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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m强行性折磨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个动词，说患者看到的是绝对的黑暗。那位盲人斩钉截铁地说，这里仍然保留同样的动词，他看到的是一片浓浓的白色，仿佛睁着眼睛沉入了牛奶海中。一种白色的黑蒙，这不仅在词源学上自相矛盾，而且在神经学上也不可能，因为一旦大脑不能辨别现实中的形象形状和颜色，同样也就不可能给正常视力在同一个现实中看到的形象形状和颜色蒙上一层白色，绵密的白色，仿佛一幅没有色调的白色图画，不论要精确地定义正常视力有多么困难。医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陷入了一个看来无路可走的死胡同，他沮丧地摇摇头，环顾一下四周。妻子已经离开了，他恍恍惚惚记得她曾来到身边，待了一会儿，轻轻吻了吻他的头发，我去睡觉了，她大概这样说了一句，现在屋里寂静无声，书还散乱地摆在桌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这时他突然感到害怕，仿佛自己马上就要失明，而且事先已经知道。他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事情是在一分钟以后发生的，当时他正把书籍收到一起，准备往书架上放。他先是发现看不见自己的手，接着就知道自己失明了。戴墨镜的姑娘患的病不严重，不过是轻度的结膜炎，用点医生开的局部外用药几天就可治愈。您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只有睡觉的时候才能摘眼镜，医生对她说。这句风趣的话已经说了多年，甚至可以设想眼科医生们说了一代又一代，但每次都有效果，医生笑着说，病人笑着听，这一次更没有白说，因为姑娘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并且知道怎样展示它们。出于天生的厌世或者对生活过度的绝望，任何了解这个女人生活细节的平庸的怀疑论者都会转弯抹角地说，她美丽的微笑不过是她所操职业的花招而已，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指控，因为它，这里指的是她的微笑，在不久以前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然如此，当然小女孩这个词已经过时，那时候她的未来还是个谜，而试图解开这个谜的好奇心尚未降生。好，简而言之，人们也许会把这个女人划入所谓妓女的类别，但是，考虑到这里描写的时代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不论是夜间的还是白天的，不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社会关系，其复杂性要求人们避免仓促决断的倾向，可惜，由于过分自负，我们也许永远不能摆脱这个毛病。尽管人人知道由天后朱诺而得名的婚神星里云雾缭绕，但把这位希腊女神与大气中飘浮的水滴组成的大块云团混为一谈就不对了。无疑，这个女人会为了得到钱而与别人上床，这可能使人不过多思考便把她划入事实上的娼妓之列，但是，如果可以肯定她与愿意跟她上床的人上床时也是愿意的，那么就不该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事实上的差别会让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她排除在那个行业之外，当然这里把那个行业视为一个整体。她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职业，也像正常人一样，利用剩余的时间使肉体得到某些欢乐，使需要得到满足，包括一般需要和特殊需要。如果人们不想简单地给她下个定义，那么最后会说，就广义而言，她在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并且从中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欢娱。离开诊所时天已经黑了。她没有摘下眼镜，街上的灯光照得她不舒服，尤其是霓虹灯。她走进一家药店买医生给她开的处方药，接待她的药店伙计说有些人的眼睛不应当用暗色玻璃遮住，她装作没有听见，这些话本不该说，况且是出自一个药店伙计之口，请想一想，他怎能反对一个姑娘的信条呢，墨镜赋予她的醉人的神秘感足以引起身旁经过的男人们的兴趣，若不是今天有人在等她，她也许会对他们的兴趣投以回报，但现在，她有种种理由希望从幽会中得到好处，物质方面的满足和其他方面的满足。和她相会的男人是老相识，对于她事先说不能摘下眼镜并不在意，其实医生并没有给出这种建议，但那男人甚至觉得这样蛮有趣，标新立异。姑娘在药店门口叫住了一辆出租车，说了个酒店的名字。斜靠在出租车座位上，她已经开始品味，不知道这个词用得是否贴切，已经开始品味性爱的种种感受，从头一次嘴唇贴着嘴唇，到头一次抚摸私处，再到性高潮的一次次爆发，她像被钉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旋转火柱上一样，最后精疲力竭，心满意足。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如果男伴能够在时间和技术上完全履行义务，那么戴墨镜的姑娘一定会提前双倍报答以后收取的东西。想到这儿的时候，无疑是因为刚刚付了一笔诊费，她暗暗问自己，往常面带笑容地称为公平交换的价格从今天起提高，是否是个好机会呢。她让出租车在一个街区前停下，自己融入往同一个方向去的人群之中，好像是被那些人拥着往前走，无名无姓，无罪恶感，也无羞耻心。她神态自若地进了酒店，穿过前厅，来到酒吧间。提前到了几分钟，应当等到事先约好的准确时间。她要了一杯清凉饮料，不动声色地喝完，眼睛不看任何人，她不想被误认为一个猎取男人的庸俗女人。过了一会儿，她像个在博物馆转了整整一下午要上楼回房间休息的游客一样朝电梯走去。还有谁不知道呢，美德在通往完美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困难，而罪孽和恶习很受好运垂青，于是她刚刚走到，电梯的门就开了。里边出来两位客人，是一对老年夫妇，她进了电梯，按下三楼的按钮，三一二号房间在等着她，是这个房间，她轻轻敲了敲门，十分钟后她已经一丝不挂，十五分钟时开始呻吟，十八分钟时毫不掩饰地低声说着做爱说的话，二十分钟时开始失去理智，二十一分钟时感到快活得浑身酥软，二十二分钟时喊了起来，现在，现在，等到重新清醒过来时，她筋疲力尽心满意足地说，现在我眼前还一片白呢。3至于偷车贼，是一个警察把他送回家的。这位谨慎严肃并且富有同情心的权力的代表人根本不会想到，他送的是个冷酷无情的违法分子，他之所以拉着此人的胳膊，而不是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为阻止其逃跑，只是因为怕那可怜的人绊倒和跌跤。作为报应，我们不难想象偷车贼的妻子把门打开时吓成了什么样，眼前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揪着一个在她看来失魂落魄的犯人，从犯人脸上那悲伤的表情来看，他遇到了比被捕更可怕的事情。在这一刹那，妻子首先想到丈夫在犯罪现场被抓，警察到家里来搜查；不论看来多么有悖情理，这个念头倒使她大大放下心来，因为她想到丈夫只偷汽车，而汽车这么大的物件是不能藏在床底下的。她的疑惑没有持续多久，警察说，这位先生双目失明了，您来照顾他吧；警察只是陪丈夫回家的，妻子本该松一口气，但是，当泪流满面的丈夫扑到她的怀里，说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话的时候，她才明白遭到了灭顶之灾。戴墨镜的姑娘也是被一名警察送回她父母家里的。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她说自己瞎了，赤裸着身子在酒店里大喊大叫，其他客人惊慌失措，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企图逃走，手忙脚乱地穿着裤子，显然，这种场面的讽刺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失明带来的悲剧色彩。失明的姑娘羞得无地自容，毕竟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不论那些虚伪的卫道者们对她从事的有偿性爱怎样嘀嘀咕咕，说三道四。在撕心裂肺的喊叫之后，她明白了失明不是刚才的快感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所以当胡乱穿上衣服，被连推带搡地带出酒店的时候，她不敢再继续哭闹了。警察问了她的住址之后，以不仅粗鲁而且带有讥讽的口气问她是不是有钱付出租车车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会付，他说；请注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这姑娘属于不为其不道德的赢利纳税的那类人。她点点头，但是，因为已经失明，她以为警察可能没有看到她的动作，就小声说，有，我有钱，接着又自言自语，还不如没有呢；我们一定会觉得这句话出乎意料，但是，只要注意到人类思想的盘绕曲折，在其中没有捷径可走，那么就不难理解这句话了，她想说的是，她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行为和不道德举止受到了惩罚，这就是后果。她曾对母亲说不回家吃晚饭，而现在却要准时到家，比父亲还早。眼科医生的遭遇却不相同，这不仅由于他患上失明症时正在家里，而且也因为，作为医生，他不会像那些只有在疼痛时才意识到自己身体的人一样束手就擒，惊慌失措，歇斯底里。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内心痛苦不堪，要面临难熬的一夜，他还能想起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写的那句话，在诸多诗篇中，它以描写死亡和痛苦著称。一位医生本身胜过好几个男子，对这句话我们不该单单从数量上理解，应该主要从质量上理解，这一点不久就会得到证明。他表现出足够的勇气，躺到床上，没有叫醒妻子，甚至妻子在半睡眠中嘟囔了句什么，在床上向他身边挪近些时也没有叫醒她。他整小时整小时地醒着，即便偶尔睡一会儿也纯粹是因为筋疲力尽。他的职业是为别人治疗眼病，所以他希望夜晚不要结束，免得自己被迫说，我失明了。但同时他又希望白天的光线快些到来，想到的正是这些话，白天的光线，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实际上，一位失明的眼科医生不会有多少作为，但他有义务通知卫生局，告诉他们这可能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这大概是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失明症，种种迹象表明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从他知道的病例来看，病前没有炎症感染或病变之类的症状，他从接待的第一个失明症患者身上发现了这一点，他本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轻度近视，轻度屈光不正，一切都是轻度的，因此决定不用戴眼镜来矫正。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而实际上它们状态完好，没有任何原有的或者最近的，先天的或者后天的损伤。他回忆起为前来就诊的那位患者所做的详细检查，检眼镜能看到的眼睛的各个部位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病变迹象，那人说他三十八岁，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龄，这种情况着实罕见。那个人不该失明，他想，此时却忘了他本人也已经失明，可见人能够达到怎样忘我的境界。这种事不只现在才有，我们记得荷马曾经说过，不过他的用词似乎有所不同罢了。妻子起床的时候他假装还在睡觉，他感到她吻了一下他的前额，非常轻地吻了一下，仿佛以为他还在沉睡，不想惊醒他，也许妻子在想，真可怜，为了研究那个盲人的奇怪病症睡得太晚了。卧室里只剩下医生独自一人，他觉得好像有一团浓密的云渐渐地把他捆住，压迫他的胸膛，钻进他的鼻孔，让他的五脏六腑全部失明，这时他忍不住发出一声短短的叹息，两滴眼泪流了出来，是白色的眼泪，他想，白色眼泪浸湿了眼眶，溢出来顺着太阳穴往下流，两边脸颊各有一滴，这时候他理解了他的病人们的恐惧，医生先生，我觉得快要瞎了。家里轻轻的响动传进卧室，妻子很快就会进来看看他是不是还在睡觉，是去医院的时候了。他小心翼翼地起了床，摸索着找到睡袍，穿在身上，走进洗漱间，小便之后转过身，面对着他知道挂着镜子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也没有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他只是伸出双手，摸到玻璃，他知道自己的影像正在里面望着他，他的影像看得见他，而他却看不见自己的影像。他听见妻子进了卧室，啊，你已经起来了，她说；他回答说，起来了。接着，他感觉妻子来到了身边，你好，亲爱的，结婚多年，两个人还这样亲切地问候。这时，他们像是在演一出戏，妻子的话在给他提示台词，于是他说，我觉得不会太好，眼睛里有个什么东西。妻子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于是对丈夫说，我来给你看看。她仔细察看了丈夫的眼睛之后说，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句话显然角色颠倒了，不是她的台词，而应当由丈夫说，丈夫的确说了，但比妻子说得更简单，我看不见，接着又补充一句，估计我被昨天那个病人传染了。由于长时间耳濡目染，医生的妻子们往往也对医学略知一二，而这位妻子在一切事情上都跟丈夫如影随形。她凭借学到的知识足以知道失明症不像时疫那样传染蔓延，一个不瞎的人不会因为仅仅看了一个瞎子一眼就染上失明症，失明症是人自身和与生俱来的眼睛之间的私密问题，与别人无关。无论如何，一位医生有义务知道他说的话的含义，正是因此他才会去读医学院，而这位医生不仅宣称自己患了失明症，而且公开承认是被传染上的，那么，这位妻子，不管她如何熟知病理，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呢。因此，人们可以理解，面对不可否认的证据，这位可怜的太太和任何普通人的妻子一样，这样的妻子我们已经认识两位了，她们搂住丈夫，自然而然地表示出心中的焦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她哭哭啼啼地问；通知卫生局，通知卫生部，十万火急，如果确实是时疫，必须采取措施；可是，失明症时疫，这种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妻子说，心中还抓住最后一线希望不放；人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无缘无故失明的，而到此刻为止至少已经有两个了。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完，医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近乎粗暴地把妻子推开，自己后退了一步，离开，不要靠近我，我会传染你，接着又用双拳敲着脑袋说，愚蠢，愚蠢，白痴医生，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一整夜和你在一起，本该留在书房里，关上门；尽管如此，妻子还是说，请你不要这样说，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走吧，跟我来，我去给你做早点；放开我，放开我；我就是不放开，妻子大声喊，你想怎么样，你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摸索着找电话，碰翻家具，就是找到电话簿也看不见需要的号码，而我却要钻到防传染的玻璃罩里静静地看你的笑话吗。她用力抓住丈夫的胳膊说，走吧，亲爱的。医生刚刚吃完妻子执意给他准备的咖啡和烤面包片，我们可以想象他吃到嘴里是什么滋味，时间还早，他要通知的人还没有上班。理智和效率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告诉卫生部的高级负责人，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仅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报告，不足以说服电话那头的公务人员，况且还是在他一再恳求之后女接线员才接通电话的。那人说在向顶头上司报告之前先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显然，任何有责任感的医生都不肯向头一个接待他的下层官员宣布出现了失明症时疫，若果真如此，会立即引起恐慌。官员在电话中说，阁下自称是医生，如果阁下非让我相信这一点，那好吧，我相信，但我要听上司的命令，要么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要么我不予报告；是秘密问题；秘密问题不能通过电话处理，你最好亲自来这里一趟；我无法出门；这么说你病了；对，我病了，医生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既然如此，你应当去请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对方反驳说，他显然对自己的幽默感扬扬自得，把电话挂断了。这傲慢无理的态度无异于打在医生脸上的一记耳光。几分钟之后他才平静下来，向妻子讲述受到的粗暴对待。又过了一会儿，他仿佛刚刚发现早就应当知道的什么事一样，凄然地小声说，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物，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他正要犹疑地问，现在怎么办呢，却突然间明白了，这样做一直是在浪费时间，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有关部门，唯一可靠的办法是与他所属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谈一谈，医生对医生，中间不隔着官僚体制，应该由主任负责让那个该死的官方齿轮运转起来。妻子记得医院的电话号码，接通了电话。医生通报了姓名，之后很快就说，很好，谢谢你，显然女接线员刚才问他，医生先生，你今天好吗。我们在不想告诉对方不好的时候就这样说，我们会说，很好，即便我们正在走向死亡，这被俗称为把肠子当作心脏，这种颠倒内脏的现象只有在人类中间才能看到。主任来接电话了，有什么事吗，医生问他是不是独自一人，旁边有没有人能听见，对女接线员倒不用担心，她顾不上听关于眼科问题的谈话，她只对妇科感兴趣。医生的讲述简短而又全面，完全是医学学术报告式的干巴巴的风格，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鉴于这特殊的形势，

，天亮时分禁军寡不敌众，崔胤死于乱军之中。攻下崔宅后，朱友谅趁胜领兵攻打京兆府，又杀死郑元规及陈班等数十名朝官。此时，皇帝李晔几次重新组建的禁军再次被打散，其雄心壮志也随之化为泡影。崔胤死后，继任者裴枢、独孤损都是朱全忠的党羽，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再次再度劫持皇帝李晔，便想将李晔迁往洛阳，于是让东都留守张全义开始修缮宫室。天佑元年（904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吞并淄青地区后，移兵屯驻河东。二十一日派牙将寇彦卿奉表入京，声称邠、岐兵马已经进逼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皇帝陛下的安全，请李晔急速迁往洛阳避难。次日，在朱全忠的授意下，汴州士兵强迫京城百姓迁到洛阳，而长安百姓则不愿意远离故土，一路上哭号不止，全都破口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国家，老幼妇孺相扶东行，一个多月里路上行人不断。正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在汴州士兵的催促下自长安启程。朱全忠让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宫室、百官衙署以及民居，将拆下的木料浮在渭河上顺流东下运到洛阳修建新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长安宫城被拆毁，长安成为一座废墟，而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此开始东移。二月二日，皇帝李晔一行人来到华州，百姓们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李晔见此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可是自己受制于人让他感觉形同傀儡。“不要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此刻李晔终于说出了其内心最想说的话，这既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感受，更是一种抗议。当晚李晔住在华州兴德宫，再想到国破山河碎，自己犹如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而行，即情吟出了一首《思帝乡》：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在华州停留八天后，李晔一行人于二月十日继续东进，因洛阳宫室尚未完工，李晔只得暂时滞留陕州。朱全忠亲自到陕州朝见李晔，在朱全忠的要挟下，李晔被迫将禁军兵权全部交给了朱全忠，任命他兼任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朱全忠为了尽早将皇帝李晔迁到东都洛阳，决定重回洛阳督促修缮宫室事宜。临行前李晔大宴群臣，酒席散后他将朱全忠和韩建留下来继续饮酒，当时何皇后出来亲自手捧玉盅向朱全忠敬酒。此时晋国夫人可澄在皇帝李晔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恰被韩建看到，韩建当即暗中踩了朱全忠一脚，朱全忠心领神会，以为酒中有毒，不敢继续饮宴，于是佯装喝醉辞别。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朱全忠对皇帝李晔动了杀机。四月十六日，洛阳宫室修缮完毕，朱全忠奏请皇帝李晔尽快从陕州启程，而皇帝李晔则不愿意动身，打算拖延时间，向王建、李克用、杨行密等藩镇求救，只盼望勤王之师早日到来。不过朱全忠催促李晔启程的表章一封接着一封送到李晔面前，此时司天监出面为皇帝李晔解围，奏称夜观天象，发现星象出现明显变化，现在不利于皇帝陛下出行。朱全忠根本不理会司天监的话，继续催促李晔赶快启程。李晔又派宫女告诉朱全忠说皇后刚刚生完孩子，不能经历颠沛流离，等到十月份之后再前往洛阳。李晔的再三推脱，让朱全忠十分愤怒，他明白李晔这是在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于是召来牙将寇彦卿，命令他带领五千士卒赶快到陕州，即日催促皇帝李晔动身。李晔见朱全忠开始以武力相逼，只得起身迁往洛阳，而朱全忠则亲自到新安迎接，为了让皇帝李晔在进入洛阳之前失去全部的羽翼，朱全忠让御医许昭远诬告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澄等人联手谋害朱全忠本人，借机将这些人全部处死。等到李晔行至谷水时，朱全忠又将跟随皇帝李晔同行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计二百余人全部缢杀，又亲自挑选了二百多个与之相仿者随行护卫。皇帝李晔最初还没感觉到身边已经换了内园侍儿，等到几个月后才发现，自此之后李晔的随侍人员也全部是朱全忠的人了。李晔到达洛阳后，朱全忠开始更换禁苑的人员，让其心腹蒋玄晖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担任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朱友恭为左龙武将军，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五月二日，皇帝李晔在崇勋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酒宴过后李晔让朱全忠到自己的内殿继续饮宴，朱全忠担心李晔有诈，于是找个理由离开洛阳返回了大梁。皇帝李晔见朱全忠离开了自己，于是加急向李克用等人求救。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发布檄文联合讨伐朱全忠，朱全忠利用强大的兵力优势，派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领兵将勤王之师击溃。此时李茂贞、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等人书信往来，皆以兴复大唐为目标。朱全忠得知消息后想要领兵西征，又担心素有英气的李晔在洛阳发动变乱，于是准备立一幼主，开始图谋弑杀皇帝李晔。为此朱全忠命令部将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合办此事。八月十一日夜晚，皇帝李晔正在何皇后居住的椒殿休息，蒋玄晖带着龙武牙将史太等一百多人急扣宫门，说军前有急事要奏明皇帝陛下，想要进宫面圣。夫人裴贞一前去开门，见门外士兵人头晃动，忙问为什么带这么多士兵来，没等裴贞一说完，史太挥刀将其首级砍下，直闯宫中而去。当时皇帝李晔因为连日来心绪不佳天天饮酒，此时因为喝醉正在龙床上休息，听说有汴州士兵闯进宫殿，急忙穿衣起身躲避。可是偌大的宫殿竟没有藏身之地，只得绕着柱子躲避史太等人，最终史太将其追上，一刀将李晔杀害在椒殿之内。李晔，一个聪明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但是唐朝已经积弱难返，他回天无力，最终死于朱全忠之手，让人为之叹息。李晔出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家庭，干了一份不该干的工作（做皇帝），如果是太平年月，李晔或许会是个很好的守成之主，但在唐末动乱的局势下，他纵然有李世民的文韬武略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李晔虽然已死，但大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不过距离其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第十二章走向灭亡傀儡皇帝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朱全忠的政治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因此不惜兴师动众，出兵凤翔将皇帝李晔从李茂贞手中夺过来。然而无赖出身的朱全忠并不满足仅仅是“垂帘听政”，在看到唐廷衰微之后，他的目标是要面南而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接受文武君臣的膜拜。朱全忠知道皇帝李晔经历一系列挫折后，虽然意志消沉，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就此将皇位拱手相让，因此将其杀害，在皇子中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经过慎重的挑选，终于在诸皇子中选定了一个傀儡皇帝的候选人。事实上，皇帝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为了讨好朱全忠，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而按照惯例兵马元帅之职一般都由太子担当，因此任命兵马元帅实际上就是指定皇位继承人。皇帝李晔一共有十七个儿子，大多年幼无知，只有德王李裕有所作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四年（897年）李裕被立为皇太子，因为刘季述反叛，将其立为皇帝，李晔成功复位后，将太子李裕贬为濮王，但依旧对其十分宠爱，便想让他出任兵马元帅之职。可是朱全忠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选中了年纪幼小的辉王李祚，而自己又不愿意出面过分干涉，于是便让崔胤承办此事。崔胤在皇帝李晔面前极力反对由濮王李裕担任兵马元帅，皇帝李晔知道这是朱全忠的意思，因为惧怕朱全忠，于是在天复三年（903年）二月，下诏任命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李祚是皇帝李晔的第九子，与濮王李裕同为何皇后所生，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时只有十一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在担任兵马元帅的两年后，皇帝李晔被朱全忠杀害。朱全忠让蒋玄晖矫宣遗诏，指定李祚为皇太子，并改名李柷。虽然当时皇位继承人已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朱全忠的安排，所以心中依旧感到无所依托，恐惧和忧伤时刻笼罩在皇宫内外。悲伤的人们摄于朱全忠的权势，不敢过分地表现痛苦之色，只能是暗自叹息。就在蒋玄晖宣布遗诏的当天下午，朱全忠又以皇太后的名义，让太子李柷于皇帝李晔的灵柩前即位，于是李柷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就这样在痛失生父后，被仇人扶上了皇帝宝座。朱全忠一手策划了杀害皇帝李晔的全过程，事后作为对劳苦功高的史太的奖赏，将其任命为棣州刺史。为了掩人耳目，蒋玄晖在士兵退出皇宫后，到处宣扬夜里皇帝李晔与昭仪李渐荣玩赌博游戏，是李昭仪将皇帝灌醉趁机将其杀害，企图将弑杀皇帝的罪名推到宫人身上，进而掩盖他们的罪行。不过虽然弥天大谎已经撒下，但参加弑杀皇帝李晔行动的有将近百十人，要守住这个秘密又谈何容易。而且参加弑杀皇帝李晔的一些龙武军官兵被裴贞一等人对皇帝李晔的忠心，以及她们遇事不慌张、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更加憎恨朱全忠的为人。这些人拿着朱全忠的赏钱，到酒楼里去宣泄个人心中的愤恨，并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添枝加叶的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城内沸沸扬扬，都知道皇帝李晔并非死于宫人之手，而是死于朱全忠之手，而且随着风言风语日渐增多，人们的议论也传进了朱全忠的耳朵里。他对秘密泄露得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进而愤恨朱友恭等人办事不力，对部下掌控不严。由于秘密泄露，朱全忠一时间也被搞得六神无主，但是他毕竟老奸巨猾，在逐渐稳定情绪后，他采取了弃车保帅之法，将所有的罪过全都推到朱友恭、氏叔琮等人的身上，谎称自己不知道弑杀皇帝李晔之事，而且假装痛苦着怒斥朱、氏二人背着自己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然后立刻从河赶到东都洛阳，伏在皇帝李晔的梓宫上痛哭流涕。朱全忠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开脱罪责，在皇帝李晔的梓宫前表演完毕后，他又跑到皇宫面见小皇帝李柷，声称先帝之死与自己无关，并假惺惺地请求查找真正的凶手。事实上朱全忠也明白，自己虽然卖力表演，但任何人都不是白痴，他这样做并不能减少朝廷上下对他的怨恨。所以为了缓解人们对他的怨恨，朱全忠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决定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不过朱、氏二人毕竟为自己立下大功一件，如果以弑杀先帝的罪名除掉二人，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为其卖命，恰巧此时有人告发护驾军士在大街上抢米，这让朱全忠立即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利用抢米这件事大做文章，立即向小皇帝李柷上疏，说朱友恭、氏叔琮治军无方，不能安抚民众，以致出现侵扰市肆现象，请求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其李彦威的本名；贬氏叔琮为白州司户。对于李柷而言，朱全忠的话就是圣旨，于是他立即批准了朱全忠请求，当即下诏外贬朱友恭和氏叔琮二人，而且李柷似乎还颇能洞悉朱全忠的内心，在诏书的最后没有忘记加上“仍令所在赐自尽”一句话，算是说出了朱全忠想说而又无法说出口的话。事实上朱全忠之所以如此在意人们对于弑杀先帝李晔的评价，进而被迫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是由于他感到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清醒地认识到阻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朝中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以及诸王宗室；二是地方的藩镇势力。因此朱全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在朝廷中清除异己；另一方面对与自己为敌的藩镇诉诸武力镇压。天佑二年（905年）二月，朱全忠首先对宗室诸王大开杀戒，他命令蒋玄晖邀请先帝李晔之子濮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州李禋、遂王李祎、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景王李祕在洛苑的九曲池旁摆下筵席，将诸王灌醉后用绳子勒死，并将尸体扔到九曲池里，在杀掉李晔的九个儿子后，他便将毒手伸向了朝中大臣。朱全忠要杀朝臣，除了因为他们忠于皇帝不能为己所用，是自己篡位的绊脚石之外，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朱全忠是行伍出身。虽然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藩镇，但是自中唐以来，社会时尚重文轻武，文士从不把武将放在眼中，朱全忠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文人也是恨之入骨。据说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朱全忠和幕僚们及游客在柳树下乘凉闲谈，几个游客正在高谈阔论，朱全忠当时觉得无聊，忽然站起身来指着柳树说道：“这种树木适合做车毂。”人们忽然闻听此言，全都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不知道朱全忠为何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语。此时有几个游客为了讨好朱全忠，也跟着站起身来，随声附和说适合做车毂，没想到朱全忠顿时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说：“书生就是喜欢阿谀奉承，顺口搭音，车毂需用夹榆才行，柳木怎么能够做车毂呢？”随即命令左右侍卫将随声附和的几个游客杀掉，从中可见他对文士的蔑视和憎恨。为了扭转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四月五日，朱全忠让小皇帝李柷发布赦文。朱全忠在赦文中通过论述文武皆重要的道理，想发泄一些对文臣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想以此使文臣们尊敬自己。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事却事与愿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更为不快的事情，而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朱全忠下定决心对朝臣大开杀戒。白马驿之祸和王的师傅张廷范是艺人出身，精通音律，后来趋炎附势投靠了朱全忠，为其进行歌舞演奏，深得朱全忠的宠爱。当时张廷范想担任太常卿，便请求朱全忠推荐自己，朱全忠认为自己办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便让幕僚带着张廷范入朝请求皇帝的任命，没想到却遭到了宰相裴枢的反对。裴枢给出的理由是张廷范是有功之臣，已经得宠于藩镇，何必再仰仗朝廷乐官的职位以示荣耀，张廷范想当太常卿恐怕不是朱全忠的意思。当时朱全忠的幕僚费尽口舌，可是裴枢就是不答应，张廷范只好悻悻而归。朱全忠见宰相都不给自己面子，顿时心起杀机，他对手下人说自己本来认为裴枢志向高远，不入朝廷俗气沾染，现在看起来不过是装成一副清高态势，因此他决心除掉这些顽固不化的大臣，而此时朝廷内出现的宰相不和的局面，恰好为朱全忠提供了机会。当时朝中共有四位宰相，除了裴枢之外，还有崔远、独孤损和柳璨。柳璨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隐居山林之间。光化年间一举中第，因为对汉史尤为精通，被时人称之为“柳箧子”。皇帝李晔因为爱才如命，想找一个有文才的人，于是有人就将柳璨推荐给了皇帝李晔，李晔立即召见柳璨，经过面试，李晔对其十分满意，很快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崔胤死后，皇帝李晔想让柳璨出任宰相，便征求诸位学士的意见。承旨张文蔚认为选贤任能不必拘于等级限制，不过按照惯例不宜立即提拔柳璨当宰相。于是皇帝李晔就首先提升柳璨为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但即使是这样也已经是高规格的越级提拔了。出身寒微的柳璨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因此出身高贵的裴枢、独孤损和崔远，对于一下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柳璨十分排斥，言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柳璨的鄙夷之情，而柳璨也对他们也是怀恨在心。皇帝李晔到达洛阳后，因为内官都是朱全忠的心腹，因此柳璨就极力和他们交好，想攀上朱全忠这棵大树，进而达到对抗裴枢等人的目的。当时柳璨已经察觉出朱全忠可能要做出不利于朝官的事情，便趁机在朱全忠面前说了裴枢等人的很多坏话，因此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裴枢、独孤损和崔远被同时罢相。五月七日天空中又有彗星出现，占卜者向朱全忠进言，认为君臣即将大祸临头，必须杀一批人才能消解此难，柳璨趁机写出裴枢等三十多个与己不和者的名字，请求朱全忠立即诛杀。对于一下子诛杀如此多的朝臣，朱全忠一时间也是难以下定决心。不过，部将李振趁机向朱全忠进言，认为朝廷纲纪之所以败坏，全都是因为这些文官表里不一，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大事的人，这些文官未来肯定会充当绊脚石，不如趁现在一举除掉。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李振的建议，首先于五月十五日利用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贬独

