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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黄色网站在线 发布时间：2024-01-21 1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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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宅男在线永久免费观看网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文，通过“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袁世凯“有密未告”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不速之客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围园劫后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剑拔弩张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硃谕一道面交袁公。”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讧，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硃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缓兵之计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

孩咳嗽了一声，于是，他心中大为惊骇，以为从一种失明症转到了另一种失明症，经历了光明型失明症之后现在要经历黑暗型失明症，在恐慌之中他呻吟了一声；你怎么了，妻子问；他连眼睛也没有睁开就糊里糊涂地回答说，我失明了，仿佛这是世界上的一条新闻；妻子亲切地搂住他说，算了，要说失明，我们早已都是盲人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眼前一片漆黑，以为睡着了，但又没有睡着，醒着呢；你本来就该睡觉，睡觉吧，不要想这些事了。妻子的劝告让他满心不快，一个男人正痛苦不堪，只有他自己知道多么难过，而妻子却没有任何话好说，只会劝他睡觉。他十分气恼，一句气愤的话就要脱口而出，就在这时候他睁开了眼睛，竟然看得见了。他看得见了，于是大喊起来，我看得见了。这第一声的口气里还有点将信将疑，但第二声，第三声，一连几声，口气越来越肯定，斩钉截铁，我看得见了，看得见了。他疯了似的拥抱妻子，随后又跑过去拥抱医生的妻子，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但早已知道哪个人是她，接着又拥抱医生，戴墨镜的姑娘，还有戴黑眼罩的老人，他不会把老人与别人混淆，还有斜眼小男孩，妻子跟在后边，不肯离开他一步，他转过身来，重新拥抱妻子，现在又走到医生跟前，医生先生，我看得见了，看得见了，他没有再以你称呼医生，在这个群体中，用你称呼几乎成了规矩，你们谁能解释解释，这突然的变化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医生问，你真的像以前一样看得清楚，一点白色的痕迹也没有了吗；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我甚至觉得比原来看得更加清楚，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戴过眼镜。这时候，医生说出了大家想说但没有胆量大声说出来的话，这场失明症可能到了尽头，我们大家可能开始恢复视力了；听到这句话，医生的妻子哭起来，喜极而泣，人们的反应太奇特了，她当然高兴，我的上帝，这不难理解，之所以哭泣是因为精神上的耐力突然用尽，她像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发出了尚无意识的第一声啼哭。舔泪水的狗走到她跟前，这条狗总是知道人们什么时候需要它，所以医生的妻子把它搂住，这倒不是她不再爱丈夫，也不是她不再喜欢所有这些人，而是由于此时此刻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只有这条如饥似渴地舔她的泪水的狗才能减轻她难以忍受的孤独。大家的欢乐情绪已经被紧张和激动取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戴墨镜的姑娘问，发生了这种事以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谁也睡不着，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留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到这里停下来，仿佛还有所怀疑，过了一会儿才把话说完，等一等吧。他们等了一会儿。油灯上的三个喷嘴照耀着围成一圈的那一张张脸。开始时他们还谈得热火朝天，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眼睛发生了变化呢，还是头脑也感觉到了什么，渐渐地，话越来越少，这时候第一个失明者想起了一件事，对妻子说，我们明天回家去吧；可是，我还看不见呢，她回答说；没有关系，我领着你；如果他们旁边有谁亲耳听到了这些话，就能发现这几个简单的词语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保护，自豪和权威。第二个人恢复视力时已是深夜，油灯里的橄榄油将尽，微弱的灯光忽明忽暗，是戴墨镜的姑娘恢复视力了。她一直睁着眼睛，仿佛视力是从眼睛钻进去而不是从里面再生，她突然说，我好像看得见了，不过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并非所有人的病症完全一样，常言说，没有失明症，只有盲人，而近来的经验却又告诉我们，没有盲人，只有失明症。这里已经有三个看得见的人，再增加一个就构成多数，尽管重见光明的幸福还没有降临到其他人头上，但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方便多了，而在今天之前他们只有痛苦，请看看那个女人到了什么地步吧，像一根绷断了的绳子，像一个长期承受压力之后再也支撑不住的弹簧，也许正因为如此，戴墨镜的姑娘第一个拥抱她，这时候舔泪水的狗就不知道该照顾谁好了，这个在哭，那个也在哭。她拥抱的第二个人是戴黑眼罩的老人，现在我们将知道说过的话是否真的算数，那次这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的美好许诺使我们感动，但现在情况变了，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能看见眼前是个老头子，理想化的激情不复存在，荒岛上虚幻的和谐不复存在，皱纹就是皱纹，秃顶就是秃顶，黑眼罩与瞎了的眼睛之间没有区别，老人以另外的方式对她说出了这些话，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你说要一起生活的那个人；她回答说，我认识你，你就是我愿意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毕竟还有比表面看起来更算数的语言，这次拥抱和那些话一样。天开始亮起来的时候第三个人恢复了视力，这一次是医生，现在已经无须怀疑，其他人恢复视力只是时间问题。对于可以预料的自然感情的流露，我们在前面这段欢快的记述中已经写明，即使涉及本故事的主角，现在也无须重复，此后医生才提出了早该提出的问题，外边的情况怎样。答案来自他们所在的这栋楼里，楼下有个人一面喊着一面跑到楼道里，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太阳从这一层楼升起来了，要照亮这座沉浸在节日中的城市了。上午这顿饭是节日宴会。桌子上东西不仅少，而且会让任何正常人倒胃口，但像在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样，感情的力量战胜了饥饿，欢乐成了美味佳肴，没有一个人抱怨，仍然失明的人也在笑，仿佛已经看得见的人的眼睛就是他们的眼睛。吃过饭，戴墨镜的姑娘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在我家门口贴张纸条就好了，说我在这里，我父母如果回到家里就会到这里来找我；你带我去吧，我想看看外面怎么样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也走吧，当初第一个失明的人对妻子说，那位作家可能已经看得见了，正想回到他自己家里去呢，路上我顺便找找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我也这样做，戴墨镜的姑娘说。几分钟以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医生走过去坐到妻子旁边，斜眼小男孩躺在沙发一角上睡觉，舔泪水的狗卧在地上，嘴放在前爪上，偶尔张开又合上眼睛，表示它仍然警惕，虽然这层楼在高处，但变了调的声音还是从窗户里钻进屋里，街上大概挤满了人，人群中只发出同一个喊声，我看得见了，已经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突然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实际上，这倒很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人们说，我失明了。斜眼小男孩正嘟嘟嚷嚷地说话，大概在做梦，也许见到了母亲，他问母亲，你看见我了吗，看见我了吗。医生的妻子问，他们会怎么样呢；医生说，这一个，很可能醒来以后就好了，其他人也一样，很可能此时此刻他们正在恢复视力，我们那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会大吃一惊，他太可怜了；为什么；由于白内障，从上次我给他检查以后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他眼前大概像一片浑浊的云彩；他会失明吗；不会，一旦生活正常，一切都开始运转，我马上给他做手术，只是几个星期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失明了呢；不知道，也许有一天会查明原因；你想听听我的想法吗；说吧；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医生的妻子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看下边，看看满是垃圾的街道，看看又喊又唱的人们。然后她抬起头望望天空，看见天空一片白色。现在轮到我了，她想。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她垂下眼帘。城市还在那里。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代译后记）1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葡萄牙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贾东尼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于日前逝世。虽然早已知道老作家近年来因病卧床，但这不幸的消息仍然让我震惊：像他这样不屈不挠地与黑暗和丑恶搏斗的人，怎会轻易向死神屈服呢？我当即发出唁电：若泽·萨拉马戈作品的中文本译者和读者对大师的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永远铭记他对世界文坛的贡献。我坐在写字台前沉思，十几年前的两封信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一九九八年四月末，《修道院纪事》中译本获得“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五月一日，萨拉马戈从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寓所用传真给我发来贺信：亲爱的范维信教授：得悉你获奖，表示祝贺和高兴。双重祝贺，双重高兴，这是因为，由于你翻译了《修道院纪事》一书，我得以怀着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人生中这幸福的时刻。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更多的幸福时刻在等待着你，这实为你杰出的工作使然。短短几个月后，即同年十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若泽·萨拉马戈，一位新闻界朋友在第一时间（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我立即写了一封贺信：得悉你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你当之无愧，你的《修道院纪事》当之无愧，你的全部作品当之无愧。但是，若泽·萨拉马戈寓所的电话传真一直发出忙音，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想，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电话、发传真，挤不进去，只得采取最古老、最传统的办法：通过邮局。2常常有朋友问我：你如何与葡萄牙文学结缘，怎样开始翻译萨拉马戈作品的？其实，在一九八七年之前，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翻译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家的作品，例如若热·亚马多的《死海》《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凑巧的是，一九八七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之前，巴西“百万书翁”、文学院终身院士亚马多应我国文化部之邀偕夫人来华访问。一天晚上，他在香格里拉饭店设宴招待几位朋友。席间，他问我：“听说你要去葡萄牙，你认识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说：“对于葡萄牙作家及其作品，像中国一句俗语所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他说：“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好吗？”当然好，这是求之不得的事。第二天，老作家就把“介绍信”交到我手中，上面列出了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名字、住址、电话，信的最后还特别写明：“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这位朋友。”名单中就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来我翻译的《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在里斯本的头几个月，我读了些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请教了几位文学评论家。已七十岁高龄的阿尔瓦洛·萨莱马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请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对葡萄牙文学有个大致了解之后，我到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作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不乏文学家的幽默，但比较内向，不像亚马多等巴西作家那样热情奔放。他问我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读完他的《修道院纪事》，非常喜欢。他问我是不是准备翻译，我说想翻译，但现在不会，因为我不想把他这么好的一本小说给“糟蹋”了。他送给我一本《修道院纪事》的英译本，英译本的书名改成了《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此后，我犹豫了五年多的时间，又将这部作品读了几遍，直到一九九四年才下定决心动手翻译。3译书难，对我来说，译萨拉马戈的书更难。就拿他的写作风格来说，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还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普也说：“读懂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有时一个自然段甚至长达几页，叙述当中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其实，何止不用引号，起码在《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这两本小说共四十多万字中，同样看不到问号、感叹号、分号、冒号、括号、省略号、书名号等等，总之，他只用两种标点，即逗号和句号。对此，萨拉马戈本人解释说，读者应当大声朗读他的作品，这样才能抓住节奏，因为他的书面语言都是口语化的，“就像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讲故事那样”。而我在翻译这两本书时，除了原有的逗号和句号外，还增加了一种标点符号：分号。这是因为，人物的对话在葡萄牙文中可以通过第一个字母大写的方法表示（在其他西方语言中亦然），而在中文里难以办到，我也曾设想过把人物对话的头一个字改用大一号的汉字，但那样真的就会“东施效颦”了。于是，考虑再三，我决定增加一个分号。4萨拉马戈说：“作家和其他人一样，会梦想。”他正是从自己一次治疗眼疾的经历中梦想出了《失明症漫记》这个充满爱与恨、善良与邪恶、痛苦与欢乐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用汽车、公寓、超市、手枪这些普普通通的道具和一个个没有姓名但又栩栩如生的男女，呈现给我们一出震撼人心的现代悲喜剧。正如瑞典文学院所说，《失明症漫记》“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思想之尖锐，在这部怪诞离奇、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了至高的体现”。我退休前一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新闻工作，文学翻译仅仅是业余爱好，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修道院纪事》，我用了两年，加上翻译之前的“思想准备”和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一共是七年多；而《失明症漫记》呢，从头一次阅读葡萄牙语原文到交出中文译稿，只用了八个月！这不仅是因为我通过翻译《修道院纪事》习惯了萨拉马戈的风格，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失明症漫记》叙述的是现代生活，相对容易得多，并且情节紧凑，扣人心弦。我还记得，在翻译过程中我把自己关在小小的书房里，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有时热泪盈眶，有时又笑出声来，有时还自言自语或拍案叫绝。如果当时有人在我的书房里安装了针孔摄像机，一定会以为我这个译者精神出了什么毛病。二〇〇六年八月，香港话剧团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盲流感》，二〇〇七年，为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也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失明的城市》。香港的《盲流感》和北京的《失明的城市》均由冯大庆女士编剧，王晓鹰博士导演，我有幸观看了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后来听说巴西、日本和加拿大合作把《失明症漫记》拍成了电影，由巴西人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导演，主要演员来自美国。我看了电影的DVD，中文字幕上的电影名是“盲目”。当然，话剧和电影的表现手段不同，况且我不懂表演艺术，没有资格对两者作比较，但我凭着门外汉的直觉认为，就震撼力而言，国产的话剧《失明的城市》绝不亚于巴、日、加、美合作的电影《盲目》——对两者而言，原材料都是从葡萄牙进口的。5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之所以愤怒，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他写作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愤怒的社会现象写出来，让人们去思考。现在，这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离开了令他愤怒的世界，用留下的作品永远启迪后人。但愿有更多中文版的萨拉马戈作品问世，让中国读者得以分享大师留下的财富。范维信二〇一三年一月于北京乐府江南小区这是一个交织着毁灭与梦幻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最富足、繁华、文明的宋朝像一朵盛夏的花，终于开到荼縻了。但此时，她灭吐蕃、破西夏、平内乱、复燕云功绩之彪炳，完成了北宋所有宗祖的夙愿，达到顶峰。建延福、修艮岳、赏花石，翎毛丹青，徽宗的风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缔造出有史以来最艺术的时代。这些是各种族的帝王们都不曾达到的。梦幻空花。帝国骤然从顶峰跌落至万劫不复的谷底，最屈辱的时刻来到了。在这段历史中，充满着方方面面的极致。最奢靡的帝国，最荒唐的宰相，最庞大的官商，最憋屈的战事，最无耻的官员，以及最伟大的将军！在最黑暗的天空中，闪烁着最明亮璀璨的星辰，希望

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卡伦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1]美国实习医生一般住院实习期满后的高级实习期。——译者[2]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第一部苟且偷生第3章遗失时间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4到5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卡伦常告诉我，她会因为自己很“坏”而迫切想惩罚自己。她表示，她最近一次伤害自己约莫是在3个月前。她无法忍受亲生父亲曾经侵犯她、伤害她的事实。她甚至认为这辈子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她说，她曾经想切掉自己的阴部。我观察她叙述时的神情，我认为她太冷静了。一个人认真时多半会异常的冷静，因此，切掉部分身体的这个念头着实令我害怕。我必须弱化她自残的念头。我说：“最近你开始告诉我过去曾遭受的虐待，所以熟悉的痛苦渐渐离你而去，这导致你迫切地想找东西代替它。”我试着告诉她，她之所以自残说不定真有道理可寻。两天后，1

岁的遭遇）仍一再发生。仿佛卡伦的部分内在永远卡在痛苦的定格画面中——听来颇似地狱情景。其实我一直很纳闷，卡伦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治疗？她怎么知道她将会找到值得信任，又能帮助她的人？她何以相信世界上真有信赖关系存在？通常，一般人必须经历或拥有类似经验（互信、相互扶持的关系），才可能相信这种关系真正存在。卡伦不曾从双亲身上得到这种经验。我知道卡伦害怕失去我，怕我死掉，怕我对她失去兴趣，怕她痊愈后我便不再见她，或者怕她的故事太令人反感，以致我决定放弃她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在卡伦眼里，我们的关系相当脆弱，但她竟然还有办法继续维持这层关系，委实令我赞叹又惊讶。卡伦的某张便笺让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所为何来。还记得，我常在傍晚时分与祖母促膝长谈，度过许多美好时光。我们天南地北什么都聊——包括其他部分的我。祖母可以和安、朱莉、西德尼、克莱尔与霍尔顿聊天，这些记忆我一点一滴回想起来了。虽然祖母无法告诉别人我正遭受虐待，但她了解其他部分的我也能感觉到我的痛苦，她了解我必须变成别人，才有办法生存下去。如果晚上跟她睡，她会在我梦游或遗失时间后，温柔地引领我回床上休息。我常常跟在祖母身边，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和祖母在一起的时候，即使遗失时间，我也慢慢学会放松，学会自在。她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让我觉得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会找到一个能像她一样了解我的人。现在我明白，这个人是你，但这也令我恐惧，因为我知道，治疗总有一天会结束。我无法忍受失去你。卡伦与祖母的相处经验是否真的特别到令她准备好找到我？这点尚无法说服我，但我真的认为，卡伦与祖母的关系确实为她提供“信任”所需的重要基础。由于卡伦与我的信任关系日趋稳固，我开始鼓励几位独立人格观察其他“伙伴”出来时的表现。我给他们的建议之一是去看看卡伦父亲的墓，借此告诉其他人：他已经死了。许多分身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我尤其鼓励卡伦（固定来看门诊的那个）观察凯瑟琳的活动。1995年3月，卡伦首次尝试这么做。“你看见什么？”我问。“我知道我们在药店，但我感觉不到我的身体，”卡伦说，“我飘浮在半空中，感觉就像电梯往下降的那一瞬间；头有点晕，有点茫然，好像我的脑袋、我的神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怕。”“你们做了什么？”“没做多少事。采购食物，清理商品，感觉非常有效率。我们有张店内物品清单，东西放在哪儿一切清清楚楚。”“好像很有趣。希望你能常常跟她共享时间。”进入催眠状态后，我有机会听听凯瑟琳对同一段经历的看法。“你有什么感觉？凯瑟琳？”“我不确定我想不想让卡伦观察我。感觉很奇怪，我能感觉到她的感觉。以前我不曾跟她这样搭配过。”“你跟别人搭配过？”“嗯，霍尔顿跟我几乎随时一起出现。我们有点像彼此的镜像，像伙伴并肩工作。我们做另一个人做不到的事。”“还有其他人能跟你共享时间吗？”这个系统共享时间的弹性究竟有多大，各独立人格之间的界线有多绝对？我十分感兴趣。“我偶尔会稍微放松一下，让其他人加入。”“什么时候会这样做？”“嗯，如果孩子们需要安慰，想看场电影什么的，我会让他们一起看。”“只要你想出来就能出来吗？”“大多时候是这样的。但是跟卡伦母亲在一起时，我不会出面。桑迪负责应付她母亲，但桑迪不愿跟别人共享时间。”“如果你能多跟卡伦共享时间，也许会有帮助。我想卡伦会受益良多。”“好吧，我尽量试试。”我认为，若能让卡伦与凯瑟琳共享时间，她们俩之间的阻隔说不定会越来越薄弱，直至完全消失。然后，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将此方法套用在其他人格身上。有几本专著和文章描述过这个方法。下次治疗时，卡伦紧抱着一只鼓起的牛皮纸袋（里头塞得满满的），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坐下来，纸袋仍不离手，两眼盯着地面，然后以一种熟悉却夹杂强烈反感的姿态将纸袋放在腿上。我朝她点点头，暗示我对纸袋的兴趣。于是她把纸袋递给我，解脱似的坐回原位，仿佛她很高兴终于摆脱它了。“我可以看吗？”我问她。卡伦点头，努力压抑情绪。我往袋里仔细看，将里头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首先是一只小柏木盒，表面是一幅印第安家庭的图画：男人坐着，嘴里叼着烟斗，身旁站着女人和小孩。小孩赤身露体，状似阴部的部分有铅笔反复涂划的痕迹，男人身上和四周则有不少小圆圈状的记号及凹痕。这些凹痕中央都有个小小的十字，据我推测，这应该是用十字螺丝起子戳刺造成的。图画旁印有“诺特的草莓乐园”的字样。我拿起盒子，看看卡伦。“这是什么？”我问。“痛苦收纳盒。祖母给我的。她说，你可以把痛苦放进去，再把盒子关起来。她小的时候也有一个。”多代家族虐待，我想。“这个呢？”我给她看一只女体外型、手工粗糙的金色胡桃钳，胡桃钳的双臂——也就是女体的双腿——在髋部固定交叉，可将胡桃置于大腿间夹碎。“这是用来夹我的。”卡伦看起来很不舒服，尽可能在我检阅纸袋内物品时避开我的视线。我又掏出几样东西，全是工具，包括两个木柄螺丝起子，一把廉价小榔头，还有一对沉甸甸的电工专用的钳子。“这些都是他们用来伤害我的工具。”她停下来，望向窗外，表情痛苦。“我不太舒服。可以借用你的洗手间吗？”卡伦迅速起身，离开座位，冲进几步外走廊上的洗手间。她在里头待了约两分钟，没传出任何动静，所以我想她应该只是尝试整理自己的情绪。“很抱歉，”她说，“这些东西令我想起那种恶心的感觉。”“我也很抱歉。其他的暂时先放一边，不要看好了。”“不，没关系，继续没关系。”我再次往袋中窥看，掏出一张旧电话卡、橡皮绳、一本书（书名是《天生赢家》）、安·兰德斯的专栏剪报、一只合掌祈祷的小型黄铜雕像，还有几张家族快照。我撇开橡皮绳（无须再作说明），开始阅读安·兰德斯的专栏。“我偶尔会那样想，”她说。专栏描述一名车祸死亡的青少年旁观自己葬礼的虚构故事。“你曾想象大家对你的死亡有什么反应吗？”“一天到晚都在想。”“你能解释这几张照片吗？”我一张一张拿给她看。“第一张是我的家人——我，乔希，詹姆斯，还有莎拉。那张是我和乔希，大概是刚结婚的时候……这张是我祖母和祖父。”这些照片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我尝试在她祖父脸上寻找邪恶的痕迹。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他看上去大胆而轻蔑，卡伦的祖母则有些茫然、面无表情。“我们来看看其他人对这些东西有什么特殊想法，好吗？”卡伦靠向椅背，闭上眼睛，等我下达指示。待她进入催眠状态，我即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还有别的东西。”“迈尔斯？”迈尔斯点头。“你在说什么？什么是别的东西？”“胶带、注射针，还有锯子。他们说要割掉我的头，卡伦的爸爸就拿锯子在我两只耳朵之间比划，然后他们全部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真的觉得这样很好笑、很好玩。我不得不说我喜欢这样，否则他们真的会割断我的脖子！”我才安抚完迈尔斯的情绪没多久，克莱尔马上现身。“你可以叫噩梦走开吗？”“可以，”我认得克莱尔的声音，“希望我可以。卡伦带了些东西来给我，让我销毁，这样它们就再也不会伤害你了。你在噩梦里看见什么？”“我不想说。”“有时候，如果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它们就不会回到你的梦中，把你吓个半死。”克莱尔局促不安，接着放声大哭。“那双祈祷的手……”“那只铜雕？”“他们用它打我，一次又一次，来回打在我的脸上。”“我知道你仍感觉得到这些痛苦，”我说，“可是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些男人已经不在了。这些工具再也伤不了你，你的身体已经复原，不再有痛苦了。你可以跟卡伦分享这些记忆，这样你就不需要一个人承担了。你会让卡伦知道吗？”“好，我会试试看。”但克莱尔仍继续抱住自己，摩擦她曾遭蹂躏的部位。※※※※1995年4月初，詹森捎来新消息。“我买了一只太阳鸟，”詹森说。“怎么回事？”“加里——他是宠物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出来。不管什么动物他都让我看。是加里建议我养太阳鸟的。”“你喜欢小鸟？”“喜欢！卡伦的祖母一直都养鸟。”“是什么理由让你现在想养宠物？”“没有人跟我说话。从来都没有。嗯，迈尔斯偶尔会跟我说话啦，凯瑟琳和霍尔顿当然也会跟我说。大多时候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但现在我有我的小鸟了。”“也许这只鸟可以帮助我们哦！”“怎么帮？”“你说大家都喜欢鸟，那么也许你们可以一起照顾它？这样你就有机会跟大家说话了。”来找我之前，詹森画了张图画给我。他画的是那只太阳鸟。詹森为它取名“连连”，因为将卡伦内在的每个人全部连结在一起。卡伦的内在人格通过无数次催眠，以及1995年中的许多信件，反复描述每个人的经历，进而拼凑、还原那些年发生在殡仪馆以及工厂的虐待事件。每个人竭尽所能补充细节——人名、使用的工具、打过的电话，以及虐待卡伦的各种方法。事件的基本架构并未改变，然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事件本身越来越有血有肉，越来越栩栩如生，犹如每一双手为过去的苦难一笔一笔上色，黑白画面逐渐有了色彩。第二部分身第13章家谱卡伦蹒跚着走进我的门诊办公室，重心放在一只脚上，左上臂袖口处露出一块淤青，左胫骨外侧也有淤青。她瘫倒在椅子上，涕泗纵横。我静坐等待。有好几次，卡伦张口想说，却跌回去止不住地啜泣。如此反复几分钟后，她终于勉强整理好情绪，开口说话。“乔希装作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她再次崩溃哭泣。“你报警了吗？”“我不太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我的时间又不见了。可是我回神的时候，乔希正拿木板打我的腿。他喝醉了。他大声吼我，叫我放下电话，帮他拿烟和啤酒。那时我正在跟我妈通电话，但我妈也对我大吼大叫。接下来我不记得了。我想我们可能大吵一架……我又遗失了时间。今天早上，他表现得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你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我急切要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或许很难，可是万一乔希再伤害你，你一定要报警，即便你逃出家门，也要用手机报警。他摆明了自认可以伤害你，反正你都会忘记。他多少利用你会遗失时间这一点来伤害你。不过，你转换身份的状况会越来越少，你必须阻止这种暴力行为。你不能老是躲在自己的脑袋里，逃避问题。”卡伦又哭了起来。“可是这样比较容易。我失去了来这里的时间，失去一整天的时间。”“假如你用遗失时间的方式应付，类似的殴打事件还会一再发生。你可以躲避它，但你永远不可能阻止它再度发生。”“难道这样还不够好吗？”“你觉得呢？”我点点头，暗示她的小腿。她低头望着腿上的淤青，仔细斟酌。“不够好，”她终于承认，再次啜泣。我任她与自我对抗。“我已经五天没睡了，”她说，“我一直处在转换身份、持续活动的状态中。没办法应付的时候我就躲起来，有时候我会躲上一个礼拜，一个月，甚至一年。”“当你躲起来的时候，你都去哪儿？”“躲进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嗯，在屋里。”“在屋里？”“对，在屋里。”“噢。”其实我不太明白卡伦说的话，但时间已经到了。那个礼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只信封。信封里有一本学生作文簿，撰写日始于1995年3月31日，终于1995年5月4日。第一页是凯瑟琳的信。1995年3月31日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想把脑中的记忆记录下来（成果就是这本簿子）。大伙儿一致认为，最合适写的人是朱莉安，因此我们会把我们记得的故事告诉她，让她作记录。另外，我们也会尽力提供相关背景资料。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能帮上忙，但我们想帮助你来帮助我们。诚挚的凯瑟琳作文簿首篇是一张图，说明卡伦内在人格的分离与演变。图中的箭头代表沟通方向。我不确定哪一个是“坏脾气”。这位“坏脾气”不曾表明身份，而且每次卡伦自残后，出面承担责任的都是曾与我对谈过的人格。说明图后连着又是几封信：一封描述购买“连连”的过程，两封迈尔斯的抱怨（表示他仍无法停止回忆，频频做噩梦），克莱尔充满哀伤的信，霍尔顿要求延长诊疗时间的便笺，另外还有几幅凭印象描述卡伦早年经历的短文或小图。一篇名为“我们的一天”的短文摘要如下：今天，凯瑟琳7：15起床。她叫醒詹姆斯和莎拉，叫他们准备上学，然后替他们做早餐，做午餐，送他们去学校。忙完孩子，凯瑟琳去休息，换桑迪出门跟朋友佩格吃早餐，时间是上午8：30。10：30左右，桑迪累了，换卡伦2接着采购东西。卡伦2拿不动，她退出换霍尔顿把东西拎进屋里去。凯瑟琳现身将物品归位，整理完再度休息，这时终于换卡伦出来（约下午2点）。但卡伦睡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她必须带莎拉去上溜冰课（下午5：20至6：06）。接莎拉回家后，安出来继续进行教会的工作。安之后换霍尔顿接手，他和卡伦载莎拉去上另一堂溜冰课（7：15至8：00）。课程结束后，克莱尔想喝巧克力奶昔，于是霍尔顿开车带大家去“珍妮冰淇淋店”买奶昔，顺便买了一份圣代给莎拉。后来换卡伦出面载我们回家，安顿孩子们上床睡觉。卡伦说，这算是比较简单的一天，因为他们没看见她母亲，也没有人生气。他们总是以“卡伦”称呼本我，我猜这里指的应该是卡伦3。底下是另一段性质相近的小短文：好个精彩的一天！卡伦昨晚做噩梦，所以我们决定让她睡一整天。迈尔斯陪詹姆斯去篮球赛，凯瑟琳负责画复活节彩蛋，桑迪为孩子们编篮子，安拿篮子去教堂接受祝福。朱莉安打扫房子，霍尔顿玩了一会儿无线电。卡伦就是这么过日子的，日复一日；平时如此，遭逢危机时也是如此。这种处理策略实在太精巧、太了不起了，然而却毫无成长空间。即便如此，这个系统的高度稳定性仍令我吃惊。作文簿最后还有一张图：卡伦的内在世界架构图。长久以来，卡伦便是用这种方式将各个独立人格区隔开来。她造了一幢心灵之屋（以童年的老家为基本架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有些人独立一间，有些人共享一间（但也有各自专属的位置）。有趣的是，她也把“安全小窝”放进心灵之屋里了。傍晚时分，大伙儿都会来到“会议室”，围着椭圆形的桌子坐下来，但卡伦不曾出席会议。会议由霍尔顿主持，讨论前一天和隔天的行程。讨论结束后，凯瑟琳和霍尔顿达成最后决议，决定大家应该做的事。假如有人起争执，隔天也许不会按照计划行事。霍尔顿在作文簿里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延长治疗时间，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与我分享他关心的事。于是下一次，我留了一个半小时给他们。卡伦坐在诊疗椅上，盯着作文簿里呈现许多房间的简图。她不曾见过这张图，凝神注视了好一会儿。“你在想什么？”我问。“这些名字、房间，感觉好熟悉，好像我曾在梦里见过一样。可是我却不太明白。”“我想，这应该是为了让我更了解你而写的，但我认为你也会慢慢了解的。”“没关系。我想应该没问题。”“霍尔顿说他想花点时间跟我聊聊。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催眠好吗？”“好。”卡伦靠向椅背，我开始例行的放松和引导程序。当卡伦深深进入催眠状态，我领她来到她的安全小窝，然后再到会议室。显然，在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卡伦与我对谈。我从来都不知道卡伦的哪个分身是最适合谈话的对象，所以我一向任由他们自行决定。卡伦动了动身子，改变姿势——根据经验，我已能辨认这位是迈尔斯，然而，这回卡伦并未闭上眼睛，她眯眼看着灯光，环顾四周。“好亮

