，而罪孽和恶习很受好运垂青，于是她刚刚走到，电梯的门就开了。里边出来两位客人，是一对老年夫妇，她进了电梯，按下三楼的按钮，三一二号房间在等着她，是这个房间，她轻轻敲了敲门，十分钟后她已经一丝不挂，十五分钟时开始呻吟，十八分钟时毫不掩饰地低声说着做爱说的话，二十分钟时开始失去理智，二十一分钟时感到快活得浑身酥软，二十二分钟时喊了起来，现在，现在，等到重新清醒过来时，她筋疲力尽心满意足地说，现在我眼前还一片白呢。3至于偷车贼，是一个警察把他送回家的。这位谨慎严肃并且富有同情心的权力的代表人根本不会想到，他送的是个冷酷无情的违法分子，他之所以拉着此人的胳膊，而不是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为阻止其逃跑，只是因为怕那可怜的人绊倒和跌跤。作为报应，我们不难想象偷车贼的妻子把门打开时吓成了什么样，眼前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揪着一个在她看来失魂落魄的犯人，从犯人脸上那悲伤的表情来看，他遇到了比被捕更可怕的事情。在这一刹那，妻子首先想到丈夫在犯罪现场被抓，警察到家里来搜查；不论看来多么有悖情理，这个念头倒使她大大放下心来，因为她想到丈夫只偷汽车，而汽车这么大的物件是不能藏在床底下的。她的疑惑没有持续多久，警察说，这位先生双目失明了，您来照顾他吧；警察只是陪丈夫回家的，妻子本该松一口气，但是，当泪流满面的丈夫扑到她的怀里，说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话的时候，她才明白遭到了灭顶之灾。戴墨镜的姑娘也是被一名警察送回她父母家里的。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她说自己瞎了，赤裸着身子在酒店里大喊大叫，其他客人惊慌失措，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企图逃走，手忙脚乱地穿着裤子，显然，这种场面的讽刺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失明带来的悲剧色彩。失明的姑娘羞得无地自容，毕竟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不论那些虚伪的卫道者们对她从事的有偿性爱怎样嘀嘀咕咕，说三道四。在撕心裂肺的喊叫之后，她明白了失明不是刚才的快感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所以当胡乱穿上衣服，被连推带搡地带出酒店的时候，她不敢再继续哭闹了。警察问了她的住址之后，以不仅粗鲁而且带有讥讽的口气问她是不是有钱付出租车车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会付，他说；请注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这姑娘属于不为其不道德的赢利纳税的那类人。她点点头，但是，因为已经失明，她以为警察可能没有看到她的动作，就小声说，有，我有钱，接着又自言自语，还不如没有呢；我们一定会觉得这句话出乎意料，但是，只要注意到人类思想的盘绕曲折，在其中没有捷径可走，那么就不难理解这句话了，她想说的是，她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行为和不道德举止受到了惩罚，这就是后果。她曾对母亲说不回家吃晚饭，而现在却要准时到家，比父亲还早。眼科医生的遭遇却不相同，这不仅由于他患上失明症时正在家里，而且也因为，作为医生，他不会像那些只有在疼痛时才意识到自己身体的人一样束手就擒，惊慌失措，歇斯底里。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内心痛苦不堪，要面临难熬的一夜，他还能想起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写的那句话，在诸多诗篇中，它以描写死亡和痛苦著称。一位医生本身胜过好几个男子，对这句话我们不该单单从数量上理解，应该主要从质量上理解，这一点不久就会得到证明。他表现出足够的勇气，躺到床上，没有叫醒妻子，甚至妻子在半睡眠中嘟囔了句什么，在床上向他身边挪近些时也没有叫醒她。他整小时整小时地醒着，即便偶尔睡一会儿也纯粹是因为筋疲力尽。他的职业是为别人治疗眼病，所以他希望夜晚不要结束，免得自己被迫说，我失明了。但同时他又希望白天的光线快些到来，想到的正是这些话，白天的光线，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实际上，一位失明的眼科医生不会有多少作为，但他有义务通知卫生局，告诉他们这可能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这大概是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失明症，种种迹象表明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从他知道的病例来看，病前没有炎症感染或病变之类的症状，他从接待的第一个失明症患者身上发现了这一点，他本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轻度近视，轻度屈光不正，一切都是轻度的，因此决定不用戴眼镜来矫正。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而实际上它们状态完好，没有任何原有的或者最近的，先天的或者后天的损伤。他回忆起为前来就诊的那位患者所做的详细检查，检眼镜能看到的眼睛的各个部位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病变迹象，那人说他三十八岁，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龄，这种情况着实罕见。那个人不该失明，他想，此时却忘了他本人也已经失明，可见人能够达到怎样忘我的境界。这种事不只现在才有，我们记得荷马曾经说过，不过他的用词似乎有所不同罢了。妻子起床的时候他假装还在睡觉，他感到她吻了一下他的前额，非常轻地吻了一下，仿佛以为他还在沉睡，不想惊醒他，也许妻子在想，真可怜，为了研究那个盲人的奇怪病症睡得太晚了。卧室里只剩下医生独自一人，他觉得好像有一团浓密的云渐渐地把他捆住，压迫他的胸膛，钻进他的鼻孔，让他的五脏六腑全部失明，这时他忍不住发出一声短短的叹息，两滴眼泪流了出来，是白色的眼泪，他想，白色眼泪浸湿了眼眶，溢出来顺着太阳穴往下流，两边脸颊各有一滴，这时候他理解了他的病人们的恐惧，医生先生，我觉得快要瞎了。家里轻轻的响动传进卧室，妻子很快就会进来看看他是不是还在睡觉，是去医院的时候了。他小心翼翼地起了床，摸索着找到睡袍，穿在身上，走进洗漱间，小便之后转过身，面对着他知道挂着镜子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也没有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他只是伸出双手，摸到玻璃，他知道自己的影像正在里面望着他，他的影像看得见他，而他却看不见自己的影像。他听见妻子进了卧室，啊，你已经起来了，她说；他回答说，起来了。接着，他感觉妻子来到了身边，你好，亲爱的，结婚多年，两个人还这样亲切地问候。这时，他们像是在演一出戏，妻子的话在给他提示台词，于是他说，我觉得不会太好，眼睛里有个什么东西。妻子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于是对丈夫说，我来给你看看。她仔细察看了丈夫的眼睛之后说，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句话显然角色颠倒了，不是她的台词，而应当由丈夫说，丈夫的确说了，但比妻子说得更简单，我看不见，接着又补充一句，估计我被昨天那个病人传染了。由于长时间耳濡目染，医生的妻子们往往也对医学略知一二，而这位妻子在一切事情上都跟丈夫如影随形。她凭借学到的知识足以知道失明症不像时疫那样传染蔓延，一个不瞎的人不会因为仅仅看了一个瞎子一眼就染上失明症，失明症是人自身和与生俱来的眼睛之间的私密问题，与别人无关。无论如何，一位医生有义务知道他说的话的含义，正是因此他才会去读医学院，而这位医生不仅宣称自己患了失明症，而且公开承认是被传染上的，那么，这位妻子，不管她如何熟知病理，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呢。因此，人们可以理解，面对不可否认的证据，这位可怜的太太和任何普通人的妻子一样，这样的妻子我们已经认识两位了，她们搂住丈夫，自然而然地表示出心中的焦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她哭哭啼啼地问；通知卫生局，通知卫生部，十万火急，如果确实是时疫，必须采取措施；可是，失明症时疫，这种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妻子说，心中还抓住最后一线希望不放；人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无缘无故失明的，而到此刻为止至少已经有两个了。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完，医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近乎粗暴地把妻子推开，自己后退了一步，离开，不要靠近我，我会传染你，接着又用双拳敲着脑袋说，愚蠢，愚蠢，白痴医生，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一整夜和你在一起，本该留在书房里，关上门；尽管如此，妻子还是说，请你不要这样说，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走吧，跟我来，我去给你做早点；放开我，放开我；我就是不放开，妻子大声喊，你想怎么样，你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摸索着找电话，碰翻家具，就是找到电话簿也看不见需要的号码，而我却要钻到防传染的玻璃罩里静静地看你的笑话吗。她用力抓住丈夫的胳膊说，走吧，亲爱的。医生刚刚吃完妻子执意给他准备的咖啡和烤面包片，我们可以想象他吃到嘴里是什么滋味，时间还早，他要通知的人还没有上班。理智和效率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告诉卫生部的高级负责人，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仅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报告，不足以说服电话那头的公务人员，况且还是在他一再恳求之后女接线员才接通电话的。那人说在向顶头上司报告之前先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显然，任何有责任感的医生都不肯向头一个接待他的下层官员宣布出现了失明症时疫，若果真如此，会立即引起恐慌。官员在电话中说，阁下自称是医生，如果阁下非让我相信这一点，那好吧，我相信，但我要听上司的命令，要么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要么我不予报告；是秘密问题；秘密问题不能通过电话处理，你最好亲自来这里一趟；我无法出门；这么说你病了；对，我病了，医生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既然如此，你应当去请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对方反驳说，他显然对自己的幽默感扬扬自得，把电话挂断了。这傲慢无理的态度无异于打在医生脸上的一记耳光。几分钟之后他才平静下来，向妻子讲述受到的粗暴对待。又过了一会儿，他仿佛刚刚发现早就应当知道的什么事一样，凄然地小声说，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物，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他正要犹疑地问，现在怎么办呢，却突然间明白了，这样做一直是在浪费时间，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有关部门，唯一可靠的办法是与他所属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谈一谈，医生对医生，中间不隔着官僚体制，应该由主任负责让那个该死的官方齿轮运转起来。妻子记得医院的电话号码，接通了电话。医生通报了姓名，之后很快就说，很好，谢谢你，显然女接线员刚才问他，医生先生，你今天好吗。我们在不想告诉对方不好的时候就这样说，我们会说，很好，即便我们正在走向死亡，这被俗称为把肠子当作心脏，这种颠倒内脏的现象只有在人类中间才能看到。主任来接电话了，有什么事吗，医生问他是不是独自一人，旁边有没有人能听见，对女接线员倒不用担心，她顾不上听关于眼科问题的谈话，她只对妇科感兴趣。医生的讲述简短而又全面，完全是医学学术报告式的干巴巴的风格，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鉴于这特殊的形势，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

纳躺在枕头上思考了片刻，他自信那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脾气收敛了，决议达成了，和平也宣告了。至少他希望如此。摩根家的人像是总想再谈一次——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有言外之意。他们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但迪克的表现使米斯纳怀疑他是否代表了他兄弟——把他当作脑筋慢的孩子来看待。阿诺德那种当众挑衅的神气并不理直气壮：那种姿态是人人都料得到的，但大家也都清楚毫无分量可言。杰弗逊的皮肤像纱一样薄。最让米斯纳不痛快的是K.D.。高兴得太快了，道歉又那么油腔滑调，还那样狡猾地笑。米斯纳看不起欺负女人的男人——何况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呢。K.D.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当然，他同迪克和斯图亚特的甥舅关系保护了他，但依靠家里人撑腰的男人是难以讨人喜欢的。对舅舅百依百顺，对女人却蛮横无礼。后来到了晚上，米斯纳在热安娜·弗拉德给他送来的煎牛排和土豆时，往窗外一看，刚好瞅见K.D.开着斯图亚特的英帕拉车子向中央大街驶去，还笑着——他敢为此打赌——是那种狡猾的微笑。他相信，这些烦人的念头会让他彻夜难眠，可是早晨醒来时，倒像是睡了最美的一觉。他想，是安娜的饭菜的缘故。不过，他依然不解，K.D.开车驶上出镇的路是忙些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直在做爱。当光线每四小时变化一次时，他们就翻新花样。在沙漠的边缘，他们对着亚利桑那的天潮做爱。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也没什么想阻止他们。月光照着他拱起的背，阳光温暖着他的舌头。若是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你是不会找不到或认错的：就在图森郊外I-3公路上一座叫“祝愿”的镇子里。经过那里，在第一个岔口向左转，在路尽头、沙漠开始之处，继续走。那些蜘蛛有毒，可你必须步行，因为在那种地形上轮胎是没法前进的。一小时就足够了，你会看见什么是爱到天翻地覆。有时候柔情似水，其余时候则粗暴异常，但他们绝不停止，即使遇到沙尘暴或是气温超过摄氏四十二度。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赶上他们处于沙漠偶有一次的降雨中，就会看见他们身体的颜色变深了。但他们在罕见的真正的雨水中仍继续做着——亚利桑那州“祝愿”镇的那对黑人。米基一次次地告诉吉姬他们的模样，以及在他家乡的城外怎样找到他们。他说，他们应该也能够吸引游客的目光，除去会使当地人发窘之外。一个与卫理公会有关联的委员会组成了，为的就是要把他们炸掉或者用水泥遮掩起来。可是事情刚刚着手，便在几次初步调查之后流产了。委员会的人说，他们完全不是反对性，而是反对堕落，因为一些曾经仔细观察过的人相信，地里做爱的那一对其实是两个女人。另一些人经过同样仔细的察看（靠近或用望远镜观察），则表示了否定，说他们是两个男性——像蛾摩拉（《旧约·创世记》中一座因居民罪孽深重而遭神毁灭的古城，后引用为“罪恶之城”。）一样大胆。然而，米基曾经亲手摸过那身体的部分，知道事实上是一男一女。“那又怎么样？”他说，“他们毕竟没在公路上干。你得从公路上下去走一段路才能发现他们。”米基说，卫理公会想除掉他们，可也还想让他们待在那儿。他说，甚至一伙受压制的红脖颈的南方乡巴佬，尽管对梦中遗精吓得要命，也懂得他们需要那一对男女。他说，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们，也仍需要知道他们待在那野地方。他说，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古铜色，反正你知道他们一夜都在干。中午时分，他们变成了银灰色。下午就成了蓝色，到晚上就是黑色的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吉姬最爱听他讲述这一部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他们分手的时候，米基还得蹲九十天。吉姬从急诊室出来时，手腕上缠着Ace牌绷带。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没来得及商妥在哪儿见面。法庭指定的律师出来说，不准保释，没有缓刑，他的当事人必须服刑整整三个月。经过对判决的计算，减掉在狱中已经关的三个星期，吉姬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律师捎给米基一个口信。那句话是：“祝愿四月十五日。”“什么？”那律师问道。“照说就是了。‘祝愿四月十五日。’”米基对她的口信是怎么说的呢？“对啊，”他说，“对啊。”没有米基，没有“祝愿”，没有I-3号路，沙漠中也没人在做爱。她在图森搭过话的人都觉得她发了疯。“也许我要找的镇子太小了，地图上没有。”她主动提出来。“那就问问州警吧。镇子再小，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那个石头造型不在公路上，样子就像是在做爱。”“噢，我看过蜥蜴在沙漠里干那事，小姐。”“也许是仙人球吧？”“有可能。”他们笑得腿都软了。吉姬在电话簿上用手指沿着一栏姓名向下查，这一带就没有米基家的姓“鲁德”，她只好作罢。心里其实不情愿。不过，永恒的沙漠情侣，她仍认定是亲切而珍贵的生活。在吸引人的有关社会公正和正直人的保护的梦想之下——比她记忆中向自己手上吐血的男孩还要有力量——这沙漠情侣令她心碎。米基没有捏造。他可能说错了地方，但他仅仅把她知道的生活中所有存在的东西召唤了出来……在什么地方。或许在墨西哥，那是她正要去的地方。药性很强，男人们总是准备好了的，但十天之后她哭着醒来了。她用对方付费的方式给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挂了电话。“颠着你的屁股回家吧，丫头。这世界变化得足以适应你了吗？人人反正都是要死的。金（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而死。），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个人，麦德加·艾弗斯，一个叫X的黑人，天啊，我想不出他们都是谁了，这都是你走后的事，更甭提眼下了。还记得L.J.吧，他在二号路下去的仓储市场干过活，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了进去，手里的枪是谁也没见过的……”吉姬把头向后仰靠在电话机旁的灰泥墙上。小店外面，一个店员冲着一些孩子挥扫帚。姑娘们。不穿内衣。“我回来了，外公。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大部分时间她都可以占着两个座位。有了伸展的空间，还可以睡觉。可以读卷在她背包里的几份过期的《壁垒》杂志。她乘上开往圣非的火车，火车载满穿蓝色军装的空军士兵开动了。不久，车厢里又被四健会（美国农业部在农村青少年中建立的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头脑、心灵、双手和体魄四方面的健康。）的人拥塞着。但她换乘密苏里－堪萨斯线的火车后，车厢里从没满员过。戴着耳环的男人并没有来找她。可她把他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个穿的不是人造纤维衣服的人说话，那人看起来不像是会抽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他个子不高，几乎是个矮子，衣服却是东海岸的时新样式。他的非洲式发型干净利落，毫不邋遢，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一只耳朵上戴着相配的金耳环。他们在快餐台前并肩站着，列车员坚持把那里叫作餐车。她要了一杯不加冰的可乐和一份核桃巧克力饼，他则只买了一大杯冰水。“这应该是白给的，”吉姬对柜台后边的男人说，“他不用为杯子付钱。”“请原谅，女士。我只是照章办事。”“我没要冰，你扣掉钱了吗？”“当然没扣。”“别给自己找麻烦了。”矮个子男人说。“我没找麻烦，”吉姬告诉他，随后对售货员说，“听着，你。你不该收我冰块的钱，把冰块给他，好吗？”“小姐，我要不要叫列车员来？”“你要是不叫，我就叫。这是列车抢劫，好啊——列车抢劫乘客。”“算了吧，”那人说，“不过是五美分嘛。”“这是原则问题。”吉姬说。“五美分的原则根本不是原则。这个人需要一枚五美分硬币，当真迫切地需要。”矮个子笑着说。“我不需要什么，”售货员说，“这是规矩。”“来两份。”那人说，又把一枚五美分硬币扔进茶盘里。吉姬瞪着眼，戴耳环的男人微笑着，两人一起离开了快餐台。她和他隔着走道各坐一边，她谈论着这件事，那人则嘎吱嘎吱地嚼着冰块。“我叫吉姬，”她伸出一只手，“你呢？”“戴斯（原文为Dice，意为“骰子”或“将……切成小方块”，故有后文在含义上的猜测。）。”他说。“像是切成小块？”“像一对骰子。”他用一只冰凉的手碰了碰她。他们彼此编着故事，不觉之中火车已走了许多英里。吉姬甚至舒服到开口问他见过或听说过那个看着像一男一女挨在一起的石头造型没有。他笑着说没有，不过他有一次听说过一处地方，那儿的一块麦田中间有一个湖，湖边不远处有两棵树相拥着长在一块儿。如果你找准了地方挤进两棵树的间隙中，嘿，你就会感到一种没人编得出或仿得来的着迷的狂喜。“人们说，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没人能够拒绝你了。”“现在就没人能够拒绝我。”“没人吗？我指的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地方是哪里？”“鲁比。俄克拉荷马的鲁比。在遥远的无名之地。”“你到过那儿吗？”“还没有。不过我打算去看看。人们都说他们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大黄馅饼。”“我不喜欢大黄。”“不喜欢？丫头，你没经历过。你根本就没经历过。”“我在回家的路上。看我的家人。”“哪里是你的家？”“旧金山。我的家人都住在旧金山。我刚在电话上和我外公通过话。他们都在等着我。”戴斯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吉姬把巧克力饼的包装纸塞进她的空纸杯里。她想，我没有迷失。一点都没有。我能去看外公或者回到湾区，或者……火车慢了下来。戴斯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箱子。他个子太矮，不得不踮起脚尖。吉姬伸手帮他，可他似乎不在意。“好啦，我在这儿下车了。跟你谈话很开心。”“我也一样。”“祝你好运。小心啊。别喝酒。”如果站在烤炉之类东西前边的小伙子们说，不，这是密西西比的阿尔肯，她很可能就相信了他们。同样的发式，同样的目光，同样的乡下人稀松的笑容。这就是她外公所说的“国中国”。那儿也有些女孩，像是在和其中的一个人唧唧喳喳地争论着。无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有太大帮助，但她欣赏自己走过街道时背后袭来的那股生涩的好色劲头儿。最先是像面粉那么细的尘土，筛进她的眼睛和嘴里。后来又是风弄乱了她的头发。突然之间，她已经在镇外了。当地人叫作中央大街的那条路刚好到了头，而吉姬在到达鲁比边缘的同时也就来到了其中心。无声的风与其说来自天上，还不如说起自地面。她的脚跟刚刚还踏地有声，随后便在卷起的尘土中沉默了。在她的两侧，高高的草滚动着，如同水浪。五分钟之前她停在了一家所谓的药房前，买了些香烟，得知烤炉那儿的小伙子说的是实情：这里没有汽车旅馆。如果有馅饼，也不是在餐馆里卖的，因为这里也没有餐馆。除去烤炉那东西跟前的野餐板凳，没什么公共场合可以坐下来的椅子。她的周围全是关着的门和紧闭的窗，只有窗帘分开来又迅速地拉严了。她想，这就是鲁比了。米基准是把她打发给火车上那个说谎的畸形人了。她只是想看看。不仅看看麦地中的东西，还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在石头、树或水里）的东西——不是运尸袋或者把血吐到手里以免毁了他们的鞋的小男孩。就是嘛。阿尔肯。她完全可以从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重新出发的。迟早会有那些卡车停在种子和食品店跟前，等开走时她就可以好歹搭上一辆离开那里了。吉姬手按着头发，在风中眯起眼睛，思量着朝食品店走回去。她穿着高跟鞋，感到背包很沉；要是不走动，大风没准会把她吹倒呢。风说停就停了，像起来时那样突然；在没风的当口，她听到引擎声向自己这个方向传来。“你要去女修道院吗？”一个戴着宽檐帽的男人打开他的客货两用车的门，问道。吉姬把背包扔到座位上，就爬进了车。“女修道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有什么也不会有女修道院啊。你能不能把我放到一个真正的汽车站或火车站之类的地方？”“你真有运气。可以一直把你带到铁路上。”“太棒了！”吉姬在她两膝间的背包中掏着，“这车的气味很新。”“是崭新的呢。你们都是我的第一批乘客。”“你们都？”“还得停一次。另一位乘客也要我送到火车上。”他笑了笑，“我叫罗杰。罗杰·贝斯特。”“我是吉姬。”“我不跟你要钱。那个人我是要收费的。”他说着，眼睛转到路旁，假装从右侧车窗观察外面的景致。他先看看她的肚脐，再往下看，然后又看上去。吉姬掏出一面小镜子，尽可能地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整理好，心想，咳，我不付钱，好啊。她确实免费乘了车。正如罗杰·贝斯特所说，对活人不收费，但对死者要收二十五美元。那个坐在前廊台阶上的女人不时抬起她那副飞行员式墨镜，揉揉眼睛。一条辫子从她的草帽下垂到背后。罗杰一手撑在膝头，前倾着身子和她说话，在吉姬的感觉中像是说了好长时间，后来他们俩都走进了屋子。罗杰出来时，皱着眉合上了他的钱夹。“在这外边待着没用。你完全可以到里边去等。把尸体抬下来还要费一段时间呢。”吉姬回头去看，但隔板挡着，看不见里边。“天啊！真倒霉！这居然是灵柩车？”“有时候。有时候做急救车。今天是当灵柩车。”他现在满口的生意经，再也不瞥她的胸部了。“得赶下午八点二十密苏里－堪萨斯的火车。而我得准时而不是正点赶到车站。”吉姬迅速而笨拙地爬下现在充当灵柩车的客货两用车。她绕过宅子，踏上宽大的木台阶，穿过前门，这一切都是转眼之间完成的。他说过“女修道院”，因此她设想着有一些温柔又刻板的女人，她们头戴帆船帽，身穿长袖黑袍，飘然走过。可是这里没人，连那个戴草帽的女人都不见了。吉姬走过一间大理石门厅进入另一个房间，那里的面积要大上一倍。在昏暗的光线中，她看到了一个向左右伸展的通道，面前则是更宽的台阶。她还没想好朝哪边走，罗杰已经到了她身后，带着一个带轱辘的金属做的东西。他边向台阶走边咕哝着：“不帮一点忙，一点不帮。”吉姬向右转，跑向从两扇弹簧门下面透出的光线。里边是一个特大的厨房，餐桌之长是她从未见过的。她坐下来，咬着大拇指指甲，心想着不知和一个死人一起乘车要倒霉到什么程度。她的背包中有香草。她想，尽管不多，但足够让她不致发疯。她伸手从眼前摆着的一个馅饼上掐起一小块，这才注意到这地方竟然放着食物，而且大多没人动过。有好几块蛋糕，很多馅饼，土豆色拉，一只火腿，一大盘烤豆。她想，这里应该有修女。或许这一切都是从葬礼上拿回来的。猛然间，她像个死者遗属似的，觉得饿极了。吉姬正在狼吞虎咽，把更多的东西堆到自己的盘子里，一勺勺塞进嘴里，这时那女人走了进来，没戴墨镜和草帽，躺到了冰冷的石板地面上。吉姬的嘴里塞满了烤豆和巧克力蛋糕，没法说话。屋外，罗杰按响了汽车喇叭。吉姬放下勺子，抓起了巧克力蛋糕，走过那女人躺着的地方。她蹲下去，边抹嘴边说：“我能帮你一把吗？”那女人闭着眼，但摇着头表示不用。“这里还有别人我可以叫来吗？”这时那女人睁开了眼，可是吉姬什么也没看见——虹膜边缘的地方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圆圈。“嗨，丫头。你出来了吗？”罗杰的话音在引擎的轰鸣中显得又低又远，“我得赶火车。得准时！我得准时到车站！”吉姬俯身下去，更近地看着那双什么都表达不了的眼睛。“我说这儿还有人吗？”“你，”那女人嗫嚅着，“你在这儿。”每个字音都是乘着一股酒气飘到吉姬耳朵里的。“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不能等一整天！”罗杰警告说。吉姬把她空着的手在那女人面前晃了晃，想确定一下她是否是瞎子，而且喝醉了。“别晃了。”那女人说，声音虽低却很不耐烦。“噢，”吉姬说，“我原以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搬把椅子来呢？”“我要走了，听见了吗？走了！”吉姬听到引擎一阵轰响，灵柩车从空挡换成了倒挡。“我要误车了。你想要我干吗？”那女人转身侧卧着，把双手叠在脸颊下。

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

日韩精品无码AV无码中文版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水而死。局势到了这一步，哥舒翰纵使有天大能耐也不可能挽回败局。当时他完全顾不得依然被困在隘道中的唐军，慌乱中只带领数百骑亲兵仓皇逃回潼关。至此，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崔乾佑并没有因为这一战的胜利而放过哥舒翰。六月九日，崔乾佑率领大军进攻潼关，哥舒翰的残兵败将抵挡不住叛军的猛攻，坚守半年的潼关最终还是被攻陷。哥舒翰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西逃，逃到灵宝外围的关西驿时，哥舒翰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张贴榜文继续招募兵勇，争强好胜的哥舒翰坚信只要招募到兵马，自己依然有重新夺回潼关的希望。不过，让哥舒翰想不到的是，他虽然贴出去了募兵榜文，但并没有招来自己的希望，相反自己却即将陷入绝境。晚节不保在哥舒翰张贴募兵榜文的一天后，一名番将带领着百余骑兵包围了哥舒翰所在的驿站，这名番将的名字叫火拔归仁。火拔归仁是哥舒翰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在哥舒翰的身边。他包围驿站的时候，哥舒翰正在自己的房内查看地图，火拔归仁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了哥舒翰的思绪。“将军！听说崔乾佑带领叛军已经到了！”火拔归仁见到哥舒翰后，慌张说道。火拔归仁的话顿时让哥舒翰大吃一惊，他迅速站起身来，抽出佩戴的宝剑说道：“来得正好，反正早晚我还得杀回去，你们先跟我出去和他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后，哥舒翰就冲出了房间。然而当哥舒翰走出驿站左右环顾时，并没有发现叛军的影子。他心中颇感疑惑，正要回身问火拔归仁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说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和叛军交战，不想全军覆没，有何面目再见皇帝陛下，将军难道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等建议将军随我们一起东行吧！”哥舒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居然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明白火拔归仁所说的“东行”是何意。此时哥舒翰虽然内心十分恼怒，但坦白地讲，他能理解火拔归仁所说的话，所以火拔归仁说完，他没有当场大发雷霆。火拔归仁的话没有错，哥舒翰十分清楚如果不夺回潼关，自己死罪难逃，即使夺回了潼关，自己也会被治罪，况且是否能够夺回潼关，哥舒翰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身为大唐的臣子，这么多年来哥舒翰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如果让他投降叛军，哥舒翰宁可现在一头撞死。面对着跪在地上的火拔归仁等人，哥舒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仰天长叹道：“我身为大唐的臣子，怎么能投降叛军呢？”言罢，再睁开眼时，哥舒翰已经是泪流满面。“既然如此，将军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了。”火拔归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随从已经从身后用绳子套住了哥舒翰，然后很多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扑倒在地，可以看出火拔归等人是有备而来，意图是就是能劝降最好，劝降不了就拿下。哥舒翰就这样以一种很悲屈的方式，被火拔归仁擒拿后投降了叛军。当安禄山在自己的“皇宫”内见到这位昔日的宿敌后，从前的敌意与仇恨，在一瞬间被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欣喜与得意所替代。安禄山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对跪在他面前的哥舒翰问道：“将军以前经常轻视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面对安禄山讽刺式的发问，哥舒翰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之情，但此时他依然并未屈服，朗声说道：“我成为你的俘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哈哈！杀你易如反掌，朕绝对不会保留你的全尸，只是可惜你再也喝不到好酒，玩不到漂亮的女人了。”安禄山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他知道酒和女人是哥舒翰的死穴所在，只要抛出这两个撒手锏，哥舒翰立即就会服软。事实果然不出安禄山所料，此时从前那个骁勇善战、叱咤疆场的哥舒翰在听到“酒和女人”后气节立即丧失，居然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酒和女人”，他立刻摇尾乞怜般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颜真卿在河北，希望陛下留下臣的性命，臣愿意以尺书招降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投降。”“好！这么做就对了！”安禄山听哥舒翰说完后大喜过望，亲自为哥舒翰松绑，然后加封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安禄山看来，有了哥舒翰这面大旗的号召，唐朝的那些能打的将军们就会立即投奔自己。然而事实证明，哥舒翰不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名望，安禄山也过高估计了哥舒翰的作用。身为唐臣哥舒翰名望甚高，但现在变节成为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哥舒翰已经声名扫地。他发出招降信后，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却纷纷回信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鲜廉寡耻。哥舒翰招降失败，让安禄山不禁大失所望。看到哥舒翰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罢免了哥舒翰的所有官职，然后将他软禁起来。总的来说，安禄山对待哥舒翰还是不错的，没有要哥舒翰的性命，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就不同了。一年后，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哥舒翰杀掉。哥舒翰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当时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河东、华阴等潼关附近的郡县尽皆望风而降。至此，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对于安禄山而言，就在潼关防线失守的时候，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使逐渐陷入绝境的河北，战局迅速为之转变。刚刚取得山西、河北大捷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闻听潼关失守后，感到本部孤立无援，所以迅速退出河北战场，率部据守太原。而颜真卿虽然坚持在河北抵抗，但已然成为孤军，因此唐朝于潼关失守前在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最关键的是，潼关的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身在长安的李隆基以及诸多朝臣完全没有防备。仓皇出逃六月初九，夜。就在潼关失守后的整整一个时辰内，京城长安始终没有看到“平安火”，所有人全都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所谓“平安火”原指边境报警的烽火，开元二十五年，因为大唐帝国边境无事，所以李隆基下令停止烽火。安禄山叛乱后，为了解各地区的战况，恢复烽火设置，用烽火报平安，每天初夜的时候，放烟一炬，站站传递，表示前线太平无事。可是六月初九这一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很多人觉得潼关可能出了大问题。李隆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潼关方向的平安火，今天没有平安火，让他的心中不禁七上八下。事实上，早在六月初九的下午，哥舒翰已经提前派特使向李隆基告急，不过在特使还没到长安的时候，潼关已经失陷。所以李隆基下午接见哥舒翰特使的时候，虽然知道潼关已经危在旦夕，但并不知道潼关已经落入叛军之手。一直到夜里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李隆基开始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潼关很可能已经被叛军占领，焦急之下的李隆基立即召集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臣认为哥舒翰无能，抵御叛军不利，致使潼关战况不明，现在京城防务空虚，为了以防万一，臣建议暂请陛下巡幸蜀中。”杨国忠没等在场的人开口，便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事实上他早有前往蜀中的想法，一来因为他出身蜀中，二来因为安禄山起兵打着清除他的旗号，为此他必须考虑自己的退路，现在京师长安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将让皇帝陛下巡幸蜀中之计说出来，他坚信李隆基一定能够同意。“嗯！朕觉得此计可行，力士你说呢？”李隆基缓缓地点点头，然后征求站在一旁高力士的意见。“老奴也觉得杨相说的计策有道理，老奴全听陛下做主！”高力士躬身回应道。如果抛开杨国忠的私心不谈，单从安全角度考虑，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并非下策。因为当时长安守备空虚，如果坚持固守，李隆基恐怕会像后世的宋徽宗一样做了俘虏，而蜀中物阜人丰，表里江山，内外险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的同时，他并没有决心留下有生力量组织官民反击叛军，以期未来能够收复长安，只是后来在半路上突发的那场兵变，改变了客观结果。皇帝已经和宠臣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该通知百官了。可是在转天的朝会上，当杨国忠通知前往蜀中的事宜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不同意就这样放弃长安，应该即刻招募长安城内的勇士联合朝官率家僮坚持守城抵抗叛军。”当时百官听到潼关失陷，皇帝陛下决定前往蜀中时，全都乱了方寸不敢发表意见，上百名朝臣全都站在原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不敢应对，只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表示反对。说话的人时任监察御史，名字叫高适。世人知道高适，大都认为他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世称“高常侍”，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高适的经历颇为曲折，尤其是仕途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年少孤贫，喜欢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二十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二十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其后漫游梁州、宋州等地。天宝三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识，三人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五十岁才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看不惯张九皋鞭挞无辜的老百姓和不愿意逢迎权贵而辞官，之后再次返回长安。次年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较为顺利，但诗文创作逐渐减少。在高适提出反对前往蜀中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哥舒翰的身边，哥舒翰领大军出潼关作战的时候，没有让他跟着一同出战，而是让他回到了长安。在略显寂静的朝堂之上，高适的反对声显得十分刺耳，让李隆基和杨国忠以及诸多朝臣感觉十分不悦。“叛军即将入关，已经来不及筹划任何事了。”杨国忠立即驳回高适。“今日的局面又是谁之过呢？”高适依然不屈服，厉声反问道。面对高适的反问，杨国忠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安禄山的叛乱其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在杨国忠那里，毕竟安禄山是公开打出清除他的口号的。但杨国忠凭借皇帝的庇护，虽然不至于到被众人兴师问罪的地步，但脸再大的人也会有羞愧之心。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杨国忠一直活在尴尬中，现在高适不留情面的反问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下台。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李隆基那里，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出头庇护自己。但此时的李隆基精神状态颇显颓废，虽然依旧端坐在那个宝座之上，但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懈怠，使得他很想逃避大臣们之间的论战，大臣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此刻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贵身份，李隆基恨不能抬起屁股躲回自己的寝宫。所以，当杨国忠看他的时候，李隆基将眼睛闭上，显然他不想为杨国忠辩护，也不打算处理高适。杨国忠终于愤怒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毕竟去蜀中的决定是皇帝陛下最终决定的，现在李隆基居然将自己晾在了这里，这让杨国忠十分不爽。所以接下来他只有靠自己来圆这个场面。“人人都说安禄山要造反已经很多年了，陛下也是知道的，但陛下从前并不信，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是宰相的过错。”一时间，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杨国忠居然将责任推到了皇帝那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隆基那里，很多人猜想皇帝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但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赶快筹划去蜀中的事情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皇帝陛下这种慵懒的反应，似乎让朝臣们很是茫然。从皇帝陛下那懒散的神态中，所有人全都感觉出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江河日下。据史料记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一日的这一天，长安城内市井萧条，人心惶惶，不知所以，人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很快将会为叛军所有。但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拥有无上权威、威风凛凛大唐皇室虽然决定巡幸蜀中，但他们离开长安的方式，却是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登上勤政楼，百官上朝者仅十之一二，朝堂之上清冷无比，李隆基正式下诏巡幸蜀中。这天晚上长安兴庆宫内依旧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但是在宫内除了巡防的金吾兵、当值宦官、各院嫔妃外，却看不到皇帝陛下、杨贵妃、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人的身影。此时太极宫后的玄武门城楼上，宰相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及高力士、太子李亨等人悄无声息地守候在卧于楼堂中凉榻上的李隆基身旁。而在玄武门与西苑重墙宽阔的石坪上，近两万羽林军融于夜幕之中，他们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夜李隆基决定将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夜！伸手不见五指！从禁苑内传来寅时三刻的报时梆子声，高力士向杨国忠、陈玄礼等人一一颔首，三人一起领着众人跪下，杨国忠向李隆基低声奏道：“臣等恭请圣驾幸蜀！”“启驾！”李隆基的声音依旧显得那么慵懒，在听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众人搀扶起李隆基，走下玄武门城楼，三军早已经跪伏道旁，等待皇帝上马，贵妃乘舆。……六月十三日，黎明。皇城兴庆宫内外上朝的百官，依旧按着宫内报时的梆声，纷纷吹灭手中的烛火，将残烛交给收烛的工役，然后从笏袋中取出朝笏来，微拂袍脚靴尖上的尘埃，准备在宫门启开时依班入宫。、、当……当……三声景云钟响，打断了朝堂门前众人的寒暄声，朝官们再度正冠捧笏，面向宫门方向肃立，一队金吾兵手执金瓜玉斧走向宫门，又默默散开守卫宫径。在朝官们很长时间的盼望后，宫门终于打开了。走在最前边的导引金吾兵及上朝的百官们却发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场景。没有皇帝，没有贵妃娘娘！终于，有人听清了呼喊声：“平安火不至，陛下不在南内受朝！”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皇帝陛下已经抛弃你们这些无用的大臣，早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人群中开始大乱！当时从宫内里涌出的惊慌逃命的人流，眨眼之间窜到大街之上，惊动了长安城南北大街、五条东西大街几万户人家，男女老少立即奔出房门，人们拥挤着、哭闹着。一时间，大唐京城天翻地覆！就在六月十三日清晨长安城乱作一团的时候，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族以及众多近臣在两万禁卫军的护卫下，已经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身后那伟岸的城墙已经让他们无暇去追忆曾经繁华的过去，此刻他们只想逃离这即将布满战火硝烟的是非之地。所有人的脸上全都带有一丝愁云，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此刻，大唐帝国前途与他无关，皇帝老儿是个什么状态，他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蜀中后，如何摆出自己的威风，让蜀中父老知道他胡汉三威风八面地回来了。然而，命运最终让杨国忠的生命定格在了一片荒山之下，在长安城陷入一团糟的时候，行走在前往蜀中道路上的李唐皇族，即将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马嵬驿兵变六月十四日，李隆基的大队人马到达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两天来，三军将士随从护驾，一路上晓行夜宿，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是满腹牢骚、怨气冲天。这次李隆基前往蜀中，虽然名曰“幸蜀”，事实上谁都知道是在逃跑，所以一路上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八面，走到哪吃到哪。但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使许多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充满艰辛、危险、苦难甚至吉凶未卜的征途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是偷偷地离去，当时就连李隆基身边很是信任的宦官头目袁思艺也是不辞而别。所以，出现牢骚、产生抵触情绪并不足为奇。据史料记载，当一行人马到达马嵬驿的时候，很多士兵实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刀剑出鞘，气氛剑拔弩张。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以死在