豪，族人宾客甚多。努尔哈赤的崛起使他激动不已，决心与满族共命运。佟氏其他成员住在抚顺。据某些史料载，佟氏祖先是汉化的女真商人，世代居住在明朝境内，同满族人进行食物和毛皮贸易。但也有史料可以证明，佟氏是数世以前定居东北的一个明朝官员的后裔。辽东佟氏最终共有22人归顺了后金，包括曾在朝鲜英勇抗击丰臣秀吉的副将佟养真（死于1621年）。佟养性死于1647年，其子普汉袭爵。郑天挺：《探微集》，第53—5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5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798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八卷，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4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铸匠名叫王天相，铁匠名叫刘计平。?大凌河之围，下文将详述。《皇清开国方略》第261—268、272—282页对此有一简要叙述。?《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第十卷，第4—5、21页。其中包括商贾2000人工役3000人，一部分蒙古逃人，和少数满洲逃人。?《贰臣传》第四卷，第5—7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在《清实录》中，佟养性部被称为“旧汉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1—23页。金军主力的规模，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23页。皇太极试图以满洲和蒙古原系一国为由，劝大凌河城内的蒙古人投降。9月6日，他派人系书于箭上，射入城中，除许诺“恩养”归降者外，皇太极还写到：“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尔等为异国效死，甚无谓，予甚惜之。”同上书第九卷，第24页。在满文《清实录》这一时期的记载中，满洲人自称“金国”。1649年至1654年间的某个时候，又改称“满洲”，或“我朝”。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3—104页。太宗朝实录的满文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尽管陈捷先教授在私人信件中曾指出，台湾故宫博物院新近可能发现了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1969年出版的《满洲旧档》中，没有1633年和1634年的材料，也没有1636年以后的材料。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9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3—24页；又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2页。?同上书，第27—28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3—34页。共获军旗15面，马206匹，甲胄219副，并生擒游击一员。?同上书，第36页。?金军直到10月26日才知道这支援军的统帅是谁。这天金兵擒获了几名俘虏，经讯问得知，10月22日张春战败后，吴襄和孙承宗逃回了山海关。《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2页。吴襄，辽东人，其家族原居江苏，后迁至此，1622年中武进士，亦为武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12页。?当时，后金汗之护军由上三旗护军组成，设专门机构统辖。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0—31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6—37页。?同上书，第38页。?此后不久，莽古尔泰因为拔剑威胁皇太极，受到诸王的指责，并降其和硕贝勒秩同于诸贝勒。同时，代善嘲笑了他本人和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同坐的制度，遂约定：自今以后，皇太极南面中坐，代善和莽古尔泰侍坐左右。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2—563页。?同上书，第32页。皇太极特意下令，要求哨探尽量捕捉明军官员，而不要只捉樵采竖奴，因为后者并不了解其军中事情。同上书第九卷，第36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8—39页；又见《贰臣传》第四卷，第3—4页。?9月25日，皇太极亲幸阿济格军，按其传统方式以金杯酌所携酒，赐给阿济格等，以表示对大败松山援军的祝贺。《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4—35页。?皇太极甚至做了在敌军过于强大因而无法阻挡的情况下解围撤退的计划。《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5—36页。?同上书，第39—40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42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2—43页。?同上书，第43—44页。?同上书，第44页。?同上书，第46页。不过，张春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遂下令将其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为止。张春仍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郑天挺：《探微集》，第82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页。?同上书，第2—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4页。?同上书。?同上书，第5页。?同上书，第5页。金军抓获台中男子240名，妇女儿童339口，牲畜70头。?“若非用红衣大炮击攻，则鱼子嶂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克鱼子嶂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饱腾。以是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5—6页。?同上书，第4页。?同上书，第6—7页。起初他们杀修城夫役为食；夫役已尽，又杀商贾为食，且析骸而炊；最后又杀羸弱的军士为食。?同上书，第7—8页。11月9日，一支来自沈阳为金军运送给养的部队，带着缴获的火器、大炮和各台归顺之人，一同返回了沈阳。?同上书，第8—9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9页。?同上书，第9页。当时，佟养性之旧汉兵被分为左右翼两旗，石廷柱是左翼管旗大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35页。岳讬是代善的长子，也是皇太极的亲信。?《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1页。?同上书，第10—11页。?同上书，第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2—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5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0—21页，有祖大寿等降官的全部名单。关于满族的盟誓之俗，见郑天挺：《探微集》，第69—70页。?第十卷，第15—16、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6—18页。?同上书，第18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8页。锦州明军听到炮声，以为祖大寿已设法冲出了金军的包围。这一情况帮助祖大寿将领顺利通过了明军的防线。?同上书，第19页。?同上书，第19—20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83—284页。?同上书，第20页。?同上书，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0—21页。?在此后的几年中，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其上司对他的怀疑。事实上，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后金。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2页。?同上书，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后金内部有人主张立即攻打锦州，而不管祖大寿的计划如何。其例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4—5页。?其中多数人后来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8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页。?同上书，第15—19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23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4—25页。?《贰臣传》第一卷，第1—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0—22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4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1—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后金的军事力量，以满蒙联盟及满族与布勒瑚里湖一带的高原汉人的融合为基础。这种结构使得区域划分带有明显的‘利益范围’的性质，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43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3页。宁完我是在一道奏章中这样称呼尚可喜等人的。同时他还断言，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不过是一伙缺乏军事才干的强盗。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尚可喜原是辽东军户，其父在明军中战死。《贰臣传》第二卷，第23—3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5—636页。孔有德的家族原籍山东，当系曲阜孔氏，后移居辽东。《贰臣传》第一卷，第5—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5—436页。耿仲明也是辽东人。《贰臣传》第四卷，第26—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6—417页。?登州即今山东蓬莱。?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686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217—219页。?除耿仲明、李应元及其父李九成外，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也都承认孔有德为王。这些人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如广鹿岛为毛承禄所占据），有的来自旅顺。孔有德还设置官府造，造刻印玺。《贰臣传》第一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李九成和陈有时被杀。?李应元被杀；毛承禄和陈光福被俘。黄龙还杀了密谋反叛的部将、耿仲明之弟耿仲格。?孔有德部8014人，耿仲明部5866人。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4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5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6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17—31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3—2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39—34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3页。?神田信夫：《三藩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神田就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封建”性，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贰臣传》第七卷，第17—19页。此时，“天佑兵”和“天助兵”名义上也同汉军八旗合为一体，但只表现为其将领在编制上分属各旗。孔有德是正红旗人，耿仲明是正黄旗人，尚可喜是镶白旗人。?“和硕贝勒在本旗中的地位，不是封建性的，而是政治和行政性的。”吴卫平：《八旗兴衰》，第40页。因此分旗之制是收编归降满族的军士及其家属的极好形式。例如，他们曾用这种形式收编被俘的俄国人，令俄国将领统辖，其中有些人是沙皇的逃犯。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8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1页。这种火器无膛线，口径约50毫米，炮筒长约18英寸，火药需用药捻引燃。沈阳故宫有此藏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6—157页。?同上书，第17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96—3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41—34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62—367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34页。林丹汗是13世纪蒙古汗族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他虽然立志统一蒙古，但对别人财富的觊觎，使他失去了许多蒙古首领的信赖。当满洲军队来犯时，后者便将他抛弃了。林丹汗西逃后，死于1634年。第二年，其子向皇太极表示顺服。这样，皇太极便控制了内蒙的大部分部落。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3页。?S.A.M.阿谢德：《清朝的马政》；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页。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威胁，明初统治者很快认识到其军队之战马供给的重要性。明太祖下令设苑马寺，管理陕西的24个牧场。但到15世纪末，这些牧场只剩下了6个，其余皆被农民垦为耕地，因而战马的来源主要依赖东北和西北各部落。在东北，明朝每年用价值30万两的银绢换取马匹，在西北则特设茶马司，专门用四川茶叶换取蛮夷民族的马匹。最初，每年可用约100万斤茶叶换取1.4万匹马。1449年，也先率蒙古瓦刺部入侵，将甘州和宁夏抢劫一空，并赶走了在当地贩马的商人。成化（1465—1487）和正德年间，明朝虽然努力恢复茶马贸易，但毕竟失去了垄断权，因而良种马的来源大大减少了。1509年，蒙古首领亦不刺入侵库库淖尔，以及1513年吐鲁番首领满速儿占领哈密，又进一步破坏了这种茶马贸易。到1600年，全年只换得约3000匹马，且多是性情温和的雄阉马，根本不是蒙古和满族战马的对手。罗赛比：《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37—160页，及其《中国和亚洲腹地》，第82—83页；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260—261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9页。?鸳渊一：《清朝前朝社会杂考》，第306页。蒙古汗国与喇嘛教的结合，是16世纪时由阿勒坦汗完成的。1578年，经他邀请，拉萨黄教首领与蒙古贵族代表在库库淖尔河畔见面。这位西藏高僧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而他则宣布阿勒坦汗是忽必烈帝再生。当满族势力迅速崛起之时，土谢图汗——他曾作为外蒙戈壁滩北部喀尔喀蒙古的领袖接受达赖喇嘛的拜访——又宣布自己的儿子是“活佛”和弥勒佛的化身。不过，这一欲将喀尔喀蒙古统一在一个兼有宗教与政治权威的领袖之下的努力，因克鲁伦河流域以塞特森（Setsen）汗为首的东喀尔喀拒绝承认西喀尔喀的统治而失败了。早在1637年，一些喀尔喀部落就开始向满族纳贡。《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罗赛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2—115页；摩西斯：《蒙古佛教的政治作用》，第92—93、104—106页。皇太极私下曾对蒙古人信仰佛教表示轻蔑，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文化特性。“蒙古贵族正在抛弃蒙古语言；他们的名字也都模仿喇嘛。”然而，1637年，他邀请达赖五世来到沈阳；1638年，他修建了一座黄教寺庙，供奉元代的玛哈噶刺像，一个周身火焰的湿婆形象；1640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致书皇太极，承认他为菩萨，并称他为“满洲大帝”。戴维·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19—21页；沃尔瑟·海西格：《蒙古人的宗教》，第32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第二卷第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0页。1633年，皇太极曾经问众贝勒，应该首先征服明朝，还是首先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即日后的摄政王，主张先征服明朝，建议攻打燕京（北京）。祖可法表示赞同，指出一旦攻下燕京，明朝其他地方就会望风而降。但皇太极仍感到力量不足。1635年3月21日，早已归顺后金的明朝生员沈佩瑞上疏皇太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指出，明军主力现在正忙于镇压西部地区的农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bdsm强行性折磨膺，慢慢开始尝试理性对待，并且已经能够正视历史，学习辩证分析，这无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继续下去的。本章的解读，会让你对那些谜案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解读不一定最准确，但一定更客观。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光绪帝死亡之谜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在两国元首握手言和，他又跳出来旧事重提，给人的感觉就太小气了，而且有公报私怨之嫌。当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在堂下见到了这一幕，暗地里对人说：“郤克知勇而不知礼，仗着自己功劳而羞辱国君的客人，这样能长久吗？”当天晚上，晋景公举行盛大国宴招待齐顷公。韩厥上前给齐顷公祝酒，齐顷公觉得这个人很眼熟，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韩厥说：“您想必认识我吧？”齐顷公再仔细一看，认得是当年在华不注山下放走自己的人，说：“哎呀，当时你穿着戎装，现在穿着礼服，还真没认出来呢！”韩厥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两位君主在堂上把酒言欢啊！”郤克鲁莽而失礼，韩厥则巧妙地弥补了郤克的过失，既未伤及郤克的面子，又让齐顷公听得很舒服。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上，满腹诗书的卿大夫们风度翩翩，才思敏捷，引经据典，应对得体，就算与古希腊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相比，也毫不逊色。郤克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此后不久，晋景公便安排他退居二线（另有一种说法是郤克在鞍之战中落下了后遗症，不久便身亡了），由栾书担任了中军元帅。齐顷公亲自朝觐晋景公，使鲁国人感到有必要抓紧强化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齐、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难保晋国会再次站在鲁国一边，甚至与齐国联合起来欺负鲁国也未可知。公元前587年夏天，年轻的鲁成公也跋山涉水，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绛都朝觐了晋景公。也许是因为鲁成公太年轻，晋景公不屑于与他对话；又或者是因为鲁成公来得太晚，让晋国人感到不够殷勤，总之，这次会面极其糟糕，不但没有举行授玉仪式，晋国君臣对鲁成公一行的接待也是不冷不热，可以用“不敬”二字来概括。陪同出访的季孙行父暗地里对鲁成公说：“晋侯恐怕有灾难了。诗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谨慎啊谨慎，天命有常，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既然想称霸天下，他的天命就在诸侯身上，岂可不尊重诸侯？”回到鲁国，灰头土脸的鲁成公便决定改换门庭，要派人去楚国请求交好，而与晋国绝交。对这种过家家似的外交决策，鲁国的群臣都表示反对。季孙行父劝鲁成公：“晋侯虽然无礼，但我们没有必要跟他闹翻。晋国国家强大，群臣和睦，又靠近鲁国，诸侯都听命于它，还不可以背叛。古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也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肯真心对我们吗？”季孙行父的意思是，晋国姬姓，鲁国也是姬姓，好歹算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就忍忍吧！季孙行父既然这么说，鲁成公也不敢再表示异议。整个鲁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三桓”手中，季孙行父的意见就代表了“三桓”的意见，听着就是了。公元前588年入侵郑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觉自信心倍增，民族自豪感随之复苏，对于远在郢都的楚共王也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公元前588年夏天，郑襄公派公子去疾讨伐许国，理由是许灵公没有到郑国来朝觐他，实在是大大的不敬。在历史上，许国和郑国之间是有些恩怨的。郑庄公纵横河雒的年代，许国一度被郑国占领，成为郑国的一部分；郑庄公死后，许国虽然重获独立，但仍然是郑国的附庸，诸事均听命于郑国。许国人对于郑国，始终怀有怨恨和不满，也曾经有过反抗，但都被郑国派兵镇压。后来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将许国和郑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国人心想，你是楚国的附庸，我也是楚国的附庸，凭什么还要听命于你？因此，自许灵公即位以来，就很少去新郑朝觐郑襄公，企图使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淡化，在共同臣服于楚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许国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87年三月，郑襄公去世，郑悼公即位。办完郑襄公的丧事，郑悼公便抓紧处理许国的事务，于同年十一月派公孙申率领部队前往许国划定边界，打算将去年讨伐许国所占的田地纳入郑国的版图。许国人奋起反抗，在展陂打败郑国部队。郑悼公不甘心失败，亲自带兵再度入侵许国，强行占领了鉏任和泠敦两地。楚共王对这两个小兄弟的窝里斗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晋景公则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内部分化敌人阵营的大好机会，于是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派新任中军元帅栾书带兵入侵郑国，攻占了氾、祭两座城池。这一次，郑国不敢单独面对晋国的入侵，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共王派公子侧带兵救援郑国。仗还没打，郑悼公和许灵公就像两个互相打闹的小孩见到老师来了一样，争先恐后跑到楚军大营，向公子侧告状，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在楚国人看来，郑国去年入侵许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今年强行要将许国的土地划入郑国的版图，未免就做得太过分了。且不说许国人怎么考虑，再大的事情，毕竟还有楚国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如果不是郑悼公一味蛮干，怎么可能引发晋国干涉，成功地将爪子伸到楚国的势力之内呢？但是，郑国人历来以辞令通达著称。双方在公子侧面前展开辩论，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一件明明无理的事情，被皇戌说得头头是道，不但将许灵公君臣说得哑口无言，还搞乱了公子侧的思维，以至于他不能当场决断，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两位国君愿意到寡君面前亲自陈述，由寡君与两三位重臣共同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否则，我也难以确保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将皮球直接踢给了楚共王。公元前586年夏天，许灵公果然跑到郢都，在楚共王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状告郑悼公目无楚王，欺凌弱小。楚共王派人宣郑悼公前来应诉——单从这个细节来看，郑悼公已经输掉官司，因为他没有主动向楚共王汇报情况，取得楚共王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等着楚共王来宣他。果然，郢都开庭的结果，郑国败诉。作为惩罚，楚共王囚禁了郑国大夫皇戌和公子发，让郑悼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就此打住。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

的社会活动，没有午餐会之类的，和摄影师的会议也取消了——铁路上闹罢工，火车停运。我对乔伊丝说不如回家工作，她说她就留在办公室里，没问题。她告诉我她家里日子现在不好过：她丈夫想要离婚，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正在和律师们谈。但是她在办公室里很高兴，虽然以前日子好的时候她有很多工作也是在家里做的。回家的时候我去了莫迪家，发现她房里坐着一位叫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人，来自她所谓的“老年医学会”。第一眼我们就互相了解了：我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风格，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形象。她坐在裹了一身黑衣服的莫迪对面的椅子上，身子前倾，面带微笑，风度迷人，幽默风趣。“但是，福勒太太，有好多事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可你不合……”不过她咽下了“合作”，换了“让我们做”。“您是哪位？”她问我，用的还是一样可爱，甚至有些逗笑的口气，但是她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换了我们这类人之间使用的亲密、民主的说话方式（但今天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这些语气上的不同），对我说：“您是个‘好邻居’吗？可没人和我说过这个。”“不是，”我说，“我不是‘好邻居’，我是福勒太太的朋友。”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从大概十个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最主要的是我说朋友时没用双引号，直到那时我才想到我们这种人不和劳工阶级交朋友。我对于福勒太太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包括“好邻居”，但不是朋友。她坐在那儿，抬头看我，眨巴着眼睛，火光映在她的头发上。浓密柔软的金发，满头的大波浪，小鬈发。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弄出那精心设计的凌乱感。她粉嫩的脸，大大的蓝眼睛，抹着灰色和蓝色的眼影，搽了粉。她绒绒的白色毛衣，她灰色的麂皮裤，她深蓝色的麂皮靴，她……我心想，要么是“救济业”的薪水比我原以为的多，要么是她还另有收入。我站在那里，那是完全不和谐的一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很突兀，无法被轻易消化。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以一个时尚业女编辑的眼光在审视她，谁知道呢，她说不定和她的“形象”其实相去甚远。这期间她一直在思考着。“福勒太太，”她说着起身，脸上挂着好看的微笑，散发出友爱和圣灵之光，“好吧，你不肯去医院。我自己也不喜欢医院。但是我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每天早上来一趟，还能派一个家务女工来，还……”“这些我都不要。”莫迪说道，别开脸，恶狠狠地捅火。“那好吧，记着你都能得到什么。”她说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我跟着她出去。那时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背后议论莫迪，还是对赫米奥娜说：“不，我们就在这里谈。”我很懦弱，我跟着赫米奥娜走出了房间。“我叫……”诸如此类的信息，她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份资历，等着我说我的。“我叫简娜·萨默斯。”我说。“或许您是她的邻居？”她问道，口气中有些恼火。“我是后来喜欢上福勒太太的。”我说。这总算是说对了，这话让她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这下子类聚群分规则恢复正常了。“是的，”她声音很大，“你说的没错，有些老人家，他们可爱得很，实在……”但是她的脸在说莫迪可一点儿也不可爱，正相反，是个毫不随和的老厌物。我们站在那条可怕的走道里，周围是沾了好几层煤灰的油腻的黄色墙壁，鼻腔里是贮煤室飘来的猫尿味，眼前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扇颤巍巍的破门。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我有时候来看看福勒太太，”我说，“帮她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这么说，好让她知道别指望我会帮她做她那份工作。她又舒了一口气。“唉，幸运的是，很快这里就要拆迁，会给她安排新房的。”“什么！她不知道这事！”我发现我的声音透着恐慌，莫迪听到这话会有的那种恐慌。“她当然知道了。这地方已列入计划好几年了。”“但是这房子属于某个希腊人什么的。”“啊，不，不可能！”她刚开口的时候挺斩钉截铁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又想了一下。她胳膊下夹着鼓鼓囊囊的一个文件夹。她把手袋挂在门把上，抽出文件夹，翻开。一张列着待拆或重建房屋的清单。我已经知道她搞错了，想知道她是会承认，还是会掩饰。如果她承认，那我就给她打满分——因为这是两个职业人士间的较量。我们较量，不为福勒太太——可怜的莫迪——而是为了争谁更有权威，尽管我已明确拒绝了权威。她漂亮的双唇叼着一支圆珠笔，单腿站着，文件摊在抬起的那条腿的膝盖上，皱着眉头盯着那些纸张。“啊，我要回去再好好查查。”她说。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被扔开了。哦，她那表情我再清楚不过了！暗自做了决定，再不管某事，脸上却要摆出一副自信干练的样子！她准备离开。我问：“如果我能劝得动她，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照顾？”“家务女工，当然啦。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试过一次，黄了。‘好邻居’，但是她不想要……”她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狐疑的眼神，然后接着说，“她没有资格接受上门送餐服务，因为她自己能行，我们又人手紧张……”“她都九十好几了。”我说。“其他好多人也九十好几呢！”“但是你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来？”“可是她说她不想要护理员。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他们也得合作啊！”她很得意地甩出这话，扳回一局。她三步并作两步爬上台阶，钻进一辆红色的福特Escort，走的时候还朝我挥了挥手。很高兴终于摆脱我了。大大的笑容，她的肢体语言在说，这帮外行，真是烦人！我懊悔地回到莫迪身边，因为我在背后谈论她了。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一言不发。终于：“那么，你们最后怎么决定的？”“福勒太太，我觉得你的确应该享受几项他们的照顾服务，为什么不呢？”她的脑袋在颤抖，那张脸简直可以去演“邪恶巫婆”了。“我想要上门送餐，但是他们不给我那个。”“不要家务女工？”“不要。他们给我派过一个。她说，你的真空吸尘器呢！大人物啊，不能用地毯清扫器。她坐在那儿，喝我的茶，吃我的饼干。我派她去买东西，明明多走一步就能省一便士，但她就是不肯，别人要多少钱她就付多少钱，我买东西花的钱比她少多了，所以我叫她不用再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听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不同了。因为之前我可惭愧了：看着赫米奥娜，也就是看着我自己，摆出那种刻意谦恭的优雅姿态，就好像她——就好像我！——边做还边欣赏着自己的表演：我做得多好！我多么讨喜，多么善良……我努力不要让语气掺上那种味道，努力保持直率、质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接受提供给你的服务。你不舒服的这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那个护理员就可以要，先从这个开始。”“我要护理员做什么？”她问，还是别过脸。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既每天来两趟，我为什么还要她？还有：但是你为什么要来呢，这又不是你的工作。还有，这个是最强烈的：求你，求求你了。如果我面对的是赫米奥娜那样的人，我丈夫，乔伊丝，乔姬姐姐，我会说：“真是个感情敲诈犯，这个罪名你可别想逃掉。”我们这种人鼻子灵，能嗅到好处，不管是获得还是给予。离开的时候，我已经答应继续早晚各去一次。还答应给“他们”打电话，说她不要护理员。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冷冰冰、气鼓鼓的，她气急败坏是因为她软弱无助，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该指望我做太多，还因为……现在我坐在这儿，自己也觉得抓狂。给困住了，这是我的感觉。我一晚上都泡在浴缸里，思考。思考我真正在乎的。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是在办公室，是那份工作。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工作了，而且一直在为同一份杂志工作，就因为这个，我习以为常了，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生活。杂志还没改版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经历了三次变动，而且我可以说第二次变动的起因部分在我。乔伊丝和我做成的。我在这儿的时间比她还长：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来做制作经理的，那时我已经在那儿干了十五、二十年了，每个部门都待过。如果这杂志社里还有谁能配得上杂志化身的称号，那个人就是我。而我居然对这一切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我不能就因为莫迪·福勒而置我真正在乎的于不顾。我会去慕尼黑的，不像我今天说的，只逗留两天，而是要按惯例待满四天，而且我要告诉她，她必须同意让护理员过来。周五在慕尼黑今早去看莫迪。她坐在椅子上，瞪着没生火的炉子，裹着一身黑色破布，缩在那黑壳子里。我给她弄来了煤，煮了茶，喂了猫。她看起来浑身发冷，但是烧得脸通红。她咳了又咳。我对她说：“福勒太太，我要去慕尼黑，要去四天。”完全没有回应。我说：“福勒太太，我得走了。不过我会给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打电话，说你必须要一个护理员。就干到我回来。”她继续瞪着冰冷的炉子。于是我开始生火——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她只好强迫自己爬出温暖的小窝，慢慢地、慢慢地放进一片一片的纸头，一根一根的木柴，一个引火物，生起火来。我看看周围——没有报纸，没有多余的引火物了，空无一物。我出门去商店，回来的路上发现她门外的街边有一辆建筑废料倒卸车，里面有不少小木条，拆除的墙上卸下来的旧板条——她就是收集这些做引火物的。我装满了一购物袋的木条，明知自己这一身时髦打扮，这么做该有多奇怪。我做这事的时候，偶然抬了抬头，发现好几个窗户里都有人在看我。年老的面孔，老太太们。不过我没时间细细观察，只能拿着木板和买回来的东西往回冲。她又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坐在如今燃得正旺的炉火前。我不知道护理员生不生火。我问：“护理员会不会给你生火？”她不回答。我有点生气了。和她一样苦恼。这局面实在是荒唐透了。但又没法改变。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说：“我会打电话请护理员的，求求你不要把人家赶走了。”“我才不要什么护理员呢。”我站在那儿，忧心忡忡，因为我已经迟到了，今天是开会的日子，而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也为她忧心。而且生气。而且愤恨。但是她又叫我牵挂，我很想张开双臂把那团脏兮兮的老东西搂在怀里。我想扇她一巴掌，使劲摇她。“为什么这么抵触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以为你受到什么威胁啊……它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没有去过医院？”“嗯，两个冬天以前。圣诞节。”“怎么了呢？”她现在腰板挺得笔直，瘦削的下巴扬着，一副好斗的样子，她的眼睛里有恐慌和愤怒。“不是，他们挺和气的。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给你塞药片，塞了又塞，塞了又塞，你感觉你的思想给弄没了。他们待你像小孩子一样。我不想要……”然后加上了一句，口气间似乎想表示一点公平，偏偏这么做却流露出更多意思，她原本不想表示出来的意思，“……那里有一个小护士。我咳嗽的时候她会按摩我的背……”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掉转眼光，我知道她想让我给她按摩背部。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哎，”我说，“没人会逼你去医院的。”她说：“有了上次那事，他们哪还会再收我。”突然她哈哈大笑起来，一脸机灵，很享受的样子。“你做了什么？”我问，很高兴可以和她一起大笑。“我自管自走人了！”她咯咯笑，“是的，我受够了。在那儿吃得太好我都便秘了，他们倒没少给我吃的，这我得承认。吃了那些药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是自己了，每分每秒都在变。我说，我的衣服呢？他们说，福勒太太，天气太糟糕了，你不能回家，会要了你的命的。外面是在下雪。我说，你们把我的衣服拿来，不然我就穿着你们的病号睡衣走。于是他们只好把我的衣服拿来了。他们气得不肯看我，也不和我说话。我走到大堂里，对看门的人说，给我叫辆出租。我那几个钱在病房里被偷了。但是我准备对司机说叫他看在上帝的分上送我回家——如果现在这年头还有人知道上帝的话。但是接待台有个女人，她对我说，你搭我的车吧，亲爱的。于是送我回了家。我现在还时不时想起她来。那些对我好的人我都会想，真的。”然后她朝我展颜一笑，欢乐的笑容，灿烂极了，小女孩般的笑容。“就算这样，我还是得去慕尼黑。四天都不能来，而你很清楚你根本没法照顾自己。我要听到你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需要护理员。我待你很认真的，没把你当小孩！如果你说不要护理员，那我就什么也不做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我叫一个护理员来。护理员又不是世界末日。”“那还有那些药片呢？”“好吧。但你得明说，说你不要我打电话叫护理员。”然后，我实在不顾一切了，加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莫迪，理智一点吧。”我意识到我喊了她的教名，但是她没发火。她耸了耸肩膀。“看来我别无选择了。”我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吻她，她把脸凑过来，我亲了一下。我出门，在门口挥了挥手，但愿没有显得“讨喜可爱”。我开会迟到了。头一次。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例会赋予了这本杂志生命力。这是我的主意。待会儿我会写一份分析，这能帮我理清思绪，因为我知道我的思绪需要理清，关于杂志社、工作、一切一切。今天下午这儿只有我一人：乔伊丝在家，因为我在德国期间她得时刻坐镇办公室。我试着去查政府社会服务处的信息。那些分发给消费者的宣传手册，《养老抚恤权利》之类的东西，我手里都有。不，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过了一会儿，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要找到“那个人”。如果这条规则对我们这类工作管用，十有八九它就哪里都适用。（莫迪说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但是她说的是另一回事。）乔伊丝和我一直在运用这条规则。很久以前，我们发现，如果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就得找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或者负责此事，或者是了解此事，或者——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名副其实。唉，赫米奥娜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绝不是。赫米奥娜这样的人也是少不了的，哪怕就只因为另一类人实在太少呢：倒不是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或者是百无一用，而是他们不重要。想要搞清如何给莫迪弄到她真正需要的，真能帮上她的是什么，我不能靠赫米奥娜。但是今天下午我给她打了电话——她不在——留了言说福勒太太要一个护理员，要用五天。然后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忽然一惊，于是我叫秘书给赫米奥娜打电话，后来叫乔伊丝的秘书也给她打电话。可不能留下她无人照看，四天呢。周三首先，我去看莫迪前的精神状态。我中午从慕尼黑飞回来，直接回到办公室，重新充足了电，精力充沛，状态良好。我实在喜欢出这样的差。我喜欢的是我的雷厉风行。我喜欢让事情运转起来，知道该如何做。我喜欢他们认得出我，给我开我的房间，记得我的喜好。周末一直在见朋友。呃，“朋友”，其实是工作上打交道的人。然后周一和周二，博览会。我喜欢的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吃只吃到适量，喝便多一口都不喝，几乎不睡觉，整天东奔西跑。我完全清楚应该如何展示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形象。我看到自己去观看时装表演，周一早上，坐下，人们微笑着互相打招呼：与此同时，我回到了十五年前，用那时的那双眼睛，以我现在，我三十岁时的方式，看着那些事业有成、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女人们。我羡慕她们，希望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我审视她们，细致地审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时我找的是她们忽视了什么，有什么迹象显示她们最终将被别人取而代之，我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认真打量过的这些女人里，最终只剩下一个，不过也还有一些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留在圈内。四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会导致我最终被踢出局，或者留在办公室里做些简单的活儿，换了别人——谁？——来出这种差。我看不出有什么。只是年纪渐渐大了？和这可不相干！是我终将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暂时这么觉得。我回到办公室时