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18页。?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的当地士人不能在京城拥有高官却是事实；只是到了1660年6月这项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03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1645年为江南秀才举行了乡试，考官为刘肇国（湖广人）和陈可拱（北直隶人），试题选得很稳妥。第一题是“其养民也”，取于《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第二题是“君子而时”，取于《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这种责任伦理显然是王朝当时的要求。?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在16世纪和19世纪之间，海宁陈氏家族共出了208名举人、进士和三名大学士。参见《清代名人传略》，第906页。满族入侵本身也许促进了这种地区差别。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从此以后，北人俗称南人为“岛夷”；而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因为农奴常将其头发缠成辫子。芮沃寿：《隋朝》，第28页。据陈洪范在1644年10月所称，特别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员总是闭门不出，由于害怕被斥为明朝叛臣而不敢与南人有任何联系。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军官的才能或许更受朝廷欣赏。这里所说的长于政务者与长于礼仪者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乃是根据《周礼》中的“六艺”划分的，即射、御、数为一类；礼、乐、书为另一类。?关于官阶的变动，参见孙甄陶：《清史述论》，第16—21页。?谈迁在《北游录》第375页中对举人有过描述。1644年，所有的参将都普迁为侍郎。然而，其中许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战，其职衔不过是一种荣誉。但是，早在1638年皇太极任命的满汉参政们实际上掌握着各部以及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实权。因而，内三院的大学士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军旗人，而新的官僚体制中的上层官位则是由满人与汉军旗人所占据。在省级官僚中，汉军旗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1646年，任命了八名巡抚，其中三名是普通汉人，五名是汉军旗人；在1644年至1645年任命的九名总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汉人，六名是汉军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2—33、42—43、93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多尔衮对“衙蠹”的痛恨可以与明太祖对吏胥的猜忌相比拟，虽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经验教训》对此论述甚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56页。同时，多尔衮警告说：“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3页。1644年6月28日，根据范文程的建议，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法令，声称对于那些被指控受贿的官员将严加惩罚。范常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贤。庶官有一眚者，悉请湔擢。”同上书第一卷，第414页。6月28日的法令见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集”，第6页中有复制件。?《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8页。根据当时人说，顺治朝廷的鞭刑使用比崇祯朝还多。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另见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9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4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朱姓是明朝皇族。?根据一个朝鲜目击者的报告：北京周围的乡村由于1644年的清军入侵而惨遭蹂躏。城市周围几百里内所有的田野都遭到了战马的践踏，以致寸草不见。在城内，劫掠、盗窃与谋杀常常发生，人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由于他知道，清朝可能要向朝鲜人征求米谷，所以，他在给其朝廷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京城的仓廪或是空空如也，或是只剩下一些腐谷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页。但是，不久，新政府便能充实其仓储了，所以赈济制度也恢复了。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书第五卷，第58页。关于宋权的赋税改革建议，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4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卫周祚也强烈要求减轻赋税（这里他的名字误写为“周寅”），见《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6—18页。?关于满人准备回辽东的“谣言”，最初也许是由那些想回辽东故土的旗人首领们所制造的。阿济格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告诉多尔衮，他们在辽东攻占汉民区时所遇到的那种至今仍为之至为懊悔的种族对抗，今天又出现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汉人会推翻满人的统治，并将满人统统杀光。因此，对他们而言，回到山海关或盛京比留在燕京要好得多。多尔衮根本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而今民心未定，在此紧要关头轻易抛弃北京、返回东土，是不行的。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4—11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李佳白《北京的第一个满洲皇帝》中记述甚详。?《世祖实录》第八卷，第2页；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56页，尽管多尔衮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但是他的顾问们自然知道“正闰”和“伪定”在编年史上的含义。前者被汉代史学家用来评价秦朝，它统一了中国，但又如此短命，以致不能认为它合法地据有过“天命”。第二种是宋代学者周密所提出的，指像隋这样的王朝，虽然它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由于不行德政，所以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用方孝孺的话说，这样的王朝只有“变通”，但没有维持统治的合法基础。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1—16页。?次年，在清政府命令顺天府各州、县派100名匠人去修建宫殿后，居民们才进一步确信，清廷意欲久居于此。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6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11页。17世纪20年代，满人使用了宦者，特别是在贝勒家。1621年努尔哈赤命令贝勒，他们家中的男仆要自幼阉割，以防他们与宫女发生性关系。郑天挺：《探微集》，第94—9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清朝沿袭了明朝御史制度，并通过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从而实现了监察与规谏功能合一的发展趋势。每个汉人御史相应地配有一位满人御史。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8—2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67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整个1644—1645两年，西山的“土寇”使从山西运来的煤船无法抵达京城。为首者名叫刘自升（按应为刘自什——译者）。政府派了1300名人马，奔赴该区，将刘自什擒执处决；并责令各处乡长维持地方秩序。《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又见谢国桢：《清初农民》，第52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又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页。废除加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但它或许有赖于政府盐税收入的多寡。在清统治初年，政府大约一半的盐税收入是在内务府中任官商的山西商人所缴纳的。山西商人在清征服初期的财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山西商人是范永斗，其家族与满人和蒙古进行贸易达八世之久。在成为内务府皇商之后，范永斗及其家族获允在科尔干（即张家口）建立了王侯般的府第，并在大发横财。除了贸盐之外，范还与外商进行交易。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第1—2页；佐伯富：《山西商人》，第282页。在理论上来说，明朝额外加征赋税或许已经被废除了，但事实上许多地区仍在征收。1654年8月11日，湖广总督祖泽润的一份奏报很清楚地表明，三饷仍在湖南征收。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5页。应当注意的是，新政府废止衙门额外摊派的希望是多么的不现实。在15世纪晚期，大多数在京供职的官吏都享有俸禄。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的俸禄有了一些增加。但是，所增极少。他们的薪俸虽然增加了，但它仅仅相当于上涨的物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吏都不得不寻找其他财源。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5—176页。?“明朝政府的财政制度反映了这样意图，即在其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这种集中程度之前，就要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强行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集权制度。”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13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22页。?例如，开垦荒地、复民旧业的整个计划是那些被派往农村，并非常熟悉明朝制度和地方状况的前明官员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出自合作者的、自下而上地提出的政策。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又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1—12页。?参见刘子健：《宋代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源：行政问题》。?在次年孙襄转到吏部任同样职务时，也表现出了在合理化建议方面的同样才干。他建议，应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正规的管理，以鼓励人们安于职守、尽职尽忠。他也向上奏请，那些驱赶民众流离失所，并抢夺其财产的守军应当受到处罚。见何绍基：《安徽通志》第一九○卷，第1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八卷，第8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3—2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1644年以后，清政府对两淮盐场的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改良的一面。新政权在制定盐法时还是以明朝制度作为根据的。同时，通过废除纳银入边、换取盐引的制度（许多人不赞成这一制度），使官营制度合理化了。但是，清政府也鼓励商人投资，对船商采取更受欢迎的政策，尽管直到三藩平定之前，政府的各种捐税一直是盐商的一个沉重负担。最后，在1667年，新统治者通过任命24名富商为“总商”，负责盐场到汉口这样的销售中心的食盐贩运，把鼓励与支持盐商的愿望，与控制食盐运销体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墨子刻：《清朝政府的商业组织能力》，第24—25页；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2—3页。至于山东盐区，可参考韩素瑞：《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第20页。?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六卷，第3页；第二十八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1644年上谕：尔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户籍与财产登记，以代替以前的每十年一次的做法。由于没有多少材料需要编改，1647年后，编册改为每五年一次。参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73页。?《赋役全书》最终是被编成了，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对赋役额数的重新估定，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全国土地清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仍然未能在档案中发现1651年前任何一年的政府收入统计数字。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1—122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新政府也临时发行过纸币，但它仅仅通行了10年左右。王业键：《1644—185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0页。?由于政府的预算出现了赤字，因而清朝初年多尔衮亲笔写信给朝鲜国王请求援助，便不奇怪了。例如：1644年冬，他写道：“适军需孔亟，尔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米粟运至的时间是1644年9月5日。?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清军与北京前此的占领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禁抢劫；如果旗人偷窃财物或在纠纷中杀人，那么他们将被迅速严惩。清朝驭军甚严。如果有一人被杀，就要让十名士兵偿命；如有一狗被杀，则以一名士兵偿命。参见陈济生著：《再生纪略》第二卷，第33—34页。?尽管天花非常容易蔓延，但它“越过”大路、河流或运河却常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些地理上的特征，同时也是职业或生活习惯相同的社会集团的自然界限。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狄克逊：《天花》，第301—316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类》，第146、194—195页；德乌特希曼：《天花的生态学》，第7—8页；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5、34页；兰格：《詹纳之前的天花免疫》，第112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32页。中国有一种把天花屑片吹入鼻子以获得免疫力的办法，这在16世纪已很流行。李约瑟等：《中国古代的卫生学和预防医学》，第466页。?多尔衮死后，这种严格分隔便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当一户染上天花，官员便把房屋周围80步以内封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入疫区。1655年又有一场严重的流行病，但政府设法将它控制于南海城区，不准任何人出入，直至此病消失。谈迁：《北游录》，第355页。关于成立一个特殊防区的效果的讨论，参见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8页。?《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14—15页。清室诸王的代理人如同前代太监们所做的那样，在北京城门继续征收关税，即使是只携带一袋米进城的农民也得于此交税。参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8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7—349页。只要旗人统治着社会，汉人便会想办法冒充满人。在东北尤其如此。这里的移民们一直在努力归化为满人。在20世纪拉铁摩尔便遇到过这种人。他认识一个河南人，年轻时去了东北，并学会了满人一切行为举止习惯。当拉铁摩尔问他的儿子——一名军官，为什么他的父亲说话像一个满族人时，他回答说，他父亲年轻那会儿，一个“明人”想在这块地上发迹是十分困难的。满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齐齐哈尔、他的居住之处，有一个每年两次的驱逐明人的习惯。所有渗透进来的汉人都有可能被赶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抢劫。当然，许多人回关内了，但是只有模仿满人，学得与他们一模一样，才有安全感，不被发现。所以，在我的父亲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便加入了八旗，并与一位满族姑娘结了婚，而且始终受到与满人一样的待遇。在我长大时，做旗人已没有什么好处了。因此，我便变得与同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了。参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62—63页。?《世祖实录》第十九卷，第241页。这一命令颁

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听着，”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总得有人做。”我说。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这也同样让她不舒服：这种脏活原不该我这样派头的淑女来干。她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她给的超过了我原准备承担的。唉，我现在不抱有任何幻想了！每一条街上都有几个，也许十一二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勉强对付着过日子，或者突然没法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了；他们梦想着不在身边的女儿、儿子、孙子辈能来照顾他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都必须小心，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真空地带，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吸进去了。不，我不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不会重蹈和莫迪——世上只有一个朋友的莫迪——那样的覆辙。我每次去探访，只待几分钟。因为我无法归入她们知道的任何类别，无法解释，所以她们认定我是反复无常、一时冲动而大发善心。我的主要麻烦在于不能让莫迪知道我还去探望别人，因为这是一种背叛。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就住在莫迪附近。如果我给安妮带礼物，我就得给伊莉莎也带一件，因为我上楼要经过伊莉莎家，她看着呢。伊莉莎以前给人帮佣，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总能设法弄到手，因此，我想，她算是证明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7]”。我给她带高级烘焙店烤的面包，一本新的浪漫小说，某个牌子的瑞士巧克力，点缀着绿色羊齿的贞洁白玫瑰。安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英国的产品是最棒的，于是我给她带甜泥巴似的巧克力，专门为老太太酿制的一种味道恶心的酒，漂亮的扎着缎带的小花。安妮·里夫斯住了六个星期的院。她弄伤了一条腿，但是，虽然他们告诉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她还是撑着助行架，不肯好好走路。她现在像个囚徒似的关在那顶楼房间里，一定得有人给她倒便桶，还需要送餐、家务女工、护士。伊莉莎·贝茨一点都不喜欢安妮·里夫斯，对她的行为很是不屑——嗯，没错，伊莉莎·贝茨知道她都在干些什么：她任性放纵自己，一人坐在楼上喝酒，任由家里污垢堆积，到最后伊莉莎都觉得坐在那儿就能听到墙壁里有虫子在爬，有老鼠在蹿。“我可不像她。”伊莉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微微抽了抽鼻子，像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会人士。“我可不像她。”安妮说，她的意思是伊莉莎惺惺作态，她丈夫去世前，她对宗教啊教堂啊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现在，你看看她。安妮渴望和伊莉莎做朋友。而伊莉莎多年来从不搭理楼上那个飞快堕落的女人；这个女人根本用不着助行架，却偏要撑着一个，走得笨重；这个女人每天兴师动众，搞一帮社工来照顾她。她们称呼对方为贝茨太太、里夫斯太太。她们在这同一栋楼里做了四十年的邻居了。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在试图给安妮做“康复训练”。仅仅几周前，我对这项计划的邀约还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大喊“但这很残忍！”不过如今我见识了伊莉莎的生活，明白为什么这些照顾老人方面的专家要坚决同老年性怠惰做斗争，哪怕这是出现在九十岁或者更大年纪的老头、老太身上。我开始喜欢上伊莉莎了，还要加上对她的钦羡。如果我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那样！我们都这样高呼，觉得前头敌人的威胁没那么大了。伊莉莎·贝茨的一天她八点左右醒过来，她的卧室在宽敞的前厅，以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睡在这里的大双人床上。不过现在她有一张不错的单人床，床边是床头柜，还有一个小电暖炉。她喜欢窝在床上读书，一般读浪漫小说。屋里摆着的是老式家具：又是这样，“古董”同一文不值的东西混搭。屋里很冷，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上床时裹着大披肩，灌上几个热水袋。她给自己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明白了饮食不该马虎这个道理，她这么说。然后她清扫整理某一间房间，不过没有以前打扫得那么彻底。十一点左右她给自己泡了咖啡。她有许多朋友，也许哪一个会来串门。她有一个特别的朋友，这个女人住在对门，比她年轻不少，七十来岁，“样子比实际上年轻许多”，戴花哨的帽子，穿漂亮的衣服。她对于伊莉莎来说是一剂良药，经常送自己做的食物过来，或者拉着伊莉莎出去看场电影。每天，伊莉莎都会去午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社会福利局给老人们办的。餐后伊莉莎有时会细细地评价这餐饭，比方说肉煮过头了，芽甘蓝太硬了，或者大米布丁里的肉豆蔻放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以前给一家人做过厨娘。不久前，午餐之后她还会在那儿多待上一两个小时，做些“活儿”：老人们做日历，画圣诞卡，做各种小活计，有的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用上积累了一辈子的技艺。不过现在，伊莉莎说，她觉得自己得悠着点儿了，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健壮了。吃过午餐，她喝一杯茶，聊一会儿天，她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朋友一起去逛街买东西。这些就是我以前根本看不见的老太太们，但自从认识莫迪之后，我就能看到她们在大街小巷慢吞吞地走着，挽着包，提着篮子——我以前猜不到她们之间的伙伴情谊，她们生活中的乐趣，她们的欢乐愉快。很明显，她们热爱购物；而至于她们这天到底去哪家店、不去哪家店，这全看她们的情绪，那情绪复杂、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潮涨潮落。那个印度人的店脏兮兮的，不过昨天有人看到他打扫店铺了，那她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她们这个星期会去超市，因为那里新来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会帮她们把东西放进篮子里。五金店里的那个人那天对她们中的一个语气不善，接下来几周，有五六个人的生意他是别想做了，尽管不一定会是永远都做不了。这些对她们来说，比便宜品牌的饼干，或者针对退休老人减价的黄油来说更要紧。购物完毕，伊莉莎带其中一个朋友回家喝茶，或者去她们那儿喝茶。回到家以后，她在厨房窗边坐下歇一会儿，在窗边她能看到外面一根根晾衣绳上的衣服，有风的时候这些衣服会在空中翩翩起舞。她还会低头看丛林般茂盛的花园，记起那里的丁香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栽的，还有现在杂草丛生的那个角落，当初美得像幅画似的。我发现，她有些害怕黄昏时分。有一次，路过她家去看安妮时，我看到她双手托腮，而我向她打招呼，说“啊，伊莉莎，晚上好！”时，她转过脸去——我有些担心，走进她屋里，她指了指另一把木椅，我坐了下来。“是这样的，”她说，“你应该保持忙碌，因为如果你闲下来，等着你的就是痴呆啦……”然后她擦了擦眼睛，努力笑了笑。然后，出乎我意料，她把帽子又戴了起来。“伊莉莎，你不是要出门吧？你不该休息休息吗？”“不，不行。我情绪低沉的时候，得四处走动……”于是她又出门去了，薄暮中，一个勇敢的小个子那矮胖的身影慢吞吞地绕着街区走着。她在晚饭上不怎么费功夫，也许是一块蛋糕，也许是一盘沙拉。晚餐后，对门的那个朋友经常来串门，或者她会独自坐在那儿听收音机。她不喜欢电视。她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然后上床睡觉，她睡得很迟，常常过了午夜才去睡。春天到深秋的这段时间里，她每周会参加两三次大巴出游，去名胜古迹或是风景区玩，这些出行要么是社会福利部门组织的，要么是她去的那两家教堂之一安排的。伊莉莎是虔诚的教徒。她是个浸会教徒，不过她也上英国国教教堂。她礼拜天上两次教堂，早晚各一次，参加教堂组织的茶会，义卖会，还有废旧杂货的廉价拍卖会，去做关于在印度和非洲传教工作的讲座。她不断参加婚礼和洗礼。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了，稍稍轻描淡写了一点。她都懂，因为她以前在位高权重的人那儿干过活，她问了我各种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方说：不要孩子，做一份也许该养家的男人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对不对？她还喜欢谈时尚，不是她半世纪前穿过的衣服，而是她在街上看到的年轻姑娘们的时髦打扮，她说那打扮惹她笑，看上去真疯狂，姑娘们看上去好像过得开心极了。她喜欢看她们，但是她会想，从来买不起新衣服，只能去当铺里看，拣适合自己尺寸的有啥是啥，这样的滋味她们懂不懂。这是因为她可怜的母亲有一天突然被丈夫抛弃了。他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她有三个孩子要抚养，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伊莉莎说，什么都不会做，生来就是懒骨头，永远不肯去干点活来贴补家用，他十四岁的时候也离开了家，从此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回来过。伊莉莎的母亲为了一对姐妹工作。周一到周五，街角的当铺里有她们的铺盖，经常还有她们的衣服，周五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赎回去。开当铺的那个女人会把一件好外套，或者一双她知道合脚的鞋子给两个姑娘留着。她会说：“喏，如果到时候那个可怜的家伙没法按时把它赎回去的话，第一个有机会拿的就是你们。”有一天晚上伊莉莎拿出一张老明信片，大概是一战时期的，上面是一个衣着褴褛、光着脚丫的小女孩，一个孤儿。我端详着，心想真浪漫，因为那幅图抹掉了事实的严酷，用如此浪漫的方式表现这个可怜的姑娘。我正想着，伊莉莎开口了：“那个姑娘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十二岁的时候，我给绅士们擦洗台阶，赚一便士。我没鞋穿，我的脚也是这样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那真是邪恶的时代，”伊莉莎说，“邪恶。可是我又似乎记得我们挺快乐。我能记得我们姐妹两人常常笑啊唱啊的，尽管我们常常饿肚子。还有我可怜的小母亲，因为应付不过来而哭泣……”伊莉莎虽然不喜欢电视，却会走过街去看《楼上，楼下》这部电视剧。这让我生气；但是我又自问，那我为什么要写浪漫小说呢？真相让人难以忍受，但唯此而已，岂有他哉！《仁慈的女士》！我突然意识到，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以及她那帮人（不论男女），薇拉，还有我，我们其实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慈善家的后裔，继承了人家的衣钵。我的新浪漫小说是这样的：我的女主人公不是个有爵贵妇，而是伦敦一个富裕男人的妻子。她住在贝斯沃特区，在一栋离女王大道不远的房子里。她有五个孩子，是一个慈母，一颗心都扑在孩子们身上。她的丈夫倒不残暴无情，但是迟钝麻木。实话实说，我描述他的语言是从一封信上偷来的，那封信登在言辞恶毒的女权运动报上，是以前菲丽丝留在我办公桌上的。他不懂她的微妙。他有一个情妇，养在麦达维尔区，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很是松了口气。至于她，她忙着探望穷人，有许多这样的人要她照顾。她的丈夫对些活动没有怨言，因为这样她就没空琢磨他的心思。每天她都奔波在外，穿着她简单却漂亮的衣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仆陪同，帮她端着盛有汤和营养布丁的器皿。当然了，我可不允许她照看的这些病人和老人夹生难伺候（尽管有一个老先生，身上还有克里米亚战争中留下的伤疤，她形容这个老先生时会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别扭）。不像莫迪，他们谁也不大叫大嚷，乱发脾气；也不会在人家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里只来回重复同样的十句或十二句话，好像根本不知道同样的话你已经听他们说过上百次啦；也不会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不，他们也许身陷赤贫，不知上哪儿找下一口粗茶淡饭，（除了仁慈的女士带来的东西以外）靠茶水、人造黄油、面包和土豆过日子；他们也许没有足够的煤炭，身边有恶劣或者暴虐的丈夫，或者是得了肺结核或产褥热而奄奄一息的妻子，但他们一直是大气、有风度的好人。他们和玛格丽特·安斯特拉瑟因为能真正欣赏彼此的优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玛格