指秦国的军队。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言归正传。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作为陪嫁品，齐桓公还送给重耳马车二十乘。潦倒了一个多月的重耳一下子又阔了起来。临淄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大都会，远非狄戎之地的翟国可以比拟；齐国公室的女儿历来以美艳闻名，想必比赤狄部落的季隗更具风情；更重要的是，齐桓公雄霸中原数十年，霸主政治趋于成熟，令重耳和他的追随者们激动不已，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好奇地观察着身边的所有事物。但他们没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正好是齐桓公霸业的落日余晖。第二年冬天，齐桓公去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如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他们接二连三地目睹了五子争位、三贵专权、齐孝公上台等政局变易，而齐国的霸业也在一夜之间坍塌，南方的楚成王挥鞭北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些事情在重耳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在卫国落难时产生的疑问，现在又一次跳出来，刺激他的神经。雄图霸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值得他这个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继续折腾下去？如果说当年在卫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活所迫的话，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则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后世的孔老二说，五十而知天命，重耳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但是，天命究竟在哪？带着这些疑问，重耳逐渐沉迷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老婆姜氏为人贤淑，将他照顾得很好。此间乐，不思晋，他在齐国一住就是五年。现在他不止过了天命之年，而且过了耳顺之年了。一个人过了六十岁还在外漂泊，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但是，重耳不是一个人在外漂泊，自始至终追随着他的，还有好几十号人。这些人都是晋国的精英，别人可以不指望重耳有所作为，他们却不能。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前程，全维系在重耳一人身上了。以狐偃为首，这伙人在一棵桑树下密谋，准备挟持重耳启程回国。没想到，姜氏的使女此时正好在树上采摘桑叶，将他们的计划一字不漏全听了去。等他们散去，惊惶的使女连忙跳下树来，跑到姜氏那里去告密。这可怜的姑娘显然不知道政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姜氏得到消息，甚至没有作过多的考虑，便命人把她给杀了。杀人灭口，是怕让齐孝公知道这件事，对重耳不利。晚上睡觉的时候，姜氏突然问重耳：“听说您想离开齐国？”重耳说：“从来没想过这事。”姜氏笑道：“别蒙我了，有人听到了你们的计划。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将那个人杀掉了。”“什么计划？”重耳一头雾水，“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啊！”姜氏在他脸上捏了一把：“还跟我装蒜。男子汉志在四方，您要走就走吧，我不会拖累您。再说，留恋妻妾，贪图安逸，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我不希望您就这么碌碌无为地呆在齐国，让人家看笑话。”话虽这么说，眼泪却流下来了。重耳不知所措，只能对她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啊！”后人王昌龄写了一首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写得很生动。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位少妇的老公总是呆在家里，过着平平庸庸的日子，恐怕没多久，她又要抱怨老公不求上进了。几天之后，狐偃等人按计划来到重耳家里，请他出去打猎。重耳还没起床，姜氏走出来接待了狐偃。狐偃说明来意：“今儿个天气很好，我等想邀请主人去郊外打猎，请夫人通报一声。”姜氏说，“您就别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了，我知道你们的计划。”狐偃等人面面相觑。“老实说，我也劝了他一晚上，要他带你们回国去，无奈他执意不肯。今天晚上，咱们开一个家宴，大伙把他灌醉，再将他带走吧。”狐偃等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拜谢姜氏深明大义。姜氏心里一酸，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上午，重耳从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床在摇晃。后来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睡在一辆正在前进的马车里。“老婆，老婆！”他叫道，嘴里的酒气还没有消散。没人搭理他。他挣扎着坐起来，狐偃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立刻出现在他面前。“公子，您醒啦？”狐偃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回公子的话，这里离临淄已经有一百里，具体叫什么地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回晋国啊！”狐偃大手一挥，故意避重就轻地说。“见鬼，我不回去！”重耳生气了，宿醉未醒加上路途颠簸，又躺了下去。“这个不太好办，齐侯已经知道您不辞而别的事了，您现在就算回去，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狐偃一脸无奈地说。重耳气得弹了起来。正好魏犨扛着一支长戟经过重耳的马车，重耳一伸手，抢过魏犨手中的长戟，就朝狐偃刺去。狐偃连忙闪开。赵衰等人一拥而上，死死拦住重耳，当下闹得不可开交。“好了，好了。”最后重耳气喘吁吁地说，“这次回去，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没问题。”狐偃拍着胸脯说，“我的肉又臊又腥，就怕您到时候不想吃。”重耳一路西行，先后经过了曹、宋、郑等国家。曹共公早就听说重耳生得奇怪，肋骨连成一片（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着实令人生疑），于是趁重耳在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带着人前去偷窥。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像曹共公这样，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屈尊去当狗仔队的，还真少见。曹国大夫僖负羁的老婆对僖负羁说：“我观察了晋国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气宇轩昂，都有相国之才。重耳有他们相助，必定能够回到晋国为君，而且将成为诸侯之长。到时候他如果要秋后算账，曹国首当其冲，您何不早作打算呢？”僖负羁深以为然，派人给重耳等人送去饭食，而且在装饭食的盒子里放上了一对上等玉璧。重耳接受了僖负羁的款待，但是将玉璧退了回去。在宋国，重耳受到了宋襄公的热情招待。但此时宋襄公正好遭遇泓水之败，国力不振。对于重耳来说，宋襄公不是一个有力的后台。他住了没几天，便打算告辞。临走时，宋襄公赠给重耳马车二十乘，以示自己不比齐桓公小气。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对他不冷不热。大夫叔詹劝谏道：“我听说，富贵在天，非人力可以强求。有三件事说明重耳得到老天的眷顾，必成大器，您最好对他热情周到一点。第一，男女如果同姓为婚，所生的孩子必定夭折，晋国姬姓，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也是姬姓，而他一直活到今天，是很少见的；第二，重耳出逃在外，恰好现在晋国又不安宁，大概是老天想助他一臂之力；第三，跟随他的那些人，至少有三个是人上人，却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命。晋国和郑国乃是同族，就算是公室子弟来往，也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是重耳这样的天命所归的人物？”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是出了名的墙头草，谁的实力雄厚，他就投靠谁。对于重耳这种潜力股，他没有任何兴趣。从郑国出来，重耳继续西行，接着来到了当时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楚国。楚成王很热情，用了“九献”的大礼来迎接重耳。我们不难发现，重耳所到之处，越是大国霸主，越是对他热情有加；越是小国寡君，越是对他冷若冰霜。所谓富贵宽容，穷酸刻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在酒宴上，楚成王开玩笑说：“公子您如果回到晋国，将如何报答我啊？”重耳恭维道：“金帛美女您都有了，奇珍异宝您也不缺，晋国所拥有的，不过是楚国人看不上的物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您呐！”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可以打住了。但是楚成王显然不仅仅想听这几句恭维，而是想听到更实质性的内容。当年夷吾为了回国，一挥手便答应给秦国五座城池，你重耳好歹给我楚国打张白条吧？楚成王不依不饶地问：“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公子将以什么报答我。”重耳被追问得没办法，只好说：“如果借重您的英名，能够回到晋国，以后两国万一在中原发生战事，我将退避三舍。”古代以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则是后退三次，累计九十里。在战场上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楚成王来了兴趣，笑着追问：“退避三舍之后呢？”重耳正色道：“如果退避三舍仍不能摆脱，那我只好坐上戎车，拿起武器，与大王您周旋了。”这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告诉楚成王，他不会拿国家利益作交换，另一方面是说，您就别再追问了好不好？此言一出，楚成王不觉愣了一下，楚国众臣都面露愠色。宴会之后，楚国大将成得臣立刻找到楚成王，请求杀掉重耳，以除后患。楚成王不同意：“重耳志向远大，作风检朴，温文尔雅，有礼有节。他手下那些人，都是非凡之士，而且对他忠心耿耿。现在晋国的那位（指晋惠公）刻薄寡恩，国内国外的人都很讨厌他，恐怕不能长久。我听人家说，姬姓诸国，最后衰落的就是晋国，大概就是因为有重耳这个人吧。老天要他兴旺，谁又能阻挡？逆天而行，必有大难。”看来，楚成王多年进出中原，也沾染了中原文化的气息，讲起“德配天命”的大道理来，头头是道。重耳暂时就在楚国居住下来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呆太久，当远在雍城的秦穆公问公孙枝“重耳在哪里”的时候，公孙枝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楚国。”秦穆公说：“把他找来。”【晋文公上位：让第三方成为政治资本】公元前637年，重耳在秦国人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了雍城。重耳的冒险之旅始于翟国，历经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结束于楚国。从楚国到秦国的旅程，谈不上任何冒险，楚成王派了阵容强大的卫队，一直将他送到秦国边境，交给了正在那里恭候的秦国大夫公孙枝。临别的时候，楚成王对他说：“我本来也想帮助您回国，可是楚国离晋国甚远，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确实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秦国与晋国接壤，秦伯又是个厚道人，我就不耽误您的大事，请您好自为之吧。”重耳深深地一揖到地，作别了楚成王。进入秦国，等于踏上了返回晋国的最后一块跳板，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华丽的一跳了。恰在此时，绛都的晋惠公告别了人世，大子圉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公。相对于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的热情招待，秦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顾重耳六十二岁的高龄，一古脑将五位公室的女儿嫁给了重耳，其中包括原大子圉的夫人怀嬴。对于这一安排，重耳感激之余，觉得难以接受。毕竟大子圉是自己的侄子，怀赢是自己的侄媳妇，太亲了，下不了手。然而怀嬴又是秦穆公最喜欢的女儿，娶了怀嬴，可以加强与秦国的关系，秦穆公更会全力以赴，帮助重耳回到晋国。重耳感到相当为难，他不断对自己人说，抢侄子的老婆，于心何忍？狐偃和赵衰笑而不答，倒是胥臣季臼用一句话打消了他的疑虑：“您还要抢人家的国家呢，抢人家老婆算得了什么？”言下之意，您就别假惺惺推辞，开开心心去做那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勾当吧。胥臣季臼这话说得很流氓，但是很有道理。生于公室之家，婚姻就是政治，哪容得你温文尔雅呢？重耳于是接受了秦穆公的好意，不过他心里面还是有障碍。怀嬴嫁给他的第一天，侍奉他洗漱，重耳的道德感突然涌现，厌恶地拿手挡了一下，将怀嬴推开了。怀嬴自大子圉逃回晋国后，一直闷闷不乐，不得已嫁给眼前这个糟老头，就更加不开心。重耳这一推，终于使得她爆发了：“秦国和晋国地位相等，凭什么看不起我？！”重耳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将夫妻之间的小事上升到这个政治高度。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如果怀嬴跑到秦穆公那里去告他一状，说他看不起秦国，这十几年的苦就白吃了。这对于重耳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甚至怀疑，怀嬴是不是心里只有大子圉，因而演出这么一出戏来坏他的大事。大子圉年轻力壮，又与怀嬴有数年的夫妻之情，怀嬴心里向着大子圉，几乎是不用置疑的。重耳暗自骂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要防范这个妇人耍小心眼，居然让她给揪着了小辫子。“不行，我绝对不能在这里抛锚！”他对自己说，脑子里飞快地计划着如何挽救局面。那个年代不兴跪搓衣板，重耳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向怀嬴认错：他将衣服脱下来，光着上身，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这一招很有效果。怀嬴有没有就此原谅他，谁也不知道，但秦穆公听到这件事，倒是很开心地笑了一阵。男人打骂老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哪里有像重耳这样，推了一下老婆就立马自囚认罪的？秦穆公想，重耳这样做倒不是怕老婆，而是打心眼里尊重秦国吧。为了给重耳找个台阶下，他派人前去重耳家里，邀请他来参加宴会。重耳穿好衣服，叫上狐偃，要他陪自己一起去。狐偃推辞道：“宴饮吟诗，我不如赵衰有文才，请您带赵衰去吧。”重耳奇怪地看了狐偃一眼，也没说什么，就依他把赵衰带去了。那次宴会的气氛极其融洽。重耳给秦穆公祝酒的时候，赋了一首《河水》之诗，大概意思是河水向东流，最终归于大海。诗里面的海，自然是指秦国。秦穆公很高兴，回了一首《六月》之诗。重耳没听出门道，赵衰却听明白了，他在一旁唱道：“重耳拜谢秦伯之赐！”重耳连忙吭哧吭哧地跑到阶下，朝秦穆公稽首。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尊重地答谢重耳。回来之后，赵衰告诉重耳，《六月》之诗写的是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出征时的场景，秦穆公以这首诗相赠，是希望重耳也担负起辅佐天子的重任，所以一定要下拜表示感谢。所谓辅佐天子，自然是建立像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了。话分两头，狐偃没去参加那次宴会，是因为他刚刚接到来自晋国的一封密函，他的父亲狐突被晋怀公赐死了。晋怀公上台之后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任何人追随重耳在外流亡。对于已经跟随重耳的人，他公布了一个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还不回国，则杀其家人，绝不赦免。这一招，等于是对重耳釜底抽薪，然而收效甚微。狐突的两个儿子狐毛和狐偃都跟着重耳，过了那个期限，晋怀公将狐突抓起来，逼他说：“赶快要你的两个儿子回来，我就赦免你。”狐突神情自若，面不改色，摇摇头：“儿子长到能做官的年龄，父亲就要教他如何忠义，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为官之前，签名宣誓效忠，就是为了防止产生二心。现在我的两个儿子效忠重耳，已经有很多年了，如果我召他们回来侍奉您，就是教他们不忠。要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这么做了，又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呢？”老头转过头直视晋怀公的眼睛，无所畏惧，“刑罚有度，不滥杀无辜，是因为国君圣明，也是为臣的愿望。刑罚无度，是因为国君喜欢摆威风。随意给臣子安罪名，谁又没罪呢？我听任您处置。”狐突这话，点了晋惠公、晋怀公父子的死穴：他们都是那种对自己很宽容，对别人很苛刻，抓着人家任何一点小毛病都能做文章的人，给别人安罪名，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晋怀公当然也不会反思自己有什么不对，给狐突判了死刑。狐突在晋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他的死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大夫卜偃称病不出，而且对人说：“国君开明，百姓才心服口服；国君不明是非，想通过杀人来耍威风，难道不是适得其反？主公即位以来，咱们没看到他的仁德，只听到他杀人的消息，他这国君恐怕当不长久了。”可想而知，晋怀公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到了最低点。公元前636年春天，重耳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启程返回晋国。这时，距他自蒲城逃亡出国，已经有二十年了。东渡黄河的时候，狐偃突然跪在他面前，将原来重耳赐给他的一双玉璧举在头顶，还给重耳，说：“这些年来我追随着您流亡天下，犯了不少错误，有的事情罪不可赦，不用您说，我自己都清楚。请允许我就此告别，继续流亡，以示惩戒。”狐偃所说的罪不可赦，自然是指当年在齐国与齐姜合谋将重耳灌醉，挟持其西行回国之事。当时重耳十分恼火，甚至说出了“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之类的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事情基本上是成了，狐偃也不用担心重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但狐偃知道，自己虽然与重耳患难与共，并不代表今后可以万无一失地同享富贵。万一哪天重耳嫌他烦了，翻出陈年旧账，给

一阳，这是平衡，打破平衡就会一边倒。”“怎么不行？换格阻阴，以格控阳，人为平衡嘛。”林岳摆了一桌子的植物样本，不住地挑拣着。从地下通道出来，我们便全力寻找破解井字楼的方法，耿婆算出了整个格局体系中各盘的关键所在，但似乎又卡在了地面上这个“棺井葬屋”的格局起源上。其实，如果从整体的宏观角度来看，整个格局是由“棺井葬屋”引起的阴阳气息互流而开始的。先是有了三股阴气，而后逼迫居民体内的阳气外泄，结合阴气自棺井引入地下，以地下通道的特殊设计将其转化为病症之气，最后由八只虚灵作为神盘八神接气，将整个格局形成的气息带给那个布局者。虽然目前还并不知道，那个布局者是如何从这八只虚灵身上获取格局气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使自身肌体新陈代谢停滞，目的便是达到延缓衰老，寻求一种另类的“长生”。眼前整个格局的布设及原理似乎很明了，但在破解方面众人却产生了争议。林岳和莫炎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阴阳之气，他们的设想是以莫炎的纯阳灵火将三股阴气阻断，同时由林岳布设纯阴植物对局内残留的阴阳气息进行平衡，我和耿婆封堵格局局眼，并设法去除地下通道的格局效应。而我却不这么想，事实上这三座井字楼内的居民已经产生了特殊体质。他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阴气鼎盛的环境中，体内的阳气一直因阴气逼迫的原因而外泄，久而久之人体便形成了特殊的“阳猛”反应。所谓“阳猛”是指人体为了适应阴性环境而产生强烈的阳气抵御能力，如果现在将阴气阻住，即便林岳的纯阴植物能够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之气，但却无法控制住那些居民体内反生出的阳气。如此一来只怕格局尚未破解，三座井字楼的居民已个个血脉尽爆而亡了。这就像深海中作业的潜水员，一旦因某些原因上浮速度过快，人们在水面上看到的便只是一具胀坏了的尸体。“格局中的阴气虽然浓重，但却不凶险，绵绵不断有如长流。”耿婆缓缓道，“正是因为这样，楼里的人才会逐渐适应，并产生‘阳猛’体质，在格局里存活下来。”“这布局的人很聪明，也很残忍。”S心寒道，“这些人不死，就能长期保证格局内阳气的供应，但如果他们企图离开或有人贸然插手，便会必死无疑。”晖儿一直在电脑前忙碌着，以她的习惯，此刻应该正在排列着逻辑线索和分析公式，幸好这个习惯只是出现在处理类似事件上，如果连平时的感情和生活都是如此，只怕要轮到我郁闷了。“为什么那些人会生病？”敲下最后一个按键后，晖儿向我问道，脸上透出隐隐的笑意。“人体自身的阳气与自然界的阴气毕竟还是无法抗衡的，阴入阳虚，从中医角度上说就是风寒入体，所以才会生病。”林岳俨然一副医师会诊的口气。“亢阳……”莫炎冰冷的表情中闪现出惊异，条件反射似的望向我和耿婆。大多难题的症结所在往往是简单至极的，可往往会在人类的惯性思维中成为盲点，如果有人点出了这个盲点，那么整个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此刻我和耿婆脑中亦是通明一片，莫炎所说的“亢阳”正是解决井字楼格局的方法，而指出众人思维盲点的却是晖儿。亢阳只是一种局势气脉的称呼，产生这个气脉的是“地支亢阳局”，这格局一般是用以治理阴气过盛的地域气脉，最大限度地将地域内的阳气引出，导入所处的地域内，以此来达到周围环境的阴阳平衡。既然那些人会病，就是阳虚的体现，如果说去除阴气后他们会因阳猛而死，那么留下阴气他们则会因阳虚而病。症结的原因便是那些被格局逼出的阳气，人们缺少了这部分阳气，自然就失去了平衡。现在要做的便是将人们失去的阳气引出导回。“非常感谢你们对家乡人民的帮助啊。”一个中年干部热情道，“这里一直没有条件进行修缮整治，这次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人老了，叶落要归根，做点小事不算啥。”耿婆满脸感叹道，原本挺直的腰板此刻正佝偻着，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我母亲专程请来了建筑施工方面的设计师，为这里的楼宇改建设计方案。”我转身介绍道。“整片建筑的结构和承重我们已经过严密的测量。”S递过一份图纸，十分专业地解释道，“根据建筑本身的损旧和不足，我们的改造设计思路是……”在找出了解决办法后，我们连夜勘察了井字楼周围的地域情况，按照地支亢阳局所需的布设条件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对于像井字楼这样的陈年建筑，这片区域的负责单位早就有修缮整治的想法，只是苦于难以筹措资金和居民无法安置，对于这点只需查询一下与此相关的资料网站和单位服务器便可完全知晓。S充分发挥了她在建筑设计上的特长，并根据自己常年积累的经验，在两天内便做出了一整套符合地支亢阳局的改建方案。当然，方案背后的总设计师还是耿婆。拿着从陈子浩那里得来的一千万，我们找到了这个区域的负责单位，以为家乡人民做些好事的名义提出了对井字楼的改建要求。负责此事的那位中年干部在耿婆满口乡音的诉说下不禁动容，立即与相关单位进行联络，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顺畅。“他们开始改造井字楼了？”高大男子微笑道，“很好，很好，你去安排一下，动用一切关系，务必保证他们行事顺畅。”莫曹恭敬地点头应承，脸上的笑容有如春风般温暖……二十八、司南图记改造工程的进行十分顺利，相关单位的行文批复手续上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挠和卡要，甚至还专门为此指派了相应的市政工程队。出于对耿婆捐资改造的尊重，整个工程的施工设计使用了我们的计划方案，而指导方面由S来负责，当地有关部门也指派了专人进行配合。S和晖儿变得异常忙碌起来，一方面S必须根据我们事先商议好的方案，将地支亢阳局的要点部分自然地结合到改建工程设计中，并监督整个工程的实施；另一方面，晖儿根据实际的工程数据进行测算，对隐含在工程设计中的地支亢阳局的效果进行实时监测。虽然地支亢阳局足以破解井字楼原本的诡异布置，但如果在改建实施时出现某些偏差，那么不单井字楼里的居民，连施工队伍甚至周围的人们也会受到牵连。如果事态变成这样，那还不如不进行改造。相对之下，我们三个大男人就悠闲多了。林岳颠颠地往返于井字楼工地和旅店之间，三天两头弄些补充体力的药膳给S和晖儿；我和耿婆隔天便去工地查看局势的变化，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至于莫炎，自改造工程一开始，便隐身了似的消失在了井字楼附近，当然，他并不是真的消失了，而是暗中监视着整个施工进程，防止布设井字楼的人阻扰破坏。当然，我们还是进行了必要的化妆，既然要在公开场合出现，那就必须注意我这个被通缉者的安全，其他人也是一样。结合到改造工程的地支亢阳局布设得并不复杂，我们将其分作了引阳、破井、护阴和回气四部分。所谓引阳，便是将原本的向阴聚气的六格钢窗替换为宽大的塑钢移窗，增大的移窗不但有效地导入了阳光，改变了屋内的光照条件，同时也替换了六格钢窗的阴数窗形，每面墙体上均出现了阳数九窗。并且，在改造中整个楼体的外墙色彩被粉刷为红色基调，以色彩在五行中对应的属性而言，红为火，为盛阳，充分聚集了四处的阳气，以抵御朝向上的阴煞冲射。所谓破井，便是要对付井字楼中的三口“冥井”，这三口“冥井”分别是底楼储物室的窨井、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和井字楼本身形成的“棺井”。在提交设计方案时，S以空间布置和承重不足为由，底楼的储物室作为承重结构全数封死，抵消了窨井的效用；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因设计不合理和占用有效空间的原因被全部拆除；而井字楼的楼台上则竖起了四个颇具哥特风格的尖顶，其作用当然是以尖角火形布成的阳局来压制“棺井”。至于护阴和回气，则是考虑整体格局阴阳平衡的布设。从前两个部分的设置来看，井字楼的阴霾之气已得到有效的控制，但考虑到其间居民的特殊体质，所以不能完全消除。为了有效地利用好它们，以适当的数量来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气息，方案中在三座井字楼的会集点设计了一个美化小区的喷水池。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耿婆的建议，阴水为柔意，为护阴，可通天、润人、入地，并且定时的开启也能在阴阳不济的时辰对整个区域的气息进行平衡调节。而区域周围的绿化也做足了功夫，几排按规律种植的杉槐将这里点缀得生机盎然。其实，杉树为阳木，槐树为阴木，我和林岳正是利用这两种树木的特性，设下了这个回气布局。即便各方面的条件和效率都很理想，但作为这样的改造工程，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施的。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六人各司其职，几乎没有离开过井字楼区域半步。在井字楼改造工程完毕之时，还有一个关键的步序，那就是必须用丹砂在三座井字楼的十二个尖顶上“定阳”，这也是整个地支亢阳局的最后点睛之笔。距工程结束还有三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可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令局势又变得复杂了起来。“韩笑？！”在旅店房间內见到这人时，大家都是一惊，这个有着孩子般天真笑容的家伙带来的却未必是好事。不过，此刻的韩笑应该弄不出什么花样，在他的颈部、肩窝、手腕、膝盖和脚踝处各有一个闪亮的灵火光团，满脸冷漠的莫炎正坐在他的身边，慢慢地喝着杯中的白水。“呀？韩警官大驾光临，不知所为何事啊？”林岳吊着脸，口里阴阳怪气地损道。“你小子省省吧。”我用肘部拐了他一下，低声道，“别让S觉得你在打落水狗。”“切，落水狗人人可打，咱不玩那个假斯文。”林岳哼哼着凑近韩笑，不放心地看着他身上的灵火光团。“那是九炎灵锁。”莫炎喝着白水，头也不抬地道，“专锁恶类虚灵的。”“哈哈，那就是说，这小子现在是废物一个咯？”林岳幸灾乐祸地笑道。“很抱歉，废物这个称号你还是自己留用吧。”韩笑调皮地笑道，“我只是暂时失去了自己的能力而已。”林岳脸上一沉，右手悄悄摆动着，看样子韩笑是要吃苦头了。“你先少安勿躁。”我上前轻轻搭住林岳的肩头，手下微微一紧，“莫炎，你怎么抓到他的？”“我找到了那八只虚灵的追踪信息。”莫炎放下手里的杯子，冷冷地盯着韩笑道，“而他正准备从那里离开。”那八只被莫炎做了记号的虚灵承载着井字楼格局的病症之气，它们可能出现的地方除了井字楼下的通道外，便是布局者的巢穴。韩笑既然出现在那里，恰好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怀疑，这三座井字楼就是他们布设的。S表情复杂地看了韩笑一眼，却正好迎上韩笑那看似无意的一瞥，两人脸上都出现了微妙的表情变化，但很快便若无其事地各自避开了视线。“他说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莫炎拿出一个精致的锦囊，“身上却带着这个。”锦囊中装着一块黄铜制成的方形物件，光滑可鉴的一面上用阴纹刻制着许多线条和字迹，正中微微凹下一个圆形，圆形的正中则是一个不大的孔洞。另一面只是略做了打磨，以同样的阴纹手法刻制了北斗七星的图案，而那个孔洞正透过北斗的第四星——天权。从式样和成色来看，这东西的年代必定十分久远，应该是个古物。“韩警官，你应该不是来破获什么文物走私案件吧？”我看着手中的物件，沉声道，“这城市里井字楼的受益者是谁？”“我不得不惊讶于你的敏锐。”韩笑懒散地笑了笑，“这么快就看出我破获了重大文物走私案。”韩笑越是如此镇定，我们心中的怀疑就越大，显然他没有说真话。井字楼事件眼看就要被解决，他却偏偏“碰巧”来此办案，而且还带着一块所谓的“重要文物”，如果一切真是那么巧合的话，我们生存的世界似乎显得太小了点。而且，这块东西的特征实在是太明显了……“文物走私？呵呵，窥觑司南斗盘的不正是你们吗？”将物件交给耿婆，我冲着韩笑冷道，“肯支付一千万的报酬给言家五虎，这东西对你们的价值远远不止这点。”“我不太爱看武侠小说，所以没有你这样的想象力。”韩笑依旧嘴硬道，“不过，你要说杨家七将的话，我还是知道点的。”九个灵火光团猛然一亮，韩笑的身体突地绷紧，脸上顿时闪过一片痛苦的表情，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懒散的笑容很快便又布满了他的脸庞。如果不是他额角那隐隐渗出的汗珠，我可能会怀疑莫炎是不是手下留情了。“师叔，我说过，你和师父的恩怨别算在我身上。”韩笑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我只管做事，没有知情权，就算你毁了我，也还是一无所获。”莫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原本握紧的双手随即松开，韩笑面部一松，喉头耸动了几下，绷紧的身体渐渐舒缓了下来。在云南时，莫炎为拷问活玉水翠的由来，生生折断了张禾的手臂，而对于韩笑他却并没有下狠手，或许应该说从面上看，并没有下狠手。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就算是把韩笑的四肢全部折断，不会说的他依旧不会说。“呵呵，不说不要紧，这东西应该能告诉我们。”耿婆咧嘴一笑，掂了掂手中的司南斗盘，“暂时先在这里看着他，你们和我去另外的房间。”莫炎点了点头，起身将韩笑推入里间，其余众人随着耿婆走出了房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段文字是当下考古界公认最早对司南的文献记录。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国科技考古学前辈根据王充《论衡·是应篇》的这十二个字，考证认为我国古代有过名为“司南”的勺形磁性指向器，并据此设计了司南复原模型，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长期以来，司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在我国古代，人们发现山上的一种石头具有吸铁的神奇特性，如果将它制成长条形则能指南北，于是便称这种石头作“磁石”。于是便有能工巧匠把磁石打磨凿雕成一个勺形，磁石的南极磨成长柄，放在青铜制成的光滑如镜的底盘上，再铸上方向性的刻纹，这块底盘被称作“地盘”。当磁勺在地盘上停止转动时，勺柄指的方向就是正南，勺口指的方向就是正北，这就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司南”，同时也被认为是我国祖先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指示方向的仪器。依据这些记载和理论，眼前这块古朴的黄铜“司南斗盘”显然便是司南的组成部分，所缺的只不过是一支由磁石精心打磨而成的长勺而已。但我和耿婆却并不这么认为。无论从黄铜的质地还是从制作的工艺上来看，这块司南斗盘都不会是仿冒的赝品，但如果说它是从张良墓中发掘的，却又有些疑点。“我记得汉代是地盘发展演变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盘刻度变成了十二个方向。”我思索道，“这块司南斗盘的刻度却是八个方向，照此看来，它的制成年代应该早于张良所处的汉代。”“未必，司南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秦朝当政本就不长。”林岳摇头道，“从时代上来看，张良会持有改良前的司南也不为过。”“自战国到秦汉，金属制品原材料采用的是青铜，兵器和日常用品都是如此，只是配比不同，坚硬度不同。”我反驳道，“难道张良会舍本求末地去专门铸造一个黄铜的司南斗盘？是为了标新立异，还是别有天机？”“照你那意思……得，别和我说你是参照那根锥子得出的结论。”林岳眉毛一扬，“少昊之子那可是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物，这年月也忒早了点吧。”就在我和林岳争辩不休的时候，S已经将司南斗盘的图形导入到了笔记本电脑中，通过3D立体建模的方式同比制作了一个虚拟司南斗盘。晖儿则在一旁盯着上面的各个刻度，若有所思地翻动着一本笔记，继而双手飞快地在电脑上操作着，屏幕的一侧不住地闪过一排排惊人的运算数字，正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俩小子跟乌眼鸡似的，年代啥的还要争吗？”耿婆瞥了我俩一

