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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汉私人影院永久入口

                      来源:黄色网站在线 发布时间:2024-01-21 1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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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汉私人影院永久入口,但偶尔也会在性冲动的驱使下转向女孩的重要部位,于是惨遭大人责骂。不管怎么说,看到那个部位平展就想探摸是否有什么,看到孔洞状就想用手指探摸究竟,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本能吧。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伸夫虽然没有玩过医生看病游戏,但因为急欲知晓那里有什么,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很多男孩并没有尝试的机会,只是日益确信前面非常重要。此时的着眼点已不在后面的臀部,问题是前面的裆部。那里对于男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部位,好像不能轻易让别人看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那个部位的具体形态无从想象。有时小伙伴会用左手握成筒状,然后用右手食指做插入状,或以拇指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穿出,同时嘴里喊“色鬼”,由此便可想象到女孩那里有个深洞,前面突起一个小东西。然而,这也离具体的形态相差甚远。不过,其具体形态另当别论,女性的前面似乎散发着某种感官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将其喻为电波未免夸张,而说成热波又过于具体,或许应该称之为包括这一切的性感气息。伸夫初次意识到那种气息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黑沼老师白白的皮肤,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所有的女老师中最漂亮。伸夫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老师很漂亮……”。伸夫最喜欢黑沼老师身穿白罩衫和藏蓝色大喇叭裙的姿态,此时老师显得最柔美清秀。有一次,好像是在做体操或是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以黑沼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闭住眼睛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预备——开始!”大家都开始跑动,可伸夫却不知何故起跑迟缓。就在他慌忙起身的瞬间,一片薄软翩然飘落头顶,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黑暗之中。这是在黑沼老师的大喇叭裙里。过了片刻伸夫才明白过来——由于老师猛然站起转动上身使裙摆飘动,自己就被罩在里面了。当黑沼老师发现有个学生进了裙子里大吃一惊,慌忙拉起裙摆救出伸夫并嘟囔说“啊,吓我一跳”。周围孩子们一时被这瞬间的奇景惊呆,可当伸夫从黑沼老师裙摆里钻出时又哈哈大笑起来。伸夫低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黑沼老师轻轻抚摸他的头顶。“对不起哦!”伸夫还是说不出话来,黑沼老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并转向同学们。“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吧!”伸夫跟着同学们走向教室,心里想都怪自己动作太慢,害得大家游戏中断,感觉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不过,自己进到老师裙子里,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责骂,可老师的态度却意外温和。伸夫对此迷惑不解,旁边的同学突然发话。“色鬼!”伸夫瞪着那个同学反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你不是进老师裙子里了吗?”伸夫确实进到老师裙子里了,但他并不愿意那样做。“不是的,不是啦……”伸夫拼命地辩解,不过他在那个瞬间确实嗅到某种气息。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气息,反正是柔柔甜甜有点儿酸的感觉。“闭嘴……”不管那些家伙怎样说三道四,知道老师裙子里面味道的也只有自己。伸夫忽然有些得意起来,目送黑沼老师裙摆翩翩的背影在秋风中远去。三说到男孩性意识最为安定的时期,或许就是从幼年到小学毕业的十年之间。在这个时期,男孩既不会寻求性行为也没有性的烦恼,在性方面毫无欲望,属于性欲的空白期。当然,如果只从性行为来讲,老年期也大都与性无缘,因此未必不能看作性欲的空白期。但是,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不等于性心理已经消失。倒不如说精神与肉体相反,往往发生亢进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异常复杂而烦恼多多的时期。但无论怎样看,都不同于小学时代的性无垢状态。即便以伸夫自身的体验来对照,他在小学时代从未被特殊的“性的感兴”所困扰。如果勉强举例的话,也就是前面所说进到女教师裙子里那件事。而且那也并非伸夫主动所为,纯属突然降临的灾难。总而言之,直到小学毕业之前伸夫尚未萌发性意识,因此不会被性烦恼所困扰,一贯保持纯真无邪的心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性器官毫不关心。当清晨憋尿醒来发现阴茎勃起胀大时,他就会惊慌失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以及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当然对这种现象本身也不会感到羞耻。从这个时期开始玩“看谁尿得高”,也与这种不知羞耻的心理有关。就是大家站成一排朝板墙上方撒尿,看谁尿得高。小伙伴们一齐使劲向高处滋尿,尿液划出抛物线朝上喷起。偶尔刮来一阵风,尿液就会被斜向吹散。“嘿呀!”滋得最高的小伙伴发出的不知是欢呼还是嘲笑,还挺起胸脯像在说“怎么样”。如果说这只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玩乐倒也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男性以阴茎粗大为傲的单纯心理此时已经萌生。伸夫在这种比赛中仅仅一度称王,不知为何,那次他非常强势,比小伙伴们滋得高很多。不过,那次胜利在接下来的瞬间就被大人的呵斥声抹掉了。这且不说,总之通过这种游戏,他进一步领会了将男性那个物件称为“阳物”的说法。确实如此,在太阳下威武雄起的那个就是“阳物”。而且,从来不玩这种游戏的女孩也会切实感到自己与男孩性别不同。在她们体内好像潜藏着某种与男孩不同的部分,由于不会轻易暴露而被称为“阴物”。这种比喻恰如其分。幼年期的阴茎确实堪称阳性,它有时像是得意洋洋,有时颇显滑稽。布鲁塞尔皇宫前有个“撒尿男孩”雕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形象。不过,男孩的阳物并非总是那么阳光、那么高傲。伸夫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在樱树下小便,正巧周围有很多毛毛虫,于是他用尿液惩罚了其中的一只。毛毛虫受到尿液突袭左右扭动挣扎,终于像是抵挡不住而蜷缩起来。伸夫获胜后洋洋得意地收回阳物,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第二天早起一看,阴茎头部红肿起来,摸上去还有些疼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伸夫有些害怕就想问问母亲,可又羞于启齿,只好自己思索。这会不会是对自己昨天尿撒毛毛虫的惩罚?以前曾听小伙伴说“把尿撒在毛毛虫身上小鸡鸡就会肿起来哦”,可伸夫认为那是胡说八道而嗤之以鼻,甚至心想不妨冒险一次,觉得如果真肿起来倒也挺有趣。然而,小伙伴的预言变成现实,小鸡鸡果然肿起来了。“哎,真的肿起来了,怎么办?”伸夫很担心,于是去找小伙伴询问。那个小伙伴露出“瞧,活该”的表情冷淡地说“就那么忍着吧”。“不用上药吗?”“我那次没上药自己就好了嘛!”伸夫听了便稍稍放心,既然他好了,那么自己过几天也会好。“不过,为什么向毛毛虫撒尿就会肿起来呢?”“毛毛虫会放出毒气来嘛!”伸夫对小伙伴的解释似懂非懂,却也感到在那华丽的毛斗篷下似乎藏有各种武器。总而言之,“尿撒毛毛虫鸡鸡就会肿”根本不是迷信,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伸夫自己已经有所体验,小伙伴们也有几个中招,所以不会有错。而且,还有人尿撒蚯蚓阴茎红肿了呢。不管怎样,在地下蠢动的小动物似乎都具备了狙击阳物的秘密武器。伸夫后来向当了泌尿科医师的朋友井川君咨询。“真的肿了呀!”伸夫问得十分认真,可井川君却微微一笑不予应答。“泌尿科没有那样的小孩来看病吗?”“小孩即使有肿胀也是去小儿科看,可能是其他感染症吧。”“不对,因为就在第二天肿起来了,所以肯定是毛毛虫在作祟。”“那你就再试一次吧!”话虽这样说,可现如今一个大男人再去找毛毛虫撒尿实在太不像话。而且,自己现在已是成年人,也许尿了也不会肿。大概毛毛虫的毒气只对小孩有效。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决,就连泌尿科的医师也没作出明确解答。然而,伸夫的阴茎确实是肿了。伸夫想起这件事时总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自己遥远幼年期的阴茎惋惜不已。那时的阴茎既单纯又羸弱,甚至不堪毛毛虫一击。虽然只过两天就痊愈了,但此前肿胀的阴茎使伸夫深感毛毛虫可怕,同时在心里发誓再不搞那种恶作剧了。或许那次阴茎肿胀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满不在乎地当众小便的幼年期转向知耻而避人眼目的少年期。而且,那条披着黑色毛斗篷的毛毛虫从地面向伸夫的阴茎发射毒素也许就是为了告诫他——你已经不是搞这种恶作剧的年龄啦!四小学时代没有性的困扰日夜安稳,但与此相比,初中时代或许堪称激烈动荡的年月。那种状态恰似渗入地下的雨水骤然被卷入峡谷激流。特别是伸夫,情窦初开的时期与日本战败突然自由开放的时期重合,与其他时期的少年相比,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伸夫刚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日本好不容易从废墟中爬起,食物当然不用说,就连衣服和住房都没有。街上到处是流浪汉,人们东奔西走寻找黑市商品,所有的人都为生存而拼尽全力,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于性的关注仍以与对食物同样强烈的执着在少年之间萌生。某位生理学家将食欲和性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将这种最原初的本能欲望命名为“第一本能”。此外,对于女性则在食欲和性欲之上增加了“母爱”,达到了三种。确实如此,战后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切身体会到了强烈的第一本能。例如,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甚至舍弃尊严、礼节和信义,理智和教养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就在那样的泥潭当中,人们仍然执着地追求淫猥的东西。由于饥饿会导致死亡,所以食欲当然是首要欲望。但只要稍稍加以满足,接着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向性的快乐。而另一方面,母亲们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而背负长达身高的口袋外出采购,只要有一口剩饭都会不顾体面用纸包好带回家中。食欲、性欲和母爱正是人类的三大欲望。而在战后,也是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这三大欲望相比,父爱和兄弟爱之类则要降低一级。而说到友情就更低了,就连名誉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在食欲面前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民间的所有生活当中,只有第一本能闪闪发光,像理性、友爱和信义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被排斥在混沌的彼方。属于第一本能的肉体欲求不知羞耻地公然露面,人们的行为反而因此动力充沛活力四射,诸事明快浅显易懂。伸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进入初中。这里是札幌最具传统的学校,当时只有男生。“质实刚健”的校训用粗壮遒劲的字体写在匾额上挂在运动场正面。当然不必特意强调,在当时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质朴坚忍。运动场和走廊等处裂缝的玻璃窗尚未来得及更换,一到冬天风雪乘隙而入,窗台上常有一两寸厚的积雪。门框也因变形而难以关严,地板多处朽烂成洞,旁边标有“危险,请勿通过”的警示。而且,由于走廊里的灯泡几乎全都灯丝烧断,到了傍晚连对面有同学走来都看不清楚。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是校舍,连学生装都不问喜欢与否只能质朴坚忍了。日本刚刚战败,高年级中还有从陆军幼年学校和少年兵复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戴着战斗帽,穿着军靴,甚至有人穿着土黄色军服来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人买到了占领军投放的军装,所以学校里呈现出日美两军混杂的景象。普通初中生就穿着上下两件的黑色学生装,但几乎都有破洞补丁。其中还有人穿着兄长替换下来的上衣,看上去就像穿着短大衣。夏季大家都光脚穿木屐,冬季则是斗篷加长筒胶鞋的装束。就连长筒胶鞋都属于配给物资,所以很难分摊到。当胶鞋有了破洞又碰上融雪季节时,袜子常常会湿得拧出水来。有人便会扔掉冰冷的胶鞋,在冬季也穿着高齿木屐。但走上几步木齿之间就会填满积雪,所以不得不频频停步磕掉雪块。当然,在冰天雪地中满不在乎地光脚穿木屐行走,站在路边咚咚作响地磕雪,这种硬汉做派也算是一种时髦,有人还会为此自鸣得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三公里多,由于规定超过四公里才能乘电车上学,因此伸夫无论炎夏还是寒冬都只能步行。于是他的脚就变成了扁平足,如今仍未见好转。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伸夫的心愿就是得到一双军靴。他在上初三时终于通过某个门路实现了心愿,高兴得用红色毛刷把皮靴擦得锃光瓦亮。身上穿的尚且如此,嘴里吃的就更没法说了。当时学校尚未实行供餐制,大家都带盒饭上学。其中有人带着褐色的麦饭,有人带的是红薯饭,还有人只带着四五个土豆充饥。偶尔有人带来白米盒饭,大家就会喊着“噢!‘银舍利’!”并围拢过来,反倒让盒饭的主人尴尬不已。副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盒饭里装着马哈鱼或腌鳕鱼子,而有的人只放了腌梅干或腌萝卜,还有人在米饭上放些纳豆带来。到了冬季盒饭就会很快冷透,于是放在教室暖炉的周围。有时随着温度升高,从铝制饭盒里跑出的异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大家就捏着鼻子闹哄哄地查找问题盒饭。那时当然没有如今常吃的火腿和奶酪,就连肉类都很少见到,偶尔吃一回铁板烧也大都是马肉,由于太硬吃下去也很难消化。不过,马肉倒是挺耐饿,这是个意外的优点。最棒的美味还是煎蛋卷,要是一不留神带到学校,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周围同学一扫而光。总而言之,初中时代大家总是处于饥饿感当中,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当场就会吃光,根本不会考虑保留。岂止如此,到了第三节课就已经有人把盒饭当“早饭”(提前的午饭)吃掉了。当时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就都往肚子里填,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像茵陈啦款冬等野菜自不必说,人们还会把海宝面[1]和麦麸与荞面搅拌起来做饭吃。麦麸就是把麦粒磨粉后剩下的表皮,所以营养价值为零,如今连老鼠都不吃,但当时只要能充饥就已足够。伸夫的母亲发挥第一本能,大病初愈就去农家帮工以求买些大米。有时清晨就要去车站排队买票,然后背着口袋下乡买粮。母亲正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但即便如此,每天的晚饭也都是面疙瘩汤菜粥。因此,每当母亲呼唤在外玩耍的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就会反唇相讥说“就是菜粥呗”。近年有部日本优秀电影作品名叫《何日再相会》,因其中主演冈田英次与恋人久我美子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而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久我美子为至爱恋人从家里拿了个苹果跑出来,而如今的年轻人看了或许会疑惑不解——那种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恐怕对女性的心态也难以准确把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的艰难困苦如今已无从想象,唯一的拯救或许就是由于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对贫穷不太在意。而且,由于生存目的明确,都是为了吃饱穿暖,因此可以说活得更加单纯。即使生活在贫困当中,性的欲望依然实实在在地觉醒和膨胀。这正是第一本能。从小学进初中,伸夫切实感到自己的性意识世界在迅猛扩展。此前只是从个人的小窥孔朦胧地眺望云遮雾罩的远方,而现在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云雾也渐渐散去。其最初的机缘就是学校的厕所。由木板隔成的空间里罗列着煽情的词语,而且不像辞典那样假装正经,都是既猥亵又具体的记述。例如在蹲坑正面的立板上画着阴茎图形,前面还有覆盖着体毛的裂口,旁边用潦草字迹写着“想插入”。伸夫蹲在坑上独自琢磨。原来如此!女人那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要把男人的东西插进去。伸夫通过想象渐渐明白过来,突然感到自己加入了大人的世界。不过,虽说女人那东西就像板墙上画的轮廓,但还是没有更加具体的形象。看轮廓确实像个孔洞,但其本身是软还是硬?具体有多大?怎样才能插进去?像自己现在这样的够用吗?还是再大些才行?当自己想插时女人会允许吗?那时女人会是什么感觉?伸夫越琢磨问题越多。不管怎么说,大人们似乎拥有小孩们搞不懂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可一旦产生了好奇心,立刻就像着火了似的难以遏止。伸夫虽然已经解手完毕,但为了进一步探寻知识,他又来到别的隔间。每个隔间里都画有男女图形,还写着“我想干”

                      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这……不太好吧?”卜人说。“有什么不好?”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

                      西班牙,并成为教皇大管家的人,也被切萨雷下命令杀掉,原因“是由于侵犯了卢克莱齐娅女士的名誉”。据说,她当时还怀了他的孩子。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塞利的阿方索公爵,也是一样地不走运。结婚一年以后的一天,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当他正要离开梵蒂冈的时候,一伙武装人员攻击了他,使他身负重伤,他被抬到教皇的寓所,在那里他挣扎了一个月。最后,根据约翰·布查德的记录,他决定不再受那些伤口的折磨,在日落之后的一个小时被人掐死在床上。比塞利的阿方索是罗马城里最英俊的男人,卢克莱齐娅千不该,万不该,爱他爱得深了些。没有人怀疑,他正是死于切萨雷·博尔贾的妒嫉之心。马基雅维里的记性很好。他没有忘记公爵在伊莫拉对他说的那些话。帕格洛·渥西尼曾经向公爵投诉过拉米洛暴虐的行径,公爵答应会满足他的请求。他绝对没有可能那么在乎帕格洛这么一个他鄙视的人的怨言。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企图通过处死拉米洛,来打消那些曾经一度反叛于他的,现在又归顺的将领们的疑虑呢?如果为了满足他们中间一个人的愿望,他情愿牺牲他最能干的,极受信任的助手之一,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呢?马基雅维里心里笑开了。这种事是公爵最喜欢做的了。一方面他安抚了罗马尼阿愤怒的民众,另一方面又让他那些貌似盟友,实为敌人的家伙们相信了他的诚意,最后又报了私仇,狠狠地教训了一个得到卢克莱齐娅青睐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愉快地对皮埃罗说,“我们的好公爵为民除了一害。让我们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去一下寒气。”第二十八章马基雅维里尚未能够发现公爵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其实那些计划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公爵肯定要做些事情,因为拥有了一支部队而不去使用它,是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确定要做些什么,将领们派了代表去塞斯纳和公爵商量该干些什么,但是没能达成协议。于是几天之后他们派了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去见公爵,向公爵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这个叫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的人是个年轻人,不久之前还是不少人议论的一个人物。他早年丧父,由他的娘舅带大。他的娘舅叫焦万尼·福里亚蒂。奥利维洛托长大以后,就离开家乡,投奔了保罗·维泰利去学武艺。保罗被处死之后,他投奔了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在很短的时间里,因为他的聪明和能干,成了维泰洛佐最受重用的军官之一。但这个人野心很大。他觉得自己能够另立山头,成为一方的诸侯,所以对寄人篱下的状态颇为不满。于是他想出一个绝妙的计划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于是写信给他的舅父和恩人,信中说他离开家乡有一些年头了,他很想回去看看舅父大人和久别的家乡,顺便也看一下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他很想风光体面地衣锦还乡,让乡亲们看到他这么些年也没白混,所以他想带上一百号骑兵,仆人和朋友,一起回乡。他恳请他的舅父能够安排一个盛大体面的欢迎仪式,这不仅会增加他本人的声望,也会增加舅父作为将他抚养成人的保护人的声望。焦万尼·福里亚蒂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外甥没有忘记他早年从舅父那里得到的照顾和关爱。当奥利维洛托回来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邀请他和他一起居住。但是过了几天,奥利维洛托决定不再增添他舅父的负担,就搬了出去,住到自己的一所房子里。而后就邀请他舅父和其他所有城里的显贵们来参加一个神圣的宴会。酒过三巡,宾主尽欢的时候,奥利维洛托开始谈到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谈到教皇的伟大,他的儿子切萨雷和他所从事的事业。说到一半,他突然站起身,说这些事必须要私下里谈才好,于是他就把宾客们带到了另外一间房间。他们刚进房间,坐下没多久,士兵就从隐藏的地方窜了出来,把宾客们全部杀死。于是他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因为所有可能抵抗他的人均已被处死,他所颁布的法令,无论是军事和还是民事的,均十分有力,所以不出一年时间他就在费尔莫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周边一带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将领们派去见公爵的那个人。他带去的建议是,他们将把力量合起来,去攻打塔斯肯尼,如果公爵不想去攻打西尼加利亚的话。塔斯肯尼是块大肥肉,如果能占领锡耶纳,比萨,卢卡和佛洛伦萨,那么所有的将领均会有足够的战利品可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可以把他们与佛罗伦萨人的宿怨一并了结一下。但是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是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公爵暂时还不打算惹怒法国人,因为毕竟日后也许会用得着法国人的帮助。所以他告诉奥利维洛托,他不想攻打塔斯肯尼,但是会很愿意将西尼加利亚打下来。西尼加利亚是个小城市,但是却很重要。它是一个海滨城市,有一个不错的港口。它的统治者,是那个不幸的厄比诺公爵的孀居的姐姐。当时她和那些反叛的将领们一起在马焦内签署了协议,但是当将领们和公爵和解了以后,她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逃到了威尼斯,留下了一个叫安德利亚·多利亚的热那亚人,来保卫城堡。奥利维洛托向西尼加利亚进军,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城市。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带着自己的部队驻扎在了近郊。整个行动只出了一点小意外:安德利亚·多利亚只愿意向公爵本人献出城堡。城堡很坚固,要夺取它要花费时间、金钱和生命。于是常识占了上风。既然公爵已经将法国部队打发走了,将领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于是他们将安德利亚·多利亚的意思转告给了公爵,并且邀请公爵来西尼加利亚。当他收到这项请求时,他已经离开了塞斯纳,驻扎在法诺。他派了一位他的亲信幕僚去告诉将领们,他这就去西尼加利亚,并让他们在当地等着他。自从他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他们就不太愿意和公爵当面相会。公爵急于打消将领们的不信任,公爵让他派去的那位秘书用非常友好的态度告诉将领们,他们表现出的持续的冷漠态度只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影响到他们与公爵之间订立的条约的有效执行。在公爵这一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他们部队的支持,以及他们本人的顾问和咨询服务。当听到公爵接受了将领们的邀请时,马基雅维里不禁大吃一惊。他仔细地阅读了条约的内容,从字里行间他可以看出,双方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互信任。当听说因为城堡的主人要将它献给瓦伦丁诺公爵,所以将领们邀请公爵去西尼加利亚见他们时,马基雅维里确信这是将领们为公爵设下的一个圈套。公爵已经遣散他的法国部队,所以力量大大削弱了。将领们则在西尼加利亚附近集结了大量的部队。显然,城堡的司令官和将领们串通一气,开出了这么一个条件,大概是要等公爵和他的骑兵抵达西尼加利亚时,将公爵和他的手下剁成肉泥。因而当公爵决定要孤身一人,不加防范地深入虎穴去见他的死敌时,简直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唯一的解释也许是,他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出于傲慢自大,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和人格的力量征服那些凶残的人。他清楚他们害怕他,但他也许忘记了,恐惧也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确实,命运到现在为止还算垂青公爵,但是好运并不会永远存在。骄傲使人失败。马基雅维里暗中窃笑了。如果公爵中了圈套,被人干掉了,那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将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公爵是个凶恶的敌人,那些将领们只是由于害怕公爵才聚在一起,所以不难将他们用计谋分开,各个击破。马基雅维里笑得太早了。当渥西尼向城堡的主人许诺,如果他要求只向公爵献出城堡,他将会拿到一笔赏金时,城堡的司令官早就已经收到了公爵为了这个目的而送来的金子。他猜到了将领们的谋划,预见到了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诱使他进入他们的圈套。他是一个行事诡秘的人,他的计划,如果没有到要最后实施的时刻,是不会拿来跟人商量的。在离开法诺的前一天晚上,他召集了八个他最信任的追随者。他告诉这八个人,当将领们来见他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站在某一个将领的一侧,就像是为了增添他们的荣耀那样,一直伴随着他们抵达他们为公爵准备好的寝宫。他嘱咐这些亲信说,不能让这些将领中的任何一个人逃脱。不许有人活着跑出来。公爵先前将他的部队在乡间化整为零,以便于隐瞒他到底有多少人马。现在他下令,部队必须在凌晨六点在距离西尼加利亚五六英里地方的一条河边集结。为了表示诚意,他让他的辎重先行一步,当他想象着将领们会如何垂涎欲滴地暗中盘算那些等着他们的巨大的战利品时,他不禁微笑了。所有的事情安排完毕,他上床睡了。他睡得很香。早晨他准时起了床。这是一五〇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法诺和西尼加利亚有十五英里路,道路是夹在山脉和大海之间的。一个五百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是由路德维柯·维拉·米兰多拉率领的,然后是加斯孔部队和瑞士部队,共有一千人。在他们后面是一身盔甲的公爵,骑在一匹披了华丽马衣的战马之上。跟随着他的是他的骑兵。马基雅维里不是那种容易被美丽的景象所触动的人,但是当下他也觉得,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和碧蓝色的大海之间蜿蜒行进的队伍,应该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了。几位首领候在西尼加利亚三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的健康尚未被梅毒摧毁之前,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个孔武有力的人。他个子很高,也很强壮,但他很瘦,甚至瘦骨嶙峋,长着一张病黄色、用剃刀刮得很干净的脸,一只突出的鼻子,一个小小的小巴。他的眼睑沉重地耷拉在他的眼睛上,给人一种奇怪的,沉思的表情。此人无情又残酷,贪婪并勇猛,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据说也是欧洲最好的炮兵军官。他很为自己拥有的卡斯泰洛城堡以及那些装饰着浮雕,铜像,大理石像,佛拉芒式挂毯的精美宫殿感到自豪,这些装修都是他和他的家人后来才添上去的。他也热爱他那被佛罗伦萨人砍了脑袋的兄弟保罗,并因此无比痛恨佛罗伦萨人,这种仇恨不是岁月可以消磨得了的。但是由于服用了医生给他开的汞剂,他陷入了常常发作的,无法忍受的抑郁状态。现如今他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当将领们还在与公爵试图谈判讲和,帕格洛·渥西尼给聚集起来的将领们带来了公爵的条件时,佩鲁贾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表示不会接受公爵的条件。尽管有一阵子维泰洛佐也怀疑公爵的动机,于是立场与巴利昂尼一致,但是最后也没能架得住其他人唠唠叨叨的劝说,最后一起签了字。但是他的签字违背了他本人本来可以做出的更明智的判断。不错,他确实写了许多谦恭的信给公爵,表示归顺和道歉之义,公爵也写了回信,表示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头,他的本能告诉他,公爵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他们之间的过节。协议条款中有一项规定,将领中每次只可以有一个人待在公爵的兵营中。而现如今却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帕格洛·渥西尼和他争辩着。他拜访公爵已经有很多次了,他们经常促膝长谈,开诚布公,实在是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他已经将法国长枪部队打发走了,现如今公爵要做些什么事,都得依靠将领们的支持,难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吗?如果不是为了显示他已经做好准备要满足将领们的愿望,他为什么要处决拉米洛·德·罗尔卡呢?“相信我,我们上次的造反已经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一课。我们可以相信,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讨厌他了。”帕格洛·渥西尼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告诉维泰洛佐他和公爵曾经有过的一次谈话。教皇已经年逾七旬,患有多血症,身体状况早已经不如年富力强之时了。一次中风就可以随时要了他的命。公爵向他表示,如果他可以掌控那些西班牙籍的红衣主教,以及他父亲提拔的红衣主教,他会愿意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保证,下次选举教皇时,大家会选帕格洛的兄弟渥西尼主教成为教皇,条件是,渥西尼必须支持他巩固那些他已经占领的城邦。这个前景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帕格洛很愿意去相信公爵,因为看上去十分确定的是,他需要渥西尼家的支持,一点也不输于渥西尼需要他的支持。维泰洛佐是第一个走上前去迎接公爵的。维泰洛佐没有携带什么武器,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套了一个黑色的,衬里是绿色的斗篷。他脸色苍白,神色不安,从他脸上的表情旁人不难猜出,他已经知道命运给他安排的结局。看到此人现在的这副样子,没有人会想到,这曾经是一个一度打算运用自己的力量将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的人。他骑着一头骡子,正要下来,但是公爵阻止了他。公爵凑过身去,伸出一只支友好的手臂围住维泰洛佐的肩膀,在他两颊上亲了两口。几分钟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也在侍从的伴随下骑马过来了。切萨雷·博尔贾以符合对方高贵出身的礼仪及一副与亲密朋友长久分别之人的热情和来者相会。但是他注意到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没来,询问之下,才了解到,奥利维洛托正在城里等着他。他于是派唐·米歇尔去叫那个年轻人,当众人在等他们的时候,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在需要他变得风趣迷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比公爵更风趣迷人了。你当时看他那样子,你会认为,在他和那三个将领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他优雅有礼,举止十分符合他的身份,但是没有什么傲慢的地方,所以人们看不出他对将领们有什么屈尊俯就的优越感。他神态安详,温文有礼,和蔼可亲。他问起维泰洛佐的健康,建议将他自己的外科医生送来为后者看病。他以饶有兴味的微笑与格拉维纳公爵打趣,拿他最近卷入的一件风流韵事开玩笑。当帕格洛·渥西尼介绍自己在艾尔班山上的别墅时,他带着恭维和兴致倾听着。唐·米歇尔在护城河外的一个操场上发现奥利维洛托正在操练他的部队。他告诉奥利维洛托,最好他还是将自己的部队撤回自己的营区,以免被公爵占据。这个建议不错,奥利维洛托在谢了唐·米歇尔这个明智的建议后,就立马命令部队回营。发布完命令后他就陪着唐·米歇尔来到了其他人正在等他们的地方。公爵以相同的热情和友善欢迎了他。公爵不让他行大礼,公爵的意思是要显示,他把他们当同事来看,而不是部属。公爵下令前进。维泰洛佐内心充满了恐惧,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看到,随着公爵到来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心里清楚,将领们策划的阴谋绝对没有可能成功。他下决心要重返自己驻扎在几英里以外的部队。他身体不好,正好可以用来当个借口。但是帕格洛不让他走。帕格洛说,现在不是走的时候,走开会让公爵以为他们怀疑他的诚意。维泰洛佐精神上已经垮了,他缺乏决心来抓住他的本能告诉他的唯一仅存的逃生机会。他于是让自己随了众人的劝说。“我确信如果我跟着你们走的话,我必死无疑。”他说道,“但是因为你们愿意冒一下险,我也就决心跟你和大家一起面对命运,不管结果是死还是活。因为我们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公爵下令护卫这些将领的那八个卫士两人一组各就各位。在每个大难临头的将领的左右两边各站上一位卫士,将这四个将领夹在中间。于是这一行人等,在穿着光彩夺目的铠甲的公爵带领下,骑马进了城。当到达他们为公爵准备的宫殿时,将领们准备告辞,但是公爵用一种坦率和直接的方式敦促他们进屋,以便他们可以立即商量公爵为他们草拟的计划。他有许多话要说,都是些会让将领们感兴趣的话题。兵贵神速。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必须雷厉风行地去干。于是他们同意了公爵的请求。他带着大家穿过门堂,爬了好一段楼梯,然后进了一个宽敞的会客室。进了会客室之后,他请求暂时离开一下,以便去一趟厕所。他人刚刚走开,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冲了进来,将所有的人逮捕了。就这样,他把奥利维洛托用来对付他舅父和费尔莫城社会名流的简单有效的小计策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

                      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明紫禁城复原图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永乐大帝像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都到北京来了。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蒯祥塑像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晋宏逵:他是木工。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紫禁城图谱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棱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三、故宫建筑理念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王鲁湘:我看过一些