”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宁汉合流

膑没有再推辞，但是提出一个要求：“齐、魏之间必有一战。在那一战发生之前，请允许下臣仍旧秘密居住在田忌府中，不公开露面。而且，下臣在齐国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为什么？”“为了庞涓。”孙膑说着，轻轻地合上了眼睛，仿佛想起了他在大梁的痛苦岁月。围魏救赵上一章写到，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54年）冬天，赵国进攻卫国，攻占富丘及漆地。卫国向魏国求援，魏惠王派庞涓率领八万大军伐赵救卫，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据《战国策》记载，大夫季梁本来外出办事，听到魏惠王要讨伐赵国，半路上又折了回来，顾不上整理衣服上的褶皱，拍掉头上的灰尘，就跑到宫里去见魏惠王，劈头盖脸地问道：“听说您已经下令庞涓讨伐赵国，有那么回事吗？”魏惠王说：“是，怎么啦？”“为，为什么？”“赵国无故侵略卫国，寡人重振先君的霸业，出面主持公道，有何不妥？寡人还想问你呢，派你去出使楚国，怎么现在就回来了？”魏惠王不满地看着季梁。“是这样的——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正驾着车往北走。我问他去哪，他说去楚国。我就奇怪了，楚国在南边，你往北走怎么可能到得了楚国呢？可他说没关系，他的马好。我说，马是好马，可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他不差钱。我说那还是不行，两码事。他又说，他的车夫技术很好。我便不再说话了。您想想看，他把方向搞错了，马又好，钱又多，车夫技术也好，这不是离楚国越来越远嘛！您现在要重振先君的霸业，想取信于天下诸侯，却又仗着兵精粮足去攻打赵国，这和想去楚国却拼命往北走有什么区别？”成语“南辕北辙”，即出于此。可惜的是，季梁苦口婆心，却阻挡不住魏惠王炫耀武力的雄心壮志。即便是后来秦国乘虚而入，攻占了魏国的少梁，也没有动摇魏国攻占邯郸的决心，反倒是促使庞涓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353年春天，赵成侯的使者来到了临淄，请求齐威王派兵救援赵国。齐威王为此召开了专题会议。相国邹忌反对救赵，他认为魏军势大，庞涓又善于用兵，齐军未可与之争锋。大夫段干朋等人则主张救赵，主要理由是魏国已经十分强大，如果再攻克邯郸，将赵国置于控制之下，甚至吞灭赵国，将对齐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是到了第二天，邹忌又突然改变主意，同意了段干朋的意见。个中原因，是邹忌的一位门客公孙阅当天晚上对他说了一番话。公孙阅说：“此番伐魏，田忌必定为将。如果战争获胜，则您也有功。如果战争失败，田忌不是战死就是逃亡，命运全掌握在您手上。这样的事情，您又何乐而不为呢？”邹忌不是圣人——世界上本来也不存在圣人，公孙阅的话很轻易便打动了他。是啊，何不让田忌这个傻瓜去冲锋陷阵呢？输赢只是国家的输赢，对他邹忌来说，却是旱涝保收。田忌很快被任命为远征军的统帅。这支军队的人数和庞涓带领的军队一样，也是八万人。就当时而言，这已经是齐军可以出动的极限了。孙膑则以军师的身份，坐在轮椅上随军出征，这也是中国战争史上首次出现的军师的形象。很多人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着羽扇坐着小车的形象感到疑惑，会提出“他又没有残疾为什么要坐轮椅”之类的问题，答案已经写在这里——五百年前，军师的祖师爷孙膑就是这么出场的。田忌领受了命令之后，便立即整顿军马，准备开赴邯郸城下与庞涓决战。孙膑却给了田忌一个否定的意见。“恕我直言，魏国武卒横行天下数十年，所向披靡，胜多败少。如若正面交锋，八万齐军绝对不是八万魏军的对手。”“可是救兵如救火，咱们如果不去邯郸城下，还能去哪？”田忌对此表示不解，“而且，庞涓将军师害成这个样子，难道您不想早点将他的头砍下来，快意恩仇吗？”孙膑摇摇头：“个人恩怨总是要解决的，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不是找庞涓算账，而是如何打败魏军。我实话跟您说，庞涓虽然阴险，却不失为一代名将。我军如果不远千里赶去救火，他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击败我军不过是举手之劳。”“就算是军师也斗不过他吗？”“胜败条件一目了然，就算是家师鬼谷子到场也无济于事。”“那我们该怎么办？邯郸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如果我们再按兵不动的话，邯郸必破无疑。主上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当不起。”田忌想到邹忌对自己的态度，不觉眉头紧皱。“当然不是按兵不动。”孙膑说，“我们是来解围的，不是来打架的。解围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便会身陷其中，反受其乱。我的建议是，避实就虚，不要去邯郸，改为直接进攻大梁。”“大梁？”田忌眼前一亮。“没错。庞涓围攻邯郸，带走了魏国的精锐，连秦军进攻河西都不回防，可见其志在必得。但是如果我们进攻大梁的话，他绝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须赶回来救援。这样一来，邯郸的压力就小了。而我们以逸待劳，在魏国与庞涓决战，主动权操纵在我们手里，获胜绝非难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之计。在一本名为《三十六计》的小册子中，“围魏救赵”被列为第二计，其原文为：“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意思是，攻打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散再打；打击气势旺盛的敌人，不如待其士气低落再动手。应该说，这既是孙武用兵的原则，也是孙膑兵法的精髓。田忌听从了孙膑的建议。从齐军跨出国门的那一天起，孙膑就开始不断地使用各种手段迷惑庞涓。先是向南进攻魏国战略要地平陵（今山东省定陶）。平陵虽然城池不大，然而人口众多，商贾云集，历代魏君都十分重视经营平陵，将城墙修得又高又坚固，留有重兵防守。从齐国出兵进攻平陵，途中还要经过宋、卫两国之间的市丘，辎重队伍很容易遭受攻击。因此，从表面上看，齐军一出国便进攻平陵，显然是不明智的。这就给庞涓造成了一种“齐军无人”的假象。部队接近平陵的时候，孙膑又命令主力停下，千里迢迢从临淄和高唐调来地方部队担任主攻。结果可想而知，齐军被打得铩羽而归。消息传到邯郸城下，庞涓不禁冷笑一声，认定齐军主将田忌不过是个草包。但是几天之后，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支齐军战车部队绕过平陵，轻装疾进，直接突入大梁城郊，烧掠了十几个村庄，而且放出风说，齐军主力部队即将到来，准备血洗大梁，一泄当年禀丘战败（公元前405年）之恨。大梁城内人心惶惶。魏惠王沉不住气了，派人给庞涓送去一封密信，令他火速回师救援大梁，稳定局势。庞涓收到密令，将半个月以来收到的信息作了一番分析，得出一个孙膑极想要他得出的判断：齐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无非是想趁火打劫，从魏国捞到一点好处罢了。那样的话，邯郸之围可以不解，只需他带领少量部队火速返回国内，便可一举击败齐军。他不知道，齐军所有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大的秘密，那就是他的昔日同窗孙膑正端坐在中军大帐中悄悄操纵着一切。这件事被列为最高机密，就连齐军中也只有少数几位高级将领知道。庞涓决心快刀斩乱麻，命令魏军主力继续围攻邯郸，自己则带领两万部队偷偷离开了邯郸城下，日夜兼程赶回魏国。《孙子兵法》第七篇第二条记载：“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简而言之，以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急行军必定导致士兵大量掉队。急行一百里，掉队百分之九十；急行五十里，掉队一半；急行三十里，掉队三分之一。因此，急行军乃是兵家大忌，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可轻易使用。但是庞涓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他只想快点赶回国内击溃齐军，好让魏惠王放心。当他带着一万余名疲惫不堪的魏军赶到桂陵（今河南省长垣）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八万名吃饱喝足、气定神闲的齐军。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魏军被击溃，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他被押解到齐国的中军大帐。在那里，他见到了田忌，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庞涓先是惊愕，接着大笑起来。“果然是你，果然是你！”他用一种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声音说，“从这场战斗一开始，我就怀疑是你在背后操纵这一切。除了你，还有谁会这样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手段将我从邯郸城下骗到这里来？只有你，只有你有这个本事让我上当。我真后悔，当初在大梁为什么没有杀掉你，为什么要留你一条性命？杀掉你我就是天下第一了……不，你其实并不比我强，对吗？如果你比我强，又何必费尽心思将我骗到这里来，又何必躲躲藏藏不敢现身，何不在邯郸城下与我光明正大地决一死战？你还是怕我，怕我在战场上打败你。你害怕人家会说，鬼谷子最得意的弟子是庞涓，孙膑只是个废物，是个懦夫！”说罢又是一阵狂笑。孙膑只是怜悯地看着庞涓，静静地等他把话说完。他不想对庞涓的话进行任何反驳。这些年来吃过的苦头使他明白人间的险恶，也明白人类的各种雕虫小技。庞涓歇斯底里也罢，装腔作势也罢，对他来说不起任何作用。他知道，自己只要轻轻一挥手，刀斧手便会将庞涓拖出去，转身拿进来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但他不想那样做，他甚至不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庞涓的双脚砍下来，再在庞涓脸上烙上一个硕大的印记。那样的话，他与庞涓又有什么区别？他命人将庞涓押下去，暂且关押起来。田忌忍不住问孙膑：“您难道就这样放过他？”孙膑说：“邯郸局势未明，留着他还有用处。”果然，几天之后消息传来，邯郸陷落了！原来就在桂陵之战的同时，围攻邯郸的魏军发动一次总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城门。赵成侯不得不带领文武百官突围而出，逃往代地避难。魏军战斗力之强，委实不是吹的。此后，韩国出于害怕齐国势力西扩，也加入了魏国的阵营。公元前352年，魏、韩联军在襄陵（今河南省睢县）打败齐、宋、卫三国联军（可见孙膑也不是百战百胜的）。战争持续了两年。公元前351年，楚宣王派大将景舍调停各国争端。齐、魏、赵等国在漳水之滨缔结了和平条约，史称“漳水之盟”。作为交换条件，齐国将庞涓送回了魏国，魏国则将邯郸交还了赵国。楚国从中渔利，获得魏国在睢水流域的大片土地。对此，《吕氏春秋》评价道：（庞涓）围攻邯郸三年，士民疲惫，国家空虚，舆论批评，诸侯耻笑，魏国从此走上了下坡路。魏文侯建立的百年霸业，根基已经松动。第六章商鞅之死漳水之盟暂时解决了赵、魏、齐等国之间的矛盾，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是对于魏国来说，战争尚未结束。公元前351年，秦国再度出兵进攻河西，攻克上郡的战略要地固阳（今陕西省延安）。公元前350年，魏军在大将龙贾的带领下发动反攻，双方在定阳（亦在今陕西省延安境内）展开大战。几个回合下来，秦国人发现，虽然魏军在桂陵之战中遭到失败，实力却损失不大，仍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魏将龙贾也不是等闲之辈，曾经主持修建大梁以西的长城，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将才，在战场上挥洒自如，多次打得秦军丢盔弃甲。双方打了一年之后，秦国主动提出和谈。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举行会盟，缔结了和平条约。魏惠王终于跌跌撞撞地稳住了局势。公元前348年，刚刚即位一年多的赵肃侯来到阴晋与魏惠王相会，赵、魏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后数年，中原基本无战事，魏国抓紧时间休养生息，原本就富庶的三河地区又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到了公元前344年，魏惠王感觉到元气恢复得差不多了，又忍不住蠢蠢欲动，准备以朝觐周天子为名，召集鲁、宋、卫、邹等“泗上十二诸侯”举行会盟，重图霸业。就在魏惠王紧锣密鼓地筹备会盟的时候，秦孝公突然派了一位使者来到大梁。这位使者不是别人，就是当年魏相公叔痤门下中庶子、现任秦国大良造卫鞅。自立为王的逢泽之会卫鞅的来访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魏惠王的部署。按照魏惠王的本意，召集诸侯会盟，一是抬高自己的身价，二是“以西谋秦”，想发动大家都来与秦国为敌，共同挥兵西进，抢占秦国的土地，将秦国打回“老、少、边、穷”的原形，甚至从地图上抹去。卫鞅一来，便对魏惠王说：“寡君听说您要举行诸侯会盟，共同朝觐周天子，特派下臣前来表示祝贺。寡君特别交代下臣问一下，秦国虽然偏小，但也是周朝的诸侯，这种尊崇王室的大好事，为什么不知会他也来参加？”话说得委婉，实际上是在告诉魏惠王，你心里打什么主意，秦孝公全知道。魏惠王也是江湖老手了，马上说：“寡人不只是没邀请秦国，也没有邀请齐、楚、赵、燕、韩等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魏国是个小国，势单力薄，虽然有尊王之心，却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敢对大国发号施令。寡人这样回答，不知道秦伯是否满意？”周朝的封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三晋虽然是后起之秀，却都被封为侯爵。而秦国虽然早就立国，却一直是伯爵，是以魏惠王称秦孝公为秦伯。卫鞅说：“您谦虚了。魏国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带甲三十六万，北克邯郸，西围定阳，分明是天下第一强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到卫鞅这样说，魏惠王不觉微微一笑，面露得意之色。“但是，令下臣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以魏国之强而召集诸侯会盟，为什么只请宋、卫、鲁、邹这样的小国？这些国家诚然便于驱使，却不足以支撑您的王图霸业。”卫鞅说到“王图霸业”四个字，偷偷地看了魏惠王一眼，只见他两眼放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显然已经被打动了。他赶紧趁热打铁，继续说道：“依下臣之见，您不如向北争取燕国，向东讨伐齐国，则赵国必然死心塌地跟从你；向西争取秦国，向南讨伐楚国，则韩国也会听从您的指挥。您以伐齐、楚之心来顺应天下之志，则王图霸业已现。您大可以穿上王服，登上王位，以王者之尊率领天下诸侯图谋齐、楚。”“王者之尊？”魏惠王打了一个激灵。谁都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王”指的是周天子。虽然自周平王东迁以来，群雄并起，早就没有人将周天子放在眼里，但是诸侯再大，也只是诸侯，最多到周天子那里讨个方伯（霸主）的称号，用以号令天下，还没有人敢将这个“王”字加在自己身上。当然，楚国是个例外，它一开始就自认是化外之国，还在山旮旯里茹毛饮血的时候就自封为王，中原各国打心眼里是看不起的，也是不承认的。现在卫鞅提出魏惠王也可以称王，魏惠王激动之余，不禁又打了一个问号：这样做，行得通吗？卫鞅看出了魏惠王心里的犹豫，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下臣出访之前，寡君明确表示，您若称王，秦国愿意拥戴。寡君虽然不能亲自赴会，但是一定会派公子代表他参加，以示尊重。”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也许记得，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已成定局之际，孙权曾经派人给曹操送去一封信，劝他称帝。曹操大笑，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意思是，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魏惠王却没有曹操的智慧，他完全被秦孝公的诚意打动了，乐滋滋地接受了卫鞅的建议。他就没想想，秦孝公能对他安什么好心吗？不久之后，由魏国召集的诸侯大会在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召开。宋、鲁、卫、邹等国诸侯参加了会盟。秦孝公没有食言，派公子少官前来祝贺。就在这次的会盟上，魏惠王“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牌，从七星之旖”，也就是扩建宫室，制作王服，竖立天子的仪仗，过足了当天子的瘾。同时他也犯下了即位以来第三个大错。第一个大错：不听公叔痤的建议，既不重用卫鞅，又没有杀掉卫鞅，以至于其为秦国所用，成为魏国最大的威胁。第二个大错：误以为孙膑里通齐国，判处其刖刑，结果孙膑果真为齐国所用，在桂陵大败庞涓。这第三个大错，是最为严重的一个：中了卫鞅的嫁祸之计，妄自尊大，自立为王，成为

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北伐孙传芳

败仗

惨胜

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主将跑了，这还得了！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血战台儿庄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

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切想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唯一的问题是，朱莉安不太懂得打理自己…………迈尔斯渐渐习惯跟你相处了。卡尔10岁，只跟卡伦1说话。爱丽丝8岁，相当害羞。迈尔斯对你暴露她的存在令她十分紧张。她不想别人打扰。霍尔顿的信如下：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参加上次的治疗了——包括安，她已有19年不曾出现。那次谈话多少让大家有了希望。我担心你仍不太了解我们的系统，我很乐意把最新状况告诉你。克莱尔需要立即的关注，因为她开始想起受虐待的往事了。她对自己必须把痛苦丢给迈尔斯感到内疚。迈尔斯喜欢痛苦…………以下是目前仍在这个系统内活动的人的姓名与年龄：克莱尔（7岁），卡伦2（21岁），迈尔斯（8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西德尼（5岁），朱莉安（15岁），卡伦博（2岁），卡伦1（10岁），凯瑟琳（34岁），卡伦3（30岁），霍尔顿（我，34岁），安（16岁）。我会继续确保卡伦定期去你的办公室。虽然帮助她复原并不容易，但大家都很高兴有你帮助我们。霍尔顿全部的人格都出现了吗？看完信，我仔细数了一下，截至目前，连同卡伦在内共有13个独立人格。我翻阅卡伦几个月前给我的信，当时只有11个——包括叫“坏脾气”的那个，还有朱莉跟桑迪，但霍尔顿完全没提到他们。如果把他们3个算进去，那就是16个了。卡伦体内是否还会组成或重组新人格？或者只是单纯显现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两项任务：照顾接受治疗的那个卡伦（无论是哪一个），并且从这些人格身上进一步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这些信确实颇有助益。卡伦的分身们似乎急切地想让我快点认识他们。1994年8月17日，我们再次进行催眠治疗。待卡伦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立刻询问有没有人想出来跟我说话。卡伦的肩膀突然往上拱，两腿蜷向一侧，用眼角余光瞟我；这是个颇为幼小、女孩子气的姿势。她说她叫克莱尔，然后开始告诉我她以前在殡仪馆（邻居家）的遭遇。她被带过去之后，有人把她绑在不锈钢工作台上。她吓坏了。那里有3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金属棍。然后克莱尔就昏过去了……她要我帮她挡住那些坏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她。两天后，我收到迈尔斯的来信，信里继续描述克莱尔的遭遇。亲爱的贝尔医生：又是我，但你大概不想听我说话吧。我想告诉你克莱尔没办法说完的事。克莱尔被绑在工作台以后，那3个男人拿电棒凌辱她，她叫他们住手可是他们把她电昏了。我很生气，于是就跑出来尖叫，结果他们用灰色胶布封住我的嘴。他们一直说我喜欢这样。假如我摇头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就电我，假如我点头表示感觉很好，他们会放过我——但也只给我一分钟。那3个人把我们电昏以后，卡尔出来了。这些人把卡尔放进棺材，盖上盖子。我不知道我们在里头待了多久。过了一阵子，我们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我出来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是有人在找我们。我用力敲打棺材盖，卡伦她妈妈打开盖子，我让卡伦出来。她妈妈惊讶地说：“你还活着！你重生了！真高兴看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躲在棺材里？你不是在帮爷爷漆客厅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们吗？迈尔斯某次治疗结束后，卡伦递给我3封信，其中一封来自迈尔斯。卡伦离去后，我打开他的信，他向我描述一场名为“午夜圣体”的仪式。亲爱的贝尔医生：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午夜圣体”仪式。在仪式上，女孩子必须切掉一样东西，像乳头或一片耳朵之类的。霍尔顿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已经不在了。我不相信霍尔顿，因为他们还在那个工厂里。他们在叫我们，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其他人都听不见。我该怎么阻止他们？他们会来抓我、杀掉我们。我会抵抗，但其他人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来抓我吗？我很害怕，可是我没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我天不怕地不怕。假如他们知道我会害怕，以后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迈尔斯我该拿这封信怎么办？迈尔斯告诉我这么恐怖的事，我该如何看待它？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场噩梦？迈尔斯相信真有其事，所以我不能不处理。我决定等待，不主动询问，看看往后是否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再见到卡伦时，我提到那几封信，并建议她接受催眠治疗，看看其他人是否有话要告诉我。第一个现身的是西德尼。卡伦闭上眼睛，有好一阵子，她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睁开眼，靠上椅背坐好，微微扬起头，形成一特殊角度，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我。她迅速观察四周，仿佛初次到访。“我喜欢我们在药店的工作，”她说。卡伦——或者说西德尼——说话速度很快，视线在屋内游走。“我拿了好几样以前没拿过的东西，玩具啊什么的，不过凯瑟琳都会把它们放回去。我偷了一串超级球，放进卡伦皮包里。詹姆斯和莎拉真的很喜欢超级球。我知道我不该偷东西，但是卡伦的爸爸逼我偷。因为偷窃，我必须接受处罚，所以我偶尔也偷拿一些可以割伤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指甲锉刀。药店真是个好地方。”西德尼侃侃而谈，但在我听来，他是个毫无自制力、凡事任性而为的小男孩。我不想多作批评，故只说了“小偷必须割伤自己作为惩罚？”他再次确认，但我却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的提问不带轻蔑，意在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其必要或有何特别之处。这会让他开始思考。我向西德尼道谢，感谢他出来跟我说话，然后请他退回去，看看是否有别人想发言。卡伦闭上眼睛，西德尼的表情消失了。这令我大感惊讶：在不同身份转换之间，卡伦的改变清楚分明——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下一个出现的是迈尔斯。卡伦稍稍坐直，两眼依旧紧闭，她皱起眉头，声音粗哑。“我也喜欢工作，”迈尔斯说，“工作时我可以当老大。”“全都由你负责吗？”我再次确认。“是啊，我喜欢聊天。如果客人不排队，我也会警告他们。”显然迈尔斯喜欢找机会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必须好好运用这个特质。我想跟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建立合作关系，而迈尔斯无疑相当重要：因为他似乎是伤害卡伦的主要几个人格之一（还有西德尼，但西德尼占的比例少一点）。假如他们能视我为值得信任、有分量的人物，或许我能对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闲谈几分钟后，我谢过迈尔斯，请他退回，再次询问有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卡伦微微放松，闭上眼睛，表情转为空白。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软下来，变小，缩成小孩儿样。克莱尔对我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她说她喜欢看贺卡、香水和珠宝首饰。克莱尔有女性的一面！这是好事。卡伦几乎不容许自己拥有女性的习惯与喜好：她的衣着单调无趣，经常披头散发，也不化妆。我一度担心卡伦的成长过程完全受限，无法表现女性特质，幸好克莱尔仍保有这些特质。这表示，假以时日，卡伦也会重新找回这部分的自我。最后现身的是朱莉安。卡伦阖上眼，表情空白，然后突然挺直腰杆，双臂夹紧于身体两侧，好像在防备什么似的。她两眼大睁，表示有相当恐怖的事要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说，但是，既然卡伦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许她说出来不会有危险，我也会帮忙保护她。她似乎颇为安心。朱莉安描述“午夜圣体”仪式给我听，大概讲了10分钟。这仪式听来像某种巫术。他们将她绑起来，切下她身上的一小块肉。参与这项仪式的人数众多。卡伦首次参加时，年约4岁。他们割她的手臂、她的脸或耳朵，切下一点皮肤或取几滴血，有时则是头发、睫毛、眉毛。等卡伦（与众分身）年纪稍长，他们会割她的胸部……这时卡伦身上的“男孩”会出现——因为受创的是“女孩”，故男性人格感觉不到疼痛。事后，卡伦的双亲会责骂她，表示这全都是她自己在睡梦中干的好事。结束催眠治疗前，我告诉卡伦，她将不会记得催眠过程中的任何谈话——为了保护卡伦，她体内的其他人格多年来始终不让她知道这些故事。我不确定卡伦能不能消化如此不堪的过去，不确定她会不会因而伤害自己。既然前途未卜、状况不明，我决定继续等待。一星期后，我仍反复思量该如何跟卡伦讨论“午夜圣体”仪式。这时卡伦突然造访。她看起来既羞怯又难为情。“我又自残了，”说完，她扭过头去，感觉十分屈辱。显然她又开始伤害自己了。但是用什么方式？受伤至何种程度？“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我问，“我必须知道你可能是怎么受伤的，”我等她回答。卡伦拱起眉毛，开始哭泣。“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但我想我可能把衣架拆开，把尖端刺进身体里。”她看起来好像快吐了。“你流血了吗？”“嗯。”“现在还在流吗？”“没有了。”“当时你感觉得到痛吗？”我继续追问。“嗯。”“现在呢？还痛吗？”“一点点，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假如你用力按肚子，会痛吗？”我问。“不会，不怎么痛。”我试图借着这一串问题确认她是否弄伤阴道，如果阴道受伤——无论刺穿阴道壁或腹膜——极可能引发腹腔感染。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听起来似乎伤得不重——至少就生理层面而言。现在我必须找出心理层面的问题。卡伦对事发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催眠是唯一的办法。进入催眠状态后，卡伦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眼紧闭。“我想切掉女生的部分！”“他”说，脸庞因恐惧而显得冷酷无情。他是迈尔斯，我想，这次伤害应该是他造成的。“卡伦的妈妈一直讲卡伦爸爸的事，我很怕他会回来伤害我们。我打算把卡伦的女生部分通通切掉，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要不是霍尔顿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迈尔斯倒回椅背，依旧紧闭双眼，紧咬牙关。“现在我只要我们全部死掉。”迈尔斯认识我，我们聊过几次，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他人格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拥有某种我希望能派上用场的权威与影响力。“迈尔斯，”我和善但坚定地说，“卡伦的爸爸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想办法躲避他的威胁。”迈尔斯没搭腔，认真思索。他很挣扎，双眼仍闭得紧紧的。“你确定吗？”他问道。“我百分之百确定，迈尔斯。”“那，好吧，”他说。他还在努力消化信息，我看见他脸上挣扎的表情。然后他开始放松，宽慰弥漫整个身体。“他再也不会伤害我们了？”“不会了。”我停顿几秒，观察迈尔斯是否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步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切割卡伦的身体了。你了解吗？迈尔斯？”“我了解了。”第二部分身第11章圣诞礼物卡伦一只手包着绷带，用吊带吊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她面带愁容，眼神充满畏惧。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态度消沉而疏离。“怎么了？”我警觉地问道，“是你先生打伤的吗？”“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颤抖，“药店被抢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但是你怎么会受伤？”卡伦盯着地板，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其他人出来了？”我问。“大概吧。我告诉警察，是劫匪把我打伤的，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发现有个妇人想偷药，她手上有刀，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找出答案。”现在卡伦已相当适应催眠程序。她窝进椅子，调整姿势，闭上眼睛。我念起熟悉的台词，帮助她放松并深深进入内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她进入那个安全小窝里。待她准备好，我请她走出小窝，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没多久，卡伦挺直背脊，两眼紧闭，绷着一张脸，声音也比平常更为低沉、强硬。“是我做的，”她说。“迈尔斯吗？”“对。”“你做了什么？”“我打她。”“你打那名劫匪？”“对。她亮出小刀，想捅我们。卡伦很害怕，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受伤。”“所以你做了什么？”“我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摇摇晃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拿刀扑向我。我举起手臂挡开，所以才被割伤。然后我又揍她，骂她，诅咒她，她就逃走了。我好好教训了她一顿。”迈尔斯坐回去，脸上挂着微笑。这一切令我吃惊。“好精彩呀，”我说，“你真勇敢。”“噢，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在我当班的时候偷东西。”“还好，你的伤势不严重。”“这没什么。”“可是，万一她杀了你，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会死掉啊，跟我希望的一样。”“是这样啊。”道别迈尔斯后，我引导卡伦回到小房间，再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束催眠。她四顾张望，光线令她眯起眼睛。“看样子是你的分身挺身对抗歹徒，”我说。“我想也是，”卡伦响应。“考虑到你的安全，我实在不确定你适不适合继续在药店工作，”我说，“昨晚的事件有可能再度发生，情况说不定更糟糕，而你根本无从防备。”卡伦想了想，缓缓点头。离去前，她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拿出3封信交给我。这信分别来自迈尔斯、凯瑟琳和克莱尔。一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展信阅读。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可以跟你住吗？我会很乖的。每个人都好伤心。我想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要起来。西德尼也是。我们好累好累。凯瑟琳一直叫我们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吗？可以分给我一点吗？卡伦博老是哭个不停。她怕迈尔斯会伤害我们。你可不可以叫迈尔斯不要这么坏？迈尔斯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请你告诉卡伦她妈，叫她走开，她惹得我好烦，害我好想杀死大家。她不知道她让我们有多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她，但凯瑟琳和霍尔顿不让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她了。她一直假装我们有完美的童年，假装卡伦很快乐。这不是真的。我们变得支离破碎，我好害怕你会扔下我们不管。假如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你会不会生气？我有好多话想说，可是我不能说。虽然卡伦渐渐能了解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没办法用我的话说出来。迈尔斯凯瑟琳则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好痛苦。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明白我们的状况吗？我们越来越无力，大部分的人都起了自杀念头。我们的沟通一直受到伤害，干扰太多了。我们尽力维持现状，但如果卡伦失去求生意志，我们根本一筹莫展。她有好多烦恼，需要把烦恼说出来，但也只有她觉得无助，又不愿说出来。我觉得她不能再抗拒，她必须让我们出来跟你说话。另外，卡伦也没有听从你的嘱咐按时服药。我们很担心，也都希望这种无力感只是暂时的。你诚挚的凯瑟琳这几封信明显透露卡伦体内的人格各有各的痛苦和烦恼，状况有些混乱，但其中几个人似乎想找我帮忙，也想告诉我更多内情。1994年11月底，严冬的脚步逐渐逼近。卡伦走进诊所，她微拱着背，感觉像个不情愿上门认错的孩子。两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肚子发胀，一阵痛，一阵不痛，但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会儿她看起来似乎还在闹肚子疼。她痛苦地坐下来，扭过头去不看我，一脸屈辱的表情。“你看起来很苦恼，”我说，“愿意告诉我吗？”我靠向椅背，暗示卡伦我愿意等。卡伦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看也不看我便径自缓缓掀开上衣。随着衣摆越拉越高，肚子上的数十道割痕逐渐呈现在我眼前。卡伦紧咬下唇，哭了起来。“我明白了，”我轻声说，“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卡伦无助地耸耸肩膀。显然她压根儿不晓得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她放下衣摆。“这是你肚子痛的原因吗？”她再度耸肩却同时摇头，仍然不愿看我。照这样看来，我想找的答案可能不在眼前这位卡伦身上。“眼前似乎有好几个重要问题同时发生，”我说，“我想，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也许知道些什么，可能帮得上忙。我们可以试着问问看吗？”卡伦点头，闭上眼睛。我们立刻展开催眠。“嗨。”“嗨。你是谁？”我问。“是我。”“迈尔斯？”“唉。”“你可以告诉我卡伦碰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我做的。”“你没做什么？

bdsm强行性折磨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锦州的陷落

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1648年的回民起义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那第三阶段呢？”“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什么是悲剧，莫迪？”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又过了一个星期。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我没法照顾你，我说。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两周。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一个月。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指控亲王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出处：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殿试及第、出身表出处：李周望编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注：A1指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旗人。B1指被赐予功名的旗人。不过，正在恢复的文人关系网，并不具备像复社全盛时期那样的作用。当时，作为复社的一个成员是科举及第的诸主要条件之一。现在形成的关系网是在党社内部的文人小团体，它大致相当于在略早一些时候集结，而在1642—1645年动乱期间离散的地方社团。这些小团体是否有助于在政府中安置自己的成员，依政治上的偶然因素而定。即，如果某人碰巧属于一个有势力的盟友的小团体，例如陈名夏，那么他就会比另一个人更有希