过来在地上抹了把卤汁，细细闻了闻，“这东西是夜里的妖魔哈，月牙子到山边，黑曼陀罗的香气会让人睡瞌睡，打雷都不得醒唷。”昨晚模糊的记忆结合莫炎老田的推断，那搬头尸在害死岩虎之后，还曾将目标锁定在我身上，无意间却触发了驭金的自然反应，便匆忙夺回短剑并布下疑局企图一石二鸟。奇怪的搬头尸不但懂得用黑曼陀罗的药性使人昏迷，还有着匹敌人类的智慧，而身体里的这把古怪短剑显然对它十分重要，这一切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这短剑是啥地方来的？”老田发现我手中的短剑，眼睛亮了一下，“搬头尸身上的？”我点头默认，将短剑递了过去，老田眯缝着眼睛端详着。出于好奇，其余人也在一旁围看了起来。短剑是一字形剑格，剑柄铸成古滇常用的战鼓形，及刃近格处装饰着浮雕。剑柄上雕着一个头顶倒立战鼓的人像，一对环眼怒睁着，阔张的大口间露出两排利齿，两耳佩带着硕大的耳环，一手持刀，一手提着人头。老田在手中翻弄了几下短剑，小心地捏住剑柄处的战鼓形装饰，微微用力一拔，一把细窄的刺刃应声而出。莫炎见状一愣，向老田讨过刺刃，端详了片刻又放在鼻尖闻了闻，眼中竟闪过一丝讶异。这古怪的短剑居然是罕见的双套刃，大学时曾看过冷兵器的介绍资料，少数民族的武器习惯多数都以奇门见长，但这种暗藏刺刃的做法却很少有过记载。猎户出身的老田熟悉云南传统冷兵器倒也不是什么稀奇事，莫炎应该多少也知道些此间的渊源，他眼中的讶异勾起我莫大的好奇，手下不由自主地去拿那把刺刃。“小心你的手。”莫炎冷冷的说道，“这东西一向是有毒的。”“什么？”“你说啥？”我和老田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老田的语气似乎有些过分惊讶了，他知道短剑的机关，却怎么不知道刺刃的蹊跷？“你说啥？莫炎兄弟，刀上是啥毒哈？”老田继续追问。“主味黑乌头，次味黑曼陀罗。”莫炎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老田。“上山莫遇搬头尸，打仗最怕割头剑。”老田忽然感慨地叹道，“老汉活了六十多咯，今天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你懂刑天猎首剑，就该知道这刀有毒。”莫炎的言语中有些质疑。“不是老汉不知道哈，实在是不敢相信这就是那割头剑。”老田脸上一片担忧。“我也不敢相信。”莫炎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没人相信那个传说。”两人一唱一和的对话简直就是在演出悬疑剧，余下的三人在一边早已听得不知东南西北，尤其是没有满足好奇心的我，在被莫炎制止后对那奇怪的短剑更是心痒难耐。“两位能不能抽空给我们这些异乡人解释一下？”我按捺不住了，“搬头尸、刑天猎首剑、没人信的传说，这些到底是什么？”“讲故事还是让老田来吧。”莫炎耸了耸肩膀，把地上的袋子归拢到了一边。老田闻言笑了笑，示意大家在一边坐下，手中拿起短剑和刺刃，一段古老而又诡异的传说揭示开来……古滇时期，兵种大致分为骑兵、步兵和弓箭手，战场上配合得当兵马骁勇，算得上是百战百胜。但在一些棘手的战役中，除了这些常规兵种外有时会出现一支神秘的队伍。这支队伍共有七十二人，很少公开露面，一直单独行动。他们所戴的头盔是用树干雕成的，外蒙象皮，只露出两只眼睛。作战时手持古怪的短剑，专门割取敌人的头颅，并将这些头颅风干，用炭火烘培缩小后悬挂在腰间作为饰品。队伍只受命于滇王，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和姓名，据说是上古刑天一族的后裔，因此被称作“刑天营”。虽称作后裔，但与忠厚勇猛的刑天不同，狡诈狠毒不择手段，身手如猿猴般敏捷，十分擅长在丛林中突袭作战。古滇国的兵力、文化、物产都具备相当的实力，可滇王的统治疆土却并不大，面积与毗邻的夜郎国相比只算是边陲的小国而已。滇王似乎没有什么野心，对国土扩张也没有多大兴趣。但他十分看重滇国内部的统治，对来犯和内部侵扰的民族势力一向是斩草除根。游弋在古滇国境内的昆明族擅长马术和游击作战，这个古老游牧民族向来是滇王的心腹大患，多次围剿作战都是无功而返。盛怒之下滇王发出格杀令，指派刑天营围剿昆明族。一个大雨瓢泼的日子，昆明族的营地遭到古滇骑兵突袭，双方激烈交战一阵后战场渐渐移向附近的树林。战斗正酣，古滇骑兵突然露出败象，纷纷逃入树林，昆明族人一阵狂喜，乘胜追击地随后跟了进去。大雨使得地面泥泞非常，树木和雨水的影响令视野变得十分的模糊，马匹不断滑倒，昆明族人隐隐觉得有些不对。正当他们想要退出树林，却惊恐的发现队伍中不少人的头颅已不知去向，马匹上端坐着的全是无头的尸体！有几个胆小的立刻策马向树林外逃去，可还没跑出多远，便被树上跳下的几个怪人割去了头颅。原来这是刑天营头目设下的圈套，先前的古滇骑兵只是引诱昆明族人进入树林，擅长丛林战的刑天营则埋伏着暗中将其歼灭。昆明族首领很快明白了一切，于是将剩余的人聚集在一起，挑选了几个勇敢的族人四处跑动，引诱刑天营现身，队中的弓箭手则伺机射杀。雨水、鲜血混作一片，地上满是尸体残肢，树林里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厮杀。在昆明族人的奋力厮杀下，刑天营死伤殆尽，最后一个营众被活捉，但昆明族也只剩下了首领、他的兄弟和一名族人。正在他们审问这名营众的时候，刑天营头目悄然出现在身后，杀死了那名族人，并挟持了昆明族首领。首领的兄弟来不及救助兄长，便挟持那名营众与刑天营头目交换人质。双方各不信任，都不肯先放人质，最终只好约定一齐交换。就在双方准备交换的时候，昆明族的首领却突然按住架在脖子上的短剑割颈自尽，首领的兄弟又惊又怒，当下杀死营众扑了上去。经过一番苦战，以一条手臂为代价，他终于刺死了刑天营头目。在查看尸体的时候，发现在兄长的肋下有一个血洞，原来昆明族首领被刑天营头目用短剑上的刺刃暗中刺穿了的肺部，自杀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兄弟陷入绝境。悲痛之下他骑马返回营地，却看见古滇骑兵正在大肆屠杀剩余的老弱妇孺，孤身重伤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昆明族惨遭屠灭。无比的怨毒染红了他的眼睛，只身返回树林后他割下了所有刑天营营众的头颅，并全部敲碎。随后剖开自己的胸膛，用鲜血布下了昆明族古老神秘的诅咒。古滇骑兵在屠灭昆明族人之后，全队返回接应刑天营。走进树林却只看到昆明族战士的尸体，正在狐疑之际，一群无头的尸体从四面蹿了出来，用双手生生搬去骑兵们的头颅，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余下的骑兵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回城内。滇王闻讯立刻派出大祭巫率队前往查看，大祭巫在探明缘由后确定，那些顶着他人头颅的无头尸全是刑天营营众，是被人下了诅咒。但大祭巫无法破除这怨毒十足的诅咒，拼尽性命之下消灭了大部分无头尸，余下几具则受创四散逃走。……“照说当事人都死光了，那这个传说又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惨烈的传说虽然惊人，但我却心存疑问。“所以没人相信这个传说。”莫炎答道，“今天之前我也不信。”“是咯，有人说树林里的昆明族有人活下来哦；也有人说是大祭巫作法的时候看到了经过哈。”老田叹道，“不过，这一直都是传说咯，不是这把短剑，老汉也不敢相信撒。”“刑天营专用的刑天猎首剑。”莫炎将刺刃插入剑柄，“刀上的毒会使人麻痹流血不止。”“换作我也会自杀的。”S喃喃地拿过莫炎手中的短剑，似乎还沉浸在传说的氛围中。肺部被刺破，体内流血不止，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半小时内窒息而死，死时痛苦不堪。这样的境遇之下也许自杀是最好的解脱方法。不过，似乎这个传说并不仅仅是惨烈那么简单。“逃走的无头尸有几具？”看来晖儿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你们好像很怕这个传说。”“莫要问，也莫要讲咯。”老田一副害怕的样子，“烧了搬头尸，各走各的路咯。”“嘿嘿～～”一阵阴森的笑声在屋内响起，众人听得浑身一颤。虽说屋外阳光明媚，但在传说那诡异的氛围下，突然出现这样的笑声，实在让人不寒而慄。循着笑声，我和莫炎的眼光一同指向了放置岩虎尸体的袋子。莫炎迟疑了一下，上前解开袋口，岩虎的头颅咕噜一声滚落在了地上。“嘿嘿～～”头颅滚了两下，竟阴笑着开口道：“自杀吧，别想了，死比活着好。”我下意识地挡在晖儿和S的身前，身边人影一闪，莫炎已并排站立过来。老田的铜炮子猎枪早已举了起来，但却不住地颤抖着。“刑天猎首，无人生还。”头颅继续阴声道，“快自杀吧，免得我动手。”“就凭你这个死人头？”S冲头颅大声道，“你有手能动吗？大言不惭！”没想到S会冒出这么一句，原本紧张的众人都有些忍俊不禁。头颅似乎被激怒了，脸部涨满血红：“不是首领吩咐，你们早该死绝了！”首领吩咐？心里一闪，难道这就是那个传说中令莫炎和老田害怕的部分？“还有一句废话可以说。”莫炎冷冷道，“在我抽掉你的鬼丝蚕之前。”头颅一愣，双眼难以置信地望着莫炎，一时间失去了方才那嚣张的气焰。“说出首领同伙的位置，我可以考虑放你。”莫炎继续道，张开的十指上飙升出三寸多长的条状灵火。老田活见鬼似的看着莫炎，又望望我们，嘴唇哆嗦了两下，身子开始向墙边靠去。“你……你会法术？”头颅畏惧地看着灵火，眼珠不住转动着。莫炎并不回答，脚下迈步逼近，十指的灵火像灵蛇似的摆动了起来。“别抽我的宝蚕……”头颅声嘶力竭地叫道，“我说……我说……”停下脚步，莫炎冷冷地望着它，手中的灵火却没有收回：“在哪里。”头颅泄气地叹了一下，看着我们道：“你保证守信，我只说给你一个人听。”“这家伙在耍花样！”我隐隐看到它的颈部有几丝血红的东西在伸缩蠕动。喊声未落，那头颅猛一张口，几道血色细丝飞速喷出，直射莫炎的面部，那方向似乎是冲着口鼻而去的。莫炎身形一矮躲过，抬手抓住细丝，上前用脚踩住了头颅，灵火沿着细丝钻入头颅，双手并用不住地抽卷着。嘶喊中头颅脸上暴起根根紫黑的血管，眼珠和肌肉迅速干瘪了下去。莫炎一振臂膀，细丝应声扯断，手中灵火呼地将一卷细丝烧尽。“喀嚓”，干枯的头颅四下裂开，碎块间一条黑色的蚕虫不住地扭动翻滚，不一会便渐渐僵直了。“越人鬼丝……”晖儿惊讶地问道，“难道那时大祭巫做了什么？你们害怕的……”“大祭巫消灭了好多无头尸咯，法术用尽，后来只能用神虫术。可哪知道神虫居然被无头尸收掉，白白地丢了性命咯。”老田颤巍地说道，“老汉人老眼花，没看出来几位都是高人哈。”“老田，别害怕，我们不是高人，当然也不是坏人。”S对老田安抚道，“我们只是懂点法术，来这里是为了办些事情。”S倒也机灵，原本复杂的事情在她几句话之下倒也解释的简单明了。莫炎友好的拍了拍老田的肩膀，转身用灵火处理起尸体和鬼丝蚕来。“搬头尸里都有鬼丝蚕？”我靠近莫炎问道，“你担心的就是这个？”“是的。”莫炎手下不停，口中答道，“它们身上的鬼丝蚕不太好对付。”“好在只出现了一具搬头尸，你也不必太担心。”我安慰地笑了笑，“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就是。”莫炎回头看着我，一脸严肃地摇了摇头：“除非杀了我，否则走不掉。”“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被他说得莫名其妙，“干嘛要杀你？和离开这里关系吗？”“鬼丝蚕彼此间有感应。”莫炎看了看自己的手，“它刚才是想留下讯号。”“你手上有鬼丝蚕残留的信息，那些搬头尸就会一直追着我们？”我心中一凛，“灵火去除不掉？”莫炎点了点头，伸出右手，手掌上有几丝痕迹隐约地闪着红光，我知道在一般人眼里是看不到的，这便是鬼丝蚕留下的某种讯息。“还有多少搬头尸？”既然抛下莫炎绝不可能，那我就必须知道对方的实力。“传说中逃走的搬头尸有六具。”莫炎沉思道，“我没把握同时对付五只鬼丝蚕。”“S不是用枪解决过两只吗？”我突然想起阴墓中的滇王，“只要打碎它们的头，就可以消灭。”莫炎看了下S，叹道：“公孙杀的是有头尸。”似是而非的回答弄得我不知所以，一时间已无从问起。看着我一脸不解的样子，莫炎起身拍了我一下：“对无头尸来说鬼丝蚕就是它们的脑子。”十、苦聪蛛衣一种挥拳的冲动在心里冒了出来，如果不是衡量了一下格斗方面我和莫炎的强弱，也许此刻莫炎的鼻梁已经歪在了一边。一连串的对话下来，原本的疑问没有解决，反而却增加了更多的谜团，这就是询问莫炎的结果。“以后谁要是不懂‘惜字如金’这句成语，最好让他和你聊上几句。”我讥讽地说道，“而且那人还能同时领会什么叫‘越描越黑’。”莫炎被我说得一愣，似乎没有明白我话中的含义，直到瞥见一旁S忍俊不禁的样子，他才有些醒悟地看了我一眼，回答居然没有超过六个字：“你有理解障碍。”他这话一出口，S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原本满腹怒气的我一时被弄得哭笑不得。“莫炎说话的风格就是这样，我们也都该习惯了。”晖儿忍着笑解围道。“按这个风格下去，有事都说不清，等我理解话里的意思估计早就没命了。”我没好气地说道。“刚才听你们对话的意思，搬头尸还有五具，而且其中一具是当年的刑天营首领。”晖儿眨了眨眼道，“莫炎被鬼丝蚕做了记号，那些搬头尸会尾随而来，他却没把握同时对付。”莫炎点头默认，眼睛有意无意地瞟了我一下，转又注视着继续说话的晖儿。“鬼丝蚕本来寄生在人脑中，吞食宿主思想复制施术者思想的媒介体。”晖儿的语速缓慢了下来，“而对于没有大脑的搬头尸来说，鬼丝蚕则变成了它们的大脑。”“找不到大脑的鬼丝蚕会被宿主体内信息同化。”莫炎破天荒地词句慷慨起来，“施术者的思想会消失，鬼丝蚕继承了搬头尸的思维。”“难怪那个大祭巫失算了。”S做恍然状道，“那搬头尸盗割人头就是为了喂养鬼丝蚕？”“没有大脑的情况下是这样。”莫炎继续话多道，“按鬼丝蚕的习性，七天就需要一定的养分。”三人的对话严丝合缝，逻辑竟比我俩之前的对话清晰数倍，我对自己理解能力的自信开始动摇了。“正常情况下，鬼丝蚕可以通过消灭宿主大脑的方法解决。”我忍不住加入了讨论，“搬头尸是个特例，所以只有按照刚才的方法才能消灭？”莫炎的脸上掠过一丝诧异：“你还有药可救啊。”屋内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次连莫炎也不禁露出了笑意。“不好意思咯，老汉打搅一下哈。”许久没有出声的老田凑上前来，“几位都会法术，这搬头尸就靠你们降服咯，没啥事情老汉先走咯。”话一说完，他便急急向门外走去，人影晃动中，莫炎却挡住了去路。“刚才是你开的枪。”莫炎的声音冷了下来，“搬头尸的信息不会漏掉这一点。”“啊？！”老田脚下一软，险些坐在了地上，“那咋办？老汉不晓得会这样啊。”莫炎的作法虽然有些生硬，但的确是为老田着想，如果现在放他单独出去，一旦被剩余的搬头尸撞上，只怕是会死得十分难看。“老田，反正大家都是顺路，不如你就跟着我们。”S爽快地说道，“等解决了搬头尸，你自然就安全了。”这口气虽然有点大，不过也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况且附近的地形老田比我们熟悉，多一个老猎户做向导对事情的进展确实帮助不小。“先洗洗手吧，接下来的事情再慢慢商量。”晖儿端来一盆水，我们这才注意到收拾残局时，大家的双手都已污秽不堪了。双手浸入水中，粘腻肮脏顿时被清凉柔和的感觉所取代。我在盆里搓动着手掌，尽力享受着这种舒适。眼前忽然闪过几个黑影，我的大脑像被电击了一下。悉窣的耳语声、快速散去的身影、浓重的花香，不断交织重叠的残破画面有如老旧的电影片断一般掠过。“哗……哐当！”我诧异地收回双手，用力过猛之下水盆被打翻在地，污水溅了大家一身。“这水是从哪里来的？！”我急切地向晖儿问道，一旁正要

有了一点儿感情基础了，互相能了解点儿。他们心里对我们也挺爱护的。那会儿府里住着不少人呢，好几十人，男的、女的、少的。定：那就是说您大爷、二爷那会儿还都住在王府里？毓：都住在那儿，那房子都旧着呢，甚至于有的房子老得都不能住，可是还有使唤的丫鬟啊，老妈妈啊，嬷儿啊，嬷儿是给男孩子喂奶的，有管看的，有管喂奶的，嗬，那谱儿大了。姑娘叫什么？定：格格。毓：格格是后来的。那会儿就叫哥哥，几哥哥，几哥哥，就是几姑娘，几姑娘。男孩叫阿哥。管我这姐姐(指溥心畬的女儿)就叫哥哥，我叔叔有几个姑娘，也叫几哥哥，几哥哥。可是他们管我们不这么叫，他们管我不叫哥哥，叫大姑娘，管我哥哥叫大哥儿，按外头的说法叫外来户了。我最不服气的，他们都是妈妈抱大的孩子，就他妈我这倒霉出来的……他们后来叫着叫着气也不足了，就算了。那时候我虽然是个小姑娘，就气不忿儿。你们吃饭有大厨房，吃饭不说吃饭，叫传饭，到时候有老婆子传饭，西太后、老佛爷才叫传饭呢，就这么讲排场。我们那哪儿行呀，我们传谁去啊，我们传我们自己，我们得自己做去。虽然说我父亲抽大烟，也不能净赖我父亲呀，他们那会儿也抽大烟，还有人伺候，好几个管家伺候着抽大烟，这不是同等一样么，就因为我父亲没钱，暴露得就更明显一点。阶级观念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一点点促成你的思想变化，这就是我后来参加革命的背景。注69旧社会就讲这套，家传的，家规，讲虚伪，我一想我那个大爷有时候就很虚伪，那会儿环境造成的他那样。我祖母死的时候下小雨，冷，上面穿着棉袄，穿着那孝衣，下着小雨衣服不是潮吗？那几个管事的，那会儿叫管事的，就像现在秘书似的，不是秘书，那职称是老家人，就是伺候他的老奴。那些人捧臭脚，就说“哎哟爷您别太悲伤了，您出汗出得太多了，您看您的棉袄都湿了。”就那么捧，他就默认了。哎哟我心说，这哪儿是悲伤，这是下雨淋的，棉袄要湿到那个程度得出多少汗呀。我那阵儿才几岁呀，我就有看法。那会儿我母亲就死了，我16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那会儿府就卖了，说卖德国了，不是改辅仁大学了吗？我不记得年月了，注70那时候我很小，我很小就懂事了。说他们一个人得了几万块钱，那会儿几万块钱可不少，可这笔钱没有给我父亲，可能也给了点，给了他也不跟我们说呀，都糟蹋了，就那样。各府里就都不是自己的人了。今天整修过的恭亲王府大门(定宜庄摄于2016年)

3.随二伯画画

毓：溥心畬是我二伯，是我父亲的亲哥哥，长得特别像。我画画也是跟他学的。定：那可是名师呀。毓：确实是名师。南张北溥嘛，那可真是了不得。你看六爷府书画界的人特别多，在书画方面，在文艺方面，都是有学问的，作个诗呀，作个词，在写上面、画上面都行，六爷府都是这一路的。只是二爷太出色了，所以别人都显不出来了。五爷府就不是那样注71，五爷府特讲究什么？练。定：噢，一个府是一个风气。毓：他爱那个，好那个嘛。后来经济方面也挺困难的，溥心畬那会儿就开始卖画了，我哥哥为什么会画画呀？有时候就帮着他给画点，他一忙了就是代笔似的。我哥哥从小儿就爱画画，以后跟着他，那会儿他就十几岁了。我有个姐姐，三姐，和我同岁，她叫顺子，是溥心畬的女儿，早就死了。溥心畬还有两个儿子，都比我小。我们就都在一块儿，溥心畬挺喜欢女孩子。他一忙了，我和三姐就帮着给他上颜色，有时候他也说，这个怎么画，那个怎么画。有时候他不说，我就瞧他的意思，该怎么用笔，哪儿该使劲，哪儿该揉一揉笔头。这笔是倒着用，还是用侧锋啊，区别在哪里。您别看这画画，“瞧”最要紧。因为画画本身、写字本身，它有一定的气韵在里头，他可以从自身运用。这里边必须是我自己去体会。今天的蝠厅不准游客进入(苏柏玉摄于2016年)现在的恭王府花园您没去过吧？那会儿挺讲究的，家里有戏楼子，整个戏台画的一架藤萝，连根带整个柱子，房顶，整个是一个藤萝架，画的那功夫可大了。那年代不少了，后来也经过整修，装修也还保持原状，还是那样。还有那大殿，以前那殿真好看，整个是空的，几棵大柱子，雕刻得也细，镂空的，那叫蝠殿(又叫“蝠厅”)。对面是假山，真好。我还照了不少相。哎哟现在都没了。他们给盖成什么啦，什么展览厅，拆得乱七八糟，还有茶馆，还要票，票还挺贵呢，20块钱。展览厅里头不少画呢，有溥心畬的画，我舅舅的、我哥哥的，还有几张我的画呢。启功你知道吗？启功80多岁了，他的辈儿小，溥毓恒启，毓字辈下边还一恒字，恒完了才是启字辈呢。所以他老是当孙子的，他开会也不去，他辈分小，这个那个的，您不称呼不好，可是怎么称呼？启骧注72你认识吗？定：我不认识。毓：我们一起出过笔会，我让他写了一份册页，他就没法题上款儿，你说怎么说呀，论辈儿(我)是长辈，不论辈吧又真不是外人，他就给我写宗长，宗长就不论辈了。笼统点得了，爱宗什么宗什么。恭亲王府鸟瞰图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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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写入书中的历史毓旗口述时间：1999年11月14日地点：北京市定慧寺某居民楼毓旗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MarkElliott注74[访谈者按]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受遗命总摄朝政，辅佐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为帝。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伙同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将载垣、肃顺、端华三人革职拿问，并于几日后将肃顺诛杀，将载垣和端华赐死，注75其他五人或革职或遣戍。遂改元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由叶赫那拉氏掌握实权，开始了她对清王朝长达40年的统治。这场政变，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因发生在辛酉年，亦称“辛酉政变”。这也是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中，为争权夺利而酿成的又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骨肉相残的大案。端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道光六年(1826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袭爵郑亲王,授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咸丰十年(1860年)，皇帝逃往热河时，随从前往，授领侍卫内大臣。咸丰死后，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其弟肃顺等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肃顺是他的异母兄弟注76。对于这场宫廷政变，无论历史最终作出的评价如何，对于这个家族都是一场莫大的悲剧，是一个永久的伤痕，而这个家族此后的兴衰，也不再为那些只关心在政治与权力斗争中胜出的“正统”史家所关注。但是，正如我们从毓旗的口述中看到的，这个家族日后的经历不仅丰富生动，而且与时代的大变革息息相关，正因为有诸多这类退出“正史”的故事，与官方文献结合在一起，才构成那个时代的“整体”，所以，它具有毫不逊色于正史的学术价值。这篇口述访谈，主要围绕毓旗的祖父——载儒的人生经历展开。他从一个在朝廷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家族中走出，参加“平教运动”直至投身革命的过程复杂坎坷，颇具传奇色彩，这是一个在以往文字记录中罕见的满洲贵族出身的革命干部兼知识分子的典型，既真实又生动，为我们留下一个相当广阔的想象空间。毓旗是化名，所以没有必要再在前面加上“爱新觉罗”四字。注77他20世纪60年代初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受小学、中学教育。15岁步入社会。1979年考入大学，获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国文化史、宗教学和国际问题研究。多次赴美国、日本讲学，参加国际会议，数次访问台湾并在大学从事客座研究。出版多部中华文化、历史及当代哲学、宗教问题的专著。现任某研究机构研究员，是北京数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本篇口述的最后一段，是他对满族历史的一些思考，他坦言这些想法受其祖父影响很深。然毓旗虽是学者，恐怕也很难将这些内容形诸文字，由此亦可知，口述自有文字难以企及之处。

1.端华的事出来以后……

毓旗(以下简称旗)：这些事都是我爷爷给我讲的，目的是让我牢记家史。我现在也给我女儿讲这些事，我说你从小要知道这些事，这些是口传历史，它没有写在书上。定：端华出了这件事以后，官书中还有没有可以查到的任何线索？旗：任何都没有。说心里话，也就这几年，我因为学历史，本人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慢慢地就愿意再深入了解，要不然……端华是我的五世祖，我们是属于镶蓝旗的。端华官也挺大，总领过镶黄旗，所以我们也说在镶黄旗。他属于犯了罪的，朝廷赐死……当时那上吊的白绫带还留着呢。我爷爷说听他们老一拨儿的讲，当时我们郑王府一开始还没有给抄家，一开始说叫革退，就是革去爵位么，按当时规定世子还可以降几级，当时是降为辅国将军、辅国公注78等，但是家产也封了一段时间。革退这个处分之后呢，家族很快在朝中就没有地位了，没人愿意理，宗人府注79的人也不会给你好脸色。主要是几个妇道人家撑着这家里，家里没脊梁骨，这期间很多人去家里勒索，被人勒索了一大堆。定：东西就都转移了？旗：转移了，几家都转移了。家早散伙了，人死了还不散？我们这一支赶紧就跑了，老娘们带着第四个儿子悫善，没等抄家就都走了嘛。定：那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旗：抄了，实际上还是抄了。那时候抄家很厉害，什么叫抄家？今天抄了，封条子全部贴上。然后宗人府负责给你们送饭，集中在几个屋子里住，兵丁看守不能出来，人都不能出来，然后就开始清点名册，查你家有多少财产，就这么查。MarkElliott(以下简称Elliott)：那你们家以前的诰命注80还有剩下来的吗？旗：抄家最先抄的是朝廷颁给的各种文书，其次是房地，再次是浮财，就是金银细软。浮财你可以留藏、转移一些，藏文书就罪加一等，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传下来。我们更不可能有，抄家籍没的，他怎么可能给你留这些东西？定：我现在想听你说，端华那事出了以后，你们那些支的情况，我想知道那些支都在哪儿，越具体越好。旗：那个我还真说不出来。我爷爷要在的话他肯定能说出来。我爷爷过去讲亲戚必须走(指来往)，这是在一个大家族来讲。我爷爷那会儿讲，亲戚不走就凉了，如果再讲，就是往下传辈儿，最老的话就是：姑舅亲，辈辈亲，砸了骨头连着筋。定：姨表亲，不是亲，娘一死，断了亲。旗：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讲姐儿俩嫁汉各顾各，其实是一个意思。我爷爷还跟我讲：如果家族里生俩女孩儿，一定得再生个男孩，因为生这俩骨肉就不亲了，一出嫁就全都完了。而且如果姑舅之间再生个一男一女，还是姑舅。端华出了这事以后，等于封号就给别人了注81，王府也给人家了，以后封的郑亲王还是属于济尔哈朗一支的，但是哪一支我就不知道了。我们都不感兴趣，因为跟我们没有太近的血缘关系，就是顺着辈分一查，可能是济尔哈朗几个儿子中的另外一个儿子，那跟我们隔着七八代、八九代，血缘越来越远，没法儿再跟人家续。跟我们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时候他记得什么呢，就记得后来商量迁走，有一支后来听说迁到兰州、陕西那一带，那上吊的白绫带就给这一支带走了，不知道后来他们传到谁家去了，我爷爷老说兰州那支带走了。还有一支留在北京，留在北京这一支跟后来又恢复了郑王的那家关系不错，跟他们伙着过，搭伙。我们这一支，就是端华的第四子悫善，因为年龄小，才七岁，就过继给了绵英。绵英和端华私人关系很好，否则不会过继给他的，落难之后他给帮个忙呀。绵英不是皇室嫡系，也不是皇室正根，是旁支，好像是奉国将军，绵英的将军府就在现在北京评剧团，那个能人居涮羊肉再往南一点儿，顺承郡王府往北，就是我们家后来过继给的绵英的宅子，过继以后我们家就没走，就在那儿住。但有一支确实迁到保定去了。他们还经常有来往。位于今西城区大木仓胡同的原郑亲王府神殿到庚子年，我们从来不讲义和团运动，就用庚子年，叫庚子拳乱。注82我爷爷一吃面条就跟我们说这个：“吃面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吃面吃面不搁卤，火烧英国府。”就是那时候流行的俗语，开玩笑，满人特爱说一些俏皮话。那时候就乱。Elliott：你说乱是什么意思？旗：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来了，(对Elliott)你们到处烧杀抢掠呀，整个北京城都已经乱了套了。绵英的住宅那地方也遭了事了，实际上悫善在拳变之前就已经把大车都准备好了，他知书达礼，又经过变故，家里边已经被抄过一次了，再说原来寄居于人家家里边，算是过继的一个儿子，实际上也有些家族矛盾，这我爷爷他也讲不清楚，他就说等于是过继给人家了，家里边又没根了，在人家是寄居篱下，低三下四。所以1900年庚子拳变一乱，悫善就带家眷走了，保定不是有一支已经迁过去的么，我们就迁到保定，世道一乱就投亲靠友。把这些东西弄了好几个大车就给拉走了，就顺着涿州、高碑店、徐水这条路就往保定那边走了，往保定就落下了。彻底回保定，以后就没再回来。

2.旗地庄园和买汉姓

旗：悫善是到保定之前两年生的我爷爷，生我爷爷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夫人)可能也是侧的，不是嫡系。悫善到保定时大概是四十四五岁。我爷爷是老四。悫善他们迁到保定以后，实际还有官饷，因为悫善过继就属于绵英这一系了，过继了嘛，内务府还按照宗室的待遇，还能关出银子来，还按绵英这一家，不是按郑王，给了以后到保定府基本上也没做生意，也没什么事情，吃租子，旗地庄园的租子，北京还有点房产。到辛亥革命以后，就有一个问题了，宗室待遇逐渐减少，也落实不了，旗地庄园的土地也出了归属问题。我们当时在直隶，北京对宗室的所谓优待条例注83管不了那么多，鞭长莫及，北京这儿都乱了，直隶保定府还管你什么事，顶不住了以后就出去找工作，当时排满排得特别厉害，满姓的人找工作极难，后来就干脆买个汉姓算了，反正我们郑王府那边早完了，绵英这边宗人府的银子也无所谓了，就改了汉姓了。得找朋友入宗祠呀，正式地到人家拜祖宗去呀，入人家的谱牒，都是有这么一套规矩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爷爷就给我讲当时就买了汉姓，入了汉家宗祠，就在保定的定州，在庄园那一带，实际上是给我们种粮食的汉人的姓，买了一个姓氏，我估计也就是给个面子，这都是老庄户的人，老庄丁了，等于给老主人帮个忙。我爷爷经常讲置房子置地置产业一点用都没有，读书才是真正的，另外一句话就是有金有银有玉有这些财产，你要是压不住它它就把你压死了，读书才能压住家里的阵。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你读了书这些东西才能传下来，永远留在家里头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