                      当时下令把这名士兵及全队两千人杀光。”(《鞑靼战纪》)张献忠在四川期间曾派兵十八万北伐汉中,久攻不下,有四万士兵倒戈,最终汉中也未能攻下。撤军后,张献忠大怒,下令将另外十四万士兵全部屠杀,屠杀持续了四天。这十八万士兵都是四川人,“其间他命令把许多人的皮剥下来,塞进稻草,缝上头,命人大张旗鼓地送往他们的出生地,以使居民的心更感恐惧。”(《鞑靼战纪》)5.对家人、朋友、妃子的屠杀。《蜀破镜》记载,有一天他喊自己的幼子,幼子没答应,他就杀了幼子,第二天后悔了,他责问妻妾为何不阻止他,于是将妻妾杀尽,并将杀幼子的刽子手砍死。张献忠灭绝人性,无论亲疏。他曾召自己的老乡来王府痛饮,酒足饭饱后,友人们告退,张献忠笑嘻嘻地赠给每个人金银,目送老朋友们离去。张献忠事先伏甲士于路,把自己的老乡们尽数斩杀,再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张献忠老乡的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此类事中国历史上除张献忠外十六国石虎也干过)。张献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蜀龟鉴》)张献忠立一陈姓女子当皇后,陈氏厌恶他,他说:“摆你娘的千金臭样!来人哪,把这臭婆娘拖出去勒死,连她那屌爸爸一家通通杀光。”(《蜀碧》)这是陈皇后的一种死法,还有的书记载陈皇后的另一种死法。一次张献忠打了败仗回宫,他的胡子被烧得只剩几根了,非常滑稽,宫女宛儿看见了,掩面一笑。张献忠大怒,“你个小婊子,老子打了败仗,连你也看不起咱老子吗?”于是一刀将宛儿捅死。张献忠持刀入宫,陈皇后说:“皇上,你怎么刀上有血?”“老子把你的宛儿杀了。”皇后问:“你怎么随便杀人,宛儿犯了什么罪?”张献忠:“你这个臭婆娘,咱老子在你心中还比不了你的宛儿,一起去死吧!”张献忠将手中滴血的宝刀抡圆了从陈皇后的左肩砍中,右胯砍出,陈皇后的身子像被风吹折的残柳,鲜血喷涌而出。旁边两个宫女赶紧跪下,连呼:“皇上饶命!”张献忠:“你们去死吧!”接连飞起两脚,一脚一个将她们踢进旁边的荷花池淹死。6.张献忠在攻略四川各城池时的暴行。张献忠打绵州时对官员富绅先勒令交银子,然后用锅将银子熬成水,从这些人口中灌入烫死。(《绵阳县志》)他在绵州屠杀时,有诗为证:“一时天悲地并惨,万家街巷流血满。平原荒草俱销魂,夜夜青磷千万点。”张献忠攻入简州,把所有百姓驱赶到城墙附近,离他的兵近的就被乱棍打死,靠近城墙的人更惨,张献忠下令将城墙推倒,把靠近城墙的百姓全部压死。张献忠攻保宁,见一黑色巨人坐在城上,脚浸泡在江水中,很恐惧,他询问后得知黑色巨人是张飞的神灵,于是面对空中祭拜,保宁竟因此得以保全。保宁的保全还有另一种说法,《绥寇纪略》记载张献忠要屠城,一个和尚来劝他,张献忠拿出狗肉和猪肉,说:“只要你吃肉我就封刀。”和尚:“老僧救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于是把肉吃完,保宁人得以保全。张献忠打通江时,所部假扮明军,欲骗开城门,路上抓一儿童带路,儿童不知他们不是明军,张献忠说:“不准说我们假扮官兵。”儿童明白了,他答应了,到城下,他大喊:“贼来了!”他被一刀砍死,城破后张献忠尽杀人民。(《蜀碧》)张献忠打长安坪时,守军退至山洞,他说:“出来投降吧,让你当官。”洞内人知道张献忠是个什么东西,无人投降,张献忠于是烧山洞,三千人被烧死。7.张献忠屠刀下的幸存者。张献忠杀人如麻,但却从来不杀外国人,一天他对传教士安文思说:“你们不是说啥子要传播天主福音吗?老子杀那些人实际就是让他们不受世上万般痛苦,是解救他们,老子虽然杀了他们,实际上是爱他们呀,中国老百姓太多,又狡猾狠坏,所以老天爷让咱老张下界杀人,咱还常惭愧力所不及杀人太少呢!我愿上天降灾殃,让中国人他娘的都死光算啦!”(沈荀蔚《蜀难叙略》)他还说:“四川人之罪好比咱老张的头发,数不胜数,故老天爷震怒,派老子下凡,以惩罚四川人。”(《圣教入川记》)张献忠多少次要杀传教士,但都没杀,他对安文思说:“我饶了你的命,因为你是外国人,你要是此地人一定把你千刀万剐。”张献忠一次说:“为啥中国人都说天圆地方?”利雷斯:“地球是圆的。”张献忠:“你说地球是圆的咱也有些相信,但我们中国说地球是方的,这个更好,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所以才叫中国,才坚定不移,咱老张的江山也要有八百年之久!老子有许多名言,说一句你听听: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雪下,黄花不如松。你应把咱的话翻译成外文,尽快寄到欧洲,让西方人先睹为快,以传播咱老张的英明智慧,老子再花两年时间平定中国后就送你们回欧洲。”利雷斯:“我们1641年到四川传教,已经五年,对四川已有感情,恳请老万岁对四川人民宽厚些。”张献忠:“四川人不知天命,被天抛弃,老天爷知四川人性恶,才把孔夫子降生到山东,山东人爱圣人,尊圣道,四川人不这样,所以老天爷降灾殃惩罚四川人。如今老天爷派我为天子剿灭四川人,惩罚他们违天之罪!”由于张献忠讨厌明朝,且和李自成的大顺朝反目,所以凡说明、顺二字被听见的都要十家连坐杀光。百姓张成恩被绑,说:“我没说啥,就说些张家长李家短。”张献忠哈哈大笑,“说咱老张家长,李自成李家短,果然是咱老张的顺民,来人,赏银十两,放他回家见他婆娘去吧!”(《滟预囊》)张献忠一次要杀一个人,此人说:“小人姓张,大王也姓张,奈何自残同姓?”张献忠竟然放了他。(《蜀龟鉴》)当然,幸存者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四川人都沦为张献忠的刀下之鬼,当然,张献忠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张献忠杀人太多,他自己都有些心虚,他说:“宫中阴气太重,耗子太多,卫兵必须每天交一只死耗子,否则把他脑壳换成耗子。”张献忠杀人太多,每天喝酒,总出现幻觉,一天他仿佛看见空中千百只手来夺自己的食物,他一抹眼,又什么都没有了。(《蜀难叙略》)1646年元旦的时候张献忠接受群臣朝见,他仿佛听到身后都是哭声,他一回头看,见都是无头鬼。他在正殿坐着坐着就看见一个白衣大人,他拿出弓箭射杀之,但怎么也射不中,自己却头晕目眩。(《蜀龟鉴》)杀人太多的恶魔都心虚,此言不假。一天,张献忠要来拜佛赎罪,可是到了寺庙佛塔前,张献忠却说:“和尚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老张杀了那么多人,这佛塔对老子不利,来人哪,用大炮轰塔。”(《蜀难叙略》)在四川的最后阶段张献忠常趁人多时从怀中拿出一个黑皮小册子,跟阎王生死簿似的,还说:“天教我杀,我岂能不杀?”他还说:“皇帝真是难做,我手中有金银数万,驴马千头,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南京做生意。”有人问:“如果这样的话,我军可以解散,何必杀那么多人?”张献忠:“我脸上有刀痕,不把四川人杀掉,怕日后有人认出我。”(《明季南略》)此时张献忠只剩下残暴,一点都不会打仗了,官军贺珍曾拿三千人击败过他三万人。(李馥荣《滟预囊》)张献忠说:“老子来四川两年了,蜀人一不感老子恩德,二不怕老子杀人,老子到底该怎么办呢?说啥杀人不行?只有靠杀人平息反叛,弄烂就弄烂,四川人杀光,老子带你们回关中去,夺西安,另外建国以图大事。”(《纪事略》)他还说:“老子如今心灰意冷,也不想一统天下了,只有把四川人杀尽,他们才不闹什么起义。”(李馥荣《滟预囊》)此时,四川人民纷纷反抗,大西国“宰相”汪兆龄劝张献忠:“皇上您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您放弃四川去陕西的话,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四川反兵逼迫成都,是因为四川人还未杀尽吗?老子既然占了四川,如果又失去,不如就干脆毁灭它,不留丝毫给他人。”(《蜀碧》)他为什么那么恨四川人呢?《蜀碧》的记载给出了答案,他小时和他爸来四川贩枣,把驴系在富绅门口,驴粪弄脏了富绅家的白柱子,富绅用鞭子打张献忠他爸,并让他用手把驴粪清理了,张献忠说:“我再来时要尽杀尔等,方解我心头之恨!”此外据张献忠自己说:“老子第一次到四川,在野外拉屎,随手扯一把野草擦屁股,结果扯了荨麻草,一擦,老子屁股又疼又痛还长泡,疼得哇哇叫。四川野草都这么凶,四川人更可恶了。”这也是他在四川暴行的原因之一。鲁迅这样说张献忠,“他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到后来只剩了没落这条路,于是就开始杀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风流皇帝在死前烧了祖宗或自己搜集的宝贝的心情完全一样。”(《华盖集续编·记谈话》)明亡清兴之际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它不外是大量可怖的暴行,我甚至不怀疑,最温和的读者会把这个人看成是恐怖野兽,而不是人类,或者,如找不到更可恶的名字,那就名之曰披着人皮的魔鬼。这个野熊一样的怪物(张献忠)窜到各省,带来了抢劫、死亡、烈火、屠刀和其他难以想象的悲剧,他想毁灭一切,这样就没有人与他为敌,不留下一个活人,以免他们反抗。他在四川称王,把那里变成了屠宰场。”2002年,成都新南门修路时发现了万人坑,经专家考证,这就是张献忠的罪证,看来铁证如山呀!张献忠在清军临攻入成都前,说:“我也是个英雄,不可让儿子被人生擒。”张献忠将自己住的成都蜀王府焚毁,只剩两个五代十国留下的盘龙石柱因为是石质而不能被毁,张献忠大怒,用纱裹石柱数十层,用油浸泡纱三日,之后一把火就把石柱烧断了。他在撤出成都时杀死男女数十万,制成腌肉以作军粮。张献忠怕部下因为女人而分心,便对他们发表自己在四川的最后一次讲话,他说:“等我赶走了鞑靼人,我要依靠你们夺取天下。我希望你们比以往更行动迅速……现在还有个妨碍我们征伐大业的包袱,那就是你们的老婆。现在是除掉她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取得全国,那少不了有美女。我是皇上,应有特权,使我这皇帝与你们不同,但我甘心这样做,给你们做出一个首领的示范。”说罢,张献忠把自己的三百个妃子除留下二十个外,当场斩杀二百八十个。而后张献忠下令杀尽军中妇女,已经结为夫妇的夫妻在一起抱头痛哭诀别后,妻子被杀死。张献忠下令将四川的所有牛和狗都杀死,“意谓无为后人遗种”。张献忠下令任何军人不得私藏金银,私藏金银一两者斩杀,十两者剥皮,只要是把财宝藏在地窖或井内的,一旦发现,一营连坐全杀。于是没有一个士兵敢私藏金银,张献忠把这些金银收缴上来后,他要干什么呢?他的做法是让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他把收缴上来的金银和入川以来搜刮的数以亿万计的财宝全埋在锦江边深数丈之地,而后引锦江水淹没藏宝之地,他说:“我没有享受的永远不要被后人拥有!”最后他下令将埋宝藏的所有工匠全部处死。当清军进入成都时只见成都都是残垣断壁,树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两万口井竟被尸体填平……(张献忠在成都最后的疯狂见《蜀龟鉴》)张献忠离开成都后行至顺庆,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全都活埋,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最终,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647年1月2日),张献忠在与清军对阵时,他瞄准清军左侧一将射箭,清军右侧一将瞄准他射箭,两声箭响,二人同时倒地,张献忠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查继佐《罪惟录》)他果然“一箭贯当胸”了。关于他的死还有多种说法,如王夫之《永历实录》说张献忠兵败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说张献忠病死,《蜀碧》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的喉咙,将其射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张献忠被清军大将雅布兰一箭射中额头,翻身落马,清军一阵乱刀将他剁成肉酱。《蜀龟鉴》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左胸,张献忠拔出箭来,未及反抗,被清军生擒后斩杀。《明史》说张献忠在大雾时行军,因为看不清,结果走着走着跟清军撞一块了,清军乱箭齐发,射中张献忠,张献忠栽下来后躲进柴堆里,随后被清军搜出,斩首。张献忠究竟是怎么死的已无法考证,但这几种说法我更喜欢蔡东藩的说法,您呢?《蜀碧》记载张献忠死后尸体被剁成肉酱,剖腹后发现张献忠的心是黑色的,很扁,他的人头被传到成都,在张献忠屠刀下残存的人民“竞持其首掷荡削割,践踏污秽,无所不至”。张献忠的骨头被埋起来,不久张献忠葬地毒草丛生,只要碰一下就会身上长大疮,而且埋葬张献忠的山经常有黑虎出没吃人,时人称张献忠余毒仍存。一句话:张献忠在四川除了好事什么都干,除了脸什么都要。张献忠在四川共杀人五百万。他死后四川“百万军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千里无烟,荒如大漠。”《蜀碧》说,张献忠杀得四川“男尽矣,及妇女;民尽矣,及僧道;人尽矣,及犬马;物尽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湮其井,平其城。”《明史》记载:“张献忠之乱后狗吃人肉就像虎豹猛兽似的,将人咬死后往往弃之而去,因为吃的人肉太多了,吃腻了。人民为躲避张献忠之乱逃到深山中,以树木为食,时间长了浑身长满毛发。”《滟预囊》记载四川“尸骸遍野,荆棘寒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由于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杀绝,《蜀龟鉴》记载,四川许多城市“城中杂树成林”,到处有疯狗吃人,疯狗都是得了狂犬病的,咬了人后人立马就死,一条疯狗叫后,上千疯狗循声而来,用利刃都杀不退它们,没有多人手拿兵器的话都不敢出门。大灾之后必有大的瘟疫,四川在张献忠之乱后有三种瘟疫,一种叫大头瘟,病人头肿胀大如斗;一种叫马眼瘟,病人眼睛像马一样大,要瞪出来;还有一种叫马蹄瘟,得病的人从膝盖到脚踝都肿起来,像马蹄一样。这三种病都是不治之症,得病者立死。有一个道士说马蹄瘟能治,用木桶盛放小便,用小便泡脚数次就能治病,结果这招还真管用,许多人因此病好了。(《蜀龟鉴》)《蜀龟鉴》记载,大的瘟疫之后是更大的饥荒,四川赤地千里,一斗米要二十两金子,鸡和小猪毛还没长齐就值钱数金。有的人饿得不行倒在地上,还没死就被人砍杀吃了。有的人因为争抢死人肉而打架,一人被打死后众人分食其肉。“父子、兄弟、夫妻、叔侄,转相贼杀以为食”。久而久之,刚死的人都被吃光了,于是成都千里内的坟墓都被刨开,开始吃死人肉。《蜀警录》记载,作者欧阳直本人因为没有粮食,饿得不行,忽然听一个小孩喊让大家过来吃牛肉,自己过去一看,里面有人头。“有腌人肉数方,状如腊羊”。一次欧阳直遇到十几个饥民,饥民见欧阳直这边人多,于是不敢过来,他们狂呼说:“你们这些

                      了,可能谁也不曾受过这样严格的隔离,在发现治疗这种病的药物之前我们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我熟悉你的声音,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医生,眼科医生;昨天我让你看过病,听得出是你的声音;对,您呢,您是谁;我得了结膜炎,估计还没有好,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双目失明,结膜炎就无关紧要了;和你在一起的小男孩是谁;不是我的儿子,我没有孩子;昨天我为一个斜视的小男孩做过检查,是你吗,医生问;是我,先生,小男孩回答的口气显得很不高兴,人们都不喜欢别人提及自己的生理缺陷,他完全有理由不高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生理缺陷一旦被提及,立即由难以察觉变得显而易见。还有我认识的人吗,医生又问道,昨天由妻子陪着到我诊所的那个人在这里吗,他是在汽车里突然失明的;是我,第一个失明的人回答说;还有一个人呢,请说一说您是谁,既然他们迫使我们一起生活,并且不知道要持续多久,我们必须相互认识。偷车贼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声音,对,对,他以为这样表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就能过关;但医生不肯放过,这个人的声音我不熟悉,您不是那位上了年纪的白内障患者吧;医生先生,不是,我不是他;您是怎样失明的;在街上;请说详细点;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瞎了;医生正要问他的失明症是否也是白色的,但没有说出口,何必呢,问了也没有用,不论他如何回答,是白色失明还是黑色失明,反正谁也出不去。他抬起手,颤抖着伸向妻子,伸到一半碰到了妻子的手。妻子吻了吻他的脸颊,没有别人能看到他那憔悴的前额,那紧闭的嘴,没有别人能看到那双死亡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好像能看见却又看不见,着实吓人。也会轮到我的,她想,也许就在此刻,这句话没说完就失明了,随时都可能像他们一样,也许醒来就失明了,也许睡觉的时候刚合上眼睛就失明了,还以为只不过是睡着了呢。她看了看那四个失明者,他们都坐在床上,脚边放着能带来的很少的行李,小男孩带的是他的书包,其他人带的是小箱子,仿佛是来度周末。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小声地和男孩谈着话,第一个失明者和偷车贼在另外一排,相距很近,只隔着一张空床,并且面对面坐着,但彼此并不知道。医生说,我们都听到了刚才下达的命令,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清楚,就是不会有任何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组织起来,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个宿舍就会住满人,我是说这个宿舍和其他宿舍;您怎么知道还有别的宿舍呢,姑娘问;进这个宿舍以前我们转了转,这间离大门最近,医生的妻子一边说一边捏了捏丈夫的胳膊,让他说话时小心一些。于是姑娘说,最好由医生先生担任负责人,毕竟您是位医生;一个既没有眼睛又没有药的医生顶什么用呢;但是您有权威。医生的妻子笑了,她说,如果大家同意,我觉得你当然应该同意;我倒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为什么,眼下我们共六个人,但是明天人数会更多,每天都会有人住进来,我敢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权威,还有,就算他们服从,我以什么回报他们呢,况且他们还不一定承认什么权威或者规矩;这么说在这里生活下去会很困难;如果仅仅是困难那我们就太幸运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出于好意,不过医生先生说的也确实有理,那我们每个人就自己照顾自己吧。要么是受了这些话的刺激,要么是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其中一个男人猛地站起来说,我们的不幸全怪这个家伙,要是我的眼睛看得见,现在就让他完蛋,他大声吼着,用手指着他认为那个人所在的方向。他指的方向并没有偏多少,但这个戏剧性的动作产生了喜剧性效果,因为他气势汹汹用手指指着的是个无辜的床头柜。请冷静些,医生说,在一场瘟疫中不会有肇事者,我们都是受害者;要是我心眼不那么好,要是我没有送他回家,我这双宝贵的眼睛还好着呢;您是谁,医生问道,但这个控诉者没有回答,好像为刚才说的话而感到后悔。这时人们听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错,您是把我送回家了,但是后来您利用我当时的处境偷了我的汽车;胡说,我什么也没有偷;偷了,先生,您偷了;就算有人偷了您的汽车,那也不是我,我好心帮您,得到的报答却是瞎了眼睛,再说,您说我偷车有什么证据,我倒想看看;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医生的妻子说,汽车在外边,我们在这里面,你们还是和解为好,不要忘了,我们还要在这里一起生活呢;我知道有人不会跟他一起生活,第一个失明者说,先生们,你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要到别的宿舍去,不能跟这个混账东西在一起住,他竟然偷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的汽车,还抱怨说因为我他才瞎了,瞎了,活该,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他一只手抓起箱子,为了不绊倒,拖着两只脚在地上挪步,空着的那只手扶着床,来到了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那些宿舍在什么地方,他问,不过,即使有人回答他也不会听见,因为有个人连胳膊带腿一齐扑到他身上,原来是偷车贼说到做到,来报复让他患上病的人了。一会儿这个人在上边,一会儿那个人在上边,两个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滚来滚去,不时撞在床腿上,就在这个时候,斜眼小男孩吓得又哭起来,不停地喊妈妈。医生的妻子抓住丈夫的胳膊,她知道自己一个人制止不了这场斗殴,就拉着丈夫沿夹道走到两位愤怒的斗士喘着粗气较量的地方。她拉着丈夫的手,让他拽住其中一个,自己拽住看起来更易制服的另一个,费了好大劲总算把他们分开了。你们俩太愚蠢了,医生训斥说,如果你们想把这里变成地狱,那么继续打下去好了,但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要完全靠自己,指望外面来救,休想,刚才的广播你们也听到了;他偷了我的汽车,第一个失明者带着哭腔,他挨的打比对手多;算啦,现在有没有都一样,医生的妻子说,反正您的汽车被偷的时候您也不能用它了;是这样,但汽车是我的呀,让那个贼偷走了,我不知道他弄到哪里去了;最大的可能是,医生说,最大的可能是您的汽车在这个人失明的地方;医生先生倒挺精明,对,先生,说得对,偷车贼说。第一个失明的人动了一下,好像要从按住他的手中挣脱出来,但没有太用力,似乎他已经明白,愤怒,即便是合情合理的愤怒,也不能让汽车失而复得,汽车也不能让眼睛盲而复明。但是,偷车贼威胁说,如果你以为以后没事了,那你就完全错了,不错,我偷了你的汽车,汽车是我偷的,可是你偷了我的眼睛,让我瞎了,想想看,我们两个人当中谁更称得上是贼;算了,医生不满地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失明了,谁也不要再抱怨,谁也不要再指责别人;我对别人的不幸不感兴趣,偷车贼轻蔑地说;如果您想搬到其他房间,医生对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妻子可以领您去,她识别方向的能力比我强;我改变主意了,愿意留在这个宿舍。偷车贼讥讽道,这孩子害怕独自一人待在什么地方,可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妖怪;住口,医生忍不住喊道;噢,你这个小医生,偷车贼哼哼唧唧地说,你该知道,在这里我们人人平等,你不能给我下命令;我不是给您下命令,而是告诉您,让那个人安生安生;那好吧,好吧,可是,你也小心点儿,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不是好惹的,对朋友,我比谁都好,对仇人,很少有人比得上我。偷车贼做了个要和人拼命的手势,找到刚才坐的床,把箱子推到床下边,然后大声说,我要睡觉了,那口气好像是在通知人们,转过脸去,我要脱衣服。戴墨镜的姑娘对小男孩说,你也上床去吧,在这边,如果晚上有什么需要就叫我;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听小男孩这么一说,所有人都突然急不可耐地想撒尿,虽然心中使用的词汇各不相同,但都在想,现在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呀,第一个失明者在床下面摸了摸,看那里有没有便盆,不过同时又希望没有,因为当着其他人的面撒尿会感到难为情,当然,他们看不见,但撒尿的声音毕竟难以掩盖,男人们还稍好一点,可以耍个手腕,不让女人们听见,在这方面男人们是幸运的。偷车贼已经坐在床上,这时候说话了,他妈的,在这房子里往哪儿撒尿呀;嘴里干净点,这里有个孩子,戴墨镜的姑娘表示不满;可是,亲爱的姑娘,那你就找个地方吧,不然那孩子迟早要尿在裤裆里了。医生的妻子说,也许我能找到厕所,记得好像闻到过气味;我跟你一起去,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已经拉住了小男孩的手;我看最好还是大家一起去,医生说,那样我们需要的时候就认识路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出这个主意,偷车贼心里想,但没有敢说出口,你不愿意让你的女人在我每次有需要的时候领着我去撒尿。这一想法背后未能言明的东西使他那玩意儿稍稍勃起,这倒让他吃了一惊,看来瞎子的性欲并不一定会丧失或者降低。还好,他想,总算没有把一切全都丢光,在众多死伤当中还有一样东西幸免于难。他不再听别人谈些什么,自己胡思乱想起来。人们没有给他多少时间,因为医生说话了,我们排成一队,我妻子在前面,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这样我们不会有走散的危险。第一个失明的人说,我可不跟那个人走在一起,他显然是指偷了他汽车的人。不是因为互相寻找就是因为互相躲避,他们挤在窄窄的过道里难以动弹,况且医生的妻子也要像盲人一样行动。队终于排好了,医生的妻子后面是戴墨镜的姑娘,她拉着斜眼小男孩,再后面是只穿裤衩背心的偷车贼,接着是医生,排在最后的是第一个失明者,这次他可以免遭对手殴打了。队伍前进得非常慢,好像每个人都不相信领路人,抬起空着的那只手在空中胡乱摸索,仿佛在寻找路上的什么坚固的支撑物,比如墙壁或门框。跟在戴墨镜的姑娘后边,偷车贼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又想起了刚才的勃起,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两只手,一只摸着她的后脑勺,另一只径直往前,毫不客气地摸起她的乳房来。姑娘晃动身子,想摆脱对方放肆的动作,但偷车贼紧紧搂住了她。这时候,姑娘抬起一条腿用力往后一踹,尖尖的鞋后跟像一把匕首一样刺进偷车贼光着的粗大腿里,他大吃一惊,疼得发出一声号叫。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回头问道;是我绊了一下,戴墨镜的姑娘回答说,好像碰到了我后边的人。偷车贼手指上沾着鲜血,一边呻吟一边咒骂,想表明这次攻击后果有多么严重,我被扎伤了,这臭女人不看看她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你呢,你不看看你把手放在什么地方,姑娘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医生的妻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先是微微一笑,但马上看到那可怜的家伙伤得很厉害,鲜血顺着腿往下流,这里没有双氧水,没有碘酒,没有止血剂,也没有绷带和消毒剂,什么也没有。队伍已经散了,医生问,伤在什么地方;这里;这里,究竟在什么地方;腿上,你没看见吗,那臭女人把鞋跟扎进我腿里了;我绊了一下,我没有过错,姑娘又说了一遍,但马上又怒气冲冲地说,这个混账东西摸我,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医生的妻子赶紧劝解,现在紧要的是清洗伤口,包扎一下;可哪里有水呀,偷车贼问;厨房里,厨房里有水,不过用不着大家都去,我丈夫和我带这位先生去,其他人在这里等着,不会耽搁很长时间;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忍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医生的妻子知道,应当先往右拐,再往左拐,然后沿一条有一个直拐角的长廊往前,走到尽头就是厨房。几分钟之后她发现走错了,于是停下来又往回走,叹了一声,啊,我想起来了,从那里可以直接走到厨房,不能再耽误时间,伤口在不住地流血呢。一开始流出的水很脏,必须等水干净了才行。水是温的,有股臭味,仿佛在水管里腐烂了,不过,用这样的水一洗,偷车贼还是立刻如释重负般叹了口气。伤口看上去有些吓人。现在怎么办,怎样才能把腿包扎起来呢,医生的妻子问。在一张桌子下倒是有几块破布,大概曾用来当抹布,用这么肮脏的布包扎伤口太不慎重。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她装作摸索的样子说;可是,医生先生,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血不停地流,劳驾了,帮帮我吧,请原谅我没教养,刚才对你那样,偷车贼伤心地说;我们这不正在帮助你吗,正在想办法,医生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没有别的办法,把背心脱下来。偷车贼嘟嘟囔囔地说这样他就没有背心穿了,不过还是脱了下来。医生的妻子很快将背心撕开,把他的大腿紧紧包扎起来,并且用背心上边的吊带草草打了个结。这不是一个盲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但她不想为此再浪费时间,佯装瞎子已经让她浪费了不少时间。偷车贼好像也发现这其中有什么不正常之处,按照常理,本应由医生,虽然只是个眼科医生,来为他包扎伤口,不过伤口得到处置而感到的安慰远远胜过了心中的怀疑,况且那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闪念。他一瘸一拐地跟他们回到原处,其他人还在那里等着。医生的妻子立即看到,斜眼小男孩忍不住尿在裤子里了,第一个失明者和戴墨镜的姑娘都没有察觉。小男孩脚下有一摊尿,他的裤脚还在往下滴水。但是,医生的妻子若无其事地说,现在我们去找厕所吧。盲人们都伸出胳膊在面前晃动,相互寻找,只有戴墨镜的姑娘立即宣布,她不想再排在那个摸过她的无耻的男人前面。队伍终于又排好了,偷车贼和第一个失明者交换位置,医生在他们两人中间。偷车贼拖着伤腿,瘸得更厉害了。临时止血带妨碍他走路,伤口疼痛难忍,好像心脏搬了家,搬到了被鞋跟扎到的那个窟窿深处。戴墨镜的姑娘又拉住小男孩的手,但小男孩尽量往一边躲,唯恐有人发现他干的事,因为这时候医生使劲吸了吸气说,这里有股尿味;妻子觉得应当证实丈夫的印象,对呀,真的有股气味。她既不能说这气味来自厕所,因为离厕所还很远,而又必须装作像盲人一样,不能挑明尿骚味其实来自小男孩湿漉漉的裤子。来到厕所,本来不论女人还是男人都同意小男孩头一个进去,但男人们最后却不分紧迫程度,不论年龄大小一股脑儿挤进去了,里边是集体小便池,这种地方也只能有集体小便池,大便池也一样。女人们留在门口,据说她们忍受能力比男人强,但一切都有限度,所以过了一会儿医生的妻子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但是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倒是可以等;我也一样,医生的妻子说。一阵沉默之后,两个女人开始交谈起来。您是怎么失明的呢;和大家一样,突然间看不见了;在家里吗;不是,要不就是刚从我丈夫的诊所出去的时候;差不多吧;差不多,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刚出去不久;感到疼了吗;疼倒是没觉得,一睁开眼睛就瞎了;我不是;不是什么;不是闭着眼睛的时候失明的,我丈夫上救护车的时候我失明了;好运气;谁好运气;你丈夫,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这样,我也算有运气;是啊,有运气;您结婚了吗;没有,依我看从今往后再没有人结婚了;可是,这失明症太不正常了,不符合人们所知的科学,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假设我们的余生都将这样度过;我们;所有的人;一个盲人世界,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愿意想。斜眼男孩是头一个从厕所走出来的,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进去。他的裤脚卷到了腿肚上,袜子脱下来了。他说,我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第一次没有摸到,第二次也没有摸到,第三次才抓住男孩那犹犹豫豫向前伸着的手。不一会儿,医生出来了,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他们当中一个人问,你们在哪里呢;这时医生的妻子已经拉住丈夫的一只胳膊,戴墨镜的姑娘摸了摸,抓住了医生的另一只胳膊。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第一个失明的人没有任何人搀扶,后来才有个人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我们全都在这里吗,医生的妻子问道;腿上受伤的那个人还没有出来,他大便呢,丈夫回答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