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误，不过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举国激愤。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42岁的张謇，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甲午战争前夕，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开头一段四平八稳，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套话完毕，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以拳拳爱国之心、流畅的文笔，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看完了《盛世危言》的孙中山。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化名“中山樵”中的两个字。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至于孙先生的故事，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姓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又称孙中山籍贯：广东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功秘诀：虽然偶尔被失望绊倒，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泰国、十五次到日本……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上山砍柴放牛，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佃户家庭，家境艰难，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打柴放牛为生。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孙中山就去村口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地抗清，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为穷苦人争公平……听着听着，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眉的亲哥哥，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孙眉，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他年少时就远涉重洋打工，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真的成了一名富豪。在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资助他去美国檀香山读书，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也渐渐地萌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终有一天，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另外，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他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随后又去香港求学，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终于加入了倾心已久的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光阴荏苒，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像陆皓东、郑仕良、陈少白这样的好友。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时常一起煮酒论英雄，纵论天下时事。渐渐地，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傅相书》，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总之，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我等就反了它，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兴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皓东、陈少白、郑仕良等人。眼看组织势单力孤，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仕良自然是义无反顾，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形成了兴中会最初的班底。也就是说，兴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领着一帮绿林好汉闹革命。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些绿林好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兼并了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肯定有人奇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要“驱除鞑虏”，实行大汉族主义吗？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口号绝不狭隘。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异族统治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筹集活动经费，策划武装起义，可惜成绩惨淡，一次都没有成功，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印象，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所以暂且搁下他，先讲一讲别的故事。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大势已不可逆转。人心可用，四海鼎沸，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爆发了！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知道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上书进言，来释放政治激情！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进言皇帝。但政府不会允许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要不然皇帝得忙死，估计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将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这就是都察院。都察院制度始于明代，清朝觉得还不错，也拿来接着用，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都察院养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御史，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纶、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都是以找茬为职业，不过到了清朝，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这主要是清朝的君权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打个比方吧，明朝皇帝是运动员，经常和御史互掐，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介绍完都察院，现在回过头看看1895年都察院正面对的大事。这一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现职官员已经发难了。这些人主要是京官，他们从4月14日起，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自然是无效的！条约签订后，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才知道消息（简单解释一下，公车这个词，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举人、士子）。公车们义愤填膺，开始联名上书，截至5月8日，共计上书三十一份，联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公车八十人上书。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始末。不对吧？大家熟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去哪里了？答案是没有！翻遍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可以肯定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其实，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换句话说，康有为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旗手？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话又说回来，那些现职官员、公车们的进言，朝廷采纳了吗？这批人的进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

午夜宅男在线永久免费观看网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收集了唐军撤退时留在营中约有六七万石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垫底后，安庆绪充分发扬“用人眼朝前、不用人眼朝后”、“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精神，关起邺郡城门防备史思明前来。可安庆绪手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原因是安庆绪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和史思明对抗的。当时很多人都劝说安庆绪不要背信弃义、以卵击石，有的甚至主张应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进城。安庆绪见到众意难违，便让部将张通儒和高尚出城前往史思明的大营登门拜谢。史思明的态度十分殷勤，他让张通儒和高尚回去转告安庆绪，说自己这次援救邺郡，绝不是为了什么私利，希望安庆绪不要有什么顾虑，今后愿意和安庆绪一同对付唐军，绝不背弃。张通儒和高尚临走的时候，史思明表达了想约安庆绪屈尊前来营中叙旧的想法。张通儒和高尚的智商显然达不到史思明的水准，但安庆绪则不然，当他知道史思明约自己前去叙旧的时候，他不禁眉头紧锁，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安庆绪清楚地知道，阴险狡诈的史思明约自己前去，绝不是为了叙旧，其险恶的用心昭然若揭，其营中虽然不是龙潭虎穴，但也是杀机四伏，凶多吉少。但安庆绪同样明白史思明的实力过于强大，如果生硬地回绝，恐怕后患无穷，所以思前想后，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拖。就这样安庆绪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将此事拖了三天，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来的总会来的。史思明度日如年般地等到了第三天，但望眼欲穿的他却不见安庆绪给个回话，安庆绪的这种不回应态度，让史思明意识到安庆绪有可能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变换策略，大打“人情牌”，让安庆绪曾经的部将安太清再次邀请安庆绪前来，史思明坚信，面对安太清的邀请，安庆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绝。安太清本来身在范阳，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猛将，史思明进驻范阳后，安太清为了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史思明，并跟随史思明南下援救邺郡，史思明这次派安太清出马，也是看中了他的特殊身份。在史思明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安太清都跟随在自己身边，而且安庆绪已经是江河日下，安太清应该明白跟着谁会有前途。所以这次安太清出马，他是一百个放心，他坚信在安太清这个棋子的“引诱”下，不愁安庆绪不走出邺郡。然而让史思明想不到的是，安太清虽然十分清楚两家的实力谁更强，但他更是个有良心的人，见到安庆绪后，他并没有采取史思明的方法引诱安庆绪出城，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安庆绪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局势。最后安太清的结论是：安庆绪如果想安度余生，现在必须要向史思明俯首称臣！可以说安太清的话让安庆绪彻底绝望，遥想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时，是何等的威武壮观，此后又连败唐军，进占两京。可是自己那不可遏制的野心，使他做出了违背人伦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杀害，进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今天自己的处境如此尴尬和危险，这不禁让安庆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事已至此，安庆绪决定听从安太清的建议，亲自给史思明写了一封上表，表示自己愿意称臣，并愿意等待史思明休整好人马进入邺郡，献上皇帝印玺。安庆绪本以为自己的屈服会换来史思明的同情，但恰恰相反，在史思明看来，安庆绪奉玺让位已经是无可争议，他现在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安庆绪肩膀上的那颗人头。所以在看完安庆绪的上表后，史思明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又是何必呢？”安庆绪的屈服并没有让史思明领情，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史思明可谓是绞尽脑汁。虽然他并不领情，但他也没有生硬地回绝安庆绪，因为狡诈的史思明看到了这反而是个更好的机会。思虑再三后，史思明为安庆绪回了封亲笔信，信中除了安慰安庆绪之外，在信的最后写了下面这句话：“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准确地说，这是史思明的一个阴谋，要想让安庆绪从邺郡城中心甘情愿地走出来，就必须要让他消除一切防备。史思明坚信安庆绪看完这封回信后，一定会上当受骗。安庆绪！我相信你看完信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当史思明的回信摆在安庆绪面前的时候，他未免心中忐忑，因为他不知道信中会是什么内容。在他看来，以史思明的秉性和为人，这恐怕会是一封宣战书。所以，他打开信封的手是颤抖无力的。可是当他读完信后忧怀顿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看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史思明的“偏见”，当即决定要与史思明歃血为盟，永结盟好，并派人回复史思明三天之后自己出城前往对方大营叙旧。三月二十五日，安庆绪带领三百名亲兵如约出城，赶往赶往史思明的营地，慎重的史思明为了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帐幕内安排了诸多刀斧手以防不测，然后率领护卫亲自迎接安庆绪的到来。双方最初见面时，也的确是一团和气，但在进入史思明营帐之前，史思明将跟随安庆绪前来的三百名亲兵，用一种很合乎礼节的方式将这些人请到了其他营帐之中，和安庆绪一同进入的只有几名随从侍卫。“臣没有顶住压力，弃失两京，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念在和太上皇（安禄山）的情分上，虽然远在范阳，也丝毫没有犹豫地赶来救援，让小臣转危为安，臣万死无以报答大王。”刚刚进入营帐之内，安庆绪一下子跪倒在地，诚恳地对史思明说了上述这段话。他本以为史思明听了这番话会感动不已，没想到他刚一说完，史思明翻脸比翻书还快地大声呵斥道：“哼！弃失两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身为人子，却杀死自己的父亲夺取其位，是为天地所不容，我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蛊惑？”“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刚才一脸和气的史思明，此刻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更没让他想到的事情还在后边。“来人！将安庆绪这个天理不容的人拉出去斩首！”“大王，你不能……”安庆绪一边说着，一边要站起来和史思明理论。他身边的几名亲兵见状刚要把出剑来抵抗，就被早在帐幕中埋伏的刀斧手冲出来砍翻在地，然后这些人用刀剑架在安庆绪的脖子上，阻止其靠近史思明。“原来，原来，你早有准备！”安庆绪用手指着史思明，声音颤抖地说道。“皇位早已经是我的了，还用得着你来让，我要的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史思明很是得意地说道。最终，违背天良弑杀生身之父的安庆绪，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虽然惩罚他的是另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安庆绪的结局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后，立即进占邺郡，收编了他的全部人马，进而派安太清攻占了唐军兵力防守薄弱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并以安太清镇守怀州。打下怀州后史思明本想立刻向西寻找唐军主力进行决战，但考虑到河北地区局势尚不稳固，所以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兵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这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彻底终结，大唐王朝接下来要面对将是最新崛起的史氏家族。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楼上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同，史思明此刻也是雄心勃勃，但历史有时真的惊人相似，史思明未来的结局和安禄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现在他还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事情，此刻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将李唐皇室彻底掀翻，自己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不二君主！河阳之战邺郡之战唐军惨败而归，以郭子仪为首的几大节度使率部退守河阳后，相继向朝廷上表请罪。最初李亨接到奏表后，鉴于平叛战事紧迫，并未打算追究节度使众的责任，相反仍以郭子仪为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宦官鱼朝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邺郡之战中，郭子仪因为鄙视鱼朝恩的为人，对其并不是那么尊重，这引起了鱼朝恩的怨恨，所以这一次鱼朝恩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郭子仪。鱼朝恩向李亨进言，他认为既然打了败仗，虽然可以不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但必须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郭子仪在邺郡之战中率先带领人马撤退，最终导致唐军其他诸部跟着一起撤退，所以应该追究郭子仪的责任。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鱼朝恩的话让李亨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他把身在河阳的郭子仪召回了京师，解除了其兵权。郭子仪就这样暂时退出了征战沙场的生涯，在长安开始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在他走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李亨放眼望去，目前唯有李光弼可以接替郭子仪的职位，其资历、威望、战功和郭子仪不相上下，李亨觉得在李光弼的带领下，唐军一样能够顺利平叛。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守东都洛阳。另以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接任李光弼先前所任的职位。就在李亨这项人事调整的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再次南下，大举进犯河南！史思明对于郭子仪倒是没有多少怨恨，原因是自从成为战场对手之后，史思明还没在郭子仪身上吃过多少亏。但当他知道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成为平叛主要领导后，他不禁有些愤怒。要知道先前的太原之战中就是李光弼阻止了史思明西进朔方的脚步，现在这个老对手再次面对自己，这不禁让史思明产生一种誓报前仇的心理。李光弼！我等待你已经很久了，现在你终于可以代表唐廷，成为我的主要对手，所以这一次我会让你败得很惨！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清驻守范阳，率领大军打出“渡过黄河决战唐军、活捉李光弼”的旗号，分四路南下，一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一路由史思明亲率大军从濮阳（今河南濮阳）渡黄河，另外两路分别由史朝义自白圭（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部将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率军渡河，然后共同会师汴州。史思明大军南下之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岸边巡视唐军各营人马，得知史思明进兵前来的消息，他立即前往汴州，叮嘱滑州节度使许叔冀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汴州。李光弼给许叔冀的底线是：只要能够坚守十五天，自己就能从洛阳集结大军回来增援汴州。许叔冀拍着胸脯表示坚守十五天没问题，但李光弼刚刚回到洛阳，就听说汴州陷落了，许叔冀及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全部投降了史思明。汴州陷落的消息传遍各地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洛阳方面更是人人自危，以至于李光弼回到洛阳后，下令洛阳周围的部队迅速向洛阳方向靠拢，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出战。在李光弼看来，洛阳的门户汴州失陷后，自己又不得不和史思明这个老对手打一场持久战。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李光弼征求众将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洛阳军需物资匮乏，应该向西撤退，会合陕州的人马退保潼关，依靠潼关的这道天然屏障，去挫伤敌人的锐气。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光弼的坚决反对。李光弼的理由是：从洛阳撤往潼关，中间要放弃将近五百里的土地，叛军如果真的得了这些土地，无形中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没和叛军正式交战就无故撤退，皇帝陛下一定是会治罪的，李光弼可不想重走郭子仪的老路。事实上，在李光弼的心中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移军河阳，和叛军纠缠到底。从地理位置来看，河阳在洛阳的北边，北连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如果战事有利可以向东挺进河北，如果不利可以据守，而且还和洛阳形成犄角之势，互为表里，移军河阳更不会背上放弃土地向后撤退的骂名。乾元二年（759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光弼率兵主动撤出洛阳移军河阳，三天后史思明进占洛阳，当他发现洛阳除了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有时，他不禁慨然长叹为什么自己总是慢李光弼一步。由于立足未稳，更担心李光弼会随时偷袭，所以史思明没敢贸然进入洛阳的行宫之中，而是退守白马寺一带，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形成对峙状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天左右，对于李光弼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但史思明可不愿意如此，因为此番从范阳亲征而来，史思明的目标一是攻陷长安，二是生擒李光弼，所以他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在对峙了将近十天后，史思明决定率先出手，进攻河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史思明并没有达到目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城的唐军击退，所以接下来史思明一定要寻求变通，他决定变强攻为间接攻击。十月九日，史思明率兵攻打清河，意图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得到消息后，留下副将仆固怀恩镇守河阳，自己带领精兵进驻清河南部的野水渡准备抵抗叛军。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又急速回兵河阳，仅留下部将雍希颢和一千名士兵守卫营寨，临行之前李光弼叮嘱雍希颢说史思明手下有三员猛将，分别是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以史思明的精明，今晚肯定会趁我立足未稳前来偷袭，何况他的目的是要生擒我，现在我暂且继续回到河阳，如果他们来了，你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你就带着他们来见我。李光弼说完后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所有人全都不理解他这番语无伦次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到了夜里一切全都应了李光弼先前的预言。当史思明知道李光弼在野水渡扎营后，甚为欣喜，因为他了解李光弼这个老对手擅长打城池防御战，并不擅长野外作战，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生擒李光弼的绝佳机会。所以他下令让部将李日越带领五百精兵当夜去偷袭，而且史思明下了死命令，如果生擒不了李光弼，李日越就不要回来见自己。事实证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按照史思明的设想进行的，他只有一点没有想到，李日越确实没有回来见自己，而是投降了唐军。扑了个空的李日越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去交差时，只得投降了唐军。直到这一刻雍希颢等人才明白李光弼的用意所在，全都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李光弼不费吹之力招降了史思明手下的一员猛将，这让史思明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一番而勃然大怒，于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下河阳，不生擒李光弼誓不为人。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主力围攻河阳，对于唐军而言河阳之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李光弼明白史思明这次是孤注一掷，而河阳城最薄弱的地方是在中城，所以他必须亲自守卫中城。于是他将守卫南城的重任交给了郑陈节度使李抱玉，临走之时李光弼鉴于叛军过于强大，而李抱玉兵力不足的现状，他主动为李抱玉减压，他的底线是只要李抱玉能够坚守两天就是胜利，过了两天如果没有援兵前来，李抱玉可以自动放弃南城，而且绝不追究其责任。对于李光弼的理解，李抱玉点点头，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他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坚守住南城，最大限度地牵制叛军，为防守中城的李光弼减轻压力。接过任务后，李抱玉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加固城防，就在他刚刚完成所有工作后，就看到叛军犹如潮水般地进至到南城之下，并开始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叛军来势凶猛，李抱玉并没有胆怯，他积极指挥士兵们进行英勇的抵抗，弓箭射完了，就用石块砸向即将攻上城的叛军士兵，甚至连油锅全都准备好，决心打退叛军的进攻，由于李抱玉的坚决抵抗以及南城城墙高大的原因，叛军两天之内都没能拿下南城，但是到了第三天，李抱玉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因为守城的士兵除了手中的大刀长矛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叛军的武器。“绝不能就此放弃南城”，这是李抱玉当时唯一的想法。为了尽量牵制住叛军，李抱玉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用缓兵之计拖住攻打南城的叛军，派人给城下的叛军送信说自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圆明园”的滑稽笔误。所幸我国毕竟是有历史学者，力挽狂澜，以正视听，捍卫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有欠精准的……是谁放火烧毁了圆明园？一百多年以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个说法，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如果深入到史料当中并从细节入手，则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有过于笼统的嫌疑。我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首先，我要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的时候，联军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事实上咸丰皇帝那时正在热河承德避难）。这是英法联军杀向圆明园的最初动机——想活捉大清国的皇帝。在向圆明园进军的过程中，侵华法军率先抵达了圆明园并开始抢劫园内的财物，而侵华英军的部队则在此期间迷了路并因而晚到了一天。在晚清长期当官的美国人马士认为，是侵华法军带头劫掠了圆明园，而此后，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而侵华法军实际上并未参与放火。马士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最后，（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希望破坏圆明园宫殿的建筑，把它视为有些俘虏曾被虐待的地方，并作为计划损伤（大清国）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办法……而（法军方面的）葛历劳士男爵则以为：这不过是对没有抵抗的乡村地点和别墅的一种破坏而已，他宁愿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权威的所在……（法军）孟德邦将军亲眼看到圆明园被他自己的军队所劫掠过，认为破坏圆明园是一种破坏文化的暴行，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他拒绝协同去执行这种破坏，（英军）格兰特将军则反对去破坏皇宫，认为那是一种背信行为……因而，他（格兰特）着手去执行（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命令来破坏这个避暑行宫（指圆明园）。这个命令发布了，在10月18日……二百多所建筑物，被（英军）格兰特将军指挥的军队，付之一炬……法国人劫掠了这个宫殿，而英国人又毁坏了它……”马士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的几点意思：1.法军洗劫了圆明园的财物，而英军则提议烧毁圆明园。2.法军不同意烧圆明园，法军说：要烧就烧紫禁城。3.英军坚持要烧毁圆明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4.英军一意孤行，下令自己的部队，独自烧毁了圆明园。我们再来听听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Finally，on18thOctober，theBritishcommander，JamesBruce，theeighthearlofElgin–thesonoftheseventhearl，thenotoriouscollectorofGreekmarbles–orderedtheYuanmingyuantobeburnttotheground.Duringthesubsequenttwodays，groupsofsoldiersweredispatchedaroundthegroundstosetfiretothevariouspalacesandtheotherbuildings……”林瑞谷（ErikRingmar）的这段叙述，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终于，在（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勋号略去）下令烧毁圆明园，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被分派到园中的各处，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宫殿、塔、亭以及其他的建筑物……”这位瑞士学者ErikRingmar的说法，出自他所著《LiberalBarbarismandtheOrientalSublime：TheEuropeanDestructionoftheEmperor'sSummerPalace》，可译作《自由派的野蛮和东方人的庄重：欧洲人捣毁圆明园始末》。可见，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也是很清楚的：是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此外，我们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是侵华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附录里面，有一篇名叫《评清史稿：邦交志》的章节，该章节当中，有如下的文字：“……《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后巴夏礼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日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蒋廷黻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捕、咸丰皇帝暂避热河承德、英国人火烧圆明园，这些事情在《清史稿》里面，竟然只占西藏交涉案的四分之一篇幅……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奋力协助法国翻译官和（怡亲王）载垣辩论的时候，出言不逊。载垣于是表面上答应巴夏礼，暗地里却盘算谋害他们。第二天早晨，英、法两国翻译在归营报告的途中，被（清军）僧格林沁的马队抓走，英国谈判代表被抓了二十六人，法国谈判代表则被抓了十三人。这些人被僧格林沁拘禁了二十天，并遭到了虐待。其中，英国谈判代表只有一半的人生还，而法国谈判代表则只有五人生还。后来，英国人放火烧毁圆明园，就是对这件事的报复。写《清史稿?邦交志》的人，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呢？……”可见，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是英国人（或说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根本没有法国人（或说法军）的事。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大诗人雨果（Victor-MarieHugo）在他《给巴特勒上尉的复信》中的说法：“……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雨果的这封信，转引自贝尔纳·布里泽《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3页。）显然雨果的说法，也是这样的：法军洗劫、英军放火。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是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而法军只是洗劫财物，并没有参与放火。无独有偶，“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亲历者——法军方面的人员阿尔芒·吕西也认为是侵华英军放火烧的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放火。我们来读一读阿尔芒?吕西证言：“……世界第八奇迹（指圆明园），我们（指法军）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法军方面这个人员“阿尔芒·吕西”的证言，转引自BernardBrizay《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85～286页。）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法军的随军翻译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中的说法——埃利松也认为是侵华英军不顾法军的反对，独自放火烧毁了圆明园的。“……（英、法两军）各派出三个人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根据物品（赃物）本身的价值或艺术价值……以便可以平均分配……海淀的中国（大清国）百姓已经越过围墙进入公园（圆明园）……贪婪突然萌发了他们（海淀村民）身上那颗爱国主义（指怀念明朝）的种子，他们奔走相告说报仇的时刻已经来临，说这是老天爷要让清朝灭亡……周边的农民、海淀的无产者们，偷偷和帮助侵略军的中国（大清国）苦力勾结，进入园林中的宫殿……时不时有人高喊‘救火啊’。他们慌张赶过去，任凭东西散落一地，他们用丝绸……床单……来扑灭已经烧到珍木壁板的火焰……英国人不顾他们盟军（指法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里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了，寺庙、珍宝馆、藏书阁被烧了……都化为了黑色的灰烬……（法军蒙托邦司令）说：‘这些人（指英军）简直是太狂妄了，简直是虚伪透顶……’”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也查阅并引用了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证言如下：“……附近海淀村的（大清国）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大清国）苦力，已经架上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大批地冲进了圆明园，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大清国）苦力，还有中国（大清国）的盗贼，都鼓足劲儿大捞意外之财……”可见，侵华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说法，要点如下：1.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军一起对圆明园开展了洗劫。2.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在圆明园内放火，法军则开展救火。3.法军反对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军一意孤行独自放了火。4.法军司令蒙托邦对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一事，十分不满。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英军）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又很快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此处证言，请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67～368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这个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是：真正大规模的火烧圆明园行动，是英军干的，而法军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对放火烧园的英军主要部队，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证，也收录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册资料中。他是这样说的：“……10月18日……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英军）格兰特将军下令捣毁圆明园，以报复英国俘虏所受的虐待。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契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六十来复枪团和第十五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三千五百人，向圆明园进发……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向圆明园各处放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几天前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现在又回来纵火……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法国人拒绝和他们（英国人）一道焚烧圆明园……”可见，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洋兵，其番号、人数、将帅名字……是十分清晰的——都是侵华英军的人。那么，法军到底是不是一丁点儿火也没放过呢？恐怕也不是。我们来听听英军方面的人员、亲历者斯温霍的证言：“……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成后，他们焚烧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斯温霍的此处证言，请参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1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斯温霍的证言指证了法军在此前的劫掠当中，放火烧毁了咸丰皇帝的寝宫，但是，这只是一起小规模的放火行为。法军在几天之前小规模的放火行为，在英军方面，还有一个证人，他是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吴士礼中校在同一册资料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盟军（指法军）抢完了，也烧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指法军）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今天的资料，就列举至此，事实上，相关资料还有很多。综合上述的各种史料以及各家的说法，请容我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以下的总结：1.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遂向圆明园进军。2.1860年10月6日，法军率先抵达并占领了位于北京郊外的圆明园。3.此时，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翻墙进入圆明园开始抢劫，法军几乎同时也发起了抢劫。期间，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国人，都对圆明园实施了小规模的放火行为。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放火得到了控制，对圆明园全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大毁坏。4.1860年10月7日，英军抵达圆明园，加入了抢劫财物的行列。5.1860年10月8日，英军和谈代表巴夏礼等人获释。英军随后获悉，有部分英国谈判代表于此前被清军杀死。6.英军遂决定报复，提议烧毁圆明园全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放火。7.1860年10月18日，英军一意孤行，私自决定烧毁圆明园全园，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火行动。8.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全园被侵华英军烧毁。也就是说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最终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更能接近当时的历史事实。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人们常说：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称帝的支持，与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可是，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十分符合历史的事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直以来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属实的。而说袁世凯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那就更是对历史的扭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中国山东青岛，打跑了青岛德国租界的德军。之后，日本向袁世凯开出了撤兵的条件，一共有二十一个条件，史称“二十一条”。（这个“二十一条”的全文，见文后附录。）袁世凯接到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派了北洋政府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游说山县有朋等日本政坛元老。在有贺长雄的游说之下，部分政坛元老，例如松方正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质问并施加了压力。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密令北洋政府外交人员顾维钧，秘密地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政治要求的事情告知了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进行了刁难。在内外政治压力之下，日本自行删除了其中的七款要求，余下的要求，只有十四条。读到这里要注意了：上述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洽谈期间，袁世凯至此，仍然尚未签约。后来在实际签约的时候，是分拆开两个条约来签的，它们分别叫作《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之条约》，由于是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签署的，取年号为名，把两个条约统称为《民四条约》。由上述两个条约合并统称的《民四条约》，全文合计实际签署的，只有十三条，而且刨去诸如“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的两条格式条款以及“现行条约一概照旧实行”这条可签可不签的条款之外，实际上只有十条。总而言之，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