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

日韩精品无码AV无码中文版，也就是年龄最大，又很仁孝；皇六子奕，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聪颖”，能文能武。传说，道光帝宠爱奕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奕，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长，猜想写的是“”字，而不是“詝”字，这件事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奕詝。这虽是一个传说，却说明一个道理，道光应该立奕而不该立奕詝，咸丰错坐了皇帝的宝座，皇六子奕身体很好，头脑聪明，文才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而奕詝却只有一点仁孝。又据野史记载：道光晚年身染重病，一天，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将以决定太子位。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奕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对奕詝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唯有一策，皇上若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示孺慕之诚而已。”他们兄弟俩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结果，道光对皇四子奕詝的话很高兴，认为皇四子仁孝，于是将奕詝定为太子。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总之，普遍认为，道光身后留下的宝座，应当由奕坐，皇六子奕无论德行、文武才能，都是道光诸皇子中最优秀的。结果却被奕詝错坐了皇帝的宝座。咸丰皇帝的第二个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逃离了皇都北京。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就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抵抗，而是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却在大敌入侵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带领老婆儿子、王公大臣逃之夭夭，还美其名曰“巡狩”。他逃到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呢？史载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他在山庄里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咸丰帝是个没有国君使命感，也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他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事件上，不仅有过，而且有罪。咸丰帝的第三个错就是错定了顾命大臣。在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五十年！雄才大略的人物主政可以把国家民族引向强大，而昏庸无能的人主政则会把国家民族引向弱小衰败。治政者的选择不可不慎啊！【点评】鸦片战争留给人们的反思将是永远的。它既暴露了清政府及一些投降派官僚、贵族们的奴颜媚骨，昏庸无能的政府是国家民族的大害，又显示了一些爱国大臣、将领们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是摧不毁的。而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野蛮行径，又向人们昭示出了西方文明在畸形中发展的事实。当一百五十年后英国米字旗在香港降下的时候，无论英王储的讲话是多么冠冕堂皇，但他心底的感觉肯定是不好受的。第十四章魏源与《海国图志》鸦片战争的炮声震醒了东方古老的睡狮，开启了中国自商周三千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睁开眼睛发现了天朝之外更加强大的世界。魏源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出生于一地主官僚家庭，十岁时家乡遭灾，家庭从此破落。由于家境贫寒，魏源读不起书，只好到私塾里借书，由于他刻苦勤奋，十五岁便考中举人。他热心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喜欢议论时政，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从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起，魏源就开始注意了解和研究西方世界。1840年九月的一天，占领定海的英军，为了筹划进攻中国内地的作战计划，派出人员刺探军情。一名叫安突德的炮兵军官偷偷地到定海附近测绘地图，被当地的百姓抓获，送交给宁波知府衙门。魏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赶到宁波，亲自审讯安突德。安突德向魏源交待了英军的作战意图和武器情况，同时也详谈了一些英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等情况。事后，魏源根据安突德的交代材料，写成了《英吉利小记》，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历史、地理等基本情况供人参考。1841年八月的一天黄昏，魏源在镇江城边的码头上，迎来了因中英战事被道光皇帝革职罢官、即将发配到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两位忧国忧民、力主抗英的爱国志士相见，不由百感交集，慨叹不已。在魏源的住处，林则徐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布包，指着布包内的一大捆书报说：“这是我在广东时组织人员从澳门的书籍和报刊上收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如今我发配新疆伊犁，路途遥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我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如果你能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介绍海外各国情况的书，改变国人对世界的无知状态，这便实现了我的夙愿。”魏源从林则徐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布包，激动地说：“这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夙愿，我将尽快把它写出来，不负你的嘱托。”林则徐走了以后，魏源更加广泛地收集天下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资料，决心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一部集大成式的世界史地著作。1842年八月，听到中国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魏源非常气愤，加快了写作的步伐，夜以继日地工作，到1843年初，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书的名字叫《海国图志》，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和认识西方世界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宝贵典籍。《海国图志》初稿为五十卷本。魏源在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反侵略纲领。“以夷攻夷”就是联合其他的国家，打击外国侵略者；“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练兵方法来战胜外国侵略者。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参加抗英斗争的亲身经历，魏源认为，这些西方侵略者超出中国的长处有三个：一是有行驶如飞的战舰；二是有打得远、杀伤力强的大炮；三是有严谨的练兵方法。因此，中国要想避免鸦片战争那样的失败，必须要有制造武器的火器局，从法国和美国请来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以加强国防。《海国图志》还是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的空前详细、准确的著作，书中以巨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各国历史和地理概况，收录了各种地图七十七幅，分地球全图、各大洲图和各国地图，对地球全貌、经纬度、五大洲、四大洋都有详尽介绍。魏源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主张在军事技术上师敌之长，补己之短，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含义，与明末清初至康熙年间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落后”向“先进”的学习，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天朝”的不足了；而康熙时期的学习则是一种“平等”的技巧学习，是学习一种“异技”而非“长技”。如此学习自然不会引起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注意，而魏源的充满“忧患”意识的学习渐渐使中国知识分子警醒了。这从魏源自己改革思想的变化也可看出来。面对清王朝的腐败，魏源主张变法，要求革新。他强调“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但鸦片战争以前，他要“变”要“革”的，还只是停留在漕运、粟盐、屯垦、河道水利等方面的“兴利除弊”。鸦片战争后，从《海国图志》看，他的变革思想有了发展，不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收集了仿造西洋船炮器械的图说、资料，而且提倡创办民用工业，提出了“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自售者，听之”的建议，甚至羡慕起美国的联邦制度，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瑞士，颂扬为“西土之桃花源”。【点评】魏源这部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巨著《海国图志》，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迈出了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第一步，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国图志》还漂洋过海，传到日本，被日本维新志士翻译成各种版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魏源的改革思想，虽然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微弱呼声，也有称赞西方民主共和政体的某些词句，但脚步却没有跨出皇朝专制的门槛，幻想清王朝能改弦更张，通过学习西方某些富国强兵之道，重振国威。第十五章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要割地，还有大量的赔款。为了支付这些巨额的赔款，清朝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地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来已经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榨，加上突如其来的沉重债务，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生活不下去，只好奋起反抗，终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一、金田起义洪秀全，广东花县人，181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远祖据说是从江西先迁到潮州，后来，因不堪富豪的侮辱和压迫，洪家又从潮州迁居嘉庆州（今梅县），到曾祖父洪英纶，又由嘉州迁居广东花县。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为人正直，母亲王氏，早年病故，他有两个哥哥，名仁发、仁达，一个姐姐，名辛英，还有一个妹妹，名宣娇。由于家境贫寒，父兄都靠种田为生，洪秀全七岁那年，被送入私塾读书。由于聪明过人，不几年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博得了人们的赞许，有几位私塾师傅自愿免收学费，以资鼓励；他的亲族也主动捐赠衣服，给予支持；父亲洪镜扬自然更加爱怜少子，不顾家境贫困艰难，勉力支持洪秀全学业，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洪秀全刻苦勤奋，博览群书，从十六岁开始，多次去广州应试，却屡屡名落孙山。1843年，洪秀全重整旗鼓，再次去广州应试，结果又失败了。这次失败对他的打击异常沉重，从此，洪秀全彻底放弃了通过科举求功名的梦想，对现实产生了不满情绪。就在洪秀全犹豫不决、迷茫彷徨、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一天，他在广州街头遇到了一位身穿明朝服装的西方传教士，正带着一名翻译在进行传教活动，当时这叫“讲街书”。第二天，他又在那条街上遇到了这二人，并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从此改变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这本书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人们应该崇拜上帝，不要崇拜其他邪神，这样就可以进入天国等等。这些思想给洪秀全很大的启发，他不禁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虔诚地信仰上帝，在人世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世界，那么世道就会安宁平和。一天，他把一桶干净的泉水浇到自己头上，表示改头换面，与旧世界决裂。洪秀全就这样成了一个狂热虔诚的布道者，他每到一处，便大肆宣传鼓动，说：“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奉天父之命特地来解救你们的。天父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们信奉上帝，将来就能过上太平的日子，愿你们都能改恶从善，弃旧迎新，那么太平之日就不远了。”在洪秀全的影响下，他的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加入到信上帝的行列，他们把摆在家里的孔孟牌位砸得粉碎，并且把众多儒家典籍付之一炬。这一行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族人及卫道士的强烈攻击。1844年四月，他们迫于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去广西传教。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但收效不大。后来，冯云山来到地势险要、人民受苦最深的桂平县紫荆山开始了艰苦的传教工作，并在那里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则回到广东花县，开始了两年多的著述活动，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在这两本书中，他把自己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分贫富贵贱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和通俗化了。这些思想后来对农民影响很大。1847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找冯云山，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拜上帝会”这一组织在冯云山的积极努力下已发展到三千多人，于是，他俩又共同制订了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1847年十二月，他们率领众人捣毁了当地穷凶极恶的甘王神像，从而声威大震，名传四方。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见有了群众基础和威信，便在暗地里开始积极筹划举行起义。这时，洪秀全又写了《原道觉世训》，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到社会的两大对立营垒——正善与邪恶，他大力号召天下兄弟姐妹共同打击邪神。他还在《太平天日》中编造了一个神话，说洪秀全在1837年生病时上过天，并且还见到了天父，天父上帝亲手交给他一把宝剑和一方大印，他是耶稣之弟，是“真命天子”，此次他受天父上帝之命下凡斩除邪恶，伸张大义，替天行道，开太平世界。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起义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时机渐趋成熟，拜上帝会这时已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为领导核心的团体，他们精诚团结，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1850年七月，洪秀全下令各地会友务必于十一月四日前到金田村集结，到这年年底，他们的队伍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一天，洪秀全、冯云山二人正在花洲山人胡以晃家中密谋筹划举行起义，不料有人告密，官府得到了这一消息，立即派兵包围了洪秀全等人，杨秀清于是率众援救，双方展开了激战，最后起义军将敌人全部歼灭。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迎主之战”。接着，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又率领贵州兵向金田村发动猛攻，哪知太平军早有准备，其在金田村外围布置了大量伏兵，还把清兵必经的蔡村江木桥完全拆毁，彻底截断其退路。1851年1月，当伊克坦布率领官兵路经此地时，突然杀声四起，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似神兵天降，官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伊克坦布一见大势不妙，正想逃跑，被太平军一下子围住，当场斩首。这样，太平军又取得了蔡村江大捷。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增长了太平军的士气，太平军也更加壮大了。1851年一月十一日，正好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全体会众正式在金田村宣布举行起义，定国号“太平天国”。从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了。二、永安封王和定都天京金田村起义后，洪秀全随即颁布条令，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起义军众志成城，英勇顽强，所向披靡，进入桂平。清廷钦差大臣李星沅为了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把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福建调集的军队一万多人派往桂平，以广西提督向荣为前线指挥。面对清军的围攻，太平军英勇奋战，1851年2月，在排岭大败向荣所部。3月，太平军进入武宣县东乡扎营。在东乡，洪秀全登基称天王，同时任命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主军务。五月，李星沅在武宣病死。清政府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对太平军朝廷进行围攻。九月，太平军在平南宫村同清军的战斗中，击溃清军大部，取得空前胜利。随后，太平军乘胜前进，一举攻克永安州。这是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并制定了各种制度。十二月，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时间，清军三万多人陆续开到永安，包围了州城。太平军因长期困守，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便决定放弃这座城池，突围北上。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令突围，太平军在突围中，使清军遭受重创，四个总兵全部丧命，乌兰泰也被杀得只剩数十名残兵，躲在深涧内才免一死。永安突围成功后，六月三日，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全州战役中，

，公仲朋接任相国）本来亲近秦国，和我的私交也不错，他会认为伐韩只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就把公仲朋也得罪了。”樗里疾乃秦武王的叔叔，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倒不至于嫉妒甘茂。只不过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公孙衍曾经做过韩国的相国，他俩都是朝中的亲韩派。甘茂最担心这两个人站出来替韩国说话，是以有此一说。秦武王当即表态：“寡人决不会因任何人的话动摇攻韩的决心，你如果不放心，寡人可以和你立下誓约！”春秋时期，君臣之间相对平等，“以君盟臣”并不稀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君臣盟誓就比较罕见了。秦武王在息壤和甘茂盟誓，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也表明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宜阳的决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率领大军东出武关，借道东周地界，讨伐韩国的宜阳。当时所谓的天子周赧王，对于秦军的借道感到十分为难。前面说过，周朝的地盘，基本被韩国包围，相当于韩国的国中之国。韩国在战国列强中虽然弱小，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个家门口的庞然大物，开罪不起。如果借道给秦国，势必得罪韩国；不借吧，又怕秦国不高兴。偏偏在这个尴尬时刻，还有人给周赧王出了一个主意：“您可以乘机向韩国捞点好处呢！”怎么捞？周赧王派了一个使者前往新郑，对韩国的相国公仲朋说：“秦国之所以借道东周来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会站在秦国这边。您何不送给东周一些土地，又派人向楚国求援，这样一来，秦国既怀疑东周与韩国背地里有交易，又担心楚国出兵干涉，就不会攻打韩国了。”公仲朋觉得这主意不错，果然献给周赧王一座城池。周赧王得到城池，马上又派使者对秦武王说：“我们跟韩国可没有什么瓜葛，是韩国硬要把土地送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您怀疑我们。”秦武王说：“那你们可以不接受嘛！”使者的反应也很快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又怕韩国跟我们翻脸啊！”宜阳大战之前的这段小插曲，充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何等热衷于玩弄谋略——秦国远比韩国强大，如果非要得罪其中之一的话，东周肯定会选择得罪韩国而不是秦国。但是周赧王通过耍小聪明，毫不费力便从韩国捞到了一座城池。他也许这样认为，得罪韩国是一种损失，但是捞到一座城池足以弥补这种损失罢！事实证明，甘茂对进攻宜阳的困难预计得很充分。秦军将宜阳包围起来，连续攻打了三个月，宜阳却巍然不动。而且时间一长，秦国国内的议论便多了起来。樗里疾、公孙衍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果然劝说秦武王撤兵。恰在此时，楚怀王应韩襄王的请求，派景翠为将，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救援韩国。秦武王得到消息，不禁担心起来，将甘茂从前线召回咸阳，向他询问战局的进展。国君要了解战事，大可以派使者来往，何必把大将召回来呢？甘茂嗅出了摇摆的味道，他直截了当对秦武王说：“楚国虽然出兵救援韩国，但决不会傻到为韩国打头阵，一定是持观望态度，等着秦、韩两败俱伤。韩国也怕秦、韩大战一场后，楚国趁机在背后插一刀。这两个国家各存戒心，互相防备，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秦武王说：“我倒不担心楚军，只是朝中有很多人担心战局失利，建议我撤军，我不得不有所考虑。”甘茂说：“大王难道忘了息壤之盟了吗？”秦武王脸一红，说：“没有。”这次会见匆匆结束。秦武王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誓言，不但没有命令甘茂撤军，还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他派去援军。即便如此，宜阳依然屹立不拔。这场攻坚战打到第五个月，秦、韩双方都疲惫不堪。胜负的关键在于景翠率领的二十万楚军——这个时候只要他出手，秦军必败无疑；如果他继续作壁上观，则宜阳失守只是迟早的事。这位爵至执圭（楚国最高爵位）的楚军将领，却一直按兵不动，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雒邑城内的周赧王对这场战事也十分关注。周赧王是打心底希望秦军获胜的，原因很简单，他让秦军借道，又讹诈了韩国一座城池，已经大大得罪了韩国。如果韩国获胜，他岂有好果子吃？有一天他问大夫赵累：“秦国攻打宜阳，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赵累不假思索地回答：“宜阳一定会被攻克。”周赧王又高兴又怀疑，说：“宜阳城方圆八里，守军十余万，粮食足够支撑数年之用，外围还有公仲朋的二十万大军，楚国大将景翠又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我觉得秦国比较悬。”赵累说：“您知道甘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虽然官居左丞相，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外国人，没有安全感。他攻打宜阳，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就是受个周公旦那样的封赏。可是如果攻不下，他在秦国就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卷铺盖走人。秦王为了支持他打宜阳，拒绝了樗里疾等人的劝谏，如果攻不下，他也会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无论是对于甘茂还是对于秦王来说，宜阳都是志在必得的。”周赧王说：“可是景翠的二十万楚军不是闹着玩的！”赵累说：“其实景翠的处境和甘茂差不多。他原本是一介寒士，打拼了几十年，才做到了楚国的执圭。这次就算打了胜仗，爵位也不可能再提升；可是如果打了败仗，就会一棒子打回原形，甚至性命不保。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肯出手的原因。”周赧王说：“说不定他正准备向秦军发动进攻呢！”赵累沉吟片刻，说道：“您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人去游说景翠，让他等到秦国打下宜阳再进兵，因为那时候秦军已经极其疲惫，肯定会花重金向他求和，而韩国以为他此举是为了救韩国，也会向他表示感谢。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金银财宝，这样的买卖，您说他会不会干？”周赧王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诈的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你去楚军大营走一趟如何？”很难说赵累的游说对景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景翠自始至终只是观望，就像是带了二十万人来旅游。其实，秦国也有人看出了景翠的用心。据《战国策》记载，有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曾对秦武王说：“宜阳久攻不下，楚国肯定会乘我军疲惫至极的时候发动进攻，那样的话我军就很危险了。大王不如派人跟楚王谈谈，主动将汉中割让给楚国。楚王一高兴，就不会进兵了。”秦武王说：“那样不划算吧？”冯章说：“嗨，您着什么急啊？当年张仪不也许诺要给楚王六百里地吗？”秦武王恍然大悟，于是派冯章出使楚国。楚怀王显然不长记性，一听冯章开出的条件，马上就答应了秦国的请求。景翠无心开战，楚怀王也不催促，楚军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打败秦军的大好机会。现在就看甘茂的了！事实上，战争打到现在，连甘茂也开始动摇了。有一天夜里，他出来巡营，看着宜阳城下堆积如山的秦军尸体，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对大夫左成说：“打不下去了，准备停战吧！”左成吃了一惊，说道：“您有没有想过，您在国内受到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在国外又得罪了公仲朋，如果宜阳攻不下，您还能在哪里立足？”甘茂苦笑：“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将士们都已经疲惫至极，你难道没有看到，今天我亲自擂鼓三次，都没有人愿意前进，这仗还怎么打？”左成说了一个字：“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战功的奖赏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高于东方各国的重要原因。在左成的劝说下，甘茂决定把赏格再提高一个档次——当然，这是违反政策的，国家财政也没有这笔款项来支付更高的赏格。但是没关系，甘茂已经豁出去了。第二天一早，甘茂向全体将士宣布：今天是最后一战，只要攻下宜阳，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大家，有功的加倍奖赏，战死的加倍补偿。如果再攻不下来，“你们就在这宜阳城下给我挖好坟墓吧！”说完这些，甘茂第一个跳上战车，朝着宜阳城疾驰而去。秦军将士们受到鼓舞，紧随其后，向宜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历时五个多月的宜阳之战，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后死伤了数万名秦军将士换来的宜阳城，成就了甘茂的善战之名，也为秦武王问鼎周室铺平了道路。此后，甘茂又麾兵渡过黄河，攻占武遂（今山西省垣曲）。韩襄王赶紧派大臣公仲侈到咸阳请罪，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秦武王接受了韩襄王的投诚。作为这场战事的尾声，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景翠果然摆出一副进攻秦军的架势，但是在收到秦国给的一笔贿赂，并且勒索了韩国一笔辛苦费之后，便又草草收兵了。最可笑的是楚怀王。宜阳之战后，他还真派使者到秦国去，要求秦武王兑现诺言，将汉中割让给楚国。秦武王说：“我可没有答应割地给楚王，那都是冯章自作主张说的话，不能代表秦国。”楚国使者提出要冯章出来对质，得到的答复是：那恐怕不太现实，冯章畏罪潜逃，已经找不到人了！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如果说，楚怀王是宜阳之战中最可笑之人，第二可笑的无疑是那位善于耍小聪明的周赧王。他借道给秦国，又帮秦国稳住景翠，为秦军攻克宜阳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讹诈到了韩国的一座城池。但他很快发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作茧自缚。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雒邑，并且向他提出索要九鼎。辛辛苦苦打下宜阳，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有必要介绍一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用青铜打造，有三条腿或四条腿，大的重逾千斤。因为常用来祭祀，所以鼎又是一种祭器，或者称为礼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令天下九州进贡金属，打造了九座宝鼎，鼎身刻以各地图案，分别代表冀、兖、青、徐、荆、豫、梁、雍、扬九州。此后，九鼎经夏、商、周代代相传，一直被当作天子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雒邑，曾经派人向王室询问九鼎的重量，遭到王室的严厉批评。“问鼎”从此成为诸侯觊觎王权的代名词。楚庄王雄才大略，也仅仅是敢问鼎。秦武王就没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直接向周赧王提出，九鼎放在周朝已经够久了，现在天下大乱，继续存放在雒邑不太安全，不如搬到咸阳去吧！面对野人一般的秦武王，周赧王那点小聪明显然不够用。他眼睁睁地看着秦武王带着一大群武士进入大庙，对着九鼎指手画脚，大声喧哗，自己却束手无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周朝大夫颜率，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对秦武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愤慨，偷偷地对周赧王说：“您何不号召天下诸侯讨伐秦国？”周赧王吓了一跳，赶紧四周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才惊魂未定地说：“你难道没看见秦国在宜阳城下大败韩军，斩首六万？这个时候有谁敢出面为寡人说话，有谁敢兴兵和秦国作对？”颜率说：“秦国经过宜阳一战，其实已经精疲力竭。如果齐王肯出面讨伐秦国，天下诸侯应该都会跟着响应。毕竟，谁都不想九鼎落在秦王手里，您说是不是？”周赧王想了半天，终于答应让颜率秘密出使齐国。颜率到了临淄，对齐宣王说：“秦国实在太不像话了，居然向天子索要九鼎。天子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其让秦国拿走，不如干脆送给齐国。大王如果有意得到九鼎，就请赶快行动，把秦军赶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齐宣王当然求之不得。他算计了一下，秦国经过宜阳之战后，元气大伤。现在派兵进攻驻扎在雒邑的秦军，又不是入侵秦国本土，齐国的胜算很大。再说了，九鼎的诱惑实在太大，值得他为之冒一次险。于是，齐宣王派将军陈臣思带领五万人马向西进发，直取雒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齐军刚出国门，雒邑城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话说某一天，秦武王带着手下的三名勇士——任鄙、乌获、孟说，又来到大庙观看九鼎。秦武王突然提出，咱们比试比试吧！作为一名武人，秦武王经常和手下比试武艺，有时候甚至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手下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秦武王不是想和他们比试刀枪拳脚，而是比赛举重。举什么？就是那一溜儿排开的九座大鼎。任鄙和乌获一看那些鼎的块头，立马表示：这事咱干不了，这鼎也太重了，四名壮汉都不一定扛得动，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咱就不丢这个人了。只有孟说这个愣头青，当即把袖子一捋，说：“你们不来，我来！”扎好马步，双手抱定一个青州鼎，气运丹田，大喝一声，“起！”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肌肉虬起，那鼎却纹丝不动。秦武王哈哈大笑，走到梁州鼎旁边，俯下身子，抱住一条鼎足，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将那鼎徐徐举起，一直举过头顶。任鄙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刚想喝彩，只见秦武王凝神贯气，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孟说终于叫出一声：“好！”任鄙和乌获也同时叫道：“大王真乃神人也！”话音未落，那鼎重重地砸倒地上，将大庙的青砖地板砸出一个大洞。再看秦武王时，大腿被压在鼎下，已经是血流不止，不省人事。《史记》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一代枭雄秦武王，就这样被砸死了。而孟说作为秦武王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被樗里疾处以死刑，并灭其九族。这件事后，秦军匆匆撤离雒邑。至于那九座大鼎，还好好地留在周朝的大庙中。虽然其中有一座已经被砸掉一些经年铜锈，但是经过王室的能工巧匠整饰整饰之后，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赧王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秦武王走了，齐宣王又来了。齐宣王派人向周赧王提出：应您的请求，我已经派出五万大军星夜赶赴雒邑勤王，现在雒邑已经平定，您可以兑现诺言，把九鼎送给齐国了吧！周赧王又急又气，这都什么世道啊？秦国人又不是被齐国人打跑的，你啥实际事都没干，凭什么跟我要九鼎啊？早知道，还不如给秦国人带走呢！他把颜率找来骂了一通。颜率说：“您别着急，这事因我而起，我就负责把它处理好。”颜率第二次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多亏了大王主持公道，周朝才得以保全。现在天子愿意履行承诺，向大王献出九鼎，请问您打算让我们从哪条路送到齐国来？”齐宣王说：“当然是借道魏国。”“哎哟！”颜率失声叫道，“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已经是几辈子的事了。九鼎入了魏境，就甭想出来。”齐宣王说：“那就借道楚国呗！”颜率说：“大王啊！您还不知道楚国人吗？早在三百年前，楚庄王就问过九鼎的轻重。如果九鼎入了楚境，难道还有的出来？”齐宣王说：“那你倒是说，该从哪条道运到齐国来？”颜率说：“其实我们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么大的鼎，又不是几个酱醋坛子，随便揣在怀里，藏在腋下，拎在手上，就可以带到齐国来了。当年周武王灭商，可是动用了好几万人才把九鼎运到洛邑。大王动用几万人不难，可这路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白费力气。”齐宣王算是听明白了：“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给呀！”颜率说：“不敢！只要您赶紧确定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就准备运鼎，不含糊。”齐宣王想了想，挥挥手，让颜率走了。美男计拯救韩国秦武王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无子。王位的角逐在他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展开。一个名叫嬴稷的年轻人，原本被派到燕国当人质，现在秘密回到咸阳，在樗里疾等人的帮助下打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秦国的新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昭王。这一年，秦昭王年仅十八岁。据《史记》记载，嬴稷的母亲原本是楚国人，姓芈（mǐ），嫁给秦惠王为妾，在宫中被称为芈八子，在史书中被称为宣太后。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和她同母异父，名叫魏厓（yá）；幼弟和她同父同母，名叫芈戎。其中“魏厓最贤”，从秦惠王年代就在秦国做官，在朝中人脉甚广，与樗里疾等实力派的关系也很好。秦昭王能够得樗里疾之助，与宣太后和魏厓从中运作分不开。秦昭王即