，其周围的护卫工作都是曹将军负责。史思明对史朝义的态度，史朝义是所察觉的，但很多问题由于并未挑明，作为既是儿子又是臣子的他，不能主动将矛盾激化，这反而会对自己非常不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史思明宠爱史朝清，都让史朝义心中十分不爽，这次向西进兵失败，史思明恼羞成怒，让史朝义有种不祥的预感。当骆悦和蔡文景痛哭流涕，大倒苦水时，史朝义内心是十分清楚两个人用意的，甚至他更明白召父皇的贴身护卫来商议，就是想要杀掉史思明，自己取而代之。只是这个事情史朝义是不能表现出自己很明白、很清楚的样子的，因为这么重大的事，甚至是违背人伦的事，史朝义内心不可能不矛盾。所以，史朝义沉默了，此刻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到底是继续选择隐忍，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动史思明，还是就此撕破脸皮拯救自己和部下，这是个问题。“怀王如果不同意这么做，我们就只能投降大唐了。除此之外，我们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保全自己。”两位部将见史朝义有些犹豫，遂逼宫式地说出了投降大唐的话。听到两个人如此说，史朝义几乎快要哭出声来，我相信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他紧咬嘴唇，片刻之后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调说了一句话：“诸君好好去做，希望不要惊动了圣上！”这是句听起来极其漂亮的话，然而骆悦和蔡文景已经明白，史朝义已经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史朝义说完后，独自将脸转了过去，不再看两位部将，然后挥挥手示意他们迅速离开。“请怀王放心，我们一定会办好的！”……摸清了史朝义的底细，骆悦和蔡文景通过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将曹将军找来，然后婉转地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这个史思明的贴身护卫。骆悦和蔡文景之所以如此毫不避讳地找曹将军商议这件事，是因为曹将军这些年伴君如伴虎般地在史思明的身边，胆战心惊地度过每一天。在此期间他甚至也遭到过谩骂与责罚。他们知道，抛开职责不谈，曹将军同样对史思明有所不满。所以当听完骆悦和蔡文景所说的想法后，曹将军虽然不赞同这样做，但他同样对史思明怀有一种恐惧之感，生怕哪一天这个性情残暴的主子会让自己的脑袋搬家。“好吧！既然如此，我只能顺从了！”曹将军的这个态度意味着一场政变即将开始。……当夜，骆悦带领三百名亲兵，全副武装地来到史思明的大营。对于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史思明的值宿卫兵们感到十分蹊跷，但他们看到自己的长官曹将军对此好像早就知道一样，既然上司都无动于衷，那这些士兵们当然也是紧跟领导的步伐，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睁睁地看着骆悦带人进入了史思明的内帐中。当骆悦等人走到史思明的“龙床”前，掀开被子正要行事时，忽然发现被子下空无一人，当时所有人全都惊呆了，以为中了埋伏，只有骆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让手下人全部蹲在地上，然后静听外边的动静。忽然，一位侍从走了进来，骆悦急速上前揪住这个侍从的领口，然后将刀架在其脖子上小声问道：“圣上呢？快说！不然结果了你！”“啊……”就在那位侍从刚要回答时，另一位侍从从外边走了进来，当他看见屋内的场景时，吓得高喊一声，转身向帐外跑去。“噗！”骆悦的一名亲兵见状，立即上前结果了那个侍从，随着鲜血迸出，侍从倒地身亡，但就是那一声高喊，却惊动了正在方便的史思明。史思明敏锐地意识到有人要行刺，他当即匆匆忙忙连裤子都没提到位，就跳墙来到马厩，然后跨上自己的坐骑，准备逃跑。但刚刚跑出去没多远，一支冷箭径直射中他的手臂，史思明惨叫一声坠落马下，顷刻间被骆悦的亲兵一拥而上擒获。“是谁这么胆大妄为，胆敢造反？”史思明依旧不失威风地问道。“你自己不就是个造反者吗？”说话间，骆悦已经走到史思明的面前。史思明看见是史朝义的部下，恍然大悟道：“今天早晨我说话失言，得到如此下场，这是报应，但这样就把我杀掉，未免太早了，为什么不等到攻克长安呢？看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大业就将成为泡影了！”史思明黯然神伤地低下了头，此时此刻他倒没有丢掉英雄气概，依然想着抱憾大业未成。骆悦并没有因为史思明一番煽情的话语而被忽悠，他让手下人将史思明严加看管起来，然后回去向史朝义复命。当史朝义听说“大功告成”时，几乎差点从坐骑上蹦起来，但随后当他平静下来时，发现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接下来如何安抚史思明的亲信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当时驻扎在福昌的大将周挚。经过慎重的思考，史朝义决定带兵进驻福昌，然后以实情相告，这既是一种坦诚，也是一种威逼。周挚看到史朝义大军进至福昌，并听说史思明已经成了阶下囚，不禁惊倒在地，同时他明白以自己的实力是无法与史朝义对抗的，所以他选择了妥协，但骆悦劝史朝义不要养虎为患，有周挚在身旁，终究是心腹大患，不如先下手除掉周挚，防止生出祸乱。史朝义采纳了他的建议。周挚之死意味着他的人马不复存在，有的人选择了跟着史朝义，而有的人则选择了退隐。值得一提的是，周挚的人马是史思明整个军队最为精良的一支，现在随着周挚的死去，这支人马瞬间分崩离析，叛军的战斗力也随之削弱不少。没有史思明坐镇的叛军还有史朝义，在顺利夺取叛军的最高权力后，史朝义领兵进至柳泉，他始终不放心已经成为阶下囚的父亲史思明，会不会有一天利用自己的威望东山再起。最终，在骆悦的建议下，叛军内部再次上演弑父的场景，史朝义让骆悦勒杀史思明，然后用骆驼运回洛阳，史朝义遂在洛阳称帝，改年号为显圣。从这一刻起史朝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帝”。但他依然没有满足，在他那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始终隐藏着一颗杀戮之心，他命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前往范阳秘密杀掉史朝清及其母亲，进而在洛阳城内大开杀戒，凡是史思明的亲信以及史朝清的拥护者全都一个不留。当史朝义看着一个个政敌倒在血泊中时，他的征服欲得到了极大满足，殊不知在他的一系列动作下，叛军的战斗力急转直下，以至于从此时开始，再也无力向西进兵。长安！注定成为反叛者可望可盼，却永远再无法触碰到的地方。第六章二皇之死事实上，唐军平叛的每个日日夜夜里，最为寝食难安的当属李亨。每个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都会兴奋得像个孩子，在第一时间通报文武百官，而在得到失败的消息后，他都会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地寻找对策。对于李亨来讲，无论是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还是皆曰可杀的反叛者，都是巨大的负担，他需要驾驭群臣，这本身就耗费了他无数的精力。但他更需要平定叛乱者，这使他每天的工作严重超负荷。李亨曾经度过十八年心惊肉跳的日子，他的神经已经脆弱到极点，久而久之李亨的身体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历史证明，在皇权微弱之时，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势力抢占先机，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李亨病重的时候，这点也不例外。细数李亨的经历，李亨当时最为倚重的势力，当属宦官集团。当时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在马嵬驿兵变中，极力主张李亨北上灵武的李辅国。朝纲日蠹李亨在安史之乱中获得皇位继承权，使十八年的梦想成真，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身边功臣的拥护之外，李辅国是个关键的人物。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究竟该何去何从，是摆在他面前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李亨当时也是六神无主，关键时刻还是李辅国的极力建议，才让李亨下定决心，借口平叛北上灵武，摆脱父皇李隆基的控制，从而实现了帝王之梦。李辅国本名静忠，“辅国”这个名字是他跟随李亨到达凤翔后，被赐予的名字。据《新唐书?李辅国传》记载，（李辅国）以阉奴为闲厩小儿。貌佞陋，略通书计。从上述这段记载来看，李辅国是个相貌丑陋的人，进宫之后，以照看马槽起家，但却有一定的文化。四十岁之前，李辅国始终默默无闻，连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没都混上，直到四十岁，才当上宫廷的马匹簿籍，后来受到王的推荐，成为太子李亨的贴身侍从宦官。别看李辅国相貌丑陋，但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李辅国能够最终成为李亨身边最为信任的宦官，凭借的是灵活的头脑以及善于揣测领导意图的本事。这一点，从马嵬驿兵变后他力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到达灵武后劝李亨称帝就可以看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亨北上灵武的策略十分正确，这不仅成就了他的帝业，也让他成为众望所归的平叛领导者。李亨即位后，为了酬谢李辅国在“从官单寡，道路多虞”的情况下，所立下的拥立之功，立即擢升李辅国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百官奏事、御前印玺符契和军队的号令等重大职责，全都委任给他，甚至连指挥禁军的权力也交给了他。李亨返回长安后，加拜李辅国为殿中监，至德二年（757年）八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郕国公。李辅国以拥立李亨有功而颇受宠信，非但掌管禁军，甚至独揽了百官的监察权。他专门设置了察事数十人，用以监视百官的行动，官员稍有过失，他的党羽就会立即得到消息，然后立即逮捕进行惩治。如果要是追查什么案子，朝廷各部门全都不敢承接，即使是关在御史台与大理寺内的重刑犯，有的还没审讯完毕，只要李辅国说一句“放人”，这人就得乖乖地放出来，胆敢有阻拦者，保准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因此，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三司审理的案子，都要事先报告李辅国，听候他的指示，随他的意思而判，声称是皇帝陛下的制敕。当时朝中的大臣全都称他为“五郎”，就连出身崤山以东名门望族的宰相李揆，见了李辅国也要行弟子礼，称他为五父。史书记载，李辅国当时是“权倾四海，举无遗者”，这样一个权倾朝野的人，自然也少不了献媚者，其中不乏身居高位的人。例如崔圆和元载，都是因为依附李辅国而厕身宰相班子的。崔圆这个名字我们只要知道就可以了，但元载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成了唐代宗李豫在位时，最为难缠的权臣。李辅国的专权，最终导致“节将除拜，皆出其门”，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唐代宦官专权用事的局面开始形成。这其中非但李辅国一人权倾朝野，就连其他宦官也有很大的权力，例如鱼朝恩曾经出任监军，虽然不懂军事，但至少见识过战争场面，在皇帝看来这已经是宦官中的战斗机了。当然，在以李辅国崛起为标志的宦官专权开始形成的最初阶段，宦官还仅仅是兼领宫廷的禁军，而不像德宗李适在位时，宦官直接拥有禁军的统领权，而且当时的宦官与宫廷禁军的关系也未到达像后来唐德宗时期那样根深蒂固的程度，这一切都有赖于李亨对于宦官集团有力的控制。正是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在李辅国渐渐崛起后，甚至当他想要忘乎所以时，出现了一些反对他的势力，纵观当时整个朝廷，能够遏制李辅国的当属相权派。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京城长安盗匪为患，李辅国请求皇帝批准选调五百名羽林军骑兵巡视整个长安城。李辅国的这个请求未必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由于平常他过于专权，所以宰相们开始站出来上疏反对。当时宰相李揆认为李辅国请求选调禁军，是想控制南衙三省和整个京城的防务，为此他上疏李亨，举例说明西汉时以南北军相制，周勃得南军支持而入北军，所以保全了刘氏江山。现在朝廷分置南北衙，目的就是为了将文臣和武将区分开来，互相监督检查，现在李辅国却要以羽林军代替南衙守卫，一旦其出现变故，怎么制约他们？应该说李揆的上疏很尖锐，虽然他每次见到李辅国都要行弟子礼，但在关键时刻这个人还是很有骨气的，暂且不论他的出发点为何，单是面对强者敢于挺身而出，就足以让人佩服。事实证明，李揆的上疏的确引起了李亨的高度重视，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决定拒绝李辅国的请求。李辅国本来以为皇帝能够答应自己的请求，但当他看到皇帝陛下回绝的诏书后，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在他看来，或许这仅仅是个意外，或许是自己的请求让皇帝陛下有些误解，此时李辅国还依然从自身寻找被皇帝陛下拒绝的原因。但一个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让李辅国的想法开始有了一些转变，这件事就是他干预司法权受到宰相们的抵制。代表人物是宰相李岘。乾元二年（759年）四月，李岘鉴于李辅国身为内廷侍从，居然跑到外朝干预行政司法实务的现状，面见李亨详细陈说李辅国专权乱政的情形。他认为朝廷论述制书和敕命本应由中书省颁布，可是现在完全由李辅国操控，而且李辅国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这是极其危险的，他希望李亨能够制约李辅国，限制他的权力。李岘在李亨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时，颇有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觉，不仅痛哭流涕，而且不断叩头，搞得李亨大为感动，针对李岘的这种正直态度下令给予奖赏，并立刻对李辅国的官职给予了很多变动，尤其是罢免了他所设立的察事，而且李辅国为了避免皇帝的猜忌，被迫辞去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请求重返太子詹事的官职，但李亨并未答应。从结果来看，李岘的极力陈说对限制李辅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由于他说得实在过于诚恳，以至于李亨的反响十分强烈。在下令改换李辅国官职的三天后，李亨下达了另一封诏书，其内容是对司法权力的行使进一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李亨规定：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军中和国家的事务繁忙，有时让人宣布口头命令来处理政事，从今以后各种名目的索求及杖刑、刺配囚徒等诉讼一律停止。如果不是正宣（有存底在中书省可查），都不能施行。宫廷内外的各种事务各归主管官员管理。英武军的虞侯以及北门六军诸使、诸司近来因为主管官员争论不休，讼案悬而未决，所以就越权代为审判，从今以后必须一切经由御史台和京兆府审理。如果审判不公平，可以自行准备诉状奏报皇帝。各种法令除了十恶、杀人、奸淫和造伪之外，其他繁杂的条文一律删除，仍然委任中书省、门下省和法官详细审定后奏报皇帝。李亨这封长长的诏书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针对先前李辅国对司法权干预过多，甚至直接操控的制约，这说明李亨并不糊涂，他通过李岘那真诚的陈说，了解了朝廷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症结所在，所以他不失时机地强化了制度，使得李辅国暂时受到了制约。应该说李岘的这次陈说比先前李揆的奏疏更加生猛。对李辅国而言，这次比上次打击更大，因为他失去了比较看重的能够操纵司法的权力，而且丢掉了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这极大限制了他操控禁军的权力和对外朝的干预程度。虽然这不是致命的打击，但却足以让很长时间以来习惯呼风唤雨、舍我其谁的李辅国感受到了掣肘。此时的李辅国开始从先前寻找自身的原因，逐渐转变成寻找客观原因，在他看来皇帝陛下之所以会下决心重整朝纲，完全是李岘陈说的原因，所以李岘遭到了李辅国的嫉恨。仔细分析两个人较量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是李亨当政时期相权与宦权第一次产生直接的冲突，而这个时候相权还是很有力量和宦权对抗的。但自此之后由于李亨的病情逐渐加重，相权的强力后盾皇权逐渐衰弱，相权也因之逐渐势弱，以至于最终被李辅国打击得体无完肤。由于李岘的挺身而出，使得李辅国被迫退出了外朝，拱手让出了干预司法的权力，而李辅国也开始从先前的找自身原因变成了认为是宰相在掣肘自己，李辅国的性格和人品决定了他不可能甘心失败，所以他努力在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夺回对外朝的掌控权。但他明白，现在必须要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找准机会以图东山再起，在他看来，只要侍奉好皇帝，不愁没有机会。或许是李辅国的收敛与倍加小心，渐渐让李亨放松了警惕，上元二年（761年）八月，李亨加封李辅国为兵部尚书，关于李亨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个决定，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我认为，可能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孔子像王鲁湘：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学在官府”。朱汉民：对，除了“学在官府”之外，其实还有一套民间教育的学校。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民间学校，也就是私学，应该开始于春秋。在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都是私学。官学和私学，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或者中国教育史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人才培养、文化传递的作用。有人比较全世界这几大文明圈，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创教人创造的，像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教主。而孔子的身份则很特殊，他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教书人，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万世师表，被供奉在文庙里面。王鲁湘：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所谓的“私学”中间出现了高级形态的“书院”呢？朱汉民：如果追溯的话，应该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当时在民间有一些比较小的书院。当然，那些书院可能只是秀才们自己读书的地方，最多只能说是书院的雏形，所以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教职，还算不上比较完备的书院。王鲁湘：那正式的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朱汉民：我认为应该是在宋初。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在建国之初便比较重视科举考试，它拼命发展科举，像宋真宗就常鼓励读书人好好读书。王鲁湘：他还写了一首在民间流传甚远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吧？朱汉民：对，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鼓励读书人读书。但有一个问题：官学要国家拿财政支持，要花很多钱来办。王鲁湘：所以财政不够用。朱汉民：不够怎么办呢？只好依靠民间。民间读书人很想读书，那么各个地方就用书院这个名称，办起了一种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像我们所说的宋初几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包括岳麓书院。这些书院在当时都是由一些读书人或者地方士绅来支持。岳麓书院大门王鲁湘：朱院长，书院的中轴线好像不是很正。大门前面的轴线应该是朝正东的，是吧。可是现在好像往北偏了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朱汉民：这是明代人在修书院的时候，出于风水上的考虑所做的变动。当时修书院的看了这里的地势，觉得风水不是很理想，他就有意根据风水的走向稍微偏了一个角度。王鲁湘：偏了一点点，不敏感的话还察觉不出来。我一看就觉得有点偏。朱汉民：对，它实际上是把整个大门的朝向从整体上扭了一点点。王鲁湘：往北扭了一点点，这样风水就好了？朱汉民：对，后来听说整个书院很顺。王鲁湘：如果不是扭这么一点点，那么这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可能就在这里挂不住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人才了吧。这幅岳麓书院的对联，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好像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的样子。朱汉民：岳麓书院这幅对联是在清代挂上的。当时有一个山长57叫袁名曜，他在考虑为岳麓书院写个什么对联的时候，想到了春秋《左传》里面那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就把那个“虽”去掉，改成“惟”楚有材。王鲁湘：气魄大多了。朱汉民：他有个学生叫张中阶，想到《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孔子的意思是说现在人才很难得，但是在尧舜时代人才则很旺盛。张中阶就把那个“于斯为盛”作为下联，用到这里。“斯”在《论语》文本中本来是指代尧舜那个时代。王鲁湘：结果在这对联中就用来指代楚这个地方了。朱汉民：对，变成了一个空间概念。明清以后，湖南确实出了大量的人才，为全国所震惊。而且这批人才多数在岳麓书院学习过，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二、三教融合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年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根据书院的史志记载，书院的第一位山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周式，他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以至于当朝皇帝宋真宗，都破例召见了他，并且御赐了至今依然高悬的“岳麓书院”匾额。然而，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者，却是两位佛教僧人。（图3，岳麓书院全景）朱汉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岳麓书院这样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为核心的书院，它真正的创始人竟不是儒生，而是两个佛教徒——唐末五代的和尚智璿等人。为什么呢？因为岳麓山过去佛教和道教盛行。王鲁湘：对，是道教圣地。朱汉民：大概在东汉末年，这里就有一些道士，现在山上还有个“抱黄洞”。当时有个叫张抱黄的道士就曾在山上炼丹，《岳麓书院志》上记载他在那修炼之后，飞升而去，就是变成仙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佛教。麓山寺是湖南最早的寺庙，建于西晋。也就是说，在岳麓书院创办之前，这里已经有儒、佛、道在这里活动，做文化交流。王鲁湘：已经是一座文化名山了。朱汉民：在唐末五代战乱的时候，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智璿和尚考虑到有很多儒生想读书，他居然真去买了很多儒家的经典拿到这里，又约请了很多的儒家读书人、士大夫们到这里来读书。这个时候这里就构成了一个最早的书院，虽然当时还不叫书院。到了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就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了岳麓书院。王鲁湘：这正好表明，岳麓书院的形成本身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岳麓书院是岳麓山儒、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后来使它名扬天下的，也正是一种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综合佛道思想的理学思潮。被后人称作朱子的朱熹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综合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转型，为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作了精巧的论证。朝廷大为赞赏朱熹的学说，其《四书集注》对孔孟学说所做的阐释，从此成为了科考的规范，儒学由此得以中兴。而朱子曾经讲学的岳麓书院，也因为皇帝的褒奖再次出现了办学的热潮。三、朱张会讲从夏商周三代到汉唐，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湖南地处“南蛮之地”。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湖南才出现了以“湖湘”为名的理学学派，岳麓书院自然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心。《岳麓书院图志》上手绘的“朱张会讲”图当然，岳麓书院的功成名就，还在于它自成一格的教学方式：自学为主，老师数日开讲一次，提纲挈领只讲重点。上课的时候，学生从少年到花甲济济一堂，自带蒲团，席地而坐，凝神听讲，主动答问。岳麓书院更有一种独特的学术活动叫“会讲”，即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面对面探讨和辩论，学生在场旁听，有时论争至三天三夜。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已推动了学术和教学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场会讲，就发生在朱熹和另一位理学大家张栻之间。王鲁湘：“忠孝廉节”堂里，正面的讲台就是当年朱熹和张栻会讲的讲台吧。他们两个人坐到椅子上，周围的学生来听他们两个人辩论。朱汉民：是的。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问题58。史书上记载，他们在这里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太一致。因为两个学派的学术宗旨不一样，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湖湘学”59。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就讨论，进行激烈的争辩，学生在下面听。王鲁湘：听课的也听了三天三夜？朱汉民：对。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王鲁湘：这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况啊。朱汉民：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学术事件，而且他们最终也取得了学术成果。两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张栻的“湖湘学”和朱熹的“闽学”比较接近，都被列入《宋史·道学传》，这也是堂上“道南正脉”匾额的由来。王鲁湘：这是乾隆皇帝写的。朱汉民：对。匾额的意思就是，朱熹、张栻在这里讲学，他们传播的孔孟之道是正统的，所以是“道南正脉”60。王鲁湘：岳麓书院千年以来“弦歌不绝”，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弘道圣殿。说到弘道，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八百多年以前的这次“朱张会讲”。那么，朱熹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潭州这个地方的？朱汉民：过去的读书人真是很不容易。他们在读书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懂的地方，产生了疑惑，就要和当时的师友相互讨论。如果两人相距很远，讨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当时岳麓书院的主持人是张栻，他是二程的世传弟子，而朱熹也是二程的世传弟子。王鲁湘：朱熹是李侗的弟子吧，而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所以这两个人往上走，都走到二程那里去了。朱汉民：对，都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在读《中庸》的时候，对里面心和性的问题总是不得其解。在这时，他就跟张栻通书信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书信来往非常多。张栻是胡宏的学生，他们对心、性有一套看法，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心”；至于心性如何修炼才能成圣贤，他们的主张是“先察识，再涵养”。而朱熹是李侗的弟子，李侗是主张静坐功夫的。王鲁湘：对，闽学是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更类似于禅宗。朱汉民：首先要静坐，体认大本。朱熹感到，通过书信与张栻交流还是不行，必须要见面讨论，所以他就从福建走了两千多里到湖南。古代交通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坐火车那么便利，一下就到了，可见他走了很久。王鲁湘：非常难，走走路、坐坐船、再骑骑毛驴。朱汉民：对，要花很长时间。当时他的很多弟子都反对他这么远跑过去，但是朱熹很坚决，于是就来到了长沙。他和张栻两个人一起在讲堂“会讲”。所谓会讲，是书院一种独特的讲学方式，即“会友讲学”——就是两个学友一起讨论，学生坐在边上听。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会，但又和讲学联合在一起。书院史上最早的有记载的会讲，应该就是岳麓书院这次。王鲁湘：就是朱熹和张栻的会讲。四、经世学风张栻、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四位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因此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期间，对书院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变革。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记》中，张栻提出了“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否定了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只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无用之才，明确了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传道济民”的人才。此外，在教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岳麓书院也更加灵活多样。于是乎，湖湘士子纷纷来此研习，名士大儒更是往来频繁。岳麓书院从此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步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朱汉民：我认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心性的修炼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所以湖湘学派的成员不是那种纯粹搞心性修炼的儒者。纯粹搞心性，走到极端的话，就有点像佛教、道教，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王鲁湘：跟“逃禅”是一回事了。王夫之像朱汉民：对，天天坐到那儿修炼，不关心社会、政治，要他去治国平天下，什么也不懂。这样的话，实际上违背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王鲁湘：所以才有老百姓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吧？朱汉民：对。湖湘学派这批人，除了心性修炼之外，也很注重研究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张栻还研究《孙子兵法》，而且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必须要研究的，所以湖湘学派有些人后来去打仗，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去抗金啊等等。湖湘学派所奠定的这种思想、学术传统，影响到了后代。明清之际，湖南出了许许多多的学人，从学术传统上来说，都可以和湖湘学派扯上关系。王鲁湘：在这方面，岳麓书院最杰出的一个学生，应该就是王船山61先生了。朱汉民：对。王鲁湘：所以咱们岳麓书院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祠——船山祠。王船山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本为明末举人，清兵南下，他以一介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还乡，闭门著述，潜心研究学术，成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岳麓书院船山祠王鲁湘：王船山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呢？朱汉民：明末的时候，他正好在岳麓书院求学。当时他还在这里办了一个社团叫“行社”，“行”就是行动的行，因为他比较注重实践。当时，他的老师也叫吴道行，所以这个社团的名称，说不定还和他的老师有关系。王鲁湘：据说吴道行在清兵打来的时候自杀了，对吧？这个事情好像对王船山的刺激非常大，他把老师的尸体掩埋了以后，就到南明62那边直接参加了抗清运动。朱汉民：对，他后来把抗清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王鲁湘：王船山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为人知。大概是什么时候

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蒋记王朝第七章决裂

中东铁路

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后面再说。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事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岂会真心交出这条铁路？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郁闷。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分道北伐

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到达了顶峰。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郭松龄被自己杀了，姜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如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麟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余。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张学良和韩麟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可吴佩孚也不是傻子，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若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由此，张学良率十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架是打不成了，但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示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三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一会再说。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支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麟春早就预订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今河南漯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二十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这里有强大的兵力，奉军七万主力全部在这里。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韩麟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他就是时任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志未酬！“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他去泼墨挥洒！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见将星残。不亦悲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阎老西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被迫收兵回师。

“马日事变”

先来看第一把大火。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键。何键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三十五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前面讲过，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义愤填膺：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什么事？！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又被绑游街。1927年5月21日，何键指使手下许克祥于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键所杀。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键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键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公正地讲，何键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键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情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键，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