取代政府的人还相信使用一些工具或者手段可以控制白色眼疾，而这些工具或手段当年在对付黄热病或其他瘟疫上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是，这一切都结束了，这里连一场火灾也不需要。至于博物馆，真让人心痛，让人心如刀绞，所有那些人，人，我确实是这个意思，所有那些画像，所有那些雕塑，前面没有一个欣赏者。城里的盲人们在等待什么，不知道，也许那些还相信能治好的人等待着治疗，但现在他们也已失去了希望，尽人皆知，失明症没有放过任何人，没有留下一个有正常视力的人能用显微镜观察，化验室早已废弃，那里的细菌要想活下去就必须互相吞噬。开始的时候，还有许多盲人由家里有视力并且头脑清醒的人陪着去医院，但他们在医院遇到的是失明的医生在为看不见的患者诊脉，用听诊器听听前面，听听后面，他也只能做这些，因为还听得见。后来，迫于饥饿，病人，那些还走得动的病人，开始逃离医院，来到街上，孤零零地死去，他们的家人，如果还有家人的话，也可能在那里经过，然后，有幸得到掩埋者不仅需要死在人们经过的地方，还要有人绊在他的尸体上，并且尸体还要开始发臭。难怪有那么多狗，其中有一些已经像鬣狗一样，身上的花纹像一块块霉斑，跑起来缩着臀部，仿佛害怕那些死者和被吞噬的人忽然还阳，向它们竟然啃咬毫无防卫能力的人这种无耻行径讨还血债。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戴黑眼罩的老人问；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外边和里边没有区别，这里和那里都一样，少数人和多数人也都一样，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都没有区别；人们呢，人们怎么样，戴墨镜的姑娘问；像幽灵一样，成为幽灵大概就是这样，确信生命存在，因为四个感觉器官这样告诉他们，但他们看不见它；外面有很多汽车吗，第一个失明者问，他不会忘记他的汽车被盗；成了汽车坟墓。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没有提问题，既然所有的回答都与提问者的愿望相反，何必再问呢。对于斜眼小男孩来说，穿上这双曾经日思夜想的鞋子已经心满意足，眼睛看不见鞋也没有使他感到悲哀。因此，可能他不像一个幽灵。舔泪水的狗不该被称为鬣狗，它跟在医生的妻子后面，不寻找死肉的气味，而是陪伴着那双眼睛，它知道那双眼睛还活着。离戴墨镜的姑娘家不远，但这几个饿了一星期的人现在刚刚恢复了体力，因此走得很慢，休息的时候别无他法，只能坐在地上，当初费尽心思挑选颜色和花纹实无必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所有人的衣服都肮脏不堪了。戴墨镜的姑娘所住的街道不仅很短，而且很窄，这解释了为什么街上没有汽车，汽车要过也过得去，单向行驶，不过因为没有空间，所以禁止停车。连人也没有，这用不着奇怪，在这样的街上，平常看不到人的时候也不鲜见。你那栋楼是多少号，医生的妻子问；七号，我住在二楼左边的单元。有一扇窗户开着，从前几乎可以据此肯定家中有人，现在一切都不可信了。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先不要都去，只我们两个人上楼吧，你们在这里等着。开向街道的楼门被强行打开过，可以清楚地看见弹子锁的外壳已经扭曲，长长的一块木片几乎完全从门上掉落。医生的妻子没有说这件事。她让姑娘走在前面，姑娘认识路，楼梯里暗与不暗对她来说没有关系。由于着急和紧张，戴墨镜的姑娘绊倒了两次，但她觉得最好还是自我解嘲，你想想，从前我能闭着眼睛上下这楼梯，这样一些陈腔滥调无视意义的无数细微区别，比如这一句吧，就忽略了闭着眼睛和失明的不同。来到第二层的楼道，她们寻找的房门关闭着。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顺着门框往上滑，找到了电铃按钮。没有电，医生的妻子提醒说，这三个字只不过是重复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在姑娘听来却像宣布了一条不幸的消息。她开始敲门，一次，两次，三次，第三次用拳头猛力地敲，一边敲一边叫，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没有人来开门，亲爱的三个字感动不了现实，没有人出来说，我亲爱的女儿，你终于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进来，进来吧，这位太太是你的朋友吧，请进，进来吧，屋里有点乱，请不要介意。门仍然关着。谁也不在家，戴墨镜的姑娘说，她靠在门上，头伏在交叉着的前臂上哭起来，仿佛整个身体都在绝望地乞求怜悯，如果我们没有充分懂得人类的精神是多么复杂，就会对她如此热爱父母感到诧异，对她表现出来的痛苦感到诧异，一个习惯于放荡不羁的姑娘，尽管不久前有人说过两者之间现在不存在，过去从来也不曾存在任何矛盾。医生的妻子想安慰她，但又没有多少话可说，谁都知道，现在长时间留在自己家里实际上早已不可能了。如果有邻居在，我们倒可以问问他们，医生的妻子建议；对，我们去问问，戴墨镜的姑娘说，但口气里没有任何希望。他们先敲这个楼道另一边那家的门，也没有人回答。上一层的两扇门都开着。这两家都遭到抢劫，衣柜空空如也，食品储藏柜里已经一无所有。有迹象表明不久前有人来过，当然是一伙流浪的人，差不多就像他们现在这样，从这一家走到另一家，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他们下到一楼，医生的妻子用手指关节敲敲最近的那扇门，一阵充满期待的寂静，过了一会儿，一个沙哑的声音满怀狐疑地问，谁呀；戴墨镜的姑娘赶紧走上去，是我，二层的邻居，正找我父母呢，您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出了什么事没有，她问。里边传来拖沓的脚步声，门开了，出来一个非常瘦的老太太，瘦得皮包骨头，邋里邋遢，一头又乱又长的白发。同时一阵难以分辨的酸腐霉烂的气味袭来，让人作呕，两个女人身不由己地后退了一步。老太太睁大眼睛，两只眼睛几乎全都白了，你父母亲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把你带走以后的第二天就把他们也接走了，那时候我还看得见呢；这栋楼里还有别人吗；有时候我听见上楼下楼的声音，但都是外边的人，只来睡觉；我的父母呢；我已经说过了，他们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么，您丈夫，您儿子和儿媳呢；也让他们带走了；没有把您带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藏起来了；藏在哪里；你想不到，我藏在你家里；您怎么能进得去呢；从后面，从防火梯爬上去的，把一扇窗玻璃打碎，从里面把门打开了，钥匙在锁上插着；那么，从那时候开始，您怎么能一个人在家里活下来呢，医生的妻子问；这里还有别人吗，老太太吃了一惊，转过头来；她是我的朋友，我们一伙人在一起，戴墨镜的姑娘说；不仅仅是独身一人的问题，我说的是食物，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您吃什么呢，医生的妻子追问说；因为我不是傻子，我自己照顾自己；要是您不想说就别说，我不过出于好奇才问问；我说，我说，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栋楼各家各户去收集能吃的东西，把容易坏的立即吃掉，把其他的保存起来；您现在还有吗，戴墨镜的姑娘问；没有了，已经全都吃完了，老太太回答的时候失明的眼睛里忽然露出怀疑的表情，这不过是一种在这类情况下常用的说法，但实际上毫不严谨，因为眼睛，眼睛本身，没有任何表情，即使把眼睛剜出来，也是两个没有生气的小球，眼皮眼睫毛和眼眉也同样，但它们却不得不担负起在视觉方面各种修辞的任务，眼睛确有这样的名声；那么您现在靠什么生活呢，医生的妻子问；死神在街上游荡，但后院生命没有灭绝，老太太神秘地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后院有圆白菜，有兔子，有母鸡，还有花，不过花不能吃；您通常怎么吃呢；看情况，有时候拔几棵圆白菜，有时候杀一只兔子或者一只母鸡；生着吃吗；开始的时候点个火堆，后来我习惯吃生肉了，圆白菜的根是甜的，你们放心吧，我母亲的女儿饿不死。老太太后退了两步，几乎在黑暗的屋子里消失了，只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她从里边说，要是你想到你家里去，就进来吧，我让你过去。戴墨镜的姑娘本来想说，不去了，非常感谢，去也是白去，既然我父母都不在那里，何苦呢，但她突然想看看她的房间，看看我的房间，多么愚蠢的想法，我失明了呀，不过，至少去用手摸一摸墙壁，摸一摸床垫，摸一摸我这个疯狂的脑袋躺在上面休息过的枕头，摸一摸家具，也许斗橱上的花瓶还在，如果老太婆没有因为它不能吃一气之下扔到地上的话。于是她说，如果您允许，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一下，您心眼太好了；进来吧，进来吧，不过你已经知道，在那里找不到食物，我现在的食物还不够我吃，再说，你也不会吃，大概你不会喜欢吃生肉吧；您不要担心，我们有食物；啊，你们有食物，这样的话，你就要报答报答我的好意，给我留下一点吧；放心吧，我们会留下的，医生的妻子说。他们已经穿过走廊，那里臭气熏天，难以忍受。厨房里，外边照进一点儿微弱的光线，地上扔着兔子皮，还有鸡毛鸡骨头，桌子上的一个盘子里沾着干了的血迹，里面放着几块肉，至于是什么肉已经难以分辨，仿佛被嚼过许多次；那么，兔子和鸡，它们吃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吃圆白菜，草，剩下的东西；剩下的东西，什么剩下的东西；什么都吃，甚至吃剩肉；鸡和兔子不会吃剩肉吧；兔子还不吃，但鸡高兴得发了疯似的吃，动物和人一样，最后能习惯吃一切东西。老太婆走得四平八稳，眼睛像看得见一样挪开路上的一把椅子，然后指着一扇开向防火梯的门说，从那里上去，小心，不要滑倒，扶手不太结实；门呢，戴墨镜的姑娘问；门一推就开，我有钥匙，在那里；那是我的钥匙呀，姑娘本来要这样说，但在这一时刻又想，这钥匙现在对她没有任何用处，父母或者某个什么人把其他钥匙带走了，也就是说把正门的钥匙带走了，她总不能每次想进来出去的时候都要请求这个邻居老太婆允许她从这里通过。戴墨镜的姑娘感到心头轻轻发紧，莫非因为要进自己的家门了，莫非因为知道父母不在，莫非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厨房干净，井井有条，家具上的尘土不太多，这是雨天的另一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圆白菜和野草在生长，确实，从上面望去，医生的妻子觉得后院像是微缩的原始森林，那些兔子能随便乱跑吗，她问自己，肯定不能，它们仍然在兔舍里生活，等待一只瞎子用手送去白菜叶，然后这只手又来揪住它们的耳朵，把它们提出来，就在它们四条腿乱蹬的时候，另一只手猛打下去，敲断脊椎骨与颅骨相连的地方。戴墨镜的姑娘凭记忆来到家里，像楼下的老太婆一样，既没有绊在什么东西上也没有犹豫，父母的床没有收拾，大概是清早被抓走的，她坐在床上哭起来，医生的妻子坐在她身边说，不要哭了，这时候还能说什么别的话呢，整个世界失去意义的时候眼泪还有什么意义呢。在姑娘的房间里，斗橱上的花瓶还在，水蒸发了，花也干了，姑娘两只手都伸出来，用手指摸摸枯死的花瓣，生命一旦被抛弃就变得如此脆弱。医生的妻子打开窗户，朝街上望望，其他人还在那里，坐在地上耐心地等着，只有舔泪水的狗凭着敏锐的听觉发现了动静，抬起头来。天又阴了，开始暗下来，夜晚渐渐逼近。她想，今天夜里不用到处找住的地方了，就留在这里吧。老太婆不会喜欢让我们所有的人经过她的家，她嘟嘟嚷嚷地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他们没有把钥匙带走，在门锁上插着呢。这个困难，如果也算是困难的话，现在已经克服，他们无须忍受一楼老太婆那副没好气的样子了。我下去叫他们，天很快要黑了，太好了，起码今天可以在一个家里睡觉了，在家的屋檐下，医生的妻子说；你们在我父母的床上睡吧；这以后再说；现在在我家里，我说了算；说得有理，听你的安排，医生的妻子拥抱了姑娘，随后下楼去叫伙伴们。他们一边上楼一边兴奋地说着什么，好像是来做客一样，虽然医生的妻子说过，每层楼有十级阶梯，但他们还是不时绊在台阶上。舔泪水的狗不声不响地跟在他们后头，仿佛它一生只会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站在楼道里望着下边，这是知道有人上来时的习惯，如果不是熟人就是想知道是谁来了，如果是朋友就想说句欢迎的话，而现在无须用眼睛就知道谁来了，请进，请进，不要客气。一层的老太婆听到脚步声，走到门边窥探，以为又是一伙人来睡觉，她没有想错，问了一声，谁来了；戴墨镜的姑娘从上边回答说，是我的那伙人；老人一下子糊涂了，姑娘怎么到了楼上的楼道里呢，但她立刻明白了，对自己气恼起来，当初竟然忘了找一找正门的钥匙，把它们收起来，仿佛失去了几个月来作为这栋楼唯一的居民而取得的对该楼的产权。她找不到别的办法抵偿这突如其来的失望，只好把门打开，说了一声，喂，你们必须给我食物，不要假装把这件事忘了。但是，医生的妻子和戴墨镜的姑娘都在忙着，一个正领着伙伴们进屋，另一个正迎接他们，谁也没有回答，老太婆扯着嗓子喊道，你们听见了吗，这样做可不太好。因为这时舔泪水的狗恰恰在她面前经过，跳向她，疯了似的叫起来，狗吠声在楼梯间发出雷鸣般的回响，简直是神人相助，老太婆吓得大吼一声，跌跌撞撞地缩进屋里，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这个巫婆是谁呀，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我们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才说得出这种话，如果让他像老太婆那样生活下去，我们倒想看看他的文明举止能持续多久。食物只有他们用塑料袋带来的那一些，水必须一滴一滴地节省，他们在照明方面运气很好，在厨房的柜子里找到了两支蜡烛，是放在那里供偶尔断电时急用的，但医生的妻子点上以后也只对她本人有用，其他人不需要，他们脑袋里有光亮，亮度强到把他们的眼睛都晃瞎了。伙伴们只有这点儿东西，但却成就了一次家庭式的聚会，成就了那种罕见的一个人的东西归大家所有的聚会。围着桌子坐下来之前，戴墨镜的姑娘和医生的妻子到楼下去履行诺言，更恰当的说是满足对方的要求，用食物交付经过她家的买路钱。老太婆接过食物，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说，那条可恶的狗差一点把她给吃了，你们养这么一头猛兽，大概有许多食物吧，她转弯抹角地暗示说，仿佛指望通过这番加罪于人的话让两个女使者产生我们称之为良心歉疚的东西，确实，她们两个中有人会说，在一只凶猛的动物吃得饱足的时候，让一个可怜的老太婆饿死不够人道。两个女人没有再回去取食物，如果我们想到当前困难的生活环境，她们送去的那一份已经相当多了。但就在这时候，老太婆出人意料地明白过来，原来她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凶恶，她走进屋，拿出后门的钥匙，对戴墨镜的姑娘说，这是你的钥匙，拿去吧，仿佛这还不够，关门的时候还咕咕哝哝地说，非常感谢。两个女人心花怒放，原来女巫也有感情。她这个人原来并不坏，是因为长时间独自生活才变得疯疯癫癫了，戴墨镜的姑娘说，但似乎没有考虑，脱口而出。医生的妻子没有回答，决定留待以后再谈。其他人都躺下了，几个人已经睡着，她们两个像母亲和女儿一样坐在厨房里，准备休息一下后再收拾房间，这时候医生的妻子才说，你呢，你打算怎么办；没有什么打算，留在这里，等着我父母亲回来；你独自一个人，并且失明了；失明我已经习惯了；那么孤独呢；我也必须习惯，下边的邻居老太婆也是一个人生活；你想变成她那样的人吗，吃圆白菜，吃生肉，这一带的楼房里好像没有其他人住，时间长了，你们两个会因为食物匮乏而互相仇恨，每撕一片圆白菜叶子另一个人都认为是从她嘴里抢的，你没有看见那个可怜的女人，只闻到了她屋里的气味，我告诉你，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也没有那么让人恶心；迟早所有人都要像她那样，然后我们就完了，再也没有生命了；我们暂时还活着；你听我说，你懂得比我多得多，在你面前我是个无知的人，可是我认为我们都已经死了，我们瞎是因为我们死了，如果你想让我换一种说法，可以说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瞎了，其实是一回事；

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接着酒劲发生肢体冲突。《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大要都是传递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为维新时代思想家和新派学者。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遍友好相处，除了几个能够高度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给予宽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相安无事。疯疯癫癫的章炳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发表，这就是稍后结集为《訄书》的基础。《訄书》的结构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从《訄书》改编成《检论》，这个过程前后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中间所收篇目，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如果从思想史脉络说，《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变革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一个道德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对于清廷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满的象征，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一惊一乍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怎样自负。《訄书》初版本是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虽然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可能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訄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出版不久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于原有50篇并没有删改，只是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几个被反映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并一定对，但思想的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一百年后重新翻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从善意去理解，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即便从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的立场说，也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僵持也在升级在恶化，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取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并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訄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梁启超而换成了邹容。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他的外语工具肯定没有办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訄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的层面。这是《訄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后来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訄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訄书》中去寻找。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訄书》中的许多篇中，比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訄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訄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訄书》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訄书》文字太过古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訄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

页。例如，英法之间的这场战争使英国的军费开支高得惊人。1688年以前，年财政收入约为200万唡。1689至1702年间的财政收入共计7200万唡；1702至1711年间的财政收入则达9900万唡。其中40％用于陆军，35％用于海军。为了弥补赤字，只好发放公债。在西班牙王位之战中，由于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和议会的支持，英国政府借了3500万唡。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2—123页。相比之下，康熙帝只有山西商人的支持，而他们的财力远没有这么雄厚。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10—15页。关于16、17世纪“火药帝国”的巩固和“大炮与员额有限的帝国官僚的共生”，见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32—233页；霍格森：《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知与历史》，第3—15页。?1675年夏，西宁将领王进宝在蒙古军队援助下，收复了兰州，西北地区顿时出现了紧张局势。在其他仍忠于清朝皇帝的汉族将领中，既有年轻时便归顺清朝，因而其整个经历实际都在为清朝效力的人；也有第二代顺民，即辽阳降人的下一代。赵良栋是前者中的一个例子。他23岁就作为张勇的部将归降了满清。他是陕西绥德人，遂被派往宁夏，并在那里成了家。1656年，他在镇守西南的洪承畴部下任督标中军副将。1676年，他作为一名绝对忠诚的将领被推荐给皇帝。随后，他指挥驻守宁夏的所有清军，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又帮助清廷从吴三桂手中收复了四川和云南。孙思克是第二种将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把大凌河献给满洲军队的明将孙得功之子。多尔衮进京时，他才16岁。作为正白旗成员，他参加了多尔衮的护军。17世纪50年代他在贵州和云南参加了对南明的战役；1663年，奉命负责甘肃边区的防务。1676年，他协助图赖击败了王辅臣，随后被封为男爵，并被任命为甘肃清军统帅。孙思克因不愿向陕西南部进军而招致了康熙帝的不满（康熙帝在1679年进军四川时让汉绿营兵作前锋，因为他认为在那种山区他们能比满洲骑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但1695年由于在昭莫多战役中打败了噶尔丹，他又赢得了康熙帝的宠爱。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分，第5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78、682—683页；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0页。?耿精忠多次派人劝范承谟投降，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1、283、312、371页。“在屈原的学识中，使君臣之间保持恰当关系的手段是忠君思想。从表面看来，‘忠’要求官吏接受被动的角色，但判断‘忠’包含了哪些内容是不容易的，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对在复杂的生活中如何区分忠的等级，也没有作出回答……我不认为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这些同时发挥作用的忠，都是纠缠不清的概念……它们导致了屈原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在《离骚》中，屈原用一种独特的语调唱道：‘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忠何罪而遭罚兮？’”参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46—47页。?嵇永仁是无锡人。他在狱中写了一部杂剧，名为《续离骚》。范承谟死后，他也自杀了。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八十八卷，第2页；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81—83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87页。?同上书，第263页。?一名出身蒙古、名叫嘛呢的打手，对范承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深为感动，遂要求和他同死。在耿精忠将其寸磔之前，嘛呢说：“吾宁与忠臣同死，不愿与逆贼同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45页。?戴震在其18世纪所写的叙述范承谟生平的短文中，对此作了描述。见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65—68页。?李渔：《祭福建靖难总督范觐公先生文》。见他所著《笠翁一家言全集》第一卷，第68页。?康熙帝对范承谟之弟范承勋也十分钟爱，曾对他说：“汝乃盛京‘旧人’”。李元度：《国先正事略》第一卷，第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7页。福建百姓还在道山建祠纪念范承谟。关于康熙帝后来赞誉范承谟的例子，见《范忠贞公全集》，第13页。康熙帝没有忽视他亲自召见范承谟同后者能为清朝事业尽忠之间的明显联系。1683年，他建立了一种制度，规定各省高级官员照例均应被邀至京城陛见，从而又将这种特殊的维系君臣关系的纽带用于各省长官。当时，康熙帝对他的大学士说道：前方将军与总兵，常因久握兵权而变得傲慢、骄横，易于反叛；倘若经常召见面君，便可使其心存敬畏。吴秀良：《中国的交通和帝国的控制》，第21—22页。康熙帝很好地吸取了教训。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再没有发生过由清朝官员发动的地方军事叛乱。?尚之信遭到逮捕和监禁。由于其父的名望，他与他的三个兄弟获准自杀以免受辱。清廷打开了尚可喜墓冢，极其满意地发现其尸首剃了发并穿着满族的长袍。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33—234页。?孙延龄之妻孔四真率其残众南逃，占据了被吴三桂抛弃的南宁。后来清廷攻破了此城，并将她带回了北京。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2页。?《桂林霜》第十七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页。?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16页。?《合葬墓志铭》，见《马氏家谱》未刊本。《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1—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0页。?最先得知马雄镇死讯的是清广西署理巡抚傅宏烈。傅宏烈是江西进贤人。早在吴三桂叛乱之前，他就警告过清政府吴三桂有谋反之心，这种先见之明使他一度遭到放逐。吴三桂果真起兵后，傅宏烈又训练了乡兵，为清廷效力。在收复了两广许多地区后，他被任命为巡抚，并将马雄镇的死讯传至北京。后来，傅宏烈为吴三桂的盟军所俘，并被送至贵阳。在那儿，他也不屈而死。胡虔：《广西通志》第二五三卷，第72页。?《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2—3页。?“诰命”，见《马氏家谱》未刊本。?《桂林霜》第二十四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8页。?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0页：又见雍正帝在《御祭文》中对马氏家族的评论，《马氏家谱》未刊本。?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已达顶点。可与之比较的是，当时莫卧儿皇帝奥兰赞布（Aurangzeb）的德尔干战争（1658—1689）标志着大印度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在德尔干，奥兰赞布的兼并，不是军事征服的过程，而是缓慢、笨拙的机械进程。它靠吸收被收买来的敌军逃兵充实自己的力量。”其结果是，莫卧儿贵族的生气大受损失；包税权的转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基础；阿朗扎布的注意力不断地从印度北部转向南部。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102—106、173页。?至1661年，一些江南集镇与城市的人口已回升到16世纪的水平。在1644—1645年间所有织机都被毁坏的苏州、杭州，纺织业至少在1659年已开始复苏，而到1686年便达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景德镇的制瓷业在1688年也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至17世纪80年代末，北京居民的生活已同1620年以前一样好。在1683—1712年间，耕地面积增长了23％，相当于1626年耕地总数的93％。在1650—1770年间，耕地总数从6亿亩增至9.5亿亩。在1661—1685年间，赋税收入增加了13.3％，盐税收入增加了43.7％。事实上，至1685年，收入朝廷府库的田税、盐税和各项杂税的总额为2900万两。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27—28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与农村社会》第三章，第7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6、8—9、12—15页；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85页；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2页；王业键：《1750—1910年清代的地税》，第7页；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8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4页；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关系简论》，第23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6—17、216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1页；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42—244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83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第58页。?科威希尔：《1494—1789年欧洲的军事与社会》，第125页；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34—35、102—104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3—116、268、278页。在1550—1560年间，欧洲军队抛弃了西班牙的特西俄（tercio）队形（与郑成功的方阵有些相似），即一种一半人用火枪一半人用长矛的步兵方阵。在古斯塔武斯·阿道夫（GustavusAdolphus）发明了一种快速发射子弹，并减轻了滑膛枪的重量后，作战阵形变成了长方形的步兵方阵，两翼配以骑兵，火炮由长矛手和快枪手保护。大约在1700年左右，火绳枪为每分钟发射一次、射程为80步的燧发枪所取代。与此相关的是，1680年，窝班（Vauban）发明了插在枪管上的刺刀，这样步兵，包括长矛手和快枪手，便可在一条线上展开，并能够穿过炮火的硝烟，一面射击，一面冲向敌军进行肉搏。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5—108页。当然，正是马克斯·韦伯首先证明，中国的统一王朝被抽去了“合理竞争”，它没有经历过“若干对立的自治城邦永远在备战的武装和平时期。因此，以战争贷款和以战争为目的的各种委员会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现象便没能出现。”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第103页；又见毛尔德：《日本、中国和近代世界经济》，第45、81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59页；王业键：《清代田赋的财政重要性》，第832—840页；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19世纪中国的研究》，第487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8—583页。?齐林：《火耗归公》。?李约瑟与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8页。?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附录

A．出仕两朝的大臣

占有北方的迫切要求，在清军来到之前乡绅豪右多年与起义军作战的艰难，以及肖朝的依靠降臣的策略，都意味着早期清政府中的汉人将是北方人占支配的地位。确实，列入《贰臣传》的较著名的文武官僚中，有100名（占80％）出自长江以北。表A-1出身省籍统计：①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②这里包括两个土匪出身者。出自北部中国的文宫集团最为庞大，占总人数近1/3；其次是东北的军官，他们约占20％，如下面按大区所作的统计所表明的一样。表A-2大区出身统计：

地区	文官	武官	共计
满洲里		26	26
中国北部	41	15	56
中国西北部	3	15	18
长江上游	3		3
长江中游	5	2	7
长江下游	11	1	12
东南沿海	1		1
岭南		1	1
云贵	1		1
总计	65	60	125

尽管“贰臣”中文臣稍多于武职，最终从清廷统治中获地位最为显赫的却是武职，这从他们之中最后成为各部尚书或侍郎的人数就可得到证明。在60名武职降臣中，有23名成为尚书，23名成为各部侍郎。在65名文职降臣中（包括56名进士），只有3名成为尚书。拥有各部尚书或侍郎之称，并不意味这些人实际上在那个部里供职过。如下表几个著名的汉旗人（他们并非都列入了《贰臣传》）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通常一个人在中央政府拥有了某部门的官职，与他在该部门的职责没有多大关系。表A-3部分汉旗人的事迹和官职：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三七卷，第10页。③同上。①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二六五卷，第8页。②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七九卷，第122页。③同上书，第二四九卷，第11—12页。④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8页。⑤同上书。第二四三卷.第7—10页。⑥同上书，第二三七卷，第11页。⑦《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6—47页。⑧《国朝耆献类征》第二七二卷，第4页。⑨《清史列传》第七十八卷，第43—44页。⑩《清虫稿》第二四○卷，第17、20—21页。侍郎之职（通常是刑部）照例是由在外作战的将领担任。尚书之职，常常给予主要满洲首领，而1644年与多尔衮入关的汉“旧人”中被任为此官的却屈指可数（孟乔芳，1645年为兵部尚书，是一个例外。正如康熙所言，这是北方平定初年清廷最重要的担任了指挥官的汉人）。另一方面，后来投降的汉人，如下表所示，积官至尚书之职的人数颇为可观。表A-4