                      老汉私人影院永久入口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

                      都涌动着激动的情况下,要忍住不说话是挺困难的。他有着上百个问题想问马基雅维里,但是他们却只是骑着马走啊走。不久,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得身上暖洋洋的。马基雅维里一句话也没有讲。他时不时举起手来,示意众人下马步行,以便让马稍稍休息一下。第四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忙着想心事。他其实十分不情愿接受这次出使的任务。为此他尽了最大努力去找其他人来完成这个使命。一方面是由于他身体尚未复原,即使现在骑在马上,他仍然觉得肚子隐隐作疼;另一方面,由于刚刚才结婚,他也不愿意因为离别而让妻子伤心。他对她许诺说,他此行将很快回来,但是他心里清楚,在他获得允许返回之前,预期的几天可能会拖成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又可能被拖成几个月。他出使法国的经历让他了解到外交谈判可以是多么地旷日持久。但是这些还不是最让他烦心的。意大利的现状是令人绝望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是这个地区最有势力的人。他控制着那不勒斯王国的一大块地盘,虽然他的掌控也不是那么稳固。因为盘踞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西班牙人不断地骚扰着他。但是路易十二紧紧地控制着米兰和它的属地,他和威尼斯关系也不坏,并且在收了保护费之后,将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博洛尼亚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他和教皇有着一种同盟关系,教皇颁布了一个特许状给他,以便他可以同他那个无法生育,但是毫无过错的妻子离婚,然后再和查理八世的孀妇,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为了报答教皇,路易十二册封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瓦伦丁诺公爵,并安排纳瓦拉王国国王的妹妹,夏洛特·德·阿尔布莱特嫁给切萨雷·博尔贾。他还向公爵许诺,可以提供军队给他,以帮助他收复夏洛特所丧失的那些财产,包括土地、贵族封地和教会属地。切萨雷·博尔贾,沿用路易十二所赠予他的公国的名称,在意大利被人们称为瓦伦丁诺公爵。他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他手下的雇佣军首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罗马大家族的领导人帕格洛·渥西尼,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以及卡斯泰洛城堡的领主维泰洛佐·维泰利。这些人都是意大利最出色的军事将领。公爵本人也证明是一个胆大而心细的指挥官。凭借着武力、狡诈多变和营造出来的恐怖,他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割据势力,意大利到处都传播着他的征服业绩。他曾经利用一次有利的形势迫使佛罗伦萨人用一大笔保护费来雇佣他和他的部队作为保护者,为期三年。后来,佛罗伦萨向法国国王路易又支付了一笔保护费,获得了后者的保护,接着就取消了对公爵的任命,中止了给他的保护费。这下把他给惹恼了,不久他就开始报复。那一年的六月,也就是与本文叙述有关的时候,阿雷佐,一个隶属于佛罗伦萨的城市,发生了暴动,随后宣布脱离佛罗伦萨而独立。瓦伦丁诺公爵手下最能干的将领,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后者处决了他的兄弟保罗。他和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巴利昂尼一道出兵支援造反的民众,并且打败了共和国的军队。佛罗伦萨方面仅仅守住了城堡。佛罗伦萨执政团在极度恐慌之中派了皮埃罗·索德里尼前往米兰,向法国国王路易求救,要求他立刻派遣他之前承诺的四百长矛骑兵支援佛罗伦萨方面。皮埃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当时正以城邦正义旗手的身份担任着共和国最高行政首长的职位。共和国方面于是命令在比萨城外驻扎的军队驰援阿雷佐,在此之前,这支部队一直企图征服比萨城。但是还没等部队赶到,城堡就沦陷了。就在这个关口上,身处刚被征服的厄比诺的瓦伦丁诺公爵,向佛罗伦萨执政团发出了一个口气强硬的要求,要求共和国方面派一个使节来与他会晤。佛罗伦萨方面派遣了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也就是皮埃罗·索德里尼的兄弟,作为使节前往。随行的就是作为秘书的马基雅维里。危机最后终于解除了。因为法国国王履行了他向佛罗伦萨许下的诺言,派出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支援他们。切萨雷·博尔贾慑于这一威胁,召回了他的将领。但是公爵的雇佣军首领们本身也是一些小城邦的邦主,他们也不禁担心,一旦他们对公爵没了用处,公爵就会像消灭其他城邦主那样无情地消灭他们。他们听说,公爵已经私下里和路易十二达成交易。根据协议,国王将首先派出一支部队协助攻取博洛尼亚,然后再将这些首领们统统剪除。届时这些首领们的土地会很容易并入公爵既有的领地。首领们经过初步协商,他们在靠近佩鲁贾地方的一个叫马焦内的地方秘密聚会,讨论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维泰洛佐当时正病着,被人用轿子抬进了会场。帕格洛·渥西尼由他那位做红衣主教的兄弟和他那个作为格拉维纳公爵的外甥陪同着出席。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埃尔梅克·本蒂沃留,他是博洛尼亚城邦主的儿子。还有佩鲁贾地方来的巴利昂尼兄弟俩,年轻的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和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后者是锡耶纳城邦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左右手。他们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于是他们同意,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有所行动。但是鉴于公爵是个危险的人物,他们必须小心从事。他们决定暂时不和公爵翻脸,而是在私下里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攻击。他们拥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骑兵。维泰洛佐的炮兵也很强大。他们又派出使节去招募当时在意大利聚集着的几千雇佣军。最后,他们向佛罗伦萨城邦派出使节请求支援,因为博尔贾的野心对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没过多久公爵就听说了这一阴谋。他于是命令佛罗伦萨方面向他提供一支援军。公爵一直单方面声称,佛罗伦萨方面已经许诺,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调拨一支部队归他支配使用。公爵并且要求佛罗伦萨方面派一位有地位,有权和他进行谈判的人前来与他会晤。这就是为什么马基雅维里要前往伊莫拉的原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颇为焦虑,执政团之所以派他出使,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实权的人,无权与对方达成协议,而只能将情况向佛罗伦萨汇报,每一步都要等待政府方面的指示。派他这样一个人去见公爵是会令对方非常不愉快的。公爵虽然是当今教皇的私生子,但是在官方的头衔上,他是罗马尼阿、瓦伦西亚和厄比诺公爵,安德利亚亲王,庞比诺地方的领主,教廷的正义旗手和总司令。马基雅维里接到的指示是,告诉公爵,执政团已经拒绝了阴谋者关于援助的请求,但是如果公爵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必须通报执政团,然后等待他们的答复。他的任务是尽量拖延时间,这也是共和国的一贯政策。执政团永远可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到出色的理由。他们如果被逼得太紧了,就会稍稍松一下他们的钱袋,花上一些不得不花的钱。他的任务是安抚一个不习惯于因循拖延之人的急躁情绪,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承诺,用华而不实的话语去哄骗一个狐疑的人。用诡计去对付诡计,用欺骗去对付欺骗,去发现那个以伪装著称之人的机密。尽管马基雅维里只是在厄比诺浮光掠影地见过公爵一次,马基雅维里对他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听说,一度将公爵当作至交知己的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公爵,是如何丧失自己的领地,并且差点丢了性命的故事。尽管他看出公爵在行事时奸诈得令人震惊,但他也不得不佩服此人在经营其事业时所展示出的旺盛精力和娴熟谋略。这个人无所畏惧,心狠手辣,残酷无情并且足智多谋。他不仅仅是一位出众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者和敏锐的政治家。想到能和这么一位对手一比高下,马基雅维里不禁兴奋起来,一丝嘲讽的微笑浮上他薄薄的嘴唇,眼睛中也放出了光芒。如此一来他感觉好多了,肚子也不怎么难受了。他开始期待着在佛罗伦萨和伊莫拉之间的斯卡佩里亚稍作停留,用些点心,另外再租上几匹马。他们一路上赶路赶得紧,没有耽误什么时间,因为他希望能在当天抵达伊莫拉。而那些马匹,不仅承载了它们的主人,也驮了不少行李,如果不让它们有适当的休息,而让它们继续赶路,肯定会把这些马匹累伤。他打算和皮埃罗先走,让两个仆人在斯卡佩里亚休息一天,第二天再带着他的坐骑和皮埃罗的马驹跟上来。他们在阿尔伯哥·德拉·波斯塔停了下来,马基雅维里高兴地下了马,伸了伸腿。他向客栈打听,最快能够给他们上一些什么饭菜。跑堂的告诉他,他可以叫一些通心粉,一碟鸡,博洛尼亚的香肠和猪排。马基雅维里听了颇为满意。他一向胃口很好,于是乎狼吞虎咽地将端上来的东西一扫而光。他喝着乡下酿造的浓烈的红酒,觉得十分满意。皮埃罗也和他的主人一样,吃了个痛快。当他们再次跨上马鞍,重新出发的时候,皮埃罗感觉到心情很愉快,他是如此地高兴,以至于他开始哼起一首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流行的曲子来。马基雅维里竖起了他的耳朵。“嗨,皮埃罗,你舅舅没有向我提起过,你还有一副好嗓子。”皮埃罗有些得意,开始升高音阶纵情歌唱。“很不错的男高音,”马基雅维里带着温暖和友好的笑容说道。他收起缰绳,让坐骑放慢步子,皮埃罗心领神会,开始唱起一段著名的曲子,但是歌词却是马基雅维里亲自写的。马基雅维里心里颇高兴,但是也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在用歌声讨好他。对于这个巧妙的手腕,马基雅维里也没有觉得有些什么不合适。“你是怎么学习到这些歌词的?”“比亚乔舅舅帮我写出来的。它们也凑巧和这段曲子相配合。”马基雅维里听了没有作声。他放开缰绳让坐骑重新开始小跑。他想到,对于这个应朋友比亚乔所请而带出来,他本人也想好好加以利用的年轻人,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于是在余下的旅途中,当上坡的道路使他们不得不下马步行时,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当马基雅维里需要刻意用心时,没有人能比他更亲切,有趣和逗人开心了。另外,他也十分注意保持含蓄和技巧。皮埃罗这方面,要识破这些友好的,漫不经心的问题的目的是要将他本人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他还得具备一些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称的世故才行。皮埃罗既不羞怯,也不自以为是,他有着年轻人的自信,回答问题坦率而平实。在皮埃罗看来,让他谈谈自己,从而来打发目前这段开始变得有些单调的旅途时光,倒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马希利奥·费奇诺,那位著名的学者,三年前才过世;他是比亚乔的岳父,一度也指导过这个年轻人的学业。正是基于这个老先生的建议,皮埃罗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但是让老先生失望的是,他的希腊文知识只是马马虎虎而已。“我这辈子的遗憾之一就是从来没能学习希腊文,”马基雅维里说道,“我真羡慕你可以阅读希腊文的原著。”“那有什么用?”“它会教会你,幸福是一件人人都企图获得的东西,为了能够获得它,你不需要别的,只要具备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朋友,好的运气,健康,财富,相貌,权力,名声,荣誉和品德就可以了。”皮埃罗放声大笑。“它也教会你生活是不确定的,充满着艰难困苦。因此你会得出结论,只有抓住时间及时行乐,才是正确的。”“我不需要通过学习希腊动词的变格才知道这些。”皮埃罗说。“也许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按着我们的自然意志去行事时,知道古代的贤哲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终归要让人放心一些。”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马基雅维里了解到这个年轻人在佛罗伦萨的朋友是哪些人,也了解到他在那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通过认真聆听皮埃罗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他暗暗地掌握了皮埃罗的能力和性格。当然他是缺乏经验的,但是挺机灵,在这方面比他的舅舅比亚乔强得多。比亚乔虽然善良诚实,但却智力平庸。小伙子有着一股年轻人的劲头,一种自然的追求快乐的愿望和一副冒险的性格。虽然天真纯朴,但也不是过分地谨小慎微,而这一点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并不是一个弱点。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要他去做一些稍稍有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时,他不会因为他那脆弱的良心而受到牵制。小伙子很强壮,也很活跃,看来也不缺少勇气。他开朗的面容,坦率的个性和讨人喜欢的态度都可以成为十分有用的财富。至于他是否可以谨守秘密和值得信任,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第一件事只需要一点时间就可以发现,至于第二件事,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意愿去相信某一个人相信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挺机灵,知道获取主人的好评只会对他有好处。马基雅维里一份良好的评价将确保他前程远大,而一份糟糕的汇报将让他永远失去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第五章他们已经快到伊莫拉了。这座城市位于一片肥沃平原上的一条河流边上。周围的农村丝毫没有战争破坏的痕迹,因为这个城市在切萨雷的军队到来之前就投降了。当他们还有两英里远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七八个骑马的人。马基雅维里认出其中一个人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公爵的首席秘书。马基雅维里是在厄比诺和他相识的。他热情地与马基雅维里打招呼。既然找到了他要接的人,阿加皮托于是调转马头,陪着马基雅维里一行向城里的方向前进。执政团在一天之前,已经派了一名信使来通知佛罗伦萨派驻在公爵驻地的代表,通知他将会有一名共和国的特使到来。现在这名信使已经到了城门口。由于一路上旅途漫长,阿加皮托问马基雅维里是否需要在面见公爵、呈递国书之前先休息和恢复一下。尽管军队驻扎在城外,然而在这个目前作为瓦伦丁诺公爵首府的小城市中,还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包括公爵的部属幕僚,宫廷成员,来自意大利其他城邦的使节和代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商人,寻求一官半职的人,拍马屁的人,间谍,演员,诗人,荡妇和其他一些跟随着一支胜利大军进城的,盼望着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挣些钱的三教九流之辈。结果弄得要在城里找个住宿的地方变得相当困难。城里仅有的两三个旅店人满为患,人们只能在床上睡三五个小时。但是佛罗伦萨驻伊莫拉的代表已经为马基雅维里作了安排。他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在多米尼克修道院。信使也建议直接带马基雅维里去那里。但是马基雅维里却转过头来对阿加皮托说话。“如果阁下可以接见我的话,我宁愿立刻去见他。”他说。“那我就先走一步,去看看他是不是有空。这位官员会带你进宫。”于是除了那个被指定陪同马基雅维里一行的官员,阿加皮托和其他人策马而去。余下的人牵着他们的马匹在狭窄的街巷中穿行,最后终于到达了一个大广场上。在路上马基雅维里问那位陪同官员,当地最好的旅店是哪一家。“我对修道院那些好心的修士所能准备的伙食不抱希望,而我也不想空着肚子上床。”“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对信使吩咐说:“你带我去宫里,把我带到以后,就去金狮饭店,让饭店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然后对皮埃罗说:“把马匹牵到马房去。信使会告诉你往修道院该怎么走。到了那儿后把马驮的袋子交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马基雅维里的两个仆人之一。“然后,你和信使就来宫里找我。”宫邸是一座巨大的,但是并不起眼的建筑物。因为建造这座大厦的人,卡特琳娜·斯福查是个节俭的女人。大厦占据了广场的整个一侧。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和那位陪同官员下了马,由卫兵放行进了宫殿。陪同官员派了一个士兵进去告诉首席秘书他们到了。不一会工夫首席秘书就来到了马基雅维里正在等候的房间。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是个魁梧的人,留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围小小的络腮胡,苍白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冷静和聪明的眼睛。他是一个绅士,举止十分得体,口才无碍,一副坦诚的样子,使不少人错误地低估了他的能力。他对公爵十分忠诚,对公爵的事业也尽心尽力。公爵对于那些对他有用的人,总是有办法

                      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淑勒贝勒。从1607年到1616年,他被称作淑勒昆都仑汗。到1615年,随着其雄心与成就的不断扩大,他又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权力标志,以便最终高居于他从未真正信任过的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的子侄之上。他在曾经统治过中原的本族祖先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一新权力的依据。满族是通古斯人的后裔。通古斯人曾建立金朝(1115—1234),将宋朝赶到南方,而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当时,金朝统治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汗,不过是众多部落首领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因此,要实现建立帝国的野心,就必须仿效南宋制度,努力创造一种等级更为森严的君主权威形式,以便削弱其他部落首领的竞争力。如今,谋士额尔德尼——可能也是明朝的境外居民——又一再向努尔哈赤进言:1612、1614和1615年多次出现于夜空的虹光,都是天命将移的预兆。于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宣布建立后金王朝,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努尔哈赤创立金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明朝已持完全敌对的态度。然而明朝早在他于建州、海西一带称汗之时,便已警惕起来了。曾于1608—1611年间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很快就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并于1609年建议朝廷同这个潜在的敌人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加强东北防务。但熊廷弼因主张不得已时可对努尔哈赤作出暂时让步,而使自己陷入了与朝中“言官”对立的极大危险之中。后者认为,这一主张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则在继续发展。明朝非但没有同努尔哈赤谈判,还关闭了与满族的边市贸易;1613年,叶赫受到威胁时,明广宁总兵张承荫又出兵援助叶赫,要求努尔哈赤放弃攻打叶赫的企图。也许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也许是由于明朝对叶赫的庇护,1618年,努尔哈赤决心进军辽东,直接与明军对抗。这年5月7日,努尔哈赤列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次日便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

                      吞并辽东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西距后来的盛京(沈阳)约10公里,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当时驻守抚顺的明朝将领是游击李永芳。在明与后金破裂前,他曾见过努尔哈赤。5月9日,努尔哈赤率军抵达抚顺城下,遣使致书李永芳说:“因尔明国,兵助叶赫,故来征之。”扬言若不投降就攻城。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倘中则必死矣。力既不支,虽战死亦无益。若出降,吾兵亦不入城,汝所属军民皆得保全。假使吾兵攻入城中,老幼必惊散,尔之禄位亦卑薄矣。反之,若举城纳降,努尔哈赤便禁止部下虏掠城中官员军民及其亲属为奴,也不要求李永芳及其部众改变汉族习俗,甚至可以不行满族剃发之俗。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况尔乃多识见人也。不特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之理乎?金兵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李永芳便率所属千余户出降了,其中包括秀才范文程等一批辽东士大夫。李永芳的投降,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一员明朝游击率所属军民将抚顺城献给了女真人。作为报答,他得到了这样一种待遇,既不是已被同化的境外居民,也不是受人役使的汉族奴隶,而是被接纳到金国贵族行列中的汉族边民。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被授予比以前更高的官职,获准保留原有部属作为家丁,后来又得到战时以副将身份随侍努尔哈赤左右,及参加1627年征伐朝鲜战役的殊荣。1634年,李永芳以三等子爵卒。其后,他的九个儿子又继续为清朝效力。抚顺陷落了,派去的援军也被击溃了,这对明朝真是莫大的耻辱。万历皇帝的大臣们为了挽回败局,起用了老将杨镐。此人以前的作战经历大体胜负参半。1598年,他在朝鲜大败丰臣秀吉,但不久以后,他的4万人马又被丰臣秀吉打得落花流水。尔后,杨镐一度失宠。1610年被召回,授辽东经略。他的上述经历,加上张承荫被革职,导致了朝廷再次将他起用,授以兵部侍郎之职,令其指挥辽东明军,抵御后金,收复失地。杨镐组织的战役也以惨败告终。1619年4月5日,明朝四路大军集结于沈阳,号称47万,实际只有约9万人。按计划,各路军队分头出动,10天后应在赫图阿拉(兴京)会合。但各路将领都没按预定时间到达。4月14日,杜松部提前一天抵达赫图阿拉,在萨尔浒一带被金军歼灭。第二天,马林部在尚间崖被击溃;4月17日,刘綎部及朝鲜援军也在布达里冈遭受重创。杨镐闻讯后,急忙率部撤回沈阳,才未受损失。这次战役,明军至少损失了4.5万人。自称公正无私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怀疑杨镐与努尔哈赤暗中勾结。于是,杨镐被劾革职,下狱处死。这时,朝廷似乎已无计可施,遂再次寄希望于熊廷弼,让他出任辽东经略。而熊廷弼则再次体验了左右为难的苦恼:一方面,辽东防线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朝廷的催促又急如星火。整饬防务需要时间和经费,而朝廷既无充分耐心,也无足够的财力来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受到朝中一些政治派系的攻击,以及1619年7月26日和9月3日开原、铁岭相继失陷,熊廷弼又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袁应泰。此后,局势进一步恶化。首先,看上去似乎坚不可摧的沈阳,在城内蒙古人的策应下,被金军攻破了。接着,1621年5月11日,袁应泰遣军出辽阳,随即被歼。两天后,辽阳便陷落了。袁应泰全身披挂,自杀而死。至该年夏初,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金军占领了。后金吞并辽东后,又有许多汉人投入了努尔哈赤的怀抱,熊廷弼的好友马与进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马氏原籍山东蓬莱,明朝后期,马氏的一支到辽阳作官,从此便定居在辽阳了。该家族可考的最早祖先是马重德。他曾在江南作明朝的地方官,并因公正廉洁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奉为当地神灵。作为明朝的将领,马与进也战功赫赫。1621年金军入侵时,他又积极投入了辽东保卫战。他的声誉确实很好,以至当其防区惨遭金兵蹂躏时,人们竟纷纷传说他已英勇战死。其妻赵氏在辽阳听到这一传说后,为表示对丈夫及其为之献身的大明王朝的无限忠诚,竟带领全家老小和家奴40余人集体自杀,并率先怀抱孙女投入井中。然而,马与进并没有英勇地战死,而是向敌军投降了。其子马鸣佩,数年后成了清朝驻南京的总督。努尔哈赤占领辽东的计划,不是没有遭到过一些女真贵族的反对。按照努尔哈赤1613年讨伐乌拉时所采取的步骤,应先对城寨周围的村落进行有计划的劫掠,使敌人无处觅食,进而将其击溃。这完全符合部落首领们的意愿,因为他们能分享奴隶、牲畜、粮草、钱财等战利品。当敌人的村落被劫掠一空,城寨也被洗劫之后,各旗贝勒便可率众返回远在东部山区的气候寒冷、牧草充裕的家乡了。而现在,努尔哈赤却打算带领他们久驻西部平原,并一个接一个地修建新的都城,不断向辽西汉族地区逼进。1619年,努尔哈赤下令于界藩修建宫室,为继续西进作准备。尽管努尔哈赤对众贝勒说,汉族地区照样可以放牧和狩猎,但他们仍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牧场和军事上的独立性。1619年9月,他们又跟随努尔哈赤离开界藩,渡过浑河,到达了萨尔浒,但反对他迁都辽阳的主张;努尔哈赤被迫惩罚了其中最不顺服的阿敏。1621年底,金军完全占领了辽东,努尔哈赤遂将都城迁到了辽阳。后金对辽东的吞并,导致了熊廷弼最后一次被起用。但他的谨慎态度又一次与急进派发生了冲突。在侯震旸(侯峒曾之父)等东林党人的支持下,熊廷弼同朝中宠臣、广宁巡抚王化贞进行了斗争。王化贞提出了一套精心设计的方案,主张沿辽河左岸设营,分兵屯戍,再雇用40万蒙古兵,并征募朝鲜援军,从侧翼攻击金军,从而一举收复失地。尽管熊廷弼坚持认为该计划过于冒险,但它在朝中仍获得了极大支持。1622年初,正当双方在朝中争吵不休之时,后金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一次,他们将越过辽河,直插明朝的屯田区。

                      满汉种族冲突

                      可能是出于建立帝国的雄心,努尔哈赤自吞并辽东后,便极力争取汉人的支持;他还向辽西的汉族人民明确宣布,若接受其统治,便可得到粮食和布匹。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他还利用辽西人民对贫富悬殊现象的不满,进行煽动。昔尔等明国富人,广占田地,雇人耕作,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田无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与其令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财货山积而无用,何若揭杆而起。百姓闻风,必群起响应,后世遂得富足矣。最后,他向广宁等辽西城镇的军民许诺,若出城投降,便严禁手下将士抢劫、偷窃汉人财物,及离散汉人妻小亲属。1622年2月10日至3月11日,努尔哈赤挥师渡过辽河。明将鲍承先率军出广宁阻击,结果大败,只身逃脱。留守广宁的王化贞,放弃了全部进攻计划,退至大凌河,将广宁丢给了游击孙得功(辽东人)。努尔哈赤兵临广宁,孙得功立即献城投降;随后,鲍承先也投降了。两人都被拜为副将,为努尔哈赤效力,鲍承先还负责给其他明军将领写信,劝其归降。王化贞闻知广宁已失,便率其残兵败将逃回山海关,和熊廷弼部一起涌入关门。王化贞被劾下狱。熊廷弼也牵连入狱。但他是否有罪,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东林党(他们普遍认为熊廷弼无罪)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他们极力指责熊廷弼)也卷入其中。三年后,熊廷弼正式被控犯有叛国罪。悉知辽东实情、1625年在魏忠贤支持下荣升内阁首辅的冯铨,促使朝廷作出了决定,将熊廷弼正法,并传首九边,以警告其他将领不得出卖朝廷。努尔哈赤占领了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使大约100万汉人落入后金统治之下。其中许多人沦为奴隶,尽管后金奴隶的地位已获得较大改善,得到国家更多的保护。主人已不能随意惩罚奴隶;如果奴隶受到虐待,官府便会将其没收,转给别的主人。这一法律上的变化,也许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后金征服辽东后,开始以拖克索(即田庄,将一定数量的庄丁束缚其上的土地单位)和奴隶作为官吏俸禄。当然,这种家长式的关怀,也表现在努尔哈赤作出的由国家对降金汉人实行恩养(乌吉黑)的决定中。事实上,他当时甚至否定了以往满族社会中自由人与奴隶的绝对界线。他说:吾国何故分别主人、奴仆,大人、小人?若有人怨恨其国,来投我等,且尽心效力,我等必不使其为奴仆、小人。虽然来自贫穷阶层的汉人最终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远大于成为自由人的可能,但降人的身份毕竟不是按其原先的职业或官位而直接授予的。事实上,李永芳等人只是例外。大多数降金后获得军政官职的汉人,职位都相对较低。努尔哈赤似乎相信,将汉人任命于下层,然后以功升迁,比仅仅因为某个降人原是明朝高官就直接授予高位,更为有益。彼等有功于(明)帝,或以贿赂升迁者,自以原系大臣,向来为官,不为我等效力……不论尔等昔日之功。若吾至辽东后,又立功劳,则记录之。同皇太极以后的情形不同的是,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汉族降人无居政府要职者。达海——可能曾是境外居民——于1623年被革职。范文程和后来显赫一时的宁完我等降人,在《满文老档》中皆不见记载。另一著名汉族降将爱塔(也是境外居民,原名刘兴祚),实际上又背叛了后金,于1627年投入明朝军阀毛文龙门下,后因叛逆被满族人所杀。一般说来,当时大量汉族百姓的归附——无论是自愿投诚者,还是强拉的“庄丁”——也未必是努尔哈赤吞并辽东的重大收获。后金大汗的职责要求他招纳辽西汉人,并将他们迁至辽东,同已占据了辽东但未完全恢复其稳定的女真人杂居。具体办法是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照理,各户之满、汉成员都应从事耕作,而实际情形却是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努尔哈赤对这场种族间的骚动作出的反应,是收回满汉平等政策,而代之以种族歧视。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合户制暂时仍予保留,但不再造成新的合户;迁入新都沈阳后,那些未合居的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他认为汉族平民只是在一班明朝秀才的哄骗下才误入歧途的,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究竟有多少秀才被杀,不得而知(显然也有幸存者,例如范文程)。但据明确记载,第二年,努尔哈赤将大量辽东汉人收归自己帐下,每13户编为一庄(拖克索),由一名庄头管辖,皆授以耕牛田地,令其耕作。于是,努尔哈赤趁种族冲突之机,控制了更多的汉族降人,其借口则是若将他们划归各贝勒,满人必然会进行报复,对其倍加虐待,甚至将其杀害。创建未久的后金政权,要消化吸收近百万汉人,是非常困难的,加上不利的战局,努尔哈赤遂于占领广宁后暂时停止了进攻。他曾宣布,要在1623或1624年打入山海关,进军中原。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大凌河、锦州、松山和山海关等坚固防线,仍然横在他的面前。广宁只是因为王化贞仓促退却和孙得功不战而降,才落入了他的手中。眼下,辽东地区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定已为驻守关外的明军将领所知,因而汉人大量归顺之事已不大可能发生了。此外,努尔哈赤的军队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对明朝仿照欧式大炮制造的新式武器,也一无所知。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这种欧式大炮的主要来源是澳门。那里有几家世界上最好的铸造厂,所铸“红夷”大炮在明朝人看来真是巨大无比,发射时则声闻数十里。最先使明朝政府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是基督教徒。1620年,利玛窦的教徒徐光启提出,可用葡萄牙大炮装备明军。其后,另一位教徒、南京礼部尚书李之藻,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于是,四门“红夷”大炮于1621年被运到了北京。不过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然而,反对派终于在洋炮

                      发!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杀出个黎明第七章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汪精卫晚节不保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

                      铁血张自忠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敌后抗战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

                      给我爷爷奶奶看,燕京的单子都是英文嘛,老人也不懂,这得交几百,这得交几百,多少多少,老人一看数,给你钱吧,“啊,给钱,啊,给钱。”我爸揣起钱就跑了,给我妈交一份学费嘛,因为让他掏钱他也没那么多钱,交了我妈的学费他俩还能吃喝玩乐了呗。方虹与定宜庄在和敬公主府(吕志初摄于2016年)听我四叔说的啊,说你爸真是拿钱不当钱,拿东西不当东西。有时候从学校回家,什么不顺气儿,或者跟我爷爷说话不对付了,就跟我爷爷吵架,家里的多宝格摆的都是好东西,瓷器什么,我爸噼里啪啦一扔一。我四叔说,那好多都是宫里给的,现在看也是价值连城,全让你爸了,完了当当当,穿上大皮靴摔门走了,用人都收拾干净了,从库房拿出来再摆上一拨儿,下回来了没准还得砸。说你爸真是,谁也不敢惹他。想什么什么,想撕什么撕什么。什么都不当事儿,他不管,走啦。他觉得这种生活就是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心疼不心疼,什么东西珍贵不珍贵,现在一说是文物,什么多少万,几十万,上百万,我爸脑子里根本没这概念。他后来生活也是这样,从来不说花钱不花钱,东西不东西,就是特别随意的那种。苦也不说苦,好也不说好,也不是追求享受,就是那种状态,从来不在那种事情上计较,就没这概念,心疼钱哪,得挣钱哪,没有这个想法。

                      2.我爸和我妈:参加革命

                      定:你爸怎么就会有一种思想,想要去参加革命呢?方:他就是在燕京上学嘛,燕京里当时就有一种接受新东西的意识,追求民主啊这个那个。我爸呢,那会儿在燕京也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个是人长得非常帅,一个是学习也非常好,要不干嘛当学生会主席呢。他参加革命一方面是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越是这种家里有钱有地位的,越觉得许多东西需要批判需要抛弃,觉得有些新鲜东西是可以接受的。参加革命不完全是说要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不是那种样子。所以我妈就认为他不是特彻底的革命,只是追求一种新思想。我妈呢,比较地爱招事,她在中国大学学法律,当时跟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她俩来往密切,一块儿参加这运动那运动,还特有正义感。注360其实我爸是个好学生。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说是我妈把我爸给带坏了。可是呢,如果我妈不把我爸带出来,解放后那就完全身份不同啦,也是好事也是坏事。定:还是应该算好事(笑)。方:我爸参加学生运动搞这搞那,通缉是北京市前三名。当时国民党市党部来找,因为我爷爷不是伪国大代表嘛,就找他谈话,让他把他儿子交出来,不要再干这个了,说他儿子是受别人影响,不是自己要怎么怎么着,说你应该保你的儿子。定:那你爷爷什么态度?方:我爷爷就说我妈,说我爸是受我妈影响,他说我儿子是好人。我爷爷就认为我爸是受了学潮啊学这学那的,是上学弄坏了。我三叔就没出去上大学,三叔就是后来在家嘛,三叔英文很不错,后来解放他就教英文嘛。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定:你爸从燕京跑了你们家人也不知道是吧?方:通缉以后我爸就离开燕京,就跑到我妈家来了,他不敢在他自己家待着啊。后来是从我妈家走的。而且他必须得走,他们同时要走的有两个人,当时选择几个地方,我爸是想去香港,那个人也要去香港,说一块儿去,我妈坚持说你不能去香港,你要去就去解放区,你必须去解放区,我妈那是彻底革命者,我爸后来听了她的。果不其然,那个去香港的半路被敌人围住,追到跟前儿,后来自杀了,我爸就顺利到了解放区。后来去了华北大学,一直到解放吧,解放后到人大了。在人大还算顺风顺水吧,结果后来我妈老是说:“你爸爸,关键时刻我救他好多次!”(笑)定:这是哪年?还没你呢?方:1948年吧,就是我要出生还没出生那个阶段。定:你爸走了你妈留到这儿生的你?方:对对。我爸走的时候一人走的,后来我妈也去了,把我扔到我姥姥家了。去的正定嘛。那会儿不是说革命嘛,参加革命嘛,当时他们俩结婚哪,(我爷爷)给了他们两间房子,一间房子是全套硬木的家具,都是镶着螺钿的那种,还有一间屋子是全套的西式家具,特漂亮,沙发都挺好的。当时要走嘛,要去解放区,后来怎么去的,去是没去,我没听清楚,反正两间屋子的家具都清出去:“我不要了!”换了两根派克钢笔,跑了。我当时小,我想哎哟这俩傻子,当然派克钢笔也比较值钱,我们小学生也有钢笔,两支钢笔管个屁用!定:嗨,其实后来那两间屋子也保不住。(笑)方:生活也是很难说的事儿,也没准因为这个人家整你啊抄你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生活的变迁特别大。定:正好那个时代嘛。方:我妈跟我爸怎么认识的?其实呢,两家有亲戚间接认识的关系,就是有人给我爸介绍对象,介绍的是我妈妈的表妹,结果没人陪,让我妈陪着,说上北海冰场,有钱人嘛滑冰嘛,打扮得漂漂亮亮上冰场,我妈滑得也挺棒的,我妈是陪着的,跟着这表妹后头,完了我爸瞧上我妈了,滑冰时就追着我妈,我妈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像话,就躲着,你越躲我越追你,我爸就使劲追我妈,我妈觉得不合适,就说你再追我我跑了,我爸说你要上外地我就跟着你上外地,那怎么跑啊,她跑不了了,他俩最后终于就成了,那个表妹把我妈恨透了,说我妈抢行(争爱),我妈说这我才叫冤呢,我还不愿意呢。他们俩这么认识的……定:你妈他们的家世呢?方:我妈不是满族人么,我姥爷是“庚子赔款”后到法国去学的医,回来以后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工作。我妈妈的姑姑,就是我姥爷的妹妹吧,嫁给了川岛芳子的哥哥。定:那是肃王家的,姓宪。他们家三十多个孩子。方:详细的我就没问,我就听我妈唠叨,说我姑姑没生孩子,我妈妈和我妈妈的姐姐,就是我的姨吧,从小就搁到他们家,解闷儿呗,在他们家长大,后来我妈妈的姑姑去世他们回来的。财产就都四散了。小孩儿还挺有心眼的,我妈说了,姑夫是十三间房的库房,全都是宫里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从宫里)拿的,就是亲戚谁出嫁,谁的什么礼,给你送几箱东西来,留着吧,搁库房也不用老摆着。我爸他们不也是么,你了,了没用了,倒了扔了,那就再摆吧,是那样子。我问我妈说,后来那些金银财宝都哪儿去了?我妈说嗨,没有子女,财产全散了。定:你妈他们家住在哪儿?方:解放以后就住在东单那边,解放前说住过好几个地方,开始啊有自己的一个院子,也不是那种豪宅,反正自己有一个院子。后来我姥爷跟我姥姥上外地干吗去了,就留着一个人看家,当时不是日本占北京嘛,日本人一枪把他打死了,打死了这院里就没有人了,家就让别人占了。我姥爷姥姥再回北京,没有地方了,说就有一个看家的,我妈的大伯父,让日本人给打死了。要不他们特恨日本人呢。定:你妈他们家姓什么?方:姓南,东南西北的南。可是我姥爷,记得家里当时挂牌子写的是锐,锐宅。满族人怎么……定:满族人就这样,一代一姓。方:我妈就是满族人。我姥爷是满族人,我姥姥是蒙(古)族人,满蒙一家么,满蒙是分不开的。我对家族的历史吧,人往我耳朵里灌我就记着点儿,不往里灌就不知道。定:你妈妈应该说是你爸爸的福星。方:是呀,可是我妈妈有一个特大的缺点,我妈嘴特厉害,她不是学法律的嘛,我爸说一句我妈能说出一百句来。等于他们俩对话没有一个平等的平台。我爸在自己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结果在这儿没说话的份儿,所以他俩在家就斗嘴,我在那屋看书,他俩人就在那屋斗,喳喳喳,喳喳喳,好不容易我爸不出声儿了,不说了,不说了成不成?我妈突然就想起什么了,又开始说,又开始,又仨钟头。我爸能讲课,也能说吧,我妈是更能说。其实也净是搅理儿的事,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就那么搅和,搅搅搅。我说小时候没人理我,别看我家就仨人,没有兄弟姐妹,那俩成天就喳喳喳,没完没了。根本闹不到一块儿去,一点生活的具体内容都没有,就是从早吵到晚。拿到挺好的戏票,说去不去?去,走,完了穿好衣服要走,又出新茬儿了,“啪”把那衣服扔那儿,不去了,就还吵,真邪性了!为什么包义、姑姑他们虽然对我爸是怕,对我妈可能会有点意见,觉得大哥我们是没辙,大嫂你,好像不教大哥好似的,又老跟大哥吵,家里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哥,能光宗耀祖的,你还老拆他,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定:你妈不也是老革命吗?方:我妈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完了之后先在故宫,后来调到一个中学做老师。我妈在城里,我爸在城外,我妈呢,就是说:“你要是在人大附中跟着你爸,学少爷小姐作风,你绝对成不了才”,“你绝对不会成长成一个有用的人”,就非得给我转走,我初二第二学期就走了。我爸跟我妈那个情况,包安也说,其实他挺后悔的,年轻气盛嘛,她说一百句你让她说去不就得了嘛,其实我妈对我爸照顾是最周到最好的,是特上心的那种。我爸后来的婚姻也不顺,所以挺后悔。可是我爸就说:“后悔有什么用啊”,就过去了。他当着我面不诉苦,就说现在生活我能忍着,就跟我说:“我要是不在了,这家你别来”,不诉苦也不说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对家里头也是一样。我爷爷从内蒙来也是,我妈对我爷爷挺好的,当时解放以后,他岁数又大了,当然不如解放前那么神气了,妈妈挺心疼爷爷,我爸不爱搭理他。