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49—3650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8页；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50—53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1614年福王府由北京迁至洛阳时，动用了1172艘船运送其家人及财物。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3页。?万历年间，山东、湖广、河南的地方官纷纷上疏，指出藩王向农民征收的地租过于沉重。王府的税吏和管家因残酷无情而声名狼藉。顾诚：《明代的宗室》，第11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50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5页。这种兽行并非少见。据说张献忠“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24页。“吃人肉”是当时的一种隐喻的说法。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会使用。如果说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首领喜食遇害者的血肉，那么乡绅领袖也一再说到要食农民军之肉。例如，在记述溧阳潘茂起义的史籍中，作者写道：“彼党茂者之肉又不足食〔以解恨〕哉。”稍后，在描述潘茂及部下打劫富户钱财时，又记：“人知食茂之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4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5—196页。崇祯皇帝得知老福王常洵死讯后，召见群臣，当众恸哭，为其得宠的侄子惨遭不幸而悲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页（福王常洵应为崇祯帝的叔父，朱由崧与崇祯帝应为同辈——译者）。?《明史》（中华书局），第3651页。当时持有敌意的史家经常用夸张手法讥讽福王的好色，但看上去他也确实好色。他在南京即位后，在其养母（据说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福王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4—105页。?《明史》，第3103页。?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17世纪30年代，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3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潞王继承皇位还得到了周镳的有力支持。此人是1639年弹劾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的最初倡议者，是与潞王有密切交往的人之一。后来他被指责为姜曰广的党徒。徐鼒：《小腆纪年》，第206页。将潞王的支持者视为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认为，许多“正直”的士大夫害怕福王会因东林党人曾反对立其父为太子之事而报复他们。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武将刘泽清后来声称他支持潞王，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遭到东林党人的批评。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很多有见识的人认为，福王有充分的条件继承皇位。若对此加以否定，势必引起危机。而且会导致各镇将领乘机干预南京文官政府并将其彻底摧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关于洪武皇帝遗训中规定的明朝皇位继承制度，见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永历皇帝在南方的统治》，第15页。?《明史》，第349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黎杰：《明史》，第196页。福王是崇祯的侄子，在皇位继承顺序上，还有三位远离南京的王排在福王之后，潞王则位在第五。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当有人不顾法定的继承顺序时，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便可毫不讳言地提醒潞王的支持者们注意，这样做会引起政治和思想的混乱。嘉靖年间使许多官员遭到贬谪的“大礼之仪”（世宗皇帝，即前朝皇帝武宗之侄，用其生父的灵位取代了武宗皇帝的灵位）刚刚过去100余年。卡尼·T·费希尔：《明世宗时的大礼仪》。福王距南京最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马士英并不在乎由谁即位。据说他曾一度倾向潞王。但当南京舆论明显有利于福王时，他便以福王与皇室血缘最近为由，迅速转变为福王的拥护者（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当时，归马士英统领但已失去控制的部队袭击了路振飞部所管辖的地区。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05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8页。?当时的学者认为，江北和江南的大多数乡绅都支持拥护潞王的史可法和姜曰广。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但斯特鲁弗认为，当时的大多数乡绅都不知所措。其主要原因是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到一些零星的谣传而未得到确实的消息。再者，那些支持福王的人是以血统为客观标准而坚持其主张的。而在那些后来因支持潞王而受排挤的人中间，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担心崇祯的某个亲子会突然出现才反对福王即位的。实际上，真正拥戴潞王的人要比后来史家所说的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关于乡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证，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3页。?陈贞慧对这些著名事件提出另一种颇有道理的看法。他认为：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曾达成过协议，即由崇祯帝的叔父桂王继承皇位。但桂王当时尚在远离朝廷的广西；更为重要的是，马士英返回凤阳后，发现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太监韩赞周（他曾在老福王手下做事）纠集起来支持福王。马士英自知无力与他们抗衡，遂隐瞒了他对史可法的承诺，同意加入支持福王的同盟。陈贞慧：《过江七事》，第53—54页；又见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56—58页。有关马士英与这些地方军事将领的联盟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黎杰：《明史》，第197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39页。?这些勋臣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同上书，第1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明史》，第3081页。例如，刘孔昭是朱元璋最亲近的谋士刘基（1311—1375）的后裔。其伯爵封号在15世纪曾被取消了近100年，至1532年才得以恢复。李文治：《晚明民变》，第936页。另一位福王及马士英的支持者是有侯爵封号的朱国弼。谢国桢认为：太监韩赞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这些主要支持者后来都得到马士英的报答。李沾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和太常寺少卿；刘孔昭几乎当上大学士；赵之龙得到为京师采办军需物资的肥缺；朱国弼则晋爵为公。《明史》，第3092、313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9页。当时的贵族爵位只是享有一定俸禄的虚号。贺凯：《明代的中国传统国家》，第52—53页。?谈迁：《国榷》，第6077—607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这后一项决定是5月31日作出的。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又见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9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1页。史学家文秉后来又写道：拥立福王而不拥立潞王，意味着选择了以防御为主的政策，抛弃了北方的明室皇陵，而正确的原则应是以宗庙为重，血统次之。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谈迁：《国榷》，第6081页；计六奇：《明季南明》，第2页；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7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顾苓：《金陵野钞》，第4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2—22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6页；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这位监国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其祖先使明朝“大业”维持了300年。他还表达了对社稷沦丧的悲痛，发誓要向杀害其父母的农民军报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一卷，第1页。?其实，就在福王就任监国的当天，刘孔昭及一些大臣便请求他登基为帝。?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6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2页。福王将大学士及兵部尚书的虚衔授予马士英，而实际上马士英只掌凤阳总督之权。这当然不能为马士英所接受，他公开率军南下力劝福王登基之举，实际上也是迫使朝廷授予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之实权。斯特鲁弗：《南明》，第7页。整个船队用了三天时间才通过了去南京的必经之路淮安。路振飞的士兵不许马士英水师的任何船只停泊，不许任何人员上岸。《淮城纪事》，第14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42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60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3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0页。?例如：黄得功得赏银1万两，各城守将皆得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将路振飞革职的借口是，他与王燮越权召集江北民团首领及乡绅8000余人，大行封赏。6月21日，朝廷作出以刘孔昭的密友、马士英的亲戚、原四川巡抚田仰接替路振飞的决定后，淮安士绅曾上书为路振飞辩护。路振飞本人则请求辞官三年为父母守孝。但直到七月初，他仍在淮安地区继续抗击大顺残部。后来，他又为南明的几个政权效力，至死忠于明朝。《明史》，第2844、3103—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谈迁：《国榷》，第6103页。藩镇亦指“藩屏”。关于这个词在唐代的含义，请参阅柳宗元：《封建论》，第36—40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45页。?黎杰：《明史》，第198—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7—8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可法的阶级性十分强调。?《明史》，第3070页。四镇总兵中有人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9页。?同上书，第81—8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顾炎武将此事系于7月25日，大概是南京收到此疏的日期。顾炎武：《圣安本纪》，第7页。?“上借此以为羁糜之术，下受之而无感励之志，胥失之矣。”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6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同上书，第5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6月16日以前，路振飞的军队曾与刘泽清的军队交战，试图阻止他们劫掠这一地区。路振飞率军撤离后，刘泽清的军队立刻开进了淮安。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4页。?同上书，第39页；又见谈迁：《国榷》，第6097页。?同上书，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6—7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5—36页；《明史》，第3066页。?这位士绅名叫郑元勋，进士出身，其兄郑元化是一位富商。这场哗变是守备马鸣□挑起的。谈迁：《国榷》，第6104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35页（第二○四卷，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9页。万元吉是南昌人，1625年进士，杨嗣昌的门生。后在唐王政府中官至兵部侍郎，负责湖广和江西的军务。他的军队未经抵抗就将吉安拱手让与清军，但他本人却壮烈地战死在赣州。《明史》，第3121—3122页。?同上书，第39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8页。高弘图也在史可法的奏折上署了名。让马士英去江北，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原先邀请高杰进入这一地区的就是他。当赵之龙和袁继咸上疏支持派马士英前往江北时，弘光帝回答说：“其如不肯去何？今史先生愿去。”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6页。?《明史》，第3494页。?这一由几位生员联名的奏章，承认淮扬是江南的门户，但又力陈朝廷是天下之本。若史可法留在南京，江南便可保持稳定，已在百姓中唤起的收复北土的希望也将逐步实现。但若让史可法离开南京，成功的机会就会丧失。“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伏阙哀吁者也”。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3页。然而，史可法却把亲临江北看作是准备北伐的第一步。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8—5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58页；谈迁：《国榷》，第6095、6106页。史可法实际离开南京是在6月22日，有些史料则记为6月23日或24日。姚家积：《明季遗闻》，第92页。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祁彪佳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祁彪佳：《甲乙日历》，第29页。据《明史》记载，史可法似乎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这反映了当时“正人君子”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土英策划了一次将史可法逐出朝廷的政变。《明史》，第3494页。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史可法因受到马士英的讹诈而离开南京。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也有的史料记载说，史可法曾要求马士英归还此信，马士英虽照办了，但抄写了副本。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袁继咸：《浔阳记事》，第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2—63页（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载福王对支持过潞王的大臣是相当宽容的）。谈迁提出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即史可法认为他在淮安的出现将会推进南明军事计划的实现，因而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装满食物的货架，不论什么食物，只要是现成的可以吃就行，无须烘烤，无须到厨房里去烹制，时间不允许她想入非非。她刚刚前进了几米远，恐惧又偷偷袭来，也许她产生了错觉，也许真有一条恶龙潜伏在那里，张着大口等着她，或者是一个幽灵把手伸过来，要把她带到死人的世界，那些死人永远死不了，因为总有人让他们再生。随后，她又回到凡人的世界，一阵无可奈何的巨大忧伤袭来，她觉得所在的地方不是什么食品仓库，而是一个停车场，而她仿佛真的闻到了汽油味，这时候精神可能产生幻觉，向自己造出的妖魔俯首称臣。就在这时候，她的手摸到了什么东西，不是幽灵黏黏的手指，不是恶龙滚烫的舌头和咽喉，而是冰冷的金属，垂直平滑的表面，她猜想，不知道怎么称呼，应该是货架的金属结构。估计还会有一些这样的货架，按习惯应当一个个平行地摆放着，现在的问题是搞清食品在哪里，这里不会有，气味骗不了人，是洗涤剂。顾不上再想难以再找到楼梯，她开始沿着货架走，一个一个地摸，一个一个地闻，一个一个地晃动。有些硬纸板包装箱，玻璃瓶和塑料瓶，各种细口瓶，大号的中号的和小号的，还有罐头，各种各样的容器，管子，口袋，铅管。她随手装满了一个塑料袋。这些都是能吃的东西吗，她惴惴不安地问自己。她朝另一些货架走去，在第二个货架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的手胡乱摸着，看不到摸到了什么地方，把一些小盒碰到了地上。小盒落到地板上时发出的声音几乎让医生的妻子心脏停止跳动，是火柴，她想。她激动得浑身颤抖，蹲下来，双手在地上来回摸索，找到了，它的气味和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同，摇一摇，里边的小棍发出声响，盒盖可以滑动，两侧是涂着磷的粗糙的砂纸，火柴头在砂面上一蹭，终于一个小小的火苗亮起来，像浓雾中的一颗星星，在她周围照出一片半明不暗的球形空间，我的上帝，有了光亮，我的眼睛看得见了，赞美光明吧。从现在开始，收集东西就轻而易举。先从火柴开始，几乎装满整整一个塑料袋，没有必要带走这么多火柴，理智的声音对她说，但她不肯听理智的劝告，后来，火柴摇曳的火苗照到了一个个货架，这边，那边，在很短时间里所有塑料袋都装满了，必须把第一个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因为里边没装什么有用的，而其他口袋里的财富足以买下整座城市，对这种价值的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消回忆一下曾经有一位国王想用他的王国换一匹马的故事就会明白，如果他现在饿得要死，如果人们给他看这些塑料袋，他还有什么不肯奉送呢。楼梯就在那里，径直向前就能走到。但是在此之前，医生的妻子坐到地上，打开一包香肠，一包黑面包片，还有一瓶水，吃起来，心中毫无歉疚。如果现在不吃，就没有力气把这些东西带到需要的地方，她是他们的物资供应员。吃完以后，她把口袋挂在胳膊上，每侧三个，举起手，一边划着火柴一边前行，到了楼梯处，然后开始艰难地往上爬，食物还没有通过胃部，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到达肌肉和神经，在这种情况中，最难受的要数脑袋了。门开了，没有发出任何响动，要是走廊里有人呢，医生的妻子刚刚想，那我该怎么办。一个人都没有，但她又问自己，现在我怎么办呢。到了超市门口，可以转过身来朝里边喊，走廊最里边有食物，有道楼梯通向地下室里的仓库，你们去吧，我没有把门关上。可以这样，但她没有这样做。依靠肩膀，她把推拉门关上了，并对自己说，最好不要声张，否则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盲人们像疯子似的朝那里涌过去，如同在精神病院宣布着火时那样，沿着楼梯往下滚，被后边的人踩伤压死，后边的人也会掉下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稳步往下走和踩在滑动的身体上不是一回事。等食物吃完以后我还可以再回来取，她想。现在她改为用手提着塑料袋，深深吸了一口气，沿着走廊朝前走去。盲人们看不见她，但是，她吃过的东西的气味呢，香肠，我太笨了，香肠会成为活生生的足迹。她咬紧牙关，用力紧一紧塑料袋口，我非快跑不可，她说。这时她想起了那个膝盖被玻璃片扎伤的盲人，如果我遇上那种事，如果我不小心踩在玻璃上，也许我们早已经忘记，这个女人没有穿鞋子，也没有时间到鞋店去，城里的盲人则不同，他们虽然不幸失明，但可以凭触觉挑选合适的鞋穿。必须快跑，现在她跑起来了。开始的时候还在一群群盲人中左躲右避地穿行，尽量不碰到他们，但这样速度不得不放慢，有时还要停下来确认路径，这足以让她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形成类似光环的东西，因为光环并不都是芳香缥缈的。没过多久就有一个盲人喊起来，谁在这里吃香肠呀，话音未落，医生的妻子便把谨慎抛在脑后，开始疯狂往前跑，绊在这个人身上，撞倒了那个，把另一个推到一边，这样做理应受到严厉指责，因为不该这样对待盲人，对他们来说失明已经够不幸的了。她来到街上，大雨倾盆，这反而更好，她喘着粗气，两条腿不停地哆嗦，心里想，这样人们就不容易闻到气味了。不知道什么人把她腰部以上难以遮体的破衣烂衫扯掉了，现在她赤裸着上身，用个文雅的字眼说，天堂之水顺着她的胸脯流下来，闪闪发光，但这并不是一幅自由引导人民的画面，因为有幸装满的塑料袋太重了，她无法把它们像一面旗帜一样举起来。但这样也有不利之处，令人兴奋的香味正好在狗鼻子的高度前行，街上怎能少得了狗呢，现在它们没有主人照顾喂养，跟在医生的妻子后面的狗几乎成了群，但愿这些动物不要伸嘴用牙齿试一试塑料袋结不结实。这样的大雨差不多能酿成洪灾，也许人们会躲起来等待天晴，但事实并非如此，到处都有盲人仰起头张着嘴解渴，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贮存水，另外一些盲人有先见之明，也更为明智，拿出桶和锅，举向慷慨的天空，可以肯定，上帝根据人们干渴的程度行云布雨。医生的妻子还没有遇到过水龙头流不出一滴这种宝贵液体的情况，这是文明的缺陷，我们习惯于在家里用自来水，但往往会忘记，这需要有人打开和关上阀门，需要水塔和水泵，需要电力，需要计算机调节和管理贮水量，而做到这一切，眼睛都必不可少。同样，正因为没有眼睛，人们才看不到现在的场面，一个女人带着一堆塑料袋在积水的街上走着，到处是腐烂的垃圾和人畜粪便，到处是弃置的小汽车和大卡车挡住公共交通道路，有些车轮四周还长出了青草，还有盲人们，盲人们张着嘴，也睁着眼，面向白色的天空，而这样的天空似乎不可能下雨。医生的妻子一边走一边查看街道标示牌，有一些她还记得，有一些忘记了，这时她觉得转了向，迷了路，无疑，真的迷了路。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既认不出街道的样子，也认不出街道的名字，她绝望了，坐在肮脏的地上，弄得满身黑泥，她没有力气，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放声大哭起来。那群狗围着她，嗅嗅塑料口袋，但一个个都显出没有多大兴趣的样子，也许是过了吃东西的时间，其中一条舔了舔她的脸，大概它从小就习惯于舔干主人的泪水。医生的妻子摸摸它的脑袋，伸出手搂住它湿漉漉的腰，后来的眼泪是抱着狗流出来的。最后，当抬起眼睛的时候，千遍万遍地赞美十字路口的神灵吧，她看见眼前有一幅巨大的地图，就是市政旅游部门在城市中心竖起的那类地图，主要供那些想知道已到过哪里和现在身处何地的旅游者使用，让他们放心。现在，所有人都失明了，似乎很容易说这笔钱使用不当，但我们应当有耐心，让时间说话，我们早就该学会并且永远记住，命运要到任何地方都必须走许多弯路，只有命运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才在这里竖起了这幅地图，告诉这个女人她现在位于什么地方。她离目的地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远，仅仅在一个地方走错了方向，只消沿这条街往前走，到一个广场，从广场向前，过两条街后左转，然后在遇见的第一条街右转，就是要找的那条街了，门牌号她没有忘记。狗一只一只地留在后面，要么是有什么东西把它们吸引到了另一条路上，要么就是已经在这个街区住惯了，不想离开，只有那条舔泪水的狗跟着流泪的女人走了，可能上帝精心安排的这个女人与地图相会的场景中也包括一条狗。他们确实一起走进了商店，舔泪水的狗看到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人们并不奇怪，它已经习惯了这种景象，有时候还在他们当中睡觉，等到起床的时候，那些人几乎全都活着。醒醒吧，如果还在睡就醒醒吧，我带食物来了，医生的妻子说，但在说话以前已经把门关上了，防备从路上走过的人听见。第一个抬起头来的是斜眼小男孩，他只能抬起头来，他身体太虚弱了。其他人稍微迟了一会儿，他们正梦见自己变成了石头，没有人不知道石头们睡得多么沉，只要去田野走一遭就能看到，石头们在睡觉，半陷入泥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把它们唤醒。但是，食物二字有神奇的力量，尤其是受食欲折磨的时候，就连舔泪水的狗也一样，它不懂人语，但开始摇动尾巴，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使它想起来，有一件淋湿的狗必做不可的事还没有做，于是它用力抖抖身子，水滴落到周围人的身上，雨水对狗来说算不了什么，身上的皮毛就是大衣。最有效的圣水，直接从天堂落下的圣水，这水滴能让石头变成人，而医生的妻子把塑料袋一个个打开，也参与了这场变形记。里面东西的气味并不都像最初被生产出来时那样，但一块硬面包的香味就是生命的精髓，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大家都醒了，一个个双手颤抖，脸上露出焦急的表情，这时候医生，正如刚才那条舔泪水的狗那样，忽然想起自己是干什么的，他说，要小心，最好不要一下吃得太多，不然会有伤身体；饥饿才有伤身体呢，第一个失明者说；要听医生先生的话，妻子申斥了他一句，第一个失明者不再说话，心中却冒出一股火气，他想，那医生先生连眼睛都不会治，不用说别的了。这话说得有失公允，我们应当考虑到，医生和其他人一样瞎，有证据在此，他甚至没有发现妻子进来的时候从腰部以上全都赤裸着，还是妻子要过丈夫的外衣穿在身上遮羞的呢，其他盲人朝她的方向看了看，但为时已晚，要是早一点看又会怎么样呢。吃饭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讲述了她的冒险经历，讲述了遇到的一切以及她的应对方式，只是没有说她把仓库的门关上了，她对给自己找到的人道主义理由也不太相信，不过她讲了膝盖扎进玻璃的那个男人的笑话，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但并不是所有人，戴黑眼罩的老人只露出一丝疲惫的微笑，而斜眼小男孩则只能听到自己咀嚼发出的声音。舔泪水的狗也得到一份食物，并且立刻报答了众人，正好此时外边有人过来用力摇晃商店的门，它怒气冲冲地叫起来。无论来的是什么人，他没有再坚持，说起来外边到处是东游西逛的疯狗，走在街上，让人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这已经足够把人逼疯了。商店里又恢复了安宁，当大家不再饥肠辘辘，医生的妻子才讲了她和从这个商店出去查看是不是还在下雨的男人进行的谈话。后来她说，如果那个人的话属实，那么，即使找到了我们的家，它也不一定仍然像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进得去，我是指那些出来的时候忘记带钥匙的人或者把钥匙丢了的人，比如我们，我们就没有，留在大火里了，现在不可能从瓦砾堆里找到，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仿佛看到火苗吞没了那把剪刀，正在烧干上面残留的血迹，接着又咬噬它的双刃和两个锋利的刀尖，剪刀渐渐钝了，软了，变了形，人们不会相信它曾刺穿一个人的喉咙，大火过后，不可能在一团熔化了的金属中分辨出哪是剪刀，哪是钥匙。钥匙嘛，医生说，钥匙在我这里，说完，他艰难地把三个手指伸进靠近腰带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裤袋里，取出小小的金属环，上面挂着三把钥匙。怎么会在你那里呢，我把它放在我的手提箱里了，应该一直在那里呀；我拿出来了，怕丢掉，觉得一直带在身上更保险，也是相信我们总有一天要回到家里的一种方式；有钥匙就好了，不过我们可能看到门被撞开了；也可能没有人去撞呢。一时间，他们忘记了别人，现在该问问他们的钥匙在不在了，头一个说话的是戴墨镜的姑娘，救护车去接我的时候我父母在家里，不知道后来他们出了事没有；接着是戴黑眼罩的老人，我是在家里失明的，他们来敲门，女房东来告诉我说有些护士在那里等我，当时顾不上想钥匙的事；只剩下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了，但她说，我不知道，记不起来了，她知道，也记得，只是不想明说，当突然看到自己失明了的时候，奇怪的表达，但却深深根植于语言之中，让我们无从回避，她喊叫着冲出家门，向还在楼里的女邻居们求救，但她们坚决不肯帮忙，不幸降临到丈夫头上的时候她表现得那么坚强，那么能干，此刻却心乱如麻，竟然让家门敞开着就离开了，没有想到请他们让她回去一下，只一分钟，我把门关上马上就回来。谁也没有问斜眼小男孩有没有家里的钥匙，可怜的孩子连住在什么地方都还想不起来呢。于是，医生的妻子轻轻拍了拍戴墨镜的姑娘的手，我们从你家开始，离这里最近，但我们必须先找到衣服和鞋子，不能这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回去。她动动身子，要站起来，但发现斜眼小男孩吃饱喝足以后又睡着了。她说，我们休息休息吧，稍稍睡一会儿，然后我们再看会遇到什么情况。说完，她脱下湿漉漉的裙子，贴近丈夫，暖暖身子，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也这样做了。是你呀，丈夫问，妻子想起了自己的家，很难过，不过没有说你安慰安慰我吧，好像只是在心里想了想。人们不明白，是什么感情促使戴墨镜的姑娘把一只胳膊搭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肩上，不过她确实这样做了，并且没有挪开，姑娘睡着了，老人却没有。那条狗横卧在门口，在不舔泪水的时候，它是只性情暴躁难以相处的动物。14他们穿上衣服，穿上鞋子，只是还没有办法洗脸，但已经与其他盲人大不相同，至于衣服的颜色，虽然可供选择的不多，像人们常说的，这水果被挑过多次了，但都能相互搭配，这得益于身边有人给他们提供建议，你穿这件，与这条裤子正好相配，条纹与斑点不谐调，如此等等的细微之处都想到了，至于男人们，他们不大在乎，能咚咚响的都是鼓，但是，不论戴墨镜的姑娘还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锲而不舍地追问，她们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什么款式，这样，就能靠想象力看到自己。关于鞋子，他们一致同意，应当考虑舒适而不注重美观，绝对用不着饰带和高跟，也不要小牛皮或者磨砂之类，街道处于这种状况，讲究那一套实在是胡扯，橡胶靴子就很好，完全防水，半高筒，穿和脱都方便，在泥泞地上走路再实用不过了。可惜没有为所有人找到这种样式的靴子，例如斜眼小男孩，没有大小合适的，他穿上靴子就像双脚在里边游泳一样，所以只得穿双运动鞋，至于用于哪项运动就说不清楚了。多么巧呀，他的母亲，不论身在何处，要是听到有人告诉她这件事，一定会说，如果我儿子看得见，也正好会挑这一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脚不是太小，而是太大，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穿上了一双特大号的篮球鞋，身高两米的运动员们穿的那种。当然，他现在看上去有点可笑，好像穿着白色软底绣花拖鞋，但不会持续多久，十分钟之内这双鞋就会脏得一塌糊涂，生活中的一切莫不如此，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时间能解决一切问题。雨停了，盲人们不再张着嘴。他们还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在街上游荡，但从来不走很长时间，对他们来说走路和停着是一样的，除了寻找食物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音乐没有了，世界从来不曾如此寂静，电影院和剧院只对那些没有家也不想再寻找家的人有些用处，一些演出大厅，那些最大的，早已被用作检疫隔离场所，当时政府或者后来陆续bdsm强行性折磨

两次），她只有靠教众和邻里的慷慨捐赠度日。她把时间花费在采集药草、奔波于各教堂间筹集捐赠上，还在野地里巡视，那种地方之所以吸引她，不仅因为空旷，还因为充满秘密。比如她几个月前找到的一车骷髅。若是她稍微思考一下而不是喋喋饶舌，大斋节兀鹰一出现她就会弄得一清二楚了—那还是两年前一九七四年三月阳春时节融雪时的事呢。但是因为恰好在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宣布结亲的时候看到了那些鸟，人们就闹不清究竟是这桩婚事召来了兀鹰呢，还是要保护镇子不受其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们被一场盛宴所吸引，这家人在暴风雪中迷了路。阿肯色州的盘子。哈珀·朱里店里的标签在一种咳嗽药上挂着。他们彼此热爱，那个家庭确实如此。即使受到猛禽的骚扰，你仍可以看出他们在那严寒中彼此拥抱着越睡越沉。起初她以为萨金特该了解这一切的。他在那片地里种玉米。但他脸上的惊诧以及别人在听说之后露出的惊恐都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要不要通知警方。大家决定，不。甚至掩埋了那个家庭，也就是承认了他们与此无关。当一些男人去看时，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没有集中在现场，而是被引向西边，在他们视线中看不清的女修道院。她当时本该知道的。若是她把注意力先集中到兀鹰上，再集中到男人们的心思上，就不会用光她的全部润滑剂和汽油去办一件她希望是她最后一次使命的事了。视力太弱了，关节也太僵硬了——这不是一个天才接生婆该干的差事。但上帝给了她这件任务，祝福他的圣心。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夜晚，她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行驶，知道她是在他的时限里赶路，而不是置身其外。是他把她安放到那里，鼓励她去寻找最好在夜间采摘的药材。河床是干涸的，即将降下的雨会疗治干旱，甚至会把像双腿一样的曼德拉草根变软。她听到了从大炉灶处传来的轻声欢笑和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年轻的恋人在求爱。她想，他们至少还在露天里，没有爬到干草楼上或钻到卡车后部的毯子下面。后来，笑声和音乐声停了下来。深沉的男性嗓音下达着命令，手电筒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孔上、手上和他们拿着的东西上照出一道道亮光。那些恋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但是男人们都没走。他们靠在大炉灶的壁上或蹲在一边，在黑暗中聚集着。娄恩用围裙裹着自己的手电筒，本想悄悄地移到圣救世主教堂的背后，因为她的车就停在那里，但她忽然记起了别的她忽略或误解的事件：大斋节兀鹰，阿波罗的新手枪。她一下子缩回到漆黑之中，坐到缺乏水分的草上。她只好停下来不再抱怨镇上人拒绝她提供服务的事，停止悄悄进行的睚眦之报，不能因此而无视当前发生的事而让邪恶横行。装聋作哑是逃避上帝话语的行为。他既没有声如响雷地发号施令，也没有悄声耳语传递信息。噢，没有。他是个解救众生的上帝，一个教导你如何学着自己观察的师长。他的信号是明晰的，绝对如此，只要你停止在虚荣的酸汁中下滑并关注他的世界就成。他想要她聆听聚在大炉灶处的男人们如何决定和策划把女修道院的女人们赶跑。如果他要她目睹这事，他就一定也想要她对此做出些举动。开头她并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或者该做什么。但如同以往感到困惑时那样，她闭目默念：“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时那些人说话的声音便升高了，而且她就像站在他们中间似的，把他们彼此说的话和话中的意思听得一清二楚。他们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他们一共九个人。有的吸烟，有的叹气，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说话了。他们说的许多事都是娄恩以前听过的，只是那些言辞在穿过夜间空气蜿蜒前行时如何膨胀却无法测量。话题并不新颖，但毫无布道坛上对同一话题作演讲时的那种愉悦。加里牧师在一次布道中把这个话题说得娓娓动听，大受欢迎，后来每个礼拜日他都要采用这种方式。“你住在这儿放弃了什么？”他问，把“弃”强调得如同女高音，“你住在这儿，在上帝的美好之中，在他的恩惠之中，在他的和平之中，你都牺牲了什么？”“告诉我们，牧师。说出来。”“我就来告诉你们。”加里牧师窃笑着。“好，牧师。”“现在就说吧。”加里牧师直直地举起右手，伸向空中，然后把手攥成了拳头。接着他一次伸出一根指头，开始历数教众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的事物。“电视。”众人的笑声向四下散去。“迪斯科。”他们开心地笑着，声音十分响亮，还摇头晃脑。“警察。”他们笑声如吼。“电影，肮脏的音乐。”他用左手的指头继续数说着，“街上的邪恶，夜间的盗窃，清晨的谋杀，午饭饮酒，晚饭吸毒。这些都是你们已经放弃的。”每一项都引起哀叹和悲吟。教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心存对拒绝和逃脱了污秽、残忍、渎神，一切以快乐为伪装的新潮邪恶的感激，都能感到自己的心充满着对那些与这种“牺牲”奋争的人的怜悯。但是在这里却没有怜悯可言。在这里，当人们谈及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祸害时——鲁比如何正在以不可容忍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并没有想到以伙伴之情或仁爱之心伸出手来加以整顿，而是纸上谈兵并依其所需磨砺证据，直到每个零件都适合了已经抛光的槽沟。少数几个人说了大部分的话，一些人说得极少，有两个人根本没开口。他们虽然保持沉默，娄恩却知道这对双胞胎正是领导者。记得她们是怎样玷污那次婚礼的吗？你说什么？嗯，就在那同一天，我看到她们在那辆破烂的凯迪拉克后面互相亲吻。要是这样还不足以讨魔鬼的欢心，就在那同一天，还有两个在地上打斗。就在地上打的。主啊，我痛恨让人恶心的女人。斯维蒂说，她们曾竭力毒害她。我也听说了。她在路上被暴风雪困住，在她们那儿借宿。应该知道得更清楚。是啊，你们都了解斯维蒂。不管怎么说，她听到从那栋宅子的某处地方传来声响。在她听来像是小婴儿在哭。以上帝的名义，小婴儿在那地方做什么？你问我？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不正常。喂，那儿曾经拘禁过小姑娘，是吧？对，我记得。据说那儿是一所学校。教什么的学校？她们在那儿教些什么？萨金特，你不是在你的苜蓿地里发现种有大麻吗？没错，肯定有这么回事。这一点都不让我惊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阿涅特到那儿去与她们对质，她们对她撒谎，还把她揍了一顿。她认为她们养着她的孩子，她们却告诉她那是个死胎。我老婆说她们给她流了产。你相信吗？我不知道，可我不会放过她们的。我确切知道的就是她的脸给弄得怎么一团糟。唔，伙计，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罗杰告诉我，那位母亲——你们都认识那个原先有时候到这儿来买东西的白人老太婆吧？嘿，他说她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磅重，却像硫磺一样闪光。天哪！他说他撂到那儿的那姑娘公然向他挤眉弄眼。就是整天半裸着的那个吧？从她下长途车那会儿起，我就知道她有毛病。她到底是怎么乘上长途车到这儿来的呢？你们干吗不猜猜呢？你们以为她们有权势吗？我知道她们有。问题是谁的权势更大。她们干吗不走出来，离开那儿？呸！要是你有一栋老式的大房子住着还用不着干活，你愿意走吗？那地方正干着什么事，我是一点都不喜欢。没人会喜欢的。她们自己亲嘴。藏着婴儿。天哪！更甭提别的了。看看比莉·狄利亚自从在那儿逛悠以来有了什么变化吧。把她妈妈从楼梯上打下来便去了那地方，就像猪崽找奶头。我听说她们还像开宴会那样喝酒。我看见那老妇人时她总是醉醺醺的。还记得她们来参加婚礼时嘴里说的头一句话吗？有什么喝的吗？她们想要喝的，她们拿到一杯柠檬水时，那副做派就像是让人啐了一口唾沫，紧接着就走出大门了。我可记着哪。这群婊子。更像是巫婆。可是听我说，兄弟，骨头的事最能说明问题。我没法相信整整一家人死在那儿却没人知道。他们离那儿并不远，明白我说的话吗？没人能告诉我吗，他们离开了大路消失在一块地里，而距那儿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有一栋老式大房子？他们应该看得见。没法看不见。那男人应该走出了车子，走向那栋宅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可以想得到嘛，是不是，就算他想不到，还是能看见嘛。在这片平得像指甲盖的地面上，你怎么会看不见那么大的房子呢？你们说她们与这有关系？听着，这一带从来没发生过像现在出的这种事。在那些俊妞儿来到镇上之前，这里是个平静的王国。在她们之前的那些人至少还信教。可那儿的那些骚货就是自己抱团，从来没进过教堂。我拿一美元跟你的五美分打赌，她们连想都没想过一种宗教。她们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上帝。不能说她们没受过警告。先要求后警告。要是她们就自己待着，也就算了。可是她们不。她们搅乱。把人拉到那儿，像是苍蝇寻找粪便；凡是走近她们的人总要受点伤，而那种脏污正在渗入我们的屋里，我们的家里。我们容不得这个，你们都不能。一点都容不得。娄恩想道，这么看来，祸害在别的地方。不安定因素全在远处一所满是妇女的宅子里。不是什么远离男人安全地禁锢着的女人，而是更糟，是自愿聚集在一起的女人，就是说不是女修道院而是女巫团体。娄恩摇摇头，嚼了一下口香糖。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话，尽力猜测言辞背后的心思。有些话她当即弄懂了。她知道，萨金特会点头同意任何捕风捉影的谣言，咀嚼真实情况的残块，并且说不明白由有责任心的人掌管的这座从容又美丽的镇子何以不能保持原状：稳定、繁荣，没有背后胡说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安家立业？他会想到，如果他拥有了女修道院的土地，他的支出要少多少，而如果那些女人离开那儿，他就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拥有那片土地。人人都知道，他已经拜访过女修道院——去“提醒”她们，就是说，他提出要买下那块地，而当反应是难以理解的瞪眼时，他告诉那老妇人要“仔细想一想”，“会出现别的事情把价钱降低”。威斯顿·普尔在找理由解释为什么他再也控制不了他的弟弟妹妹了。解释原先崇拜他、听从他的人现在怎么会变得偏偏要走自己的路。去年布鲁德和阿波罗因为比莉·狄利亚开了枪，这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寻欢作乐，并且只要高兴就把一些女人抛在路上。比莉·狄利亚与那些女人交情很好，曾经让他的一个弟弟开车把她送到那儿，正是在那之后，阿波罗和布鲁德之间的麻烦变得危险了。他们俩谁也没有服从威斯顿的命令不再看那女孩或和她说话。结果就像《圣经》故事一样——一个人躺下来等着他的兄弟杀害。至于弗利特伍德家，阿诺德和杰夫，嘿，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着要埋怨别人，就因为斯维蒂的孩子们。也许是接生婆的错，也许是政府的错，不过接生婆不请就是了，政府也不会担这种责任。虽说娄恩是在第一个女人到达女修道院很久以前接生的杰夫的一些病孩子，他们不会让那样一桩小事阻止他们到自己的血统之外找碴儿的。还有斯维蒂的血统。米努斯嘛，他是随时都愿意袭击那地方的。他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星期戒酒，你以为他会感激不尽吗？那些女人准是目睹过一些事情，他可不想让这些事在什么人的脑子里转悠，一不小心被张扬出来。或许只是为了洗刷掉他感受到的耻辱，因为哈珀和别人说服他别娶他带回来的女人。他们告诉他，那个漂亮的赤犬似的姑娘配不上他，说她更像个荡妇而不像新娘。据他说，他喝酒是因为在越南受到的刺激，但娄恩认为那个漂亮的赤犬姑娘的消失才是真正的原因。他没有勇气一走了之和她到别处过日子，而是选择了向他父亲的规矩低头，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自己要遭受的折磨。摆脱一些为他洗洗刷刷、清除他的呕吐物、聆听他的咒骂和他的抽泣，与他没有任何牵连的女人，可能在一时间使他坚信，他当真是个未受他母亲弱点熏染的男人，值得他父亲付出耐心，而他让那漂亮的赤犬姑娘走也是对的。娄恩数不清她有多少次坐在新锡安山教堂里听到他父亲哈珀的话，以表明和检讨自己的罪孽开始，却以不停地声讨一些浪荡女人结束，那样的女人可以让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是谁、是什么样子、待在哪里。他后来娶了布莱克霍斯家的一个女孩凯瑟琳，搅得她害了神经质的胃病，直闹得精神失常，弄不清她在做什么、看见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调教好了他们的女儿凯特。凯特尽快地嫁了人，就是为了逃离他的手心。他的头一个妻子玛莎，就是米努斯的母亲，大概让他过的日子不安生，以致他绝不让他们的独子哀悼。接下来是K.D.，有家室的男人。说起来女修道院的一个姑娘可真够怪的，他一看到她下了长途车，怎么就会马上知道的。啊哈。他现在是个四个月的男孩的爸爸了，孩子不缺胳膊断腿，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个健全的头脑。丹比的医生居然会心甘情愿地优待黑人。所以他和阿涅特两口子才对娄恩嗤之以鼻，不管阿涅特如今该有多么幸福并把她当年的“错误”归咎于女修道院女人的欺骗。K.D.自有他个人的怨恨。如今被他诋毁名声的那个姑娘，曾经和他在一起多年，最后把他赶出了门外。养下一堆健康的婴儿会让他忘记那段事。但他毕竟是摩根家的人，这家人从来没有忘记一七五五年以来的任何一件事。娄恩了解那些私密的想法，以及斯图亚特和迪肯可能有些什么动机：他们都不能容忍自己控制不住的事情。但她想象不出斯图亚特的积怨——想到他外甥孙（可能吧？）确实在那地方受到了伤害或者毁掉了，就要暴跳如雷。那是他血液中流动的一个疱，既没有缩小也不会长成脓头。娄恩也想象不出，他兄弟与索恩的婚姻多么临近破裂，这记忆是多么深入他的脑叶。当迪克看着那些毒剂和那双有毒的眼睛时，曾经滑出轨道有多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俩秘密约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迪克都心烦意乱，屡犯错误，总猜想那荡妇是不是怀孕了。生个混血孩子？斯图亚特一想到这种对老一辈许下的承诺的公然背叛就怒火中烧。对老一辈延续的繁衍规则的不忠，被对他和他兄弟所持观点的持久威胁所压倒。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对他而言，是对他和他兄弟早年记忆和理解中的十九位黑人女士夸张而拙劣的模仿。她们是他们分享阳光般的肤色和马鞭草的那一片刻的退化。她们，连同她们没头脑的傻笑，伤害了那十九位女士爽朗喜人的笑声中银铃般悦耳的音调，那些女士本来永远生活在色调阴暗的梦中，如今却由于这一新的可憎的女性族类而注定要灭绝了。他不能容忍她们以街头妓女的服装和娼妇的口味玷污他的个人历史，嘲弄和亵渎支撑着他和他兄弟经历战争、维持婚姻和增强他们建设一个得以发扬理想的镇子的力量的梦幻。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她们，也不会容忍这种博爱的缺乏。娄恩也不知道迪肯·摩根如同冰川的骄傲。它那隐藏不见的体积，它那增长和不可移动性。她知道他多年以前和康瑟蕾塔的那段关系。但她不可能探测他个人的耻辱，也不可能理解抹掉那个耻辱和他相信是耻辱来源的那个女人对他是何等重要。一个难以驾驭、就为了舔流出的血而咬他嘴唇的咬人的女人；一个想要诱陷男人，把他关在地下室里用酒软化他，以便能在黑暗中行苟且之事和违背自然之事的漂亮的、金黄色皮肤的、长着苔绿色眼睛的外来女人；一个他若不及时逃脱就会把他的头盛在餐盘中的莎乐美（《圣经》故事中说，希律王为让莎乐美跳舞，竟应她之求砍下施洗者约翰的头。）。那个性饥渴到大胆妄为的女人没有离开他的生活，反倒鬼鬼祟祟地溜进了索恩的感情世界。他怀疑，那女人还强迫她喝了邪恶的药水，让她不如以前可爱。使她态度冰冷的并不是失去二子的永久悲痛，而是她仍在吞食的那种药。对于给她药的女人，她把她的名字时时挂在嘴边，还把她视作女性楷模来效仿。娄恩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但她已知的也就足够了，何况手电筒的光亮还照出了他们