降附时间

任尚书职人数

1644年前

婆沉着脸继续道，“但他儿子禹却成功了，为什么？因为禹用了疏导的法子！”脸上不由一阵发烧，心头对耿婆不由产生一种敬畏感，正如在学校时对师长的那种感觉。“这么下去别说查清真相，连这俩丫头的命都得赔上！”耿婆挥手示意道，“你俩撤了柱子和垂柳，放那只绿衣水魕走。”“放了它？！”林岳吃惊道，“那不是害人吗？”“害人？人害它还差不多！知道绿衣水魕的怨气怎么来的吗？！”耿婆白了林岳一眼。从风水格局的形成来看，所谓的水煞凶局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这往往是世人人为破坏引起的格局变化。原来绿衣水魕本是生存在地下水脉中的虚灵，悠闲自在与世无争，但由于人为造成的这些水煞凶局将它困在了那里。自由自在的它被禁锢之后便产生了可怕的怨恨，加上水煞凶局原本产生的煞气，绿衣水魕就成为了记载上的阴狠虚灵。金属细柱和五缕垂柳去除时，一片轻盈的绿影飘然遁入地下，我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声音，那是人们常常在欢快愉悦时才会发出的声音。也许世间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凶恶的东西……狴犴的身影露出了地面，口中衔着一块黄色的物体。那是一块残破的夯土块，上面的纹刻的印记有些类似浩土印，但却不尽相同。“这一路倒是不寂寞。”耿婆冷笑了一声，“正好给你们练练兵。”……河南省巩义市，宋陵。这座宏伟的皇家陵墓位于嵩山北麓与洛河间的丘陵和平地上，总面积约为三十平方公里。从风水堪舆的角度来看，宋陵地处郑州、洛阳之间，陇海铁路穿境而过，开洛高速贯穿东西，南有嵩山，北有黄河，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确不愧为“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风水宝地。北宋有九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所虏囚死漠北外，另外七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弘殷（赵匡胤之父）均葬于此，世称“七帝八陵”。赵普便葬在了这片北宋皇室专用的葬地上，不仅是他，这里还埋葬着曹彬、蔡齐、寇准、包拯、狄青、杨六郎等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功臣名勋。有趣的是这位三任三免的北宋宰相生平最讨厌的便是读书，唯一读了次《论语》，却没耐性看完，因此史书上曾有“智谋多，读书少，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一九五六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保护古迹名单的通知》，其中包括巩县宋陵。一九六三年，省人民政府又公布宋陵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六八年，在各陵园附近的村子建立文物保护小组。一九七九年以后，国家多次拨款，对各陵墓的石刻进行扶正、粘结和维修，并树立文物保护标志，划定保护范围，一些重点范围内的土地由国家征购，设立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干部。因此，宋陵目前在国内是保护得相当完好的皇家陵墓之一。在如此重视保护的环境下，我们自然不能像盗墓贼那样明火执仗地去挖赵老先生的坟头。而且，这位讨厌读书的奇门遁甲大家除了编撰国史之外，压根就没留下什么传世著作。从刘基的例子来看，陈子浩他们前往宋陵的目的应该和这位赵老先生有关，同为筑壤旁系的他，也许遗留了什么秘密。刘基、赵普，两人均是擅长奇门遁甲，且辅佐着一代开国帝王。而赵普更是经历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这对亲兄弟的两代王朝，建国混乱的北宋王朝给我们的线索查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太祖暴毙、行贿受贿……”林岳一头扎进面前的书堆，“这个老赵啥事儿都插一腿，也不嫌累！”“噓，轻点！”我低声恨道，“你小子嫌不够扎眼是不是？！”“靠，接下来的东西你查！”林岳敲着涨大的脑袋道，“我出门散散心去。”“对不起，两位是在查找北宋宰相赵普的生平资料吗？”文弱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呃～～是啊，我老婆考研，搞了这么个论文课题。”林岳机灵地信口胡诌起来。眼前是一位气质斯文的瘦小男子，圈纹层叠的镜片似乎显示着主人的博览群书。“呵呵，图书馆里不便说话，请两位移步。”那男子客气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脚下轻盈地走向图书馆外。也许是因为他斯文儒雅的气质，我俩不由跟了上去。……图书馆边，一间茶室内。“先自我介绍一下。”那男子礼貌地伸出手道，“我叫钱复，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研究员。”“我叫岳林，这是我哥们儿范亦。”林岳胡诌的功夫越来越强了。握手寒暄后，钱复便兴致勃勃地向我俩介绍起来。说来也巧，这个钱复一直负责研究北宋皇家史志，而宰相赵普也正好在他的研究范围内。以前我也曾接触过一些像他这样搞研究的人，有时往往只是因为一个志趣相投的话题，便会引得他们滔滔不绝，完全不论与你是否熟识。这也许是研究领域的一个通病。不过，我喜欢这个通病，尤其是现在。……“所以，无论是‘陈桥兵变’还是‘杯酒释兵权’，赵普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钱复啜了一口茶继续道，“历史上也有人评价，说赵普灵活地将奇门遁甲的生息变化原理引入了国家统治。”“呵呵，还有这种说法？”我心中一动，脸上却佯装惊讶道，“这和奇门遁甲有什么关系？”“奇门遁甲在民间的谣传甚多，一说传自轩辕黄帝，一说衍生于周易八卦。”钱复扶了扶眼镜，“当然，目前还无从可考，但它内含的生息变化原理却颇有道理。”“那和赵普有什么联系呢？”我客套地深入话题，心中对他这种按部就班的介绍方式稍嫌反感。“你们二位是否听说过‘斧声烛影’之谜？”钱复有些神秘道。斧声烛影，是指宋太祖赵匡胤离奇暴毙，传位其弟宋太宗赵光义之间发生的一段历史迷案。根据记载，公元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赵匡胤召其弟赵光义进宫饮酒。当晚赵匡胤身体状况良好，酒后稍感不适，便躺下休息。赵光义见状，立刻屏退宫娥宦官，声称自己来照料哥哥。不久，守候在外的宫娥宦官远远看见两人说了些什么，烛影摇晃中，似乎赵光义离席退避，随即听到金斧戳地之声，屋内传来赵匡胤凄厉的声音：“好为之，好为之。”黎明时，赵光义忽然急切召唤，吩咐将皇子全部找来，并称赵匡胤已经逝世。天亮后，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改元太平兴国。赵匡胤没有遵照传统习俗传位于其子，这本就是个疑问，加上当时没有第三人在场，因此一直以来都有赵光义弑兄登基的说法，但却无法考证。“曾有人说烛影晃动是赵光义在躲闪，而金斧戳地就是赵匡胤在追砍。”我试探道，“争端的原因似乎是赵光义调戏赵匡胤宠爱的花蕊夫人。”“那是戏说，宫廷里的金斧是种连裁纸刀都不如的装饰品，赵匡胤又怎么会拿来砍人呢？”钱复摇头道，“不过，照史志上的诸多记载分析，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赵普和这把斧子上。”钱复研究宋史及赵普的相关资料已有十余年，研究中他发现了三处疑点：五十岁的赵匡胤死前身患数种疾病；赵普在被免职时曾有目的地四处游历；斧声烛影疑案中的金斧并非王室常用的那种。“赵普有套别出心裁的理论。他认为，人体是一个按奇门遁甲有序排列的特殊风水格局。”钱复用手蘸着茶水在桌上比划着，“这个人体风水的好坏则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和运势，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帮赵匡胤改变‘人体风水’。”钱复在桌上画的是一个斧头的构形，和一般的斧头不同，它的斧背呈浑圆突起，看着很像平时常用的敲穴锤。史书曾有赵匡胤曾戏弄赵普的记载“太祖召普，以斧击颈，墨染其面，命普三日不得盥之”，而赵普罢相时走访的则是一些依照奇门遁甲来钻研中医学的隐居医师，加上这把形似敲穴锤的斧子，钱复大胆地推测了“斧声烛影”的真相。那时的赵匡胤身患数种疾病，背部长有恶疽，健康方面并不如外界宣扬的那么好。赵普深信，如果能改变赵匡胤的“人体风水”，这一切便会迎刃而解。于是他四处寻访，并找到了自认为正确的方法。作为当朝皇上最信赖的兄弟，赵光义自然也积极参与了此事。事发当晚，赵匡胤有意装作不适，赵光义借机将左右屏退，两人秘密开始进行这项由赵普亲手策划的“人体风水”改造工程。而那把外形奇特的金斧则是用来敲击穴位，梳络筋脉的工具。可能是赵普的方法本身存在缺陷，也或许是赵光义在操作中出了什么纰漏，赵匡胤非但没有长命百岁，反因背上的恶疽迸裂而暴毙。这位北宋的开国皇帝就此撒手人寰。“记载中写道，收殓赵匡胤尸体的太医宦官宣称其‘系金疮迸裂’而死，也就是这个原因了。”钱复叹道，“可惜啊，现代社会奇门遁甲已经无人问津，中医又废除了奇门遁甲理论，没人会相信我的论断了。”……告别遗憾不已的钱复，我和林岳驱车返回落脚的旅店。不管真假，至少我们此行不是空手而返。路上，林岳一直在纸上画着什么，浓重的剑眉习惯地拧作了四条。“老凡，那书呆子的话你信吗？”沉静半晌，他抬头问道。车子在一家冷清的小旅店前停下。“从引经据典和逻辑梳理上来看，钱复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我思索道，“但所谓人体风水的说法却让人难以置信。”“我信。”林岳翻过手中的纸张道，“那斧子的形状我见过。”纸上画着一把奇异的斧子，和钱复在桌上粗描的形状十分相似，但却更为细致了些。“金玉药斧，开络通穴。”林岳的脸色凝重了起来……六、囊倮之城“从中医角度，金玉药斧配合人体穴道经络最多也只是治病。”耿婆踢踏着脚下的布鞋在屋内来回走动着，“这法子是从奇门遁甲衍生出来的，但绝没有那个书呆子想的那么神奇。”“您老别急啊，金玉药斧是名医俞跗的看家发明，这里面也不定有啥奥秘呢。”林岳小心道。“俞跗只是黄帝时期的神医，奇门遁甲是黄帝的安邦之术，怎么可能让他涉足？！”耿婆摇头道。“上古的历史本就没有太多人知道。”我思索道，“或许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捕风捉影！别太迷信赵普的名气了，搞什么人体风水？”耿婆瞪着我俩道，“望形理气整地改局，你找个人折腾折腾，看他是长寿还是早死？！”神医俞跗、金玉药斧、奇门遁甲，这些固然神奇，但耿婆的话却十分在理。我和林岳过于在意赵普的声望，而忽略了事物的合理性。或许赵匡胤也是如此。“可能有人会对此深信不疑。”一直沉思的晖儿轻声道，“这会不会就是陈子浩他们来这里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我点头道，“只不过他现在是完不成任务了。”“别忘了饲虚一派的那对臭师徒。”耿婆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没准这会就在附近。”耿婆的话确实提醒了我，陈子浩一行人出事这么多天，莫曹肯定不会不知道。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出事的缘由，但可以肯定莫曹不会就此罢手。“我们就顺着这条线找下去。”我坚定道。……“这老头真帅！”林岳冲晖儿挤眼道。镜子里是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男子，脸上的皱纹显得有些沧桑，花白的须发更是增添了不少的阅历。很难想象，这就是我现在的模样。为了便于活动调查，林岳调制了一些古怪的药剂，又弄来了一些像胶质似的东西，一顿涂抹之后，我便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当然，晖儿、S包括林岳本人也做了些改变，无外乎是头发、肤色和眉眼间的一些处理。如此一来，我们这个五人“旅游团”的平均年龄一下高了不少，看上去就像是一群出门旅游的退休人员。林岳查探消息的能力让我十分惊讶，查阅资料时的窘境此刻已是荡然皆无。在他走街串巷姑婆叔伯地一通打听后，很快便找到金玉药斧的传人。这小子的职业真是医生吗？……“夸张～～精神病院？！”S瞪大了眼睛道，“怎么折腾到那种地方去了？！”“谁知道，听他们邻居说的。”林岳一脸无奈道，“虽然我是医生，可那种地方我也不想去。”金玉药斧，据说是传自上古的一种医疗器具，斧身为铜制，淬炼时加入数种金石药物，斧刃圆钝略带不平，斧背为玉制，打磨为光滑的尖圆形。使用时斧刃常以刮、磨、磕、砍、顿的方式，疏通推动人体筋脉循环；斧背则以敲、打、点、揉、钻的方式，活络趋进人体的穴位。在使用中，病人体表会涂抹特制的药膏，与药斧自身的药性、筋络手法相结合，对很多疾病的治疗和防御相当有效。林岳找到的传人叫马哲明，四十出头，是一家中药店的经营者。在这个西医盛行的时代，小型中药店铺的生意不免清淡了些，马哲明苦撑不下，最终只得关门大吉。不久前马哲明的老婆突然与他离婚，人近中年的他也许承受不了事业婚姻的双重失败，在老婆带走孩子的第二天便疯了。“我去吧，疯子看上去的确有些古怪可怕。”我慢声道，“但至少不像正常人那么狡诈。”“亦凡，我陪你一起去。”晖儿轻声道。……城郊，十里坡，马哲明所在的精神病院。与其说这里是一所精神病院，倒不如称之为监狱，当沉重的大门在身后关闭时，我突然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这辈子我应该不会被关进这里的，现在除外。林岳和S一路小声嘀咕，望着围栏内那些行尸走肉般的病人，身子不禁微微颤抖。晖儿扶着步履蹒跚的耿婆，两眼垂视，眼不见为净的做法也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许给病人递东西，不许和病人肢体接触。”满脸横肉的男护理恶声道。这是一间单独病房，坚实的门上开了一个不大的窗口，用铁栏禁锢着。从窗口看去，房间内空空如也，马哲明并不在里面。“哲明啊，大姨来看你咯。”耿婆操着地道的河南口音叫道，声音带着哭腔，这老太太的演技绝对不比莫炎差。“嘎”地一声怪叫，一张扭曲的面孔出现在小窗里，那面孔是倒着的，难道马哲明被倒吊在屋里吗？屋外的众人虽然都有心理准备，但依旧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异景象吓了一跳。“蓬”地一声，面孔突然消失，再度出现在窗口时已是正向。看样子，马哲明是摔了下来，但在这种满是防撞隔层的房间里，他又是怎么爬上去的呢？男护理不屑地哼了一声，走到走廊一头的窗口，点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起来。“哲明啊，有人来看过你没有？”耿婆继续哭腔道，那声音低了很多。“呵……呵……”马哲明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口水哗地涌了出来。“他的犬齿……”晖儿低声道，“好像比正常人长了很多。”马哲明的犬齿的确有些奇怪，虽然不像电影中的吸血鬼那么夸张，但与常人相比却有些怪异。“呵……呵……”马哲明继续笑着，声音渐渐飘忽了起来。古怪的笑声在走廊中逐渐弥漫，相邻病房的病人像受到传染一般也开始发笑，那声音与马哲明如出一辙。“不对劲，我们快走。”耿婆脸色一凛，低声道。病人集体发飙，照理一旁的男护理应该出面干涉，但当我望向走廊窗口时，他却不见了。“靠，我说怎么老觉得不对劲呢。”林岳抱怨着加快了步伐，“多半就是个套！”说话间，众人已奔至楼下，身后的楼道间传来一阵凌乱的声响，就像是一群动物在迅速奔跑。“这些人……”S的声音冻结在喉间。方才进门时所看到的围栏全部倒在了地下，围栏中的病人围在了楼前，脸上带着与马哲明相同的微笑。在他们咧开的口中，那异于常人的犬齿仿佛正闪着寒光。“丫头们站中间，王亦凡、林岳，你俩左右看着！”耿婆沉声道，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根玉制的小槌。“这些……是僵尸吗？”S颤声道，贴身保镖般的狴犴被留在了旅店内，手无寸铁的她不免有些害怕。“囊倮！比僵尸还麻烦的东西……”耿婆弯腰蹲下，手中的玉槌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囊倮，是一种人为造成的怪物，确切的说，是由于某些不良术士的诡异试验而产生的失败品。当初老田在世时，我俩交流的资料中就曾有囊倮的记载，根据产生原因的不同，囊倮可以分作药倮、丹倮。它们之间各有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破坏力，人类的力量、速度和感官潜能在这些东西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只不过，它们已没了自己的思想，那些无良术士找出了控制它们的方法，并将之作为自己的作恶工具。不是耿婆喝破，我还没有想到这些病人已经变成了这种怪物，这个精神病院居然是个巨大的囊倮窟。迅速涌来的

午夜宅男在线永久免费观看网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霆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宇霆有能力也没有杨宇霆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宇霆舒服。由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咱们之前提过他，他不仅是“统制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志超”即日本间谍之父坂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志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与他的师傅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这小子也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地来见对方。他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装作没听见，下令送客。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父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岂甘受日本人的操纵？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益受损的杨宇霆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就是“东北易帜”。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逝去的北洋时代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骄雄的结局（按病逝时间排序）：1.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2.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3.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4.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5.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6.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皇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7.王士珍——“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8.孙传芳——“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后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施从滨）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9.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得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10.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11.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中，他是最高寿的。12.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个个大义凛然。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别人撒野。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降敌！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蒋记王朝第九章中原大战，蒋记王朝

裁军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虞洽卿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别再找他们要钱了。这倒不是虞洽卿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百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五十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两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一百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两个亿。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虞洽卿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但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根本没门。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一定要裁，那三位死活不裁。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

“当代卧龙”杨永泰

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这个杨永泰是何人，竟然如此狂妄？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氏，19世纪的80后。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便可窥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说为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着急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虽然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俞作柏，而且俞作柏跟李宗仁很不对付，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桂系打垮。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地执行。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诱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俞作柏、李明瑞为代价，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算是买一赠一。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俞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俞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绝顶谋士。

“倒戈之神”被倒戈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收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情。冯玉祥恼怒异常，再加上裁军问题上的不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及石友三率领。请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第一，之前提过的苗沛霖排第二。令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不堪一战，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个精光。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辅以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这时，汪精卫又跳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调研，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到了好几个盟友，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和俞作柏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两人的一个突袭打得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俞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有蹦跶几天，全部失败。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角逐的资格。

“忍者”阎锡山

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其实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是民国整整三十八载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现在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阎锡山也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不过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可以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即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蒋介石一听：好，利用冯家班消灭一直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我答应你们。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与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因此积攒了不少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冯玉祥内心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还是大度地说：

“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三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四“九恶”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不可避免，就要继续讲策略，绝不可“攻伐无度”，先打陈友谅，这之间拼命结好张士诚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张士诚在陈朱交兵时，屡屡发动侵扰，也极力隐忍，按兵不动。直到鄱阳湖一战歼灭陈友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张士诚下手，却不急于一口吃个胖子，先夺张士诚江北领土，继而迂回湖州、杭州，吞并张士诚南方领土，对坐镇苏州的张士诚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发起总攻。从公元1365年十月举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灭张士诚，拿下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最大本钱，可谓步步为营。之后的北伐灭元之战，方略更是稳妥。先取山东河南，最后汇攻元大都，水陆并进稳打稳扎，兵不血刃收复中原，再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终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战火中屹立而起。在这之间，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关争天下的“九不恶”，还做了另外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还是回到“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设礼贤馆，招纳贤才，远远不够。他还要在辖区内遍开学馆，修缮宗庙，尊孔敬儒。所谓“贤才”，不是“招”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设“国学馆”，以大文士宋濂为“经师”，这就是大明开国后“国子监”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设学馆，此为明建国后地方“府学”“县学”的前身。当然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开馆以来，连下严令，敢有骚扰学馆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次年，发生了傅友德部乱兵勒索亳州学馆，殴打教习的事，朱元璋惩一儆百，参与滋扰的乱兵各领军棍五十，主将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频施，才算让众将领教了“圣人之道”的分量。对“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这几条则是从根子上根治。还是至正二十一年，设大都督府，统辖各兵将，设军政奖惩制度，定各级军官俸禄，立军规83条，严肃军纪。恰如海外学者黄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胜利，在于其军队相比于诸路‘义军’，最具国家军队的形态。”可这更难办，严令初下时，不少军将置若罔闻，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设刑台，公斩32名违纪军将，其中大部是跟随他从凤阳出来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后，朱元璋着孝服，亲往吊祭，声泪俱下一番，恩威并施煞费苦心，从此“纲纪一新”。有了军队，当然要有国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与大都督府同时建起，邀各地士绅出仕为官，安抚地方。李善长为“大都事”，也就是未来的大明帝国“宰相”。“粮饷自足”“养于民”两条，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军队征战过处，即在当地计丁给田，招募流民垦荒，进而编订户籍，保甲连环。赋税方面则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第二章谁缔造了『洪武盛世』一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三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

大。也就是说，孙眉不懂得政治的厚黑，甘受广东民军的怂恿，他要当民军的傀儡，把持广东的政权。这直接与孙中山的广东裁军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当然是孙中山所不能容忍的。这应该是孙眉讨不到官职的根本原因。接下来，请诸位跟我来，读一读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同盟会成员的证言——我们首先来听听胡汉民的证言。胡汉民在《胡汉民自传》里面，对于此事，是这样回忆的：“余离粤后，民军石锦泉等愈跋扈，陈竞存使魏邦平执石杀之，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益自危，其党羽四出谋去陈，先生之兄孙眉为所动，则携黄仕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外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已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军民大任，勿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而王和顺、关仁甫遂反竞存，以兵击之。”胡汉民的这段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我离开广东之后，民军石锦泉等人越来越不听指挥，陈炯明派魏邦平去把他给杀了，这样一来，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民军人士唇亡齿寒，感到害怕，他们于是说服了孙眉，孙眉于是带上黄仕龙等一帮人来了南京，我看他说话的语气，无非就是为那些不听指挥的民军人士（如王和顺等）说话，孙中山先生一向知道王和顺这些人的为人，于是他当场对他的兄长孙眉说：不要被王和顺这种人利用。当时民军拥戴孙眉的电报纷纷发到南京，孙中山先生回复各界：我的哥哥不能担当广东都督的大任，不要让他误了广东的大局。孙眉怏怏不乐地走了。果然，事后，王和顺、关仁甫就和陈炯明打了起来。”可见，孙眉是被广东民军利用了——广东民军不想被裁撤，于是他们想利用自己和孙眉的个人私交，在广东得以苟延残喘。再说得更明白一些：孙中山要裁军，而孙眉反对裁军。兄弟二人在这一点政见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证言。冯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里面，是这样回忆同一件事的：“辛亥广州光复，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一部同盟会员及华侨之不悦于胡陈者，乃有恢复旧兴中会之议，群拥戴德彰为首领，以与军政当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颇为所用，实则辛亥以前旧兴中会员之参与其事者，殆无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陈炯明屡言辞都督职，于是粤省党人军人及各社团各自选举都督，电请孙大总统委任，中以举德彰者为最多，南京总统府收受此项电文，前后凡百数十通，孙大总统乃电复各界，解释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辞极剀切，众乃无言，未几，德彰自粤赴宁，拟向孙大总统面陈粤政得失，从者有失意军人黄士龙等数十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让位袁世凯之失策，并指谪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谬误，对于胡汉民尤责难有加，孙大总统唯力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冯自由的这篇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则大概是如下的意思：“辛亥革命之后，胡汉民、陈炯明先后出任广东都督，一部分同盟会员和华侨讨厌这两个人，于是他们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以此来和广东的军政当局抗衡，孙眉为人老实，易被人利用，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孙眉于是带上黄士龙等几十个失意（民军）军人去了南京，批评胡汉民、陈炯明，找孙中山要广东都督的官职，孙中山叫他不要干涉政治……”可见，冯自由的证言，和前面胡汉民的证言，在大体上是可以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我们梳理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历史见证人的证言，就可以得出关于本案的以下基本事实：1.清帝在辛亥革命中退位之后，广东的一些起义军面临被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裁撤的危险。2.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这些民军人士利用私交，说服、利用了孙眉。3.民军人士的如意算盘是推举傀儡孙眉当上“广东都督”，取代陈炯明，这样就可以保住民军的地位。4.孙眉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他果断去南京找了弟弟孙中山，明言索要官职，并在言辞上攻击陈炯明。5.陈炯明在当时，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是孙中山麾下难得的一员猛将。6.孙眉被人利用，要把陈炯明搞下台，就是要砍掉孙中山的一只手。不但如此，孙眉要庇护即将被裁撤的广东民军，这也与孙中山的裁军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孙中山认为孙眉只是个商人，不是干政治的料，更不能当民军的傀儡。于是，孙中山显然不能同意孙眉的政治要求。8.于是，孙中山对外界公布拒绝兄长孙眉任职，真是大公无私，理直气壮。再简化一点，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主要是以下的两点：9.面临被裁撤命运的广东民军，利用孙眉去削弱孙中山在广东的力量，以求自保。10.孙中山看透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拒绝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因为孙眉的政治要求与孙中山的裁军规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上两点才是这起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幕。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爆发了“六一六”兵变，孙中山的部下——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击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和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功过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而其中的内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天还没亮。在晓色之中，陈炯明的粤军一部，由叶举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并炮击了孙中山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所幸，孙中山事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及时撤离了。此事之后，孙中山与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这件事在我国相当多的历史读物里，被定义为“陈炯明叛变”，读者们似乎也都有一个印象：陈炯明要杀死孙中山。可是，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陈炯明又是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叛变”的道路？对于这些，追问的人却显得很少。深究之下，史料告诉了我们：原来，在和北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陈炯明主和，孙中山主战，二人在政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反目，进而演变成军事对抗。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进攻孙中山总统府的行动中，其目标只是“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也就是说，陈炯明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本意。这才算是这座“冰山”比较齐全的一个真面目。北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点乱，如果长篇大论地细说，不但篇幅不允许，而且还可能会使各位读懵。在本文里，请允许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用最简练的语言，将本案的背景信息、来龙去脉娓娓道来。首先，我要向各位交代这个案件事发前后的中国政情背景，分为“南”、“北”两部分。先看北方。1922年初，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进而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并逼迫他辞职。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的根据是：徐世昌这个总统，不是由第一届国会（合法国会，又称“民元国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御用团伙“安福国会”所炮制出来的。这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同年4月，曹锟进一步宣布：恢复1912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曹锟当时提出这个政治口号，一时很得民心，此事史称“法统重光”。（《临时约法》此前多次被北洋军阀废止）换言之，国家似乎可以重新回到“共和、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上去了。好了，我们再看南方。此时的广州，有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时称“护法军政府”，它是由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陈炯明等人所控制的。孙中山当时号称“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要称为“非常大总统”呢？这个“非常”，是不是“非常厉害”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非常”，是“不太正常”的意思。因为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这个“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也有着一定的瑕疵。但是，当时的南方革命阵营认为：这是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举措”，选出来孙中山这么个总统，遂称为“非常大总统”。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广州另搞一个“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公然与北京那个世界公认的“北洋政府”搞军事对抗呢？因为，孙中山一直宣称要“护法”，护哪个法？孙中山要护的，正是1912年他自己所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换言之，北洋军阀早年废除了似乎代表“中华民国”正统法理的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那样做，是践踏共和，是践踏宪政，所以，孙中山要在广州闹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洋政府。这就是当时南、北两个政权武力对峙的特定历史背景。在不久以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孙中山是想给全体人民做出一个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我孙文闹革命，是为大家争民主，是为了反对独裁者。因此，只要独裁者下台，我的革命目的就达成了，那么，我孙文也可以立即下台。可是，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果真辞职下野了，黎元洪复职。这时，孙中山的头疼事儿立马就来了：由于徐世昌的下野以及孙中山之前对大众公开发表的声明，社会各界于是开始冒出了不小的声音——孙中山也应该兑现诺言，立即辞职下野。这些民间呼吁者，有胡适，有蔡元培，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要呼吁孙中山下野？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法统重光了，国家开始尊重约法了，恢复民主宪政了，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打内战呢？谁不希望国家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还要闹革命，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他必然要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然，当年某些知识分子这样想，也不一定对。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在此，暂且一笔带过。可是，也是相当地出人意料：孙中山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而拒绝辞职下野。顿时，一些媒体哗声大起。孙中山在当年为了闹革命，为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各种招数都使过了，这次，是话语稍微说得欠妥当了一点。其实不应该把话说死，而应该给自己留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这样，也许还不至于陷入这样被动的境地。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回忆道——有一次，段祺瑞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当然，段祺瑞的话，也仅供参考。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同时，陈炯明主张：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的“州自治”制度，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坚决打倒北洋政府，夺取革命政权。两人在这一点的政见上产生了分歧，于是，二人的矛盾越闹越深，闹到了1922年6月12日，终于，失去耐性的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他说：“你的部队（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我不跟你客气！”1922年6月14日，不服气的陈炯明，也针锋相对地示意他的部下们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在这篇名为《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中，陈炯明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北洋政府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野了，国会可以恢复了，我们的“护法”运动，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打内战了，既然你孙中山先生坚持要打内战，那么请你兑现你此前对大家的诺言，果断下野。这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全文如下：“广州总统府各部总次长、非常国会、海军温总司令、伍省长、魏卫戍总司令、省议会、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教育会、报界公会、学生联合会、惠州陈总司令，南雄转送李部长、许军长、梁师长、朱总司令、彭总司令、李梯团长、赖梯团长、黄司令，暨前敌各旅团长、各区善后处、各县长、各县会、北京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都统、海军杜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军师旅长、云南唐总司令、四川刘总司令、湖南赵总司令、贵州袁总指挥、梧州马省长、廉州探送刘督办、钦州黄司令、北京蔡孑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团、各报馆均鉴：民国十稔，祸乱侵寻，袁氏称帝而有靖国之役，张勋复辟逼散国会而有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率海舰南来，以护法相号召，西南六省相继宣布自主，以护法相感应，六年以来，兵士亡于锋镝，人民转于沟壑，屡踬屡起，百死不悔，唯护法故也。八年海上和会，以北廷不克恢复法统之故，和议垂成而不成，当时唐代表即有和议唯一条件为恢复国会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护法几濒于危殆，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尊国本于苞桑之固，民国前途，实嘉赖之。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七旅旅长谢文炳、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五路司令锺景堂，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指挥官何国梁、李荫轩，司令杨坤如、陈小岳、丘耀西、陆兰清、黄志桓、黄凤纶、冯铭楷、苏世安，副司令黄任寰、黄业兴，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醁村，副官长陈演雄，炮兵团长王惺庵，团长贺瑞廷、纪泽波、王昌期、邓桂生、杨锦献、吕春荣、饶寿平、许廷杰、陈己、林烈、苏廷有、陈凤起、林捷之、陈家威、王定季、黎生、张化如、陈绍鹏，统领李汉隆、林子超、严胜、谭启秀、李子青、吴庆恩、袁带、余六吉、罗石平、余宏锦、邓乃忠、钟子廷、杨廷芳、陈汉洲、丘可荣、钟作新、陈国华，独立旅长翟铭祺等全体官兵同叩。”孙中山当然不会理会这份电报。于是，1922年6月16日凌晨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可是，在此前的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及时撤离了。所以，叶举等人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只有孙中山的一小股卫士在内坚守。孙中山则化装为一个医生，成功转移到停泊在珠江上的中山舰（当时旧称“永丰舰”）。炮轰广州之后，离粤赴沪。旋即，叶举在广州的街头，贴出了如下“安民告示”：“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