                      3.我爸:在人民大学

                      方:我爸从来不诉苦,跟我也老是呵呵呵。我爸第一不谈过去,第二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情绪的,成天谈笑风生,高兴着呢,因为什么呢?讲课也好,工资也高,人家也捧着他哄着他,就行了。家里的事都是在叔叔姑姑面前说,跟我妈说,跟外边从来不说。可是人大的人都知道,说他是王爷。定:那怎么会不知道,人大的老校址就在你们府的院里头。方:连(张)木生、小风(李零)都说,我们一块儿一聚:“这是公主,这是格格。”吕志初(以下简称吕):我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听木生、小风他们说的。方:我说我怎么不觉得我是什么公主啊,木生说《人大简报》里老说你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就吃得好点儿呗(笑)。定:你爸一直到人大,公子哥儿那劲儿还挺足的?方:对对。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我们叫齐伯伯,齐一注361,后来调社科院了。他俩特好,齐一现在九十多了,自己住海南,要回北京他自己来回跑,他一回北京就找我,一块儿吃饭说话,讲他跟我爸的事。说我们两家跟张作霖都有点关系,说我和你爸特好,我们解放前就有关系,可是我们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他俩在一块儿呢,常常吃吃喝喝。他说我干嘛离开人大呀,说实在的我要在人大没准还得受罪,他就是那种公子哥儿。齐一的女儿就说哎呀,你爸是人大最帅的教授,白白瘦瘦的,穿的衣服都特讲究,反正挺讲吃讲穿的。可是讲课特好,口才特好,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虽然吃喝玩乐,可是讲课一丝不苟。定:我查了一下,人大的逻辑学专业就是他创立的。方:他是北京市逻辑学学会的会长。定:吃喝玩乐是一面,认真劲儿是另一面。方:对对对。人大那个副校长张腾宵,原来是哲学系的一把手,后来调去当副校长,他现在90多岁快100岁了。张腾宵就说我爸,他说我跟方华是好朋友,方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说过我坏话,说他是好人,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厚道的人,是特别诚恳的人。什么耍奸啊,我爸他没这心思,因为他不需要,他那个家庭环境不需要跟人耍奸。燕京的学历在人大就算很高的了,人又长得帅,大家都挺捧着他,啥都有,啥都很顺利,啥都能做好。我妈说话我爸为什么不爱听?我妈说我爸参加革命叫什么?就是大家哄着你大少爷玩儿,到了人大,大家又是捧着你大少爷玩儿,我爸特生气。我妈老是那种,好话不能好说,就想给我爸泼点冷水,我爸就特别不高兴。人家外头都捧着他,到家老是被泼冷水,他俩就是谁的话都不听,个性特强,我爸就个性特强。定:他那时候是不是在人大也挺有名的?方:那当然啦,都知道。我爸那人就是接受新东西比较快,比较聪明,口才也挺好,人缘也不错。当时我听他们说人大讲课有三个华:胡华,方华,铁华,注362三个台柱子,当时五几年就靠他们,最漂亮的课都是。业务不错,又是年轻气盛,三十多岁提的正教授嘛,五几年不是有苏联专家么,我爸是特受宠的,本来想让他去留苏,后来因为出身不好,结果没去成。我爸是爱去不去,无所谓。可是其实也是一个阴影。定:他还是出身受一点儿影响是吧?他后来一直也就是一个教授而已?方:对对。他在哲学系当过书记呀还是副系主任,反正就是到学校的中层。后来六几年的时候我听他跟我妈说,市委不是从人大调干么,要让我爸去市委宣传部,他跟我妈商量,说我去不去,我妈说:“你别去,你干不了这个,你就讲讲课还行。”他就认为我妈是踩咕他,可是又觉得确实也不想去,后来没去。事实证明我妈的判断又是正确的。我妈总是在几个关键时刻给我爸指出一条生路。她说你不能去,你不是当干部的材料,你当不了。我爸那人不跟人斗心眼儿,你想他一个大少爷,啥都不缺,他能跟人斗心眼儿么。还有一次是要调到北大,是冯定想让他去,又跟我妈说,我妈说那就看你是愿意在人大待着还是愿意上北大了,反正都是哲学系嘛,后来我爸想想,人大待着舒服,你想都熟,上下左右,所以还是没动。看来没动是对的,你换一个地儿,你重新熟悉,人心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清楚。听人们说,我爸六几年差点儿提人大副校长,不过没提又是一个好事儿。我爸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人大,从华大进城就成立人大嘛。他自己挺满意的,我妈老说他干到这儿就不上进了,也不写点儿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出书那个出书的,可我爸不听,你说你的,你说一千遍我也就是这样。反正我把课讲得挺好,而且我在哲学会和逻辑学会也都挺有地位的,是全国知名的,就够了。还要我写一大堆著作?我才不呢!反正高知的各种待遇我爸都享受,其中假期各种演出,不是都得订票么,都订上。同事来聚会来,一扯扯到“出去吃饭呀”,聚会啊宴请啊,享受啊,说说笑笑啊,同事要是打麻将,我爸是必被找去的,弄哪儿去了不知道。你让我闭门读书,我不干这事儿,人说你爸就缺这个,我说我爸不是干这个的人!(笑)其实在人大,他这个家庭出身,“文革”时人家也没整得他太厉害。“三红”啊,“新人大”啊,注363抢他打他,也没把他

                      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此话怎讲?”“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晋厉公还在深思。“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好。”晋厉公道。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与此同时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今河北定州)发起进攻。李克用的部下时任邢洛节度使的李存孝得到消息后,建议李克用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而牵制王镕,以解定州之围。十月李克用命令李存孝从南面攻打镇州,又让李存信、李存审自井径方向出兵增援。由于沙陀军队骑兵优势明显,河东军队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打败镇州军队,杀敌近万人,并一举攻克临城,随后又包围了元氏、柏乡。王镕抵挡不住李克用的进攻,于是向幽州的李匡威求援,李匡威领兵前来增援后,李克用鉴于军队刚刚结束战争需要休整,于是在大肆劫掠之后,退兵邢州(今河北邢台)驻守。面对失败,李匡威、王镕当然不肯干休,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李、王二人继续合兵一处,发动大军十余万人对李克用掌控的尧山发起进攻,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源领兵迎击,结果幽镇联军大败而归。当时处在幽、镇之间的王处存感受到了来自李、王二人的极大压力,担心就此会被吞并掉,于是主动联合李克用,趁势合兵攻打王镕,并成功攻克了天长镇。天长镇是王镕的治所门户,王镕急忙组织人马反扑,在新市(今河北新乐)偷袭李克用得手,将其打败。李克用没有想到王镕居然还有还手的实力,他担心王镕的背后或许会有增援部队,于是在没有摸清敌情的情况,他决定退守栾城以观其变。当时面对藩镇们在河北地区的互相征伐,朝廷无计可施,只能是下诏劝其和解,但丝毫没有效果。河东、卢龙、成德、义武四大藩镇对朝廷的诏令置若罔闻,所以攻伐依然不断,战火依旧继续。八月,李克用带领少量兵马进行北巡,当到达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北的天宁军时,他得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李匡威与赫连铎领兵八万攻打云州,鉴于自己手中兵马不多,李克用急忙派人回晋阳召大将李君庆出兵救援,自己则带领兵马悄悄进入新城(今山西朔州),又派人在神堆(今山西大同西南)设下埋伏,俘虏了吐谷浑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与赫连铎听到吐谷浑骑兵被擒的消息后,以为李克用对云州早有防范,于是不再敢向云州进兵,而是就地驻兵观望。事实上,以李匡威与赫连铎的实力来看,如果不进攻云州,应该立即撤兵回到本镇,留在半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果然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时候,李君庆领兵赶到新城,与李克用合兵一处进入云州,开始对云州加强守卫。这样一来也就使李匡威与赫连铎失去了进攻云州的绝好机会,而且李克用并不想就此打一场云州守卫战,而是在次日就发起对李匡威的反攻。当时李匡威实在没有想到李克用会主动出击,结果因为仓促应战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烧掉营垒一路逃窜而去,李克用驱兵全力追赶,在天成军(今山西灵丘东北)两军再次展开激战,李匡威再一次被打败。就在李克用在河北地区耀武扬威地接连打败李匡威与赫连铎时,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使他不得不主动退出与李匡威、赫连铎之间的征战。因为他的养子、时任邢洺节度使的李存孝与王镕、朱全忠结盟,上表朝廷将邢、磁、洛三州之地交还朝廷,并请求皇帝李晔赐旌节讨伐李克用。河朔战火李存孝,本名安敬思,自少年时代起就跟在李克用身边,因善于骑射勇冠三军,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身经百战,为李克用立下汗马功劳,河东军将士皆畏惧三分。李克用还有个养子名叫李存信,出身回鹘,也是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甚得李克用的宠爱。但是李存信与李存孝二人互相争功,各不相让,矛盾十分突出。大顺元年(890年),李存孝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争夺潞州城时表现十分英勇,一举从朱全忠的手中夺回了潞州,他本以为李克用会将潞州划归自己管辖,没想到却划给了康君立,因此对李克用开始产生不满,并怀疑是李存信从中作梗而致。大顺二年(891年),李存孝镇守邢州时,想立个大功与李存信争宠,于是他建议李克用攻打镇州的王镕。虽然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建议,但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后来王镕围攻尧山,李存孝救援不力,李克用任命李存信增兵救援,而两个人互相猜忌,致使救援工作停滞不前,李克用只得改派另一员大将李嗣源前去迎战。战事结束后,李存信回到晋阳,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李存孝私自与王镕、朱全忠结盟,而李存孝在邢州得到消息后,怀着对李克用的不满,干脆扯旗造反,公开与王镕、朱全忠结盟。李克用没有料到李存孝会背叛自己,于是在景福二年(893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邢州。当时王镕派部将王藏诲送书劝其二人和解,李克用恼羞成怒,不仅处斩了王藏诲,还兴兵攻打王镕,并在大平山将王镕打败。李克用又领兵进攻天长镇,连续进攻数日没有攻下。王镕接连派三万大军前去救援,但全被李克用击败,李克用进而又攻克井陉,虽然在此之前李存孝派兵进入镇州增援王镕,但自感形势危急的王镕,还是决定向朱全忠求救。面对王镕的求救,当时正与时溥打得难解难分的朱全忠,无法抽调出兵力增援王镕。于是他只得写信威胁李克用,告诉他如果继续攻打王镕,自己将发兵救援。李克用早知道朱全忠是在蒙人,在回信中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他告诉朱全忠,如果手中真有能够作战的军队,尽管派出来,自己将尽力应战,并约好交战地点,就在常山。朱全忠接到李克用的信后,鉴于和时溥一战还没有结束,便没再继续挑衅,所以李克用继续攻打王镕。不过王镕虽然没能得到朱全忠的增援,但幽州的李匡威还是很够意思,当他得知王镕遭到李克用的攻击后,立即发兵赶来增援,并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军队。李克用担心会遭到王镕、李存孝、李匡威的三军连击,于是领兵南下直扑李存孝所在的邢州。景福二年(893年)七月,王镕派兵增援李存孝,不过其援军却在平山坡被李克用击败。此时王镕因为在此之前连续失利,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当时面对李克用这个强敌,王镕内心十分畏惧,因此他向李克用请求议和,并声称愿意出兵二十万帮助李克用打下邢州。而李克用当时急需粮食,所以接受了王镕的请和。王镕与李克用议和后,李克用可以全力对付李存孝,他从栾城会合王镕的三万兵马南下任县,而李存信则屯兵琉璃坡,将邢州城包围。面对几路大军的围攻,李存孝毫不畏惧,时常出兵交战,并曾经利用夜色偷袭李存信的营地,俘获其手下部将孙考老。李克用的几路大军围攻邢州,很长时间没有攻下,这对于手中粮食不多的李克用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准备在邢州城外环城挖濠筑垒之后,只留下王镕和李存信继续围攻邢州城,自己则领兵退回晋阳。针对李克用的这种部署,有人建议李存孝暂时闭城不战,等到李克用离开之后,再与王镕、李存信等人决一死战。李存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低估了李克用挖濠筑垒的作用,等到李克用完成挖濠筑垒之后,李存孝才明白,所有的人马都无法逾越出城,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困在城里等死。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李存孝无计可施,只得登上城墙向李克用求饶。他告诉李克用之所以会反叛,完全是因为被谗言中伤,希望能够和李克用见上一面,当面将事情解释清楚。李克用当时让夫人刘氏入城去见李存孝,刘夫人说服李存孝出城来见李克用。李存孝伏地请罪,说自己立有战功,如果不是李存信逼迫,自己断然不会背叛义父。但是李克用不为所动,他斥责李存孝说他给朱全忠、王镕写信骂自己,难道也是李存信逼迫的吗?最终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押回晋阳,在牙门外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事实上,当李存孝被押回晋阳决定判处死刑之时,李克用因为爱惜其才,依然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然后趁势免其死罪。然而当时诸将全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李存孝死后,李克用一连十多天不理军务,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最关键的是他的这种不稳定情绪,最终致使他自剪羽翼,使自己的实力受到损耗。例如大将薛阿檀,因为与李存孝关系密切,在李存孝死后。担心受到牵连,看到李克用情绪失控后自杀身亡。又如乾宁元年(894年)八月,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本来李克用十分高兴,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可是在席间忽然想起死去的李存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康君立因为与李存信关系较好,便出言劝慰李克用说李存孝之死是罪有应得,不足为惜。没想到李克用听完后勃然大怒,抽出宝剑向康君立砍去。康君立被砍成重伤,李克用却不让人为他医治,将其囚于马步司。过了几天,李克用觉得如此对待康君立有些过分,便下令将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康君立已经死去。对于李克用而言,接连失去几员大将,使得本镇的实力大为受损,自此之后,更是无力再与身在汴州地区的朱全忠对抗。这反而让朱全忠渔翁得利,成为了藩镇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朱全忠独盛矣”)。而且情绪的失控不仅让李克用自损羽翼,更让本有机会成功占领幽州的他失去了独占幽州的绝好机会。当王镕得到李匡威的援救,解除了李克用的威胁后,李匡威便带兵返回幽州,没想到当他走到博野时,其弟李匡筹在幽州自称留后,夺了李匡威的兵权。当时幽州的局势十分混乱,李匡筹虽然自称留后,但是人心不服。幽州的刘仁恭戍守蔚州(今山西灵丘)时听说李匡筹篡立,便带着人马攻打幽州,可是在居庸关被李匡筹打败,刘仁恭只得逃奔河东投靠李克用。不过,刘仁恭虽然投靠了李克用,但他不想长期客居河东,多次请求李克用拨给他一万人马继续攻打幽州。当时李克用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邢州,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人马,只给了刘仁恭几千人马让他去攻打幽州,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匡筹看到李克用不过如此,便多次派兵侵扰河东之地。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李克用被李匡筹彻底激怒,在平定李存孝叛乱后,开始组织兵力对幽州卢龙军发起猛攻,很快便攻克了武州(今山西繁峙),并进围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筹派一万人马营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在段庄进行阻击,当时由于卢龙兵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多人被活捉,河东兵将这些人用绳索连成一串,绕新州示众。当天夜里新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又发兵进攻妫州。次日李匡筹派兵出居庸关增援,李克用再次选派精兵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打败李匡筹的增援人马。二十六日,李匡筹见幽州城难以坚守,于是携带家眷逃往沧州,结果被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杀害,幽州城就这样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幽州数万军民载歌载舞地迎接李克用进城。李克用在幽州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后,带兵返回河东,只留下义子李存审和刘仁恭分兵讨伐还未归顺的州县。为了使幽州更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李克用上疏朝廷,请求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驻守幽州。皇帝李晔批准了李克用的奏请,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安排,但在李克用离开幽州后,驻守幽州的河东兵骄横不法,完全不将刘仁恭放在眼里,刘仁恭被迫处死了许多河东士兵。李克用对此十分生气,写信责备刘仁恭,而刘仁恭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李克用与刘仁恭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为了迎回流亡在外的皇帝李晔,决定出兵关中,为皇帝李晔回京扫平障碍。他向刘仁恭征兵,而刘仁恭却谎称契丹时常南下入侵,需要大军防御,拒绝为李克用提供兵源。李克用因此多次写信催促,而刘仁恭却是拒不从命,而且在回信中秽语连篇,搞得李克用十分恼怒。八月,情绪失控之下的李克用亲率大军讨伐刘仁恭,九月五日领兵抵达介于蔚州和妫州中间的安塞军,随后开始展开了对刘仁恭的进攻。刘仁恭派部将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当时李克用正在营帐中饮酒,而且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听到探马来报,说刘仁恭的军队到达时,神志不清的他仓促带兵出击,当时天降大雾,单可及的部将杨师侃在木瓜涧设下伏兵,打败河东军队,后来只是因为天降大雨方才撤兵,但是此时河东兵马已经损失过半,李克用醒酒后才知道军队战败,只得带领残部撤兵回到本镇。幽州本来是李克用新占据的地盘,但终因为情绪失控,使得幽州之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虽然他的实力依旧强大,但比起他的老对手朱全忠,李克用实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而反观朱全忠则在中原地区打得顺风顺水。吞并徐兖朱全忠在解除秦宗权的威胁后,便想进一步兼并兖、郓之地,然而朱瑄、朱瑾二人对自己有恩,而且又已经和自己结为兄弟,他为找不到借口而苦恼。当时手下谋士敬翔为朱全忠献上良策,让士兵们扮作叛逃者,逃进兖郓之地,到时可以打着惩治叛徒的名义进兵兖郓之地。朱全忠依计而行,命令部分士兵逃往兖郓之地。朱瑄、朱瑾早就羡慕朱全忠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因此面对叛逃过来的汴州之兵,他们全部收留。这就给了朱全忠以口实,他写信责备朱瑄招降自己的士兵。朱瑄为此大为不满,在回信中语气强硬,朱全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派朱珍、葛从周进攻曹州(今山东菏泽),杀死刺史丘弘礼,并乘胜进军濮州(今山东甄城)。朱瑄、朱瑾领兵迎战,双方在刘桥相遇,结果朱氏兄弟被朱全忠大败,被迫只身逃跑。九月,朱珍对濮州再次发起进攻,朱瑄派其弟朱罕带领万余人进行增援,而朱全忠则在濮州以东六十里外展开对朱罕的阻击,致使朱罕全军覆没。十月,朱珍攻克濮州,进而包围郓州,在形势危急之下,朱瑄让弟弟朱裕写信向朱珍诈降,约定充当内应,结果朱珍中计,领兵偷袭郓州,朱瑄打开城门放朱珍进城,结果入城者全部被歼。朱瑄乘胜收复濮州,自此之后朱全忠与朱氏兄弟公开决裂,双方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朝廷因淮南地区久经战乱,想找一个强藩加以镇抚,便任命实力较为强大的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南面招讨使。野心勃勃的朱全忠接到诏令后,立刻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领兵千人护送李璠上任。而时任感化节度使的时溥认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自己的功劳要比朱全忠大,听说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心中颇为不平。他知道从汴州到淮南,朱全忠必须要经过自己的领地,所以朱全忠派人向时溥借道时,时溥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派兵袭击了保护李璠即将进入自己领地的郭言的军队。郭言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汴州,而时溥就此也与朱全忠结怨。从整体实力来看,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都无法与朱全忠相比,因此羽翼渐丰的朱全忠决定趁天下大乱,唐室衰微之际,全力经营东方,在灭掉秦宗权后,吞掉时溥,再行兼并兖郓之地。可是让朱全忠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他暂时推迟了自己的计划。文德元年(888年)二月,魏博镇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残酷暴虐,将其辖区六个州的百姓都征调到魏州,修筑方圆八十里的罗城,百姓深受其劳苦之害。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尤为凶狠,早在中和四年的时候,宰相王铎路过其辖境,他在高鸡泊设伏将王铎杀害,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乐从训还组织了一支由五百名亡命徒构成的亲兵人马,魏博镇的牙兵对此经常惴惴不安,担心地位被这五百人取代,因此伺机铲除这些人。乐从训知道后,担心被牙兵加害,最终逃出魏州,被乐彦祯任命为相州刺史。乐从训虽然逃出了魏州,但他经常派人向魏州城运送武器。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牙兵极大的恐惧,乐彦祯见牙兵情绪不稳,担心发生动乱,急忙向朝廷申请辞职,愿意到龙兴寺削发为僧,而后牙兵们推举都将赵文玠为留后。乐从训听说其父被迫退位,便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魏州,赵文玠闭城不战,牙兵们认为他畏怯,于是将其杀害,又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罗弘信当时倒是十分有胆量,率领牙兵

                      老汉私人影院永久入口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

                      “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有两个原因。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蒋记王朝第十二章“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

                      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纯子表面像在夸赞村井麻子,但其话语中却似乎含有轻微的侮蔑之意。不过,伸夫对纯子如此了解村井麻子感到十分惊讶。即使说到此前与村井麻子约会,也只是在放学回家路上交谈过几次而已。虽然在圣诞节前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但那也只是两人之间的秘密。可是,纯子怎么会知道村井麻子的情况呢?难道是在教室里从村井麻子偶尔说出三言两语的态度上推测出来的吗?天才少女的直觉果然比常人更敏锐吗?不过,无论直觉怎样敏锐,能够有这种感觉,或许就是因为她对他两人的关系很感兴趣。如此看来,纯子果然是真心关注自己吗?想到这里,伸夫浑身开始冒汗,这个以前从远处观望的女人突然有了几分亲近感。仅仅想到她在关注自己,伸夫就产生了腾云驾雾般魂不守舍的感觉。但是,不知纯子是否觉察到伸夫激荡的心情,她依然十分平淡地款款前行,不久便推开了米蕾特的厚玻璃门。在一瞬之间,眼前的雪景就变成了飘溢着温馨的咖啡味和香烟味的咖啡馆。从中间往里面还有空包座,在他们朝里走的过程中,几个男人向纯子举手或点头。而且,在纯子坐下之后,还有两个男人过来说“上次那个很好嘛”“下一幅插画要抓紧点儿哦”。看样子他们都在报社或出版社工作。伸夫看到纯子跟他们对等交谈,再次对她的交际之广感到惊讶。“咖啡要哪种啊?”“要哪种……”“有摩卡啦蓝山等各种品牌,普通的可以吗?”“好……”在纯子的面前,而且是在咖啡馆里,伸夫就像是个幼童。他只能随声附和,同时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高中生。“你常来这儿吗?”“是啊……每天至少来一次吧。”看样子,纯子所栖居的世界与伸夫他们截然不同。没过多久,咖啡端上来了,而伸夫却不知道该怎么喝。纯子先放入砂糖,再放入少量牛奶并搅拌几下。伸夫看过之后如法操作,然后喝了一口。咖啡竟是一种既甜又苦的奇妙味道。这种东西怎么会好喝呢?真不知道那些喝得有滋有味的人是怎么想的。“打扰一下,可以吗?”像是看准了时机,另一个男人走过来搭话,可能是要协商晚上聚会的事情。此番交谈结束之后,又有个梳着大背头貌似画家的男人过来,说了两三句话把纯子逗笑。然后,又有个貌似报社职员的男人过来。他们都只跟纯子交谈,完全无视伸夫的存在。看样子,纯子是在这里跟他们边聊天边谈工作,并收集各方信息。过了半个小时,伸夫喝完咖啡正百无聊赖,纯子开口发问。“回去吧?”“好……”伸夫还在琢磨收费的事情,而纯子已迅速拿起账单朝收款台走去。两人来到外边,只见雪下得更大了,人们都把脸颊埋在大衣领中。“谢谢你请我喝咖啡。”伸夫郑重其事地俯首致谢,纯子满面笑容地点了点头。“不必啦!我是大款嘛!”纯子的绘画作品好像已经相当畅销,并且在为报纸和杂志画插图。虽然难以想象她的画作价值几何,但伸夫他们肯定无法与之相比。“那就在这儿告辞吧?”两人从米蕾特向北走到一个路口,纯子就停下了脚步。“难得的星期六还把你拉着到处跑,请原谅!”“哪里……”虽说是拉着到处跑,但跟着引人注目的纯子倒是特别拉风,还第一次进咖啡馆喝了咖啡,伸夫已相当满足。“还想跟我见面吗?”“真的吗?”“这个,你过后看看吧!”纯子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个小信封,“我写了一首诗,是为你哦!”纯子递来信封,伸夫像接过炸弹般小心翼翼。“好啦,再见!”纯子只说了这些就翩然转身,朝两人刚才喝过咖啡的米蕾特原路返回。伸夫等红大衣消失在雪中人群之间后,向前走了五十多米,来到一小片空地拆开了信封。信封里装着与昨天同样的稿纸,打开后看到同样圆润的笔体写着如下内容:我知道你怨恨我我明白你厌恶我可是在怨恨中隐含着温存在厌恶中隐含着挚爱想必你已发现有怨恨有厌恶远远胜过无动于衷纯子大片雪花落在稿纸上,伸夫一边留意不让融雪弄湿稿纸一边重读纯子的诗。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纯子看透了自己的心思?可是,这并不像表示愤怒或憎恨的文字。虽然真意不明,但似乎多少隐含着某种好感。七在认识时任纯子之后,伸夫感到自己好像突然成了大人。虽说如此,这并非等于了解了纯子的一切,只不过是偶然应邀去咖啡馆里喝了咖啡、简短地谈论学校和家里的事情而已。两人本来就是同班同学,所以记住姓名和长相纯属理所当然。不过,这回却增加了单独会面的条件。以前同班同学中尚未有人与纯子单独约会。本来纯子比较早熟,感觉她好像在跟画家和记者之类的中年男子交往,却没有一个关系较近的高中生。男生们虽然都对纯子心怀好奇和景慕,也只不过是把她作为远离自己的存在隔空遥望而已。伸夫就是跟这样的女性一起走在大街上。而且,主动发出邀约的是纯子。伸夫自己并没有这种愿望,是对方主动向他搭话的。而且,两人一起去的是咖啡馆,伸夫在那里第一次喝了咖啡,并了解到那里是各种身份成年人聚集的场所。不仅如此,纯子还在分别时把自己写的诗交给了伸夫,虽然内容尚未完全搞清楚,但她对自己有好感这一点已确切无疑。对于伸夫来说,与纯子度过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整个过程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体验。他似乎借此窥见了从未想象过的世界。若能做到,伸夫很想把此事告诉别人。如果告诉同学“我跟纯子一起去咖啡馆啦”,他们肯定会惊讶不已、羡慕不已。跟纯子约会之后,伸夫感兴趣的对象完全为之改变。这并非是指每天的生活为之改变,他每天早晨还是两点一线、上学回家,晚上有作业就做,没有作业就读书听广播。虽然在表面上生活节奏似乎一如既往,但大脑的某个角落里却总有纯子的身影。虽然在跟同学交谈和专注于体育活动时也会暂时忘记,但在其他时间里却总是挂念着纯子。她今天会不会来学校上课?如果来的话会不会认真听课?她那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早退。她什么时候还会发出约会的邀请?她不再去旅行写生了吗?伸夫的想象一旦开始就没完没了。虽然只约会过一次,可自己却如此思绪万千——伸夫感到匪夷所思。以前总是轻蔑地想“时任纯子那种人……”,那或许都是自己徒然虚张声势而已。不过虽说如此,跟纯子约会确实充满了刺激。第一次约会就突然被带进咖啡馆令伸夫深感意外,但后来她也约他去了不曾预料到的地方。第二次约会先是在伸夫从未进过的商厦画廊里碰头,然后一起去了钟塔后面的荞面屋。对于以前在外面只吃过拉面的伸夫来说,纯子为他点的蘸汁凉荞面真是稀罕风味。伸夫等她先开始吃,然后才学着她的样子做,但纯子皱着眉头小声提示:“伸夫,别把太多面条放在蘸汁里呀!”从第二次约会开始,纯子就直呼其名了。同班女生直呼其名这是第一次。不过,因为是纯子,所以伸夫心里并未产生什么反感。非但如此,伸夫觉得这是双方关系亲密的证据,反倒因此而十分高兴。实际上,由于约会时总是以纯子为主导,所以被她直呼其名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NO、BU、O……”纯子在呼唤伸夫时,最后一个音节“O”总是向上挑起,比母亲的呼唤听着温馨,还有几分发嗲的感觉。伸夫按照纯子的提示,夹起一小撮面条放在蘸汁里。“阿姨,来碗面汤!”把面汤倒在剩下的蘸汁里喝掉,也是伸夫此时才听说的常识。当时还特别稀罕的巧克力和冰淇淋,也是在跟纯子一起去的咖啡馆里初次品尝到。不过,最具刺激性的还是跟纯子一起喝的酒和抽的烟。伸夫以前不曾知晓,据说纯子从高一时就开始抽烟了。伸夫初次看到她抽烟是在第三次约会的时候。依然是在那家画家们聚集的咖啡馆里,纯子在跟中年男友们交谈时,从大衣袋里掏出了香烟。红色包装盒正面印着“光”字,符合外表华贵的纯子的风格。纯子从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夹在指间,正在跟她交谈的男子十分自然地凑上打火机。从这个情景来看,周围的男性对还是高中生的她抽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异样感。实际上她抽烟的架势已算得上登堂入室。那么浓烈的烟团,伸夫只是看看都感到会呛着,而她却能精彩地吞云吐雾。伸夫看得入迷,纯子就把香烟递了过来。“抽一支试试?”“不……”伸夫慌忙摇头,纯子莞尔一笑。“是啊!你是优秀生嘛!”“倒也不是……”如果被辅导委员老师看到自己在这种场所抽烟,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处分。“不会的啦!乌鸦哪能进这里来呀?”由于多数辅导委员老师都穿着暗色西装,而且会带来令人厌恶的消息,所以学生们称其为“乌鸦”。“这里的人都会保护我们哦!”确实如此,咖啡馆里聚集的顾客多数都戴着贝雷帽留着长发,颇具艺术家范儿,看样子会抵制乌鸦们的管制。而且,即使被乌鸦们发现了,但由于纯子是艺术家们的伙伴,或许会得到宽容。“你不抽吗?”纯子再次询问,伸夫就叼上了一支。可是,他刚抽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很快就能习惯啦!”纯子看到伸夫呛得难受,反而露出开心的样子。与抽烟相同,初尝威士忌也是在跟纯子一起去的酒吧。那里也与咖啡馆相同,貌似与纯子熟悉的艺术家顾客很多。这家酒吧只有一张L形吧台,店主是个叫“阿泽”的中年男子。“你喝加冰威士忌吗?”听纯子这样问,伸夫虽然不知怎么回事也还是点了点头。以前只是在过年时跟父亲喝过屠苏酒,那也只是四五盅而已。父亲说声“差不多行了”,他就顺从地放下酒盅,而且他自己也没想多喝。端上来的威士忌酒加了碳酸感觉就像汽水,但喝下去却相当有劲。“我一般都是喝两杯,喜欢浑身稍稍发热的感觉。”纯子似乎已经完全习以为常,把玻璃杯中的冰块晃得叮当作响。“再来一杯怎么样?”伸夫就顺从地追加了一杯。因为连同龄女孩都满不在乎,所以伸夫羞于自甘落后,于是他振奋精神端起了酒杯。三杯威士忌酒下肚之后,伸夫去厕所时就感到腿脚有些发软。“你可要挺住哦!”伸夫一边鼓励自己一边对自己酒量太小感到气恼。平心而论,纯子在所有的方面都比较早熟。看样子,无论是去咖啡馆还是荞面屋乃至酒吧,对于纯子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虽然班里也有不良少年和软派的团伙,可他们也未必能像纯子这样豪放,即使抽烟喝酒也是在厕所或公园的角落里,提心吊胆显得有些猥琐。与他们相比,纯子的姿态却落落大方毫不露怯,毫不忌避周围的目光,悠然自得地与周围气氛和谐相融。那或许是自诩艺术家的信念使然,但换个角度来看又像是破罐破摔的感觉。哪里还像个高中生——虽然招人颦蹙侧目,但纯子的态度就像是在享受作恶,像是在挑衅那些道貌岸然的成年人。然而奇妙的是,老师和周围的成年人都对纯子十分宽容,明明知道她每夜抽烟喝酒却无人指手画脚。那孩子特殊——纯子的身边已经营造出这种氛围,于是她就利用这种特殊的待遇乐在其中。虽说如此,纯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伸夫感到不可思议。即便伸夫说“我来付钱”并想拿起账单,可纯子却微笑着说“不用啦,我是大款”。听纯子这样一说,伸夫就像着了魔似的哑然无语了。看样子,纯子确实靠自己的画作和插图获得了不少收入。“我在这里都是记账,你就别操心了。”在喝威士忌酒的酒吧里,听到此话的伸夫既惊讶又激动:上高中的女孩可以在酒吧里记账,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伸夫望着纯子的侧脸,再次惊叹于她的神通广大。总而言之,只要跟纯子在一起,完全没必要担心钱的问题。此事乍看似乎令人感激,但伸夫心里却不是个滋味。身为大男人却让女人付钱——伸夫无法从这种负疚感中解脱出来。在跟纯子接近一个月之后,伸夫决定就在学校的图书部活动室里跟她会面。所幸的是,图书室就在由连廊相接的副楼里,一层是阅览室,二层分为书库和课外活动室。从男女同校开始,伸夫就分属于图书部。但由于高年级前辈从寒假结束后开始专注于高考复习,所以伸夫实际上相当于图书部的负责人。虽然图书室里有位年轻的女馆员,但图书部成员都把称呼“阿姨”的“阿”字去掉直接叫“姨”。在午休和放学之后,成员们总是集中在活动室里,围着“姨”聊天说笑度过欢乐时光。他们就这样从五点一直待到将近六点,有时还会待到勤杂工进来把炉火清理掉。不管怎么说,二楼的图书部活动室里有种密室般的氛围,是成员们绝佳的聚集场所。伸夫知道,那个房间在勤杂工清理炉火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去了。“我们六点钟去那儿见面吧!到了那个时间就没事儿啦!”因为伸夫保管着活动室的钥匙,所以两人进去后只需把门反锁就没问题了。“大家都回家后就不会有人去了。”虽然咖啡馆和酒吧倒也不错,但周围总有纯子的朋友。说起来是约会,但实际上那些男人常来打扰,伸夫实在难以平心静气。此外还得花不少钱,而且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当然,即使钻在图书部活动室里,也未必能够保证不被老师发现。虽说这里是副楼,但因为还是在校内,所以值班老师当然会来巡查。不过,他们都几乎只是巡查到楼门口,确认上锁之后就会离开。因为有楼门和活动室这双重门锁,所以只要待在室内不出声就不必担心被发现。而且,即使万一被发现就说是在整理图书,这个理由也完全可以成立。“这里离你家近,很快就能到吧?”所幸从纯子家到学校用不了两三分钟。因为距离很近,她在冬天有时不穿大衣就直接跑进学校里来。“虽然没有炉火有点儿冷,但多少还会有些余温。”可能是因为爱冒险的纯子觉得好玩,所以她立即点头同意了。约会那天,成员们照例在“姨”的下班时刻五点钟全都撤了。伸夫也暂时跟大家一起放学离校,但走到半路又原路返回,并在勤杂工室要了楼门钥匙前往活动室。一月的下午五点多天色已暗,炉火也已被清理,室内寂静无声。伸夫望着大雪已停的窗外等候,只听门声轻响,纯子出现了。“没事儿吧?”纯子点了点头,随即像猫一般溜进室内。伸夫见状把一层的楼门和活动室门都上了锁。“已经不会有人来啦!”“果然挺冷啊!”“那你穿上这个吧!”伸夫想把自己的大衣披在纯子身上,纯子摇了摇头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来喝这个吧!”那是小瓶装的威士忌酒。伸夫从格架上拿来玻璃杯,纯子就把威士忌倒上。“干杯!”两人对视一下喝了一口酒,伸夫立刻就被呛住了。“兑点儿水就好啦!”伸夫按照纯子说的给自己的酒杯里加了水,给纯子的酒杯里也加上水。“真安静啊!”“简直不像学校,是吧?”“我可以抽烟吗?”“当然,没问题呀!”纯子叼上一支“光”牌香烟并擦着了火柴,黑暗中瞬间浮现出她白色的脸庞旋即消失,只有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微微颤动。“因为亮灯就会被发现里边有人哦!”“这样就挺好呀!”白雪反光和窗外附近的街灯微微映出纯子的脸庞。“以后就在这儿见面吧?”“是啊!”纯子点点头把酒杯放在桌子上,然后把面孔正对伸夫。“伸夫,吻我吧!”伸夫一时怀疑自己的耳朵,虽然就在眼前听到,却仿佛刮向远方的风声。“伸夫……”听到再次呼唤,伸夫坐正了姿态。“可以吗?”纯子没有答话,坐在原处不动。在已经适应了黑暗的视野中,可以看到纯子闭着眼睛微微翘起下巴。仿佛受到那片白色的吸引,伸夫来到纯子面前。简直难以想象,纯子的脸庞就在眼前。伸夫以前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女人的面孔,尽管没有开灯,但轮廓姣美的鼻梁、柔润的嘴唇乃至脖颈下面都历历在目。可是,伸夫还在迟疑。真的可以就这样接吻吗?这会不会是纯子式的游戏呢?如果真的凑过去,她会不会立刻躲开呢?若是放过了眼前的机会,恐怕永远都不能接吻了。既然是男人就应该大胆向前——伸夫就像听到魔咒般闭住了眼睛。这样看不到纯子的脸庞,伸夫就稍稍放大了胆量,随即把嘴唇慢慢地凑近了纯子。不过,尽管对方没有抗拒,可接吻却意外困难。伸夫的嘴唇先碰了一下