。?《贰臣传》第五卷，第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祖大寿死于1656年。?《贰臣传》第二卷，第18页。?太宗直到1643年4月临死前，才逐渐相信明朝确实行将灭亡了。但他仍希望谨慎从事。他对大臣们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树自仆。”假如健康状况允许，他也许会亲自率军南下。郑克晟：《多尔衮》，第4页。?

李自成起兵问鼎

1643年上半年
周延儒	江苏
吴甡1	南直隶
黄景昉2	福建
1643年下半年
魏藻德	河南
陈演	四川
蒋德璟3	福建
李建泰	山西
方岳贡4	湖广
1644年初5
范景文	河南
邱瑜6	湖广

吏部
郑三俊1	福建	1643年5月因病致仕
李遇知2	不详	1644年因病致仕
户部
傅淑训3	不详	1643年5月革职
倪元璐	浙江	1643年10月调礼部
礼部
林欲楫	福建
倪元璐	浙江	1643年10月就任，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兵部
张国维	浙江	1643年5月革职
冯元飙	浙江	1643年10月因病致仕
张缙彦	河南	投降李自成
刑部
张忻4	山东	归顺李自成
工部
范景文5	河南	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星火燎原

自己，随他去，总之就把眼前的现状看作一次考验，这次考验对我的人生观来说是必要的，除了眼前的义务——保护白痴女人一夜——以外，没必要去想也没必要去害怕任何事情。他告诉自己，就算自己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有些莫名的感动，也没什么好羞愧的。伊泽铺了两套被褥，让女人睡下，随后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就突然坐起身，掀开被子，跑到房间的角落里缩着。要不是天寒地冻，伊泽或许就强迫自己别去管她而直接睡觉了。然而在这尤为寒冷的深夜，光是两个人分一人份的被褥，外面的寒气都会直逼肌肤，冻得身子颤抖不已。伊泽坐起身，打开电灯，发现女人在门边拢着衣领，缩成一团，眼神简直就像被逼到了绝境。“怎么啦，快睡吧。”伊泽刚说完，没想到女人会如此听话，只见她立刻点了点头，又钻进被褥，然而伊泽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又像刚才那样爬起来了。伊泽把女人安置回被窝里，告诉她别担心。“我不会乱碰你的身子的。”女人眼里却满是胆怯，嘴里嘟囔着一些听上去像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的话。就这样，伊泽第三次关上电灯，这次女人马上就爬了起来，打开壁橱门，进到里面，从内侧把门关上了。这执拗的做法惹得伊泽气不打一处来。他粗暴地扯开壁橱：“你是不是哪儿搞错了啊？！我都解释那么久了，你还跑到壁橱里拉上门，你侮辱人也侮辱得太过分了吧！你这么不信任我，还跑我家来干什么？！你这是在愚弄人，平白无故羞辱我的人格，搞得我好像对你做了什么坏事似的，胡闹也要有个度吧！”不过伊泽一想到这女人甚至没办法理解这番话的意思，就觉得与其干这种有来无往的蠢事，还不如给女人侧脸来上一拳，自己赶紧去睡觉，想必这才是最精明的做法。这时女人却一脸迟疑地看着伊泽，嘴里嘟囔着什么，大意似乎是“我想回去，我不应该来的”。然而女人说的一句话却使得伊泽心口一紧，无法坐视不管了。“——可是我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那你就放心在这里睡一夜吧。我没有恶意，只是看你刚才的表现，就好像在说自己是个受害者似的，我才会发火。别待在壁橱里，来被窝里睡觉吧。”于是女人又盯着伊泽，嘴里快速地嘟囔着什么。“哎？你说什么？！”伊泽吓得差点蹦了起来。不知为何，女人叨念的话里清清楚楚有一句“你讨厌我了”。“哎？你说什么？”伊泽不由得瞪大眼睛问道。女人露出忧伤的神色，只是来来回回嘀咕着一些话，话中之意大概是：“我不应该来的”“我被讨厌了”“我没想到会这样”，然后盯着一个方向愣愣地出神。伊泽这才明白了。女人并不是害怕他。事情全搞反了。女人并不是因为挨了骂无处可逃这点小事才来的。女人一直以为伊泽爱她。然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能让女人深信伊泽爱她呢？伊泽不过是在猪圈附近、小巷，还有街上跟她打过四五次招呼，这会儿想起来，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这根本就是场闹剧。伊泽目前不得不去理解白痴的意愿和体会，总之要理解的都是一些人类范畴之外的东西。关了电灯过了一两分钟，男人的手没有碰女人的身子，就是被讨厌了，因为羞耻就逃出了被窝。这件事对白痴来说真的很悲痛吗？伊泽能相信这一事实吗？白痴也搞不明白这些，就缩进了壁橱里。可以把这一行为理解成白痴的耻辱和自卑的体现吗？因为甚至没有一句话能让伊泽拿来判断这一推测，基于现状，他只能把自己和白痴降到同等地位。为什么非要以人类的标准来思考判断呢？自己也有白痴心中那份坦率，这难道是作为人类的耻辱吗？我曾经也认为，有一颗白痴这样的心，有这颗稚嫩、坦率的心比什么都重要。而我却不知把它忘在了哪里，只顾在龌龊的人类思维中追寻污秽肮脏的虚妄之影，搞得自己疲惫不堪。他让女人睡下，自己坐在她枕边，就像在哄三四岁大的小闺女睡觉似的，抚着她的刘海儿。女人恍惚地睁开眼，天真的样子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伊泽起初也莫名其妙地跟女人讲了一些一本正经的话：“我没有讨厌你，人类表达爱的方式不是只有肉体，人类最后的归宿是故乡，你就好比是一直住在那里的居民。”当然，女人不可能理解得了这些话，况且语言究竟又是什么呢？有多大价值呢？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只有人类的爱是真实的，那足以让人把生命的热情都托付给它的真实之物到底又在何方？一切都只是虚妄之影。伊泽抚着女人的头发，就忍不住想要放声大哭，心中满是伤感，仿佛这漂浮不定，难以握紧的小小爱情就是自己一生的宿命，而自己正出神地抚摩着这宿命的发丝。这场战争到头来究竟会如何呢？或许日本会输，美军会登陆本土，一大半日本人将迎来灭亡。这也只能说是另一种超自然的命运，也就是所谓的天命。然而他却有一个更卑微的问题。这问题卑微到令人吃惊，然而问题就在眼前，总是在那里忽隐忽现，挥之不去。这问题就是他心中的那份不安，也就是他从公司拿到的那两百多日元的工资，这份工资能拿到什么时候？明天会不会就惨遭辞退，在街头游荡？他拿工资的时候，就会战战兢兢，害怕公司宣布要辞退他。拿到了工资袋，就延了一个月的命，随之也就体会到了一种近乎惘然的幸福感。然而每当他回望这份卑微，总会想哭。他做着艺术的梦。在艺术面前，两百日元的工资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然而不知为何，这份工资却成了一种巨大的苦闷，这份苦闷像是融入了他的骨肉，撼动着他生存的根基。不光是生活的外形，就连生活的精神和灵魂都被束缚在这两百日元里，更可悲的是，他凝视着这份卑微，精神还能保持正常，还能若无其事地活着。“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部长滑稽的吼声包裹着真相，以雷霆万钧之力扎进了伊泽心里。唉！日本是要战败的。同胞们将会像崩坏的泥人一样，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无数的腿脚、脖颈、手臂将会随风跟残砖烂瓦的碎屑一起被吹上天空，日本将会变成一座没有树木、没有建筑，什么都没有的光秃墓地。比起上述结果，伊泽的好奇心倒是在阵阵作痛——不管逃到哪里，躲到哪个洞穴里，在哪里连带洞穴被一起炸飞，若是万一能活下来的话——虽说活下来简直就像做梦……为了这鲜活的重生，还有那完全无法预测的新世界，为了在布满碎石的荒野上生活而阵阵作痛。再过个半年或是一年，这注定的命运就将到来。虽然它注定会到来，但伊泽只觉得它仿佛如同梦中的世界一般，遥远而又离奇。这两百日元那决定性的力量遮住了他眼前的一切，将他活下去的希望连根拔起带走，在梦里他都被这两百日元勒着脖子，呻吟着，他二十七岁青春年华中的全部热情仍在不断被漂白。事实上，他已经茫然走在黑暗的旷野之上了。伊泽想要女人。想要女人的这一呼声甚至是伊泽最大的愿望。然而他跟女人的生活也会遭到这两百日元的束缚，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都要背上这两百日元的魔咒，他们将会生下一个被两百日元魔咒附身的孩子，女人会像奴仆一样化身成被魔咒附身的恶鬼，每天叨念个没完。心中的灯火、艺术、希望之光都消失了。生活本身会像路边的马粪一样被踩个稀烂，干透后就会被风吹散，连半点痕迹都不剩。就连抓痕，都会消失无踪。女人的背上缠绕着这种魔咒。无法承受的卑微生活。他自身甚至没有能力去操纵现实中的这份卑微。啊！战争。它用这伟大的破坏力，用这离奇古怪的公平性来裁决众人，全日本将变成满是碎石的荒野，泥人们会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这份巨大的爱是如此虚无，又如此揪心！他想沉睡在破坏之神的怀抱中，而只要警报一响，他就生龙活虎地缠起绑腿来。每天生活的价值只在于对生命的担惊受怕和玩乐。警报一停，他就垂头丧气，又开始陷入绝望的感情麻木状态了。这个白痴女人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味噌汤。站在配给队伍里就已经拼尽全力了，连表达都有问题，简直就像一片极薄的玻璃似的。哪怕是一缕喜怒哀乐的微风，她都会有所反应，夹在放心和恐惧的褶皱间接受他人的意愿，并让其经过。就连两百日元的恶灵都不能寄宿在这个灵魂里。这个女人简直就像是为我定制的可悲人偶呀。伊泽眼中仿佛看到了跟这个女人搂在一起，在风的吹拂下走在黑暗的旷野中，步上无尽的旅途。然而，他却感到这一念头有些荒唐，傻得离谱。自己会这么想，多半是因为这卑微透顶的人类躯壳蚕食了心中的意志吧。虽知如此，自己又为何从涌现的这一念头和坦率的情感中感觉不到半点虚假？又没有什么本质性的规定来断定那些公寓里的妓女和某些地方的贵妇就比白痴女人更有人味儿。然而世道就是这么滑稽，仿佛真有这种不可动摇的规定一样。我有什么好怕的，简直就像那两百日元的恶灵……我现在正想靠这个女人跟那个恶灵断绝关系呢，这到头来，不还是被恶灵的魔咒绑住了吗？我只是害怕世人的眼光而已。这世界就是公寓的妓女、小妾、怀了孕的挺身队、发出跟家鸭一样的鼻音大吵大闹的太太们的排队会议而已，除此之外不存在什么世界，因此我才不相信这明摆着的事实。我害怕的是这不可思议的规定。那是短暂到惊人同时也是无限漫长的一夜。伊泽原本觉得这长夜仿佛会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不知何时天亮了，黎明的寒气把他整个身子冻得跟没有感觉的石头一样。他仍在女人的枕边，轻抚着女人的头发。☆☆☆从那天起，另一种生活就开始了。然而除了一间屋子里多了一具女人的肉体以外，一切并没有什么变化。简直虚假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周围，他的精神上甚至都没有一棵新芽探头。伊泽干脆理性地接受了这异常的事态，至于生活本身，就连改变桌子位置这种微小的变化都没有发生。他每天早上上班，白痴则一人留在壁橱里看家等着他回来。而且他只要一迈出门口，就把白痴女人忘个干净，只感觉一切都很遥远，就像发生在十年二十年以前似的，脑海中只有模糊的印象。战争这玩意，忘性强健得不可思议。战争惊人的破坏力和空间的转变力只用一天就能引发数百年的变化，让人觉得一周前发生的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至于一年前发生的事，则被隔绝到了记忆最深处的箱底。好比伊泽家附近的道路，工厂四周的建筑物惨遭摧毁，整个小镇掀起一阵尘头大起的逃难骚动也不过是才有的事，这烂摊子还没收拾好呢，这场骚动就遥远得仿佛发生在一年前似的，那些令街道面目全非的巨大变化在第二眼看上去时，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景象了。白痴女人终究也就模糊在这强健忘性的混杂碎片中的一枚碎片里了。车站前的居酒屋（直到昨天还大排长龙）逃难留下的破木棍，遭炸弹毁坏的大楼上的窟窿，小城的火后废墟，白痴的面容充其量只是夹在这些混杂的碎片中滚动着而已。然而每天都会响起预警警报。有时候还会响起空袭警报。因此他就形成了一种非常不高兴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源自他的担忧——若是他家附近有空袭，就会发生未知的变化。担忧的唯一原因就是怕女人乱了阵脚，从家里跑出来，闹得街坊四邻人尽皆知。因为忧心这种未知的变化，他每天白天都不能回家。有好几次，他想索性把一切都跟裁缝店家坦白了——这也许是对无法克服这种低俗的忧虑的惨状做出的微弱反抗吧，又对这种卑微感到绝望，因为这至多算是一种通过最小伤害的坦白来转移忧虑的悲惨手段，他自身的本质并没有凌驾于低俗的大众之上，对此他只能诅咒和愤慨。对他而言，有两张白痴的脸他是忘不掉的。在拐过街角时，在爬公司楼梯时，在挤出电车人群时，在许多想不到的地方他都会忽然想起这两张脸，每逢这时，他所有的思考都会结冰，瞬间涌上的气血也绝望地冻结了。其中一张脸是他第一次碰白痴肉体时，白痴的那张脸。到了第二天，这件事本身就遥远得好像一年前发生的事了。然而只有这张脸被单独分割出来，一遍遍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从那天起，白痴女人就只是一具始终在等候的肉体，丝毫不再去想外面的任何生活。女人只管等候着。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的部分肉体，女人就将所有的意识放在肉体行为上了，于是身体、表情都只处于等候状态了。令人吃惊的是，深夜里，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女人酣睡如泥的肉体都会做出相同的反应，只有肉体始终活着，始终在等候，就算在睡觉时也如此！可是，要说女人醒来后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本来也就是空无一物，有的只是昏睡的灵魂以及活着的肉体而已吧。醒着的时候灵魂在沉睡，睡着的时候肉体在苏醒。有的只是下意识的肉欲。那只不过是一具肉体，一具始终清醒，像虫豸一样不知餍足地蠕动着的肉体。另一张脸则在伊泽碰巧休假的那天。即将破晓的地区遭受了长达两小时的轰炸，伊泽没有防空壕就跟女人一起钻到壁橱里，用被褥当掩护藏着。轰炸集中在离伊泽家四五百米远的地区，房子跟地轴一起摇晃，呼吸和思考也随着轰炸声断绝了。同样都是落下来的炸弹，燃烧弹和轰炸弹在威力上的差距就好比日本锦蛇[7]和蝮蛇[8]。燃烧弹尽管会带着一阵咔嚓咔嚓的非常诡异的声响，但落到地上不会有爆炸声，因此在头上咻地就消失了，就是所谓的虎头蛇尾，蛇尾都算不上，因为完全没有尾巴，所以欠缺决定性的恐怖感。然而轰炸弹这玩意，下落声音虽然微弱低沉，却会哗地发出像下雨一样的声音，拉出一条直线，因为这玩意最后会发出宛如连地轴一起撕裂的爆炸声，所以一条直线里就已经包含着极为惊人的十足威力了，说到轰炸弹的脚步噼啪噼啪靠近时，那绝望的恐怖感，就如字面意思一样，让人没有活着的真实感。再加上飞机飞得很高，美军飞机轰隆隆从头上飞过的声响也就极为隐约，若无其事地在风中响起，简直就像一个没在正眼瞧你的怪物挥着大斧子要砍过来似的。因为不清楚攻击对象的情况，所以遥远到诡异的低沉轰炸声令人甚是不安。这时又持续传来像下雨般一条直线的下落声。在等待轰炸期间的恐怖，这家伙连语言、呼吸、思考都完全停止了。这次终于要一命呜呼了——只剩下这种绝望凭借着濒临发疯前的寒冷存活着，发着光。万幸的是，伊泽的小屋被公寓、疯子家以及裁缝店这些二层小房包围，附近的房子有窗玻璃碎了的，也有屋顶受损的，然而只有他的小屋连玻璃都没有裂缝。有的只是染满血迹，刚刚飘落在猪圈前田地里的防空头巾而已。壁橱中，只有伊泽的眼睛在发光。他看见了，白痴的脸，那伸手去抓紧虚空的绝望和苦闷。原来如此啊，人类是有理智的。无论何时，都会留下几分克制和抵抗的影子。如果连这几分理智、克制、抵抗的影子都没有了，那该是多么可悲啊！女人的脸和全身都因为向死亡之窗敞开的恐怖和苦闷僵硬了。苦闷在动弹，苦闷在挣扎，然后苦闷流下了一滴眼泪。如果狗的眼睛也会流泪，那么狗笑起来应该同样丑怪至极吧。连理智的影子都没有的眼泪，还有比这更丑恶的东西吗？轰炸期间，四五岁乃至六七岁的孩童们居然不会哭。他们的心脏掀起如海浪般的悸动，他们失去了语言，只会瞪大异样的眼睛。他们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还活着，然而一眼看去，才发现他们只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眼中并没有刻着不安和恐怖这种直接而剧烈的表情。倒不如说，这些孩子比普通的孩子更能理智地悄悄扼杀掉自己的感情。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大人也不过如此，或者说还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表现出那种露骨的不安，以及对死亡的苦闷要远超于孩童，也就是说，孩子看起来甚至要比大人冷静得多。白痴的苦闷，跟孩童们的大眼睛是截然不同的。那只是一种单纯出于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和苦闷，而并非人类的产物，也不是虫豸的产物，只是一种丑恶的行为。如果有那么点相像之处的话，也就是大约一寸五分[9]的青虫膨胀到了五尺[10]长，在挣扎，在动吧。还有一滴眼泪从眼里滑落。不说

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3）雍正是否更改名字？有人认为，康熙遗诏传立“胤祯”（皇十四子原名），因“胤禛”与“胤祯”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后将《玉牒》的名字更改。雍正又命十四弟改名允禵，这就是“玉牒易名”说。学术界对雍正改名看法颇不一致。有一种改法又认为，皇四子叫胤禛，皇十四子叫胤祯，雍正做了皇帝，便命十四弟改名允禵，以示避讳。总之，康熙临终前立皇十四子允禵继位说，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康熙晚年没有立储，雍正登位前康熙没立“储位”，因而不能说雍正继位是“篡位”。3.无诏夺位说基于雍正奉遗诏继位，有许多矛盾解释不清楚，其说难以自圆，而雍正改诏篡位，真正有力的证据也显得不足，于是有人认为雍正是无诏夺位。雍正登位，是因为他在皇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皇位争夺斗争，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前前后后四十多年，结果，皇太子党失败，皇八子党也失败，皇四阿哥党胜利。雍正继位，是正取？还是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再不会对雍正逆取皇位做出记载，康熙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不过，从康熙去世雍正继位开始，就出现了皇位出自篡夺的异闻传说，为此雍正还亲自撰写了一本书——《大义觉迷录》，对各种流言进行驳斥，想为自己洗刷不白。风遗尘整理校对。二、冷酷残忍的皇帝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越描越黑，留下了许多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那么，雍正的上述罪名是否成立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1.雍正是否毒死父皇？有一种说法：康熙是喝了胤禛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以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似乎不大可能。2.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了三个儿子：胤禛、允祚（五岁死）、允禵。据传，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允禵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当时人们将雍正生母之死同他囚禁胞弟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3.雍正是否屠杀兄弟？雍正帝继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当时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雍正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大阿哥允禔，康熙时就因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父皇，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对雍正来说，允禔早就是一只死老虎，不足为虑。雍正十二年（1734）死。二阿哥允礽，是被康熙帝废了的太子，禁闭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死。三阿哥允祉，是一个不热衷皇位、一门心思编书的人。雍正继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将允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私下发了些牢骚，雍正知道后，又将其爵位剥夺，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死。五弟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仍借故削其封爵。雍正十年（1732）死。七弟允祐，雍正八年（1730）死。八弟允禩，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雍正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禩心里也明白，常忧忧不乐。对此，雍正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禩为亲王，允禩的福晋对去祝贺的人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我担心的是不要被杀了头。”这话传到雍正的耳朵里，便将允禩的福晋赶回了娘家。不久，雍正又借故命令允禩在太庙前跪了一昼夜，随后又削去了他的王爵，高墙围禁起来，并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意思是“猪”。允禩受尽折磨，终被害死。九弟允禟，同允禩结党，为雍正所不容，被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并改允禟名为“塞思黑”，意为“狗”，不久给允禟定二十八条罪状，押往保定，命直隶总督幽禁之。允禟在保定监狱备受折磨，最后，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十弟允[礻我]，也因党附允禩，为雍正所恨，夺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才开释，后死。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继位时，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又借故将其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不久，又再降为国公，乾隆继位后才被晋封为亲王。十四弟允禵，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因此，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继位时，先不许他进城吊丧，后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父皇的景陵，继而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十五弟允禑，康熙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即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被雍正封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允礼，被雍正封为果郡王，又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早年加入过“雍亲王党”，所以受重用。雍正登上皇位后，不仅对骨肉同胞刻薄寡恩，而且对大臣也毫不容情，突出的例子便是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从小就好耍枪弄棍，不安心读书，父亲年遐龄望子成龙心切，给他请了好几位教书先生，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谁知都被他给气走了。后来总算请来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先生，这才把年羹尧镇住。在这位先生的教育下，年羹尧文武兼学，没过几年，居然也学了一身本领，参加科举考试，竟然中了进士。然而，年羹尧的志趣却不在这里，他生性好动，好结交绿林豪杰，凭一身武功和才识，身边聚集了不少拜把兄弟。后来，年羹尧结交上了四皇子胤禛，从此成了胤禛的心腹。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作侧室福晋，胤禛继皇位后，又册封年氏为贵妃，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年羹尧在康熙时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病逝，由第四子胤禛继位。由于康熙十四子允禵曾是雍正的皇位竞争对手，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时，允禵以抚远大将军身份坐镇西宁。雍正为防不测，曾密令年羹尧就近监视允禵。这样，允禵虽然不满于雍正继位，却因受年羹尧牵制，无法调动军队向东夺位。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在康熙去世和雍正继位过程中，隆科多的功劳在于防止留居北京的众皇子作乱。康熙的儿子众多，这些人又各结党羽，而在反对雍正继位的问题上又都联合了起来，雍正当时在北京十分孤立。隆科多时任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辖兵一万多人，负责保卫皇帝，维护京城治安。由于他拥戴雍正，在他手中军队的威慑、弹压下，众多的兄弟才没敢兴风作浪。外得力于年羹尧，内得力于隆科多，雍正便顺顺当当地登上了皇位。继位之初，他对年、隆二人褒奖有加，宠信异常。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掌握整个西北地区的边防大权以及人事、财政大权，还直接参与朝中重大政务的决策。雍正甚至不顾君臣关系体统，称年羹尧为自己的“恩人”，说什么“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之臣民也”。竟然以对年羹尧的态度，作为判断子孙臣民忠孝的标准。隆科多则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参与处理重大事务，是雍正在中央的左右手。雍正夸他是“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两年左右，雍正便变脸了，说什么“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并直接向年羹尧发出警告：“外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明显地暗示他不会有好下场。果然，不久便命令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令，调任杭州将军，并威胁说：“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虽然年羹尧并没有“负”他，雍正还是不依不饶，撤了他的官，并公布了他的九十二条大罪，说他这九十二条罪状，可以将年羹尧处死三十多次，但对他法外开恩，令其“自裁”（自杀），又斩其子年富，其余十五岁以上的儿子都充军极边。在整治年羹尧的同时，雍正也向隆科多下了手。虽然隆科多受赐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但仍被定四十一条大罪，命令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对雍正来说，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泰极否来，自酿成祸。从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上可以看出雍正性格的两面性，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他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而应站在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方面做了哪些贡献。三、承上启下的改革雍正元年（1723）是清朝入关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雍正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雍正在位十三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其改革举措主要有：1.整顿吏治康熙治政，标榜宽仁，到了晚年，由于身患中风，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对康熙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于是在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就马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了十一道谕旨，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贷，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悖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又命令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巡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下属勒索地方，后又把户部库存亏空的二百五十余万两白银叫历任堂司官员赔补。接着又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的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对于这一改革，《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有史家也评论说：“雍正的整顿吏治，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胃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这说明了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2.设立密折制度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设立密折制度加以完善，只有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一百多人，雍正朝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和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雍正朝对奏折运转的处理程序，规定“阁臣不得与闻”。这就避开了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3.设军机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责：每日晋见皇帝，商议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批示；奉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折”字样，由兵部捷报处收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划机要。后来设立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时撤销，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军机处的设立，使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既不容皇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4.改土归流在云、贵、川、粤、桂、湘、鄂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大土司进行管辖。雍正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而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一改革，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西南的民族问题，到雍正时得到解决。5.摊丁入地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后，实行“盛世滋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要缴纳丁银。雍正实行丁银摊人地亩的制度，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另外，又使社会人口急剧增长，到道光年间，中国人口已突破四亿人，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6.废除贱籍制度中国古代有一种贱籍制度。贱籍就是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这类人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类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户，广东蛋户，安徽伴当、世什，江苏丐户等。绍兴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兼带卖淫等活计。陕西、北京的乐户，系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安徽的伴当、世什，地位比乐户、惰民更悲惨，如果村里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什，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以捶打。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些贱籍，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人正户。7.设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太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八岁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又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用什么办法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优选，明之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最后，雍正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放进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既有利于在皇子中优选，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蒋介石的新突破