在这些将领身上如法炮制了一遍，而且还不用让他花钱置办个宴会来达到目的。帕格洛·渥西尼抗议公爵背信弃义，大声叫公爵回来，但是他已经离开了宫殿，他下令这四位将领的部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奥利维洛托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有些人反抗拒捕，于是给当场处决了。但是驻扎在稍远一些地方的部队就幸运一些，他们听到风声，知道他们的主公遭了大难，于是联合起来，杀开一条血路，蒙受了惨重损失之后逃了出去。结果公爵只好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两人的亲随处决，聊以自慰。然而公爵的士兵并不满足于劫掠奥利维洛托的士兵，他们于是开始在城里大肆劫掠。如果不是公爵下了严峻的命令，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公爵不愿意毁坏这个城市，他要的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为他创造财富，于是他把抢劫的士兵判处绞刑，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店铺老板们早早地关了门，竖起了栅栏门，诚实的老百姓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面瑟瑟发抖。士兵们闯入卖酒的铺子，用剑威逼店主给他们拿出酒来。街上躺着死人的尸首，一些野狗在舐着尸身上的血。第二十九章马基雅维里是跟着公爵来到西尼加利亚的。他度过了心急如焚的一天。独自一个人或不带武器出门是很危险的。如果实在是需要他暂时离开他栖身的寒酸的客栈，他也很小心地带上皮埃罗和他的仆人。他不想被那些容易激动的加斯孔战士杀死，或者更糟糕地，被喝醉了酒的士兵杀死。当天晚上八点钟，公爵召见他。在此之前，每次马基雅维里面见公爵的时候，都有公爵方面其他的人员随侍在侧，或是秘书，神职人员，或是公爵幕僚班子的人。但是这一次，出乎他的预料，带他面见公爵的官员把他领进公爵所在的房间以后，立即退了下去。于是他和公爵头一次单独在一起了。公爵兴致很高。顶着一头深褐色的秀发，带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英俊。他也许不过是一个狡诈的神甫的私生子，但是他却有着像一个国王一样的仪容举止。像往常那样，他直奔主题。“现在，我帮了你的那些主公一个大忙，把他们的敌人除掉了，”他说道。“我希望你给他们写上一封信，请他们将步兵召集起来，然后和他们的骑兵结合起来，派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一起向卡斯泰洛或佩鲁贾进军。”“佩鲁贾？”公爵脸上浮现出了愉快的笑容。“巴利昂尼拒绝和那些人一道签署协议，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想要找我的话，他可以带着部队到佩鲁贾来找我’。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那些个签了协议的人不也没有落个好下场吗。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摧毁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会耗费执政团一大笔钱，并且他们远远不能做得像我这样干净利落。我想他们可不能忘恩负义。”“我敢确信，他们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阁下。”公爵面带微笑，但是一双狡诈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马基雅维里。“既然如此，就请他们拿出诚意来。他们到目前为止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值上个十万杜卡特了。他们的义务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只是默契而已，我看他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履行这些个义务。”马基雅维里很清楚，执政团对于这样一个诉求一定会勃然大怒。他可不想让自己来传递这么一个要求。他很高兴自己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我想我应该告诉阁下，我已经要求我的政府将我召回。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此地应该有一位地位更崇高，授权比我更大的使节。我想，阁下若能够与我的继任谈论这件事，将会更有收获。”“你说对了，我对你们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实在是厌烦透了。现在该是时候请他们下个决心，是和我站在一起，还是与我为敌。我本来应该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这座城市会陷入一场浩劫。安德利亚·多利亚明天早上就会献出城堡，完事之后我就会向卡斯泰洛和佩鲁贾开拔。我在那里办完事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向锡耶纳。”“法国国王会同意你去占领那些处于他保护之下的城市吗？”“他不会的，我也没有蠢到认为他会同意。我的建议是将它们召集统一在教会的旗帜下。我自己想要的不过就是我的城邦罗马尼阿。”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佩服此人斗志之旺盛和他确信自己一旦下定决心就攻无不克的高度自信。“没有人会怀疑您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阁下。”他开口道。“命运垂青那些懂得如何抓住机会的人。难道你以为，城堡的主人只愿意向我献出城堡，是一个偶然的，碰巧又是对我有利的巧合，结果让我占了点便宜吗？”“我不会那样认为，这对阁下您会很不公平。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我猜想您是早有准备的。”公爵大笑起来。“我喜欢你，书记官大人。你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我会想念你的。”他停顿了看上去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带着探询的目光看着马基雅维里：“我差不多真的希望你是在我手下效力。”“阁下真的很有心。但是我对于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觉得十分满意。”“给他们效力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给你的薪水是如此的菲薄，以至于你为了维持你的开支，要向朋友开口借贷。”马基雅维里刚刚觉得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反驳一下，猛然间他想起了巴托罗缪借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不善理财，又性好奢侈，”他带着愉快的笑容回答道，“如果说我时不时入不敷出，实在是我自己的过错。”“你要是为我服务，就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能给一个漂亮的女士找一只戒指，一个手镯或一只胸针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当一个人要讨这位女士欢心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只找那些随和的和不事招摇的女人来满足我的愿望。”“这个原则只有在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欲望的时候才是好的原则。谁又能预料爱情可以在一个男人身上施展多大的魔力呢？书记官大人，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佳人时，会是多么地费钱？”公爵用一种嘲弄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有那么一瞬间，马基雅维里不禁不自在地暗中问自己，公爵有没有可能了解到他对于奥莱莉娅的欲望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呢？但是这个念头一上来，就被他打发走了。公爵要操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去关心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风流韵事。“我还是宁愿相信我的原则是可行的，愿意让别人去拥有那些快乐，以及为了这些快乐要付出的代价。”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你也许可以猜想，公爵正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疑问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而非什么隐藏的动机。这就好像是当你一个人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的会客厅一同坐等的时候，你会试图从对方的样子来判断他从事什么行业，职业，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和性格一样。“其实我应该想到，你如此敏锐，是不会愿意在余下的岁月中屈为人臣的。”公爵说道。“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只有上等的智慧才会使人培养出中庸的处世之道。”“难道说你一点野心都没有？”“完全不是这样，阁下。”马基雅维里笑着回答。“我的野心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我的国家效力。”“这正是你所不能获得支持去从事的事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个共和体制里，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会受到信任的。一个人能够身居高位，靠的是他的平庸无能，因为只有平庸无能才会使他的同僚不觉得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政体并不是由那些称职干练的人在领导和统治，而是由一帮子微不足道，不会引起众人恐慌的人们在统治的原因之所在。你知道是什么腐蚀了民主政体的心脏吗？”他看着马基雅维里，似乎在等马基雅维里的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他。“妒嫉和害怕。衙门里的那些小人们妒嫉他们的同僚。他们不愿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获得声望，而是宁可阻止某个人采取某项措施，即使这项措施对于国家的存亡兴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们也是恐惧的，他们知道他们身边有许多人，正准备用一切手段，包括撒谎和使用诡计来取代他们。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些人恐惧做错事情的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热心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人说狗不咬狗，发明这句谚语的人从来没有在一个民主政府中生活过。”马基雅维里保持着沉默。公爵的一番话中有多少真理，他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清楚地记得，他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官位的竞选过程是如何地激烈，他又是如何惨胜对手，夺取了这个位置。他也很清楚他的那些同僚是如何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每个步骤，时刻准备逮住他一不小心犯下的过错，以便让执政团将他解雇的。公爵继续说了下去。“一个像我这样的君主是可以自由地任人唯贤的。他不需要因为要获取一个人的影响力，或者酬谢某个人身后的某个集团的支持，而将职位授予一个不能胜任的人。他不惧怕任何竞争，因为他超然于竞争之上。因此相对于垂青和提拔庸才，他追求的是才能、能量、主动性和智慧。难怪在你的共和国里情况愈来愈坏。衡量一个人是否应该升迁至某个职务要看的是他的才能是否能够称职。”马基雅维里浅浅地笑了。“阁下如果允许的话，我想提醒一下阁下，一个君主的青睐是臭名昭著地不可靠的。君主的意愿可以将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将一个人踩在地上。”公爵不禁也给逗乐了，坦率地笑了起来。“你在想拉米洛·德·罗尔卡这个人了。一个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奖赏及如何惩罚。他的赏赐必须是慷慨的，惩罚则是严厉的。拉米洛犯了可憎的罪行，他死有余辜。如果他在佛罗伦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对他被判处死刑不满，也肯定有一些人会出来为他说情，因为他们从他的恶行中获得了利益。执政团最后会犹豫不决，到了最后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使节派遣到我这里或法国国王那里。”马基雅维里大笑。“相信我，阁下，执政团方面要派遣到您这里的使节人品上无可挑剔。”“他也许会让我无聊厌烦到极点。毫无疑问，我会想念你的，书记官大人。”说到这里，好像是有个念头突然浮上心头那样，他对马基雅维里露出温暖的笑容：“你为什么不加入我的团队？我会委托你去做一些用得着你敏捷思维和宽广阅历的工作，并且，你会发现我会慷慨地酬谢你。”“对于一个为了钱而背叛自己国家的人，你又可以多放心呢？”“我没有要求你去背叛自己的国家。通过为我服务你可以更好地为佛罗伦萨服务，你所能够做的事要比作为第二厅的秘书能做的多得多。不少佛罗伦萨人为我服务，我相信没有人是后悔的。”“美第奇的追随者们在他们的主公被逐的时候，为了谋生，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也不完全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也没有高傲到不接受我的聘请的地步。”“艺术家。他们愿意为任何一位赞助人服务。他们不是负责任的人。”公爵回答马基雅维里的时候，盯着马基雅维里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片笑意。“我在伊莫拉近郊有一处庄园，那里有葡萄园，有可以耕种的农地，草场和林地。我愿意将它送给你，我想这处庄园为你带来的收入，可以是你在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能够产出的十倍。”伊莫拉？为什么切萨雷会想到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马基雅维里的心头又一次飘过一片疑云，莫非公爵已经知道了他那对奥莱莉娅徒劳无功的追求？“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在我们家庭里面传承了有三百年，”他尖酸地回答道，“伊莫拉边上的庄园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别墅是新的，非常漂亮，盖得也结实。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避暑山庄。”“阁下，我不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准备把阿加皮托派往厄比诺去当总督。我知道依你的才能你是最适合接替阿加皮托成为我的首席秘书的人。但是我如果如此安排的话，你就会与佛罗伦萨派来接替你的人展开谈判，那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我准备派你去担任伊莫拉的总督。”马基雅维里一下子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可是个重要的职位，一个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职位。时不时地佛罗伦萨也会兼并一些城邦，但是共和国派去管理这些城市的人都是出自豪门，或是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人脉，如果他担任了伊莫拉的总督，奥莱莉娅会自豪地成为他的情人，另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个借口将巴托罗缪打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看来，公爵做出这样一个许诺，如果他完全不知道前些时间围绕着他和奥莱莉娅的那些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马基雅维里面对着当下的双重诱惑，但是内心还是无比坚定，不为所动，想到这一点，他也不禁为自己叫好。“我热爱自己的国家，胜于自己的灵魂，阁下。”瓦伦丁诺公爵是不习惯于碰钉子的，马基雅维里心想，公爵应该会生气地挥一下手，让他走人了。出乎预料，公爵无聊地玩弄着胸前的圣·米歇尔勋章，仍然沉思着看着他。当公爵再次开口讲话时，好像时间过去了很久。“我一直是和你开诚布公的，书记官大人，”公爵最后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企图去欺骗你。我会把所有的牌都放在桌上。一旦我向你透露了我的计划，我也不会要求你为我保密；另一方面，你也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因为没人会相信我告诉了你这些。执政团会认为你只不过是想通过呈送你自己的臆想而非事实来提高你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公爵只是停顿了一小会儿。“我对于罗马尼阿和厄比诺的掌控是牢固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掌握卡斯泰洛、佩鲁贾和锡耶纳。比萨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我要是想拿下卢卡，卢卡也会是我的。如果佛罗伦萨周围的城邦全部被我控制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无疑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还有和法国的条约。”马基雅维里的回答看上去逗乐了公爵。“一个条约是两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签订的。在条约的某些条款不再是有利的情况下，一个谨慎和明智的政府应当摒弃这个条约。如果我向法国国王建议，如果他默许我夺取佛罗伦萨，我拿到佛罗伦萨之后，我会愿意与他一起进攻威尼斯，你觉得他会怎么说？”马基雅维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心里太清楚了，路易十二为了利益是不会犹豫牺牲自己的荣誉的。他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回答公爵。他回答时带着慎重的态度。“阁下如果认为佛罗伦萨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攻取，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将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战斗到死。”“你们可以凭借什么呢？你们的公民一向忙于挣钱，从不愿意训练自己去保家卫国。你们一直是用雇佣军来为你们打仗，以便于你们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这是愚蠢的！雇佣军上战场打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些个钱。但那些钱不足以让他们为你牺牲生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注定要灭亡。而要做到具备自卫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公民中间招募士兵，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是你们这些佛罗伦萨人已经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些牺牲和责任了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是由一帮子生意人来治理的，一个生意人的想法永远是不惜代价达成协议。他们要的是短期的利润和回报，现时的和平，即使蒙受耻辱和冒日后大灾难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你的李维教导你，一个共和国的安危系于组成它的人们的诚实和正直。你们的人民软弱无能，你们的政府是腐败的，就应该灭亡。”马基雅维里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无话可说。公爵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当前西班牙已经统一，法国人也已经摆脱了英国人。小国家可以维持他们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独立是个假象。因为这些独立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他们之所以还算拥有独立，是因为维持它们的独立暂时还符合各个大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良渚文化玉琮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后的？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辈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对于江南这一块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他把这个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这四个字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以前，中华大地上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的局面，所以在这里面忽然又出现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圈足罐王鲁湘：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类型，在学术界已经被提出来了。牟永抗：到了七十年代碳14技术被引进以后，良渚文化的年代才被比较准确地肯定下来。钱山漾15下层的测定年代距今4700多年，而邱城下面的红陶层则距今6700多年。王鲁湘：良渚的时代成倍地往前提前了。牟永抗：是啊，这样整个学术界对良渚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1977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学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把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定为三个阶段，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种划分被苏秉琦16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加以概括，成为我们中华大地上六个文化区块里边的重要一支。王鲁湘：这六个区块都有哪些？牟永抗：第一个是以晋陕豫边界地区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是山东及其邻省一部分地区；第三个是湖北及其邻近地区；第四个是长江下游地区；第五个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第六个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关长江下游地区，苏先生的表述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王鲁湘：这种区分我们把它叫做“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学说对于“中原一元论”学说来讲，的确起到了挑战的作用。牟永抗：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苏先生区系类型说的影响下，我们江苏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围绕这个中心共同奋斗，才创立了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的考古学文化。打破了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中心论的良渚文化，注定要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在1974年，中国玉器出现的上限也被它用强有力的事实打破了。牟永抗：1973年5月，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为主体的考古队在苏州草鞋山的发掘取得了突破——这个地区经常见到的玉器竟然是良渚文化的产物。玉器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边（198号墓里），跟陶器共存。这第一个发现还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也没有被公布。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张陵山4号墓又见到了这个东西。张陵山4号墓并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当时农民在这里挖到玉器，江苏省的同行去那里调查，发现玉器的人告诉他们挖到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再次进行发掘，结果发现有陶器。这就验证了1973年草鞋山的那个发现。这些发掘结果在1977年的会议上一公布，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二、反山发掘1977年10月，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江苏同行公布的考古成果引来了众多关注，良渚文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对于牟永抗来说，同行取得的成果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因为早在1963年，他就在一次发掘中发现过良渚玉器，只是由于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疑惑中的他选择了沉默。而到了此时，传统观念的枷锁已经被事实打破，一片广阔的前景摆在了他的面前：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地区也一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古代遗存。终于，在1986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王鲁湘：著名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最精美、级别最高的玉器，那么当时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牟永抗：1971年，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路过这里，不经意地发现这里的土壁上有红烧土屑，这肯定是人为烧过的。遗址上面有处人家，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老乡在烧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地方为什么有红烧土屑，老乡说是因为1958年炼钢。后来他又说，1958年炼钢是在公路边上，这里没有炼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里面有红烧土屑？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反山了。到了198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考古队踌躇满志，在良渚地区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和探挖，早就引起考古队注意的反山，终于开始了正式发掘。牟永抗：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地是在杭州地区，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掘比如寺墩的发掘是在江苏，福泉山的发掘是在上海。因此在反山发掘的前一年，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找几个土堆好好挖一挖，结果挖一个地方空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重要发现。最后就剩下这个反山了，这是当年发掘反山的一个动机。当时有个工厂的围墙要穿过这个遗址，我们就以抢救性发掘为借口对反山进行挖掘。可是开始挖掘以后，一号是汉墓，二号是汉墓，一直挖了十一个汉墓。王鲁湘：那不是越挖心里越凉了吗？牟永抗：不过就在挖第十二号墓的时候，有队员挖出来一块土，土的反面有两个小玉粒，还有一片漆器，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墓了。考古队员陈越南在继续挖的时候碰到了玉琮的转角，这就可以证明挖到的是个玉琮了。这时已经挖了一公尺深，另一个队员王明达马上跳了下去，同时喊道：“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反山发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们把整批人员都调到这里，当时发掘的时候，下面的东西很多。反山墓地玉琮王鲁湘：好像没有落地的地方，只能趴在上面。牟永抗：这还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在坑的四个角，打四个茅竹桩，挂绳子下去，再放上板吊着。王鲁湘：人就趴在上边，像吊床一样。刘斌17：对，边清理边往后退。整个墓的清理大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就整天呆在里边，几乎是动都不动的。三、瑶山发掘1986年反山良渚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让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也使当地的民间传世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王鲁湘：瑶山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是哪一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个遗址呢？牟永抗：1987年5月5号我们正式到现场进行了发掘。早在这之前，即1986年我们在反山发掘出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当地的人知道这种玉器非常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利用五一放假的时间煽动群众到这上面来盗墓。王鲁湘：他们先下手了，有人报告给你们吗？牟永抗：我们放假休息，没人值班。我们三号才上班，四号赶到遗址区。而当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些农民还在盗。王鲁湘：有没有被他们挖走东西？牟永抗：当然挖走东西了，挖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和警察来了以后，乡长到现场做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交回来六个玉琮。刘斌：当时判了13个人，根据收缴文物的多少量刑，最重的一个人好像判了12年。王鲁湘：判得还挺重的。刘斌：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不正之风就被压住了，所以这个打击还是很重要的。王鲁湘：瑶山从沙盘看是一个小土包，这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积形成的？牟永抗：整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下面是石灰岩，瑶山遗址就建在山上。不过遗址的形态不是山上的原始形态，是人为地在山顶上制造了一个平面。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山顶在1958年是一个林场，林场种的都是桃树。当时的种植规格是每种一棵桃树，要挖一米深、一米见方的坑。我们发掘时，当年桃园那些坑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顶面并不是当年的顶面，当年顶面比现在还要高。像3号墓就明显很浅，按照现在的深度，棺材放下去就要露出来，所以它少了至少一公尺以上。王鲁湘：也就是说山顶有一米多地表层消失了，于是良渚文化的很多信息也随之失去了。瑶山祭坛遗址牟永抗：瑶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祭坛。它的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在近中部的位置挖出了一条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左右的回字形沟槽，沟槽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沟槽中用山下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平面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色土。王鲁湘：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选择这个地方做祭坛还是很有道理的。按风水讲，那条山是来龙，前面的苕溪等于是去脉，前面有几个小山包是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穴。中国人选择葬地的这种风水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牟永抗：所以葬礼是构成当时礼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鲁湘：您是最早参与发掘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者之一，而且主持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集您这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您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对它内涵的认识，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性意义？牟永抗：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泡在野外，以收集东西为主，把四面八方的材料填充到脑子里。十年动乱以后，我恰好得了脊髓炎，下肢瘫痪，不会走路了，于是脑子开始想一些问题，觉得原来的方法不对，太偏重于物质层面。考古学发现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这都是物的表现，可是我们要复原的是人类社会。我开始感觉到，物质层面背后的观念形态应该值得重视，所以在上个世纪末以前，我以“玉器时代”为主题来概括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把玉器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很深的爱玉情节，也是因为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四、良渚美玉1986年，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玉器1200多件。第二年，瑶山祭坛遗址又出土玉器700余件。两次发现的玉器，不仅总数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品种、纹饰也多有新的发现，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于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4000多年以前，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石器时代，如此众多硬度极高的玉器，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工具雕刻、打磨而成的呢？王鲁湘：良渚玉器特别是反山和瑶山这些高级玉器的出现，的确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四、五千年以前的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精美的东西？牟永抗：玉器的硬度非常高，当时在没有高速度、高压力机械的条件下，古人凭借什么才能做到这么精美？只能凭两方面：一是毅力，一是全身心的投入。这是通过十个手指、完全手工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估计，如果把一块五公分到十公分这么大面积的玉料一分为二，单是一个人用纱、用绳把它切割的话，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徒手阴线刻，在三公分到两公分的方寸之内，把神人兽面的头像整个包含进去，现在即使戴了老花眼镜或放大镜看都很难做到的。王鲁湘：这相当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微雕了。牟永抗：所以对那时的人来说，这种材料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比它物质层面的价值更大。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在文明进化的模式上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记。比如这两件标本，就非常有意思。王鲁湘：好像是半个琮。牟永抗：对，这是个片切割的标本。它是带弧形的，两头深，中间鼓起来的槽沟正是一个片锯来回往返切割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遇到的标本。王鲁湘：这另外一件是钻孔标本。它好像是从两头钻的，因为没有对得十分地准，所以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台阶，在圆壁上留下了很多的旋纹。良渚文化玉琮钻孔标本牟永抗：是的，钻孔也是当时良渚制玉工具的一个重要标本。为什么在中间留个台，而且两边的深度大体差不多？在加工的时候是钻头旋转，还是两边仅仅加压，钻头不转，加工对象转？王鲁湘：就是工具两头夹着一个钻管，不断地往里头加砂加水，然后两边施压，但是转动的是这个琮本身，所以才能够同时在正中间相接。牟永抗：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制造生产用的石器的话，啪啦一下把一个石头打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把这条缝锯下来，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很多劳动量。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这两类原料的估价不一样。王鲁湘：人们在玉石上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比较多，在那些普通石头上花的比较少。牟永抗：因为人们通过石制工具所获取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通过这些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壮士，能轻而易举地把大盖扔到城门之上，你要惩罚他，最好杀掉，不要打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再回过头去把荦抓起来杀掉，显然不太合适。久而久之，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后来鲁庄公又娶了齐桓公的妹妹哀姜做老婆。这是一段政治联姻，出于对齐国的尊重，鲁庄公对哀姜礼遇有加，其尊重程度，甚至到了“非礼”的地步。史料没有记载鲁庄公如何妥善处理两位夫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可能为了国家利益，孟任不得不屈就哀姜，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了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哀姜嫁到鲁国来的时候，孟任已经撒手西去，所以不存在第一夫人之争。虽有这些变故，公子般的嫡长子地位却没有被改变。因为哀姜一直未曾生育。诸侯去世后，嫡长子继承君位，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唯一的问题是，鲁庄公弥留之际，公子般还只是一个小孩，与庆父、叔牙、季友三位叔叔比起来，他实在是太弱不禁风了。鲁庄公很担心，如果自己的几位兄弟对公子般怀有异心，在他死后，公子般就会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被政变与夺权的浪潮席卷而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反而是很有必要。他将叔牙和季友找过来，问他们谁能继承君位，实际上是在试探这两个弟弟的心迹。可想而知，季友的回答令鲁庄公很满意，而叔牙的回答让鲁庄公很不放心。顺便说一下，季友这个人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是鲁国的栋梁之材。据《左传》记载，季友即将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找人来给他算命，算命先生告诉鲁桓公：即将出生的是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友，将成为国君的左膀右臂，协助国君处理朝政，成为公室的辅政大臣。“季友亡，则鲁不昌。”算命先生甚至这样说。鲁桓公又命人给他算卦，得到“大有卦变成乾卦”。对此，算命先生解释道：这孩子将来可以享受父亲的尊荣，人们崇敬他如同崇敬国君。说来也是神奇，等到小孩出生，打开手心一看，赫然写着个“友”字，自然给他取名为友了。有了季友这句话，再联想到上面那个传说，鲁庄公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如此，我就将般托付给你了。”他郑重其事地说。季友长久地拜伏在地上，接受了嘱托。“我也问了叔牙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庆父有才。”鲁庄公若无其事地提起。“哦？”“我早听说庆父怀有二心，只是一直未能确证。今天叔牙的回答，更让我不放心了。”兄弟俩对视了一阵。季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请交给我去办理吧。”季友出来之后，立刻派人把叔牙带到鍼（zhēn）巫氏家里。鍼巫氏以巫为氏，想必世世代代均为巫医，既为公室贵族驱邪治病，也善于调配各类毒药，也就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国师”之类的人物罢。“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季友问。时近日暮，阳光从西边的窗子透射进来，照在他那张年轻而成熟的脸上。“知道。”叔牙说。“你说的这些话，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庆父。”“此事与庆父无关，是我一时糊涂，他并不知情。”叔牙连忙说。“庆父知不知情，我自然会弄明白。”季友将放在膝前的一个木碗推到叔牙跟前，“喝了这杯酒，你的后代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鲁国。否则的话，你同样要死，而且……以后不会有人祭祀你。”叔牙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季友拍拍他的肩膀：“生于公室之家，就应当有随时赴死的思想准备。你死之后，我会告诉你的家人，就说你是得急病而死。他们将受到最好的照顾，请放心去吧。至于庆父，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不胡思乱想，自惹麻烦，就不会有事。”按季友的想法，庆父与叔牙自然串通一气，但看在兄弟的情分上，只杀掉叔牙一人，让庆父好好反省一下，也就可以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这样想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叔牙喝了那杯酒，回来走到逵泉就死了。季友没有食言，让他的后代继续享有叔牙的俸禄，而且被立为叔孙氏。数十年之后，叔孙氏在鲁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庆父的后代孟氏、季友的后代季氏一道把持朝政，被人称为“三桓”（庆父、叔牙、季友均为鲁桓公的儿子，因此为名）。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春秋》记载，公元前662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就是正寝，这段记载直译成白话就是：鲁庄公死于寿终正寝。为什么要特别说明他是寿终正寝呢？我们可以翻回去看看前两任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的死亡记录。鲁隐公：“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鲁桓公：“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众所周知，鲁隐公死于公子翚之手（政变），而鲁桓公死于齐国的公子彭生之手（情杀），都属于非正常死亡。《春秋》对此有所忌讳，仅简单以一个“薨”字一笔带过。现在鲁庄公好不容易正常死亡了，开创了《春秋》史上鲁国国君寿终正寝之先河，所以必须强调一下，告诉大家，他可是死在自己床上的。看不出，这群鲁国的史官还有点黑色幽默。鲁庄公死后，季友扶立公子般即位。周礼规定，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也就是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这五个月里，嗣君只能居住在宫外，称为“五月居庐”。因此，公子般就近住在外公党氏家，为父亲守丧。同年十月，鲁庄公尸骨未寒，庆父唆使养马的荦潜入党氏家中，刺杀了公子般。季友得到消息，连夜逃往陈国避难。他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颇受非议。很多人认为，季友受先君之命，辅佐新君，不到两个月就被庆父钻了空子，把新君给刺杀了，这说明季友政治敏感性不强、防备不周、保护不力，是大大的失职。而公子般死后，他没有积极开展对庆父的斗争，反而独善其身，弃国家于不顾，一个人跑到外国去避难，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另一个人物的介入，也许人们会觉得季友这样做，其实也是情有可原。这个人物就是哀姜。《左传》记载，当年哀姜嫁到鲁国来，同样是买一送一，把自己的妹妹叔姜也给带来了。哀姜没有生育，但是叔姜给鲁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方。鲁庄公去世的时候，启方时年八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哀姜虽然不会生孩子，但是与姐姐文姜一样淫乱，到鲁国不久，就送给了老公一顶绿帽子。奸夫就是庆父。庆父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成为鲁国的国君，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几个月前叔牙的非正常死亡，更加坚定了他谋逆的决心。他认为，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季友迟早有一天会对他动手。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情妇哀姜，哀姜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她的身体告诉他，她会支持他的任何一个决定。刺杀公子般的计划正是在得到哀姜的支持后，才得以实施的。哀姜有什么能量使得她成为庆父的后台呢？第一，她是鲁庄公的夫人，鲁国的国母。第二，她是齐桓公的妹妹。庆父正是基于对哀姜的这两点认识，加上他和哀姜的亲密关系，才有恃无恐；而季友基于同样的认识，认为自己不能和庆父硬拼，才逃到陈国去避难。打不过就跑，也是人之常情，实在没什么好指责的。公子般死后，哀姜很想庆父接任国君，但是被庆父拒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立为君，等于昭告天下，公子般是他杀的，在舆论上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另外，他如果想得到齐桓公的支持，就更不能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而应该先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在作出这一正确的政治判断之后，他继续正确地扶立叔姜的儿子、八岁的启方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闵公。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启方年纪小，便于控制；而且启方是齐桓公的外甥，齐桓公没有理由不支持。为了启方的事，庆父专程去了一趟齐国，向齐桓公汇报工作。“先君与贵国公主的儿子、公子启方被众臣推立，成为敝国国君。”庆父毕恭毕敬地说。“如此甚好。”齐桓公仅仅是象征性地表扬了他一句，心里却在想：这家伙居然拿个八岁小孩来讨好我，八岁小孩能治理什么国家啊，还不是你庆父说了算？忽悠，继续忽悠。话虽如此，齐桓公还是对鲁闵公这个外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公元前661年，他正式邀请刚刚即位的鲁闵公到齐国的落姑会晤，史称“落姑会盟”。仔细推敲起来，齐桓公这一举动实在有点可疑。诚如他所想，八岁小孩根本不可能治理什么国家。同样的道理，八岁小孩也不可能参加什么外交活动。试问一下：一个老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外交成果？您别说，这次会晤还真达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左传》记载，鲁闵公在会上向齐桓公提出了“请复季友”的要求，而齐桓公欣然应允。“请复季友”，就是请求齐桓公让季友回到鲁国来。这个要求也很奇怪：季友又不是齐国的臣子，他回鲁国，为什么要征得齐桓公同意呢？然而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对这一要求不但表示同意，更正儿八经地派人到陈国找到季友，召他回国。消息传到庆父的耳朵里，他的心都凉了一截：第一，鲁闵公肯定不会自己向齐桓公提出“请复季友”的要求，而是背后有人操纵。而这个人，八成就是季友本人。第二，季友之所以出逃陈国，是因为他害怕哀姜，其实也就是害怕齐桓公对他不利。现在借鲁闵公之口，他知道齐桓公对他并无恶意，便可以放心地回鲁国来了。第三，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季友如果回国，势必对庆父构成致命威胁。他答应季友回国，其实也就表明了自己对庆父的态度，他并非将庆父视为自己在鲁国的代理人。从这三点看，庆父企图控制鲁闵公和讨好齐桓公的初衷，全部都落空了。鲁闵公在落姑告别了舅舅齐桓公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朝，而是带了一批人跑到郎地，眼巴巴地等着迎接季友回国。那光景，就像是独自在家的儿童举着雨伞在巷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不管庆父乐不乐意，季友就这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同年冬天，齐国大夫仲孙湫前往鲁国“省难”，对鲁庄公和公子般的相继去世表示慰问。说是省难，实际上也是替齐桓公打探鲁国的政治情报。回到齐国之后，他向齐桓公汇报了鲁国的情况，总结起来八个字“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这句成语无须解释。齐桓公问：“怎么才能去掉庆父？”仲孙湫一躬身，回答说：“不用谁动手，他总有一天会自己害了自己。”嗓子里透着一股轻松。这话类似于“多行不义必自毙”，齐桓公一听就明白了，继而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以目前这种形势，鲁国可攻取吗？”这才是这段时间以来，他认认真真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在鲁国由孤儿寡母执政，又有庆父这根捣屎棍作乱，必定人心涣散，趁此机会吞而并之，或者扶持一个完全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岂不快哉？午后书社？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接受庆父的讨好，而且积极安排季友回国。鲁国越乱，他越有机可乘。仲孙湫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国是一直坚持周礼的国家，周礼也就是鲁国的建国之本。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它的根基必先动摇。鲁国现在虽然有内乱，但是没有抛弃周礼，所以还不到亡国的时候。以我之见，与其对鲁动武，还不如帮助鲁国平息内乱，这样的话，鲁国人感恩戴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问题是，”齐桓公这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我为什么要加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亲近有礼有德的国家，依靠稳重强大的国家，离间有矛盾的国家，消灭政治昏乱的国家，是真正的霸主之路。鲁国坚持周礼，就是我们亲近它的理由。”齐桓公怏怏地说：“知道了，不用你教训我，这一套理论管仲早说过了。”鲁闵公在位两年多，再一次陷入鲁国国君非正常死亡的宿命，被人暗杀在宫门之内。而操刀者，不用说，仍然是“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庆父。据《左传》记载，鲁闵公的师傅看中了大夫卜齮（yǐ）的属地，仗着有国君撑腰，强行将那片土地抢夺过来，而鲁闵公也没有禁止。卜齮因此深恨鲁闵公，在庆父的安排下，半夜潜入宫中，将鲁闵公刺杀了。鲁闵公的“闵”字，意思是在国内遭难。季友再一次选择逃亡。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逃，而是带上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公子申的母亲成风是鲁庄公的小妾，她也听过季友出生时的那个传说，并且深信不疑，因而将儿子委托给季友照顾。当然，季友这个时候带上公子申出逃，还有一个考虑，他怕庆父继续乱来。鲁庄公的儿子虽多，但是按照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很快要绝后，他想替哥哥保留一点香火。如果说季友第一次逃亡情有可原的话，第二次逃亡则让人很难以接受了。这完全是不敢承担任何责任的表现嘛！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隔壁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齐桓公，咱们不难明白季友为什么再一次选择逃避：一旦鲁国发生内乱，齐桓公肯定毫不犹豫地派兵进行干涉，趁机吞并鲁国，或者扶持傀儡政权。为了国家，他必须忍耐和等待，等待庆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庆父两次弑君的行为引起了鲁国国内的公愤，而且他与哀姜之间的奸情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鲁闵公死后，哀姜作为国母，一点也不悲伤，反而积极活动，到处给庆父拉选票，企图立庆父为君。在她看来，如果庆父当了国君，将她这位嫂嫂堂而皇之地立为夫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卫国的宣公连自己老爸的小老婆都敢娶，叔叔娶嫂嫂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卫国是卫国，鲁国是鲁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别。鲁国人历来以“周礼尽在鲁矣”为傲，加上因为文姜的事，本来就对齐国的女人深有成见，现在哀姜又明目张胆地与庆父淫乱，实在是太伤害鲁国人民的感情了。朝野均有传言说，鲁闵公的死，其实是庆父与哀姜合谋为之。奸夫、淫妇、乱伦、弑君种种罪行加在一起，使得庆父与哀姜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群情激愤，公室大臣也纷纷密谋，打算将他们绳之以法。庆父见势头不对，顾不上哀姜，仓皇逃亡到了莒国。哀姜得知消息，骂了一句“没良心的”，收拾东西，也连夜逃亡到邾国。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一对野鸳鸯？庆父走后，季友带着公子申众望所归地回到了鲁国。公子申被立为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僖公。一场本来要流血的斗争，变成了和平的拨乱反正。季友的智慧与远见，确实对得起“季氏亡则鲁不昌”这句话。鲁僖公即位不久，派使者前往莒国，要求引渡庆父。莒国人要求了一笔贿赂，将庆父送回鲁国。走到一个叫密的地方，庆父派公子鱼先行一步，去找季友说情，希望季友看在兄弟的份上，免他一死。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季友又如何能够赦免他？公子鱼哭着回到了密地。庆父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哭声，哀叹道：“这是奚斯（公子鱼字奚斯）的声音啊。”上吊自杀了。哀姜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齐桓公急于向各诸侯国表白他的正义感，不但不为哀姜提供保护，还派人到邾国把她捉拿归案，并且处以死刑。齐国既然表现出这么高的姿态，鲁国也不能落后于人。鲁僖公派使者前往齐国，请求将哀姜的尸体归还鲁国，并予以厚葬，以示对齐国的尊重。对齐桓公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左传》冷冰冰地评论：齐国人杀哀姜实在是太过分。女人既然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如果犯了罪，也应该由夫家来处罚，轮不到娘家人越俎代庖。左丘明不领情应该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明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斗胆猜测一下：鲁国内乱，齐桓公既有趁火打劫之心，则很有可能与哀姜密谋，里应外合，以夺取鲁国的政权。但是没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庆父与哀姜先后逃亡，齐桓公怕事情败露，坏了名声，所以急急忙忙杀人灭口啊。这样猜测，算不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三章第一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九合诸侯：齐桓公的统战工作】一直以来，中原的居民都将自己视为黄帝部落的后裔，自称为“华夏族”，中原诸国也因此自称为“诸夏”或者“中

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咸丰元年(1851年)奕訢即位，封奕訢为恭亲王。是晚清诸王中见识才干都首屈一指的人物。同治年间曾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其亲王爵“世袭罔替”，也因权势过大，终遭慈禧疑忌而被罢黜，在家赋闲十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84)被重新起用，14年后病殁，享年67岁。注60于岱岩、路地主编：《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注61这次访谈，是由王楚云先生替我联系的，特此致谢。注62启骧是雍正帝九世孙，原在建筑部门和基建工程兵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85年5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名人传记》(2004年3月版)曾以《“皇室”入党第一人》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回想起自己入党的曲折经历，启骧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我一辈子投身在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也百炼成钢了！’”启骧如今以“当代著名书法艺术家”著称于世。所谓“皇室入党第一人”，显然有误。事实上，早于启骧入党的爱新觉罗皇室远远不止毓蕴兄妹两人。个别媒体宣传时的夸大其词和不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又按，毓蕴本人口述所谓解放初期加入共产党的只有她与其兄两人的说法也不准确，本书中另一被访人毓旗的祖父，系端华后人，不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入党，还是共产党在河北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参见下面第四篇毓旗的口述：《没写入书中的历史》)。而笔者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采访的毓臻，也是40年代就去了延安，她的哥哥比她去得更早并早已入党。但毓蕴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爱新觉罗宗室到清末时已经是一个为数庞大的人群，近代以来停修《玉牒》，人数就更难统计，除了来往比较密切的皇族小圈子之外，对于其他人的情况确实很难尽知。注63这里说的“服中生子”一事，指的是溥佑之母即载滢的侧福晋生子时，正赶上载滢之父亦即恭亲王的丧事。所以不得不将溥佑过继出去。因此皇族《玉牒》中只记载滢三子而未载溥佑。单士元作《恭王府沿革考略》时所附的恭亲王世系表即无溥佑的名字(见1938年《辅仁学志》)。有关溥佑的这一段经历，郭招金《末代皇帝的子孙》一书中收有他对溥佑之子毓君彦(君彦是字，名毓崟，即毓蕴之兄)的专访《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据该文后面的记载，说此文作于1987年春，距今已经20年。此后到2002年再有采访毓崟的文章，虽也提到毓崟是溥佑的儿子，却只说他“从小在恭王府长大”，其余经历则只字不提了。参见杨葆山：《末代皇族中的共产党员——访退休干部爱新觉罗·毓崟》(《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又按，毓崟是1960年入党的，晚于其妹毓蕴。注64溥心畬(1896—1963)，名儒，字心畬。恭亲王奕訢之孙，载滢之子，溥伟之弟。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早年毕业于北平政法大学，继于青岛威廉帝国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史。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自号西山逸士、旧王孙。潜心钻研文艺，尤其是中国画的学习。复迁西山颐和园，专攻经史小学。抗日战争期间，靠卖画度日，曾任中国画评议。1949年迁台湾，以书画自给。注65恭忠亲王奕病逝于1898年，溥佑出生于1899年。按照清代制度，在守孝三年内出生者，无法呈报宗人府备案。溥佑于10岁时过继清太祖哲嗣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的后人。注66这里指的就是郭招金文《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参见上文注释。注67《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文中称，溥佑出生后在恭王府养了10年才被过继出去，过继的那家是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一支的后人，但是第多少代后裔已经搞不清楚了。当时这家确实只有一个老祖母，家在城北鼓楼附近。冯其利先生也给我讲述过这段故事，他说人称溥佑为“黑三爷”，并说此事现在饶余敏郡王的后人已经几乎无人知道了。注68对于毓蕴老所述溥佑这段经历，其兄毓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过继以后很自由，没有恭王府内那么多规矩，念书也没那么严格”而已。见《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182页。但毓崟也承认，溥佑在学问上很一般，远远比不上他的哥哥溥儒和弟弟溥僡。注69毓蕴的哥哥毓崟对于在恭王府的那段生活有着与毓蕴颇为不同的感受，《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中记：“虽说是过继出去的人，但恭王府上下对他一家仍很热情。他在府内可以和小孩到处玩，留下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183页)注70溥伟将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是在1926年，溥心畬31岁，毓蕴应该是8岁。据《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记毓崟的说法，其母逝世于1937年，毓崟和毓蕴兄妹便是在此年重新回到恭王府的。(183—184页)但毓蕴说她母亲在她16岁时去世，如果以虚岁计，应该是死于1933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差，不详。注71五爷指道光的第五子奕誴，封为惇(dūn)恪(kè)亲王，他是咸丰的弟弟，恭亲王的哥哥。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可参见本书后文何秉钧的口述。注72启骧，字腾伯，生于1935年。清雍正帝第九代孙。毕业于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后在北京城市建设学院学习。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师职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聘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是当代中国传统书法传承人。其作品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及国内外广为珍藏。注73引自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3页。注74MarkElliott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也是清史与满族史,与我相同。我为毓旗先生做访谈时，他恰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听说后便兴冲冲地跟随前往。注75《清史稿·肃顺传》：“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枻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谳上，罪皆凌迟。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按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注76《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注77事实上，按照清人习惯，对于宗室，本来也并不在前面冠以“爱新觉罗”，清代皇族也并不自称为“爱新觉罗·某某”。清代旗人有“称名不举姓”之说，姓，满语称哈拉(hala)，可作“氏族”解，人们互相打招呼时会问“您什么哈拉”，即属于哪个氏族之义，但如果竟直将氏族道出来，却不符合习惯。对此，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曾称：“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版)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的了。注78清宗室爵位，在清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5年)确定为九等，入关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又厘定为十二等，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亲王、郡王嫡福晋(即嫡妻)所生子，年满20岁，由宗人府请旨考试，亲王子可封世子，郡王子可封长子，以待袭爵。注79宗人府，清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注80诰命：指清代皇帝对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封赠的文书。注81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注82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拳乱”系指义和团运动，为扑灭这场运动，英、法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北京城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注83辛亥革命后，清帝同意退位，并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优待条件，内容有三，一款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二款为《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三款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里提到的，当系第二款中的第三条，即皇族私产一体保护。所谓皇族私产，应该亦包括皇室在京畿以及关外的旗地庄园。但这些条款最终未能落实。参见本书首篇对金启孮的访谈录。注84毓旗在这里有口误，实际上讲的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托梦王熙凤一事。原文如下：“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注85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中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等处留学，回国后即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提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首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湖南长沙、河北定县、重庆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国推进平民教育。其中的定县试验十年(1926—1936)，是晏氏“平民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到1935年，“平教会”工作人员已达500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与统计工作，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且较为完备，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平教运动”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得不中止，此后晏阳初南下，在重庆等地仍继续推行他的实验。直至1950年移居美国。参见张高：《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14日。按，当时从事这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实地调查的代表人物及组织除晏阳初之外，还有梁漱溟(实验区在山东省邹平)、陶行知(南京晓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昆山徐公桥)，以及燕京大学(北平清河)等。注86高蠡暴动：1932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的高阳、蠡县地区策划的一场农民暴动。暴动在蠡县宋家庄发起，收缴反动武装枪支，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和游击队十大纲领，斗地主，砸盐店，并在高阳县北辛庄成立了高蠡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拥有300余人，120多支枪。后被安国驻军白凤翔部包围，队伍被打散，17人牺牲，9人被捕。坚持5天的高蠡暴动失败。注87这里提到的是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的“大跃进”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也引起党内外人士的怀疑与忧虑。1959年7—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会议，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向毛泽东呈递“意见书”，批评1958年以来的“左”倾冒进错误，毛却认为他是向党进攻，对他展开批判，由于黄、张、周等人在会上发言表示了对彭德怀信中内容的赞同，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并随即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不但党外不同政见者被打击，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也迭遭清洗，全国经济冒进错误日益严重。毓旗的姥爷应当就是在此次反右倾运动中被牵连的。注88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于河北省保定以北清风店地区的一场战役。1947年秋，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保定以北地区向当地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坐镇北平的蒋介石急令驻石家庄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所部第7师及第16军第22师1个团北上保定，被包围在清风店，经过激战，国民党第3军军部、第7师主力及第22师1个团被全歼，罗历戎被俘。毓旗此处对国民党军队的记忆恐怕有误，应为第3军而非第6军。注89头发胡同，位于西城宣武门内，东口直达宣内大街，西口是南沟沿(今佟麟阁路)。注90冯其利先生在《清代王爷坟》中对郑王坟所做的实地考察，与毓旗这里所叙大致不差，但更详细些。据冯先生说，郑王坟的范围是东到五路居，南至两家店，西为高庄，北边营会寺，占地2顷24亩3分。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在虎皮大墙之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9位王爷。郑亲王端华之墓位于西衙门。又，冯先生还谈到，郑王坟的坟户有24家，护卫章京原由马家、安家担任，还有高、孟、宫等姓，亦与毓旗的叙述基本相符。详见《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26—29页。注91世袭罔替，清代爵位世袭多有代数限制，大多每过一代便降一等。但有八家可以不限代永准承袭，称为“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到清中后期，乾隆帝将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同治帝将恭亲王奕訢，光绪帝将醇亲王奕和庆亲王奕劻，也封为“世袭罔替”。所以清朝便有了十二家铁帽子王。注92毓旗这里所述，