                      指秦国的军队。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言归正传。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当然,在维护尊严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郑国做个表率,履行向王室进贡的义务。按照周朝初年定下的规矩,王畿之外千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的祭祀所需物品;甸服之外五百里的地区称为侯服,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所需物品;更远的宾服、要服地区则应该分别按季、按年向天子进贡;诸侯不分远近,一生之中,至少要亲自前往雒邑朝觐天子一次。在周朝强盛的年代,各诸侯国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朝觐与进贡;但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畿面积大大缩水,王室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越来越依赖于诸侯的进贡,诸侯们反而将自己的义务抛到了爪哇国,进贡的周期越来越长,进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来进贡。周平王并非昏庸的天子。如果与他的父亲周幽王相比,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业的一位统治者。只不过他生不逢时,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便要直面这个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周武王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吧。每逢祭祀远祖的大祭,他总是出神地看着大庙中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心里遥想着两百年前周穆王以没有按时进贡为由远征犬戎的故事,难免又想到近在咫尺的郑国居然已经大半年没有进贡任何物品,而那个叫寤生的家伙竟然还堂而皇之地担任着王室的卿士……“一定要撤掉他在王室的职务。”周平王对亲近的朝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朝臣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个人可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啊!”又有人接着说:“差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那就更该将他撤掉,另找有德之人担任这一要职。”周平王说。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虢公忌父。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某一公职,因此常在朝廷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名叫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寤生的爷爷姬友同朝为官。然而,这位虢公石父的历史名声并不好,属于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通常认为,周幽王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这两件荒唐事,实际上均由石父一手策划。因此,西周的灭亡,石父是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和石父不同,忌父是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的诸侯,加上他对王室的态度依然保持了十分的恭敬,使得周平王对他另眼相看,产生了倚重之意。再说,既然石父曾经位列三公,现在由忌父担任卿士的话,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在众人面前容易通得过。周平王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为臣应该做的。”“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这里要说明一下,姬友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周平王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涣散,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通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周平王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臣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臣?”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周平王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寤生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他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周平王面前。“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寤生客客气气地说。“没有的事。”周平王干笑了两声。面对这个传说中杀弟逐母的冷血动物,他竟然突然失去了撤销其职务的勇气,也忘记了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份,极力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家里的事基本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寤生一脸惋惜。“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周平王连忙解释。“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不许。”“一定要辞。”“仍然不许。”“坚持要辞。”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有如赵本山和范伟在互相忽悠。果然,忽悠来忽悠去,周平王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寤生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寤生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若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您……该不是开玩笑吧?”“君无戏言。”寤生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平王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寤生,也难免踯躅不前。“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周平王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寤生终于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这个时候,王室的法定继承人王子狐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不久之后,王室将世子忽送回了新郑,而寤生也安排人将王子狐护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不料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追随他父亲而去了。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后人只能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寤生的强烈不满。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寤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当然,寤生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苦,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寤生真正可怕之处。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优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钟,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周平王父子尸骨未寒。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很想放手与寤生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寤生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周郑交恶”。【州吁的“妙计”:越是家丑越要外扬】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账。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公元前722年,京城大叔起兵反叛寤生,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求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后来段兵败,公孙滑则以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卫国。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公元前721年,寤生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夺回了廪延。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第二件事,公元前720年,宋国的君主宋穆公去世。宋国的前一任君主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当年,宋宣公临死的时候,本来应该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的,但那时候与夷还很小,没有执政的能力,为了政权的稳定,宋宣公干脆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个厚道人,对于兄长的恩情念念不忘,临死的时候,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先君以国事为重,不立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托您的福,寡人得以善终,在黄泉路上遇到先君,先君要是问起与夷的情况,寡人将如何回答呢?寡人死后,请您务必辅佐与夷即位,主持社稷。那样的话,寡人就算死也瞑目了。”“可是,”孔父嘉低下头回答,“群臣们都愿意奉公子冯为君啊。”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和与夷的关系是堂兄弟。宋穆公对孔父嘉说:“你们万万不可违背寡人的意愿。先君之所以将社稷交给寡人,是觉得寡人品德良好。如果现在寡人不让与夷当上国君,那就太对不起先君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孔父嘉也就不好反对了。但是宋穆公仍然不放心,以他对与夷和公子冯的了解,他知道无论是谁上台,对另外一个人都将极为不利。为了避免出现堂兄弟相争的悲剧,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派人将公子冯送到郑国,交给寤生照顾。在这种安排下,与夷顺利继承了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殇公。应该说,宋穆公人很好,后事也考虑得很周全,但是他对人性的阴暗严重估计不足——与夷虽然当上了国君,仍然对远在郑国的公子冯很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本来属于自己的君位也念念不忘,总想着借助郑国的力量将它抢回来。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姜,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却是一位绝世美女。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以示对她容貌的赞美:〖硕人其颀,衣锦褧(jiǒng)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fén)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gǔ)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qiè)。〗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之中,鲜活地描述了这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的庄姜夫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中国古代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扼腕叹息。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公子完,一个叫做公子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州吁。庄姜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她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受庄姜待见,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想要当一名军事家。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良渚文化玉琮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后的?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辈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对于江南这一块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他把这个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这四个字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以前,中华大地上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的局面,所以在这里面忽然又出现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圈足罐王鲁湘: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类型,在学术界已经被提出来了。牟永抗:到了七十年代碳14技术被引进以后,良渚文化的年代才被比较准确地肯定下来。钱山漾15下层的测定年代距今4700多年,而邱城下面的红陶层则距今6700多年。王鲁湘:良渚的时代成倍地往前提前了。牟永抗:是啊,这样整个学术界对良渚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1977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学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把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定为三个阶段,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种划分被苏秉琦16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加以概括,成为我们中华大地上六个文化区块里边的重要一支。王鲁湘:这六个区块都有哪些?牟永抗:第一个是以晋陕豫边界地区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是山东及其邻省一部分地区;第三个是湖北及其邻近地区;第四个是长江下游地区;第五个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第六个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关长江下游地区,苏先生的表述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王鲁湘:这种区分我们把它叫做“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学说对于“中原一元论”学说来讲,的确起到了挑战的作用。牟永抗: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苏先生区系类型说的影响下,我们江苏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围绕这个中心共同奋斗,才创立了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的考古学文化。打破了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中心论的良渚文化,注定要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在1974年,中国玉器出现的上限也被它用强有力的事实打破了。牟永抗:1973年5月,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为主体的考古队在苏州草鞋山的发掘取得了突破——这个地区经常见到的玉器竟然是良渚文化的产物。玉器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边(198号墓里),跟陶器共存。这第一个发现还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也没有被公布。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张陵山4号墓又见到了这个东西。张陵山4号墓并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当时农民在这里挖到玉器,江苏省的同行去那里调查,发现玉器的人告诉他们挖到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再次进行发掘,结果发现有陶器。这就验证了1973年草鞋山的那个发现。这些发掘结果在1977年的会议上一公布,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二、反山发掘1977年10月,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江苏同行公布的考古成果引来了众多关注,良渚文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对于牟永抗来说,同行取得的成果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因为早在1963年,他就在一次发掘中发现过良渚玉器,只是由于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疑惑中的他选择了沉默。而到了此时,传统观念的枷锁已经被事实打破,一片广阔的前景摆在了他的面前: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地区也一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古代遗存。终于,在1986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王鲁湘:著名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最精美、级别最高的玉器,那么当时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牟永抗:1971年,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路过这里,不经意地发现这里的土壁上有红烧土屑,这肯定是人为烧过的。遗址上面有处人家,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老乡在烧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地方为什么有红烧土屑,老乡说是因为1958年炼钢。后来他又说,1958年炼钢是在公路边上,这里没有炼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里面有红烧土屑?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反山了。到了198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考古队踌躇满志,在良渚地区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和探挖,早就引起考古队注意的反山,终于开始了正式发掘。牟永抗: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地是在杭州地区,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掘比如寺墩的发掘是在江苏,福泉山的发掘是在上海。因此在反山发掘的前一年,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找几个土堆好好挖一挖,结果挖一个地方空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重要发现。最后就剩下这个反山了,这是当年发掘反山的一个动机。当时有个工厂的围墙要穿过这个遗址,我们就以抢救性发掘为借口对反山进行挖掘。可是开始挖掘以后,一号是汉墓,二号是汉墓,一直挖了十一个汉墓。王鲁湘:那不是越挖心里越凉了吗?牟永抗:不过就在挖第十二号墓的时候,有队员挖出来一块土,土的反面有两个小玉粒,还有一片漆器,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墓了。考古队员陈越南在继续挖的时候碰到了玉琮的转角,这就可以证明挖到的是个玉琮了。这时已经挖了一公尺深,另一个队员王明达马上跳了下去,同时喊道:“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反山发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们把整批人员都调到这里,当时发掘的时候,下面的东西很多。反山墓地玉琮王鲁湘:好像没有落地的地方,只能趴在上面。牟永抗:这还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在坑的四个角,打四个茅竹桩,挂绳子下去,再放上板吊着。王鲁湘:人就趴在上边,像吊床一样。刘斌17:对,边清理边往后退。整个墓的清理大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就整天呆在里边,几乎是动都不动的。三、瑶山发掘1986年反山良渚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让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也使当地的民间传世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王鲁湘:瑶山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是哪一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个遗址呢?牟永抗:1987年5月5号我们正式到现场进行了发掘。早在这之前,即1986年我们在反山发掘出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当地的人知道这种玉器非常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利用五一放假的时间煽动群众到这上面来盗墓。王鲁湘:他们先下手了,有人报告给你们吗?牟永抗:我们放假休息,没人值班。我们三号才上班,四号赶到遗址区。而当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些农民还在盗。王鲁湘:有没有被他们挖走东西?牟永抗:当然挖走东西了,挖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和警察来了以后,乡长到现场做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交回来六个玉琮。刘斌:当时判了13个人,根据收缴文物的多少量刑,最重的一个人好像判了12年。王鲁湘:判得还挺重的。刘斌: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不正之风就被压住了,所以这个打击还是很重要的。王鲁湘:瑶山从沙盘看是一个小土包,这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积形成的?牟永抗:整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下面是石灰岩,瑶山遗址就建在山上。不过遗址的形态不是山上的原始形态,是人为地在山顶上制造了一个平面。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山顶在1958年是一个林场,林场种的都是桃树。当时的种植规格是每种一棵桃树,要挖一米深、一米见方的坑。我们发掘时,当年桃园那些坑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顶面并不是当年的顶面,当年顶面比现在还要高。像3号墓就明显很浅,按照现在的深度,棺材放下去就要露出来,所以它少了至少一公尺以上。王鲁湘:也就是说山顶有一米多地表层消失了,于是良渚文化的很多信息也随之失去了。瑶山祭坛遗址牟永抗:瑶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祭坛。它的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在近中部的位置挖出了一条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左右的回字形沟槽,沟槽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沟槽中用山下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平面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色土。王鲁湘: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选择这个地方做祭坛还是很有道理的。按风水讲,那条山是来龙,前面的苕溪等于是去脉,前面有几个小山包是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穴。中国人选择葬地的这种风水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牟永抗:所以葬礼是构成当时礼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鲁湘:您是最早参与发掘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者之一,而且主持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集您这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您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对它内涵的认识,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性意义?牟永抗: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泡在野外,以收集东西为主,把四面八方的材料填充到脑子里。十年动乱以后,我恰好得了脊髓炎,下肢瘫痪,不会走路了,于是脑子开始想一些问题,觉得原来的方法不对,太偏重于物质层面。考古学发现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这都是物的表现,可是我们要复原的是人类社会。我开始感觉到,物质层面背后的观念形态应该值得重视,所以在上个世纪末以前,我以“玉器时代”为主题来概括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把玉器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很深的爱玉情节,也是因为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四、良渚美玉1986年,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玉器1200多件。第二年,瑶山祭坛遗址又出土玉器700余件。两次发现的玉器,不仅总数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品种、纹饰也多有新的发现,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于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4000多年以前,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石器时代,如此众多硬度极高的玉器,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工具雕刻、打磨而成的呢?王鲁湘:良渚玉器特别是反山和瑶山这些高级玉器的出现,的确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四、五千年以前的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精美的东西?牟永抗:玉器的硬度非常高,当时在没有高速度、高压力机械的条件下,古人凭借什么才能做到这么精美?只能凭两方面:一是毅力,一是全身心的投入。这是通过十个手指、完全手工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估计,如果把一块五公分到十公分这么大面积的玉料一分为二,单是一个人用纱、用绳把它切割的话,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徒手阴线刻,在三公分到两公分的方寸之内,把神人兽面的头像整个包含进去,现在即使戴了老花眼镜或放大镜看都很难做到的。王鲁湘:这相当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微雕了。牟永抗:所以对那时的人来说,这种材料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比它物质层面的价值更大。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在文明进化的模式上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记。比如这两件标本,就非常有意思。王鲁湘:好像是半个琮。牟永抗:对,这是个片切割的标本。它是带弧形的,两头深,中间鼓起来的槽沟正是一个片锯来回往返切割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遇到的标本。王鲁湘:这另外一件是钻孔标本。它好像是从两头钻的,因为没有对得十分地准,所以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台阶,在圆壁上留下了很多的旋纹。良渚文化玉琮钻孔标本牟永抗:是的,钻孔也是当时良渚制玉工具的一个重要标本。为什么在中间留个台,而且两边的深度大体差不多?在加工的时候是钻头旋转,还是两边仅仅加压,钻头不转,加工对象转?王鲁湘:就是工具两头夹着一个钻管,不断地往里头加砂加水,然后两边施压,但是转动的是这个琮本身,所以才能够同时在正中间相接。牟永抗: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制造生产用的石器的话,啪啦一下把一个石头打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把这条缝锯下来,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很多劳动量。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这两类原料的估价不一样。王鲁湘:人们在玉石上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比较多,在那些普通石头上花的比较少。牟永抗:因为人们通过石制工具所获取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通过这些

                      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

                      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

                      给我爷爷奶奶看,燕京的单子都是英文嘛,老人也不懂,这得交几百,这得交几百,多少多少,老人一看数,给你钱吧,“啊,给钱,啊,给钱。”我爸揣起钱就跑了,给我妈交一份学费嘛,因为让他掏钱他也没那么多钱,交了我妈的学费他俩还能吃喝玩乐了呗。方虹与定宜庄在和敬公主府(吕志初摄于2016年)听我四叔说的啊,说你爸真是拿钱不当钱,拿东西不当东西。有时候从学校回家,什么不顺气儿,或者跟我爷爷说话不对付了,就跟我爷爷吵架,家里的多宝格摆的都是好东西,瓷器什么,我爸噼里啪啦一扔一。我四叔说,那好多都是宫里给的,现在看也是价值连城,全让你爸了,完了当当当,穿上大皮靴摔门走了,用人都收拾干净了,从库房拿出来再摆上一拨儿,下回来了没准还得砸。说你爸真是,谁也不敢惹他。想什么什么,想撕什么撕什么。什么都不当事儿,他不管,走啦。他觉得这种生活就是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心疼不心疼,什么东西珍贵不珍贵,现在一说是文物,什么多少万,几十万,上百万,我爸脑子里根本没这概念。他后来生活也是这样,从来不说花钱不花钱,东西不东西,就是特别随意的那种。苦也不说苦,好也不说好,也不是追求享受,就是那种状态,从来不在那种事情上计较,就没这概念,心疼钱哪,得挣钱哪,没有这个想法。

                      2.我爸和我妈:参加革命

                      定:你爸怎么就会有一种思想,想要去参加革命呢?方:他就是在燕京上学嘛,燕京里当时就有一种接受新东西的意识,追求民主啊这个那个。我爸呢,那会儿在燕京也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个是人长得非常帅,一个是学习也非常好,要不干嘛当学生会主席呢。他参加革命一方面是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越是这种家里有钱有地位的,越觉得许多东西需要批判需要抛弃,觉得有些新鲜东西是可以接受的。参加革命不完全是说要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不是那种样子。所以我妈就认为他不是特彻底的革命,只是追求一种新思想。我妈呢,比较地爱招事,她在中国大学学法律,当时跟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她俩来往密切,一块儿参加这运动那运动,还特有正义感。注360其实我爸是个好学生。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说是我妈把我爸给带坏了。可是呢,如果我妈不把我爸带出来,解放后那就完全身份不同啦,也是好事也是坏事。定:还是应该算好事(笑)。方:我爸参加学生运动搞这搞那,通缉是北京市前三名。当时国民党市党部来找,因为我爷爷不是伪国大代表嘛,就找他谈话,让他把他儿子交出来,不要再干这个了,说他儿子是受别人影响,不是自己要怎么怎么着,说你应该保你的儿子。定:那你爷爷什么态度?方:我爷爷就说我妈,说我爸是受我妈影响,他说我儿子是好人。我爷爷就认为我爸是受了学潮啊学这学那的,是上学弄坏了。我三叔就没出去上大学,三叔就是后来在家嘛,三叔英文很不错,后来解放他就教英文嘛。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定:你爸从燕京跑了你们家人也不知道是吧?方:通缉以后我爸就离开燕京,就跑到我妈家来了,他不敢在他自己家待着啊。后来是从我妈家走的。而且他必须得走,他们同时要走的有两个人,当时选择几个地方,我爸是想去香港,那个人也要去香港,说一块儿去,我妈坚持说你不能去香港,你要去就去解放区,你必须去解放区,我妈那是彻底革命者,我爸后来听了她的。果不其然,那个去香港的半路被敌人围住,追到跟前儿,后来自杀了,我爸就顺利到了解放区。后来去了华北大学,一直到解放吧,解放后到人大了。在人大还算顺风顺水吧,结果后来我妈老是说:“你爸爸,关键时刻我救他好多次!”(笑)定:这是哪年?还没你呢?方:1948年吧,就是我要出生还没出生那个阶段。定:你爸走了你妈留到这儿生的你?方:对对。我爸走的时候一人走的,后来我妈也去了,把我扔到我姥姥家了。去的正定嘛。那会儿不是说革命嘛,参加革命嘛,当时他们俩结婚哪,(我爷爷)给了他们两间房子,一间房子是全套硬木的家具,都是镶着螺钿的那种,还有一间屋子是全套的西式家具,特漂亮,沙发都挺好的。当时要走嘛,要去解放区,后来怎么去的,去是没去,我没听清楚,反正两间屋子的家具都清出去:“我不要了!”换了两根派克钢笔,跑了。我当时小,我想哎哟这俩傻子,当然派克钢笔也比较值钱,我们小学生也有钢笔,两支钢笔管个屁用!定:嗨,其实后来那两间屋子也保不住。(笑)方:生活也是很难说的事儿,也没准因为这个人家整你啊抄你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生活的变迁特别大。定:正好那个时代嘛。方:我妈跟我爸怎么认识的?其实呢,两家有亲戚间接认识的关系,就是有人给我爸介绍对象,介绍的是我妈妈的表妹,结果没人陪,让我妈陪着,说上北海冰场,有钱人嘛滑冰嘛,打扮得漂漂亮亮上冰场,我妈滑得也挺棒的,我妈是陪着的,跟着这表妹后头,完了我爸瞧上我妈了,滑冰时就追着我妈,我妈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像话,就躲着,你越躲我越追你,我爸就使劲追我妈,我妈觉得不合适,就说你再追我我跑了,我爸说你要上外地我就跟着你上外地,那怎么跑啊,她跑不了了,他俩最后终于就成了,那个表妹把我妈恨透了,说我妈抢行(争爱),我妈说这我才叫冤呢,我还不愿意呢。他们俩这么认识的……定:你妈他们的家世呢?方:我妈不是满族人么,我姥爷是“庚子赔款”后到法国去学的医,回来以后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工作。我妈妈的姑姑,就是我姥爷的妹妹吧,嫁给了川岛芳子的哥哥。定:那是肃王家的,姓宪。他们家三十多个孩子。方:详细的我就没问,我就听我妈唠叨,说我姑姑没生孩子,我妈妈和我妈妈的姐姐,就是我的姨吧,从小就搁到他们家,解闷儿呗,在他们家长大,后来我妈妈的姑姑去世他们回来的。财产就都四散了。小孩儿还挺有心眼的,我妈说了,姑夫是十三间房的库房,全都是宫里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从宫里)拿的,就是亲戚谁出嫁,谁的什么礼,给你送几箱东西来,留着吧,搁库房也不用老摆着。我爸他们不也是么,你了,了没用了,倒了扔了,那就再摆吧,是那样子。我问我妈说,后来那些金银财宝都哪儿去了?我妈说嗨,没有子女,财产全散了。定:你妈他们家住在哪儿?方:解放以后就住在东单那边,解放前说住过好几个地方,开始啊有自己的一个院子,也不是那种豪宅,反正自己有一个院子。后来我姥爷跟我姥姥上外地干吗去了,就留着一个人看家,当时不是日本占北京嘛,日本人一枪把他打死了,打死了这院里就没有人了,家就让别人占了。我姥爷姥姥再回北京,没有地方了,说就有一个看家的,我妈的大伯父,让日本人给打死了。要不他们特恨日本人呢。定:你妈他们家姓什么?方:姓南,东南西北的南。可是我姥爷,记得家里当时挂牌子写的是锐,锐宅。满族人怎么……定:满族人就这样,一代一姓。方:我妈就是满族人。我姥爷是满族人,我姥姥是蒙(古)族人,满蒙一家么,满蒙是分不开的。我对家族的历史吧,人往我耳朵里灌我就记着点儿,不往里灌就不知道。定:你妈妈应该说是你爸爸的福星。方:是呀,可是我妈妈有一个特大的缺点,我妈嘴特厉害,她不是学法律的嘛,我爸说一句我妈能说出一百句来。等于他们俩对话没有一个平等的平台。我爸在自己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结果在这儿没说话的份儿,所以他俩在家就斗嘴,我在那屋看书,他俩人就在那屋斗,喳喳喳,喳喳喳,好不容易我爸不出声儿了,不说了,不说了成不成?我妈突然就想起什么了,又开始说,又开始,又仨钟头。我爸能讲课,也能说吧,我妈是更能说。其实也净是搅理儿的事,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就那么搅和,搅搅搅。我说小时候没人理我,别看我家就仨人,没有兄弟姐妹,那俩成天就喳喳喳,没完没了。根本闹不到一块儿去,一点生活的具体内容都没有,就是从早吵到晚。拿到挺好的戏票,说去不去?去,走,完了穿好衣服要走,又出新茬儿了,“啪”把那衣服扔那儿,不去了,就还吵,真邪性了!为什么包义、姑姑他们虽然对我爸是怕,对我妈可能会有点意见,觉得大哥我们是没辙,大嫂你,好像不教大哥好似的,又老跟大哥吵,家里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哥,能光宗耀祖的,你还老拆他,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定:你妈不也是老革命吗?方:我妈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完了之后先在故宫,后来调到一个中学做老师。我妈在城里,我爸在城外,我妈呢,就是说:“你要是在人大附中跟着你爸,学少爷小姐作风,你绝对成不了才”,“你绝对不会成长成一个有用的人”,就非得给我转走,我初二第二学期就走了。我爸跟我妈那个情况,包安也说,其实他挺后悔的,年轻气盛嘛,她说一百句你让她说去不就得了嘛,其实我妈对我爸照顾是最周到最好的,是特上心的那种。我爸后来的婚姻也不顺,所以挺后悔。可是我爸就说:“后悔有什么用啊”,就过去了。他当着我面不诉苦,就说现在生活我能忍着,就跟我说:“我要是不在了,这家你别来”,不诉苦也不说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对家里头也是一样。我爷爷从内蒙来也是,我妈对我爷爷挺好的,当时解放以后,他岁数又大了,当然不如解放前那么神气了,妈妈挺心疼爷爷,我爸不爱搭理他。

                      3.我爸:在人民大学

                      方:我爸从来不诉苦,跟我也老是呵呵呵。我爸第一不谈过去,第二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情绪的,成天谈笑风生,高兴着呢,因为什么呢?讲课也好,工资也高,人家也捧着他哄着他,就行了。家里的事都是在叔叔姑姑面前说,跟我妈说,跟外边从来不说。可是人大的人都知道,说他是王爷。定:那怎么会不知道,人大的老校址就在你们府的院里头。方:连(张)木生、小风(李零)都说,我们一块儿一聚:“这是公主,这是格格。”吕志初(以下简称吕):我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听木生、小风他们说的。方:我说我怎么不觉得我是什么公主啊,木生说《人大简报》里老说你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就吃得好点儿呗(笑)。定:你爸一直到人大,公子哥儿那劲儿还挺足的?方:对对。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我们叫齐伯伯,齐一注361,后来调社科院了。他俩特好,齐一现在九十多了,自己住海南,要回北京他自己来回跑,他一回北京就找我,一块儿吃饭说话,讲他跟我爸的事。说我们两家跟张作霖都有点关系,说我和你爸特好,我们解放前就有关系,可是我们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他俩在一块儿呢,常常吃吃喝喝。他说我干嘛离开人大呀,说实在的我要在人大没准还得受罪,他就是那种公子哥儿。齐一的女儿就说哎呀,你爸是人大最帅的教授,白白瘦瘦的,穿的衣服都特讲究,反正挺讲吃讲穿的。可是讲课特好,口才特好,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虽然吃喝玩乐,可是讲课一丝不苟。定:我查了一下,人大的逻辑学专业就是他创立的。方:他是北京市逻辑学学会的会长。定:吃喝玩乐是一面,认真劲儿是另一面。方:对对对。人大那个副校长张腾宵,原来是哲学系的一把手,后来调去当副校长,他现在90多岁快100岁了。张腾宵就说我爸,他说我跟方华是好朋友,方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说过我坏话,说他是好人,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厚道的人,是特别诚恳的人。什么耍奸啊,我爸他没这心思,因为他不需要,他那个家庭环境不需要跟人耍奸。燕京的学历在人大就算很高的了,人又长得帅,大家都挺捧着他,啥都有,啥都很顺利,啥都能做好。我妈说话我爸为什么不爱听?我妈说我爸参加革命叫什么?就是大家哄着你大少爷玩儿,到了人大,大家又是捧着你大少爷玩儿,我爸特生气。我妈老是那种,好话不能好说,就想给我爸泼点冷水,我爸就特别不高兴。人家外头都捧着他,到家老是被泼冷水,他俩就是谁的话都不听,个性特强,我爸就个性特强。定:他那时候是不是在人大也挺有名的?方:那当然啦,都知道。我爸那人就是接受新东西比较快,比较聪明,口才也挺好,人缘也不错。当时我听他们说人大讲课有三个华:胡华,方华,铁华,注362三个台柱子,当时五几年就靠他们,最漂亮的课都是。业务不错,又是年轻气盛,三十多岁提的正教授嘛,五几年不是有苏联专家么,我爸是特受宠的,本来想让他去留苏,后来因为出身不好,结果没去成。我爸是爱去不去,无所谓。可是其实也是一个阴影。定:他还是出身受一点儿影响是吧?他后来一直也就是一个教授而已?方:对对。他在哲学系当过书记呀还是副系主任,反正就是到学校的中层。后来六几年的时候我听他跟我妈说,市委不是从人大调干么,要让我爸去市委宣传部,他跟我妈商量,说我去不去,我妈说:“你别去,你干不了这个,你就讲讲课还行。”他就认为我妈是踩咕他,可是又觉得确实也不想去,后来没去。事实证明我妈的判断又是正确的。我妈总是在几个关键时刻给我爸指出一条生路。她说你不能去,你不是当干部的材料,你当不了。我爸那人不跟人斗心眼儿,你想他一个大少爷,啥都不缺,他能跟人斗心眼儿么。还有一次是要调到北大,是冯定想让他去,又跟我妈说,我妈说那就看你是愿意在人大待着还是愿意上北大了,反正都是哲学系嘛,后来我爸想想,人大待着舒服,你想都熟,上下左右,所以还是没动。看来没动是对的,你换一个地儿,你重新熟悉,人心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清楚。听人们说,我爸六几年差点儿提人大副校长,不过没提又是一个好事儿。我爸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人大,从华大进城就成立人大嘛。他自己挺满意的,我妈老说他干到这儿就不上进了,也不写点儿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出书那个出书的,可我爸不听,你说你的,你说一千遍我也就是这样。反正我把课讲得挺好,而且我在哲学会和逻辑学会也都挺有地位的,是全国知名的,就够了。还要我写一大堆著作?我才不呢!反正高知的各种待遇我爸都享受,其中假期各种演出,不是都得订票么,都订上。同事来聚会来,一扯扯到“出去吃饭呀”,聚会啊宴请啊,享受啊,说说笑笑啊,同事要是打麻将,我爸是必被找去的,弄哪儿去了不知道。你让我闭门读书,我不干这事儿,人说你爸就缺这个,我说我爸不是干这个的人!(笑)其实在人大,他这个家庭出身,“文革”时人家也没整得他太厉害。“三红”啊,“新人大”啊,注363抢他打他,也没把他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老汉私人影院永久入口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无事。现在,他如果将齐国的公主娶回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齐国是大国,又是郑国的盟国,齐国公主不可能屈居妫氏之下,势必被立为嫡妻,这是妫氏难以接受的,也是世子忽不忍心看到的。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是收录于《诗经·郑风》中的一首名为“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人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北戎军被打败后,齐僖公慰劳前来救援的各国大夫,给大家发放牛、羊、猪、黍、梁、稷等牲畜和粮食,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齐僖公请鲁国的大夫为大家排座次。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僖公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鲁国的前任国君鲁隐公便是排座次的高手。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元前712年,山东的两个小诸侯——滕侯和薛侯同时来到曲阜朝觐鲁隐公,因为排座次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薛侯认为,薛国在周朝先受封,理应排在前面。滕侯认为,滕国世代为周朝的卜官之长,而薛国是异姓诸侯,滕国应当排在前面。薛侯姓任,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夏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奚仲的人担任了夏朝的车正(交通部车马司司长),建立了薛国。滕侯姓姬,周朝初年由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建立。在这场争执中,薛侯强调他源远流长,滕侯则强调他根正苗红,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答案是肯定的。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祭仲这一段故事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算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本来这个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上过大学之后,我不小心又看到了一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这本书对祭仲其人其事都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汪精卫的文章,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也视为不顾名声而保全中国之举。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汪精卫这么聪明的人会认为,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保全中国?扯远了,就此打住,让我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罢。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