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还是真理？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至少用错了三个人，很巧，都是文臣。一崇祯用错的第一个人，就是孙承宗。孙承宗，字稚绳，河北高阳人，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天启年间官至大学士。对于这个人，清朝人编的《明史》里有一句至高无上的评价：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意思是说，明王朝如果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保卫现有的国土，是完全可以的。观孙承宗的履历，这句话毫不过分。孙承宗在参加科举前，一直在做游学教师，特别是常年在边境给边将家做家教，边关形势早已尽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4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谁料一鸣惊人，竟考取了榜眼，之后官运亨通，先做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又做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可谓是“两代帝师”。尤其难得的是，一生沉迷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唯独对孙承宗格外尊重，自始至终称他为先生。朱由校登基后，作为东林党的一员，孙承宗入阁拜相，官居内阁大学士。这时候的辽东战局，已经糜烂触底，熊廷弼下狱了，辽东几乎全境沦陷，明朝之后连着换了几个辽东经略，不是去了临阵脱逃，就是被打得丢盔卸甲，后来兵部侍郎王在晋甚至建议明军全面退守山海关，加强山海关防御。孙承宗经过实地勘察后，否决了王在晋的荒唐建议，主动要求督师蓟辽。到任蓟辽后，孙承宗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趁努尔哈赤松懈时，先在宁远筑城屯垦，然后推进到锦州，经过3年稳扎稳打，终于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建成了一个立体防御体系——关宁防线。这条由宁远、锦州、山海关三地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成功阻滞了后金军南下。与此同时，孙承宗大胆卓拔了袁崇焕，打造出一支堪与女真八旗抗衡的强军——关宁铁骑。东林党覆灭后，孙承宗也遭株连，被迫退休归乡。他走后，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力挫后金，击败努尔哈赤，令努尔哈赤含恨而死。皇太极即位后，又在宁锦会战中击败皇太极。这场胜利让躲在深宫里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也兴奋不已，下诏书表彰道：“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随着魏忠贤专权日重，同属东林党的袁崇焕也遭排挤去职。崇祯即位后诛杀魏忠贤，为蒙冤的东林党人平反，大批当年遭迫害的东林党纷纷得到启用。在担负防御辽东重任的蓟辽督师一职上，崇祯舍孙承宗不用，反而启用了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之所以“老姜不敌新葱”，恐怕还因孙承宗是天启帝老师的缘故，年轻的崇祯担心不好驾驭。和孙承宗相比，袁崇焕的最大欠缺就是战略眼光，他就任后，先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接着杀掉驻守皮岛多年，牵制后金军的大将毛文龙，令朝野上下哗然。还没等袁崇焕去“平辽”，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却绕开关宁防线，取道蒙古入寇河北，杀气腾腾地来平大明了。北京周边军队明军哪里是八旗铁骑的对手，被打了个溃不成军。率军回援的袁崇焕虽然在北京城下重创皇太极，但最终落了个被崇祯下狱处死的结局，直到今天，袁崇焕是不是汉奸的话题，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袁崇焕下狱后，崇祯根本顾不上想他是不是汉奸，因为后金军虽然暂撤，但北京北面的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四城却被皇太极占据，北京城依然岌岌可危。危急之下，孙承宗被崇祯拉来救火了，崇祯命他回任兵部尚书，负责京城防务。此时的局面，万分糟糕，因袁崇焕下狱，本来救援北京的辽东军哗变，竟跑回辽东去了。周边明军虽然有20多万，却慑于八旗军的兵威不敢进攻。孙承宗沉着应对，先劝服辽东军众将，再缜密制定作战计划。次年二月，孙承宗发动反击，仅用4天时间就收复沦陷四城，重创留守后金军近万人，将后金军彻底赶出了长城。这场力挽狂澜的胜利，史称遵永大捷。遵永大捷使孙承宗在时隔6年以后，再次得到了经略辽东的机会。而雄心勃勃的他，也希望完成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未完成的事业。遵永大捷后两个月，孙承宗向崇祯打报告，要求在锦州以东的大凌河铸城。大凌河，是辽东战略要地，一旦明军在这里站住脚，就可以威逼后金都城沈阳。如果成功的话，即使不能迅速平定后金，至少不会再发生崇祯二年后金绕过关宁防线破关南下的事。但后金不是傻瓜，孙承宗派祖大寿铸城，刚修了一半，后金军就打来了。战端突起，孙承宗急忙组织援军，但未曾想，他遭到了当年熊廷弼同样的命运——经抚不和。此时辽东的留守部队，大多掌握在辽东巡抚邱禾嘉手里，对修造大凌河一事，邱禾嘉本来就反对，开战了更来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孙承宗要兵，他阳奉阴违，本来应该立刻派出的援军，他竟然一拖就是数月。无奈之下孙承宗只好四处调兵，直到第二年初才终于凑齐一支4万人的援军。而在大凌河外围，8万后金军已经严阵以待。以寡击众下，明军终于不支，4万援军全军覆没，而驻守大凌河的祖大寿，用“假投降”的方式放弃了大凌河。大凌河之战，成为戎马一生的孙承宗唯一的败仗，却是最致命的败仗。大凌河败后，明朝言官炸了锅，本来对此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邱禾嘉，把战败的罪过全算给了孙承宗。众议汹汹下，孙承宗黯然去职。纵观大凌河之战全过程，并非孙承宗无能，实在是他已没有天启朝初年的施展环境。此战过后，内地农民军战乱四起，明朝干脆撤了蓟辽督师一职，在关宁防线消极防御。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攻破孙承宗的家乡高阳，孙承宗率全家人上城抵抗，被俘后壮烈捐躯，其举家6个儿子和12个孙子全部殉难。忠烈如此，崇祯却只是下令“复官职，允祭葬”，连个谥号都不给。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得到崇祯完全的信任。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的破关南下，以及袁崇焕“被汉奸”的结局，对崇祯皇帝本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仅因为他一直倾心相信的袁崇焕最终让他失望，也不仅仅因为明军在大多数时间里丢盔卸甲，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惨状，更因为在整个战役中，外围赶来救援的明军，竟大多不敢主动向皇太极发起进攻。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情此景无疑是痛彻心扉的。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一个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比起诸路军队的畏首畏尾，他多次主动请战，积极性相当高。当然，由于不久后关宁铁骑在北京城外击退皇太极，敌人全线退兵，这支积极性很高的民团最终没派上用场。但老实人不吃亏，崇祯因此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记住了他的慷慨忠义——卢象升。卢象升，又一个最终被崇祯用错的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之后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当然也间或有些不普通的事。比如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别人都忙着拍马逢迎混日子，他忙着埋头干活；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偏爱读兵书，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先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经3年努力，到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干部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自然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清军撤退时，甚至在沿途树上写下“百官莫送”几个字，以示羞辱。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宣大兵威大震”。他更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时，已有了2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有人说他“杀良冒功”，也有人说他在宣大“滥用民力”，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比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率1万民团救援京城的情况，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坚决反对，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说卢象升“坏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三孙承宗和卢象升的悲剧，证明了崇祯拙劣的用人水平，但即使崇祯十一年两人双双殉难后，崇祯依然有再造社稷的机会。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这里的“传庭”，就是彼时和卢象升齐名的另一杰出人物：孙传庭。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

”他们俩因为斯考特活了过来而松了口气，不过，他们说，别，女士，杜波列斯小姐，我们得回家。“咱们看看车子是否还能用。”伊斯塔说。他们把卡车扶好，发现还能开。娄恩和他们走了，剩下康瑟蕾塔对她刚才的作为既兴奋又惭愧。这就是练习了。几个星期之后，娄恩又来了，让她对那男孩死而复生的事放宽心。“你有天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康瑟蕾塔撇了撇嘴，在胸前画着十字，喃喃默诵着“圣母玛利亚，发发慈悲吧”。那种兴奋劲儿不见了，那件事似乎让她恶心。像是魔法。像是巫术。她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要向玛丽·玛格纳、耶稣或圣母玛利亚诉说。她不知道她当时在做些什么，她是受到咒语的驱使。娄恩用了咒语，要她那么做。“别犯傻了。上帝不会犯错误的。现在要是鄙弃他的馈赠，那就是错误了。你难道说是他犯傻吗？”“你的话我一点都不懂。”康瑟蕾塔对她说。“你懂。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运用上帝赋予你的脑子。”“我想他要我别理你。”“傻瓜。”娄恩说。她提起她的袋子，沿车道走去，在太阳地里等着搭车。这时，索恩来了，说道：“娄恩·杜波列斯告诉了我你做的事。我来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康瑟蕾塔的眼里，她的样子没变，只是一九五四年时由于悲痛而黏在一起的长发如今剪短了。她把提着的篮子放到桌上。“我会永远为你祈福的。”康瑟蕾塔掀起餐巾，圆圆的白糖小糕饼在蜡纸隔层中码放着。“母亲会喜欢在喝茶的时候吃这个的。”她说，随后抬头看着索恩，“和咖啡一起吃也挺好的。”“我想喝杯咖啡。太想喝了。”康瑟蕾塔把白糖小糕饼放在一个大盘子里。“娄恩以为——”“我不管那个。你把他还给我了。”一只雄鹅在院子里高叫，把鹅群从眼前赶散了。“我本来不知道他是你儿子。”“这我知道。”“我当时不由自主地做了。我的意思是，不是由我控制的。可以这么说。”“这我也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觉得他自己救了自己。”“他大概是对的。”“也许吧。”“你怎么看呢？”“有我们俩是他的福分。”康瑟蕾塔从篮子里抖掉碎渣，把餐巾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里面。后来连续许多年，那只篮子都来来回回地带着东西。“迈步进去”除了对玛丽·玛格纳，别无用处。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康瑟蕾塔本来是忍受不了光线接近自己的眼睛的，但是当母亲病倒时，她为了她而强忍着。起初，她因悉心照料却收效甚微而惊慌失措，便试了一下——反正看来没办法缓解她的病痛了——后来于无奈之中愤愤然地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态度。迈步进去找到那针眼般的光线。操纵它，扩大它，加强它。让她一点点地康复，甚至能够起身。那种“迈步进去”十分强烈，玛丽·玛格纳的生命像灯似的闪烁着，直到在康瑟蕾塔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此说来，她是实践过了。尽管是为了她爱戴的女人，她深知这是要遭谴的。玛丽·玛格纳若是知晓她的生命是靠邪法来延长的，一定会厌恶又气愤地回避这种治疗。最终进入天堂的祝福也会被应该更清楚这件事的人有意地推迟。因此康瑟蕾塔始终没告诉她。然而，无论多么矛盾，这种天赋并没有消失。她虽然感到困扰，把骄傲的罪孽与巫术联系起来，但还是渐渐地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当然她还要劝告自己不要亵渎他或将自己的灵魂置于危险境地。这是个语言的问题。娄恩管它叫“迈步进去”，康瑟蕾塔则称之为“进去看”。因此这种天赋就叫作“内视”。这是上帝赋予想开拓这种本领的人的自由。这事有点离经叛道，但解决了她本人和娄恩间的争论，使她有可能接受娄恩包治百病的疗法，并在这种“内视”的功力发挥之时在别人身上实验。看得见的世界越昏暗，她的“内视”功力就变得越炫目。玛丽·玛格纳去世时，五十四岁的康瑟蕾塔在某种意义上沦入孤儿的境地了，虽然不再是街上的弃婴，也不再当女仆。教堂精心反对过度的人性之爱是有其道理的。玛丽·玛格纳离开她以后，康瑟蕾塔便接受了她的两个朋友的同情，接受了玛维斯的帮助和婆婆妈妈，接受了格蕾丝逼她开心的努力，但连接她和世界的绳索从她指间滑脱了。她没有身份证，没有保险，没有家庭，没有工作。她面对着消亡，等待着被逐，生怕得罪上帝。她觉得自己像是一卷纸——上面什么都没写——被扔在一个空橱柜的角落里。她们曾经许诺总会照顾她，但并没有告诉她“总会”并非在各方面，也并非永远。窖藏的酒起初还能帮她，后来就没用了，她也发现自己内心充满酒鬼式怨恨，恨不得自己有力气把那些在房子里白住的女人打得灵魂出窍。“上帝不会犯错误的。”娄恩曾经对她高叫。但是他有时也过于大度了，竟然将魔力赋予一个醉酒不醒、无知又没钱的女人，一个生活在黑暗之中、不能从床上起来做些有用的事的女人，或者不如干脆死在床上、让世间摆脱她的恶臭的女人。她头发灰白，眼睛已经失去了功能，她想象着自己在人前是副什么模样。她那毫无光彩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倒是能洞察别人心中所想。这情形与那个盲目的季节恰恰相反，当年她与那个活生生的男人寻欢作乐时，第一次看到了她那么努力去看的东西。但是人家对她半是诅咒，半是祝福。他把绿色烧光了，并用纯粹的视力取而代之，她要是利用了那种视力可真该遭天谴了。先是脚步声，然后是敲门声打断了她那伤心又没出路的思绪。那姑娘开了门。“康妮？”“是谁？”“是我，帕拉斯。我又给我父亲打电话了。这，你是知道的。他准备在塔尔萨和我见面。我来是和你告别的。”“我知道了。”“这太棒了。我得去。唉，自从我上次见到他，时间好像过去了不止一辈子。”“这么久了？”“你不相信吗？”“难以置信。你在夸张。”“是啊。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办？”“一如既往。节食。”“我指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胎儿。你怀孕了。”“我没有。”“没有？”“没有！”“怎么没有？”“我才十六岁！”“噢。”康瑟蕾塔说，看着月亮般的头在一根脊椎骨上飘动，看着四个小小的附肢——爪或手或蹄或足。在这个阶段还难以分辨。帕拉斯怀着的可能是羊羔、婴儿、美洲虎。“可怜。”在帕拉斯跑出房间时，她说。当她想象着孩子将来与这个愚蠢的年轻母亲可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时，她又说了声“可怜”。她想起了另一个女孩，年龄相仿，是几年前来的——来时是很糟糕的季节。接连十七天，康瑟蕾塔一直独自待在宅子里，守着玛丽·玛格纳进气出气，幽蓝色的光跳动着，直到玛丽·玛格纳请求让她走，虽然她连最后那庄严的誓言都说不出来了。第二个姑娘格蕾丝来得及时，中止了在尸体移走后降临的那种可怕的孤寂，让康瑟蕾塔得以入睡。玛维斯刚带着药水和非法的镇痛剂回来。康瑟蕾塔欢迎这两个做伴的人，让她不致一味地陷入有关被逐、饥饿和无悔的死亡的自怜念头。削减文书或赞助人于她成了不敢去想的事情，犹如她九岁那年紧拉着玛丽·玛格纳的手走在阿田纳斯号的栏杆处一样。无论娄恩·杜波列斯或索恩可能提供什么，也不会包括住处。在那座镇子上是不可能的。后来，鲁比的姑娘来了。她眼睛里藏着两汪泪水，而且还有别的。她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忧心忡忡，而是因子宫的动荡变得反叛。那种变化之剧，竟使身心分离，把孕育血肉之躯的肉体看成了外在的、反叛的、非自然的、有病的。康瑟蕾塔揣摩不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相容，但它确实存在，而现在又一次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没有”的叫声中：一种无法调和的恐惧。康瑟蕾塔照着她所知道的玛丽·玛格纳会采取的办法安置了第一个人：让那姑娘安静下来，并劝她等着那一刻的到来。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欢迎她在这里临产。玛维斯兴高采烈。格蕾丝也十分欣喜。她们拿上土地租金开车去商店为新生婴儿购物，买回来的毛线鞋、尿布和玩具，足够开一个幼儿园了。那姑娘坚决拒绝由接生人员来照顾她，安静而阴郁地等了一星期左右。也可能是康瑟蕾塔这么感觉的。而开始忙活之前她一直不知道的是，那个年轻的母亲始终在无情地打自己的肚子。若是康瑟蕾塔的视力好一些，而那姑娘的肤色不是黑得如海上之夜，她本来早就可以看到那一道道淤伤。可惜，她只看得见宽宽的肿处，那里的皮肤透出的是紫色而不是银色。但是真正的伤害是墩布把硬捅进下身造成的——毫不留情、反复不停。以一个狂暴男性强奸时的那种兴致和意图，她使劲把那个生命从自己的生命中鼓捣出去。她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了，胜利了。那个五六个月的婴儿反抗了。小家伙不甘寂寞、不肯忍耐、拼命挣扎，竭力要逃过阵阵炮轰和中了炮弹的乘船。对柔弱的小脑瓜和屁股蛋的打击只收到部分功效。脊椎骨也只是受到了振动。否则就没指望了。若是小家伙不曾努力挽救自己，就会破成碎块或者淹没在母亲吃下去的食物中。于是他就降生了，怎么说呢，可能是由于逃跑而出生得太早太弱了。总算还喘着气。玛维斯抱了过去。格蕾丝在床边问候。康瑟蕾塔和玛维斯给他擦净眼睛，把手指伸进他喉咙里清理一下，让他透气，并且试着喂他。这些努力管用了几天，随后他就同莫尔和珀尔做伴去了。这时候，那个年轻母亲已经离去，竟然没摸他一下，没看他一眼，没询问他的情况或给他起个名字。格蕾丝管他叫切，而康瑟蕾塔至今都不知道把他埋在了哪里。她只是俯身在那个三磅重的勇士，那个被击败的生命上面，念颂着“上帝的羔羊，你洗却世上的罪：怜悯我们吧”，后来玛维斯就笑眯眯地咕哝着，把孩子抱走了。康瑟蕾塔心想，这样倒也好。切跟着那样的母亲，生活会像地狱一样。如今这里又有一个人尖叫着“没有”！仿佛非这样不可似的。可怜。康瑟蕾塔去够一个瓶子，发现是空的。她叹息一声，向后靠到椅子上。她知道，没有酒，她的思绪将会令人无法忍受：自暴自弃、自我怜悯、无声的愤怒、厌恶和羞惭会像燃尽的火堆中的余烬一般闪亮。在她起身想斟满自己的堕落之杯时，一阵极度的困乏袭来，强使她坐回椅子上，把下巴垂到胸前。她进入了冷静的睡眠。由于急欲上厕所，她醒来了，觉得头痛口干。在二楼，她能听见一道门后的抽咽声和另一道门后的歌声。回到楼梯上，她决定透透气，便拖着脚走进厨房，再到门外。太阳已经西下，余下了一道更友好的光亮。康瑟蕾塔察看着寒冬荒废的菜园，西红柿的茎蔓无力地垂在落地后在土里发黑腐烂的果实上。芥末由于无人照看而发霉，变成了黄白色。一整片甜瓜在土褐色的菊花头边挤作一团。几根鸡毛粘在保护菜园不受外来侵扰的低矮铁丝栅栏上。缺乏打理的园子里，金花鼠的洞穴、白蚁的城堡、野兔劫掠和乌鸦骚扰的痕迹随处可见。在满目荒凉之外，是收割一净的土地中孑遗的玉米。胡椒丛由胡椒干瘪的细枝支撑着，在凛冽的空气中挺立着。康瑟蕾塔不顾土粒被风吹着打她的双腿，坐到了褪色的红椅里。“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悄声说，“不过请告诉我，你许诺的剩余的岁月、百里香的畦陌、婆婆纳的芳香都在哪里？你说我已赢得的牛奶和蜂蜜又在哪里？随着做好的杂活、恬静的职责而赐予我们的幸福，因出色的工作而获得的福祉在哪里？我出于爱你而做的一切难道就如此可怕吗？”玛丽·玛格纳无言以对。康瑟蕾塔聆听着拒不作答的寂静，此时的天空披上了彩衣，苍绿中泛着金色，如同对爱的回报在地平线上高视阔步，这景色搅扰着她，但得不到玛丽·玛格纳的回答更让她费解。她害怕孤凄地死去，在不圣洁的土地上没有墓地，但她也深知，摆在她前面的恰恰是这种结局。她是多么巴望好好死去啊。“我会思念你的，”她告诉他，“我当真会的。”天空中光芒波动着。一个男人走近了。他中等身材，迈着轻快的步伐，沿车道径直前来。他头戴牛仔帽，帽子遮住了脸孔，不过康瑟蕾塔反正看不清。他坐到厨房的台阶上，恰好镶在门框中，一个三角形的阴影模糊了他的面孔，但他的衣服都在阴影之外：白衬衫外罩着绿背心，红色的吊裤带低垂到棕黄色裤子的两侧，脚上是一双锃亮的黑色工作鞋。“是谁？”她问。“得了，丫头，你认识我。”他俯身向前，她看到他戴着墨镜——那种反光的镜面墨镜。“不，”她说，“我不确定我认识你。”“嘿，那不重要。我路过这里。”他们之间有十码的距离，但他的话直冲到她的面颊上。“你从镇上来吗？”“嗯，嗯。我从远处的乡村来。有什么可喝的吗？”“你自己进屋去找吧。”康瑟蕾塔开始随着他的语言习惯讲话，就像蜂蜜从蜂房中涌出来。“噢，算了吧。”他说，仿佛就这么说定了，他宁肯渴着。“只要喊一声嘛，”康瑟蕾塔说，“姑娘们就能给你弄点喝的来。”她觉得轻松，没了重量，好像只要她愿意，就可以不必站起身也能够移动。“难道你对我的了解不比这多吗？”那人问道，“我不想见你的姑娘们。我想见的是你。”康瑟蕾塔哈哈笑了。“你戴着墨镜比我看你清楚得多。”突然，他没有移动就已经凑到她身边——满脸笑容，像是他正在享受（或者期待）这样美好的时光。康瑟蕾塔又笑了。他一下子就从台阶飞到她身边，还这样看着她——充满秘密欢愉的调情—看起来这么可笑，真像是喜剧。他离她的脸不足六英寸的距离，摘下了他的高帽子。清爽的茶色头发披落下去，瀑布般地散在他的肩头和后背。他随后摘下了墨镜，挤了挤眼，一边的眼皮挑逗地慢慢眨了眨。她看到他的眼睛像新苹果似的又圆又绿。一月份寒冷的夜晚，康瑟蕾塔在烛光下一遍遍清洗着两只刚宰的母鸡。两只鸡都不大，层层幼羽虽然稀疏，却很难摘净。心、脖、胗、肝在开水里慢慢变着颜色。她掀起鸡皮，伸手到里边，尽量往深处抠摸，在胸脯底下寻找嗉囊。随后，她左手握着鸡胸，右手手指沿着背部的皮，轻轻向里探着脊椎。在鸡皮和保护肉的膜被分开的地方，她伸进手去撕下鸡油。厚厚的。白白的。滑滑的。帕拉斯用手掌根部擦着眼睛，随后又擤擤鼻子。现在又能怎样？刚刚这次电话，就是她跟康妮提到的，和最初的那次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更短些。但造成的沮丧却和去年夏天跟她父亲的那场谈话完全一样。耶稣基督，你到底在哪里？我们觉得你死了。谢天谢地。他们找到了那辆汽车，一侧被撞得一塌糊涂，而且还被人拆卸过了。你没事吧？噢，宝贝。爸爸。他在哪儿——天哪，他滚过去了？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你那见鬼的母亲像以往一样没头没脑。他伤害你了吗？爸爸，没有。唉，什么？他是一个人吗？我们正在起诉学校，宝贝。抓住他们的把柄了。不是他。有些男孩子追我。什么？在他们的卡车里。他们撞了我的车，还把我逼出公路。我跑了，后来——他们强奸了你？爸爸！别挂，宝贝。乔·安妮帮我找了那个侦探。告诉他我找到帕拉斯了。不，她没事，一定要找到他，行吗？接着说，宝贝。我在说。你在哪儿？你能过来接我吗，爸爸？我当然要去。马上。你需要钱吗？你能到机场，到火车站吗？你只要告诉我你要到哪儿就行了。等等。也许你该叫警察。我指的是当地的警察。他们可以把你送到机场。让他们给我打电话。不。你从车站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帕拉斯？你在哪儿打电话？帕拉斯，你还在吗？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天哪。我原以为你在新墨西哥城呢。那儿到底怎么样？布鲁明顿？不，圣保罗。你是在圣保罗附近吗，宝贝？我不在任何地方附近，爸爸。这儿像是农村。叫警察，帕拉斯。让他们过来接你，你听见了吗？好吧，爸爸。到时候从车站给我打电话。好吧。你听明白了吧？你没受伤或什么的吗？没有，爸爸。好的。现在，好啦。我会在这里，万一我出去了，乔·安妮会在的。天哪，你好让我受了一场惊。不过现在一切总算没事了。等你回来，我们再谈那个浑蛋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尾声