队人马赶回时明军才扭转被动局面，击退清军，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军本打算奇袭清军军营，为什么自己的老窝却险些被人端了呢？原来皇太极见洪承畴还没打就退兵十里，料定其中有诈，于是就做了布置，发生了前文的一幕。皇太极估计明军遭此惨败，势必撤退，于是派兵在杏山、塔山埋伏，自己亲率大军严阵以待。天一黑，探马来报，明军撤退，皇太极当即率军进攻撤退的明军，洪承畴、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率军迎战。那王朴、唐通、白广恩、马科、杨国柱、吴三桂哪去了呢？原来他们因粮绝，奉命退回宁远，他们在途中来到杏山，与清军遭遇。明军因刚吃了败仗，心里有阴影，都吓得腿打哆嗦，勉强与清军交战，王朴在激战中率军翻过山头逃入杏山城。剩下士兵见清军刀削剑剁，凶悍异常，不由得心惊胆战，争先逃走，当即旗子也倒了，队伍也乱了，不复成列。此时忽听山腰里鼓声如雷，杀出一支人马，打着明军大旗，将领们还以为是宁远救兵，谁知到了面前，这支人马不杀清军，只杀明军，弄得明军脑子更乱了，霎时间七零八落，大部被歼，残部逃入杏山城。清军也不追赶，随即退走。八月二十四日，逃入杏山的吴三桂、王朴率残部向宁远进发，遭到清军伏击，败退至高桥，皇太极早已设伏于高桥，吴三桂、王朴所部一到，多铎就率军杀出，吴三桂英勇血战，方和王朴一起杀出重围，两人仅以身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后，吴三桂因英勇而没被追究责任，王朴则因为之前的畏葸不前而被崇祯斩杀。在洪承畴各部被击溃的同时，逃到塔山附近的明军，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他们视死如归，张开臂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密如飞蝗的清军箭矢，只要还没倒下，就这样凛然矗立，仿佛一组铁铸浸血的雕像，最终全军覆没……（“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明军损失惨重，仅松山激战就战死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损失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此时洪承畴的局面也更加不妙，他与清军混战许久，清军越聚越多，他于是率军向西退走，但西面清军甚多，无法杀出，于是他退入松山城，清军随即包围松山城。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洪承畴开始困守松山，松山地形中凹，恰如盆地，松山城就在盆底，此时的洪承畴在皇太极眼里也正如这地形一样，已成瓮中之鳖。一天后，从塔山回来的清军报捷，说明军全被赶进海里淹死，皇太极大喜，说：“洪承畴插翅难逃，现在咱们劝降吧。”范文程说：“招降洪承畴还没那么容易，咱们应先给他的部下写劝降书，射入城内，扰乱他的军心。”皇太极按他的计策行事，因射入的信被洪承畴的亲信看见，因此无人敢降。此后洪承畴仍然苦苦支撑，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率军突围，但突围失败。十二月，洪承畴亲率六千军队于夜晚冲击清军大营，被皇太极斩杀四百人，突围又失败。再往后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东华录》卷三），最终城内粮尽，杀马为食，马吃光了，城内的骑兵都成了步兵，人相食。直到1642年二月的一天，皇太极觉得时候差不多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李永芳说：“城内副将夏承德是我的老朋友，我给他写封信，射入城中，劝他投降，但此事需秘密进行。”皇太极说：“这可怎么办呢？”范文程说：“臣料松山已粮尽，想突围，现在咱们放开包围圈一面，他必然突围，我派伏兵堵截，他定然回城，趁此机会，派我军间谍混入城内，便可把信交给夏承德，秘密行事。”被皇太极采纳。当夜松山西面的清军撤去，果然曹变蛟开城突围，被清军打回，清军间谍趁机混入城，见到了夏承德，他同意做内应。第二天黄昏，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清军攻城，王廷臣、曹变蛟战死，邱民仰自刎而死。洪承畴也拔剑要自刎，突然又想我还是留全尸，上吊吧，刚要上吊，就被人抱住，捆起来，抱住他的人是夏承德，捆他的人是李永芳。这一天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破城后将近两万明军士卒全部被杀死，但城内小男孩和所有女人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免死，清军缴获甲胄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松山沦陷后，皇太极将松山城夷为平地，以防止明军再收复后拒城坚守，而后集中力量打锦州城，锦州城已经被围两年，城内人相食，且祖大寿得知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困守无益，最终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八日投降，皇太极接纳了祖大寿的投降，而后把锦州城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留。祖大寿投降后，他麾下的汉族士兵都投降了，只有几千蒙古族士兵誓死不投降，清军于是设宴招待这些人，并让他们在进入宴会前把弓箭和刀剑放在外面。蒙古人实在，不知有诈，就进去了，进去后被“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古人骁勇善战，赤手空拳跟满清八旗兵对打，还从八旗兵手中夺取刀剑来反击，虽然全军覆没，但是也给满人带来很大杀伤，“如此忠勇，华人所罕。”“老祖（祖大寿）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得知祖大寿投降的消息后，皇太极命人立刻将祖大寿送到盛京。当祖大寿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亲自将他扶起，“你上次背叛朕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朕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朕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朕就可以了。”祖大寿被授予汉军正黄旗总兵的职位，1665年祖大寿病死。朝鲜人对祖大寿的评价可谓最为精当：（祖大寿）以孤军抗大敌，累次大捷。清兵每出，万不千还。其战壮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马饥困，仍遂被围。今观外围之形势，坑堑三重，周回百里，飞鸟也难越，然犹数年支撑，粮尽遂屈。其守亦坚矣。既能战又能守，而何独不能死耶？尔非明朝老将乎？（《燕行录全集》卷十八）皇太极攻陷锦州后，派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对塔山发起进攻，朝鲜谢恩行副使、右参赞申濡的《燕行录》中《塔山堡歌》的序言记载了大明塔山保卫战，连日苦战，七千塔山守军被打得还剩一千多人，守将佟汉邦召集城内军民说：“我军士卒死伤殆尽，粮食匮乏，大家都知道我们撑不了一两天了，我必须自刎方才能尽忠，你们可以拿我的首级来投降，我不忍心看你们这一千多人像鱼肉一样城破后被清军宰割。”大明塔山最后的忠勇将士听闻此言，一起放声大哭，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最后大家商议使诈术来坑清军，跟清军鱼死网破。塔山守军与清军约定，清军入城受降，而城内则到处埋好地雷。第二天开城门，清军进入，“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清军入城受降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守军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顺治八年，朝鲜麟坪大君李渲出使北京，途经塔山时面对战后废墟赋诗《塔山所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七千英烈殉国的塔山保卫战就说到这，塔山沦陷后，辽西走廊宁远以北仅剩杏山还在明军手中，皇太极对杏山发起进攻，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军投降，至此，历时将近两年的松锦大战结束。松锦大战，可谓继萨尔浒之战后又一个明亡清兴转折点，谈迁《国榷》说：“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乾隆说：“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嘉庆皇帝《望松杏即事》：“兵集十三万，亲征统八旗。粮空营谩守，胆怯力难支。退遁奔无暇，追到扫克期。书勋阐谟烈，嗣服仰丰碑。”“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松锦大战就说到这，咱们说说洪承畴。松锦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俘，随后押上囚车被送往沈阳，在囚车上他赋诗道：“万里愁云压槛车，封疆处处付长嘘。王师已丧孤臣在，国土难全血泪余。浊雾苍茫就死地，慈颜凄惨倚村闾。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越燕山恋帝居。”可见此时洪承畴是决心殉国的，并无投降之意。四天后他被押到沈阳，开始软禁，他于是绝食。《蕉窗雨话》（清佚名著）绘声绘色地写了洪承畴投降的一幕。绝食三天后，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十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当夜，皇太极的庄妃（未来的孝庄）得知洪承畴好色后，对皇太极说：“臣妾愿以身去招降洪承畴。”皇太极：“朕贵为国君，怎能戴绿帽子？”庄妃：“主上息怒，臣妾全是为了国家。”皇太极：“好吧，你好自为之，别让后人耻笑。”庄妃来到洪承畴被囚之地，问：“这是洪经略吗？”她的声音清脆，好似九转黄莺，呼出的空气如兰花般清香，洪承畴不觉睁开了眼睛。庄妃问：“先生要殉节吗？”洪承畴很惊诧，“你是何人？怎么知道我？有何事？”庄妃：“我不是吃人的，别害怕，先生矢志殉国，最可怕的不过一死，害怕什么？”说罢她嫣然一笑，媚态撩人。洪承畴：“我不怕死，你能陪我待会吗？”（上钩了）庄妃：“妾是带着菩萨心肠来拯救先生脱离苦海的。”洪承畴：“你要劝降吗？我心如磐石，不可逆转，请不必多言。”庄妃：“先生别轻视我，我虽是女子，但颇知大义，先生如果殉国，则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血性之人无不敬爱先生，我岂忍夺先生之志？”洪承畴：“即使这样，你来也一定是要干些什么。”庄妃：“先生绝食不是决意求死吗？然而绝食没有七八天死不了，在将死未死之时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晕目眩，其痛苦百倍于死。妾心慈善，怎能忍心看先生受这种苦？所以妾煎了一壶毒药汤给先生，先生所求是死，绝食而死与服毒而死一样。先生如果怕死就算了，如果不怕死，请喝完这壶毒药。”洪承畴拿来壶喝了几口，庄妃说：“先生就是这样也死不了，先生的禄寿未尽。”洪承畴急忙问：“你说什么？我意已决，不死不休！”随后将壶中毒药一饮而尽。庄妃笑着说：“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我不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离家万里，身丧异国，逝者已矣。您此时与深闺少妇在一起，秋月春风，此情此景，情何以堪？如先生这般多情的人难道不能做点什么吗？”洪承畴泪如泉涌，说：“事到临头，怎能重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殉国在先生自己看来是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都不值识者一笑。”洪承畴：“你的话什么意思？难道降将反而被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吗？”庄妃：“先生是明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梁都断了，国家托付给谁？为先生打算，应该忍辱一时，逐渐图谋恢复，才不辜负明朝重托。不这样做，白白学匹夫匹妇那样在河边上吊，对国家有何益？尽管道理如此，但人各有志，先生既已服毒，还是少安毋躁吧。”随后庄妃又说：“先生对家人有遗言吗？你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是后死者的责任，有什么对家人说的话就告诉我吧。”洪承畴哭得更伤心了，庄妃用手帕给洪承畴擦眼泪，还说：“先生别悲伤。”庄妃身上的脂粉香气袭人，洪承畴心动了，他摸着庄妃的胳膊，觉得皮肤滑如凝脂，柔若无骨，此时洪承畴几乎忘了自己是阶下囚。到第二天早晨洪承畴也没死，因为其实毒药是人参汤，第二天，洪承畴和庄妃一起去见皇太极，洪承畴投降了。这就是民间所说孝庄劝降洪承畴的故事，但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看就是小说家之言，且孝庄是蒙古人，会蒙古语，也会满语，但根本不懂汉语，无法与洪承畴交谈，难道他们二人见面还要带翻译不成？再者，皇太极之阴狠，绝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招降一个汉官，因此，此说纯属虚构。那么洪承畴究竟是如何降清的呢？《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皇太极命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至，洪承畴大骂他，范文程强压怒火，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尘土，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把灰尘擦掉了。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承畴不死矣。洪承畴对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生命呢？”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的意见，对洪承畴倍加关照，恩遇礼厚。这天皇太极亲自来见洪承畴，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问：“先生冷吗？”洪承畴看了看皇太极，说：“真是命世之主呀！”当即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国。皇太极大喜，对洪承畴厚加赏赐，众将不悦，纷纷说：“陛下为何对洪承畴这么好？”皇太极：“我们栉风沐雨几十年，最后为的是什么？”众将异口同声：“进取中原！”皇太极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入中原就像瞎子走路一样，我今获一向导，安得不乐！”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二。《啸亭杂录》的记载与此相同。《甲申朝事小纪》记载，洪承畴不愿投降，皇太极为显示大度，将洪承畴释放，洪承畴在马上要进入山海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家仆，看见家仆白衣素服，于是忙问谁死了，他的家仆看见洪承畴，便以为自己是活见鬼了。于是两人一聊才知道，在北京的崇祯以为洪承畴战死了，在京城祭奠洪承畴，派洪承畴的家仆出来寻觅洪承畴的遗骸。家仆说：“现在如果您回去的话，您统率的军队全军覆没，镇守的城池也都沦陷，纵然是君恩宽大，满朝文武，岂能容纳您？只要回去就有不测之祸！”洪承畴于是调转马头，彻底投降了清朝。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三。《甲申朝事小纪》的记载显然不对，历史真相是：崇祯得到的消息是洪承畴已经殉国，于是便为他写了祭文，亲自为他举行葬礼。“在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贼寇肆虐的时候，是洪爱卿扫荡秦蜀，万里驱驰，天下皆知洪上将军之辛劳，三载奋力剿贼，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三秦大地重见尧天舜日之时。北面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重地被胡虏铁蹄践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爱卿星夜兼程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任命爱卿为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亲临战阵，未能告捷，壮烈殉国，遂成国殇。呜呼痛哉！”“自卿在松山被围，半年以来，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惟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爱卿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时守睢阳的张巡相比肩。无奈城内弹尽粮绝，士兵只得掘地三尺挖出老鼠来充饥，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最终叛将献城，终至一朝瓦解。然爱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身骑弱马中箭后，步战杀敌；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唁，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闻卿被俘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被囚车押解北去途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一至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置若罔闻，毫不动心而静坐；艳姬侍立于榻前，卿大义凛然，背对艳女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之时，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终倒地而死，死不瞑目。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卿之志节功业，已付史馆

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令后世之人无限景仰。甚至有人评论说：造就秦国帝业者，是秦穆公；灭亡秦国帝业者，是秦始皇。也就是说，造就帝业从来不是靠文韬武略，而是靠一颗仁爱之心。我没有那么多历史细胞，也不想讨论秦穆公和秦始皇孰优孰劣这样关公战秦琼的话题。我只是站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门口的小摊前，看着那些精于算计的小商贩，心里默默地想，当年负粮泛舟的秦国人哪里去了？很不幸被百里奚的乌鸦嘴言中，仅仅过了一年，公元前646年的冬天，秦国也开始闹饥荒。秦穆公派人到晋国，要求向晋国购买粮食。在秦国人看来，这是一桩有来有往的买卖，应该没有任何悬念。没想到，晋惠公在秦国使者递上的国书上签了两个字：“不卖！”晋惠公这个人，实在很难用人类的感情来揣测他。大夫庆郑看不下去了，批评晋惠公说：“秦国多次施恩于我国，如果背弃秦国的恩德，恐怕人心离散，那就是不亲；幸灾乐祸，就是不仁；贪小便宜，乃是不祥；惹恼邻国，叫做不义。亲、仁、祥、义四德俱失，您拿什么守护国家呀？”晋惠公的舅舅虢射听了，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虢射这句话的意思，当年欠了秦国五座城池还没有给呢（皮），现在就算卖给秦国人粮食（毛），不过等于不给皮而光给毛，一样于事无补嘛。按照虢射的逻辑，一个人如果伤害了另一个人，干脆就不要做任何补救，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伤害下去。晋惠公有这样神志不清的舅舅，多少让人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没心没肺——原来是遗传使然。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便立刻闭嘴。但是庆郑这个书呆子不死心，反驳虢射说：“如此背信弃义，以后我们有患难时还有谁会来援助我们？没有信义，灾难就会找上门来；没有援助，就只有灭亡。世事就是如此啊。”虢射冷冷地说：“卖给他们粮食，也不一定能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怨恨，反而帮助了敌人，还不如不给。”这句话说明，刻薄的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和他一样刻薄，和他一样不容易受到感动。庆郑说：“以怨报德，幸灾乐祸，人民都要唾弃，眼前就有人会仇视你，哪里用得着敌人来怨恨你！”庆郑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晋惠公听不进，最终没有答应把粮食卖给秦国人。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晋惠公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弃义，终于惹恼了秦穆公，确切地说，惹恼了全体秦国人民。公元前645年，秦国大军自雍城出发，讨伐晋国。从当时的国力对比来看，秦国弱于晋国。但是，再弱的国家也有尊严，不容别人用对待三岁小孩的手段反复欺骗。秦军将士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发誓要好好教训一下背信弃义的晋国人。出发之前，秦穆公命卜徒父为这次出征算卦，得了个“吉”字。消息传开，秦军的士气进一步飙升，求战的情绪弥漫了整支部队。面对秦国的入侵，晋惠公也尽起上、下二军前来迎战，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两军在黄河边上摆开阵势，一场大战即将开幕。这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晋惠公的戎车突然散了架，原本威风凛凛站在戎车上准备擂鼓进攻的晋惠公连同他的驾驶员、护卫都跌到了地上，被摔得狼狈不堪。晋军士气大受影响，主动向后撤退，避开秦军的锋芒。秦穆公也觉得很是奇怪，问卜徒父是怎么回事。卜徒父从容自若回答说：“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根据算卦的结果，我军将大败晋军三次，然后俘获晋侯。”秦军于是继续推进，果然又打了三次胜仗，抵达晋国的韩地。韩，又被称为韩原，是离绛都不远的一个地方，晋国军队在此集结，准备与秦军进行决战。晋惠公现在有点紧张了，他问庆郑：“敌人已经深入我国了，怎么办？”庆郑摊开双手，“那是您要他们深入的啊，能怎么办？”晋惠公大为恼怒。其实与秦军开战之前，他也组织了一次占卜活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这次占卜可谓是细之又细，连晋惠公的戎车该派谁担任护卫这样的事都占到了，结果是让庆郑来担任戎车护卫最吉利。晋惠公皱着眉头，一甩手说：“我才不要这个放肆的家伙担任我的护卫。”于是命步扬驾车，家仆徒为护卫，并且用郑国赠送的“小驷”（马名）拉车。庆郑对此也不生气，反而劝告晋惠公说：“自古以来，但凡有战争，一定要用本地的马匹驾车，因为这些马土生土长，熟悉地形，又能够领会主人的意思，服从指挥，使用起来才得心应手。您现在用外国出产的马，搞不好因害怕而生变故。万一这些马步伐混乱，不听从指挥，恐怕想进不能进，想退不能退，无法周旋，后悔都来不及。”庆郑这个人说话总是很有道理，可也确实有点啰唆。晋惠公本来就讨厌他，现在就更不耐烦了：“千金难买我乐意，你管得着么？”这一年的九月，晋惠公率领的晋国大军终于与秦军在韩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开战之前，晋惠公命令韩简去侦察秦军。韩简回报说：“秦军人数少于我军，然而士气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很吃惊地问：“为什么啊？”韩简心里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于是干脆地回答：“您出逃梁国，受到了秦国的】照顾；回到】晋国，也是】因为秦国】的帮助；遇到饥荒，吃的又是秦国的粮食。秦国三次有恩于您，却没有收到任何回报，所以前来讨伐。现在双方交战，我军将士也觉得理亏，士气低落；而秦军正处于亢奋状态，斗志昂扬，恐怕还不止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反而一拍拳头说：“士尚且不可侮辱，何况是一个国家？”他根本没有把韩简的话听进去，也不去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到这个时候，居然还认为是秦国人侮辱了晋国，用这么一句话来给自己打气。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他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会有任何内疚感；而对于别人做的事情，不管好坏，不管有没有理由，他都能抓到辫子去数落一通。晋惠公就是这种人的代表。晋惠公派韩简给秦穆公送去一封战书，战书上厚颜无耻地说：“夷吾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能团结晋国的人民，不使其离散罢了。您若是再不回秦国去，恐怕就回不去了。”秦穆公在战书上回道：“您没有回到晋国的时候，我倒是担心您回不去；回去之后未列入诸侯，我还是替您担心，怕您得不到承认；现在既然已经列好阵了，我哪敢不遵命与您一战啊？”韩简从秦军大营出来，自言自语说：“这一战，我看来是有幸成为俘虏了。”九月十三日清晨，秦军的战车拉开进攻的序幕。这一战打得相当激烈，双方都投入了最大限度的兵力，秦穆公和晋惠公两位国君也亲自操戈上阵。韩原之上，车辚辚、马萧萧、杀声震天、泥浆飞溅、血肉横飞，双方部队犬牙交错，一时间分不出胜负。在这种场合，军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对双方的将士来说，前后左右都有可能是敌军，哪一方都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击，将敌人一举击溃。混战之中，两国国君的戎车逐渐成为双方攻击和保卫的重点。秦国士兵远远地看到晋惠公戎车上的旗帜飘扬，也不需要谁指挥，自发地向那个目标逼近。与此同时，晋国的士兵也在企图包围秦穆公的戎车。毫无疑问，谁先杀死或俘虏对方的国君，谁就取得了胜利。有那么一段时间，战争的天平似乎开始朝着晋惠公这方倾斜。自认为将成为战俘的韩简发挥了潜能，他以梁由靡为战车驾驶员、虢射为护卫，指挥着一支晋军的精锐部队不断突入秦军的防御圈，有好几次几乎冲到秦穆公的戎车跟前。韩简的进攻给秦军带来巨大的震撼，附近的晋军也看出了名堂，很快形成了对秦穆公的包围圈。与此同时，晋惠公也遇到了麻烦，他的戎车马匹“小驷”受不了刀光剑影的惊吓，将戎车拉到一片泥泞之中，不肯再前进。失去机动力的晋惠公自然成为秦军攻击的固定靶标，越来越多的秦军士兵在向他靠拢。这当儿，庆郑一手持着战旗，一手握着长戈，站在自己的战车上，优哉游哉地从秦军身后经过。秦军把注意力都放在晋惠公身上了，即使看到了庆郑，也当作没看见，一个劲儿朝着晋惠公身边涌去。“庆郑，庆郑！”晋惠公大声叫道，“快来救我！”听到晋惠公的呼叫，庆郑回头看了一眼，说：“您不听劝谏，宁可违背天命也不肯让我当您的护卫，不就是固执地想求败吗？现在求败得败了，还跑什么呐？”说完扬长而去。庆郑说完这番风凉话，又有点后悔，远远地正好看见韩简，连忙叫道：“不要恋战啦，主公有难，快随我去救主公！”韩简他们眼看就要得手了，庆郑这声呼唤使得战争的天平一下子倾斜到秦国一方。韩简放弃了进攻秦穆公，带着手下急急忙忙赶去救晋惠公。秦穆公因此躲过一劫。等庆郑带着韩简等人赶到晋惠公那里，晋惠公已经被秦将公孙枝俘虏了。韩简十分后悔，如果不来救晋惠公，说不定已经将秦穆公俘获了，好歹也有个交换。韩原之战的结果：秦军完胜。在《史记》的记载中，韩原之战还有一段花絮。当韩简等人把秦穆公包围起来的时候，秦穆公一度十分危险，这时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三百余名壮汉，冲着晋军士兵一阵乱砍，替秦穆公解了围。事后一问，这些人原来是秦国歧下的山野之人。某一年秦穆公到歧下打猎，被人偷走数匹良马，官吏前去侦查，发现原来是山里人给偷了，正围着篝火烤马肉吃呢。按照律法，偷盗国君的马匹乃是死罪，官吏向秦穆公汇报之后，建议调动军队剿灭这批山民。秦穆公说：“君子不因畜牲而加害于人。我听说，吃好马的肉而不喝酒，对人体有害。”于是干脆派人送了一批好酒过去给山民喝，赦免了他们的盗马之罪。后来，这些人听说秦国和晋国要打仗，偷偷地跟在秦军后面，一直跟到晋国，在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在《论语》里，有一段记载，说孔子家的马厩着火了，孔子退朝回来，第一句话是问“伤人了吗”而“不问马”，以示对人的尊重。秦穆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先考虑人而不考虑马，这是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的重要原因。韩原之战虽然失败，晋国的大夫们却表现了值得尊重的一面。他们解开发髻，蓬头垢面地跟在秦军后面，以示不抛弃自己的主公。这样的场景，在后世的历史中，恐怕很难见到。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玩弄权谋时让人不寒而栗，表现忠义时又傻得可爱。秦穆公派人对他们说：“各位大夫过分担心了，我将你们主公带回秦国，只不过是应验了当年狐突大夫之梦罢了，不会做得太过分的。”狐突大夫之梦，当然是指那年狐突受命祭祀申生，申生的鬼魂告诉他将在韩地打败晋惠公之事了。晋国众大夫听秦穆公这么说，都跪在地上，三拜磕头，说：“君侯您顶天立地，所说的话有天地为证，我等晋国群臣在下风听着。”处于下风而听人说话，自然倍感真切。这是一语双关，既表明晋国愿赌服输、甘认失败的态度；又希望秦穆公言而有信，不要食言。古人遣词造句，真是言简意深。晋惠公于公元前651年在秦国军队的帮助下渡过黄河回到晋国，又于公元前645年在秦国军队的监护之下再次渡过黄河离开晋国，前往秦国的首都雍城。对于他来说，三十年河东太久，区区六年便已经足够。秦穆公的夫人听到战报，既喜又忧。喜的是秦军大获全胜，忧的是晋惠公这个弟弟被秦军俘虏，命运未卜。她命人在宫中的高台上堆满了柴禾，带着两双儿女——大子嵤（róng）、公子弘和简、璧两位公主登上高台，准备引火自焚，并且派人穿着丧服去迎接秦穆公，说：“上天降灾于这世上，使得秦、晋两国不能友好相处，反而兵戎相见。如果晋侯早上被带到雍城，我将带着儿女晚上死；如果晋侯晚上被带到雍城，我们将早上死。请您看着办。”秦穆公夫人之所以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来反对将晋惠公带到雍城，完全是为了晋国的面子考虑。在那个年代，一个国家的国君如果被俘至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堪称国耻。秦穆公夫人虽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于自己的祖国却是念念不忘，怀着深厚的感情，虽死也不愿意看着自己的祖国遭受耻辱。老婆这么一闹，秦穆公这个好男人心里便没了主意，只好先将晋惠公囚禁在雍城郊外的灵台。这下秦国的大夫们不干了：好不容易把夷吾这小子抓回来了，怎么不送到国都来呢？且不说对待这样的人给他面子完全是多余，成千上万秦国将士在晋国拼死杀敌，不也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如果有可能，最好把晋惠公装在笼子里，在雍城的大街上游行，让全城的百姓都来向他扔臭鸡蛋烂菜叶。一边是老婆要带着孩子自杀，一边是大夫们群情激愤，秦穆公感到很头疼。他对大夫们说：“我们俘虏了晋侯，本来是带回来一件大大的战利品。可如果因此惹得夫人自杀，很快就要举行丧礼，这战利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何况当时晋国的大夫们那样诚挚地恳求我，以天地来要挟，我也答应他们不会做得太过分。如果我自食其言，得罪天地，又是何苦呢？”公子絷咬着牙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杀了，免得他又回去作乱。”一向宽厚的公孙枝则主张：“还是把他放回去，要晋国派大子来作为人质，才是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如果灭不了晋国，又杀掉其国君，只会引起晋国上下的愤怒，反而对秦国不利。”秦穆公听从了公孙枝的意见，准备与晋国媾和。站在国家的角度，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对待晋惠公这样的人，给他面子确实是一件非常多余的事。晋惠公被关在秦国的灵台，韩简和郤乞等人主动跟随他，服侍他。有一天他突然说起了家族中的一件旧事：当初晋献公准备将女儿（也就是秦穆公夫嫁到秦国去，也叫人算过一卦，结果是“不吉”，卦辞是：“士宰羊而不见血，女持筐而无物可乘。西邻指责，无所应对。”主管卜筮的人说：“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惠公对韩简说起这件事，若有其事地感叹道：“如果先君听从史苏的占卜，不把姐姐嫁到秦国来，我也不会有今天。”事到如今，他还是不反思自己的错误，继续为他的失败找理由。韩简对此很反感，说：“卜筮，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和数理来推算事物发展的趋势。先君因其失德而有此一败，非数理所能改变。就算不把公主嫁到秦国，也于事无补。诗经上说，下民有邪恶，非降自于天，而是由人来决定的。”言下之意，您就别怪这个怪那个了，要怪就怪自己吧。一心要救晋惠公的秦穆公夫人如果听到他的这番感叹，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同年十月，晋惠公派郤乞回国，要他命大夫吕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秦国进行和平谈判。吕甥问郤乞：“除了这事，主公有没有其他交代？”郤乞说：“没有了。”吕甥苦笑，对郤乞说：“你从主公身边回来，应该代表主公慰问和赏赐国人。你就这样告诉他们，主公说自己虽然可以回国，但是觉得有辱社稷，不好意思回来，请诸位大臣立大子圉（yǔ）为君罢。”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晋惠公这个人可以说一无是处，然而傻人有傻福，流亡在外的时候有人帮他抢夺君位，成为俘虏的时候有人给他求情，不通世故人情，还有人替他收买人心。晋国朝野听到郤乞“转达”晋惠公的话，都很感动，禁不住痛哭流涕。这一句虚假的慰问使得晋国上下从战败受辱的阴影中走出来，一时间，群情振奋。吕甥趁热打铁，进一步煽动说：“主公身陷敌国，不担忧自己的生命，却还记挂着群臣，可谓仁惠之至！大伙说，我们该怎么报答他？”大家都说：“我们听你的！”吕甥说：“咱们征收赋税，修缮甲兵，团结在大子圉的周围，让诸侯都知道，我晋国虽然丧失了储君，还有国君，群臣和睦，武装力量更加强大。这样，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就会鼓励我们，国际上的反晋势力就会害怕我们，怎么样？”大家都说：“好日韩精品无码AV无码中文版