红军不怕远征难

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不，等等，先听我说。我会把那儿收拾一下，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蜡烛。那儿夏天凉爽黑暗，冬天又暖得像咖啡。我们会有一盏灯，可以互相看见，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大声叫喊，没人听得见。那里面存放着梨和满墙的酒。整瓶的酒都躺着沉睡，每一瓶都有名字，像‘凯歌’、‘梅多克’；还有年头：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如同等着获释的囚犯。就这样吧，”她催促着他，“请来吧。到我的房子里来。”在他考虑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掠过各种计划：把迷迭香塞进枕套，把亚麻布泡在热的香料水里。她告诉他，他们可以用窖藏的葡萄酒来解渴。他满意地低声笑着。她咬着他的嘴唇，回想起来，那是她的一大错误。康瑟蕾塔说到做到，而且还有所丰富。地下室那个房间里有荷兰进口的可点八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照耀，还弥漫着古老的香草气味。多汁的甜梨装满了一个白色大碗。这一切都没能取悦他，因为他从未来过。从未感受过旧亚麻布在肌肤上滑动，也从未从她的头发中摘下香樟细枝。她从填着草的柳条箱里拯救出来并擦得锃亮的酒杯，接收着尘埃，后来到了十一月，就在感恩节前，一只勤劳的蜘蛛搬进杯里住下了。潘妮和克拉丽莎已经洗好头发，坐在炉边，用手指捋顺着头发，好让它干透。她们俩总有一个时不时地凑近炉子，晃着一绺闪亮的黑发烤着。她们轻声唱着被禁止的印第安阿尔贡金民谣，像往常一样看着康瑟蕾塔：她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日子；她在心烦意乱之中慢慢变得总是咬指甲。她们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是偷来的，也从心里可怜她。她们把她的举止看作是有关爱的局限和可能、有关禁锢的严肃教诲，从中吸取教训，以平衡她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要优先考虑的是当前的出路。包裹已经打好，计划也安排好了，她们需要的只是钱。“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康瑟蕾塔？请告诉我们吧，康瑟蕾塔。星期三他们就要把我们送到教养院去了。只要一点，康瑟蕾塔。在食品间，是吗？唉，那倒是在哪儿？从星期一以来就只有一美元二十美分了。”康瑟蕾塔不理睬她们。“别纠缠我了。”“我们帮助过你，康瑟蕾塔。现在你该帮我们了。这不是偷——我们在这儿工作很努力。行吗？想想我们干得多么卖力吧。”她们的声音像唱歌般柔滑。她们把头发一甩，用处于危险中的姑娘的闪亮眼睛看着她。厨房门上的敲击声并不响亮，但那种私密劲儿是不会弄错的。敲了三下。再没有了。那两个女孩手握着头发僵住了。康瑟蕾塔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是被法官或天使召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法官又是天使，呈现出年轻女子的外形，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但身板笔直。“走这一路可不近啊，”她说，“请让我坐下吧。”潘妮和克拉丽莎像烟一般消失了。年轻女子坐到了潘妮腾出的椅子上。“我能为你弄点什么吗？”康瑟蕾塔问。“水，可以吗？”“不要茶？你似乎冻坏了。”“是啊。不过先来点水吧。然后再来茶。”康瑟蕾塔从一个大水罐里倒了水，再弯腰去查看炉火。“那是什么气味？”来者问，“鼠尾草吗？”康瑟蕾塔点点头。那女子用手指捂住嘴。“这气味让你难受吗？”“会过去的。谢谢你。”她慢慢地喝光了那杯水。康瑟蕾塔知道，也许以为知道，但还是问了：“你想要什么呢？”“你的帮助。”她的声音很柔和，但语气不明朗。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请求。“我没法帮你。”“要是你愿意就有办法。”“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要这个孩子。”热水从壶嘴溅到托盘上。康瑟蕾塔放下壶，用一条毛巾吸干水。她从未见过这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但是从她迈进屋里的那一刻起，对于她是什么人就一清二楚。她的周身都是他的气味，或者说，他的周身都是她的气味。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触亲密，时间长久，共同吸着福禄考、佳美牌香皂和烟草的气味，醒来时又呼出这些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小孩的气味，食用油的香甜，婴儿爽身粉和素食菜肴的气味。这是一位母亲，却说着不像母亲的残忍的话，那如同叉尖般刺向康瑟蕾塔。她避开了叉尖，但后面的毒素仍以她虽知道却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她震惊：她在和他的妻子分享他。此时她看到了能够准确代表“分享”这个词的含义的画面。“我没法帮你这个忙！你是怎么了？”“我在两年间有了两个孩子。要是我再有第三个……”“你是来找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找我？”“还能找谁呢？”那女人问道，口气清晰、毫不含糊。毒素在扩展。康瑟蕾塔已经失去了他。完完全全地。永远地。他的妻子也许还不知道，但康瑟蕾塔记得他的面孔。不是当她咬着他的嘴唇的时候，而是当她哼唧着舔掉他嘴唇上的血的时候。他大口吞吸着空气，说：“再也别这样了。”可是他的眼睛先是吃惊，随后是反抗，道出了余下的话，她当时就明白了。三叶草、香樟、柔软的旧亚麻布——谁肯冒险同一个俯身像吃肉似的咬他的女人尝试梨子和一墙的窖藏酒呢？“你走吧。你来这儿不是为的那个。你来是要告诉我，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以为，我知道了你情愿要做的事情后就会罢休。哼，我不会的。”“不，他会的。”“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到这儿来。你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怀孕了。”“听我说。他不能荒废掉他正做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你们那个破烂小镇关我什么事？出去。走你的。我还有事要做呢。”她是一路走回家的吗？或者，连那也是一句谎话？她的汽车是不是就停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她当真是走来的，没人搭载她吗？她是因为这个才流产了吗？她的名字叫索恩，后来和康瑟蕾塔成了挚友。索恩告诉她，她并没有那么想。是她心中的邪恶造成的。她说，是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她装出牺牲的样子，并没打算教训她不要对上帝玩弄花招。她作为交易提供的生命，在她的两腿间流成了一摊血水，变成被风吹起的床单。她们俩的友情在过了些时日之后诞生了。而在那女人走后，康瑟蕾塔把一布袋硬币扔给潘妮和克拉丽莎，叫着：“滚开，别让我看见你们！”随着时光变幻和一日三餐的轮换，之后的几天是漫长的哀伤期，康瑟蕾塔在急速燃烧的爱情的碎片中拾拣着。浪漫延伸到破裂点就破裂了，破裂的结果是简单愚蠢的转换。从五体投地膜拜上帝、吸纳关于他的血肉的概念，转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羞耻。无怨的羞耻。康瑟蕾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祈祷室（热切地巴望着他能在那里，在昏暗中发出红光）。像妇女们通常做的那样，她匆匆投入自己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躯体的怀抱，如同肌肉痉挛一般对其畏缩没有任何感知。没有请求式的祈祷。没有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只是跪了下去，以一向的幸福感开口说道：“亲爱的主，我没想吃他。我只想回家。”玛丽·玛格纳走进祈祷室，跑到康瑟蕾塔身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头，说了声“终于”。“你不知道。”康瑟蕾塔说。“我不需要知道，孩子。”“可是他，可是他——”沙，沙，沙。沙，沙，沙，她想说的意思是，他和我一样。“嘘，嘘，嘘。嘘，嘘，嘘，”玛丽·玛格纳说，“别再提他了。”她不一定这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玛丽·玛格纳带她走出祈祷室进入教室时，一道阳光刺伤了她的右眼，宣布她开始有蝙蝠一样的夜视能力，从此她在黑暗中就有了最好的视力。康瑟蕾塔的这种奇能一直被人们称道。玛丽·玛格纳花费了超出支付能力的钱，带大家到米德尔顿去了一趟。除去康瑟蕾塔比较特殊之外，每个人都做了忏悔，出席了弥撒。克拉丽莎和潘妮是一对忏悔的模范，她们催促着去参观一下沿途广告上推介的印第安和西部博物馆，但没有成功。玛丽·伊丽莎白修女说，把忏悔后的时间如此花费掉不是明智之举。乘车返回的长途旅行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翻看弥撒书页的沙沙声和学校最后一位委托人偶尔发出的哼哼声。不久之后，只有母亲和罗伯塔修女留下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在印第安纳接受了一个教职。潘妮和克拉丽莎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听说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她们俩从长途车上逃跑了。除去寄给康瑟蕾塔的一张汇款单上签着一本故事书里的名字之外，再没听到她们的消息了。三个妇女整个冬天都在等待，后来由于有了退休或“家”的变化，便不再等待了。慈善机构设想的独立，开始让人感到似是一种遗弃。与此同时，她们采取措施维持这处产业，避免出现基金会无法偿还的债务。萨金特·波森同意从她们手中租借土地种植粗玉米和苜蓿。她们自己制作调料汁、果子冻和欧式面包，出售鸡蛋、胡椒、辣味美食和浓汁烤肉调料。她们在一块方纸板上打出广告，钉在褪色的蓝底白字的学校名牌上。在一九五五年，她们的大多数顾客是来往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两州之间的卡车司机。鲁比的居民很少停下来买胡椒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烹饪高手，而且自己种植或制作需要的东西。只是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宽裕了，他们才加入卡车司机的行列，把他们口中所说女修道院养的鸡看得比自养的品种优越得多，愿意走上这么一段路程。后来，他们也尝试了一种玉米做的小食品。四十年代栽种的美洲山核桃树苗在一九六○年已经长得粗壮了。女修道院出售山核桃，而在收获季节制作的山核桃馅饼，一贴出广告就销售一空。她们做的大黄馅饼十分可口，在顾客中口碑很好，而以极品胡椒为基础制作的烤肉调料汁更是赢得了美誉。对康瑟蕾塔来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由于玛丽·玛格纳多年来都教导她，耐心是第一条生意经，她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她在安排完坚信礼之后，就会把年轻的康瑟蕾塔带到一边，她们会一起熬咖啡或者默默坐在菜圃边上。她说，上帝的大度在耐心的赏赐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样的教喻很好地控制住了康瑟蕾塔，她几乎注意不到她正在失去的东西。最早丢掉的是她的第一语言的基本内容。她不时发现自己说的和想的都处于两者之间，处于第一语言的规则和第二语言的词汇之间的谷地之中。第二件消失的东西是尴尬。最后她失去了忍受光的能力。到玛维斯到来时，罗伯塔已经去了一家小型疗养院，康瑟蕾塔除去照顾玛丽·玛格纳，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但在此之前，在那个穿着系带凉鞋、蓬头垢面的女人在菜圃边大声叫喊之前，在玛丽·玛格纳卧病在床之前，那个躲在一间满是烧成灰的死人的房子后面溪谷的夏天已经过去十年，康瑟蕾塔仍处于一种奉献的境界和不能见光的状态，她被赋予起死回生的才能。那是很抑郁的年月。她虽然苦修苦行，却还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时间和头脑去考虑日常事务。康瑟蕾塔学会了不用在纸上书写计算来管理一切：她完善了烤肉调料汁，让牧民们趋之若鹜；和小鸡争吵；给可恨的鹅筑窝；还照看菜圃。她和罗伯塔修女一致同意再试着养一头奶牛。康瑟蕾塔站在园中，想不好该把奶牛圈在哪里，这时她的脖颈和发根流出汗来。连她戴的墨镜都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摘下墨镜，擦去眼周的汗水。透过那带咸味的汗水，她看到一个身影向她走来。走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个小个子女人。康瑟蕾塔感到头晕目眩，想扶着一根豆架杆，却没抓住，便瘫倒在地上了。她醒来时已经坐在红木椅中，那小个子女人一边擦着她的前额，嘴里还一边哼唧着。“真幸运啊。”她说，在泡泡糖周围泛起笑容。“我是怎么了？”康瑟蕾塔朝房子看着。“变了，我琢磨。这是你的墨镜，可惜弯了。”她说，她名叫娄恩·杜波列斯；她说，要不是她来买胡椒，谁知道康瑟蕾塔会在菜豆中躺多久呢。康瑟蕾塔感觉自己无力站起来，于是把头靠到椅背上，要些水喝。“噢，噢，”娄恩说，“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你多大岁数了？”“四十九。就快五十了。”“呃，我已经过七十了，我知道我的体格。你照我说的去做，变化就会容易些和短促些。”“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光是出汗的事。你还有别的感觉，是吧？”“像什么？”“你要是经历过就知道了。”“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吧。有些女人忍受不了。另一些人说，这让她们想到了——唉，你知道的。”“我的喉咙发干。”康瑟蕾塔说。娄恩在她的袋子里掏摸着。“我要给你熬点东西帮帮你。”“不必了。那些修女。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喜欢的。她们不会让你这样走进去，动手鼓捣炉子的。”“噢，这东西很好的。”确实如此。娄恩给了康瑟蕾塔一杯热饮，味道有点像纯盐水。当她向玛丽·玛格纳描述她那阵晕眩和娄恩的偏方时，玛丽笑了，说：“好啊，作为教师，我想的是‘胡扯’；作为女人，我想的是有帮助，有帮助的任何事。但要十分小心。”玛丽·玛格纳放低了声音，“我想她在练习。”娄恩不常来造访，但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令康瑟蕾塔不安的消息。康瑟蕾塔抱怨说她不信魔法，教会和一切神圣的事物都禁止知晓和练习魔法。娄恩并不咄咄逼人，她只是说：“有时候人们需要得更多。”“绝不，”康瑟蕾塔说，“在我的信念中，信仰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你需要我们都需要的一切：土地、空气和水。不要把上帝和他的元素分开。他创造了这一切。你总是要把他和他的创造物分开。不要把他的世界搅乱了。”康瑟蕾塔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好奇是温和的，她的宗教习惯是牢固的。她的安全不牵系于一把笤帚倒下或一只郊狼的粪便。她幸福的增减不在于看到一只畸形的动物。她不幻想和水交谈。她也不相信普通人能够或者应该干涉自然结果。然而，来自丹比的路像锯条一样笔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不仅相信能够蒙着眼睛开，而且相信能够睡着觉开，当初斯考特·摩根就是这样做的。一天黄昏，他曾在女修道院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开过车。他当年只有十五岁，开的是他最好朋友的父亲的卡车（他叔叔教他驾驶的小迪尔车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车里边，他哥哥伊斯塔睡在车厢里，他的好朋友睡在他旁边。他们偷偷到了红叉河去看黑人竞技表演——这是他们的父亲禁止的，还高高兴兴地喝了福斯塔夫啤酒。斯考特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盹，一次卡车歪出路面，本来可能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可是路侧堆着电线杆，等着电线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竖起来。卡车撞上了那堆电线杆，便飞了起来。朱利·波森和伊斯塔被抛了出去。斯考特则被卡在车里，他黑黑的太阳穴上开了一个红亮的弯弯的口子。娄恩坐在康瑟蕾塔的桌旁，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那次事故：朱利和伊斯塔的叫喊声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她站起身，紧抓住康瑟蕾塔的胳膊。“来！”“去哪儿？”“我想，就在附近。”她们赶到时，伊斯塔和朱利已经把斯考特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正俯在他毫无知觉的身体上号哭。娄恩转脸对康瑟蕾塔说：“我现在太老了，再也做不成了，可是你能。”“把他抬起来？”“不。钻进他的身体里，把他弄醒。”“钻进去？怎么钻？”“迈步进去。就这样踩上去。帮帮他吧，姑娘！”康瑟蕾塔看着那躯体，毫不犹豫地摘下墨镜，盯着染了他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还听到像是远处传来的伊斯塔和朱利踢着卡车和悲吟的声音。在那躯体内，她看到针尖似的光点在退去。她提起感觉上像是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越来越大，起初空气能够一点点地吸进来，随后便一股股地冲进来。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注意力，仿佛那处于险境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两个女人吩咐没受伤的孩子把他抬回女修道院。他们交换着目光，迟疑着。娄恩叫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两个营垒，抓了四个尉官。由于初战不利，廉颇改变了战争策略，七月，命令赵军高筑营垒，不再出营作战。随后，秦军开始攻坚，又俘获了赵军的两个尉官，并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赵军西边的营垒。廉颇固守营垒，采取防御战术与秦军对峙，秦军屡次挑战，赵军死守不出。赵孝成王得知廉颇初战失利，采取固守方针，以为廉颇胆怯，于是，多次斥责廉颇不与秦军交战。赵国初战失利之后，赵孝成王立即和虞卿、楼昌二人商讨对策。虞卿本来是一位说客，但他非常有政治眼光，因为两次觐见赵孝成王，被赵孝成王任命为上卿。楼昌是赵孝成王手下的将军。赵孝成王问这两人：仗打得不好，损失了一名都尉。我想让赵军与秦军决战，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不好，应当派一个重要使者去求和。虞卿说：掌握和与战的主动权在秦不在赵。再说，大王得看秦军的作战意图是不是要击败赵军？赵孝成王回应道：秦国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务在胜赵（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接着说：既然如此，大王应当立即派使臣拿出最贵重的珍宝去联合楚、魏。楚、魏两国想得到大王的珍宝，一定会接纳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到了楚、魏，秦国必定怀疑天下诸侯又要联合抗秦了，心中一定很紧张。这样，和谈才能进行（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孝成王最后没有采取虞卿的意见，而是决定采纳平阳君赵豹和楼昌的意见，派自己的亲信郑朱到秦国接洽，秦国接纳了郑朱。赵孝成王召见虞卿说：我派平阳君负责与秦国议和之事，秦国已经接纳了我们赵国的使者郑朱，您觉得怎么样？虞卿回答道：大王的和谈肯定不能成功，赵军必定会被击败。天下诸侯祝贺秦国胜利的使臣都已经在秦国等着了。郑朱是赵国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到秦国去求和，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新闻热点爆炒一番。楚、魏两国认为赵国向秦国求和，一定不会再出兵救赵。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会救赵，那么，秦、赵两国之间的和谈绝不可能成功（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事实不幸被虞卿言中，秦国相国范雎果然把郑朱来秦国求和的事大炒一番，而且始终不与郑朱和谈。秦赵各易主将赵括纸上谈兵廉颇与秦军打起了消耗战，廉颇这一耗，秦国可就吃不消了。因为长平离赵国近，赵国运输粮草、补充兵力，都比较方便。而秦军是远征到此、补充粮草、兵办都比较麻烦。这一场战争如果就这样耗下去，秦国最后肯定占不到便宜。那么，在秦军被廉颇耗在长平之战的战场上之后，秦国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个僵持的局面呢？长平战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被称为“米山”，明代还有人写诗《咏米山》来追思廉颇：“积雪如山夜唱酬，廉颇为将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可惜，廉颇将军的胜谋，最终没有条件在战场上实施，因为廉颇被解职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秦相国范雎派人到赵国花费千金实施反间计，到处宣扬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统帅，现在的统帅廉颇太容易对付了，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孝成王本来对廉颇军队伤亡之巨已经非常恼火，而且，廉颇屡次战败，又坚守营垒不出战，再加上听到这么多传言，于是信以为真，派赵括取代廉颇任赵军主帅，率兵攻击秦军。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书，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赵括谈论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论不过他。再加上赵括年轻、气血方刚，他上战场指挥作战，未必就比廉颇差。秦国使反间计却找来这么一个对手，秦国这一招使对了吗？秦国得知赵括代替廉颇统领赵军，立即暗中派白起担任秦军的上将军，让王龁担任副将，并且严令军中不许泄露白起出任最高军事长官，否则格杀勿论（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一到任，立即改变廉颇的策略，主动出兵进击秦军。秦军假装战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秘密部队逼近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营垒；但秦军营垒非常坚固，赵军死活攻不进去。此时，秦军的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突袭部队突然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的快速反应部队迅速楔入赵军的营垒之间，切断了赵军的前军和后军之间的联系，把赵军分割成孤立的两个部分，赵军的运粮通道也被秦军堵死（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这时，秦军派出轻装精兵实施攻击，赵军交战失利，被迫构筑壁垒，顽强固守，等待援兵。秦昭襄王得知赵国粮道已被截断，兴奋得不得了，亲自赶到前线；赐给全国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征调秦国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赶赴长平战场、阻截赵国救兵，断绝赵军军粮。到了九月，长平的赵国士兵断粮已达四十六天，军中已有人暗中杀人以充饥。困厄至极的赵军猛扑向秦军，发动攻击，打算突围。赵军编成四队，轮番进攻了四五次，但是，仍然无法突围。赵括急红了眼，亲自披挂上阵，带领精锐士兵与秦军搏杀，最后秦军射死了赵括。赵军大败，四十多万赵兵向秦军投降。白起心想：前些时候秦军拿下上党，上党的百姓不甘心做秦国的臣民而逃往赵国。赵国士兵变化无常，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要出乱子。于是用欺骗手段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了，只释放了两百四十名未成年人。长平这一仗，秦军一共杀死赵兵四十五万人，赵国举国震惊（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抉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就这样，秦军以空前野蛮的屠杀，结束了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而长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悲苦的记忆。长平之战大败赵国缘何失利赵国作为一个强国，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最终损失了四十五万名赵兵。当历史定格在这一刹那之时，赵国的亡国已经无可挽回了。长平之战前，秦国虽然在秦昭襄王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但是，此时的赵国也是六国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国叫板的国家。一个几乎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为什么在长平之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赵国最终的失败呢？我们先说赵国。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准备不够，底气不足，临战易将。“准备不够”是赵国失败的第一个原因。长平之战后，无数后来人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话题是：赵国应该不应该接受上党之地？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可以白白得到一个下辖十七座城邑的上党郡，从道理上讲，赵国理应接收，这叫不要白不要。赵孝成王决定接受上党郡并没有错，错在哪里呢？赵国接收了上党郡，就意味着秦、赵两强之间必然会有一场大战、恶战、生死决战。秦要统一天下，秦、赵两强之间的恶战、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赵国可以选择的只有与秦国决战的时间、地点。如果以长平之战赵国阵亡四十五万名士兵为由，指责赵国不该接受上党郡，那么，赵国不接受上党郡就能避免与秦的决战吗？这场决战即使不在长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开战。所以，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的本身并不存在对与错。决定对与错的是，赵国是否做好与秦国决战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准备又包括选将、军粮，等等。特别是选将，前敌总指挥的策略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在长平之战初期，廉颇确实打得不好，但是，廉颇根据双方形势及时调整，决定用固守代替进攻的战略决策，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军举全国之力打了三年竟然毫无进展，这不能不说廉颇的固守方略十分得当；无可奈何的秦军最终不得不用反间计拿掉廉颇，也从反面证明廉颇是秦军的大敌。但是，赵孝成王却视廉颇的策略为软弱，临战易将，这显示出赵国对与秦国作战的准备明显不足。“底气不足”是赵国惨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赵孝成王的底气不足主要表现为，初战失利就准备议和。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和，“和”本身并无过错，但是，何时议和、怎样议和，却是一门大学问。虞卿坚决反对立即议和，因为初战失利就议和肯定难于成事。虞卿主张联合楚、魏，造成又一次诸侯合纵抗秦的态势，给秦国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然后议和才可能成功。虞卿的计谋非常有道理，长平之战本应该是山东六国又一次合纵抗秦的机会，但是，赵孝成王白白浪费了这一大好时机。初战失利就急于求和，结果越急于求和，秦国越不议和，最终兵败地削，导致亡国。赵孝成王为什么急于议和呢？原因既是准备不够，又是底气不足。农业一直是赵国发展的薄弱环节。商鞅变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重农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没有惠及赵国的农业，所以，农业一直是制约赵国上升为一等强国的一个瓶颈。长平之战中，农业问题最终显观出来了。赵括最后自杀式突围就是因为军中已断粮四十六天，这仗还能打吗？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打了三年，打到最后，赵国无粮，向齐国求援，齐国袖手旁观（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不愿救赵。齐国在是否援助赵国粮食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必救赵，坐山观虎斗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唇亡则齿寒，赵国被彻底铆玫之日也就是齐国、楚国的灭亡之日（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所以，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利害上讲，齐国都应当责无旁贷地救赵。但是，齐王建是齐国的亡国之君，昏庸至极，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完全听不进去，只顾享受赵国浴血奋战给齐国带来。的短暂和平，不愿出手救援赵国。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临战易将”。赵孝成王临战易将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是初战失利，二是固守示弱，三是中敌反间。当赵孝成王决定任命赵括为统帅时，曾遭到两个人的强烈反对，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赵括之母。蔺相如是赵国重臣，在长平之战爆发时已经病重，他听到赵孝成王重用赵括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赵孝成王，非常严肃地指出：“大王凭借赵括的名气而重用他，太不慎重了。赵括只能读读兵书，聊聊兵法，完全不懂得随机应变（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让这样的人指挥与强秦的生死决战，不免草率，而且简直是拿赵国的存亡开玩笑。”另一个反对者是赵括的母亲。赵括的父亲是赵奢，赵奢在赵惠文王时曾大败秦军，是继廉颇之后的名将。但是，长平之战爆发时、赵奢已死。赵括善谈兵法，但实战能力差，“纸上谈兵”这一著名成语就来自赵括。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没人能超得过他。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道，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不能带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为什么，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赵括却把这种大事说得如此容易、如此轻松。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如果赵国任命赵括为将，导致赵军失败的一定是他（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己，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等到赵括接受任命将要起程之时，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做将军。一位母亲亲：自出面阻拦自。己一的儿子临危受命，赵孝成王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将赵括的母亲召进宫问话。赵老太太回答：当初赵括的父亲赵奢受命为将军后，由他亲自捧着食物侍候吃喝的有几十位，被他当做朋友相待的数以百计，大王赏赐的东西他全分给手下的官员（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而且，自接受王命那一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做将军，就面向东接受下级的朝见，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帛他都带回家中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以买就马上买下来。他哪一点像他父亲？父子二人如此不同，希望大王千万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这事您就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说：您如果一定要他统兵，咱得立个条件，如果他出了事，我不能受到株连。赵王一听，就这么个条件，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了。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所以，长平战败之后，赵孝成王没有株连赵括的母亲（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表面看来赵孝成王临战易将是中了秦国相国范雎的反间计，实际上，是因为赵孝成王没有识人之明，所以，当秦国实施反间计时，赵孝成王立即就相信了这些别有用心的话，重用赵括，撤换廉颇。从秦国一方看，长平之战的胜利也事出有因。首先是巧使反间计。廉颇久经沙场，初战不利之后，他既不主动出战也不开门应战，把长平之战演变成秦、赵两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且，这一拖就是三年。赵国固然消耗极大，秦国也同样被拖得受不了。久拖不决，对于远道而来的秦军来说更为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相范雎才用了反间计，让赵孝成王上了大当，撤换老将廉颇，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其次是诱骗赵王。长平之战持续三年之久，秦国始终挽留着赵国的使者，但是，又不议和。这样一来，赵孝成王始终对议和存有一丝幻想。只要赵孝成王一直没有放弃议和的想法，赵国就不可能把长平之战看做是秦、赵之间的生死大决战。再次是重用白起。白起是秦国名将，既善于作战，又心地残忍。白起不但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更把赵国的四十五方降军悉数坑杀。赵军的有生力量从此消耗殆尽，赵国也因此一撅不振，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灭亡之路。因此，白起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长平之战前，白起就已名声大噪，所以，秦昭襄王任用白起为主帅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惊动赵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表现得也极为出色，他首先示弱，引蛇出洞，让赵国四十多万大军全部离开营垒。然后一断赵军退路，二断赵军为两部，相互之间不能联系，逼得赵军做困兽之斗。白起在整个长平之战中发挥得相当出色，表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最终，长平之战以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被彻底消灭而告终。以上我们分析了秦、赵双方在长平之战中的胜败之因。但是，归根结底，这场战争是秦、赵两强的生死决战，决定胜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赵孝成王并非不知道在长平之战中，秦军是举全国之力务在败赵。赵孝成王回答虞卿时曾说过两句话：“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赵孝成王明明知道秦军是“不遗余力”、“欲破赵军”，秦昭襄王甚至亲临前线，进行战争总动员：又是秦民每人赏一爵，又是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秦民上前线。秦昭襄王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他明白与赵国在此一战，必须全国总动员。赵孝成王明知秦国“不遗余力”，仍然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决战，一会儿是议和，心里根本没个定准。面临生死大决战，国君竟然和、战不定，又无识人之明，更不会像秦国一样进行全民总动员，所以，长平之战赵国必败。赵国是明败在赵括之手，暗败在赵孝成王之手。如此国君，岂是秦昭襄王的对手？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二年，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此时赵国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对秦国、秦军、秦人的深仇大恨。嬴政非常幸运，在他出生之前，他将来统一天下的最强对手赵国已经被他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彻底打垮。秦、赵两强的局面已经变成了秦强赵弱。嬴政最终能够统一六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来找咱老子帮忙，咱老子也没工夫管他这些闲事。”六月，在打重庆时张献忠说：“重庆是川东重镇，老子要在四川称王称霸，弄烂顶个球用？先劝降！”结果他的劝降使者被杀，张献忠大怒，在城下摆阴门阵，让女人跳脱衣舞，但守军不为所动，于是张献忠使出撒手锏，他在棺材内装一千斤用铁皮包裹的炸药，然后把棺材放到重庆城门下，点燃导火索，一声巨响，重庆城门被轰开。在打下重庆后，张献忠要杀明朝宗室瑞王，瑞王是个不好色、善待百姓的好王爷。当时本来天气晴朗，突然一声炸雷，张献忠大笑，“如果再打雷，我饶了你。”等了半天也不打雷，张献忠亲手砍下瑞王头颅，而后杀了重庆一万官吏。此时四川巡抚陈士奇也在重庆被俘，在杀四川巡抚陈士奇时又打雷了，陈士奇说：“逆贼横虐，天公震怒！”张献忠眼睛血红，指天大骂：“老子杀人，关天公屌事！”随后他令士兵朝老天爷开炮，结果天竟晴了。天晴后张献忠说：“天老爷也怕咱老子恶人，快把这个王八巡抚砍了！”于是陈士奇被砍头，最后张献忠将被俘的三万七千明军砍断胳膊，空地上堆满了三万条血淋淋的胳膊。《明季南略》记载了张献忠攻重庆的全过程，该书还写道，重庆“数百万（实为不足一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血流有声”。八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城破时城内的蜀王投井，张献忠说：“这小子还算识趣，先行了断，捡了个便宜。但死了老子也不放过他，捞起来，戳他狗日的三个大窟窿，再抛到江中喂王八。”（顾山贞《蜀记》）随后他进入宫中，看见了蜀王的四个美女，他拉着李丽华的手，对她说：“蜀王兔崽子算什么，从了我老张，咱老子封你当皇后。”李丽华：“你再这样，我宁可去死！”张献忠：“想死？没那么容易。”他一把将李丽华推到墙上，把她头上磕了个包，李丽华指着张献忠大骂：“贼子，你也不看看你那副样子，一肚子高粱屎拉完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说完她紧跑两步，扑通一声跳进旁边的荷花池里自尽。张献忠看着一旁的三个美女说：“要死都给我死，荷花池没盖盖子。”美女严兰珍说：“妹妹，你等着我。”她纵身跳进荷花池。张献忠：“好，这两个贱妇死了也好喂鱼。”张献忠看着剩下的两个美女，美女齐飞鸾说：“你这个恶贼，我跟你拼了！”她拔下金钗刺向张献忠，张献忠抽出宝刀，从齐飞鸾左肩砍下，右胯砍出，齐飞鸾被砍成两截，香消玉殒。最后张献忠对许若琼说：“她们三个都看不起咱老子，你呢？”美女许若琼娇声说：“谢大王，臣妾敬大王一杯。”岂料许若琼趁张不备拿起盛酒的银瓶猛砸张献忠头部，张献忠瞬间拔刀在手，砍断许若琼右臂和左手，随后屋外卫士将一个美人剁成肉酱。张献忠大骂：“蜀中女人如此可恶！来人呀，把这蜀王府女人杀光。”（《蜀龟鉴》）在打下成都时还有一个插曲，张邦申《锦里新编》记载一个身披狗皮的道士在张献忠进成都后跑到他马前，汪汪汪一阵乱叫，张献忠大怒：“还不快拿下杀了！”狗皮道士乱跑，众将射不中，张献忠：“老子来射这妖道！”他一箭射去，眼看要射中，道士却转身将箭镞抓住，反甩过来打在张献忠的战马上，战马猛然跃起，几乎把张献忠摔在地上，随后狗皮道士从小巷跑得无影无踪，张献忠不禁惊出一身汗。成都沦陷后张献忠生擒四川巡抚刘之勃，刘之勃大骂张献忠，张献忠将其千刀万剐，还嘱咐刽子手慢慢割肉，增加疼痛，刘之勃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张献忠说：“就冲你这话，我也要杀尽成都人。”于是张献忠准备杀尽全城人民，临屠杀前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张献忠以为祥瑞，便赦免成都百姓，但他下令不许擅自出入成都，城里人出城要有人担保，如果到期不回，先杀保人，再不回，将保人全家杀死，如果还不回来，就将出城的人的全家杀死。城外人要进城办事，要在左脸盖一个印，出城时如果印被汗水冲掉或擦得看不清，则立即斩首，一次赶上下雨，所有进城的人脸上的印被雨水冲掉，结果被杀数百人。此时的成都，万户萧索的长夜，鸱鸮鬼火间，但见一盏盏惨淡的巨灯，呻吟着轧轧地转动，那灯的转轴好似绞肉机，无数头颅，残足断手，被匀匀地抡撒出来，形成血光圆环，显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与诡异。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登基大典时，他坐在车上，不耐烦了，说：“老子觉得你抬菩萨巡街了，又像新媳妇过门，娘的，简直活受罪！”张献忠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称帝后张献忠拆了成都的回澜塔，在拆塔时发现一块碑，上书：“修塔于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亮记。”张献忠说：“诸葛亮早就料到咱老子拆塔？娘的果然就神了。后面几句什么意思？”李定国答：“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今年甲申，大概指成都这几年战火，我们攻城就是‘此地血流红’，至于‘一箭贯当胸’……”张献忠：“一箭贯当胸不是好话。”（《蜀龟鉴》）《绥寇纪略》记载，一天，张献忠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里血流如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从此，张献忠开始了在四川的全方位暴行。张献忠好男色，他有个叫“二孩子”的男童供他猥亵。后来他想在二孩子身上烙出万字旗似的花纹，结果工匠在烙印时把二孩子烫死了，张献忠大怒，把工匠扔进火炉中烧死，二孩子是张献忠部下温自让的孩子，后来正是温自让投奔清军，告诉了清军张献忠所在地，将张献忠送上不归路。张献忠打造两个铜人，遍体有穴道，他让医生按穴道下针，针扎中穴道就能扎进去，针扎的不是穴道就扎不透，然后张献忠就把针用来扎医生，把医生扎得浑身是血，张献忠大笑，说：“这是给铜人出气。”张献忠在部队设军妓，他说：“手下将士血盆里抓饭，活一天算一天，缺了娘们快活，当兵的岂不跑得精光？”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八日张献忠在九眼桥杀人，天空响起大雷，张献忠指天空大骂：“老天爷，是你放我下界杀人，今天又打雷吓唬我吗？来人哪，给老子向老天爷开炮！”（《蜀碧》）已经自立为帝的张献忠不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说：“咱老子小时跟乞丐头徐大去偷邻居家的母鸡，被人撞见，骂我长大必当恶贼，那时老子就说当恶贼也算干一番事业，到那时你这一带人也像母鸡一样被老子杀，众人大骂老子心黑，哈哈哈，老子长大后在众人眼里头更加阴谋无赖了。”甲申年就这样在血腥中走到了尽头。1645年，张献忠继续在四川全省实行近乎灭绝人种式的屠杀，张献忠的屠杀分为以下几类：1.对知识分子的屠杀。1645年年初，张献忠对成都的知识分子说：“你等如能书写满幅大的‘帅’字，又一笔写成，可免死。”一人写成后，张献忠说：“你如此有才，他日图我者，必定就是你小子了。来人，拉出去砍了祭旗。”（《蜀碧》）张献忠在1645年二月的一天张献忠问手下的读书人：“二月新春，按旧俗要迎春神，你说咱老子从哪个门出发？”江景镇答：“出东门。”张献忠问：“你这个‘出东门’出自啥子书？”江景镇答：“《大明会典》。”张献忠骂：“去你娘的个屌！你小子还晓得有大明？来人，拖下去打一百军棍。”江被打晕，他的学生何光说：“我老师年老体弱，让我代老师受罚吧。”张献忠冷笑，“你兔崽子算个尊师的好学生，来人，拖下去打五十军棍。”随后他说：“老子国号大西，他偏要老子出东门，这狗头分明不愿老子大西国长久。明天将江家与何家五十口，两家面对面杀光，好让这对师徒去阎王爷那团圆。”（顾山贞《蜀记》）张献忠先后数次对读书人开刀，第一次，他找来书生们，然后把长绳抬到离地四尺高（1.36米），说：“身高过绳的就杀。”结果杀了两万人，仅两名幼童幸免。第二次，一天文庙着火，张献忠说：“难道孔圣人怨恨老子杀读书人吗？都杀光！都杀光！”（《荒书》）第三次，张献忠搞了一次科考，当许多学生交卷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冲入考场，杀尽考生，有的握笔而死，有的头被砍碎，肩膀被砍断而死，有的大腿折断，腹破肠出而死。武考时他把未驯服的一千匹马给考生骑，考生刚上马，他下令开炮，擂鼓，马受惊狂奔，考生栽下来后被踩成肉泥。（《蜀碧》）第四次，张献忠叫来许多儒生，让他们从东门进入，每个人发一个元宝，让他们把元宝顶在头上，儒生头顶元宝从西门出，张献忠埋伏刀斧手在西门，每出来一个杀一个，砍掉儒生的人头后，把元宝收回来，张献忠对着地上的人头笑着说：“你现在是在卖你的人头，杀了你元宝还是我的。”（《蜀龟鉴》）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状元叫张大受，长得帅，张献忠赐此人金币，五天后张献忠说：“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爱得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把他全家杀了。”张大受全家被害。（《蜀龟鉴》）张献忠还将这次与张大受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带来的女性家属都送到青楼当妓女，不久张献忠又将这些女人杀尽。张献忠还喜欢另一个县姓张的状元，他说：“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了他，免得想他。”于是他把这个状元又杀了。《纪事略》记载，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叫龚济民的书生，在文章中写张献忠的品德超过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看了心花怒放，还说：“这小子叫龚济民，好名字，是济世安民的好兆头，状元就他了！”有一个叫熊炳的，中了探花（第三），他在文章中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在蜀中，不要做井底之蛙，要放眼全国，富有四海。张献忠说：“这是讽刺老子！”随后张献忠把熊炳凌迟处死，把他家的女眷都发配到妓院当妓女。一天，张献忠手下的一个读书人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有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经过数次清洗，张献忠几乎把四川的读书人杀绝。2.对普通百姓的屠杀。张献忠令部下以杀人多少记功，后来杀人多得数不清，张献忠下令以砍下的手掌堆成几堆，砍下的人头堆成几堆，砍下的耳鼻堆成几堆来记功。《蜀警录》记载成都“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张献忠翻脸比翻书还快，他过新都时，百姓在道旁迎接，他大喜，每人赏一个元宝，他第二次来新都时百姓又来迎接，他说：“还想要老子的元宝吗？”随后折断道旁树枝打百姓，而后杀尽新都百姓。（汤毓良《张献忠在绵州》）一次，张献忠将许多百姓绑在地上，活生生剥开肚皮，装进米豆，牵来一群战马去嚼食，人不是疼死就是被马咬死。他还有一次将活人的血和米麦熬成粥，来喂马和驴，并说：“这样战马才能如虎狼吃人般冲锋陷阵。”《圣教入川记》记载，一天张献忠眉头一皱，杀心便起，将二十万人民招来屠杀，一个百姓说：“大王万岁，我等是大王之民，我等是你的百姓，我等未犯王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没有武器，既不是兵，也不是敌，都是守法良民，请大王饶命，赦免我们这些无辜小民。”张献忠说：“你们私通敌人（没有的事），就该死！”随后他骑马进入人群，踩踏百姓，高声吼叫：“该死该杀的叛贼，去死吧！”随后张献忠下令杀死这二十万人民。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记载，“他（张献忠）有一个刑吏，此人十分残酷，最得他宠信。刑吏病亡，他就把治病的医师杀掉，但还不满足，又拿一百多个行医者的生命向死者之灵献祭。”3.对大臣的屠杀。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张献忠已然称帝三个月了，他说：“老子当皇帝三个月，称孤道寡扭扭捏捏，你等像供奉菩萨那样三跪九叩，老子实在难受。老子岂不晓得，你等嘴里喊老子万岁，肚子里难道没人咒骂老子的八辈祖宗？老子命令今后圣旨只准用口语写。其实老子也读过几年书，但老子最讨厌读书人的陈词滥调，让老子听了心头发慌。”（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在给部下的圣旨里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肏你妈妈的屄，钦哉。”张献忠上朝时常取下皇冠，顶在臭脚上高高翘起，有时让人把太监帽子歪戴在自己脑壳上，然后哈哈大笑。（《蜀碧》）张献忠一次把自己的皇冠扔在地上，踩烂了，旁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之后张献忠把侍卫的帽子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说：“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好。”一次一个文官在上朝时打呵欠，张献忠问怎么了，文官说抽烟太多，精神疲惫，张献忠说：“好，让你清醒一下。”一刀把他捅死。一天上朝时张献忠让百官在下面跪着，他让狗也上朝，狗闻哪个大臣就把哪个大臣斩首，他把这种杀人方式称作“天杀”。在粮食不足时，他就把自己的士兵千刀万剐后腌肉以充军粮。他曾把自己部下三万人押入木城，然后用枪炮轰击自己的部下，死了一半人后他派兵冲入砍杀，躲过这一拨的则被推入江中。（欧阳直《蜀警录》）一次孙可望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去出迎，张献忠得知后问这是为什么，文官答这是明朝旧制，张献忠大怒，杀大西朝全部文官三百人。有人问文官杀尽还有谁给他服务，张献忠反问说：“文官还怕没人做吗？”（《蜀龟鉴》）张献忠大西政权先后有大臣九百人，被他杀得仅剩二十五人，这些大臣有的被砍死，有的被鞭子打死，有的头皮被揭下，有的被凌迟，张献忠又破了个纪录，那就是在位期间大臣死亡率最高。4.对自己军队的屠杀。一次张献忠问部下：“你等还剩多少人马？”孙可望答：“我部五六万。”李定国答：“我部六七万。”张献忠大怒：“老子用那么多人马干啥？只需三千人老子就可横行天下，传我命令，每个头目每天必须杀十几人。”在他的军营中，一人犯法，便将全营人杀光。（《圣教入川记》）《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每天去巡营，看见哪一营队伍不整、旗帜参差、器具不备，就把这个营所有人杀尽。张献忠的部下并不都像他那样，他的义子孙可望在私下说：“我们起兵是为百姓，现在这样杀人是使事业付之东流，难道不可惜？父王（张献忠）的举动真是不可思议，父王是百姓之首，如今肢体都断了，首级安能独存？有王无民，何以为国？”一个叫飞山虎的人抓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忍杀他，被张献忠得知，张献忠割断飞山虎的舌头，敲碎门牙，剜下双目，剖腹取出心肝。他杀人太多，以至他的许多部下不忍杀人，又不敢抗命，结果自杀于道旁。张献忠到处放火，见尺寸枯木未成灰烬，他就将放火士兵剥皮，就这样他杀了两万自己的士兵。（《蜀记》）“有一次他赏赐一名士兵一匹绸子，士兵向同伴抱怨绸子质量太差，被一个密探偷听到，密探把偷听到的话向他报告，他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南北之争