不一样的同盟会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从地下抓起一把黄土，嗅了嗅道。“哈，那就不走呗。”林岳看来很兴奋的样子，“我好歹是个医生，怎么着也不会怕尸体。”“你就少贫点吧。”我拉近晖儿，冲林岳笑道，“先把S照顾好。”怪响声中，十来个黑影晃动着逼近我们，一时间空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这些人咋就不怕死么。”姚建国急得跺脚，此刻他们父子想逃也晚了，黑影已在外围将我们团团围住。耿婆在地上划了几道线条，摆上了些石块，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瓶来。“你们去护着那爷儿俩，看好后面。”耿婆笑了笑，“今天让两个丫头也露露脸。”九、养尸茔地“晖丫头，你站在这堆石头边。”耿婆指了下身边，转又拉过S，“潇丫头站那圈里，把狴犴放在石块上。”两人顺从地按照她的吩咐各自立定，狴犴威武地站在当中的大石块上，炯炯的双目在夜色中闪烁着点点黄光。“这些人到底啥意思么，想死……”姚远山紧挨着站在他父亲身边，口中颤声道。“你个瓜娃懂啥捏，这些人葛咝有本事，要让你看懂咧你窝耸也能去闯闯。”姚建国似乎也看出了点名堂，当下拉着儿子站到了我和林岳的身边。“耿婆今儿唱得是哪出啊？”林岳低声道，“嫂子和S该不会有事吧？”“她那么有把握，应该没事。”我摆摆手，眼睛却不由关注着石头边的晖儿。“呜……”狴犴身子一沉，低低地发出了吼声。月光映出了那些黑影的面目，朦胧间那只是些行动迟缓的人，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蓬乱的头发上满是杂草，遮去了大半的脸颊，看去像是一些流落街头的乞丐。一阵夜风刮过，残破的衣衫飘动起来，裸露出的身体竟已是腐烂不堪，恶臭的气味四散不已。风又大了些，其中几个人的头发呼地被卷了去，露出红红的头顶。“呃～～”姚远山直接呕了出来，我和林岳也不禁一阵作呕，不必细看也能知道，风把腐烂粘连的头皮吹得掉落了下来。“两个丫头都听好了！”耿婆断喝一声，“心无旁骛，垂眼观鼻，依照我的话去做。”晖儿和S应声点头，两人硬是避开视线，无视了身前逼近的活尸。“晖丫头，双手握石，拍在地下。”耿婆喝道，“力透掌心，注目活尸。”喝声中，晖儿迅速自地下捡起两片石块，反掌拍入黄土，低垂的双目猛地瞪向面前接近的活尸。哗啦一阵轻响，晖儿身前的碎石凭空飞起，飞弹般成片袭向活尸。一阵令人反胃的骨肉撞击声响起，四具活尸被碎石击成了一滩烂肉。“潇丫头，左脚为中，右脚画圆，横转一圈。”耿婆接着喝道，“聚力脚尖，冥想黄砂。”S单脚站立，原地转动了起来，随着她身体的旋动，一片莫名而起的黄砂卷向活尸，嗤嗤的摩擦声中，三具活尸被黄砂磨了个血肉横飞。“哈，耿婆在收徒呢？”林岳低笑道，“不过，现在她俩可是在过干瘾。”我笑着点点头，在晖儿和S动作时，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双手轻微地做了几个手诀，脚下也在悄然地变换着步伐，看来她用上了“六仪遁甲”。《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上记载，所谓六仪遁甲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配合术法，布下六壬地盘为正位基础，以正中的主法人为“甲”，掌控整个局势的变化。辅助者各居左右，分管六仪，根据主法人的施展而配合推动六仪变化。外人看来，辅助者只是在遵照主法人的指示而行动，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主法人，就像六甲原本就隐藏在六仪之下主使一切似的。但“六仪遁甲”并不是如此简单，耿婆作为主法人与晖儿、S是三为一体的。如果将耿婆视作一个躯体的话，那么晖儿和S便是这躯体的左右手。耿婆应该是考虑到自己的年事已高，血气不足，晖儿和S正当年轻，而且三人都是女身，配合起来自然比我和林岳要相得益彰。耿婆继续指导着两人，奇异的六仪遁甲在我们眼前呈现开来。晖儿拇指对顶，其余四指相交，以形成的三角对准活尸，双眼圆睁，顿足大喝道：“破！”灼热的气流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扭曲的透明轨迹，席卷了数具活尸，焦臭的味道传来，那些活尸浑身发黑地倒在了地上，一时化作片片黑灰被山风吹散开去。左右两手并起剑指，单脚跪地，双手交叉地在面前用力划过，S也是一声大喝：“斩！”破风之声穿空而过，两道气流飞斩活尸，喀嚓声连连，地上又多出不少碎裂的尸体。“饿不是在做梦吧？”姚远山目瞪口呆道，“这是啥？降妖伏魔地道姑么？”姚建国比儿子的见识要多，但也不由看得惊愕不已，听到姚远山问话连连摆手噤声，似乎怕惊扰了战团中的“道姑”做法。“嘿嘿，别怕啊，咱家老太太学过点道术。”林岳神秘兮兮地胡诌道，“十里八乡的都让她驱邪啥的，这算小儿科了。”“高人，高人。”姚建国忙不迭地点头到，“这下村里可有救咧。”耿婆已不再出声指导，三人间似乎已经达到了心意互通的程度，彼此间十分地默契。“封！”“裂！”晖儿与S双掌翻动中，面前的空气中竟然幻化出道道流动的气柱，或是如巨熊般将活尸拍做肉酱，或是如猛虎般撕裂活尸，两人完全进入了状态。但她俩背后的衣服也已被汗水沁透，也许以目前的能力来看，这些攻击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也很巨大。“啊～～”姚远山忽地一声惊叫，两只活尸不知不觉地靠近了他的身边，满是尸水腐肉的手臂突地卡向他的咽喉。姚建国见状操起一块大石，奋力掷了过去，活尸被大石一阻，动作慢了一拍，姚远山手脚并用地连忙逃开。活尸顿了顿，继续进逼，但没走出几步却原地一阵晃动，碎成数块散在了地上。“抱歉，我刚才走神了。”我歉意地说道。身后的活尸围了过来，林岳咧嘴一笑，大大地打了个哈欠，地面上冒出一丛丛带着花苞的植物来，坚硬的花茎顿时将活尸自下而上地穿透。咔咔，活尸纷纷裂开，美丽的花朵自尸体中绽放开来，花茎上如蛇般伸出无数根须，直直刺进其余的活尸体内。不多会，那些活尸便枯槁干瘪了下去，满地的尸体腐作一片，只剩下美丽的花瓣在夜风中飘落。“度尸兰？”我用胳膊拐了林岳一下，“你小子怎么啥怪物都有？”“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林岳摆谱道，“但天机不可泄露。”四周开始不断涌现出活尸，空气中的腐臭味越来越浓，我隐隐查觉一股阴寒的气流渐渐向我们袭来。这附近的地域似乎隐藏着什么，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一边对付着靠近的活尸，一边用听风能力搜索起各处的地形来。耿婆口中唿哨一声，狴犴抬爪怒吼，它的身躯并没有像平日间那样猛涨数倍，两股淡色的气流悄然自它足下涌向晖儿和S。“震！”晖儿双臂左右平伸，掌心向天抬起，优雅地在身前画出两道圆弧，紧接着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十指紧扣抱拳，大力向面前那虚无的两个圆弧中击去。一片滚滚的雷声响起，但奇妙的是，那雷声竟是来自活尸们的体内，雷声鼎沸之际，活尸接二连三地爆体，涌来的尸群顿时消失了一半。“疾！”S平端右掌，左掌划出一道“Z”字形的轨迹，双掌在胸前互击，她身周卷过一道闪亮的电弧，噼啪声响之下，地面蜿蜒盘过无数电蛇，直袭剩下的活尸。随着不断响起的电流声，焦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活尸们的血脉经络在电蛇的侵袭下寸寸断尽，一个个像似断了线的木偶瘫倒了下去。她们所用的破、斩、封、裂、震、疾是六仪遁甲中的六仪杀招，耿婆用自身的能力帮助催动，并借助了狴犴身上的龙脉潜力，使得她俩能够操控遵循六仪变幻所带来的强大自然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六仪遁甲最终的杀招。耿婆翻手将一个小瓷瓶中的红色粉末倒入掌中，双掌翻飞在身周地上连击数下，转而合手如碗状，猛地挥向空中。“天阳丹砂落，地阴九泉深！”耿婆长吟一句，双手在胸前圈起划动。隐约间，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凭空出现，那色彩竟是红白相交的！阴阳鱼图案光华大盛，空中飘然落下无数红色雪花，那些活尸一沾上雪花便立刻焦如木炭，僵硬地倒在地上。地面不住涌动着惨白的雾气，倒地的和尚在行动的活尸在雾气中渐渐萎缩，瘫化作液体慢慢渗入地下。这便是隐遁在六仪杀招背后的“六甲阴阳灭”，整个六仪遁甲中最震撼的杀招。“晖儿，能撑得住吗？”我上前扶住有些摇晃的晖儿，方才的六仪遁甲耗去了她不少的精神和体力，虽然一向坚强的她支撑到现在，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了下来。“没事，就是有点累。”晖儿的声音有些飘乎，但眼中却闪动着兴奋，“我和S也能帮着对付这些怪物了。”她那疲惫而兴奋的表情像个开心的孩子，我不由紧紧地把晖儿抱在了怀里。林岳围着S问这问那，殷勤地递过两颗药丸，S接过药丸并没有立刻服下，而是同样兴奋地冲林岳发表起战后感言来，只是没说上几句便有些头晕，被林岳扶着坐在了一边的大石上。“这俩臭小子，知道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了不？”耿婆上前给她俩推捏了几下，似乎效果不错，“别老觉着女人遇到大事儿就会躲在男人背后。”我和林岳讪笑着连连点头，心想这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打从一开始就没把晖儿和S放在弱者的地位上，只不过在危急时刻会自然地保护她们而已，这应该也是男人的本性吧。“几位忒厉害咧。”姚建国颤巍巍地搭腔道，“村里遭地事儿可是有救咧么。”“就是，就是，村里出了怪事，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闹地。”姚远山跟着道。“不急，老婆子今天趟这个混水就是看准了你们村有怪事。”耿婆神秘地笑道。……村子里，姚建国的家中。“桂芬，我说你胡忙个啥咧，把介个茶隔饿换咧。”姚建国站在门口冲前院喊道。“来了，来了，喊啥么。”一个中年妇女拎着水壶篮子走了过来。姚建国的家在村子的西头，拐出没多远便是我们来时的道路。一进家门，他便让儿子去收拾后院的屋子，一边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让老婆桂芬张罗着弄些饭菜。姚远山这小伙看着愣头愣脑的，但手脚却是利索的很，我半碗饭刚下肚，他就收拾好了屋子，还抱了几床被窝过去。才放下碗筷，姚建国便领进三个人来，我们愣了愣，不知是什么来路。姚建国立即热情地介绍起来，那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汉子叫杨葛根，是这个村的村长，也是姚建国的姐夫，另外两个老汉则是村里的宗族长辈。原来趁我们吃饭的当口，姚建国出门找了杨葛根和两位长辈，将之前发生的事情简要告知，他们一听便立刻动身赶来，为的就是村里连日来不断发生的怪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村最近被闹得鸡犬不宁啊。”杨葛根吧嗒着旱烟，满脸愁云道，“也不知道犯了个啥，这事情又不敢宣扬出去……”杨葛根的普通话说的不错，省却了我们对方言的揣测和臆断，在他口中，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村子的北面有块偌大的荒地，因为土地贫瘠的关系一直没人去开垦耕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乱坟堆，贫困朴实的村民死后便在此简单地埋葬。后来村里突然来了个走马阴阳的风水师，围着这片地晃悠了老半天，口里不住惊叹念叨。有好事者便上前询问，那风水师竟说这块荒地是个风水甚好的葬地，葬在此地的人后代一定兴旺，还像模像样地点了几处穴，说是这块地的精华所在。也许那风水师的确看出了门道，或者是事有凑巧，大家翻查了村里的族谱后，发现有几户人家的确是出过秀才，也有经商发财的。这消息立即传了开来，风水师被村民奉为上宾，好吃好住地招呼着，更有不少家境尚可的人家抢先占据了他之前点下的几个“精华穴”。就此，那块荒地便成了村里的墓葬专区，只要是家里有人过世，立刻就见缝插针地刨上一个墓穴，生怕落于人后占不到风水宝地的光。久而久之，在那块葬地里便埋葬了无数的尸体，坟叠坟，墓碰墓，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在清明扫墓时根本就找不到自家的坟头。可就是这块风水宝地却差点害死了半村的人。不久前，村里一户人家有人过世，三七的时候去墓前祭拜，却发现自家坟头被人刨开了，墓里的尸体不知所踪。接着，他们又发现附近很多墓穴有着同样的情况，于是便通知了村里。杨葛根起先以为是盗墓，但这些都是平民墓穴，几乎不存在有价值的陪葬品，几经查证也毫无结果。杨葛根火一大，连夜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埋伏在墓地周围，心想再有人来盗挖非打死他个瓜娃子不可。一连两天晚上都没什么动静，杨葛根开始动摇了，也许自己的判断有误，或者那些挖墓的人只是过路贼，但碍于村长的脸面威严，还是决定再埋伏一宿。那晚正好是月圆，入夜后没多久，墓地便开始“热闹”了起来。先是李家的坟头里慢慢钻出了一具鲜活的尸体，杨葛根认得那是李家媳妇，前不久难产刚死的。紧接着张家、刘家、姚家……坟头里不住地爬出各种程度的尸体，有些甚至已经腐烂得不成人形了，却依旧扭曲着半爬半走。杨葛根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当场就吓得腿肚子转了筋，跟着的几个村民更是吓得尿了裤子。说来也是八字犯冲乌云盖顶了，其中两个村民恰好晚饭时喝了几两小酒暖身，这一吓把酒气全催了上来。那些刚爬出坟头的尸体像是饿狗闻到了肉骨头，三下两下地把杨葛根他们藏身的地方给找了出来。杨葛根见势不妙，大喊一声带着村民往回逃，可没走几步就撞上了另一群活尸。无路可走的杨葛根等人被逼红了眼，抡起锄头木棍就是一顿猛砸，可那些活尸是越来越多，有两个村民被活尸围住后就再也没见着人了。杨葛根仗着年轻时学过几下庄稼把式，挺着锄头杀出一条血路，带着剩余的三个村民连滚带爬地总算逃回了村子。自此之后，村子便不再太平，很多单独走夜路的村民莫名地失了踪，更离谱的是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杨葛根很清楚，这肯定是那些活尸下的手，但从上次的遭遇战的经验来看，村里根本没能力来对付这些活尸。无奈之下他只得通告全村，将村外的住户迁入村里，夜间行路必须结伴，并让大家各自小心。……“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听完杨葛根的话，耿婆向我问道。“问题应该就出在那块墓地上。”我沉声道，“那是块养尸茔地。”十、阴洞藏尸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神秘的“养尸地”传说，更有甚者还夸张地将其渲染成所谓的僵尸起源地。清代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描述，并把僵尸分成八个品种：紫僵、白僵、绿僵、毛僵、飞僵、游尸、伏尸、不化骨，并被后世的江湖术士和盗墓贼奉为典范标准。当然，在我国历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均有许多这类“养尸地”和僵尸等相关的传奇记载。近代，人们对尸变之说大为批判，但对这一神秘现象却十分关注，试图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其中的奥秘。不过，因为很多客观原因，始终还是无法证实，于是便有些人类学专家极端的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类木乃伊现象，而没有腐烂的尸体就是僵尸”。其实不然，我国古代的风水堪舆理论中就对这些有着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解说，尤其是对尸体变化和起因更是罗列了相当全面有据的案例和分析。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养尸地被称为“养尸茔地”，是一种极为奇特的葬地，由于其特殊的地气及土质结构会导致一些不利于葬者的事情发生，因此被界定为恶性葬地。诸如青乌子的《葬经》、郭璞的《葬书》、管辂的《地理指蒙》、杨筠松的《三龙经》等许多葬理辨龙经书中，均认为“养尸茔地”在丧葬风水中是最为恐怖、危险和忌讳的墓地。明清时期的大量手抄辨龙秘笈中更是认为，当遗体误葬在“养尸茔地”后，人体肌肉及内脏器官等不仅不会腐烂，而且毛发、牙齿、指甲等还会继续生长，部分身体机能恢复生机，有如死魄转活便会幻变成僵尸，四处游荡吸人的精血为生。当然，这些经书理论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没有一具尸体是能够在“养尸茔地”中完整保存的。这个村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活体实例，尤其是那些四处活动的半腐尸体。据《闻风拾水录》的相关记载，“养尸茔地”是一种非常巧合的地理格局构造，其产生比率微乎其微。首先是土质，养尸茔地的土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

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

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湖南宁乡四羊方尊1938年，正值春耕季节，在湖南宁乡的月山村，农民姜景舒兄弟象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祈望着良好年景的到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翻地的锄头刚一用力，便已震得虎口发麻，接下来的发现，更令两兄弟和闻讯赶来的村民兴奋不已。一时间，兄弟二人得宝的消息传遍了宁静的小山村，更是引起了古董商们的热烈关注。几经转手之后，四羊方尊身价大增。不久，政府就得知了有关四羊方尊的消息。李乔生23：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马上让警察局调查这件东西，然后它就归当时的湖南国民党省政府了。王鲁湘：听说张治中把这件东西收去以后，认为这件东西做笔筒很好，于是就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做笔筒用。李乔生：他也是好奇吧。到1938年日本进攻长沙的时候，省政府就把这个四羊方尊放到湖南省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也要迁徙啊，由于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四羊方尊就在迁往湘西的途中被炸成碎片。抗战结束后，四羊方尊重新回到湖南省农业银行，然后就被放置到地库里，无人问津了。1958年恰逢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说湖南宁乡有件四羊方尊，就指示文化部来查一查。文化部马上派人去查，发现这件方尊在当时湖南农业银行的地库里。他们发现以后很高兴，马上连同包装箱一起运到了北京，经过专家修复以后，这件方尊便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了。王鲁湘：它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青铜器的一件国宝了。李乔生：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解放以来有十大国宝，四羊方尊在其中排第二。第一件是司母戊方鼎。王鲁湘：那是河南安阳的，很凝重。这个方尊则纹饰精美，太靓妹了。四羊方尊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伟大杰作，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改写了长江以北不出青铜器的历史，此后，湖南青铜器在考古研究领域据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王鲁湘：熊馆长，像四羊方尊这些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在中国的青铜文化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湖南宁乡带盖象尊熊传薪24：湖南这块地方出土青铜器的时间比较早，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地有青铜器出土。湖南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对中国青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国的一些藏品要出国参展时，国外的博物馆都会点名要我们湖南的某一件青铜器去参展。我们湖南最著名的青铜器是哪几件？湖南宁乡羊尊熊传薪：1949年以前，很多重要的湖南青铜器都被国外收藏了。有两件“虎食人卣”25，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有件象尊26在美国华盛顿；有两件羊尊，一件在大英博物馆，一件在日本的根津博物馆。这些青铜器都是这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目前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我国的青铜器每次到国外巡展，湖南青铜器必定参加，因此引起了青铜器专家的特别注意，很多专家也很喜欢到湖南来考察研究。人面纹方鼎王鲁湘：这个四面人物方鼎，好像全世界仅此一件。熊传薪：这件东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宁乡黄材镇的炭河里抬出来的。这是农民挖的，挖出来后就当作破铜烂铁卖出去了。我们从冶炼厂里面把它捡出来，当时已经破碎了。王鲁湘：有个地方好像焊接了一下。熊传薪：我们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这个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四面都以人面为装饰的鼎。关于这个人面兽，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湖南宁乡人面纹方鼎王鲁湘：它有可能是个神兽，虽然有人面，但身子是兽。这有点像斯芬克斯，也是个人面兽身。它的整个身子被压成一个平面了，中间是一个人脸，两边是两个耳朵，耳朵上面是两个犄角，耳朵下面是两个兽爪。熊传薪：从人面所表现的人种特征来看，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种。但他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一种神，很有可能是代表农业方面的农神。王鲁湘：为什么这样说呢？熊传薪：因为鼎里面有“大禾”两个字。禾就是禾苗，就是稻谷嘛。所以他可能是稻作农业方面的一种神。而且，这个鼎很端正。王鲁湘：器形不是很大，但是给人的感觉很大。熊传薪：所以在中国青铜文化里面，这是一件代表青铜文化的典型艺术品。王鲁湘：好像只要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这一件必在其中。熊传薪：对，这一件和那个四羊方尊，这两个是代表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猪尊湖南湘潭猪尊熊传薪：这件猪尊是1980年湘潭的农民修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件猪尊，形体很大，造型也很好，是一只野猪，而且是公猪。它的两个耳朵向着前方，两只眼睛本来还有绿松石嵌在上头，可惜掉了。很奇怪的是，猪全身本应该都是猪毛的，这个猪尊身上却是鱼鳞纹饰。盖上面有一只鸟，应当是神鸟。猪身上还有对穿的两个深眼，前后两个，应当是让棍子对穿过去，然后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可以抬着它，所以，这是祭祀的一种酒器。由此而看，祭祀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鲁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东西了。熊传薪：另外，从铸造技术、冶炼技术来看，这件尊也是很不错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象尊湖南宁乡无盖象尊熊传薪：这个象尊是1975年我亲自到湖南收购的。这是当时一个农民发现的。这个农民在山上植树挖坑的时候突然挖到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捡起来觉得很重，以为是金子，拿到火里面烧，烧也烧不烂。王鲁湘：你当时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呢？熊传薪：当时的公社秘书看到我们有关文物的宣传画，认为当地农民挖到的也应当是一种文物吧，于是就写信给我说明情况。我马上跑到现场去看，跟他说这确实是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东西，打算收购这个文物。当时价格很便宜，铜价每斤一块五毛钱，这个总共才五斤，花了七块五毛钱。王鲁湘：您按废铜价收的。熊传薪：当时我实在不忍心按铜价收购，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但是公社秘书说，给他那么多钱，助长资本主义。最后我给了他十五块钱，买了这么一件国宝。1978年以后那个农民又找到我，我又补了他几百块钱。现在它的价值要在两三千万以上。这东西太珍贵了，在国内目前就这么一件，世界上只有两件，另一件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那件有盖，这件缺盖。王鲁湘：当时他带你去挖掘的现场了吗？就再也没有别的了？熊传薪：没有了，孤零零的就这一件。这件东西小巧玲珑，铸造很精美，上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纹饰。特别是象鼻，最上面趴了一只老虎，鼻头前面是个凤鸟嘴，鼻的下面、顺着象鼻还附着一条倒挂的蛇。王鲁湘：这是好几种动物复合在一起。熊传薪：耳朵上方有蜗牛纹，腿上面有老虎纹，臀部还有兽面。从它的铸造技术、纹饰、造型的精美看，都反映了中国青铜艺术的极高水平。王鲁湘：它被定为几级文物？熊传薪：一级。瓿熊传薪：这件器物叫做瓿27，也是五十年代在湖南宁乡寨子山出土的。很奇怪的是，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里面有224件小型斧头。王鲁湘：这么一个堂里头可以放200多件斧头？湖南宁乡瓿熊传薪：都是小铜斧。我们觉得奇怪，是因为这些小铜斧应该是生产工具啊，但是却放在瓿里面，这瓿明明是贵族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个小铜斧在当时是贵族家里使用的小的生产工具，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货币。王鲁湘：古代的货币有刀币，也有斧币，总而言之都是财富。熊传薪：对，都是财富的象征。这里有分纹把它分了好几个面，大的四面，小的有八面。盖子上面也有六个分纹，分了六面。中间的把手是虎头形的，盘了一条龙，所以这种动物也是个怪兽。这件器物的花纹、冶炼技术都是很好的。铜铙王鲁湘：这是一种乐器吧。湖南宁乡铜铙熊传薪：是的，这种乐器叫铙28。湖南是大家所公认的出土铙最多的地方，而宁乡又是湖南出铙最多的一个地方。宁乡曾经有一遗址坑里出了十件铙，而且最有趣的是，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兽面铙，它是军乐器。王鲁湘：一般的铙都是用手持着进行击打的，形体不会太大。这个铙这么大，怎么打呢？熊传薪：这个铙有200多斤，不过湖南还出土过一件“铙王”，有450斤。这件铙不可能在宫廷里面用，因为在河南出土的几个小铙，形体都不大，手举起来就能敲。这里的铙一般都两三百斤，不可能举着的，应该是用车子载着它。湖南出土的铙，仅商代的就几十件，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么大？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王鲁湘：作为一种军乐，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意味深长。熊传薪：这个铙的年代，根据花纹来看，应该是商代晚期。关于这些铙的铸造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因为在中原地区还没有过发现这么大的铙。王鲁湘：那就是说，这个铙不是从中原过来的，而是本地筑造的。熊传薪：可能是。湖南出了这么多青铜器，而且大部分器形中原都没有发现过，像猪尊、象尊这些东西。马簋湖南宁乡马簋熊传薪：这是一个马簋29，它是西周年间的，这在全国也是只此一件。它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的纽。它的肩部是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装饰了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是卷眉凸眼的大兽面，兽面间有四只垂长冠、长尾的凤鸟。这个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也是当地铸造的。熊传薪：而且在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这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很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地方特点。二、湖南青铜器的来源湖南省宁乡县的黄材镇，是一处四围青山环绕的小盆地，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它们的形制很奇特，往往是海内孤品，在中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间都找不到相同的例证。另外一点让人更感不可思议的是，中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放在宗庙之中，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而宁乡的青铜器不是发掘于山顶就是发现于河流之中，而且有许多青铜器中间还储藏了很多的玉器，很明显，它们是当时的人用来祭祀自然山川之神的，这和中原青铜器使用的途径也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成了宁乡青铜器的难解之谜。熊传薪：这个问题大家确实都感到很奇怪。湖南出土了那么多象尊、人面纹方鼎，以及猪尊、牛尊等类型的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不下十万件青铜器中居然找不到。随着对出土青铜器物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专家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熊传薪：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当时有几种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些东西以前都在北京，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就把这些东西从故宫带到湖南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东西是由湘军统帅曾国藩从外地带回来的。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来到湖南已经很晚了，是明末或清末的事。熊传薪：这些说法仅仅是揣测，没有什么根据。还有人说，殷商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商代贵族逃到了湖南，就把那边的青铜器带到了湖南。但这些说法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从北方带过来的话，怎么在北方没有发现啊。还有一种看法是，这些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在商代晚期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商代叫“蛮夷之地”，属于商王朝的边缘地区，如果这里突然在商代晚期就达到那么高的水平，也不可思议啊。我认为这应该是商文化南下造成的，一部分商的贵族带了一些工匠迁到南方来了。王鲁湘：整个氏族的大迁移，包括他们的奴仆、工匠都给带过来了。熊传薪：对。带过来以后，又与本地文化相结合。王鲁湘：就是铸造工艺可能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但是某些造型，包括某些图纹可能受了本地的影响。熊传薪：它就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当然，我们还没找到证据，仅仅是一种推测。大约三千年前，一支亡国的商朝贵族一路向南逃亡，来到了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发现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定居了下来。他们建立城市，发展生产，逐渐把这里建设成了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当然，这个故事要一直到2004年才由湖南的考古工作者揭开。王鲁湘：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宁乡县黄材镇的炭河里西周方国遗址行了有计划地勘探和发掘工作，都发现了什么？李乔生：这个方国遗址的西北是墓葬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七个墓葬，墓里有玉玦、玉璧，还有青铜器。遗址的东南是宫殿，当时发掘了大概将近三千平方米，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王鲁湘：当时发掘出来以后，觉得这个宫殿遗址大概有多大呢？李乔生：当时发现了两座宫殿，两座宫殿的长度是26米，宽度在八米左右。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宫殿是比较大的了。它的柱础直径最长的有1.2米，排列很有规律，很整齐。王鲁湘：这个遗址是什么时期的？李乔生：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的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它的构筑形式是西周时期的。发掘出的陶器进一步证明，这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王鲁湘：好像都城的中间有两条河流穿过，当年这个都城就把两条河流夹在里头吗？李乔生：不是的。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这条河流是在城址对面的，后来由于冲刷就改道了。王鲁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城是被两条河流环绕的，河流起了保护城邑的作用，只不过河流改道以后，就从都城中间穿过去了。都城的面积应该包括两条河流在内。李乔生：我们推测当时的都城有二十万平方米。王鲁湘：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藩