希望她确实如此。玛维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车内再次沉默了。帕拉斯把头靠在西尼卡的胸口，巴不得她们都走了，而是由卡洛斯坚实又平滑的胸脯撑着她的面颊，像往常只要她愿意时那样，就这样走上七百英里。她十六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一辆红色丰田，装有嵌入式八轨录音机。车里塞满了圣诞礼物。那些东西凡是做母亲的都会喜欢，但她备下的简直是五光十色，因为她已经有十三年没见过母亲了，不能冒险连一件都得不到母亲的欢心。在圣诞节前由卡洛斯驾车上路来一次探望母亲的假日旅行。不是从她父亲身边逃走，也不是和世界上最酷、最豪爽的男人私奔。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东西藏得好好的，行动都是伪装的，以防长着一双鹰眼的管家普罗维登斯或者她兄弟杰罗姆看出来。她父亲经常不在周围，注意不到什么。他是个律师，有一个不长的客户名单，不过其中有两位顶尖的能创新演出风格的黑人艺术家。只要弥尔顿·特鲁拉弗仍让他们名列榜首，就不需要更多的客户。不过他始终留心别的青年演员，他们可能会被列入排名榜，并且保持着在榜单上的位置。有了卡洛斯的帮助，一切都进展得顺利而令人激动：对她的女友们撒的谎还要再圆一圆；留下的东西（驾驶执照——一件复制品、玩具熊、手表、化妆品、首饰、信用卡）要显出还要回来而不是跑掉的样子。几张信用卡既然不带走，就必须在他们出走的那天兑换成大量现金并大肆购物。她想给卡洛斯再多买一些，很多，可他坚持不让买。在她与他相识的整整四个月时间里，他从不收她的礼物。甚至不让她掏钱付餐费。他会闭上他美丽的眼睛摇着头，仿佛她要请客就会使他伤心。帕拉斯结识他是在学校的停车场，那天她的丰田车发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在那之前她已经遇到他好多次了。在她的高中学校，他是长得像电影明星，很矜持的男子。所有的女孩都喜欢围着他转。那天他把油门踩到底，告诉她油管涨满了，事情就这么开始了。他提议驾着他的福特跟着她回家，以防她在路上再抛锚。她一路顺利，他就挥手告别了。帕拉斯第二天给他带去了一件礼物——一本相册，费了很大劲让他接受。“除非你让我给你买上一个辣味热狗。”他说。帕拉斯一下子就觉得嘴里满是那种刺激了。之后，他们每个周末都要见面。她千方百计地作出一切努力让他和她做爱。他热情地呼应着，搂着她的脖子亲嘴，但接连几个星期再不肯越雷池一步。两人之间是他说了那句话：“等我们结婚时吧。”卡洛斯不是个看门人，真的不是。他雕刻，当帕拉斯跟他说起她的画家母亲，以及她住的地方时，他笑着说那可是艺术家待的完美地方。整个事情就此到位了。卡洛斯不会啰唆什么在假期放弃工作。弥尔顿·特鲁拉弗会为客户的聚会、音乐展示会和电视节目格外忙碌。帕拉斯把几年来她母亲寄来的生日贺卡和圣诞贺卡都翻了一遍，找出她最近的地址，这一对情侣就既无羁绊又无阴云地出发了。只可惜那发疯的黑女人把圣诞圣歌毁了。帕拉斯偎依在西尼卡的胸前，虽说不算很舒服，总还能稍稍缓解袭击她的寒意。前排坐的两个女人又开始争吵了，那种尖厉的嗓音让她头疼。“爱光着身子的骚货！索恩是我们的朋友。我现在该如何对她说？”“她是康妮的朋友，跟你没关系。”“是我卖给她胡椒，配成了她的强身……”“那又怎么样，你就成了药剂师了？不过是迷迭香，还有一点麦麸掺上阿司匹林。”“不论是什么，那是我的职责。”“只是在康妮醉的时候。”“不许你的臭嘴提她。在你来之前她从来不喝酒。”“那是你说的。她甚至睡在酒窖里。”“她的卧室在那儿嘛！你真蠢。”“她已经不再是女仆了。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睡在楼上。她就是想离酒近点。”“老天，我恨你这副脏肚肠。”西尼卡柔声打断她们，想让气氛和谐一些。“康妮没有醉。她是不痛快。虽然如此，她还是该和我们一起来。她要是来了，就大不一样了。”“这样挺好嘛。真不赖！”吉姬说，“直到那些该死的牧师一样的人来搅场。”她用一支快吸完的香烟续上了另一支。“你不能停下来两分钟不吸烟吗？”玛维斯说。“不！”“你没看见那黑鬼在你身上看出什么了吗？”玛维斯继续说，“反正我看出来了，因为你好像不能掩饰自己。”“嫉妒？”“见鬼。”“见鬼，见鬼！你有十年没让人干过了，你已经干得只剩下瘪壳了。”“滚出去！”玛维斯厉声叫着，把车刹住，“滚出我的汽车见鬼去吧！”“你打算对付我？敢碰我一下，我就撕破你的脸。你这该死的重罪犯！”说着她便把香烟往玛维斯的胳膊上猛地一戳。在车里那么有限的地方，她们没法施展拳脚大打出手，但还真动起手来。西尼卡搂着帕拉斯在后面瞅着。她一度想拆开她们，但现在她知道更好的办法了。她们累了就会住手的，那样可以比她介入保持更长久的相安无事。吉姬深知玛维斯的弱点：辱及康妮或涉及她出逃的情况。玛维斯最近一次出行时从她母亲那儿听到了对她发出的通缉令：非法侵占大批财产、抛弃家庭和涉嫌谋杀两个亲生孩子。凯迪拉克摇晃着。吉姬既好斗又虚荣——她不想在自己可爱的脸蛋上留下淤青或抓痕，还不时得顾及她的头发。玛维斯虽然动作缓慢，但打一下是一下，而且乐于动手。吉姬看到了血，而且以为是自己流的血时，就爬出了车，玛维斯则紧追不舍。在没有一只飞鸟的炽热天空下，她们俩在路上和路边继续打斗。帕拉斯坐起了身，被搅起尘土和压倒野草的两个身体催眠了似的。那两个身体在俄克拉荷马茫茫的天空下，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米西塔如画的天空下，那么专注，旁若无人。在迪·迪·特鲁拉弗激动的拥抱和亲吻的几个月之后，在惊叹她母亲窗外美景的几个月之后，在吃过美馔佳肴的几个月之后，在迪·迪的朋友圈中——各种艺术家：印第安人、纽约人、老年人、嬉皮士、墨西哥人、黑人——谈论艺术的几个月之后，在他们三人在帕拉斯认为只有迪斯尼可以制作出来的星空下谈话的几个月之后。在那几个月之后，卡洛斯说：“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才是我一直寻求的家。”他那张浸透着月光的面孔让帕拉斯的心跳都停止了。她母亲打着哈欠。“当然是啦。”迪·迪·特鲁拉弗说。卡洛斯也打了个哈欠，当时她就该明白——不约而同的哈欠，一唱一和的腔调。她应该进行一下数学运算——卡洛斯在年龄上更接近迪·迪而不是她。她若是注意到，或许就能防止那两个身体在草地里扭作一团，交换着呻吟，毫不在乎有人旁观。也就不会随后傻乎乎地跑向丰田车，茫无目的地瞎开一气，撞上和刮擦上几辆卡车。也不会碰到身下带着软东西的水了。帕拉斯又感到了看不见的鳞片令人生厌的搔痒和触摸，便转过身不去看那两个女人厮打的场面，举起一只胳膊搂住西尼卡的脖子，把脸深深地贴进那小小的胸脯。只有西尼卡一人看到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司机放慢了速度，可能想绕过占着路中间的凯迪拉克吧，也许是想提供一下帮助，反正他停了很长时间，足以看清两个满不在乎的女人在路上滚作一团，衣裙也扯破了，私处都露了出来。他还看到另有两个女人在车后座上拥抱着。他瞠目结舌了好久，然后才摇着头，加大了他那辆卡车的油门。最后，吉姬和玛维斯都躺在地上喘着气。一个，然后是另一个，坐起身，摸着自己的身体，查遍周身的伤情。吉姬去找她丢下的一只鞋，玛维斯找她箍发的橡皮圈。她们一语不发地回到了车里。玛维斯用一只手驾驶。吉姬嘴巴没伤的一边叼着香烟。一九二二年，白人劳工曾在自己的圈子里，在一片荒野中的一座石头房子中大笑。印第安人连房子都没有。恶劣的天气里，在一片缺树的土地上用木柴是渎神的，用煤又太贵，牛粪又太臭。那座巨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狂想。那个贪官订购了几吨煤——但一点没用上。接收了这一产业的修女们都极能忍受，用点煤油、睡着单薄的铺盖已经成了习惯。不过在春夏两季和暖秋时分，宅子的石墙则是求之不得的凉快。吉姬跑上楼梯，赶在玛维斯前面使用仅有的洗浴水。她一边使劲咳嗽，一边脱光衣服，在一面没有涂漆的镜子中观察着自己。除去一只膝盖和两个手肘，伤得还不算太重。指甲当然裂了，但眼睛没有青肿，鼻子也没有破损。不过，明天可能会露出更多的青紫。让她难堪的是嘴角周围都肿了，按按伤处会涌出一股血。突然之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大街上人们全都在跑。警笛——警车？急救车？消防车？——刺耳地响。一道由警察组成的人墙在前进，阻断了从东到西的通路。跑动的人群边抛着他们带在身边或随手找到的东西，边逃跑。她和米基起初还挽着手随着一伙散乱的人群沿一条侧街跑。那是一条房子小、草地多的街道。没有开枪——根本就没有开火。只有姑娘们音乐般的尖叫和长着好斗面孔的男人一声接一声的吼叫。警笛，没错，还有远处手提式扩音器的声响，但是，没有打碎的玻璃，没有尸体倒地的响声，没有枪响。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小男孩的白衬衫上有一片红颜色晕开来？她没有看清楚。人群聚拢起来，然后就站住了，被什么人在前边挡住了。米基被几个肩膀隔开，正在推开人群向前挤。吉姬又看了一眼躺在鲜绿草地上的男孩。他穿戴得可真好：蝴蝶领结，白衬衫，锃亮的系带皮鞋。可是现在衬衫已经脏了，上面覆盖着红色的牡丹花。他猛地扭动了一下，鲜血从他嘴里涌出。他伸出了双手，小心翼翼地堵住血，以免血会像刚刚毁了他的衬衫那样，毁了他的皮鞋。据报纸说，有一百多人受了伤，但没提到开枪或一个遭枪击的男孩。没提到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黑人小男孩用双手捂着他的血。水汩汩流进浴缸。吉姬用发卡扎住头发，然后趴下，再次检查浴缸下藏着的盒子里她所取得的进展。上面的盖子被扔到了一边，但那金属盒看来还牢固地原封未动。伸手到浴缸下面是个问题。她当初要是告诉了K.D.，他一定会帮她的，不过那样他就得分享盒子里的东西了：可能有金子、钻石、大包的现金。不管是什么，那是她的——还有康妮的，只要康妮想要一些。但再没别人的了。绝没有玛维斯的份儿。西尼卡不会要什么，而最后来的这个女孩，戴着一副破眼镜，长着一头浓密鬈发——谁知道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吉姬站起身，从皮肤上刷去尘土，然后走进浴缸。她坐在那里想着她的选择。康妮，她想着。康妮。然后，她仰卧着，让肥皂泡没到下巴。这时她想到了西尼卡的鼻子，睡觉时鼻翼的翕动；想到了她嘴唇笑与不笑时歪着的样子，她那对向外完美伸展的浓眉，还有她的嗓音——柔和，充满温和的渴求，像是亲吻。在走廊另一端的浴室里，得意扬扬的玛维斯在水池处清洗。随后她换好衣服，下楼到厨房去做晚饭。剩下的鸡块，拌着胡椒、洋葱、龙蒿、某种调料汁，也许还有碎奶酪，卷到那种薄饼似的东西里，这是康妮教她的。这会让她高兴的。她要把一盘这样的晚餐拿到下面给康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不提打架的事。那不重要。其实她还挺喜欢打这么一架。打呀，打呀，连咬吉姬都令人高兴，就像做饭一样。这是旧的玛维斯已经死去的又一例证。原先那个玛维斯在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面前都保护不了自己，更不消说面对丈夫了。那个玛维斯不会安排或者凑合出一顿简单的饭菜，靠的是现成食品和开车路过即取即吃的东西，现在却能做出小薄饼这类精美的食物，用不着每天去采购。但她被吉姬说她没有性生活的那句话刺伤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很好笑。她和弗兰克成婚时，她确实喜欢那事。可以那么说吧。随后便成了要求之下的折磨，与把她从椅子上一巴掌扇出去没什么两样，只是时间更长而已。这些年在女修道院，挨打和上床的事都摆脱了。不过，有时候夜里出现那种情况时，她不再挣扎了。先前是偶尔出现一次的梦境——一只幼狮咬她的喉咙。近来则是另一种形式——人——趴到她身上或是从后面凑过来。“梦魇。”康妮这样说。“跟它打。”她说。可是玛维斯做不到也不肯做。现在她想弄清，吉姬说她的那些话是不是她愿意做那种梦的理由。她仍然听得到莫尔和珀尔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在女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中折腾。或许她该向康妮承认、忏悔：夜间梦到笑嘻嘻的孩子和一位“母亲”，那母亲喜欢有她一起构成的幸福之家的样子。最好是这样：她给康妮送去晚饭，告诉她婚礼招待会的情况，说吉姬如何让大家，尤其是索恩，下不来台，然后再问她该拿这种梦境怎么办。康妮会有办法的。康妮。诺玛·福克斯的开司米披肩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西尼卡把它裹在帕拉斯身上，问她需要什么东西。要水吗？吃的东西？帕拉斯示意不要。西尼卡心想，她还哭不出来。痛苦压得她太厉害了。一旦它升起，泪水会随之而来，西尼卡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时康妮能够在场。于是她尽量让这女孩暖和起来，好好给她理顺浓密的头发，拿着一支蜡烛领她下楼去找康妮。地下室的一部分是一个有拱顶的巨大而冰冷的房间，周围是一圈摆瓶子的货架。瓶中的酒都和康妮一般年纪。康妮告诉她，修女们很少碰酒，只有在她们能找到一个教士来此望弥撒时，才想喝上一杯。有一次圣诞节，她们用了一瓶一九一五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代替朗姆酒浸泡一块蛋糕。四周影影绰绰的都是些弃置和破损的箱子、木盒及家具。抛光的大理石雕刻的裸女，粗石雕出的男人造型。最远端便是通往康妮房间的门。虽然如玛维斯所说，房间并非为女仆而造，但其原先的目的并不明确。康妮占用之后，由于室内阴暗，倒很是喜欢。阳光对置身室内的她没有威胁。西尼卡敲敲门，没有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康妮正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轻声打鼾。西尼卡一进来，她就醒了。“谁拿着灯火？”“是我——西尼卡。还有一个朋友。”“把蜡烛放在那儿吧。”她指着身后的一个五斗橱说。“这是帕拉斯。是两天前刚来的。她说她想见你。”“是吗？”康妮问道。烛光难以照见什么，但西尼卡还是辨出了圣母玛利亚，一双闪亮的修女鞋，念珠，还有梳妆台上在一罐水里生根的什么植物。“谁伤害你了，小家伙？”康妮问。西尼卡坐在地板上。她心里有一丝希望：帕拉斯即使不谈什么要紧的事，也会说不少话。可是康妮似是有魔法，她只是伸出一只手，帕拉斯就走过去，坐在她的膝头，起初是边说边哭，后来是哭个不停，这时康妮便说：“喝点这个”，“多好看的耳环”，“可怜的小家伙，可怜，可怜的小家伙。他们伤害了我可怜的小家伙”。谈话在酒气融融中进行了一小时；谈话是倒叙方式，痛彻心扉，断断续续，但总算说了出来——那个谁伤害了小家伙的故事。她说，她丢了鞋子，可是起初谁也没有为她停下来。她说，后来有一个戴浅顶软呢帽的印第安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卡车印第安人为了她停了车。当时天刚亮，她穿着短裤，光着脚，在路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开车的是个男人，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那妇女，膝上抱着个孩子。帕拉斯说不准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六个小伙子坐在后边。是那妇女说服了她，让她同意搭车。她帽檐下面的一双冷灰色眼睛毫无表情，但有她在男人们中间，那些人都规规矩矩的——连她膝头的孩子都老老实实。“你往哪儿去？”她问。这时帕拉斯才发现她的声带不管用了。她发声的能力还比不上身后地里吱嘎作响的结实的风磨呢。她只好指着卡车前进的方向。“那就坐到后边吧。”那妇女说。帕拉斯爬上车，挤在那些男人中间——多数与她年龄相仿——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一些，祈祷着那妇女是他们的姨妈——或者更具有管束力。那些印第安小伙子只是瞪着她，不发一语。他们的胳膊都放在膝上，笑也不笑地看着她的粉色短裤，荧光T恤。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开纸袋，开始吃东西。他

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1644年间101644年后14后来的武职降职，主要是各地明朝正规军中的总兵和副将。在“贰臣”中，他们至少由四部分组成。表A-51644年后降清并列入“贰臣”的军官。（1）先降李自成。后降于清的明朝军官：

姓名	省份	官职
唐通	陕西	总兵
董学礼	陕西	副将
白广恩	陕西	总兵
南一魁	陕西	副将
骆养性	河北	左都督

（2）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军官：

姓名	省份	官职
祖泽溥	辽东	副将
孔希贵	奉天	总兵

（3）1644年10月以后在各地投降或受荐的明朝军官：

姓名	省份	官职
刘芳名	宁夏	总兵
徐起元	安徽	左都督
胡茂桢	陕西	总兵
高第	陕西	总兵
贾汉复	山西	副将
马宁	甘肃	参将
高斗光	山东	总督（凤阳）
王永吉	江苏	总兵
王国宝	山西	总兵
鲁国南	顺天	副将
任珍	河南	副将

（4）在南京陷落时，或南京陷落后其地也被攻占时投降的明朝军官：

姓名	省份	官职
马得功	辽东	总兵
马勇	陕西	副将
田雄	北直隶	总兵
常进功	辽东	副将
高进库	陕西	副将
刘良佐	北直隶	总兵
刘泽洪	北直隶	副将
许定国	河南	总兵
吴六奇	广东	总兵
王之纲	北直隶	总兵
陈世凯	河北	副将

相对而言，这个明军人集团比起那些投降后渗进入各级官僚机构的文职“贰臣”更具同质性。表A-6武职与文职品位比较：

武职	人数
左都督	9
都督	2
总兵	17
副将	21
地方总督	9
总计	58

文职	人数	官品
大学士	2	正五品
尚书	6	正二品
侍郎	12	正三品
大理寺卿	1	正三品
大理寺少卿	3	正四品
詹事	2	正三品
翰林学士	6	正四品至从四品
国子监司业	2	正六品
御史	7	正三品至正七品
给事中	5	从七品
郎中	5	正五品
道丞	3	正三品至正四品
拥有举人、进士身份者	11	未入流
总计	65

文宫中，近2/3（35人）是四品以上的上层官僚。这样，这些列名《贰臣传》的文职降臣就形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集团。军官则不能依品级排列，因为他们根据战略需要而随时承担的军事职责，与他们在正规军队系统中的职位品级并不必然一致。然而，我们可以用文官四品为标准，粗略地把较高和较低的品位区分开来。尚书和侍郎属上层部分，郎中、给事中为下层部分。以此类推，左都督、都督和总兵划入上层；副将与地方总督划入下层。根据这一区别，武职降臣最初是个不太显赫的集团：下层军官（50人）稍多于上层军官（28人）。武职降臣中总兵与副将最多，似乎由此可以假定，给这些军官授予尚书之职，是诱使他们为清朝效劳的一种奖赏。但这一假定并不正确。早期清政府中汉尚书之职实际是为1644年后投降的陕西和东北军官所占有的；大多数汉侍郎也被在清朝攻占北京后投降的军官们占据了。在11个出自西北和东北的军官所担任的尚书之职中，有3个给了前军阀左良玉的参将，1645年他的军队在九江投降了阿济格；4个给了曾在李自成麾下效力的军官。在侍郎之职中，几乎1/4给了祖大寿、左良玉和李自成的参将。然后，显赫的官位或是给了那些在对南明作战中建立殊功，以及在北方平定了起义地区的官员；或是给了那些曾在起义军中或晚明军阀之下指挥过独立部队的人。这样，如果《贰臣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清初降臣的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传记汇编的话，那么，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将是这样一些职业军官，他们来自中国西北或东北，在征服期间有副将之衔，指挥一支由他自己征募的军队，并与反抗新统治的敌人作战。

B．1644年的“贰臣”

1644年参加清政府并列入《贰臣传》的50名官员中，大多数是京城行政官员，且有36人拥有进士身份。他们的供职地点近2/3是在北京。投降时的供职地点：

地点	人数	百分比
北京	17	63％
省府	5	19％
府	4	15％
县或州	1	3％

近1/4的降宫来自山东。1644年的降臣的省籍：

省籍	人数	百分比
山东	12	24％
北直隶	7	14％
南直隶	6	12％
河南	5	10％
陕	5	10％
山西	5	10％
江西	3	6％
四川	3	6％
浙江	2	4％
云南	1	2％
辽阳	1	2％

这与整个崇祯时期中央政府的平均构成是一个显著的对比。崇祯时期，有1/3以上官僚来自南直隶和浙江。如果我们以长江划分中国，并把湖广和四川划归南方省份，那么可以得到如下数字：1644年降臣：

北方	68％
南方	32％

崇祯时的尚书：

南人	76％
北人	24％

所以说，北人与南人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在崇祯朝和顺治朝之间实际上是反过来了。

C．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一般而言，整个清朝担任府级官员的旗人的比例，大大超过他们在州、县级行政单位的比例。在清朝统治初期，这类官员中汉旗人通常多于满蒙旗人。

地方政区	汉八旗	满蒙八旗
府	79％	21％
直隶州	84.30％	16％
州	88.20％	12％
县	94.10％	6％

在清初，甚至到府级职位的旗人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在下表所显示的此时担任府和州级官职的旗人百分比中就能看到。

时间	府	直隶州
顺治时期	8％	8％
康熙时期	20.30％	18％
雍正时期	15.70％	19％
乾隆时期	23.70％	20％
嘉庆时期	21.50％	17％
道光时期	23.50％	14％
咸丰时期	20.10％	15％
同治时期	19.30％	9％
光绪时期	20.60％	11％

然而，在顺治统治中期，地方宫中，特别是府级的地方宫中，满洲攻占北京前即已投降的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我们能从清初与清中叶府级官员的省籍比例中看到如下情况：