                      家死鬼再怎么喊“老婆”她也不回应。他当然把这种悲痛都看在眼里。他甚至要比自家老婆还更在意贫穷的难受、欠债的悲哀,以及孩子的学费。然而就像他的小说从根本上成功地与现实绝缘一样,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要是不能成功地跟这些事情绝缘,就无处容身了。他把追债的看成拉曼确绅士[6]的风车怪与其战斗,向小姨子求爱也是将她比作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公主[7]。他明明从未相信过自己小说宣传用的那些固定说法——什么孤高的文学,吟游诗人的异类文学,却成功地做到了扬扬得意,成功地认定了“老子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家”。他虽然在小说根基与现实根基完全脱节的小说世界里玩耍,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自我欺骗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做到了只从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小说世界,于是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作品,成了自己的忠实读者,沉醉在自己的作品里,成功地蔑视并无视了自我现世之身的卑微恶俗。他就算不愿意,也必须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不然就无法在这现世之身的苦闷中咬牙活下去。同行和批评家如今偶尔还会在《文艺时评》的角落随便写上五六行孤高的文学、异类文学等固定评价——这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就不辞辛苦地凑合凑合随便写那么几句。然而他能欺骗所有人,却再也无法骗过他老婆了。因为他老婆不仅用头脑读懂了,还切身体会到了,她凭借亲身经验确定了其作品和现实在根基上相分离的事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老婆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在一栋整洁干净的公寓住下了,公寓名叫疑雨庄。这公寓的老板娘是别人家的小妾,想挣点零花钱,就缠着自己老公弄了套公寓,背地里则是为了出轨。她老公非常能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升酒,那方面又不行,老板娘从小是当艺伎的,不满足于狭小的环境,又是个贪淫好色的女子,所以一直很有技巧地和公寓的某些客人玩乐。每次她老公过来开始喝晚上这顿酒的时候,就会说:“咱们今天把那位客人也喊过来吧。”于是庄吉也被邀请一起喝酒。老板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美人,因为以前一直是做艺伎的,所以没有黄脸婆的味道,散发出浓厚的情色气息,丰艳而性感。她一声声喊着三枝老师,又是热情招待又是献媚讨好,把庄吉得意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那以后,他醉酒后梦游的香闺就变成了公寓老板娘的房间。喝醉了就开始大闹特闹,明明平常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这时候却用洪钟般的声音,像啦啦队一样狂热乱舞。真不知道这么瘦小羸弱的身子是如何发出这种声音的,脸上像镀了一层电镀般闪着光泽,一面拿手打着拍子,一面粗着嗓子又是礼赞这位妇人,又是向这位夫人求爱。因为声音在小公寓里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老板娘一边说“哎呀老师,您夫人会听到的”,一边又故意大声说话,明送秋波。庄吉也就越来越得意忘形,说道:“我实在讨厌我老婆,一年到头就知道剥剥笋,切切洋葱碎,哭个没完,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每天也吃不了几百根笋,所以她就用了妖术,一根笋能剥上五个小时。因为除了这妖术,她这辈子也没有其他本事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老婆可忍不下去了。日本主妇大多兼职做女佣,精力主要放在兼职上,然而本人又不是自愿辛辛苦苦做兼职的,老公没用,老婆跟老公又不能当朋友,就只好忍着眼泪剥笋皮。可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半句不提自己的无能无用,却说自家老婆是黄脸婆,是剥笋的女妖婆。不管哪家死鬼都会因为自身的无用无能把自家老婆说成维持家计的女妖婆,偷偷憧憬那些不能维持家计的风尘女子,这些男人全都是不走正道的阴险鼠辈,正因如此,老婆们才会把所有的娼妓艺伎小妾统统当成敌对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看不见、听不着也就忍了,一旦眼睛看到了,耳朵听着了,心里这把怒火收不住了也很正常。即便如此她都忍了下来,结果自己的老公却跟人家去看戏,喝得酩酊大醉,一起热热闹闹地回来,也不去自家老婆屋里打个招呼,就一直在人家老板娘的屋里大声狂笑,让人家给他喂酒。截稿日就快到了,自家老婆已经把空锅弄得叮咣乱响了,他却双眼发光横眉怒目瞪着老婆看。只要老板娘过来说句“老师来一下”,就连忙又没辙又高兴地出门,到了半夜还不回家,等到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小说已赶不及交稿。贫穷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死鬼的心理很复杂奇怪,他并不招女人喜欢。老板娘能如此轻易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幼稚笨拙,不过是个耍脾气的孩子而已,所以才博得了老板的信任。于是老板娘带他出门,再顺便带上别的男人,让他舒舒服服地喝醉,说句老师我想起来有点事要办、我去买点东西、我去见个人、我去叫个人之类的话脱身,随便找家关东煮店,给他弄点便宜酒喝,玩两个多小时再回来接他。她带出去的男人经常在变,但只有庄吉的情况完全没有变化。最近还越来越低三下四,只要这对男女一站起来说句对了老师,我们忘了件事……庄吉就嘿嘿傻笑着说不用什么事都打招呼,你们走好之类的,真可悲。他明白这种可悲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子里,然而他就这么点本事——被花心女人的丰艳魔力压得死死的,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他就乐得绷不住了,回想起来每次都是如此,也真是可悲至极了。又因为这种事也没法跟自家老婆说,所以他表面上威风八面,搞得他好像很受女人喜欢,是老板娘的意中人似的,什么“老婆啊原谅我”,莫名悲伤,感叹这就是艺术的可贵,疯狂迷恋那些完全不基于他本性编造的梦幻故事,把自己完全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流着泪大声朗诵那些作品,到头来却只感动了自己。在他老婆眼里,他傻得不能再傻了。对她而言,自家老公的小说已经一文不值,她骂了句没出息的玩意,你给我等着,然后就失踪了。其实,他会如此反常地迷恋老板娘,并不是因为爱情或是花心,而是因为在文学方面遇到了瓶颈。女人们对他完全没兴趣,而是利用他来出轨,小看他,践踏他。自己有多可悲,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为那些轻易就能看穿的甜言蜜语而心满意足、喜形于色,像个白痴似的。这并不有趣,也不好笑,只有悲哀。虽然如此,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失去了自信,他的人生就没有半点光明了。下意识地热衷于那些不有趣、不好笑,自己也不想干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颓废,是丧失自信注定会导致的结果。他老婆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他痛苦不已,感觉整个世界都快颠覆了。老板娘却冷冷地问他:“咦?您夫人出轨了?真是看不出来呀,老师您也太没出息了吧,难不成对她还有留恋?”一句句,话里像是藏了毒针,老板娘的本意他也很明白,就是极尽所能侮辱他俩,眼神中还透着半分嘲笑之意。可只要老板娘调戏他一句“老师您不如也出轨吧”,他就一切都不管不顾了,说道:“夫人,咱们去开房吧。来,走吧!”老板娘则苦笑道:“老师,您有开房的钱吗?”干净利落的一刀。庄吉宁愿脖子就这么一刀两断,脑袋干脆爽快掉到地上,钻进地里。可这脑袋却非常恶劣地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是撞到墙壁,又是被推拉门弹回来,还在柱子的棱角上蹭了一下鼻子,苦着脸转了五六个圈。自己明明想闭上眼,塞紧耳朵,一溜烟似的逃走,却有一个像是妖怪的不明生物在耳边不断低语,让自己翻脸反驳老板娘。“我很穷,我三枝贫穷是人尽皆知的。我是艺术家,我很伟大。我就是穷,我没辙呀。”自己在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可是腰使不上力气,感觉身体僵住了似的,想逃都逃不掉,于是自暴自弃,吼出一些自己都始料不及的话。“是呀,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呀。”老板娘靠在入口的门上说。正好有一个男人拿着毛巾和肥皂来到走廊里,这个男人也是那些男人的其中之一。“哎?什么死不死的?”“我说不到死都治不好呀。”“哦,你说那个‘白’开头的词呀[8]。”“对。”老板娘点头,“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吗……梶先生,今晚能带我去喝点小酒吗?”老板娘和男人并肩走掉了。过了几天,庄吉的老婆回来了。没办法工作比什么都难受。正因如此,自己才会陷入这种窘境。还是工作最重要。可是,为什么没法工作呢?女人、酒,都是梦中梦,幻中幻,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给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写了封信,信上说目前自己想跟老婆孩子分居,一心投身于创作活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尽快给我回信。而按吉回信说不巧没有空房。一接到回信,庄吉就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已,是那种离了自家老婆一刻也活不了的男人。“喂,他说没有空房,那就没有办法了。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咱们去小田原吧,我们在那边重新开始。”“我不想去小田原,去了就没法跟我妈在一起了。”“那也没办法呀。稿子写不出来,又没别的办法,总之先去小田原专心投入创作,写本杰作!”“行李怎么搬啊?”“咱们可以拜托人家,先寄存在这儿嘛。”“你付房租了吗?”“稿子还没写出来,之前还预支了薪水,那边估计不会再借钱给我了,我得去小田原,总之,只要不在这个房间我就能写出来,要是能写出来,房租根本就不算事。”“所以说,现在要是不付算什么事?连夜逃跑?我们还有行李呢!”“我都说了,你去老板娘那求个情,跟她说说,她会理解的。”“你去吧。”“我不能去。”“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庄吉双手抱臂,神色黯然,不吭声了。他老婆自己毕竟也刚失踪回来,也想平复一下自家死鬼的旧伤,就说道:“那我去吧。就算她叨念房租的事儿我也不会在意的,咱们堂堂正正地离开。”“嗯。行李的事儿也拜托你了。”老板娘听说了这事儿,突然一反常态,心情大好,马上就答应了,紧接着跑到庄吉这儿寒暄道:“听说您要回老家是吧。真舍不得您。您要是来东京,别忘了顺道来看看我。您在银座附近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紧,我会马上赶过去的。哪怕大半夜叫醒我也没事。今天我给您开个送别会吧。”“可是,我们得赶火车,所以……”“哎呀,小田原这么近,坐几点的火车不都能去嘛。那老师,我们没有佳肴只有美酒,您就赏脸喝几杯吧。”“我们得趁在天黑前赶到车站……”“哎呀,这还是您自己家呢。我说夫人,您这么无情,就有点过分啦。夫人,就一个来小时,行吧,借用一下您家老师。夫人您还要整理行李吧。老师您真是的,太见外了。”庄吉被拉到老板娘屋里,接受了老板娘的一番招待。由于行李已经整理好了,于是庄吉度过了万分懊恼的一小时。“已经到时间了,我们走吧。”“哎呀,菜才刚上齐呢,我们正要开始吃呢,老师,您说是吧?”庄吉老婆理都没理老板娘这番话,抓着醉眼蒙眬、满脸通红的自家死鬼的胳膊。“来,我们走吧。”“你也喝一杯!”“您看吧,您这么干会被讨厌的。您夫人太不识趣了,是吧老师。”“我识不识趣不用你操心!你算什么呀!不就是个从艺伎堆爬上来的小妾吗!我是他原配夫人!”庄吉老婆这会儿莫名其妙地嚣张起来了。庄吉还没有醉到不知分寸,回老家的悲惨还堵在心头没有消去,这会儿他竟老老实实站起来了。老板娘一下子站起来,走到庄吉身后,想给他披上呢绒大衣,庄吉老婆一声不吭,强行夺过自家老公,像是把小个子庄吉抬出去似的,用力把他推到了走廊上。“老师,我等您来东京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呀!”庄吉想回头寒暄一番,却被自家老婆捏着脖子往大门口推,庄吉晃晃悠悠踉踉跄跄冲到了大路上,毫不掩饰地回了个头,已经看不见老板娘的身影了。“嘁,活该!真痛快!”自家老婆怒气冲冲,老板娘多半已在屋里捧腹大笑吧。庄吉比自家老婆受到的调戏、侮辱、玩弄、嘲笑要多得多,这点庄吉心知肚明。然而,这只能怪自己,怨不得别人。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最要紧。于是庄吉回老家了。☆☆☆他母亲一直在小田原的老家过着孤独的守寡生活。她的生活真是既坚强又孤独。她常年担任小学教师,过着男人婆的生活,而且从她跟丈夫结婚的时候,她就习惯了孤独。因为她丈夫是外国航线的船长,大部分时间住在海上,偶尔回家也经常待在青楼深酌高唱,偶尔还把当时还是学生的庄吉带出来,让自家小子在青楼留宿。跟老公每次见个面,就像剑客跟其他流派的人士比武一样漫长,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亡夫的遗产很快就被年幼的庄吉用完了,房子和土地被债主强行征收。执达吏[9]来了,庄吉逃了出去,过着文学少女和过家家一样的日子。稿子卖不出去,酒店、米店、房租追得他四处逃窜,在别人家蹭饭吃,在各地辗转奔波。庄吉猜想她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肯定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就骗她说孩子病了,向她伸手要钱。但她已经想好了——一个子儿都不给庄吉。庄吉每次被房东赶出来,无处蹭饭的时候,就远远逃到小田原,勉强糊个口,等写出了稿子,定好租处就赶紧走人。两人完全没有什么母子之情,他母亲只觉得庄吉是个超级大麻烦。不过当时对庄吉而言,有一个极大的希望能够慰藉他回老家的痛苦——东都[10]头号大型报纸委托他在上面连载小说。虽然庄吉最近在报纸连载上赚的那点钱连劣酒都喝不痛快,但这会儿要是抓住了报纸连载机会,尤其是委托他写连载的这家一流报纸的连载机会,他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大家都说庄吉的文学是孤高的文学,是斯多葛学派[11]人士,说得他本人也动了心,但实际他心里想法并非如此,他最想要的是钱。因为穷太难受了,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种带有妄想色彩的看法: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钱算什么,只要写稿就好。如果有间安静的房间供自己闲居,能不受老婆孩子烦扰的话,说不定就能忽然写出一部杰作来。然而他其实有着一双最为冷酷的“鬼眼”,他知道世人把文学看作艺术,是一种妖魔化的、纯粹又神秘的神作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歌德也是因为偶然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感动,想着也来模仿一下,就匆匆忙忙写出了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却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自古以来,许多杰作都是作者想要钱,为了钱而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巴尔扎克为了赚到享乐的钱而写作;契诃夫为了赶在剧场主规定的苛刻交稿期限前交稿,才苦着脸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按照读者的喜好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所有的恶俗交易,同时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能够把这些恶俗交易化为天赐的灵感,化为写作活动的源泉运用自如。他们就算答应通俗杂志的最为恶俗的约稿,也能写出杰作。这些道理其实他都明白。事实上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自由是一种重担,很多时候,别人让他自由发挥尽情书写力作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多少真正想写而不写不行的东西。因此,每当通俗杂志来约稿,告诉他“就给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容易借机创作出一些独特的作品。因为作家自己一个人想东想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困在圈子里,很难走得出去。如果给他一个未曾想到过的线索,他就能轻易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开展一些无法预测的活动,同时发现新的自我。因此,什么再也没人吵自己,跟家族脱离关系,尽情书写杰作的念头都只不过是嘴上念念阿弥陀佛。杰作这东西,就算哼着歌,在吵闹的小巷子里也能写得出来。那种在宁静的房间里安稳地坐着就能写出来杰作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悲惨的迷信。同样,不图名利,只尽情本着良心干活儿的这种精神主义也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要想把作家拥有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就需要精神上的激励。谋求名利就是精神上的激励。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不管天生有多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全都发挥出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一旦作品遭到世人的无视,也会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写一些愚作,一个劲儿地

                      ?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联特工说”。其中,“苏联特工说”出自于脱启明所著的一本《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系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书中转引了据说是来自于苏联特务机关的人事档案资料。该书似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我通过挖掘日本方面的史料,又发现,传统的“河本大作说”,证据仍然相当充分、相当扎实,其可信性仍然是压倒性的。在这一方面,证据十分充足,为免繁冗,我在此,只列举其中几条关键的史料如下:谋杀张作霖的第一号嫌疑人——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本人,在1953年4月11日于中国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内所写的一份笔供,很清楚地承认了自己谋害张作霖的事实。河本大作的供词,收录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文译文,是这样的:“……当时,(张作霖)东北军败退出关,(日本)关东军依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准备对东北军进行缴械,但是,依照当时的规定,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要首相田中义一的一种特殊背书令,而田中义一由于受贿(收了张作霖的钱)的关系,和张作霖是一伙的人,所以,他迟迟不肯签字,于是,关东军就这样错过了对东北军缴械的最佳时机。因此,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感到极度的不安,并对关东军表示了非常的不满。如果晚一点儿再缴械,就可能要与东北军发生直接的火拼了,而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暗杀掉张作霖,并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暗杀张作霖的决定,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所作出的。皇姑屯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答应(我)承担实际爆破的任务,并最终是由东宫铁男操纵爆炸装置,将张作霖给炸死的……”熟悉中日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河本大作的自供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行为逻辑的。不但如此,河本大作在(暗杀张作霖之后)回日本期间,私底下对他的好友小矶国昭承认过自己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这一条史料,相当的关键。据日本军人小矶国昭在其《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小矶国昭在东京车站接他,河本大佐当时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自己是杀死张作霖的凶手。《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这个证言,转引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写的资料《满洲事变》。还没完,还陆续有证人。当年身在东北与河本大作打过不少交道的日本侨民菅原宪亮的证言也表明张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划谋杀的。菅原宪亮在回忆文章《奉天特务机关长》里面,有一份这样的证言,收录在史料《土肥原秘录》中:“……我在奉天(沈阳)一家日本商业公司当经理……当时,日本侨民在满洲的权利受到(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侵害,几乎已经陷入绝境。我向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参谋诉苦,请其设法帮助(日本侨民)解脱困境。河本大佐苦思焦虑、研究对策,终于拟定了一个计划(即炸死张作霖)。我从一个买卖人的角度,极力支持这一计划。土肥原贤二也深知此情,并预祝这一计划的成功……计划逐步实现,皇姑屯车站终于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我赶赴现场,只见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奉军(东北军)士兵……”其实这还不算,还有更多的证人。依据曾经担任日本驻华公使、亲历了中日战争的重量级战犯重光葵回忆:张作霖的确是被河本大作谋杀的。而且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是为了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陆军省当时认为:与其公开本案的真相并公开处罚责任人,还不如让本案永远留在云里雾中,日本可以糊弄国际舆论,逃脱道义的谴责。重光葵的这份证言,出自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华内幕》(又名:《昭和之动乱》)。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相当日本战时的军部)编写的正史《大本营陆军部》,也是这样记录的——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中国对《大本营陆军部》这本日本史料进行了摘译,出版了《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一书,分上、下两册。书中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因为(首相)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对(张作霖)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私自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该案不但主谋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村冈长太郎也参与了策划……”换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说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认的。不但如此,还有日本战犯城野宏、伪满洲国汉奸臧式毅、日本军人仪我诚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个事实: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这些人的证言,大同小异,在此不赘述。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状,还有相当多的人证:菅原宪亮、小矶国昭、重光葵。此外,还有更多的证人:城野宏、臧式毅、仪我诚也……相当多的证人证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可是,我们毕竟又无法忽视脱启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所主张的“苏联特工暗杀说”,毕竟列出了据说是摘抄自苏联特务机关人事档案的有力证据。事实上,当年的张作霖,的确是狠狠地得罪过苏联。首先,苏联立国之后,苏联国内的反叛残余——效忠沙皇的白俄军队逃亡到东北被张作霖收留,苏联抗议多次,无果而终,怀恨在心。其次,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共产党人。对于此,苏联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也就是说,苏联的确存在报复张作霖的充分理由。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谋杀案件的认定,都需要举证。既有日本人自称是凶手,也有苏联人自称是凶手,张作霖这个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综合苏联、日本两方面的现有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认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1.河本大作和苏联特工,都有暗杀张作霖的计划。2.河本大作抢先成功实施了暗杀,苏联特工晚了一步。3.苏联特工获悉张作霖死讯,回国谎称是自己所为来冒领功勋。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设。可是,这样的假设,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日本、苏联双方都有人“争当杀死张作霖的凶手”这样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的档案里面,会留下苏联特工自述杀死张作霖的记录。大家也一起来琢磨琢磨?

                      吴佩孚暴毙内幕

                      关于吴佩孚的死,其贴身心腹汪崇屏,在台湾的史料里,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日本医生,是吴佩孚的铁杆哥们齐燮元请来的,而日本医生在给吴佩孚动手术之前,实际上吴佩孚已经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1939年秋,吴佩孚因吃饭时被鸡骨卡住,而患上牙病,经过中、日、德多个国家的医生治疗无效,进入高危状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的部下齐燮元请来一个日本医生,给吴佩孚动手术,手术之后,吴佩孚当场身亡。吴佩孚的命案是民国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扑朔迷离的命案之一。此案牵涉牙科手术,是故意杀人还是医疗事故?由于当时没有及时进行司法鉴定,如今要回头将本案的事实真相彻底还原,恐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似乎只能回头检证吴佩孚身边人的说法,借以参考。首先,我们看看吴佩孚的孙子吴运乾、吴运坤在《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的说法:“……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吴道时)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水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显然,吴佩孚的孙子们一口咬定: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吴运乾、吴运坤二人,当年的年龄分别为8岁、10岁。他们的证言,只有参考价值,恐怕不能单独成立事实。我们再来看吴佩孚生前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这册资料中的说法:“……当吴氏(吴佩孚)患牙疾恶化之时……大汉奸齐燮元主张请日本牙科大夫伊东丰作及外科医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后由川本、冈野等带至吴宅,或谓其带至之时,即有意不利于吴氏。伊东旅京甚久,治牙系其专业,兼有时名,何致拔牙之后,复经消毒反形增剧,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带已哑致不能发音,此诚令人大惑不解,吴左颊红肿,医谓脓血填溢为害,议请寺田稍动手术,俾脓血向外溃流,但颊之与喉,部位悬隔,何以一经开刀及喉部,奇离如此,索解莫由,吴氏病卧在床,妻子未离左右,儿媳扶头,齐燮元在场,寺田开刀,致哎哟一声,立与世辞,伊东等借去取强心剂为词溜出吴宅,伊东未溜之时,宅中随从人等,势与伊东、寺田拼命,经吴夫人含悲忍痛拦阻方平息,当伊东在楼上治牙之时,吴之旧部(我在场)约百余人在楼下静候消息,一闻逝世,莫不失声痛哭,如丧考妣,吴氏死后,物议朋兴,集矢于日本军部,为平息众怒,爰请吴之秘书长陈廷杰与参谋长张佐民至电台,讲吴氏逝世经过。陈、张无仪秦之舌,亦无法代为辩护……”可见,作为吴佩孚随身翻译人员的陈文会也认为: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在吴佩孚死亡的现场,还有一个部下叫李炳之,也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写下了如下的证言:“……吴佩孚几天之前吃饭,被鸡骨头卡在了金牙里,嗓子肿了,吃不下东西,曾经找日本大夫伊东来拔牙,将牙拔去之后,肿也没消,仍然饮食不进,今天又由齐燮元介绍另外一个日本大夫前来诊治,在场的只有(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和齐燮元二人,据大夫说:‘非动手术不可,但不上医院、不用麻药,就动手术。’连张佩兰也认为不妥,但齐燮元坚持说:‘不要紧,没问题。’于是就由日本大夫动了手术,一刀子进去,只听见哎呀一声,吴佩孚就断气了,现在日本大夫还没走,已经过了三个钟头,大家都在等待吴佩孚缓过这口气呢……不久,请来了一个德国大夫,上楼匆匆一看,急忙下楼来,用中国话说:‘不行了,没有脉息了……’”李炳之的言辞比较中立,他既没有认定日本医生故意杀人,也没有为日本医生开脱。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此人叫张绍程,是吴佩孚儿媳妇的叔父。张绍程的说法,也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原文照录如下:“……吴佩孚……患了牙症,本来病并不严重,初请中医郭某敷石膏药……拖延了时间,口腔发炎,家人改请德国医生史蒂夫斯诊视,经化验说是白细胞多、红细胞少,恐转入败血症,最好住院开刀动手术,家人劝吴佩孚住院,但吴佩孚坚持不进德国医院,但是想请德国医生到家中来开刀。德国医生认为吴佩孚家中卫生环境及设备条件不适宜动手术,于是不来。齐燮元看德国医生不来,则改请日本医生。吴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吴佩孚并不反对日本医生来。齐燮元说:‘(吴)大帅是中国的重要人物,德国医生不来,就该请日本医生,如果你们不同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担负得起责任?’吴的家人于是只好听从齐燮元,请日本医生伊东来开刀……动手术时,张佩兰执吴的左手,(儿子)吴道时执右手,(儿媳)张义先扶吴佩孚的头部,日本医生伊东的手术器械简单,而且没用麻药……在刀割处一勾,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医生说身体太弱,没有办法挽救,勉强打了一支强心剂,当时吴的卫队有几人,一直吵闹,责问伊东,齐燮元急忙阻止,不让卫士们吵嚷……”张绍程作为吴佩孚的亲戚,他也没有就本案的性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吴佩孚晚年的贴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写了一篇《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注:吴子玉即吴佩孚),收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当中。在这本访问纪录中,汪崇屏所讲述的吴佩孚死亡的全过程如下:“……(碎骨头嵌进牙缝)饭后,找了一个日本人叫伊藤的给他治疗,伊藤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我们大家都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他不是牙医,只是个镶牙的,他将吴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没有消毒,因而进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肿了……吴佩孚的家人将姓曹的中医找来,此人是有名的庸医……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晚上10点吃的药,刚过12点病情就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到了(12月4日)凌晨2点钟,人已经差不多要完了,将他的儿子找来准备后事……结果又吃了(曹中医)的一服药,进而发烧……吴于12月4日逝世,逝世前两天,病已严重,即使日本医生不开刀,他也绝无痊愈的希望……请了德国医生史蒂夫斯来诊治,发现吴的白细胞太少,非常危险,需要手术……至12月3日深夜,吴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将孙丹林找来吩咐后事……12月4日晨,德国医生要求入院开刀,吴不肯去……这时齐燮元、符定一、川本带了一位日本医生(姓石田)来,吴佩孚坚决不肯让日本医生治,齐燮元又气又急,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让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燮元说罢,带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楼,强行给吴佩孚施行手术,我当时对齐燮元说:‘(吴)大帅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日本医生担此恶名?让他(吴)安静离去吧。’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日本医生点点头,说:‘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燮元哭着下楼,顿时大家一片哭声。一些年轻将士在楼下闹,说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不敢动。我当时对他们(年轻人)说:‘(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日本医生)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狈……”可见,作为吴佩孚贴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说法则截然相反:吴佩孚并非死于日本医生故意杀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那么,侵华日军那边的人,对于吴佩孚的死,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当事人、侵华日军高层人员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的说法:“……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决定以土肥原贤二为目前的负责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提出的出马条件与日本军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是旧军阀,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马无益……土肥原贤二采纳了我的意见,打消了推举吴佩孚的意图……后来随着汪精卫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设想自然也就不积极了……因此,促成吴佩孚出马的工作至此中断,重新改为以开封为起点,利用吴佩孚的声望致力怀柔杂牌军……但是,吴佩孚在当年12月4日因治疗牙病引发了败血症,突然死亡,这项工作也就结束了……吴佩孚死后,重庆政府对其大加赞扬……而他们对吴佩孚本人的真实(亲日)想法却无从知道……”显然,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仍然对日军有利用价值,他的死亡是突发事件,与日军无关。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日本军人——陆军省人事局额田坦的证言,收录在《土肥原秘录》里面:“……我只见过(土肥原贤二)仅有的一