弹劾冯铨事件

bdsm强行性折磨国间谍案在秦国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点：一是旧贵族梦想恢复特权；二是郑国加剧了权力之争；三是嬴政痛恨嫪毐、吕不韦。秦国自穆公、孝公以来，一直在人才使用上施行大战略。只要是人才，不论国籍，唯才是用，特别是商鞅变法，更是论功行赏。这种政策富了秦国，却严重伤害了秦国旧贵族的特权。贵族如果没有军功，就不能享受种种特权；六国之士却因军功在秦国进入高层，这使得秦国旧贵族的积怨甚深。秦国旧贵族希望能够利用郑国间谍案首先赶走在秦国官居高位的客卿，让秦国旧贵族恢复昔日的权势。于是，抓住郑国间谍案，大造舆论：秦王重用的郑国竟然是个间谍，嫪毐、吕不韦也都不是秦国人，其他六国之人是否也别有用心呢？六国之人都不可靠、不值得信任，他们全都是为他们自己国家效力的人，应当全部驱逐出境（诸侯人来事秦者，天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所谓的“逐客”，也就是驱逐所有到秦国来的六国人士，并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客卿。但是，身居高位的客卿显然是众矢之的，在“逐客”风暴中首当其冲。韩、赵、魏三国来秦务农之人，这些人并未妨碍到秦国旧贵族的利益，相反，在商教变法中从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对秦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逐客令一刀切的指令下，他们恐怕也很难守住数年来辛苦耕耘的果实。秦王嬴政被嫪毐之乱闹得心烦，又发现吕不韦也牵连其中，而且，吕不韦之事还很难处理；好不容易解决了吕不韦，又发现郑国是韩国间谍；同意郑国继续修渠以后，秦国旧贵族又借郑国间谍案发飙。一连串的政治风波搞得嬴政非常头疼，一怒之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国的六国人士。嬴政车裂嫪毐，办得顺风顺水，干净利索；逼杀吕不韦，也办得顺顺当当。他的逐客令也能够像他除掉嫪毐、吕不韦那样顺利吗？没有！因为秦王嬴政接到了一封奏书，立即下令废除了逐客令。这封魔法巨大的奏书出自李斯之手。李斯为什么要写这封奏书呢？李斯在秦国被任命为客卿，刚刚得志，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要被迫离开秦国，离开好不容易得到的客卿之位，胸中自然愤愤不平。因为客卿是秦国使用六国人才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从客卿再晋升，很快就能成为重臣。所以，被迫离秦的李斯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愤，向秦王嬴政呈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李斯谏逐客嬴政收成命秦王嬴政所制造的逐客事件，在秦国政坛上的六国客卿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很多人不得不收拾行囊，离开秦国，李斯是楚国人，他也难逃被驱逐的厄运。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念头，上书嬴政，结果这封奏书让铁腕君王彻底改变了逐客的主意，收回成命。李斯的这封奏书讲了些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动了嬴政呢？简单说，李斯这封奏书击中了秦王嬴政的三根软肋。第一，客卿对秦有大功；第二，逐客是重物轻人；第三，逐客是帮助六国。以下我们简要分析一下。第一点，客卿对秦有大功。这封奏书列举了我们前面讲过的穆公朝的百里奚、蹇叔、由余，孝公朝的商鞅，惠文王朝的张仪，昭襄王朝的范雎，最后得出一条结论：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都是因为有了六国客卿的辅佐，才成为秦国崛起道路上的一座座丰碑。没有客卿，就没有秦国的崛起！没有客卿，就没有四位政绩卓著的秦君！这是秦王嬴政不得不承认的历史事实。虽然“逐客令”针对的是全体“诸侯之来事秦者”，但是，这封奏书主要提到的却是六国来秦的客卿，因为这部分“来事秦者”对秦国崛起的贡献特别大。第二点，逐客是重物轻人。秦王对产于六国的宝物无不宠爱有加，比如说隋侯珠，比如说和氏璧，都不是秦国出产的，可是秦王那么想得到它们；对于六国的美女，秦王更是不分国籍，照单全收，个个宠幸。唯独对于人才，秦王要讲国籍，讲内外之别，这岂不太糊涂了吗？秦王对六国之物如此喜爱，对六国人才却要驱逐，这不是重物轻人吗？第三点，逐客是帮助六国。任何时代的人才都是稀缺资源。如果秦国驱逐天下人才，就是主动削弱自己，实际上是帮助了六国。一纸逐客令将使六国的杰出人才不敢再到秦国来为秦国统一天下服务，这和日常生活中帮助强盗有什么区别？这叫“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让秦国变得虚弱了，反而使对手强大了。人才决定成败。秦国把非秦国的人才都驱逐了，秦国的人才肯定会大大萎缩，这些人才在秦国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肯定会到六国去施展才华。如果人才都聚集到六国去，六国人才济济，实力大大加强，秦国肯定会受到重大损失。所以，非秦国人一律不用的做法肯定不是统一天下的正确之道（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一点非常重要，简直说到了嬴政的心坎里。因为嬴政此时刚刚举行过加冠礼，正式从王太后赵姬手中接管了最高权力，又刚刚除掉嫪毐、吕不韦两大集团，雄心勃勃，一心要由自己统一中国，完成秦国三十几代先君未竟的大业。如果因为逐客而毁此大业，这是嬴政最不愿看到的，所以，这句话点到了嬴政的软肋之上。“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秦国的强盛就是因为吸纳了六国的优秀人才。嬴政看了这封字字中的的奏书能不动心吗？能不撤销逐客令吗？但是，天子无戏言，要秦王嬴政收回成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是胸怀，没有求贤若渴的胸襟，没有统一天下的气度，一位铁腕君王岂能收回成命？二是眼光，李斯谏逐客，讲得入情入理，最为重要的是谈到了人才关系到统一大业。如果没有识人之明，秦王嬴政岂能甘心收回成命？三是度量，收回成命，意味着承认错误，这对中国古代的君王来说，最为困难。像秦王嬴政这样一心要统一中国、成为千古一帝的人，如果没有宽宏的度量，斤斤计较于面子，也很难成功。我们曾经讲过汉武帝亲自下《轮台罪己诏》，公开向天下万民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秦王嬴政撤销逐客令还不是公开承认错误，但是，离公开承认错误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可见，此时的秦王嬴政头脑清醒，志存高远，既有博大的胸怀，又有识人的慧眼，还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与度量，这些正是他成就一番大事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秦王嬴政不但收回了逐客令，而且重用了在被驱逐之列的李斯，任命他担任廷尉。廷尉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与客卿不同，是实职。实际上，李斯这个时候才算真正走上了秦国的政坛。保家国公子入秦谋大业韩非见诛李斯担任廷尉之后，为秦国统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韩国，但是也有史料记载，秦国攻打韩国是因为秦王嬴政想得到韩非。那么韩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竟能让嬴政为了他一人而不惜大动干戈？韩非是韩国国君的儿子，生活在战国末期，“为人口吃”，不善言辞。他曾经追随荀卿学习，和李斯是同学，但是，李斯自认不如韩非。韩非看到韩国积弱，多次上书献策，但是，当时的韩王即后来的亡国之君韩王安，不接受韩非的建议，这使韩非颇为无奈。退处江湖之远，他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后人把韩非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一编为《韩非子》一书）。他的文章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嬴政非常欣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憾（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担任廷尉之后，劝说秦王嬴政发动对韩国的战争，吞灭韩国，借此恫吓其他各国。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派李斯攻打韩国。韩王非常惊恐，使和韩非商议如何削弱秦国（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秦王政十四年，因为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决定是否留用韩非。韩非出使秦国的目的是要保存韩国，所以，李斯建议率先灭韩，韩非强烈反对。李斯向秦王说：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是韩王的同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而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听了李斯的话，把韩非投入监狱。季斯派人为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韩非没有办法上诉，只好服毒自杀而死（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李斯为什么主张杀死韩非呢？因为政见不合。李斯主张秦国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应当从韩国入手，先灭韩。韩非作为韩国的公子，当然不想看到韩国灭亡。这种尖锐的政见矛盾，让李斯感到必须除掉韩非，秦国统一六国的计划才能顺利得到实施。这是李斯力主杀韩非的主因。那么，在李斯杀韩非这件事里面，有没有个人嫉妒的因素呢？很难说没有，但是，绝对不是主因。此时的李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心想帮助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秦国利益最大化是他此时考虑问题的总原则。李斯的《谏逐客书》说理透辟，文笔畅达，全文极有气势。奏书中的气势反映了年轻的李斯信而被疑、忠而被谤的义愤，同时也表现了此时的李斯一心报效秦国的忠诚。把《谏逐客书》这篇名文和当年感慨仓鼠、厕鼠的李斯作一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李斯，壮志凌云，豪气冲天，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有人据李斯的“老鼠哲学”推断李斯此举是出于个人嫉妒，也不足取。人是变化的，李斯这个时期和他早年见厕鼠、仓鼠时的心态已有很大变化，不能根据那个故事推论李斯的一切都是“老鼠哲学”在起作用。关于韩非使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提出了另一种说法：韩非的文章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到之后，非常感慨，想见作者。李斯看到嬴政这么欣赏韩非，就对他说：这是韩非写的。秦王嬴政因此发兵攻打韩国，韩王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依我之见，秦王嬴政为了得到他所崇拜的韩非而派兵攻打韩国之说近乎荒唐。韩非确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秦王嬴政非常欣赏。但是，为了得到一个韩非而发兵攻打韩国，可能吗？秦王嬴政确实是韩非的粉丝，但有这样的追星族吗？如果这样追星，韩非这颗“明星”岂不成了韩国的“灾星”？这真比现代粉丝更疯狂啊！秦王嬴政发兵攻打韩国，我认为这是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序幕。韩国离秦国最近，而且，韩国在六国之中最小、最弱。所以，攻打韩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理由明摆着。因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不可信，倒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韩非在韩国危急存亡关头、承载着国家存亡的使命使秦之说更可信一些。因为韩非更爱韩国，他出使秦国表现出了对故国的忠诚。韩非之死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是关系到秦国的一个通天大计。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有什么关系？第14章通天大计秦国立国后，经过三十多代国君的努力，逐渐崛起一；到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对六国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又经过秦惠文王、秦庄襄王的经营，秦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秦王嬴政正式掌握权力以后，秦国的势力已如日中天。这时候，秦国该如何开始统一六国？先攻打哪个国家？战争何时发动？这些问题涉及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而这个通天大计，和韩国公子韩非之死，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又有什么关系？李斯说王速攻韩韩非使秦欲存国正式继位、正式掌权的秦王嬴政，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统一六国的战争什么时候开打，怎么来打，战争全局要如何部署。这一通天大计，实际上是在韩非和嬴政、李斯、姚贾四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形成的，换句话说，是在韩非和嬴政、李斯、姚贾的斗争中逐步成型的。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李斯。李斯此时已经脱离吕不韦，步入秦国的中央政府，正处于由郎到长史再到客。卿的腾达上升时期。可以说是踌躇满志胸怀抱负，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献计献策。这个时候的李斯向秦王嬴政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时间问题，他认为应该立即发动统一战争。因为李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当年他在追随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曾对自己的老师荀子说过一句名言：“得时无怠。”“得时”就是得到机会，“无怠”就是不要怠慢这个机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机遇是非常少的，当机遇来临之时，千万不要放过。这对一个人来讲，非常关键；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李斯认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现在就必须立即启动，因为已经到了合适的时机。“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呢？对于秦国这个经营了几百年的国家来说，“此万世之一时也”。这个“万世”不是指万代，是笼统之言，讲秦代三十多位国君，六百多年的经营，已经到了需要收官的时候。如果错过这个黄金档期，让六国缓过气来，重新组织起来合纵抗秦，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这个意见一提出，嬴政立马采纳。秦王嬴政在这一点上和李斯完全户致，嬴政也因此提拔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做了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好几个部门都有，依据现有文献，不知道李斯担任的是哪个部门的长史，不过嬴政是在听了李斯的意见之后提拔他的，说明嬴政很欣赏李斯。嬴政的决策使他卷入了这场关于通天大计的战争。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决定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这样，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间就确定了。但秦国不能一下子把六国全部灭掉，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来，这就涉及先攻打哪个国家的问题。那么，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他的建议是什么呢？韩国公子韩非，又是怎样卷入了这个通天大计之中的呢？李斯首先提出来，先灭韩。李斯认为，把韩国灭掉了，就可以恫吓东方其他诸国，更有利于秦国吞灭其他五国。秦王批准了李斯灭韩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却遭到了一个人的强烈反对，他是谁呢？他是韩国的公子韩非。李斯主张灭韩首先触及的就是韩非所在的韩国的根本利益，所以这个时候韩王安就和韩非商议，要怎样削弱秦国，阻挡秦国灭韩。这样，韩非就介入了这一场通天大计的制定。韩非和李斯不同，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学成以后却跑到秦国发展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李斯对自己的楚国没有太多的感情，他觉得哪个地方适合自己，他就跑到哪儿去发展。但是韩非不一样，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是韩国国君的儿子，只是因为他不是长子，不太可能继承王位。所以韩非对故国的感情非常深厚，对秦国要灭自己的国家是坚决反对的。怎么办呢？韩非就作为韩国的使者到秦国，给秦王嬴政上了一封奏疏，这个奏疏的基本主张是灭赵存韩。把赵给灭了，把韩给留下来。为什么要灭赵存韩呢？韩非提了三点理由：第一，韩国现在已经相当于秦国的一个郡县；第二，赵国是一直准备跟秦国对抗的国家；第三，韩国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灭掉。先说第一点。韩非说，韩国既弱又小，靠近秦国，它的实力远远不及秦国，所以韩国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是侍奉秦国的政策。韩非打了个比方一，他说韩国对秦国来说就像进屋坐的席子和垫子。秦国要去打哪个国家，韩国都出兵跟随、最后是利归于秦，怨归于韩，韩国把天下诸侯都得罪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韩国是秦国的内臣，跟秦国自己的郡县差不多。第二点，韩、赵、魏三国之中，赵国最强。赵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军队，吸引了大批合纵之士，而且一再向天下诸侯声明，说秦国如果不被削弱的话，其他诸侯没有一国能够活下来，所以赵

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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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生死战

北伐孙传芳

败仗

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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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血战台儿庄

洪承畴之降

锦州的陷落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刘泽清案件

1648年的回民起义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满汉两头政治

指控亲王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中东铁路

分道北伐

“马日事变”

李自成起兵问鼎

摘桃子的张学良

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星火燎原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蒋介石的新突破

红军不怕远征难

有区别的恩赦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多尔衮专权

南北之争

弹劾冯铨事件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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