时间	出身于江苏诸府的官员	出身奉天诸府的官员
顺治时期	5％	26％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由余的这番高论，大为惊讶。会见一结束，穆公便立即召见内史王廖，说：邻国有了圣人，就是我国的灾难。现在这个由余太有才了，将来必然是我们的麻烦。我们怎么办呢（今由余之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王廖回答穆公说：我告你三个字：一送，二扣，三怠。一送，戎王地处偏僻，没有听过中原各国的音乐，送给西戎漂亮的歌女舞伎，让他整天沉迷于歌舞声色之中，丧失斗志。二扣，扣由余，不让他按时回去，延误他回国的日期，并且积极主动地向戎主给由余请功，这样，戎主一定会产生怀疑。一旦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隔阂，我们就可以设法得到由余了。三怠，戎王一旦喜欢上歌舞声色，一定也没心思处理国事了（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秦穆公一听，大喜，说：好，就这么办。于是，秦穆公一方面盛情款待由余，另一方面让内史王廖送给戎王十六名漂亮的歌女。戎王非常高兴，整日沉迷在歌舞声色之中。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戎王看不足。过了很长时间，秦国才让由余回国。由余看见戎王整夭泡在歌吧里，便多次向戎王进谏，戎王一概听不进，由余因此非常郁闷。穆公放由余回戎地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由余的动向。当他得知由余郁闷之后，屡次派人秘密至戎地，盛情邀请由余到秦国就业。看着戎王整天泡在女人堆里，无所作为，无可奈何的由余只好痛下决心，离开戎王，投奔秦国。穆公得知由余到来，用最隆重的宾客之礼接待由余，非常恭敬地向他询问应该在什么样的形势下进攻戎族（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国用由余的计谋攻打戎王，一下子吞并了十二个西戎之国，开辟了千里疆土，终于在西戎之地称霸（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周天子听到这个消息，亲自派召公带着金鼓前来祝贺。周天子派人祝贺有两个原因：一是报仇，秦穆公替周天子报了当年戎王杀死幽王之仇；二是拉拢，通过嘉奖秦穆公拉拢秦国。因为，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的势力更加衰弱，笼络有实力的诸侯已经成为周夫子生存的一项童要原则。秦襄公当年得到的一纸空文的封赏，终于在秦穆公手里变成了现实。秦国因此有了幅员广阔的根据地。两年后（前621），在秦穆公仙逝之时，他留下了一个疆土更为广阔的秦国。秦穆公继承秦襄公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的基业。但是，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向东发展。而且，秦穆公对西戎兵，是在秦穆公的晚年，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称霸西戎是在秦穆公三十七年，那么，前三十多年秦穆公在干什么？他对进军中原有没有什么作为呢？第5章穆公东扩秦国西临诸戎，东接强晋。秦穆公晚年称霸西陲，大大拓展了秦国的疆域，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但是，秦国要想成为诸侯中的大国，偏安西方一隅肯定不行，东扩是秦国的必然选择。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有三十六年在与东方诸国周旋，想要东扩必须先和东方强大的晋国打交道。秦穆公称霸西戎势如破竹，那么，他在向东扩张上也能所向披靡吗？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秦土东扩用去了其中三十六年的光阴。秦国的东邻是强大的晋国。秦国东扩，必须和晋国一争高下。当时的晋国，地广人众，势力非常强大。秦穆公一方面积极网罗人才，一方面针对晋国不同的国君，区别对待：东扩中心不改变，政治、军事两手抓。三救晋难，大打政治牌，在诸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帮助在外奔亡多年的公子重耳归国继位，杀死晋怀公，与晋文公全面合作；晋文公死后，开始东进，大胜韩原，终于打败强大的晋国。虞国君贪贿亡家国秦穆公礼贤得良才为了秦国东扩，秦穆公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网罗人才。秦穆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王佐之才，自己不可能完成东扩大业。那么，秦穆公网罗到人才了吗？他是怎么网罗到人才的呢？秦穆公五年（前655），晋国向虞国借路去征伐虢国。当时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只有向虞国借路，才能去征讨虢国。当晋国向虞国借路的时候，虞国一位非常有见识的大夫宫之奇认为，虞国与虢国的关系好像嘴唇与牙齿的关系，“唇亡齿寒”，虢国灭亡了，虞国还能存活吗？但是，虞国国君因为曾经接受过晋献公的宝玉、名马，所以，他认为晋国和自己的关系非常铁，就答应了晋国。宫之奇于是率领全族离开了虞国。百里奚（一作百里傒）。当时在虞国任大夫，他深知虞国国君鼠目寸光、昏庸无能，很难听得进意见，便缄默不语。晋国在灭掉虢国后，回师之时就顺手灭了虞国，虞君及百里奚都被俘，这就是著名的虞国国君贪贿亡国事件。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百里奚被当作陪嫁的小臣送到秦国。百里奚以此为奇耻大辱，便从秦国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边境人员抓获扣留。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一位贤能之人，就想用高价赎回百里奚，但又怕出价太高楚人觉得奇货可居，反而不放，就对楚国人说：“我妻子出嫁时陪嫁的小臣百里奚在你们那儿，我想用五张羊皮把他换回来。”（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国人得知自己扣压的这个老头还能值五张羊皮，便爽快地答应了。百里奚因此被交还秦国。百里奚回到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车（穆公释其囚），向他咨询国家大事（与语国事）。百里奚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推辞说自己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礼贤下士地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虞国国君不用你，所以虞国才灭亡（虞君不用子，故亡）。百里奚顿觉知遇之感，便全心事之。于是，秦穆公与百里奚一连好多天在一起谈论国事，越谈越投机。秦穆公十分赏识百里奚的才华，把国家大政交给百里奚处理（穆公大说，授之国政），号称“五羖（gǔ，谷）大夫”。羖，就是黑色公羊。之所以如此称呼百里奚，是因为他是由五张黑色羊皮换来的。百里奚是秦穆公得到的第一位人才。当秦穆公大大称赏百里奚的才干时，百里奚却说：“我不如我的朋友蹇（jiǎn，简）叔（臣不及臣友蹇叔）蹇赛叔才是真正的贤才，但是，没有人了解他（蹇叔贤而世莫知）。”百里奚说，我过去外出游学求官。被困在齐国，沦落到沿街讨饭，蹇叔收留了我。我想当齐国国君之臣，蹇叔阻止了我，我这才躲过了齐国政变那场灾难。后来、我到了周，周王子穨喜爱牛，我想凭着养牛的本领求个官职，穨也想用我，但是，蹇叔又劝阻了我。我离开了穨，才没有和穨一起被杀。我到虞国做官，蹇叔也劝阻过我。我虽然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我心里贪恋俸禄和爵位，就暂留下来。我两次听蹇叔的话，两次躲过劫难；一次没听，就遇到这次虞国灭亡被俘之灾。一所以，我深知蹇叔的才干（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是以知其贤）。秦穆公闻听此言。立即派人带着重礼迎接蹇叔，任命他为上大夫（于是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得到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两位主佐之才：百里奚与蹇叔。晋惠公出尔反尔秦穆公三救晋难秦穆公一生和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五位晋国国君打过交道。秦穆公即位之时，晋献公已经掌权十八年，已进入晚年，所以，秦穆公与晋献公往来并不多。晋襄公即位时，秦穆公已经进入执政后期。因此，秦穆公在位之时，主要是和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三位晋君打交道。秦穆公和晋国三位国君交往是区别对待的，根据晋国当时的实力采取不同的对策。秦穆公和晋惠公打交道的过程堪称经典，核心策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一切以“东扩”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道义和武力。无道义不足以服众，无武力则没有话语权。秦穆公三救晋难，道义尽显。先前，晋献公生前宠幸一个叫骊姬的女人，骊姬害死了太子申生，申生的两位弟弟重耳、夷吾为保全性命出逃。晋献公去世后，骊姬的儿子奚齐被拥立，而献公的大臣里克又杀了奚齐。另一位大臣荀息在奚齐被杀之后拥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大臣里克又把卓子和荀息杀死。晋国朝中一片混乱。晋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动荡不安的政治状况呢？原来，周代宗法制盛行，嫡长子继承制深入人心。骊姬之子不是宗法制度承认的法定继承人，大臣们不从。此时的晋国出现了权力真空。出逃的公子夷吾在国外知道了晋国内乱的消息后，以割让河西之地八座城为代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君），请求秦穆公协助他夺取君位。秦穆公面对晋国的政治真空，毅然决然地派百里奚率兵护送公子夷吾回国。解决了晋国的君权继承问题。这就是秦穆公“一救晋难”，拥立了晋惠公。但是，夷吾（晋惠公）即位之后，立即背叛了自己“割晋之河西八城与君”的承诺。秦穆公虽然对晋惠公的言而无信很愤怒，但是，他并没有立即举兵伐晋，而是审时度势，静观其变。秦穆公“二救晋难”，娠济晋灾。秦穆公十二年（前648），晋国大旱。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晋国向西邻的秦国紧急求援。秦穆公当时面着临三种选择：一是出兵晋国，二是坐视不救，三是开仓赈灾。当时他可以利用晋国自然灾害之机，出兵攻打，削弱晋国，但是，这对秦国的政治形象不利。坐视不救，实际上与出兵是同一性质，只是手段温柔一点而已。开仓赈灾，帮助晋国渡过难关，政治上可以得分，但是，强晋会成为阻碍秦国东扩的尾大不掉的障碍。秦国大臣在这一问题上分两派意见：主战派主张趁“饥”讨伐，主和派认为不能见死不救。秦穆公最后询问他最信任的百里奚。百里奚说：晋国国君夷吾从前背叛自己的诺言，得罪过你，但是，晋国的老百姓有什么罪呢（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由于百里奚力主赈济晋国，秦穆公采纳了他的意见，大规模向晋国运粮（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一就这样，秦穆公援劲敌称誉天下。秦穆公通过两救晋难，为秦国摸索了一条大国崛起之道：重视道义。春秋之际，已经进入了大国称霸、吞并小国弱国的阶段。但是，真正的大国，绝不单单是个经济强国，而且一定要秉持道义，这样，才能让诸侯宾服。所以，在秦晋关系上，秦穆公高举道义的大旗，在政治上得了重要的分值。说白了，秦穆公打的是政治牌。秦穆公“三救晋难”，遣返晋惠公。两年之后（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援助。晋惠公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商议，有位大臣对晋惠公说：趁秦国发生灾荒出兵讨伐，一定可以获得大功（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惠公采纳了大臣的意见，于秦穆公十五年（前645），出兵攻秦。晋国饥荒，秦穆公大规模救灾；秦国饥荒，晋惠公却落井下石，兴兵伐秦。二者相比，晋国明显在道义上失了分。但是，秦穆公是道义、军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既然晋国要打，秦穆公当然；要奉陪。于是，秦、晋两国在韩地开战，这就是著名的韩原之战。韩原之战一开始，晋惠公倒是奋不顾身，抛下自己的大部队就往前冲，回来的时候，驾车的战马陷到泥潭里。秦穆公和部下看到此情此景，纵马追赶，想趁机抓住晋惠公。但是，秦穆公不但没能抓到晋君，反而被晋军包围了。晋军围攻秦穆公，穆公受了伤，形势非常危急。正值此危急之时，秦军三百多个士兵不顾个人安危，驱马冲入晋军，晋军的包围圈被打开，不仅穆公得以险处逢生，反而活捉了晋惠公。这三百个勇士是什么人呢？之前，穆公曾经丢失过一匹良马，岐山下的三百多个乡下人抓到这匹良马，把它宰杀吃掉了。政府抓到他们，要严办。穆公说：君子不能因为一头牲畜而伤害人（君子不以畜产害人），我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会伤身（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于是，不但不处罚他们，还赐给他们美酒，并将他们全部赦免（乃皆赐酒而赦之）。这三百人心怀感激，听说秦穆公要去攻打晋国，都要求跟着去。作战时，他们发现穆公被敌军包围，于是，个个高举兵器，争先恐后，冲上前来，报答秦穆公的恩德。这就是秦穆公被困时临危解围的三百敢死队；结果，就是这三百勇士帮秦穆公脱离险境，还意外地俘虏了晋惠公。这就叫善有善报。回国后，愤怒的秦穆公发布命令：人人斋戒，独宿，要用晋君祭祀上帝。秦穆公的这个决定可以理解。晋惠公知恩不报也就罢了，反而恩将仇报，趁人之危兴兵伐秦，怎能不让秦穆公恼羞成怒？周天子听说了这件事，想要替晋君求情，他对秦穆公说，晋国国君是我的同姓，可否网开一面（晋，我同姓。为请晋君）？晋惠公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她听到这件事，穿上丧服，光着脚，跑到秦穆公面前说：“我是夷吾的姐姐，但是，我却不能救自己的兄弟（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秦穆公在战场上俘虏了晋惠公，要杀要放，本来全凭秦穆公一句话。现在，周天子求情，夫人也求情，秦穆公该怎么做呢？按理说，秦穆公完全可以我行我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秦穆公却说：我俘虏了晋惠公，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本想用他祭天，以报天下。可是现在天子来说情，夫人也为此事发愁。于是，秦穆公跟晋惠公订立盟约，答应让他回国，并以诸侯之礼相待。秦穆公此举，再次在道义上得了分。晋惠公背信弃义，战败被俘。秦穆公本可以杀了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结果，秦穆公以德报怨，再次放他回国。秦穆公在晋国内乱之际首立晋惠公，结束了晋国的内乱，一救晋难；在晋国旱灾之时，送粮贩灾，二救晋难；在晋惠公企图趁秦国灾荒而兴兵攻打秦国之时，俘获了晋惠公，并再次送他回国，三救晋难。从秦穆公三救晋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成熟、大度、负责任的秦穆公。而且，在三救晋难的过程中，秦穆公不仅政治上得了满分，秦国自身也有了重大创获——秦国势力在向东大规模地扩张。秦穆公再次送晋惠公回国后，晋惠公献出晋国河西的土地。同时，晋惠公还派他的太子圉（yǔ，语）到秦国做人质。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圉。这时候，秦国的地盘向东已经扩展到陕西、山西的黄河一线（是时秦地东至河）。再说武力。秦穆公的武力不用多讲，拥立晋惠公，靠的是军事实力作后盾，秦穆公与晋惠公的韩原之战也显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靠道义实施的话语权需要依托背后的军事武力作支撑。所以，秦穆公是两手（政治、军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晋怀公逃归继位秦穆公迎立重耳秦穆公二十二年（前638），晋惠公的太子圉逃回了晋国。原因是太子圉听说父亲晋惠公病重，担心自己在秦国当质子会失去继位的机会，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紧急时刻回到晋国。第二年（前637），晋惠公病故，从秦国逃回晋国的太子圉被立为国君，他就是晋怀公。这是秦穆公东扩要面对的第二位晋国国君。秦穆公三救晋难，对晋惠公施行的是怀柔政策。对晋怀公，秦穆公却决定将他拉下马来，另立新君。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对晋怀公非常不满。秦穆公对晋惠公的食言和背义也很不满，但是，秦穆公对他还是三救其难；对于晋怀公，秦穆公更为不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晋怀公抛弃了自己的女儿秦赢，偷偷跑回晋国继位。既然秦穆公认为晋怀公非常可恶，当然想找人取而代之。此时，晋惠公的兄弟公子重耳在外流亡近二十年到达楚国，长期流亡在外的重耳，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秦穆公派人到楚国迎来重耳，并且把被圉抛弃的自己的女儿再嫁给重耳，虽然重耳开始不同意迎娶秦穆公这位二婚的女儿，但是，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把她娶了回来。重耳是晋怀公的叔叔，娶了晋怀公的妻子，就是娶了自己亲侄子的妻子。有人说这是乱伦，其实当时的伦理观念并不在意这些，历史上真正重视婚姻中的辈分是宋代之后的事情。重耳娶了被晋怀公抛弃的秦穆公 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踞北方的朱棣为争皇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明王朝开始了长达3年的内战。重回甘肃，手握重兵的宋晟在这场大战中大可作壁上观。然而噩耗再次袭来，担任朱棣“府军右卫指挥使”的，正是宋晟的长子宋暄，靖难之役的灵璧之战中，宋暄在率军登城时阵亡。然而宋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从甘肃西边传来的消息显示，当中原大地打得如火如荼时，一团更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明王朝袭来。这团阴云的名字，叫帖木儿。帖木儿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也许格外陌生，但在国外，却赫赫有名，西方历史学家说他是“成吉思汗以后最伟大的征服者”。此人原是中亚地区西察合台汗国的驸马，在明王朝成立后第二年，他杀死西察合台汗国国王，自立为帝，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称帝后的帖木儿一面对明王朝采取恭顺态度，遣使通好，另一面则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张，相继吞并了波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击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甚至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都尊称他为“义父”，自信心膨胀的帖木儿，把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定为明王朝。宋晟回任甘肃后，西域地区就不断有帖木儿帝国的消息传来，对此宋晟极为重视，他一面广泛搜集情报，一面加强防备，在哈密地区设立卫所，作为抵挡帖木儿帝国入侵的缓冲地带。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七月，朱棣攻入南京，推翻了在位的建文帝，次年改元永乐。宋晟随即向朱棣上报了有关帖木儿帝国的动向，并向朱棣保证“敌之虚实，吾已尽知，若敢来犯，必痛击也”。朱棣随即向甘肃地区增兵，并命宋晟节制各路军队，至此明军已经在西北地区做好了精心的准备。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结束了对土耳其征战的帖木儿召开“蒙古人大会”，宣布要“反明复元”，率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东侵，却不料在行至哈萨克斯坦阿雷河流域时意外病逝，一场大战就此消解。帖木儿去世16年后，曾跟随帖木儿南征北战的名将盖耶速丁作为使节出使明王朝，在沿路参观了甘肃地区明军城防后，他在回忆录里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病死于征途，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这让他保全了一世战无不胜的美名。”经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朱棣，虽然在猜忌臣子方面不亚于朱元璋，但对于镇守西北的宋晟，却始终是毫无保留的信任。朱棣登基后，宋晟手握西北重兵，权倾天下，也曾有御史弹劾宋晟“自专”，朱棣回答道“任人不专制不能成功”，让宋晟在西北放手行事，并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加封宋晟为“西宁侯”。宋晟也很会做人，此后镇守西北，大小事情无巨细皆上奏，更多次请求入朝“汇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早请示晚汇报”。朱棣的谋士，有“靖难第一谋士”之称的姚广孝也对宋晟赞不绝口，赞叹道“今西北烽火渐熄，百姓安居，此晟之功也”。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征战一生的宋晟，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于凉州任上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朱棣大为悲痛，追封宋晟为“郧国公”。而在西北当地，甘肃、哈密，西域多地部落皆自发为宋晟举哀，就连国子监的甘肃籍士子们，也自发为其举丧。在他离去的身后，元亡后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此时又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原本荒凉的陕甘大地，已是胡商云集、贸易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他亲手打造的“甘凉精骑”，更是一支不朽的手臂，终明一世，佑护中国西北诸省。第五章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贪污腐败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震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一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二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三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地方官与胥吏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见附录C）。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 保甲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日韩精品无码AV无码中文版？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阳下，各类宣传纸片杂乱地团缩在信箱中，混淆的颜色像似一堆病入膏肓的五脏六腑。抄出这些令人作呕的垃圾，我机械地将它们丢进了垃圾袋子。随着手中的扫荡，一个淡青色信封渐渐地自底部浮现了出来，那上面没有回邮地址，除去打印的地址外，右下角用黑色水笔有力地划了一个“T”字形。不用打开信封我就可以猜到那是什么。自三十岁生日那天起，每月都会收到一封这样的信件，这一年多来从未间断，即便期间我搬过两次家。里面是一张四折的黄色纸片，上面布满了黑白圆圈和直线组成的图形，起初因好奇而查询请教多次，却如何也找不出它的由来，奥妙如河图洛书，粗浅如连笔涂鸦都与之无关。猜不透的谜不如让它永远沉睡，答案未必总是对人的奖励，正如我一贯的处理方式，它也逃脱不了宣传纸片的命运。拿起信封，入手间稍显沉重的感觉预示了与往日的不同，撕开信口倒了一下，一片轻薄精致的铜镜落在了手掌之间。“这回又搞什么鬼？”嘟囔间将手中的袋子丢入垃圾口，略微打量了一下手中的镜子。小巧的镜身仅有烟盒大小，镜面磨制得光鉴照人，可以媲美现代工艺，背部古朴的雕纹似乎在表明着它的年代。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总比那不知所云的纸片要好，至少它显得有些使用价值。“老公，你回来啦。”钥匙还在锁孔里尚未转动，晖儿已开门。“被你吓死，我想家里哪来这么漂亮的女贼？这么早回家，今天该不会是翘班了吧？”谈笑间把手中的镜子递给了晖儿。“去你的，本人可是一向记录优良的。”晖儿笑着锤了我一记，接过镜子看了看，诧异地问道，“你买这个干嘛？”“神秘信封里夹着的，你有用就拿着，反正样子挺好的。”我一边换鞋一边说道。“那封天书信啊？嗯，不过挺简约古朴的。”晖儿端详了一会放进口袋，招呼道，“可以吃饭了，今天烧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嗒……”一声轻响，显示器倏然暗去，耳畔传来一阵鸣响，分不清究竟是电路静电的作用还是熬夜造成的耳鸣。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我摁灭了手上的烟头，猫一般地自书房进入卧室。晖儿早已熟睡，轻细的鼻息声显得十分安详。小心地钻进被窝，温软的床垫带来一阵睡意，伴着依旧回荡的鸣响，意识渐渐地模糊……“嘟嘟……”周末的早晨，电话骤然响起，我放下手中的喷壶，走进客厅。“喂，S啊，呵呵，这么早起床啊？”晖儿早已先一步拿起了听筒，“啊，什么？你生病了啊？”倒了杯咖啡，按下免提键，我示意晖儿放下听筒。“郁闷啊～～我这么彪悍的人居然被病魔青睐了。”扬声器中传出一阵中气十足的语声，我险些被口中的咖啡呛死，彪悍？病魔？拜托，有没有搞错啊？！“我说S大姐，您都遭遇病魔了，居然还能发出这么彪悍的声音，实在令人佩服之至啊。”擦去口角溢出的咖啡，我调侃道。“去去去，我和你老婆说话，轮不到你插嘴。”S果然彪悍，几乎能感受到扬声器中传来的气浪，“偷听女孩子对话，你算什么大老爷们？！”“呃……”被S这么一抢白，我一下语塞了，晖儿白了一眼，回道：“S你别和他计较，我们下午过来看你吧？”“嗯，好的。听到没？王亦凡，这才叫素质，亏你还是什么高级白领，扯吧。嘟……”“唉，真服了你这位老同学兼闺中密友了。”我摇头苦笑道，“这哪像个女孩子啊？隔着电话都能把人吼倒了。”“你就知道和S拌嘴，也不知道你俩是不是上一世有仇，她可是我的死党，我不许你欺负她。”晖儿“凶狠”地挥了挥精致的拳头，再次确定了一下我在她们俩友情面前的地位。……出了轮渡站，拐个小弯，一头便扎进了一片老式公寓。据说这公寓是解放前英租界的遗留物，死板而呆滞的外部结构，加上阴沉的内部空间，仿佛一个阴森的中世纪教堂，令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S家住在公寓一楼的走廊尽头，刚想抬手去揿门铃，“吱扭”一声门开了，“呼……”地一阵穿堂风拂面而过，一张狰狞的人脸猛然浮现在面前，一口野猪般的獠牙在幽暗的廊灯下映出一丝诡异的光芒。我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下意识地将晖儿拉在了身后。“哇哈哈，美杜莎造型效果实验成功。”那人竟揭下了整张脸皮，咧嘴笑道，“还好我没化个更浓的妆，不然你该叫了。”“S，你身体没事了吧。”晖儿在身后欢快地问道，眼前这么能折腾的丫头像个有事的人吗？“好像好点了。”S抹了抹脸上的妆，转身进门，“我去卸妆，你们俩进来随便坐吧。”“臭丫头，算你狠！”我嘀咕了一句，自诩一贯胆大，竟被她这么弄了个下马威还真的有些不服气。“又犯小孩子脾气了，S的脾气就这样，喜欢搞怪什么的。”晖儿低声劝着把我推进屋里。S的客厅十分简单，一个三人沙发，一张茶几，三个圆凳，一个电视柜，其余的就是满地的杂志和书籍。还没坐定，S风一般的从里屋冲了出来，一屁股坐在了我和晖儿之间，拉着晖儿的手闲聊起来，完全把我当成了空气。卸妆的速度还真快，花那么大劲儿就为了那几秒钟的恐怖效果，实在服了她了。我不由得仔细打量起S来。眼前这个长着丹凤眼，一脸英气的女孩就是晖儿的老同学兼闺中密友。S的大名叫公孙潇（不知道是不是她老爸武侠小说看多了），是个自由职业者，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照她的话说，自由是灵感的温床，所以她从不喜欢坐班的工作，于是自己开了一间工作室，经过一年的辛苦倒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前年她买下了这套公寓房，说是给自己一个灵感的空间。不过，她一年最多在公寓里窝上三分之一的时间，其余时候都是飞在神州大地的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也算是乐得逍遥自在了。“咳，公孙潇女士，您叫我俩来应该是别有目的吧？”我不满地打断了身边叽叽喳喳的对话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您都不象是一名被病魔青睐了的人，相反倒是彪悍有加了。”S猛地一转头，脸上被一蓬长发结结实实地抽了一下，面颊顿时一阵抽痛，刚想出声，猛地看到S呲着牙凶相毕露地怒视着我，敢情她卸了妆也够凶狠的，险些又被她吓着一回。“第一，以后你不要叫我的全名；第二，我还没老到被人叫作女士；第三，病魔有大有小……”S恨恨地声音突然停下了，换上了一付意味深长的笑容，“难道你是在吃我的醋？”“您没事吧？”一头的包直接从脑袋上“长”了出来，“我吃你哪门子干醋……”“亦凡，你就少说两句。”晖儿的眼神中带着些许请求的意味，见我不再言语便从包中拿出了一样东西，“S，这个镜子怎么样？应该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吧？”镜子？晖儿递给S的便是昨日信封中的那面古镜。死党就是死党，就算借花献佛也轮不到我这个老公的份儿，嗯？要那镜子干嘛？我暗自摇了摇头，真被S说中了，吃的还就是干醋。“哇噻！好货色！”S捧着镜子兴奋不已，“形状简洁，花纹古朴，那种光照下的流畅感～～”我冲晖儿摇了摇头，这明明是在欣赏镜子，怎么弄得跟评价复古法拉利似的？晖儿笑着比了个手势，示意我缓和下刚才和S的冲突。“咳……S，你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僵直的语调似乎有点做作，但也算对付了。“死不了，就是有点头晕，也就是昨晚上开始的吧。”S翻看着古镜，脸也不回地回道，看来本人实属白献殷勤。“你是不是着凉了？这两天估计赶设计稿又熬通宵了吧？”晖儿关切的问道。“可能是着凉了，前天晚上赶稿的时候，工作室的同事在门外叫我，开门出去的时候走廊里冷飕飕的，估计就是那会着凉的。”S琢磨着回答道，好像那根本不是她的行为。“你们那个工作室都是夜猫子，半夜跑到人家家叫门，也不怕吓死人。”本想趁机幸灾乐祸一下，直接遭来两位女士的一致白眼，于是赶紧转舵，“咳，不过你别熬得太晚，要注意身体啊。”S完全不理会我后半句的伪善，继续冲晖儿说道：“当时开着音乐，等听到声音应声开门的时候人早走了，估计是Linda那个小妮子吧，昨晚她还来电话说要来找我。”“还是陪你去看下医生吧？”晖儿看来十分担心。“省省吧。”S撇撇嘴，满是不爽的说道，“去医院那种鬼地方，等于叫我早点见阎王。”“小时候我爷爷就说过，半夜会有一种长着女人头的蛇爬出来叫人的名字，答应的人就会……”忽然想起了爷爷说的那个传说，可话还没说完，S的脸色一下如死人般苍白，我立即识趣地打住了话头。女人毕竟是女人，再彪悍也是会怕这类东西的，我暗想。介于方才的不良表现，两位女士公然将我晾在一边，叽叽喳喳地谈论起女性话题，渐渐地本人感觉身体开始“虚无”了。百无聊赖间，注意力转移到了桌上的古镜，自昨天粗略一眼之后就没仔细看过它，适才S的惊喜倒是引发了我几分兴趣。镜面并无新奇，照人的东西不光滑可鉴就太说不过去了，但那背面花纹的雕工却着实精湛，虽然图案古朴，可整个纹路间竟是毫无断隔，应该属于一气呵成的雕法。不过那图案的形状倒像是一些字体，由于房间的光线关系有些辨别不清。我索性将古镜拿在手中，凑向明亮处仔细望去。古镜的背面迎着光线泛出一阵青黄色的反光，耀的似乎有些过于刺目，条件反射地眨了眨眼，回神再看时离奇的发现镜体竟已透明了。我揉了下眼皮，疑似自己眼花，但眼前的景象再度证明了方才的事实。透过镜体可以清楚地看到镜后的房间和物件，仿佛比直接的肉眼观察更清晰。奇妙的东西，兴奋间我无意识地将镜体移向S和晖儿，天！那是……过度的惊恐险些令古镜脱手而出。一条肥大的蛇形生物自腰间起盘卷在S的身上，蛇首部分搁放在她的肩部，背后看去像是一个人的头颅。浑身的寒毛不争气地纷纷“立正”，身体竟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了起来。或许是颤抖的感觉惊动了那个东西，搁放在S肩部的头颅猛然转了过来，我几乎窒息——那头颅上衬着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眼前忽地不住眩晕，耳畔狂躁地传来了早已熟悉却无法习惯的鸣啸声，本能的反应促使我双手捂耳抱头低吼起来。晖儿和S发现异状连忙将我扶住，不住的呼唤和询问，但在眩晕与耳鸣的夹击下已无法牵动意识，恍惚间S的身上好端端地并没有什么怪物，而手中的古镜也已不知去向。呼啸的警报声传来，身下的震动仿佛是在高速移动，白色……晖儿焦急的面容……不知什么时候，半梦半醒间，我似乎听到了晖儿的声音。“亦凡他怎么……”“那家伙命硬，嫂子你别急……耳水穿刺我不是第一次……”意识渐渐失去，漫天的黑暗再度袭来。疼痛，一阵难以名状的痛感再度唤醒了我，眼前出现了一张长着四条眉毛的脸。古龙笔下四条眉毛的陆小凤其实有两条是胡子，而在我面前却是如假包换的四条眉毛，原本好好的两条剑眉竟古怪地拧成了四条断眉。“别拿你小子那四条眉毛吓唬人。”我的声音听来飘忽的有些离奇。“切，活过来就数落人，早知道就在你耳朵上刺个乌龟了。”那张脸的主人闻言立刻开损，“中耳炎并发严重积水，不是我神针再世，恐怕你老兄就成贝多芬二世了。”这人名叫林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医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他分配到市中医院，凭着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和一手精湛的针灸技艺，很快就成为中医院有名的“神针”，晖儿一定是把我送进了中医院。“继续休息，睡你的大头觉，脑袋别动，我扎着针呢。”林岳此刻摆出一付主治医生的严肃模样，转身离去前又道，“这下你欠我一个人情，出院记得请吃饭，地方我定。”目送这家伙走出病房，那得意洋洋的背影令我哭笑不得，误交损友，这话一直是他挂在嘴边的，可怎么也觉得该我说才贴切。对了，晖儿在哪？S身上的怪物……又是一阵眩晕，意识再一次着魔般地消失在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眼前发亮？柔和的光线明亮但并不刺目，透过闭合的眼睑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几次的努力之后，生涩的双眼开启了细微的缝隙，一个闪着青黄色光芒的方形物体出现在面前。这是什么？是梦吗？眼前的物体如此真实地悬浮在半空，转头回顾四周，单人病房中一片漆黑，安静无比，门上的观察窗里透来走廊那昏暗的灯光。缓缓地眨了几下，终于完全睁开了双眼，方形物依旧悬在离脸部不足二十公分的位置。“呼……”那物体霍然旋转起来，一条条黑色的东西扭动着自其间出现，那是什么？大脑间尚未作出完整的反应，那数条黑色的东西竟似有了生命一般，如蛇扭动起来，倏然扑来。“啊……”张口狂呼间，我发现自己的喉头完全发不出半点声响，双眼和头部也仿佛在瞬间被无形的力量所围困，只能惊恐地听凭那黑色的小蛇尽数钻入眼中。疼痛并没有如预期般到来，方形物体不停地旋转着，蜂拥的黑色小蛇不断地鱼贯而入，头部不住地传来阵阵酸胀。“扑”地轻响传来，黑色小蛇似乎已完全进入了我的大脑，那方形物体凭空消失了，阵阵眩晕胀痛在头部不停回荡，眼前又微微亮起了一片青绿色的光芒，我渐渐分辨出光芒中隐约的影像，那是一条硕大的蛇形生物，在蛇首的部分是一个人的头颅，头颅上衬着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那是S身上的怪物！二、奇录“老公，很晚了，刚出院，你可要注意休息。”晖儿在身后温柔地抚着我的肩头。“嗯，也差不多了。”将思绪自沉沉中抽出，回头笑了笑，我关上电脑随着晖儿走出了书房。洗手池前，一蓬蓬冷水强烈地刺激着脑部的神经，身躯在那彻骨冰凉的洗礼下迅速紧绷，继而又疲惫地松弛下来。莫名的文字恍然自眼前闪过，伴随着噩梦般狰狞的脸再度袭击着虚弱的心智，我不禁干呕，酸涩的感觉顿时侵蚀开来。冷水继续发挥着某种治疗的作用，渐渐地身体恢复了平静。抹去满脸的水珠，洗漱镜内那苍白的面孔似乎正在提醒着我现实的残酷存在。走进卧室，晖儿关切的话语伴着轻柔的肩部按摩使感觉好了许多，但愿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错觉，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本就不需要这些额外的因素。忽地，一种奇怪的感觉将我包围了起来，心中莫名地焦躁感牵动着身体微微开始发颤。“亦凡，你怎么了，身体抖得那么厉害？”就在晖儿惊异的问话间，我的双手竟开始无意识地抓合抽动。“不……不知道，好像心脏不舒服，心潮得厉害……”古怪的冲击促使我慌乱地回答着，不自觉地站立了起来，开始快步在房内走动。“你别吓我，怎么了？你……”晖儿的脸色骤然苍白，面前的情景也许突兀得让人难以承受。“不知道……我……纸笔，需要纸和笔……”大脑似乎分成了两半，前者有如旁观般地看待思考着现时发生的一切，后者则无端地制造着怪异的意识，而此刻控制着身体的却恰好是后者。“亦凡，给你纸笔。”晖儿颤声说着，递来一叠白纸和一支水笔，并扶我在桌前坐下。能相信这要求是出于正常的需要，这便是晖儿带来的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即便连我自己都觉得现在的行为已近乎疯癫。手中的笔操戈似地在白纸上跃动开来，黑色的文字以从未见过的飘逸形态惊人地铺满了一张又一张的纸页。平静的另一半大脑审视着这些文字，这古朴十足的字形断不可能出自一个现代人的手中，但文字间的含义却又简洁清楚，粗粗看去并未奥妙到如何的程度。晖儿在一旁吃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并没有干涉或出声打断，只是在纸张不够的时候适时地添上一些白纸。“啪”，随着一声轻响，手中的笔无力地掉落在桌上，右手已不能动弹，若不是酸胀麻木的感觉在神经系统中游弋，几乎无法确定那条瘫软的手臂是属于自己的。布满文字的白纸在晖儿的整理下有序地排在面前，茫然地和她对视了片刻之后，凑近了翻动起那些纸张来。纸上飘逸的字体是一种较为工整的行书，水笔的笔触竟有着毛笔的神韵。首页上赫然书写着六个大字“闻风拾水录”，像似书名一般的古怪名字让人不禁愕然，难道冥冥 剩下的啤酒倒在西尼卡的手上。“唔，”西尼卡对她朋友说，“这儿烧得慌。”她举起双手挥舞着。“我想我弄错了，”吉恩说，“我以为你是我在伍德劳恩认识的一个人呢。”西尼卡笑了。“没关系。谁都会出错的。”那朋友说：“现在好了，瞧。”西尼卡和吉恩相互看着。她的手干净了，没有血了。只有几条也许会留下伤疤的口子。“棒极了！”“咱们走吧。”“好的，再见。”“吉恩！”“再见。”杰克脚踩着油门，眼望着后视镜，说：“那是谁啊？”“一个我以为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当时我住在伍德劳恩的那些公寓里。那儿有贫民区。”“什么贫民区？”“在伍德劳恩。”“在伍德劳恩从来没有什么贫民区。”杰克说，“那是毕肯。现在也拆了，不过从来不在伍德劳恩。毕肯才是那地方。紧挨着游戏场。”“你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你弄错了，丫头。”在大海的宁静中，一个像炭一般黑的女人在歌唱。她身边是个年龄比她小的女人，把头枕在唱歌女人的膝头上。伤残的手指捋过茶褐色的头发。所有海贝的色彩——小麦色、玫瑰色、珍珠色——全都融进了那年龄小些的女人的面孔里。她祖母绿的眼睛仰慕着镶在碧蓝中的黑面孔。在她们周围的海滩上，海中的废物泛着亮光。在一只破凉鞋的附近，丢弃的瓶盖闪烁着。一台没电的小型收音机和平静的海浪嬉戏着。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派达德的歌唱出的这种安慰，尽管歌词激起的回忆是谁都不曾有过的：在别人的陪伴下走向年老；吃着刚出炉冒着热气的面包，分享着谈话；为了驻守在家而回家的鲜明喜悦——为了开始的爱而回归的轻松。当大海汹涌着将一浪又一浪的海水送上岸时，派达德看着到底来了什么。或许是另一艘船，但是不同的船，正在驶向港湾；船员和乘客，罹难的和获救的，都颤抖着，因为他们都有一段时间郁闷不乐。如今他们要歇息一下再去肩负他们生来就要去做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里，在天堂中。任性而为或许李漼当上皇帝实在太过容易，或许是他曾经得不到父皇的宠爱，所以当上皇帝伊始，他便有一种小鸟挣脱牢笼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后，国家的一切对于李漼而言便不再重要，由于失去制约，李漼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嬉戏游乐，进而开始懈怠政事。据史料记载，李漼当时主要沉溺音乐和宴游，每个月要在宫内设宴十几次，席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通宵达旦地观看优伶演出而不知疲倦。殿前供奉乐工常有五百人，李漼每次看完演出兴之所至，便随手赏赐乐人优伶动辄上千贯钱。长安附近风景名胜中的行宫，是李漼经常光顾的地方。例如长安附近的曲江池，自从玄宗李隆基时期以来，上百年间是李唐皇族首选的游乐之地。曲江池更是李漼的最爱，而且一旦想去曲江池，李漼说走就走，相关部门只好随时在行宫内做好音乐、饮食和住宿的一系列准备，进而恭候李漼的随时出现，搞得其他皇族成员也在府邸随时准备好鞍马以便陪同出行。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每次出行，皇族成员、相关部门人员以及神策军等十多万人陪同（“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钱财耗费无数（“所费不可胜数”）。对于一个帝王而言，喜欢宴游娱乐倒是无可厚非，即使是李世民、李隆基、李纯等开明之君也没有丢掉宴游娱乐活动的传统，但他们对于帝国的政事还是没有荒废。反观李漼对于政务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例如从咸通四年（863年）处理张议潮建议收复凉州的事宜中，就可以看出李漼一朝是多么昏庸。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就抽调驻守河西、陇右的精锐边军到中原地区平定叛乱，吐蕃趁唐朝边防空虚之机，出兵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直到沙州人张议潮在大中二年（848年）率领当地人起义，赶走吐蕃人，成功收复了沙州和瓜州（今甘肃安西）。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张议潮又先后收复伊州（今新疆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廓州（今青海贵德）、兰州（今甘肃兰州）、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八州大片土地。为此，李忱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地区。李漼即位后，张议潮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绝对安全，决定继续收复失地，准备向凉州进军。张议潮将自己准备收复凉州的计划上报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出兵协助自己，但李漼对于此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依然过着宴游无度的荒淫生活。为此，左拾遗刘蜕上疏劝谏，认为吐蕃已侵占凉州很长时间，如今张议潮主动提出收复凉州，皇帝陛下不应该不闻不问，这样会严重挫伤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的积极性，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立即下诏肯定张议潮为国尽忠的壮举，并立刻发兵增援张议潮。应该说，张议潮在收复八州之地后，对于收复凉州可谓志在必得，但由于长年驻守边境，也使得他对于朝廷局势的变化知晓甚少。宣宗李忱曾经对他的全力支持，使得他本能地认为新皇帝李漼一定会继承先皇的做法。可是收复凉州的计划递上去后久久没有回音，张议潮敏锐地意识到，新皇帝李漼和先皇李忱是完全不同的人。就在张议潮计划收复凉州的奏疏上报朝廷十天后，李漼突然做了一件唐朝历代皇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参拜历代先皇的陵墓，美其名曰“历拜十六陵”。事实上，唐朝历代皇帝的陵墓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全都参拜过来至少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谁都知道李漼是借着拜陵的名义，再一次大搞旅游项目，但人家名义是祭拜历代先皇，所以朝臣们也都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得勉强随行。当张议潮得知皇帝李漼全然不理自己的建议时，他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由衷地发出了“国势日衰”的哀叹。不过张议潮始终没有忘记先皇李忱对自己的恩德，所以他怀着报答朝廷的心理，依然决定兴兵收复凉州。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张议潮带领蕃汉联军七千人，经过一番血战，成功收复凉州，而后又在咸通七年（866年）六月成功收复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所以河西地区的人不断歌颂张议潮的功绩，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中，有着称赞张议潮的诗句：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不过，当时张议潮虽然为朝廷收复众多失地，但由于皇帝李漼对国事的日渐懈怠，对于张议潮的功绩，朝廷内竟然没有人为他申理，幸好张议潮治下的沙州之地在当时算是个独立王国，张议潮并不在乎朝廷如何对待自己。可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已经看出，李漼在位时期对于政事已经到了日渐荒废的地步。置国家主权不顾是李漼荒废朝政的一个典型标志，事实上在朝廷内部，由于李漼的懈怠，导致宣宗李忱吏治清明的局面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其标志就是滥施官赏。例如在对待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的入仕与升迁问题上，李漼就表现得十分随意。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李漼即位之后，就将令狐绹罢相改任河中节度使。令狐绹辅任宣宗李忱十年，既无突出政绩，又没有拥立李漼之功，所以被罢相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被罢相的导火索还是源于其令狐滈，由于令狐绹教子无方，导致令狐滈一方面仰仗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仰仗与驸马郑颢是姻亲，长期“骄纵不法，货贿盈门”，使得朝臣对其颇为不满，但因为令狐绹权势炙手可热，所以谁都不敢摸令狐滈的老虎屁股。当时令狐滈不仅贪污腐化，而且利用父亲的身份地位，随意插手科举考试的录取、官员任免诸多事宜，以至于众人称他为“布衣行公相之权”，谓曰“白衣宰相”。等到李漼即位后，很多官员看到弹劾令狐绹的机会已经到来，纷纷上疏揭发令狐滈招权纳贿之事，最终导致令狐绹被罢相。但是令狐绹溺爱儿子的本性依旧不改，到任河中后立即上疏以儿子令狐滈“避贤罢举”为理由，要求让儿子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进而正式取得入仕资格。按照唐朝的科举考试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必须要经过州县或国子学的推荐，而且相关部门上报应试者名单的截至时间是在当年十月，称为“解碟尽十月”。而令狐绹被罢相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因此令狐滈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解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李漼认为已经罢免了令狐绹的宰相之位，如果再拒绝其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请求，显得不近人情，于是“屈朝廷取士法为滈家事”，特意下了一道敕文加以批准同意令狐绹的请求，从而为其开启了科举入仕的门户。李漼在敕文中宣称令狐滈虽然参加了科举考试，但考试过程一定要严肃公平。然而，在转年的科举考试中，主持考试的是曾经受令狐绹推荐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裴坦。裴坦对于令狐绹当然怀有感激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录取了令狐滈，同时还包括前户部尚书郑瀚的孙子、前宰相裴休的儿子、前宰相魏扶的儿子等人。当时谏议大夫崔瑄上疏弹劾裴坦，认为这是典型的徇私舞弊行为，希望皇帝陛下要求御史台严肃查处此事。但李漼并不为所动，这件“皆取名臣之子”的科举考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咸通四年（863年）十月，李漼诏令擢升令狐滈为左拾遗。左拾遗这个官职虽然品阶不高，只有八品，但因为在皇帝身边负有谏诤的重任，所以是个职责重大的官职。但是，纵观令狐滈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分别上疏表示反对，认为令狐滈是“无解及第”，所以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两个人似乎忘了令狐滈参加科举考试是皇帝李漼亲笔点名批准的，说令狐滈是“无解及第”，在皇帝李漼看来，这等于是在变相讽刺自己。所以刘蜕、张云的结局可想而知，李漼一道诏书将他们贬出京城。通过李漼毫无章法的任命和升迁官员，可以看出，宣宗李忱的“大中暂治”的局面正在一点点地被李漼无情地毁坏，而且从个性角度来看，李漼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到了放纵至极的地步，靡财好色甚至是滥杀无辜。骄奢残暴李漼宴游无度所带来的一大弊害就是浪费国家的大量钱财，在自己的女儿同昌公主的出嫁、丧葬问题上，因为李漼过度地靡费钱物，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终导致李漼大开杀戒，为他的皇帝生涯再次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昌公主是李漼的宠妃郭氏所生，当时备受李漼的宠爱。同昌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后，李漼挑选了出身进士世家的韦保衡作为女婿，并让他们在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完婚。同昌公主出嫁之日，皇帝李漼倾尽宫中珍宝作为陪嫁，并在广化门赐宅一座，窗户都用各种珍宝加以装饰，用水晶、玳瑁等材料造床，饰以金龟银鹿。用五色玉雕琢成器皿什物，并赐给金麦银粟数斗。卧房内用珍珠连缀而成的连珠帐，紫色花纹玳瑁花斑的却寒帘，有以七种宝物装饰成鹧鸪花纹的鹧鸪枕，翠羽装饰的翡翠匣，还有上面绣着三千鸳鸯以及奇花异叶的神丝绣被。除此之外，在李漼赐给同昌公主所有的陪嫁之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瑟瑟幕和纹布巾。瑟瑟幕是指颜色如瑟瑟，宽三尺，长一百尺，轻巧虚薄防雨布。将瑟瑟幕向着天空全部打开，上面纹路舒朗，很像碧丝从中连接，即使天降暴雨也不会沾湿。纹布巾洁白如雪，光软绝伦，即使用上几十年也不会沾上尘土。这两件珍品都是波斯商人进贡朝廷的，李漼将两件珍品赐给同昌公主作为嫁妆，可见对这个爱女的宠爱之情。不幸的是，次年同昌公主暴病而亡。李漼为此哀痛不已，突然间失去爱女的打击让他顿时失去应有的理智，将罪过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召和康仲殷二人，不仅杖杀韩、康二人，而且将其两家宗族百余人尽皆下狱，进而招致朝官们的非议。时任宰相刘瞻鉴于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指使谏官上疏劝谏。但谏官们全都害怕被治罪，结果无人响应，刘瞻无奈之下只得亲自上疏劝谏，说同昌公主死得过于突然，医官们来不及反应，所以不是医治不及时所致。而且他为韩、康二人辩护，说他们因为医术高明备受人们称赞，两个人也想在为同昌公主治病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医术进而证明自己，无奈实在是无力回天。他在奏疏的最后说皇帝李漼崇信佛教，应该以慈悲为怀，立即释放韩、康二人的族人。刘瞻将奏疏递上去，回馈给他的却是一封罢相外贬的诏书。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郑文在起草罢免刘瞻的诏令时，有表述刘瞻“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的不置私产，为政清廉的句子。当时另一名宰相路岩纳赂受贿，看后觉得郑文是在指桑骂槐，心中颇为不快，当即向皇帝李漼进言，说郑文是故意褒奖刘瞻。李漼得知后果然大怒，责骂郑文是“过为美词”，最终将郑文贬到距离长安五千五百里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担任刺史。因刘瞻罢相事件被牵连的还有京兆尹温璋，温璋是一个比较精明强干的官员，在担任京兆尹之前曾任武宁节度使。当时徐州军中有号称“银刀军”的骄悍士卒横行不法，温璋到任后为政严明，所以被那些骄悍的士兵所不容。他们竞相排挤温璋，而且皇帝李漼对藩镇历来姑息，为了息事宁人，便将温璋调任。担任京兆尹后，温璋依旧严于执法，这样一个难得的尽职尽责的官员却因为在劝谏李漼的奏疏中同样因为过分为刘瞻辩护，而被贬为振州（今广东崖县）司马。贬书下达的当天晚上，温璋发出了“生不逢时，死何足异惜”的无奈叹息，于当夜在自己的府邸中自杀身亡。温璋之死在朝野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为帝国失去如此精明强干的官员而惋惜，也有很多人因为温璋之死而颇为怀念宣宗李忱在位时的清明政治。但是温璋的杀身成仁并没有唤起李漼的悔悟，相反余怒未息的李漼继续扩大打击力度，又以“与刘瞻亲善”的罪名，将御史大夫孙瑝、右谏议大夫杨知至和高湘、礼部郎中魏筜、朝议大夫张颜、崔颜融等人悉数贬到岭南地区。咸通十年（869年）九月，驸马韦保衡又联合宰相路岩诬陷刘瞻与医官同谋，误投毒药以致同昌公主死亡，后世的元朝史学家吴三省在读到《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述时，批注说：既然是同谋，就不可能是误投。但就是如此蹩脚的诬陷手法，李漼竟然深信不疑，下诏贬黜刘瞻为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咸通十二年（871年）正月，李漼下令安葬同昌公主，场面甚是浩大。据《旧唐书?懿宗传》记载：（李）诏百僚为挽歌词，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百官内司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出殡之日，李漼和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亲临长安外郭城西的延兴门哭送，葬礼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依旧是《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李）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开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馨。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安葬同昌公主是李漼在位时期浪费钱财的标志性事件，同样同昌公主之死，导致李漼大开杀戒，宰相刘瞻也因为此事被贬，也使得这件事成为一起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李漼即位之初，曾在《即位大赦文》中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表示今后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进谏直言，即使是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投匦的方式进谏，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但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始终是拒谏饰非，而且经常对进谏者滥施刑罚。如前所说，李漼即位伊始，就将令狐绹罢相，取而代之的是宰相白敏中。但是白敏中刚刚接任，就因为入朝时不小心从台阶上栽倒摔伤了腰，连续四个月无法理政，并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可是由于李漼对政事懈怠，看到白敏中挂名宰相而不能理政也不着急，但不予批准，因此遭到右补阙王谱的强烈反对。王谱上疏劝谏李漼，认为皇帝如果失去宰相，犹如身体失去臂膀。况且李漼是新君即位，担任宰相的人必须时刻听从皇帝的召唤，甚至不离皇帝左右。而白敏中的身体状况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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