                      飞,大家会相继去穴居的。这事不用刻意去做,只有在自然而然形成的状态下才能体验到真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石器时代有毛巾、被褥、衣服这些东西吗?”“当然没有了。”“那您为什么穿着衣服呀?给灾民发放的毛巾您也不应该收,您为什么收了呢?”“没事,这不要紧。”“为什么呢?您这不是背叛了这种难得的自然状态吗?”“没事,不要紧的。早晚有一天,就没东西可接了,到时候,大家都会裸着身子。”“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会胜利吗?”“日本一定会胜利。‘有’这种思想倾向就应该灭亡。‘无’的思想是不会输的。”“当然了,没什么能比‘无’更糟了呀。”“不,‘无’会灭了‘有’。”亮作无力的双眼中闪着诡异的光芒,中的毒似乎越来越深了。美军对日本各个都市的轰炸大致告一段落,夏天来了。由于美军即将登陆伊豆半岛(尤其是伊东地区),人们可说是闹翻了天。这里地形本来就适合登陆,又是铁路的终点,于是一些好像煞有介事的流言就传出来,说敌人要把这里当成基地,向东边打到首都去,于是当地的人们也开始相信这里就是双方在日本本土的第一战场。仿佛是从侧面证实这一传言似的,有一个师团[9]在伊东四周的山上到处挖洞,想偷偷藏起来埋伏着,等着敌人上岸。亮作也被强制拉去用吊网搬运沙土了。山鞍上的小道从伊东延伸出来,通向四面八方,小道上挤满了搬着财物打算逃离这本土第一战场的人们。处处可见有人在用亏本价甩卖别墅,却没有人买。野口也放弃了。就算伊东不是本土第一战场,太平洋沿岸离东京这么近,迟早也会变成激战之地。这附近整片山,整片海肯定都会喷出烈火,整片天空肯定都会飞着导弹。所有的房子、树木都会被炸飞,只剩下放眼望去被掀了个底朝天的土地。住在这种地方,简直就是自杀。出人意料的是,因为野口自己在轻井泽还有别墅,所以很轻易就放弃了伊东的别墅。野口只能在被炸飞前卖掉别墅,躲到轻井泽去。就算便宜,也比白白被炸飞强。虽然别人家的别墅都没卖出去,但他却很有信心能把别墅给强行推销出去。野口冥思苦想:亮作那个从不离身的包裹里到底有多少钱呢?“梅村,我们打算撤到轻井泽去。您不考虑考虑买下这别墅吗?带土地,带温泉,只收您一万日元。简直就跟白给没两样,不过是卖给您嘛,一万日元我就出让了。”亮作一直在外搬沙土,对城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别墅的那帮人乱作一团,他们把别墅和带不走的东西都以超低价甩卖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买,因为镇上的人都深信敌人会登陆。亮作并不是不相信,他只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才能保持淡定,看着所有的人渐渐迎来穴居的命运。亮作一直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当时他的家被烧毁,最难过的就是无处安身,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悲伤了。因为成百上千万的同胞都跟他一样了。然而,亮作并不是不想要。亮作想着,如果自己以超低价买了别墅,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避开战祸。到时候他现在的命运就整个反过来了,他可能是少数有家的人之一。跟镇里的别墅不同,野口的住处在平原的尽头,孤立在田地之间,说不定有可能免遭轰炸。说不定,他可能会成为这镇上唯一有家的人。这么想来,亮作又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野口开的价太高了,他憎恨野口如此狡猾。“比这大十倍的气派别墅才卖五千日元,就算这个价钱都没人买。想想也是,一两个月以后,别墅就会被炸个灰飞烟灭。租住一两个月顶多也就一百日元房租,你的房子也就三十日元吧,三十日元都算贵的了。”亮作残酷地笑着。“您别开玩笑了。我这别墅跟那些会消失的别墅可不一样,我这可带着土地和温泉呢。就算几十吨炸弹炸下来,也不能把它们怎么样。”野口皮笑肉不笑地还嘴。野口心想,看来他身上没有一万日元,这价钱可能太高了点儿。于是又看似愉悦地继续这场专横霸道的谈判。“您可别多心呀。打个比方,光是别墅的话,即便是玉楼金殿可能也没有人买。现在我们被敌人逼得山穷水尽了,对我们而言最大的财产是什么?不用说,就是能自给自足的土地呀!是田地,明白吗?现在虽说是这种情况,但是等以后恢复和平了,田地就会跌价。到时候什么能卖高价呢?这片土地上首先排在第一位的不就是温泉吗?伊东镇上可能家家户户都有温泉,但温泉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这里的温泉可是自喷温泉呀!伊东可没有几处自喷温泉呀,那些大部分都是用泵抽上来的。把现在最大的财产和未来最大的财产合二为一,而且不管是空袭还是舰炮轰炸,这都是绝对不变的财产。这卖一万日元还太贵吗?我是跟您熟才这么便宜就让给您。不管是谁,听了这一万日元的价格都会扑过来的。而且,要是素昧平生的人,我也不会一万日元就卖了的。恕我直言,您现在家也烧没了,一无所有,我是想多多少少为您尽一份心呀。一旦咱们分开了,就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了。于我而言,这是最后的友情。虽说我非常想把别墅免费送给您当临别的纪念品吧,可惜我的家也被烧了,没法这么大方呀。”“就近代战争的登陆地点来说,激战后都是满目荒凉,山的形状,河流的走向都会改变。没有草,没有木,没有鸟,没有虫,什么都没有。伊东镇在哪儿,应该都找不到了吧。您这块地到时候没变成河流或是沼泽就不错啦。想要以温泉镇的身份复活也得花个二十年吧。那时候,估计我都已经死了吧。”亮作又残酷地笑道。“这样一来,日本就亡国啦。”野口反击道。“日本会在失去一切后取得胜利。回归太古,到达太虚,新世界的黎明将会出现。日本是太虚,是太阳,是新世界的盟主!这是《记》《纪》[10]里预言过的,是历史的必然!”“但愿如此吧。话说梅村,就算您藏在洞穴里过日子,人也得吃东西才能活下去呀。在洞穴里过日子可没有配给拿呀。没有自己的田地,您要怎么办呢?这块地可是既有鸡棚又有鸡呀!就日本现状来看,岂不是跟王侯贵族一样吗?!首先,我要是把这别墅卖给了别人,您就会被从鸡棚里赶出去。可没有人会打包把您也买下来呀。”这一下戳到了亮作最痛的地方。如果真有人来买,亮作难免会被赶出去。然而亮作没有退缩。“好啊,请吧。请您去找别人买吧,不必顾虑我。我好久没去听戏看戏了,我还真想看看拿一万日元买这房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呢,就让我最后乐一乐,从鸡棚撤了吧。”看来一万日元够呛呀,野口想。自己凭着街边摊抬价的手法先定了一万日元,确实太高了,这个价钱不会有人买。因为不担心被赶出去,亮作才会有机可乘,如此嚣张。“那我就真的卖给别人了?”野口脸色微变。“嗯嗯,请吧。我都快忘了乐是什么滋味儿了。”“有人出五千日元,我拒绝了。不过,我也不想拿命换钱,所以比起被砍价,我更怕耽误时间。您好像认为别墅接二连三在卖,不会有人买我的别墅,在这大战的生死关头,也有精于算计的商人呀。我也是相当震惊了,居然有到处买别墅的人。”“我之前听过类似的事。不过,就我听到的而言,更像是到处捡别墅而不是买别墅呀。因为没必要到处买,很多人都扔下别墅逃命去了,据说只要给点搬家费,他们就会很高兴地卖给你。”看来大家都知道了。野口恨那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主要目的还是做成这笔买卖,哪怕能卖贵一分钱都行。“您好像又误会啦。别墅当然是免费的,但我这钱不是别墅的钱,而是田地和温泉的钱。”“这样的话,就一千日元吧,这价可能还高了点儿。”“这田地跟温泉才值一千日元?!”“嗯,一千日元。”“您是怎么算出这个价钱的呀?!麻烦您教教我,我学习一下。”“假设敌人两个月以后登陆,别墅两个月的租金是六十日元。要是敌人四五天以后就登陆的话,这些钱就全赔了。等到两个月以后,这里有十几年都会是荒芜的沙漠,土地和温泉也不值钱了。值钱的只有这三十来只鸡,还有现在田里长的那些蔬菜而已。这些按贵了算,加一起最多也就一千日元。如果还没吃完敌人就登陆了,那也就全赔进去了。考虑到这些再折半的话,五百日元应该合适吧。”“您又砍掉了五百日元?!”“嗯,是这样。就算这样我还嫌贵呢。”“您还要砍?!”“嗯。”“砍到多少?!”“也许明天敌人就会正式打过来。也许今天晚上,不,大岛[11]附近已经能看见敌人的舰队了,说不定下一秒空袭警报就会响。”“原来如此,所以呢?”“免费。”“您要免费拿走是吗?哎呀,我真是荣幸之至。不巧,到时候我得吃鸡跟蔬菜,不能双手献上。”“我一千日元买了吧。”“哈哈,您要买是吗?出一千日元呀。”“嗯。要是我刚买下敌人就登陆了,也就算我倒霉。我不能放弃,放弃了就输给这场战争了。虽说这一千拿来当鸡棚的租金是有点贵,不过都拜托您照顾这么久了,就当是给您的谢礼吧,我就不再杀价了。”“原来如此。真是受益匪浅,居然有这么多种算法哟,我真佩服您呀。不过我很奇怪,您怎么就没再往上爬一爬呢?您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一千日元的东西定成十日元,自己还能把这笔账对上。您是一个能把方的说成圆的,还能把道理解释明白的人。就算您把白的说成黑的,也肯定能证明其中缘由的。您这么会算计,怎么一辈子就这么穷呢。梅村,您明白为什么吗?您为什么会穷呢?您明明想怎么算就怎么算,是吧。因为呀,您那一套算法只对您自己有用。世人不吃您那一套。方的就是方的,白的就不可能是黑的。”“不能按照公式来,因为现在在打仗。世事难料,这句话您该不会忘了吧。”“您又用世事难料这种巧妙的说辞来轻易下定论,编出一套自私自利的话来哄骗人了。不过,这样人生就太没意思了。对吧,我打个比方,您买了房子,就算不是战争时期,房子也可能在哪一夜失火烧掉。您买了温泉,温泉可能会因为地底发生变化,突然冒不出来水了。您买了牛,牛可能第二天就死了。要按这个道理讲,五千日元的东西不都能说成一千日元、五百日元、免费吗?不过,按道理讲,确实也有可能免费。因为买下的当天,就可能烧了,死了。我说您,不能仗着这种道理来为人处世吧?”“不,能的。是您把平时和战争时期搞混了,做了假账。这是一个大家丢掉别墅逃命的时代,是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在渐渐失去价值的时代。您算的这笔账才是自私自利呢。”亮作的眼睛散发出诡异的光芒,嘴巴抽搐着喷着白沫。他近乎疯狂地确信着。野口不慌不忙,错开了争论的焦点。“我是这么想的。只要日本没有灭亡,人类没有灭绝,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希望就会寄托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如果一无所有,就悲哀至极了。因为谁都说不好以后还有没有给我们薪水,给我们粮食的机构跟体制呀。要是一无所有,就只能像过去的野武士[12]那样靠当强盗谋生了。您这把年纪,强盗也做不了啦。我可不是在跟您开玩笑呀。只要是日本人就肯定会感到这种不安。到那时候,如果有田地和温泉,哪怕强盗横行,也偷不走田地和温泉呀。在这场悲惨的战争中,拥有田地和温泉不就是生存的价值吗?这房子也不一定会被毁呀。就是说,房子可能会被毁,可能不会被毁。人必须要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快乐的事。不过,我这可不是给梦想开价。这田地和温泉是五千日元,面积有六千坪,这一坪还不到一日元呢。恕我无礼,您这一辈子,如果不是战争,做梦都不会有六千坪的田地和温泉吧。这可是人皆称羡的温泉呀!是只有少数阶级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呀!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请您自行选择您的命运。五千日元我就卖。您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吧。”亮作从不离身的包裹里有七千多日元,这是他在野口手底下做事这五年来攒的钱。如今一切都靠配给,基本上不用什么生活费,信子和克子有姨姥姥的资助,也不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所以亮作就迅速攒到了这么多钱。他最害怕的就是老后孤独一人。这份恐惧的根源来自他一无所有,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没有才能。而且,他已经五十岁了,更何况,他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买下这处别墅。能拥有房子、田地甚至温泉,简直太棒了!说不定只有这犄角旮旯的房子能免遭战祸,他自己也真的觉得这房子会有幸存活。就算房子没了,只要有这片田地在,他就能过上安稳的晚年。如果他没有钱,他可能会为了买下这处别墅而去当小偷。不巧他正好有能买别墅的钱,所以才不想掏钱。他感觉很失落,像是这笔钱要被骗去,要被偷去似的。不过,即便如此,有房子,有田地,有温泉也没什么不好。自己从没想过会有这一天。亮作期待得快要上天了。美妙的人生,美妙的战争!他那要哭不哭又皱巴巴的脸上浮起了暧昧的笑容。“那,我两千日元买下吧。”“您说什么呢,我要不是着急逃难,也不会这么点钱就卖了呀。现在五千日元能买什么呀?我不该跟您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的人谈这个的。我也是一路摸爬滚打才终于得偿所愿,拥有这处别墅的。您要是想用一点点钱来玷污我的别墅,我还是放把火烧了它更好。”“我这不是玷污,我没有钱。”“那就请您别再说了。没钱的话,就没什么好谈的了。”“那我们三千日元成交吧。”“谁跟您成交啊?”“我只有这么点钱。”“所以我都说了,要是没钱,您就别再说了。”“您真卑鄙。”“我怎么了?”“您既然跟我这种住在鸡棚里的人谈买卖,就应该把成交金额控制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啊。”“我不跟您争。您要是律师,杀人犯该有多开心啊!恐怕小偷和诈骗犯都是正当职业啦!债权人倒成了罪人了。”“您是要嘲讽我才跟我谈这笔买卖的吧。若是如此,您可真就是罪人了。”“被您说成罪人,也比被您称作善人来得好。”“您给我尝一点甜头,让我满心期待,又把我推落到谷底。之前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还能满足于鸡棚的生活,像这样把我一把捧上天,又推我下来,我就没有之前那种平和的心境了。您害我绝望了。就像是折断了我的手脚再把我甩开,然后命令我:来,干活吧,活下去!您这是要把我怎么样啊?”“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只会卖了这片土地和房子,撤到轻井泽去。”“那,两千五百日元,请把一半土地,一半房子,一半温泉卖给我。”“等我找到另外一半的买主吧。”亮作皱起脸,肆无忌惮地掉起眼泪来了,他哭诉道:“我已经忘了那些悲痛的过去了。不忘掉那些悲痛的过去,如何在鸡棚里活下来呢。我拼了命努力,才总算习惯了这跟蛆虫一样的日子。我不顾脸面,终于建立起了一种没有希望也能活下去的心境。这些就是我全部的财产。您拿走了我全部的财产,于是那份早已忘却的悲痛,不,比那还要更剧烈的悲痛砸进了我的心里,这悲痛就像火球一样在我的身体里滚来滚去,疯狂乱窜。就像三月十日那场可怕空袭的火焰烧着我的后背,步步紧逼着我!我该怎么办才好?!比三月十日那场空袭还要可怕的舰炮轰炸声正在我脑海响起。整个天空布满烈火,山摇、岩碎、地裂,到处都喷着火!所有人都抛弃了我,我已经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呀……”亮作喉头哽咽,突然哇的一声哭倒在地。野口不知怎的,觉得亮作有些可怜。野口心想,虽说三千日元只够拿来当临别赠礼,不过别墅迟早都会被毁掉,以三千日元卖掉也比丢掉好。然而说实在的,野口就算想试着同情亮作也没用。在战争这冷酷恶魔的道路前方,等待大家的都只有命运而已。谁都无法凭借自身的意志逃脱,谁都不知道自己一小时后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同情别人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的愚蠢行为。“哭什么,战场又不是只有这里。或早或晚,全日本都会变成这样。我真羡慕您的处境,还能有机会贵呀便宜地挑三拣四。”“那,我就豁出去了,一口价,四千日元。请四千日元卖给我

                      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鲁隐公愿意按照约定奉还大政,退居二线吗?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不愿意的。艺人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尚且频频出镜,不愿退出舞台,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国君?大夫公子翚,也就是当年不听鲁隐公号令擅自率军参与围攻郑国的那位仁兄,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国君的大好时机,于是偷偷地跑去找鲁隐公,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让我杀掉公子轨,您就不用考虑退位的事了!”当然,公子翚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鲁隐公任命他为鲁国的大宰。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相同,大宰一职在别的国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鲁国就是首席执政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建议,先是一愣,继而大笑。他对公子翚说:“这些年来,因为轨还年幼,寡人才勉为其难,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正打算尽快将君位奉还给他,因此早就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营造宫室,准备退位之后就去那里养老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去哪里看鱼,应该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了吧?”公子翚讪讪而退。从鲁隐公宫中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如果鲁隐公将这件事告诉公子轨,等公子轨即位,还不把他整死?公子翚辗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公子轨的府上,对公子轨说:“昨夜国君将我召入宫中,交给我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公子轨冷冷地看着他。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与他那位憨厚的哥哥完全不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旁人难以揣测的冷漠。“他……他要我将您杀死,并许诺我当太宰。”“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公子轨眼中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过去。“您是先君的世子,鲁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您的,我不效忠于您,难道效忠于他?”公子翚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以至于自己都深受感动,差点流出了眼泪。听他这么一说,公子轨连忙正襟危坐,双手作揖恳求道:“请大夫救我。”“他既然不仁,您也不必有义。为今之计,只好先下手为强,我愿为您刺杀息姑……只不过,事成之后,您当上了国君,请别忘了我的功劳,封我为大宰。”公子翚说。“唔。”对于公子翚的要求,公子轨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宫中禁卫森严,大夫打算在哪里下手?”“宫禁当然森严。”公子翚迟疑了片刻,“您想必也知道,每年秋天,他都要出宫祭祀钟巫,在别人家里过夜吧?”公子轨长长一揖到地,说:“那就托付给大夫了。”原来,鲁隐公还在当公子时候,鲁国与郑国发生过战争。鲁惠公派他带兵入侵郑国的狐壤,结果打了败仗,被郑国人俘虏,囚禁在大夫尹氏家中。鲁隐公以重金为许诺,买通了尹氏,并且在尹氏家族供奉的神祗钟巫面前发誓,只要能够平安回到鲁国,一定在鲁国树立钟巫的神位,年年祭祀。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史料没有任何记载。大约当年的名门望族,都有古时流传下来的家族之神,钟巫便是尹氏的家族之神罢。鲁隐公在尹氏的帮助下逃回鲁国,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回了鲁国,当了国君之后仍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为钟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公元前712年十一月,鲁隐公再度祭祀钟巫,并在大夫寪(wěi)氏家中住宿,接受了寪氏的招待。当天晚上,公子翚派刺客潜入寪氏家,将鲁隐公刺死。当然,这笔账被算到了寪氏头上,寪氏全家都遭到杀戮。鲁隐公死后,公子轨在公子翚的扶持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鲁桓公。对于哥哥鲁隐公的死,鲁桓公没有任何愧疚之意,甚至没有按国君的礼节为鲁隐公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但是,对于鲁隐公的盟友郑伯寤生,鲁桓公倒是毕恭毕敬,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新郑通报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鲁桓公为什么急于讨好寤生?因为他的上台并不光彩,鲁国朝野对于鲁隐公的真正死因都心存怀疑,大家虽然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面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鲁桓公就是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得到王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郑伯寤生的承认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郑国和鲁国是盟友关系,如果他上台之后不及时向郑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寤生必定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猜疑,很有可能利用其王室卿士的身份,打着为鲁隐公报仇的旗号,联合齐僖公对鲁国进行武力干涉,这是鲁桓公最怕看到的事情。鲁桓公的巴结正中寤生下怀。寤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于是派使者前往曲阜,一方面承认了鲁桓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向鲁国人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当年我国承诺在许田祭祀周公,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请贵国务必答应。”前面说过,郑、鲁两国交易祊与许田,祊已入鲁,许田却一直赖着未交给郑国。鲁隐公在位的时候,寤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等到鲁桓公一上台,他便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提醒鲁国人,现在该将许田移交给郑国啦。有求于人的鲁桓公没法拒绝这一要求。公元前711年三月,两国国君在卫国的垂地举行了会晤。鲁国正式将许田割让给郑国,而寤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不但没有要求鲁国支付利息,反而加送了一双玉璧,作为与鲁桓公初次会晤的见面礼。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伯以璧假许田。”假,就是交易。按照这种说法,许田不是郑国人主动要去的,而是郑伯用一双玉璧交换的。鲁国人爱面子,可以说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鲁国人爱面子,郑国人就给面子,两国元首在垂地的会晤极其愉快,有甚于鲁隐公的年代。一个月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越地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誓言是:“渝盟,无享国!”意思是,谁违背了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大名之间签订盟约,仍基本采用这一誓言,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同年冬天,寤生对鲁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受到鲁桓公的热情款待。此时距鲁隐公之死刚好一年。一年的功夫,昔日的朋友已成旧鬼,而蓄谋杀死朋友的人,又成为了觥筹交错的新朋友——这真是应了邱吉尔先生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就在这个堪称“鲁郑蜜月”的冬天,在郑国的宿敌宋国,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件事,如果刊登在《壹周刊》之类的八卦杂志上,或许很合适。但它竟然煞有介事地记载在《左传》这样严肃的史书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既不姓华也不姓华父,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古人名字连读,所以称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戴公是宋殇公的曾祖父,所以华父督是宋国的公室成员,论辈分则是宋殇公的叔伯辈。孔父嘉,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华父督一样,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这个人在历史上因为两件事而出名,第一,他的老婆很漂亮;第二,他有一位后人,名丘字仲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夫子。华父督看见孔夫人(姑且这样称呼她,虽然并不准确),可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人无从得知当时孔夫人是否与他眉来眼去,但华父督已是三魂不见了七魄,以至于回家之后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是他只能想,只能独自辗转反侧,不敢去找孔夫人,因为孔夫人的老公不好惹,是宋国的国防部长,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深受国君信任的红人。但是啊但是,孔夫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的娇好面容和曼妙身姿在华父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如醇酒一般被珍藏,而且偷偷发酵。一个月之后,公元前710年的正月,饱受相思之苦的华父督断然作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派人袭击了大司马府,杀死了孔父嘉,将梦寐以求的孔夫人抢到了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不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而是一桩政治丑闻了。宋殇公得到消息,勃然大怒。色胆包天的华父督这才想起害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杀入宫中,将宋殇公也杀掉了。如果说,鲁隐公之死曾经给寤生带来过一丝不安的话,宋殇公之死带给他的则全都是重大利好。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没多久,华父督就向郑国派出了使者,请求郑国将公子冯送回宋国,继承君位。使者同时也向寤生表达了结束两国之间的争端、睦邻友好的愿望。公子冯被送到郑国,是公元前720年的事,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因为有寤生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十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苦,他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也不怕仇人动用数个国家的部队来取他的性命。但是,当宋国来的使者跪在他面前,举着群臣联署的文书,请求他回国当国君的时候,他反倒是吃了一惊,仿佛不相信命运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保护人,而寤生正一脸慈祥,如同老父亲一般看着他。他没有理会使者,反倒是跪倒在寤生面前,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没有您,我又怎么能够苟延残喘至今?这次有幸回国,得以延续祭祀祖先,宋国世世代代臣服于郑国,不敢有二心。”寤生微微一笑,将公子冯扶起来。他相信公子冯此时说的是真话,但他也明白,真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别看公子冯现在感恩戴德,等到回国南面为君,能够在他寤生有生之年臣服于郑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世世代代?公子冯回国之后,在华父督等人的拥戴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庄公。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宋等国元首在宋国的稷地举行了高级会晤。会晤的主题,一是“以成宋乱”,也就是对宋国发生的弑君事件表示谅解,各国承诺不干涉宋国内政,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二是承认宋庄公继承君位的合法性,认可他为宋国的最高领袖;三是确立华父督在宋国的首席执政官地位。“宋乱”之所以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宋殇公自即位以来,十年之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起因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斩除公子冯;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连年的战争使得宋国的人民疲惫不堪,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孔父嘉作为大司马,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难辞其咎。这两个人的死,在宋国朝野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大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这连年征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第二,公子冯原来就是宋穆公的大子,继承君位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他在外流亡了十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第三,在华父督的操纵之下,宋国花了大本钱,对齐、鲁、郑、陈等国进行贿赂,用金钱收买国际承认。以鲁国为例,宋国送给鲁桓公的礼物中就包括“郜大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郜国是姬姓小国,很早就被宋国吞并,因此郜国的大鼎也成为了宋国的器物。公元前713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讨伐宋国,郜被攻占,又成为了鲁国的领地。自古以来,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宋庄公将郜大鼎送给鲁国,等于是承认了鲁国对郜的主权。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

                      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

                      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这是条铁律,在女真开国的前十四年里,后金初立的前八年里,没有人能打破。公元1115年三月,北方战报传来,二十七万辽军崩溃,不仅丢失阵地,带着的耕牛等农具都被抢得一干二净,能逃回来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他们见识到了女真人的战斗力。面对二十七万大军,只有一万人的女真军根本没什么逗引埋伏之类的虚招子,就是冲上去,以右翼冲击辽军左翼,左翼被击退;中军助战,辽军整体被击退!一万人追着二十七万人打,这是什么样的场景。二十七万人还没跑掉,等到夜幕降临后,形成的局面居然是——辽兵被围……二十七万人被一万人围住了,并且整整一夜没能突围。到第二天凌晨时分,女真人发起攻击,他们趁乱才跑出来了一部分。跑出来的全是骑兵,具体数字不详,只是史书里以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词语说,步兵全灭。那就是说,至少七万兵力死在了这一战里。在国家级的会战里,死这么多的人也许不算什么,很正常,但是二十七比一的人数比,仅仅一天一夜的战斗时间,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代表了什么呢?女真人无法扼制了,辽国错过了他们最脆弱的萌芽期,在出河店之役后,哪怕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新兴小国的正确办法,也变得无济于事。毕竟,战争上实力决定一切。可是怎样检验实力呢,仅仅凭借两场胜利,就想证明金军全面超越辽军,变成东亚最大吗?这个想法太超前,辽国人不承认,连女真人自己都不敢相信。要不然,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了。事情很好玩,二十七万人崩溃之后,耶律又给完颜写了封信,信里的态度比前面一封要差了些,这次没有许诺,连称呼都没有,直接要求阿骨打投降。完颜很郁闷,这是为什么呢,前几天那一架到底是不是我赢了呢?一怒之下,完颜回了封信,内容几乎和耶律的来信一样,改变的只是落款。也就是说,完颜也没提耶律的称呼,并且要求耶律投降。没得商量了,耶律决定玩个最大的。在这一年的八月份,他集结起了全国当时能抽调的全部精兵,共计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对外宣称七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女真。他的动作没有完颜快,辽军八月集结,由于过分庞大,一个多月之后才起程。这时完颜已经来到松花江畔,隔着滔滔江水凝望黄龙府了。这时女真军是发愁的,由于刚刚组建,并且是第一次进入辽境攻击,他们没有水军,甚至可以说,连能游泳的人都很少。这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大大地限制了女真人的扩张。这时,九月份的松花江就挡住了他们的脚步。怎么过去呢,只见全军发愁,阿骨打来到了江边。他派了一个人骑上一匹赭白马跃入了水中,然后他举起了马鞭,“看我马鞭所指方向前进!”这是一句近乎神迹一样的话,宽阔的松花江面上,他随手指向前方,要他的勇士向那个方向前进。是的,女真人的确勇悍,宁可淹死也不拒绝命令。但问题是,一万双目光的注视下,那匹赭白马越走越远,直抵江心,江水居然一直只淹没到它的腹部!女真兵团沿着这条神迹一样的水道踏上了对岸,更惊人的事发生在最后一名骑兵上岸后。有人再去重走那条水道,却发现江水漫无边际,水深已经不可测量……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不说它本身有多神奇,光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就让阿骨打受用无穷。每一个女真战士都坚信,完颜阿骨打是神授的,他的一切都超乎凡尘之上,从出河店的大风,到这时江水变浅,他简直随身带着神仙。黄龙府被一股狂热激情征服,女真战士攻下它时既短暂又快乐,之后休整了好多天,耶律延禧才带着倾国之兵杀到附近。七十万辽军,这个数字重新唤起了女真人刚刚忘记的恐惧,完颜阿骨打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变化,他长叹一声,知道要打赢这一仗,甚至想开战的话,又得用上些别的招数了。他召集全军集合,自己带着把刀走上了高台。面对台下的两万人,对,是两万,打下黄龙府之后,他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他看着台下的两万人,抽出了刀,之后掉转刀锋,划向了自己的脸。鲜血流下时,阿骨打仰天痛哭。这一幕出现后,在场的每一个女真人都相信,完颜阿骨打是真的在伤心,在痛苦,达到痛不欲生的程度了。这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古老习俗,叫“嫠面”。只有当遇到大忧、大丧、大不如意,沮丧到极点时,才会这样做。痛哭中的阿骨打对台下说:“当初带你们起兵,是因为契丹人太残忍了,女真人活不下去。现在辽国皇帝亲征,兵力达到了七十万,怎么办?除非人人死战,否则不能打败他们。为你们着想,不如杀我一族,去投降辽人,那样还能活命。”这一刻,天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恐慌了、害怕了,反正纵观历史长河,这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多少个艰难无比的任务都是这样完成的,近的比如三国时刘备怎样摔儿子得到赵云的忠心,远的比如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建立。赌城的那位建设提议者只是个中等水平的小人物,向当地大佬说起时,很自然地被鄙视了。这时,他把手伸进了怀里。所有人都警觉,他要拔枪!而他也真拔出来了,下一瞬间却是把枪递给了大佬,“……要不你杀了我吧。”大佬不要,他硬塞。双方在推枪的过程里,同意了在沙漠中挖出这座赌徒的圣地。这类事太多了,问题不是这种事的性质怎样,而是完颜阿骨打怎么会运用。他只是个域外的野人,生存在只认刀枪鲜血的蛮荒种族里,居然敢在两万人的舞台上演这种戏!他成功了,台下的人都跪下来向他发誓,和辽国人死战到底,绝不投降。OK,全军开拔。两万女真人和七十万辽国人在达驼门、达斡邻泺一带相遇。面对空前强敌,女真人不一样了,他们没再像从前那样骑马抡刀去砍人,这回不主攻了,大家蹲下来挖沟垒墙,先想好怎样防守。哪怕在《金史》里,都承认这时的女真人相当的憋屈胆怯,两万人抱成一团躲在深沟高垒里边忍着,想着怎样多挺一段时间,消耗一下辽军的锐气。与此同时,他们派出了些散兵游勇,游弋在主阵地之外,试探对方的粮道,或者捉几条舌头。一个空前巨大的惊喜,就在这时击中了全部女真人。捉回来了一个辽国的运粮官,从他的嘴里,女真人得到了一个消息。这时别说绝大部分才钻出深山处于没脑子阶段的女真人,连完颜阿骨打本人都不敢相信了。据这个舌头说,辽国发生内乱了,副都统章奴带着大批人马临阵脱逃,火速杀回辽国都城玩叛乱了。这消息是可能的吗?阿骨打的脑子急速运转,好事坏事想了个遍。说不可能,哪有这么巧的事;说可能,章奴看准了耶律延禧起倾国之兵来打仗,京城空虚,带兵回去就成功。而两万女真人足以把耶律延禧拴在前线,有之前二十七万人马一天一夜崩溃的败绩,他绝不敢临战抽兵平乱。算来算去,阿骨打不敢乱动,毕竟兵危战凶,万一是陷阱,他这两万人都填进去,也填不满这个坑……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又一个消息传来。耶律延禧亲自带兵回京城平叛,已经走了两天了。完颜阿骨打再不迟疑,他命令进攻,直接攻击辽军的中军,皇帝本来应该在的地方。——耶律延禧在,就擒贼擒王;不在,中军没有主事人,最强点已经是最弱点。接下来的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前一战的翻版。金军右翼攻击,辽军退却,金军左翼进攻,辽军全体溃败,连之前的一日一夜都没能坚持,七十万或者四十五万大军不说有人能稳住阵脚,连稍微抵挡一下金军,延缓追击都做不到。辽国人一路败退,在长达一百多里的路上,丢下了无数的尸体、车辇、兵械、印符、牛马、宝物,本来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注定了被全歼的,只是有一个聪明的辽国人站了出来,他叫萧特末。此人突发奇想,点燃了一大片战备物资,用大火隔断了不依不饶的追兵。这一战让辽国人欲哭无泪,连同章奴都郁闷得要死。谁能料到耶律延禧会这么搞呢,放着面前的死敌不管,居然带兵杀回来平叛……我们是民族内部斗争好吧,为什么要便宜外族人呢?!这不奇怪,如果不颠三倒四、丢西瓜捡芝麻,他还是耶律延禧吗?辽国还会到这一步吗?这一战过后,辽国的军力甚至是财力都跌下了深渊,不要说再集结兵力进攻,连守卫庞大帝国的各处疆域的正常兵力都捉襟见肘。北疆门户大开,金军随心所欲,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没有半点阻碍。下面是一系列的数字,在了解它们之前,先回顾一下辽国的五大重镇。它们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西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这是辽国的五大直辖市,相当于宋朝的四京,在帝国中占有重要意义。好,数字开始。公元1116年,金军攻破辽东京道诸州。这相当于国土的五分之一没了。对此耶律延禧没有反应,一来是战力空虚,想反应也没辙;二来,他打累了。上次御驾亲征,就算没和女真人死磕,至少也火速回京平叛一次。这也是劳动好吧。于是,他到辽阔的国土的另一端,找野生动物们开运动会去了。继续打猎。公元1117年,金军攻占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西南)、泰州(今黑龙江白城),其战略意图直指上京。这又是一个五分之一被威胁了,对此,耶律延禧终于有动作了。他把从东京,也就是辽西府那边逃过来的难民召集起来,选拔壮丁,组成了一支两万八千人的队伍。在他想来,这些人失去了家园,心里一定充满了怨恨,冤有头债有主,都是金军惹的祸,就让他们两方面去拼命吧。这支军队被命名为“怨军”,首领是渤海人郭药师。怨军立即开赴前线,紧跟着被金军击败,上京区域内的显、乾、懿、豪、徽、成、川、惠等七州全部丢失。截止到这里,辽国的五分之二领土注定要沦陷了。绝望笼罩着辽国人,连同这个时代最大的败家子二世祖耶律延禧先生都萌生出了困兽的感觉——被逼得没有退路了……困兽犹斗,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就在这时,从金国传来了一个让人昏迷的消息。完颜阿骨打派人送来封信,说他想来想去,还是对辽国有特殊的感情,而且打生打死也没法磨灭。所以,请给我个辽国的官职吧。……倒塌。全辽国的人都变得心情复杂。这意味着什么呢,阿骨打是个好同志,他回心转意终于决定不造反了,那么是不是以后就不用上战场,大家又会过上从前的好日子了呢?美妙的幻想里,耶律延禧派出了使者,和女真人谈起了官衔的问题,其他的辽国军民也逐渐恢复了心理健康,不再整天想着拼命。一股消失了百年之久,刚刚有望凝聚的斗志就此减弱消亡了。这就是女真人,每每读史读到这一页时,都让我心灵震撼,事实证明,这个民族绝不是仅仅有着勇猛强悍之类的性格,他们是精明的,甚至是狡诈的。在这种虚幻的和平假象里,耶律延禧又到森林里打猎去了,就连辽国里最精英的一群人也认为这种局面很好,因为这是难得的喘息之机,辽国可以用来恢复元气。但掉链子的是,转过年来的公元1118年,辽国全境发生大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还恢复什么元气啊,和金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并且,他们不知道,更大的危机就发生在这一年,这种危机远远超过了这场大饥荒。公元1118年是属于宋朝的,四月初宋朝派武义大夫马政浮海使金,联合女真人图谋辽国,在辽人的背后插了一把刀。前面说过,童贯在公元1111年出使辽国,在卢沟桥遇到了马植;四年之后,到公元1115年时,马植才与宋朝高层接触,讲出辽国必亡,可以联合女真的话;要再过三年,宋朝才派出了使者,渡海与金国接触。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了,足以说明宋朝的谨慎。说到底,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是聪明绝顶的,如上举国伐谋之事,怎么会草率呢?像一般历史记载给人的印象,仿佛马植在卢沟桥给童贯灌了一碗迷汤,童贯就当真了;马植到开封城给赵佶再灌一碗,宋朝就和辽国开战了,哪有那么简单。宋朝足足观察了近七年,而且还在一个偶然事件里得到了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作出了决定,派出使者。第十三章海上之盟第一手资料来源于一场海上风暴。准确地说,是一场渤海湾里产生的风暴,把一群辽国去高丽国做生意的商人吹到了宋朝的边境海岸线上。这些人有两百多个,领头的是辽籍汉人高药师、曹孝才、郎荣和尚,他们到了宋境之后在登州附近上岸,对当地的官员交代身份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辽国在这三年节节败退,丧师失土,已经失去了自保之力。这条消息是爆炸性的,举世无敌、东亚最大的辽国惨到这步了?宋朝人集体怀疑自己的耳朵,震惊之后,地方官把这批人上缴东京,由皇帝去决断。赵佶召开御前会议,问这事怎么办。在这件事上,朝臣们迅速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是蔡京、童贯,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消息,拿辽国开刀,以战功赚取更多的利益,是他们的长久方针,绝不会动摇。他们公开的理由是,联金破辽,收复燕云十六州,这是历代宋主的宿愿,是汉人种族安全系数的保证。打这一仗,看眼前很凶险,为以后是长治久安。只要打赢了,不管是面对辽或者金,还是别的什么异族,汉人都重新拥有了长城防线。另一方面的人成分很复杂,有游离在蔡、童集团之外(早就没有明确敌对者了)的朝臣,有蔡、童集团里本来的骨干,有外国皇帝,还有宋朝的平民百姓。这位百姓很牛,名叫安尧臣。他是个地道的草民,却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居然能穿透蔡京、童贯、梁师成把持了十几年,层层设卡的官府黑幕,把自己写的文字让赵佶看到了。这封奏疏长达数千字,安尧臣把赵佶登基以来的各种失误数了个遍,把蔡京、童贯他们的问题一一列举,最后重点分析了燕云问题。他的看法是,这是蔡京等人的政治手段,不是为国而是私欲,会把国家带到火坑里。对此,蔡京很愤怒,赵佶却不在意,还给了安尧臣一个官职。蔡、童集团里本来的骨干是现枢密院长官邓洵武。前面提过,他是邓绾的儿子,是力保蔡京上位、把蔡京从外地救回京城的有功之臣。他反对的不是联金抗辽的正确性,而是操作的可能性。他分析,国朝初年,以宋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彬、美之将才,百战百胜,却在燕云城下惨败,现在会有把握吗?外国皇帝是高丽国王,他是当时东亚最标准的受气包,对于身边每一个新老势力的交替更新都有最权威的解读,谁有多硬谁多软,谁有多凶谁危险,他都门儿清。原因是,无论是谁兴起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欺负他。他托正给他看病的宋朝医生给赵佶带了个话,说金国人比辽国人凶太多了,兄弟已经预感到这是最凶狠的一伙人,千万别招惹。持反对意见的朝臣忽略不计,千篇一律的重视盟约,重复起来头疼。综合两种看法,赵佶开始了回忆。他静静地思考自己登基之后的经历,复河湟征西夏,公元1115年还在南方平叛。那次叛乱在整个北宋史上排名第二,仅次于狄青搞定侬智高,名为“卜漏之战”。宋朝调三万西北军南下,扫平两州、八县共三十余座城池,拓地千里。回忆种种,心想事成,天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现在祖宗盼望了百年之久的天赐良机出现,辽国已经衰弱到这种程度,再不趁火打劫还等什么?宋朝派出了第一拨使者,由登州地方官王师中派七名军官,带着高药师等人坐上船,沿着宋朝建国初年,女真人向赵匡胤献马的海路,向金国境内前进。他们的公开理由是去买马。这些人渡过渤海上岸后,发现了很多的女真人巡逻兵。他们的反应是,马上坐船回国。这群野人太可怕了,根本没法接触。回国之后,他们报告说上岸就被金国巡逻兵抓住了,遭到了非人待遇,对方根本就不想结盟,所以只好回来。……赵佶或许是个空前奢侈的公子哥,或许是个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或许是个不知所谓的领导者,但是他非常聪明,聪明到自始至终牢牢地把帝国抓在自己的手里,从没有谁敢骗他、能骗他,连蔡京都做不到。蔡京都被罢免了三次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康熙晚年的弊政,承上启下,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应当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政绩卓然,但就在他政绩初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了。四、众说纷纭的死因胤禛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由于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吕四娘谋刺说稗官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被吕四娘谋刺身亡的记载。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只有吕四娘携母及一仆人逃出。吕四娘隐姓埋名,潜藏民间,拜师习武,技艺高超,后来飞入深宫,把雍正脑袋砍了。2.丹药中毒说雍正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他还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态度,使人们认为这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思候)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药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椎教授也认为雍正是“丹药中毒而亡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实属推论,未可成为定献。”关于雍正帝的死因,还有被宫女缢死说、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说和中风而死说等。总之,众说纷纭,但都缺乏直接证据。或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点评】雍正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继位之谜、死因之谜,一直扑朔迷离,但对于历史而言,还是他的改革为后世所称道。他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使清王朝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为乾隆繁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第七章清初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又对任何反清思想和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从康熙到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指责满洲的文句,被人告发。这时庄廷龙已死去。清政府知道了,竟下令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防的也有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态度,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人,有二百多人。对于这些完全由写文章引起的案件,当时人们就叫它“文字狱”。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出现得更多也更严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康熙时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他坚决地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头当了和尚,官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写的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就死了。后来有个湖南人曾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的下落。张熙到了浙江,不但打听到了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和他们见了面。他们几个人议论起清朝的统治,心中都十分愤慨。随后秘密商量,如何推翻满清的统治,他们认为,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能够继承岳飞的遗志来推翻清朝,于是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麒。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麒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让他因一个“岳”字拍案而起,反叛清朝,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麒是个清朝的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岳钟麒接见张熙,拆看了来信,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了?”岳钟麒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乃是岳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的祖先是金人,岳飞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和兵力,正是替岳武王报仇的好机会。”岳钟麒听了,虚假地应付说:“听了你的话,十分感动,我决心起兵反清,希望你帮我出出主意。”于是张熙把教师曾静交代的话都如实抖了出来,岳钟麒获得张熙提供的情况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事,报告给了雍正帝,随后把张熙也抓了起来。雍正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命刑部严刑审问,最后查出了曾静还跟吕留良一家有密切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由于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下令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全部抓起来,判了刑,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像这样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是不多的,其中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杀身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无端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也白白地送掉了。再如雍正四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雍正不仅用血腥的屠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而且还亲自著书来驳斥反对者。吕留良在他的书中强调孔子的思想精义是“尊王攘夷”,主张严“华夷”之别,雍正撰辑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它颁行天下,他在书中则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和舜、文王一样,可以完全合法做中国的皇帝。陆生楠作《封建论》,反对清朝的统一和专制统治,企图恢复三代的“封建”,雍正则作《驳封建论》,说:“中国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雍正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委屈情绪,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外族,而且也泛指中原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雍正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准出现“虏”、“胡”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点评】清初文字狱是清廷为了维护满洲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最后陷入了相同的意识沼泽。在后来的盲目排外中表现出来,而在行动上则是非人道而丑恶的。专制文化的双刃剑最后总有一面要政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清初文字狱给历史的教训。第八章乾隆盛世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隆帝,名弘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一、出生地之谜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是乾隆帝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满清,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因此,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乾隆不一样,他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于是人们认为这里面必定有蹊跷。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反复说明他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初七,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但是,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家去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游玩,写下了《扈跸秋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哀。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是当时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帝到底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是普通百姓,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有影响,但对民族、国家来说并没有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他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关系密切,人们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是“出生名门”还是“出身卑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人,则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二、亲生母亲之谜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有很多种:第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来常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第二种传说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承德地方的一个女子,十三岁到京师,恰巧大选入宫,由于她体端颀秀中选,后被分到雍亲王府,雍亲王生病时,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也怀孕生下了乾隆。第三种传说是热河汉人宫女李桂氏。说是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下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了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由于李氏“出生卑贱”,康熙便命钮祜禄氏收养了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转为钮祜禄氏。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懿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同一件事,《清太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甲子记载: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尔部察例具奏。这两份记载上的差异,也叫人们生疑。雍正档案和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不能圆满地解决。不仅如此,连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三、乾隆后宫之谜乾隆的后宫,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等共二十九人,这里仅就两后之死和香妃的事说一说。1.第一皇后富察氏之死雍正五年(1727),富察氏被册封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乾隆十七岁,富察氏十五岁。乾隆二年(1737)嫡福晋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却在返京途中死在德州的船上,时年三十七岁。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三月十一日夜,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船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遭到乾隆的辱骂,因羞愤投水而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傅恒夫人(即皇后弟妹)在皇后千秋节时来祝寿,酒后乾隆与傅恒夫人私通,被皇后发觉,于是同乾隆产生芥蒂,于是有了乾隆十三年出巡,皇后陪同,死在船上的事。进而,又产生了傅恒之子福康安的身世之谜,人们怀疑福康安为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台湾著名历史派小说作家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清三百年,无与伦比,但却并未被招作额附(而他的两兄弟皆为额附)。因此,“其中缘故,反足深思”。2.第二皇后乌拉那拉氏之死乾隆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封为侧福晋。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再被册封为皇后。乾隆三十年(1765)初,乌拉那拉氏陪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乾隆在金陵秦淮河和在船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氏死于冷宫。这件事,清宫档案的记载是: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京师。清宫《谕档》记载:闰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派额附福隆安护从皇后乌拉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家。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家?《清史稿·后妃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那拉氏随皇上南巡,到杭州后,不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后剪掉头发。乾隆更加不高兴,命令皇后先还京师。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甲子,皇后去世。当皇后的死讯传来时,乾隆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但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只命令皇后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丧仪按皇贵妃标准,降了一个等级,令人叹惋。3.香妃之谜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美貌,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藏着刀,准备杀帝报仇。皇太

                      老汉私人影院永久入口部分的记忆,不过,一想到有人付钱给她父亲只为虐待她,而她母亲又常常向她要钱,还有桑迪认为她必须给母亲钱好让她喜欢她……卡伦可能也不希望变成必须付你钱,你才会喜欢她。”“我能了解她的苦恼。”“我一直很努力和霍尔顿合作,维持这个家。但卡伦真的是没救了,她非常需要帮忙。”“你说的‘卡伦’通常是指哪一个?”“噢,抱歉。我指的是卡伦3,就是一开始被我们选来见你,也是你最常见到的那一个。”“我总觉得好奇。为什么是卡伦3来见我,而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在卡伦3身上。她应该是最有可能跟你建立良好关系的人。”“你在她身上,所以卡伦是主体啰?”“不是,不是主体——这很难解释,真的,不过这只是她的工作。”“我懂了。”但我不确定我真的懂了。“你能再多描述一点有关你和卡伦的互动给我听吗?”“嗯。每到傍晚,我和霍尔顿会找卡伦说话,趁她入睡之际让部分记忆渗入她的意识里;我们借着这种方式让她知道当天发生过的事。”“她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出现?”“其实是我和霍尔顿决定谁出来。我们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一辈子都在保护她。卡伦出来时,我们通常不会去干扰她、打断她,直到她想进来。然后,霍尔顿或是我——通常是霍尔顿——会派某个人出去。有时候,我们俩忙着照顾里面的孩子们,无暇顾及外面的状况,这时桑迪或其他人就会出来。如果派孩子们出去,我们会一直跟孩子们说话,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我没办法睡,”卡伦嘀咕,“晚上我的脑袋里有太多人在说话了!有好多事要安排……一直安排!”“他们在安排什么?”“噢,就是谁隔天要做什么一类的。昨天晚上,我在凌晨2点醒来,结果竟然发现我在打电话订目录上的东西!我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根本没睡!”“那些晚上出现的声音都在说什么?”“每个人报告自己的事:接到哪些电话,约了什么人,赴了哪些约会,负责哪些差事。”“其他人现身时,你有办法参与吗?”“不参与,但我可以在一旁看着。有点像看电影。我坐在后座,不能说话。”※※※※“迈尔斯和我喝了一杯玛格丽塔葡萄酒——迈尔斯想喝,”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卡伦如是说,“可是迈尔斯不能喝酒。酒精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要是换我出来,我一定会用不同方式处理。酒精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却会让迈尔斯很不舒服,昏昏欲睡。”卡伦指手画脚地飞快说道。“我们聊过吗?”我问。眼前这位感觉起来不怎么熟悉。“聊过,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曾突然出现,代替卡伦来过这里,但你没发现。还有,我比卡伦乐观多了。”我想,这解释了我先前的疑虑:有好几次,我觉得卡伦的精神沮丧已有明显进步,但隔周再见面时却发现严重性不减反增,你该怎么开抗抑郁剂给这样的病人?“我已经出来一整个礼拜了。”她突然转头,研究身后的时钟,这座钟暂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的心情轻快活泼。“您是?”我问。“霍尔顿称我为‘卡伦2’。”“噢,是你啊。为什么选这个礼拜出来?”我问。“这得从滑冰表演说起。我们的座位跟另一家人完全重复,但他们的经理很粗鲁无礼……”卡伦滔滔不绝描述事发过程,极尽详尽之能事。她越说越起劲,眼看就要占去大部分时间,我决定喊暂停。“你看起来精神相当好。”“噢,我没什么问题啊!”她微微转了转头。“跟我聊聊你的事。你是何时诞生的?”“我在卡伦4岁或5岁时出现,我是为了快乐、开心生活而来的。我在21岁那年停止长大,所以现在也是21。当年决定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是我,因为我爸妈实在太坏了。我不想继续忍受下去。”“后来呢?”“我找到一份秘书工作,我和凯瑟琳、安3人一起合作。我的数学很好,凯瑟琳会打字,安负责跟老板交涉。对了,遇见乔希,跟他约会,最后嫁给他的人也是我。我跟他处得很好,他没那么差劲啦。”想结婚的不是卡伦1吗?但卡伦2却说是她的主意。“乔希怎么看待你们的人格转换?”既然我不曾跟卡伦2好好聊过,我决定利用机会打探消息。“有时他会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卡伦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偶尔也挺喜欢这样的,因为桑迪和我会帮他做事。还有,就算他很气我们,我们似乎也不会记得。”有趣。同一事实,观点却完全不同。卡伦2的不受拘束和健谈令我喜出望外,因此我决定继续问她问题。“你们都在晚上交换信息对吧?怎么操作的呢?”“嗯,这么说吧,聊天是成长的开始!”她用强调的语气开场,然后飞快地说了起来,“霍尔顿管它叫‘说故事时间’。不过呢,我可以在外头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假如我愿意的话,要我待一年也行。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享时间。”“你在什么状况下才会想回去呢?”我得趁她换气时赶紧提问题。“假如我觉得很累,没力气,或者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才会换其他人出来。嫁给乔希那天,走红毯的时候,我有点动摇。我心想:这个决定正确吗?其他人也反对我这么做。来到圣坛前,好几个人轮流跑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昏倒3次。但我决定完成仪式,一直待在外面。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真的没有那么坏。”“他会打你,这又怎么说呢?”我问。“你在说什么?”她问得有些惊讶,“别开玩笑了。”“抱歉,别放在心上。很高兴跟你聊天。”我想卡伦2真的被保护得好好的,不曾受到伤害。※※※※卡伦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不是她一贯的出场方式。我什么也没说,静静等待。卡伦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是霍尔顿,贝尔医生。卡伦没出来。最近压力太大了,卡伦应付不了。我们努力把事情做对,但真的很难。我们没办法睡,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跑出来;现在大伙儿被睡眠不足弄得又是发抖又是恶心头晕的,有些人已开始头痛。我们吃了阿司匹林,但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效。”霍尔顿已分身乏术。卡伦进步有限,因为我们的治疗总是被不断冒出的新危机打断。每个礼拜,我得花好几个小时跟卡伦通电话,听她描述当天不怎么愉快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是种压力。我尽可能在哄孩子上床之后才接她电话,但我却得眼睁睁看着妻子一见我又在通电话,问我对方是谁却一再得到相同答案时,浑身就紧绷起来的反应。“先不管这些麻烦事。最近有人共享时间吗?”我问霍尔顿。“卡伦2允许其他人跟她共享了,但仅限于部分时间。凯瑟琳偶尔也愿意共享,但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了解。”我不想逼他,但我想鼓励他,或者是她,他们,不管是谁都好。“不过,照顾‘连连’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起共享时间。”“噢,那只鸟啊?你们怎么照顾它?说来听听吧。”“嗯,卡伦首先走向那只鸟,然后——就像她在这里做的一样——她退后,让其他人轮流出来几分钟;感觉就像大家接力完成照顾‘连连’的任务,只在身份转换时短暂停顿一下。”“照顾期间,大家会共享时间吗?”“只有一点点,但卡伦会看着一切进行。凯瑟琳和我负责帮助几个小的。”“你们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是指共同分担一项工作。”“没有,这是第一次。”“这几天,究竟是什么事让卡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噢,老天,”霍尔顿说,“对卡伦来说,她的生活像个超级大谎言。她必须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她偶尔会遇到人走上前来,找她聊天。她压根儿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对方显然跟她很熟,所以她得勉强应付,直到认识此人的人格出现为止。”“该负责的人格没有马上出现吗?”“对。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凯瑟琳和我可能忙着照顾孩子,没注意到该派谁出去。”“看样子,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卡伦。”“她无时无刻不受到照顾,”他说,“我们尽力而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她连睡着时都受到保护:她的噩梦会自动分配给其他人。假如她不小心踢到脚趾头,她只会痛一下子,然后马上有别人出来顶替,承受痛苦。不过,我没办法随时控制换谁出来。如果轮到桑迪或西德尼现身,他们俩总会给我惹一堆麻烦。桑迪很不受控制,常有意外之举;她总是吃个不停。”“就是她害卡伦变胖的?”我问。“对。她当自己是个胖女孩儿。我们有些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女性身体。”“你也很难接受吗?”“嗯,这样说吧:真是该死的,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迈尔斯讨厌化妆,而我没办法穿高跟鞋走路,不过卡伦2看起来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你能跟我聊聊卡伦博吗?”“卡伦博诞生在极度的痛苦中,同时也是受伤最重的一个。她只是婴儿,但她父亲却用胶布封她的嘴,让她不能哭叫。他还会用针戳她。这些针孔怎么都会消失的,不会被发现。有次她父亲用针戳那颗肿瘤,结果流了一大堆血,于是他再也不敢这么做了。”霍尔顿垂下头,叹口气,这段恐怖往事并非叹气主因。他叹气纯粹是因为他累坏了。几分钟后,桑迪出现。她靠在椅子上,懒洋洋的,小腹突出,似乎没半点自觉。她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不自在。“据我了解,大家对吃东西和花钱有些意见,”我说。我知道,桑迪听我这么说铁定不高兴,但是我的种种忧虑——卡伦的问题、桑迪扮演的角色、我自以为有能力为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还有疲倦——使我不假思索便提出这项指控。“我已经尽量节制了,”她两手一摊,“可是一看到想要的东西,我就想非拥有不可。”她扭过头去不看我。“反正,我也不是真的很在乎。”“可是其他人不想变得这么沉重,这么不灵活,”我说。又是一项错误。我竟然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指责她!我应该闭上嘴巴,好好听桑迪说就行了。“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真的有其他人存在,”桑迪被惹毛了。“这些‘其他人’令我很不舒服。只要我出来,没人能逼我回去。我想变成唯一的一个。也许我会一直出来,再也不回去了!”“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试图挽回,试着与她结盟,寻求善意。“嗯。我想变成大人。我18岁,但是我想在各方面都继续长大。”“你的几个伙伴也有相同的愿望呢。我已经跟他们说,我会帮助他们,所以说不定我也能帮你哟。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吗?”有时候,这种小小的诱惑手段实在令我汗颜,但此时此刻,我急着修补关系,其他一概不重要。桑迪颇为振奋地同意了,然后我又和总是很可爱的西德尼聊了一会儿。接下来,我发现出来跟我说话的是卡伦1。“卡伦没办法让莎拉好好喝母奶,”她说,“这让她想起自己有胸部,还有男人欺负她的事。我没有胸部。我不想要胸部。”10岁大的卡伦1用受伤、反抗的眼神注视我,警告我不准贸然伸出援手。“莎拉问卡伦月经的事,所以我干脆不让卡伦有月经。只要我想要,我就能阻止一切。”“怎么停?”我问她。“我就是有办法。”“还有什么是你能办到的?”“我知道我们就要有小孩的时候,我也想阻止。我用力打我的肚子,不让小孩出生。”“成功了吗?”“没有。现在莎拉也要受伤了。”“谁会欺负莎拉?”“卡伦的爸爸。他以前就试过。那个祖父也会。”“他们都死了,”我打断她说话,“卡伦的父亲、祖父,曾经伤害你的人都死了。”“你骗人。”“是真的。不会有人欺负莎拉了。那些男人都死了。你也再不需要担心胸部和月经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去问凯瑟琳,她会告诉你这全是真的。”我再次施展最可靠的计谋:孩子们都相信且信赖凯瑟琳和霍尔顿。一旦大多数或所有独立人格再也不受过去的阴影威胁,剩下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创伤能否愈合了。※※※※1995年8月初,我们相识的第6个夏天。卡伦说她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点用也没有,”她哀怨地说道,“我只拥有一小部分的人生。”听她这么说,我突然不太确定今天是否该进行催眠。我们越来越不常跟“她”相处了。在这一刻,她仿佛真的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我为自己不像过去那样花时间与她相处向她道歉,但我认为,我们只是暂时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其他人身上,然而此时此刻,这件事却非做不可。她说她能理解,于是我们一如往常进入催眠阶段。朱莉安首先出现。她向我解释每晚“聚会”的意义。“我们借着聚会告诉大家——特别是卡伦——一天之中发生过哪些事。我已经把昨天的事写下来,准备告诉你,但我忘记带了。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的:早上,乔希揍卡伦,迈尔斯出来,打回去。乔希去上班之后,大伙儿一起去宠物店;看完店里的鸟儿大概得花15分钟。每次只能有两到三个人共享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看,若要摸就得轮流来。照顾‘连连’也一样,大伙儿得轮流出现。稍晚,乔希回家,卡伦3会在乔希开始揍安的时候出来,出其不意踹他好几脚。然后卡伦3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试图消化这一天的古怪事件,并尝试计算乔希一共揍了卡伦几次,还有哪些人可能遭到殴打。“我趁卡伦晚上睡觉时告诉她这些事,”朱莉安继续,“这样她什么都知道啦。”她停下来,扬起头看看我,“贝尔医生,假如我们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我从来不曾仔细想过这件事。“不会,”我说,“我不认为你们有哪一个会不见了,会死掉,不过,你有可能不再只是你自己,”我再补上一句,“独立、完全分割的自己。”她思索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答她的疑惑,或者是我的疑惑。※※※※9月初,我接到不同人格来电。录音机有一段“霍尔顿女士”的留言,说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莎拉摔断手臂,乔希把账算在卡伦头上。隔天,詹森打来,他说他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失去意识了。迈尔斯跟乔希起争执,乔希掐他脖子。几天后,安现身,把局势稳下来;她出来的时候,乔希比较愿意放他们一马。迈尔斯打来电话说他喉咙痛,他想杀了乔希。他想起以前虐待他们的人会掐他们,阻止他们尖叫。他不敢去警察局,因为乔希说警察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会杀了他。我告诉迈尔斯,乔希只是虚张声势,他跟警察没有半点特殊交情。卡伦应该,也绝对要报警才行。迈尔斯这才松了口气,破涕为笑。克莱尔曾经在一场葬礼上看见躺在棺材中的婴儿。她说,那些男人曾让她穿上白纱裙装,然后把她放进棺材里。克莱尔问我,婴儿是不是那些人杀死的?于是我只好告诉她“死产”的意思。凌晨1点,我接到“爱丽丝·奥弗希尔”的电话。她说她想自杀。她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似乎吓坏了。我说我能帮助她。她知道我同时也在帮助其他人,于是同意让我催眠。催眠后,我请凯瑟琳现身。凯瑟琳向我道歉,对爱丽丝擅自现身感到相当愤怒,她说爱丽丝还没准备好,仍需要妥善保护。挂断电话后,妻子背过身去,握拳用力捶枕头,捶了好几下,仿佛是枕头令她睡不好似的。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受来自卡伦还有诸多分身那无路可退、一点也没有减轻的负担。这阵子,我的婚姻出现许多复杂难题,而卡伦则是另一个难题。下班后,我理应给卡伦多一点限制,这样对我或多或少有点帮助。然而,我害怕这么做会对卡伦造成不良影响——她今生遇到的每个人都令她失望,我不能让她再失望一次。※※※※1995年10月初,我与西娅首度会面。她高举双手遮脸,极度惊恐,一副随时可能被打的模样。“我觉得我们会死,”西娅说。“你在保护自己吗?”我意指她举起的两只手,而非她的开场白。“我怕你会打我。”“怕我打你?”“大家都打我。可是克莱尔说你人很好。我不喜欢医生。”“医生怎么了?”“沃尔什医生讨厌我。他任由他们伤害我。他把我留在医院,然后医院的人也对我做不好的事。那些针啊什么的。”西娅仍以手遮脸。“你还是很怕我会打你吗?”“不怕。”“那你怎么一直挡着脸?”“我不想被你看见我脸上那个又大又

                      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太和殿内景晋宏逵:紫禁城的命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天上的星空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帝王的所居,而紫禁城就是紫微垣在地上的投影。紫禁城内部,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而且布局得十分巧妙,很有秩序。不管咱们说它有千间房也好,一万间房也好,八千房也好,这些房总要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起来,换句话说,你找门牌总要有门牌号吧。它是怎么安排的呢?它的前朝部分特别疏朗,你看前三殿建筑,是整个北京市最雄伟的建筑,甚至于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最大的建筑,明代的太和殿比现在的还要大,至少用材料用的很多。王鲁湘:明代的叫皇极殿。晋宏逵:明代皇极殿是九间啊,现在的太和殿是11间,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了,所以整个体积缩小了。王鲁湘:在明清两朝的500多年里,紫禁城的屋脊是不是北京最高的屋脊?晋宏逵:紫禁城不是。紫禁城的太和殿是最高大的,但它不是最高的。王鲁湘:那些城门楼子会高过它吗?晋宏逵:城门楼子没有高过它。景山五亭建成后是最高的,白塔寺的塔也可能比它高,但它应该是最高大的了。它的北边就是东西六宫,皇帝自己家庭的所在地。那些房子千门万户,却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有人用众星捧月来比喻后庭与前朝的关系。再具体地从建筑空间艺术角度来看,当时由前门进城,前门之后是大明门,大明门之后是天安门,大明门天安门之间有千步廊,是很低矮很平缓的,但是拉的距离很长。到天安门前头,这个千步廊变成了丁字形,道路突然横宽了,凸显出天安门的高大,然后再到端门,又过了一个关才看见午门,午门又恰恰是一个凸字形的布局,人走在里面肯定感觉渺小,更凸现天子宫殿的伟大。王鲁湘:几年前我来故宫的时候,沿着这条中轴线走了一遍,体验当年外官进京见皇帝的那种心理感觉。我感觉故宫就是一个平面压缩的金字塔,从永定门进来以后就到了金字塔底下,然后一直往里头走,每过一道门等于上一个大的台阶。等到了太和殿的时候,实际上是到金字塔的顶端了,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腿也开始累了,膝盖也开始软了,到了太和殿门前的时候,感到不跪也得跪下了。晋宏逵:但是在整个明清,能够有幸看到太和殿的没几个人。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资格进到太和门的,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进,进也只能进到太和殿的丹墀上,进屋不太可能。由此而看,故宫具有很高明的空间布局艺术。另外,从规划布局上看,故宫的设计有条不紊,它要表现封建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所以萧何那会儿就讲了很著名的一句话。王鲁湘:刘邦很生气地问他,你怎么这么浪费啊,建这么大的宫殿干什么?晋宏逵:人家萧何就说了:“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最高最大,后代人都没法超过。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了,成为宫殿建筑的一个主调。王鲁湘:而且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条中轴线一直到清朝都没有什么树木,特别是太和殿前面这么大一个广场,一棵树木也没有。这也是要表现一种皇权至上的概念,因为一旦有了树木,就有了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种很威严、很秩序的感觉就没有了。晋宏逵:前朝的部分都是很规整的线条,很直的。王鲁湘:到了后寝,到他自己家里头的时候,花木复苏,御花园各种庭院里面各种各样的树木就有了,这体现的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尺度。晋宏逵:另外,他调动很多建筑艺术的手法突出皇权的主题。比如说屋顶都是黄的,屋身全是红的,台阶全是灰的或者白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就意味着单调啊,所以他在屋顶和屋身之间加了彩花,而且是以青绿色为主。你再去看紫禁城的很多细部,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琉璃瓦,有黄色有绿色,而琉璃瓦屋脊上的兽,它的数目要表现等级制度,表现级别,最高级的建筑数目最多,最低级的建筑数目最少,它那些影壁、琉璃门上面的花纹又都非常活泼。故宫绿色琉璃瓦残片故宫黄色琉璃瓦残片王鲁湘:而且为了突出紫禁城这一片,北京城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黄色琉璃瓦。所以当时要是从上空俯瞰的话,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灰调子,在灰调子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紫禁城。晋宏逵: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整个北京城是在封建制度下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作为封建制度应该被否定,但在建筑艺术上应该被肯定。王鲁湘: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在古代,黄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最明亮的色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故宫的墙面是朱红,屋面是金黄,两个都是暖色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和五行有关,墙面的红色是火,屋面的黄色是土,火生土。晋宏逵:这个我倒没考虑过,我只能说这个现象,大概从金代就形成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喜好,秦始皇喜好的是黑,唐代的墙大概是青白色的,到金代以后,就是红墙,白台阶,黄瓦,至于根据什么确定的,这我还真没有研究过。王鲁湘: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皇城的建筑上还是遵循着阴阳五行的法则。晋宏逵:金朝中都的建设是学习了宋代汴梁城的设计,宋代也有他的来源。总之,我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个事,但我觉得,皇家建筑肯定有它的传承,也肯定有它的讲究。王鲁湘:这里面都包含着几个核心的文化价值理念。首先就是中,中国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的概念,这也就等于有了关于核心的概念,紫禁城中轴线加上这样一个长方形的框就是一个中字,天下之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是三大殿从天上看像一个土字,土居天下之中73,这又是一个中的概念。今天我们看沙盘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前朝与后寝正好是“负阴抱阳”,阴阳交泰74了,所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过渡性的一个宫,就叫交泰殿。很多年以前,我仔细数过紫禁城城墙上的几个主要建筑的屋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是360个。晋宏逵:这个我还没数过。王鲁湘:360是个天数,一周天75。四个角楼,每个角楼是28个,象征天上的28宿。我觉得,里头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平面的形状,都有中国文化的意蕴在中间。晋宏逵:现在问题就是,文献当中对这些东西很少有记载,所以只能作为推测。如果我们的推测和事实相符的话,这种推测也能自成一说了。王鲁湘:反正从中国文化中间能找到一个说法。作为天子的居所,紫禁城除了表现森严神圣的皇权和等级,自然也是皇帝一家的宅院。所以,与前朝的威严刚毅相对,内庭的一切布置和设计,都是为这个大家族的衣食住行服务的。晋宏逵:他调动这么多技术,有突出的主题,有突出的轴线,有严谨的规划,还有这么优美的室内和室外建筑设计,最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个建筑的各种功能。皇帝的礼仪活动场所是三大殿;他日常办公的地方有乾清宫,后面有养心殿;后妃住的地方有东西六宫;太后们住的地方有西边的慈宁宫;皇子们住的地方有南三所和东西五所;太子受教育的地方有文华殿。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些人的心理,这些人的宗教活动、精神寄托怎么解决呢?所以宫内又有很多的道教宫观,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王鲁湘:包括喇嘛教的。坤宁宫内景晋宏逵:故宫博物院里头现在还有48处宗教活动场所。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们从来没有被扰动过,一些佛像上还拴着当时地方进贡来的一些条幅,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进贡,给谁谁谁的,贡的是什么佛,这太珍贵了。王鲁湘:清朝皇室又是满族,他们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也都有,比如在坤宁宫里头。晋宏逵:萨满教都在坤宁宫,佛教和道教有延续明代的,也有他们自己新建的。王鲁湘:明清两代中国第一家庭的世俗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包括文艺生活,都可以在这个紫禁城里头解决了。晋宏逵:统统得到满足。故宫里还有皇家出版社,也就是修书处。纪晓岚这些著名的文人都在里面上过班、编过书,这也是紫禁城一个很大的成就。王鲁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紫禁城绝不能单独理解成中国的最高行政中枢,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庭各种各样生活的所在,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在这个里头完成的。晋宏逵:对。我们现在扯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紫禁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考虑它,怎么认识它的问题。四、故宫的价值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第二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今天,人们来到这里,透过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心脏,也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故宫代表中国进入了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它的文化价值无可辩驳地得到了举世公认。晋宏逵: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突出性、普遍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说,世界如果缺了它,文化就是不圆满的。紫禁城的文化价值是世界性的,那它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一个是从实物角度看,它有宫殿建筑。它的宫殿建筑不单单是咱们说的600年历史,而是两千年,为什么?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历代王朝就在不断地进行皇宫建设,但留存到今天且唯一完整的皇宫建筑,就是故宫,所以它自身有600年历史,但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传统的。王鲁湘:您说的这个两千年,从秦始皇开始,可能还说短了。比如说景山,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故宫后面这个山为什么叫景山,因为景山也可以理解为影山,影山可以作为屏风这种东西来理解。但看了偃师的商城遗址我才明白,商城遗址后面那个山就叫景山,可见其来源有多远。晋宏逵:所以它的传统,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文献有记载,有一些文献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地下流传的。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延续时间应该有几千年了。另一种实物,就是故宫所藏的150万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分类来讲是可移动文物,但这些可移动文物和其他可移动文物不一样,它不是到哪都可以摆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皇家长期收藏的最后成果,它的东西看起来是清代的收藏,但是文献上说得很清楚,它照盘接受了明代的东西,明代这些东西是从元来的,元代是直接从南方拉过来的,所以它的东西是皇家收藏的直接延续,150万件文物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王鲁湘:说到这一点我就想,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只有三个地方叫博物院,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是南京的故宫博物院。这三个地方之所以称院,不称馆,是因为院的级别好像比馆高一点,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有资格称为院,恰恰是因为里头的收藏都是皇家收藏。故宫博物院晋宏逵:这得说说故宫文物的流失过程和辗转过程,它和抗日战争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政府对于保护这笔中华民族的最珍贵遗产做了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然,二战期间各国都在转移自己的文物,怕毁于战火,但故宫的转移延续了很长时间,辗转的路程大概是历史上最长的,这是欧洲各国没法比的。当时转移的故宫文物有13000多箱,还有当时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这些地方的文物6000多箱,加一块将近两万箱文物,都运到四川,分三个地方保存。王鲁湘:四川贵州。晋宏逵:贵州的最后也回到了四川乐山一带保存。过了抗日战争之后,从四川又回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到战局不利,就在正在北还的文物中选了一批运到了台湾,这批东西有档案,有图书,也有所谓的古物。当时的分布是这样的:古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以清宫旧藏为核心的。王鲁湘:还有没运走的也回京了。晋宏逵:北京故宫的文物还有建国以来收购的,还有一些考古发现的新东西,还有一批是大家不太重视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关于文物价值的概念局限在清宫旧藏和艺术品上,但我们现在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东西的。王鲁湘:那么凡是清宫使用的现在也是文物了。晋宏逵:对啊。很多帝后不是书画家,他们画的东西艺术性很差,但是它反应了帝后的心路历程,那也是文物啊。这批东西,台湾应该是没有的,都留在北京了。把这些东西算在一起,再加上武英殿的那些书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有150万件。南京博物院呢,它的藏品不是以故宫文物为核心的。王鲁湘:它藏有一部分故宫南迁留下的东西。晋宏逵:那不是它的主要藏品,另外,现在有十几家博物馆都叫博物院了。王鲁湘:从收藏主体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我们故宫这一边是切不断关系的。晋宏逵:从藏品角度看,它们是一个整体;从哲学角度看,它们是一个系统;从文化内容看,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王鲁湘: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情。刚才说到故宫的价值,说到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延续,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故宫,整个东方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没有了。晋宏逵: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它在文化上到底有哪些价值?它代表了一种被中断的文明形式,它比较完整、生动地表达了这个制度。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可以体会很多东西,这也是在文献记载上找不到的。王鲁湘:正因为如此,故宫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体中国人的心。故宫发生的任何事情,马上会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的维修,自然也会引起全体中国人的高度关注。五、故宫大修2004年6月4日,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近百年来,紫禁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总投资20亿元,历时19年的故宫大修,将被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10月武英殿试点工程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公众开放。到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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