也在这时出现，河南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一户农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儿，姓岳。第一章天命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变化中。尽管变化，中国人却总在说，不管外界如何，我们都能坚守自我。自我是什么？他们至少具体化出三句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听着真提气，也很全面，只是似乎忘了说最重要的，坚持这三点之后，还能怎样活？或者说，还能不能活！这个问题在和平年代里提出来，比如公元2010年的今天，似乎没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说，就是这点事导致了一个王朝的崩溃，一个民族的沦丧，有人相信吗？貌似危言耸听，那么开始回忆，从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开始。正月十二日那天，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驾崩了，新皇帝赵佶登基。赵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能当上皇帝，实在是各方面都太优秀了。首先，他有个好妈妈，赵佶的生母陈氏，开封人，史册记载她聪颖端庄，艳若桃李，以御侍身份生下了赵佶。这一点很重要，意味着她出身很低，不会被高滔滔、向氏等贵族出身的后宫主宰猜忌。另一方面，和哲宗皇帝的生母朱太妃也会自然地亲近。朱太妃也是开封人，同样出身很低，阶级、同乡的双重关系让她们走得很近，连带着各自的儿子也处得亲密。哲宗在没有亲政，被高滔滔压制时，就经常约赵佶到寝宫里玩。多年以后，当上皇帝的赵佶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十二三岁的哲宗款待弟弟，只能拿出一些寻常果饼，装在陶制的器皿里，一点都看不出皇帝的身份。两个小兄弟躲在帷幕后默默地吃着，很幸福，很辛酸……陈氏的好不止这些。这个平民出身的女子有着异常刚烈的一面。宋神宗年纪轻轻病死，死时只有三十七岁，陈氏当时更加年轻，才三十二岁，正是女人一生中风华正茂的好时候，却突然间凋谢了。陈氏搬进神宗陵殿的侧殿，终日里默默出神一动不动，很快形销骨立，容颜惨淡。宫里送来饭菜、汤药，陈氏挥手让人拿走，说：“得早侍先帝，愿足矣。”没多久，陈氏就死了。她是真心地爱着神宗的，这一点哪怕是在封建年代里，也一样让人肃然起敬。她的死，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一方面给儿子留下了足够的印象分。爱屋及乌，对陈氏的敬，加重了整个后宫对赵佶的爱。就连高滔滔、向氏这样出身豪门士族，习惯了天家父子无亲情的人也对赵佶很照顾，更不用说朱太妃、宋哲宗母子俩了。赵佶在一片爱护中长大，哲宗即位后封为宁郡王，四年后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加封为端王，再两年后加封为司空，改昭德、彰信军节度使。爵位之重，晋升之快，在诸位皇弟中首屈一指。他自己也很争气，宋朝发展到这时，已是八世祖了，他的皇兄皇弟们早已经是标准的太子党，每天里声色犬马烟柳雾花。他不同，限于宋朝祖规，皇室男丁的职业只能是吃喝玩乐，但同样的玩，他却玩出了品味。赵佶喜欢的是笔砚、丹青、琴瑟、图史、射御。所谓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赵佶除了射箭、驾车两项之外，其他几乎无所不精，这让开封城的士大夫集团的眼前一亮再亮不停地亮，空前发现，十一皇子是完美的化身！想想看，赵佶的住处摆满了珍品图书，每天里高人雅士不断，谈经论玄，调弦鼓瑟，兴致来时挥毫泼墨，无论是作画，还是写字，赵佶都在弱冠之年达到了极高境界。这些还不是全部，赵佶身材修长，面目俊秀，谈吐风雅，行动春风，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流辉溢彩的焦点。这样的人谁不爱呢，何况他还特别友善。宗室里的知名雅士赵令穰、驸马都尉王诜，这二位是能和文坛泰斗苏东坡拉上关系的人，为他在外界做宣传；皇宫内部朱太妃、向太后两派系对他共同喜爱，几乎是唯一一个左右逢源、无往不利的人。做到这一步，哲宗不死，他繁华一生，高出同侪；哲宗死了，众多皇子他鹤立鸡群，哪怕是外界公选，都跑不了他的皇位。何况，这人在暗地里还另有一张面孔。这张面孔藏得很深，除了对宋史有兴趣，细心钻研过的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里，赵佶只是个含着金匙出生的顶级花花公子，突然被命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不由自主地当上了劳什子皇帝。那些不了解他另一副面孔的人通常还会叹息一声，以他的才能，要是能终生醉心于书画之间，中国就会又多出一位了不起的丹青名家啊。让他当皇帝，真是既害苦了宋朝，也害苦了他本人。这是假的！赵佶确实有书画的才能，但他更有一颗膨胀的权力之心。首先，他的艺术细胞的构成就有问题。艺术，是心灵的外延，有什么样的灵魂什么样的欲望，才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有的人淡泊，在无尽天地之中只选取空山灵谷幽兰雾凇入画，越是淡雅越是入味；有的人雄烈，画奔马雄狮猛虎苍鹰，遒劲威凌肆意纵横，越是粗豪越是神骏。体现在赵佶，是极致的细腻，入微的贵气。有这两点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自命清高，尤其当一些特殊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时。在赵佶的端王府里，出过两件怪事。某一天，两只白鹤突然从天而降，落在他的庭院里，久久徘徊，且鸣且舞。自古鹤鸣于堂，是千年难得的祥瑞，尤其是发生在京都重地里。一时间，全城轰动，很多知名的大臣都蜂拥而来。当然，为的不是看什么鹤，而是来拍端王的马屁。您祥瑞，您发财，您升官！当时，全王府的人都飘飘欲仙，只有管家杨震吓得满身冷汗。发财、升官……都是亲王了，再升是什么，难道是皇帝？！他立即站出来往外赶人，一边赶一边说：“这是鹳不是鹤，是鹳不是鹤！”仙鹤和人好不容易都赶走了，没过几天，怪事又出现了。在赵佶的卧室外边，突然间长出了一丛灵芝。这下子简直是加倍的祥瑞。鹤是从天而降的，有可能是飞累了下来歇一会儿，属于流动祥瑞。可是灵芝草从地里钻出来，准确无比地在赵佶窗外安家，这无论如何都是专属于赵佶的祥瑞，顶级祥瑞。一时间，全府的人都跑到赵佶面前贺喜讨赏，同时喜讯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向全城各地，大有超过上次的趋势。关键时刻，一只手伸了过来，瞬间将喜讯停播。管家杨震，他把灵芝草像狗尾巴草一样拔了下来，扔到一边，说这是食用菌，根本不是灵芝！人群沮丧地散开，杨震松了口气，可是转过头来，发现赵佶的目光有点凝固，像是若有所思。自命不凡的人，怎么禁得住接二连三的灵异事件。这两件事之后，赵佶某天突然写了张纸条，悄悄叫来了一个心腹家丁，对他说：“这上面是我的生辰八字，你拿到大相国寺去，每一个卦摊都算一次，看看什么结果。”家丁去了，一个个摊位依次算去，钱花了不少，什么也没算出来，都是些常见的神棍型套话。直到最后，在一个角落里遇到一个破衣烂衫，快饿死的算命先生。这位先生看了一眼纸条，再看一眼家丁，突然间显得很郁闷，把纸条扔了回来，说：“老兄，我混得很惨了，你怎么还拿我开涮呢？”家丁不解，问他啥意思。先生冷笑，“这是天子的生辰八字，根本不是你的！”该家丁大惊失色，跑回王府，报告给赵佶。赵佶深思了很久，要家丁第二天再去，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算命先生，看他有什么话。第二天，算命先生说：“回去告诉亲王殿下，您是天子命格，日后要善待百姓。”很套话是吗？很平常很虚构是吗？可是这位算命先生在历史上有名有姓有地位。他的话应验之后，赵佶让他平步青云，官居节度使，成了一位达官显贵。他叫陈彦。一连串的心理暗示之后，赵佶开始了主动出击。他是聪明的，一方面继续和哲宗、朱太妃一系搞好关系，一方面刻意地讨好向太后的身边人，以亲王的身份向一个个太监宫女示好，这是多么巨大的诚意。很快，向太后就被一片片的歌功颂德声包围，所有人都说赵佶的好话。想想她一个没儿没女的孤寡老太太，正在失意落败中，有这样一个好儿子献孝顺，能不被顺利撂倒吗？之后，才有了向太后为他争皇位的事情，要不然，九五神器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落到赵佶的头上。在那一天里，赵佶的人奔忙在王府和皇宫之间，把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报告给他。向太后提名后，章惇反对，赵佶的反应非常强烈，他时而仰天长啸，时而伏案沉思，得与失之间，天子与藩王之间，天差地远！他要这皇位，他要掌握天地万民生死的至高权柄。第二章宋朝的兰花终于当上了皇帝，赵佶变得更冷静。他不仅要爬上这个位置，更要在这位置上坐得舒服。之后的一系列表现显示，他真是太聪明太理智了。第一步，尊敬领导。身为皇帝，他的父亲、哥哥两代人都和后宫刀兵相见，水火不相容。折腾的结果，抛开国家受损，两位皇帝本身也七上八下，活得难受死得憋屈。轮到赵佶了，他能怎么办呢？他选择感恩，以十九岁完全成年的年龄，请向太后垂帘听政。怎样，当年高滔滔弄得鸡飞狗跳、“以母改子”才搞到的权力，他拱手让了出去。第二步，重组内阁。一朝天子一朝臣，赵佶得有自己的班底。可是时代太敏感了，他选择新党还是旧党呢？选新党，让坐在帘子后面的向太后怎么想，她是新党的死对头；选旧党，旧党是哲宗的阶下囚，刚刚接替了皇兄的位置，就想破坏传统？两边都不讨好，但一定要两边都讨到好，这个结得怎么解开呢？赵佶有办法。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个人事任免，是把韩忠彦从大名府调进京，升为吏部尚书；调真定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黄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对立。韩忠彦是已故旧党领袖韩琦的儿子，李、黄两人是哲宗朝新党的风云人物，同时提拔起来，露出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潜台词。从此，新旧两党平衡，在赵佶的领导下不再敌对。这只是第一层潜台词，如果没有下文的话，是非常粗陋的和稀泥手法，在顶级官场搞这个，太俗，也根本没法取悦向太后。可是第二层表现出来时，就不得不让人佩服了。没多久，韩忠彦的位置直线上升，成了新一届首相，李、黄两人原地踏步，离宰执位置遥不可及，成了庞大的中层干部集团里的一员。这说明了什么，赵佶从最开始时就选择了向太后，以她的喜好为标准，决定权力层分配。同时，此举还让人挑不出他背叛皇兄的短。第三步，让全体旧党人叫好，赵佶把哲宗后期贬出朝廷的旧党新生派力量都召了回来。龚央、陈瓘、邹浩、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张舜民等等从各处贬地赶到京城，全成了言官。这些名字很陌生，之前一来没空提他们，二来也是没法提他们。虽然在宋史里，这些人非常有地位，被旧党人捧得比天还高。比如陈瓘，就是在章惇入朝当首相的途中，上船讲课的那位隐居大名士。后来他不隐居了，重进官场，隐而优则仕，一步跨进了开封城，变成了太学博士，这个官可实在是太大了，也就是宋朝的皇家大学教授。可这么个职位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呢？无非是出出题，监监考什么的，和国家大事不挨边嘛，让我写他什么！再比如邹浩，他是神宗朝的进士，开始时的工作是扬州颖昌府教授，相当于地方教育办成员。哲宗时调进京城当上了言官，第一时间就弹劾章惇，是个铁杆的旧党斗士。可惜没用，哲宗时的扒皮章权势举世无敌，这就遗憾了，邹浩没能成为期盼中的英雄。真正让他成名的，是废孟皇后事件。孟氏被废之后，邹浩的反应是世界末日到了，他不顾一切地上书，要哲宗收回命令，重立孟氏，杀掉一切站在孟氏对立面的敌人。如果不这么做，哲宗会遗臭万年，宋朝将国将不国，人民将内心失衡……这都哪儿跟哪儿，一个娘家是平民的女人啥时候重要到这地步了？哲宗一怒之下，把邹浩踢出京城到南方反省去了。这就更了不得了，邹浩离京时简直成了悲情英烈的万世楷模，成了世界上唯一有良知有爱心有正义感的人。当天的场面，被定格成旧党人心中的图腾，经久不息地传唱。对此，实在是想让人问一句——至于吗？一个个都是这样的人物，除了别有用心的人谁会当他们是盘菜。没错，现在赵佶起用他们，就是别有用心的。紧跟着第四条命令发布，全体言官、全体官员、全体国民注意了，无论谁都可以畅所欲言，说什么都行，弹劾谁都行。说得对有奖，说错了没事，朕决不食言。看着很老套是吧，无非是下旨求言，前几代宋朝皇帝哪个都做过。可是这一次不同，前面的都只是形象工程，这一次赵佶把它变成了一把刀，塞进了陈瓘、邹浩等人的手里，让他们尽情地去砍。砍倒赵佶的敌人，砍到向太后微笑满意为止。陈瓘、邹浩他们兴奋得浑身发抖，这竟然是真的？整个哲宗朝里旧党被那两个人折腾得七零八落，现在可以报仇了？章惇、蔡卞，你们也有今天！全京城的言官，满天下的旧党分子齐心协力，弹劾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赵佶，很快量变就引起了质变，章、蔡两人可以定罪了。两人被贬职南迁，章惇很惨，贬到了海南。什么叫借刀杀人，一举三得？仁义的名声得到了，向太后的政敌搞倒了，反对自己即位的首相垮台了，这就是。赵佶达到了所有目的，一时间好评如潮。别忙，赵佶觉得还能再发挥一下，让好评达到高潮。高潮由宫里、宫外两部分达成。宫里，忍了六年的向太后终于等到了全方位的快乐。说来她也是很不容易，日子很难的，熬到哲宗死，为了立赵佶，她光着脚丫子在皇宫里狂奔，又哭又喊地博同情，她容易吗？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了好日子，要怎样继续下去，这要早做打算才行。通过仔细计算，她做了两件事。第一，复立孟氏。孟氏，是由高滔滔选定的皇后，被贬有自己犯傻的原因，更有政治斗争的内幕。现在她在难中，把她提上来，她必将感恩报答。这样就形成了高滔滔——向氏——孟氏三代皇后的利益链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一定会像自己保高滔滔那样，保全向氏。同时，打压哲宗钦定的刘皇后。本来刘氏已经大获全胜，成了唯一的皇后。本来嘛，皇后与皇帝为一体，自古以来每朝只有一位，可这时突然间孟氏复活，居然要并列皇后了，这忍无可忍嘛。刘氏愤怒，为什么是并列，为什么是并列，我不要并列！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太后说了，你们不是并列，从今天起你叫元符皇后，孟氏叫元祐皇后，你们俩人见面了，你得先给她行礼，然后她才回礼……刘氏简直要气死，但想想自己还年轻，可以像向太后那样熬下去，现在这年头，谁知道几年后又是什么样？她决定等了，向太后却不。她知道自己老了，身体也开始生病，她的精神和身体连续绷紧了六年，突然间放松之后没法支撑。见过太多死亡的她，没法不去想自己的身后事。如果她真的死了，孟氏能掌握大局吗？光是赵佶，孟氏就很难控制，加上刘氏，情况不妙，再加上朱太妃，那是自己的死对头，日后，面对本应是后宫第一巨头的人，一个废了再立的儿媳妇，能管什么用？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向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差，很快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但就是这样，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仍然死在了她前头！这是怎么搞的呢？没啥证据能证明这是谁做了什么手脚，可就是发生了。于是乎，在向氏死的时候，她是完全放心、非常妥帖、彻底愉快的。至此，鉴于上面发生的所有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真是很强大。这是宫里的事，再说宫外边发生的，在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赵佶的聪明。谁都知道做好事是很累的，有时还很危险很麻烦，赵佶做起来不花一个铜板，就让全天下人，乃至于之后近千年里的中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好。注意，哪怕后来赵佶变成了宋徽宗，人们在这件事上对他的看法都没变。赦免苏轼、范纯仁，让他们从贬谪地北返。这两个人是特殊的存在，在宋朝人的心里，他们活着时，就已经是超越政党之上的传奇人物。苏轼的文章，近四十年以来独执天下之牛耳，是无可争议的文坛泰斗，中国人是敬重学者的，谁去管他是新党还是旧党，他所到之处，人们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范纯仁要更高一筹，作为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儿子，他没有父亲的午夜宅男在线永久免费观看网

人之将死，很多事也看得开了，晋景公同意了栾书的建议，将郑成公放回郑国。同年五月，晋景公基本丧失了料理朝政的能力，将大权交给了大子州蒲，也就是历史上的晋厉公，自己则退居后宫，当起了太上君。说来也是冤冤相报，晋景公退居二线之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恶鬼，长发及地，捶着胸脯，跳着走路（就像港片中的僵尸），追着晋景公说：“你杀了我的子孙，不仁不义。我已经请求上天惩罚你了！”晋景公躲到寝宫的门后，那恶鬼用手一推，沉重的宫门竟然应声而倒。晋景公大惊失色，又逃到内宫，恶鬼又毁掉了内宫的门户，势不可挡。晋景公汗津津地醒来，病情进一步加重。很明显，这病已经不是人力所能医了，于是将桑田（地名）的巫师召进宫来作法除妖。巫师在宫中布了一个阵，焚香沐浴，披头散发地做了一通法事，仿佛灵魂出窍，如痴如醉，打翻了几十个青铜器皿，然后用一种非人类的声调说：“这宫中有恶鬼。”“什么样子？”晋景公连忙问。“头大如斗，长发及地，捶胸顿足……”巫师的描述和晋景公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巫师还说，如果没猜错，这恶鬼必当是赵氏家族的先人，因为两年前的灭门惨案，现在来找国君报仇了。“那该怎么办？”晋景公惊恐道。巫师摇摇头，说：“您怕是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秋天麦熟。尝不到新麦的意思，自然是活不过秋天。晋景公不甘心，打听到秦国有位叫做医缓的医生，医术十分高明，专治疑难杂症，便厚着脸皮派人去找秦桓公，要他派医缓来晋国给他治病。秦国人自古厚道，不喜欢趁人之危。虽然两国仍处于交战状态，秦桓公还是派医缓即刻启程前往晋国。医缓还在路上，晋景公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小孩，其中一个说：“哎呀，那个医缓可是神医，他一来，必定会伤害我们，我们该逃到哪里去啊？”另外一个说：“我们躲到膏肓之间，他能将我们怎么样？”这两个小孩就是我们在医药广告中看到的病毒啦。古人将心脏部分的脂肪叫做“肓”，心脏与隔膜之间叫做“膏”，这两个部位针灸不到，药力也难以到达，所以后人将“病入膏肓”作为一句成语，代表无法治愈的绝症。医缓到了晋国，看了晋景公的病情，也说：“没办法治了，您的病已经在膏肓之间，下不了针，也用不了药，没办法治了。”晋景公听了默不作声，半晌，一字一顿地说：“您真是神医。”于是命人厚待医缓，将其恭送回国。同年六月，麦子成熟。公田的管理人员按照传统，给国君送来当年的新麦。晋景公突然想起桑田巫师的话，不觉火冒三丈，命人将巫师抓来，将新麦拿给他看，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今年的新麦。”“你不是说我尝不到今年的新麦了吗？”晋景公恶狠狠地说，用眼神示意侍卫，缓缓地闭上双眼。身边的侍卫便将巫师像小鸡一般拎起，拉到宫门之外斩首示众。当天中午，厨房用新麦熬了一锅粥给晋景公喝。说来也怪，就在晋景公举起筷子准备开动的时候，突然感觉肚子发胀，连忙让人背他到厕所去。刚蹲下，整个人就稀里哗啦地倒下来，一头栽进了粪坑，淹死了。说句题外话，如果当年有人发明了马桶，晋景公也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最冤枉的是那个背他上厕所的人。当天早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背着晋景公升上了天空。出于某种骄傲感，他醒来之后就将这个梦讲给了旁边的人听。晋景公淹死之后，人们想起他做的那个梦，便叫他给晋景公作了陪葬——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祸从口出，哪怕只是一个梦，也最好将它牢牢地放在心上，不要轻易对人说起。纵观春秋中期的历史，晋楚争霸无疑是那些年间国际关系的主题，如同美苏争霸是冷战时期的主题一般。楚国的霸业，始于楚武王、楚文王，成于楚成王，又在楚庄王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成于晋襄公，在晋灵公、晋成公年间一度沉寂，到了晋景公手中，又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平心而论，晋景公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没有颠倒众生的人格魅力，但是他踏实肯干，不喜欢瞎折腾，在用人方面基本上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带领着晋国的一班朝臣，兢兢业业地守住了祖宗留下的基业，实现了晋国霸业的中兴。晋景公死后，鲁成公觉得这是一个向霸主之国拍马屁的机会，亲自从曲阜跑到新田去参加晋景公的葬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之间没有互相参加葬礼的义务，只能赠送相应的慰问品。鲁成公这样做，自然是用力过猛，结果又是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晋国人以七年前鲁国曾与楚国秘密交往，企图背叛晋国为名，将鲁成公扣留起来，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80年三月才将他放回去。关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也觉得很丢脸，连晋景公的葬礼在什么时候举行都没有按惯例记录在案。【虚假的和谈】公元前580年三月，鲁成公灰头土脸地回到曲阜，跟他一起回来的是晋厉公的使者郤犨。双方在曲阜举行会晤，重新签订了同盟条约。有必要介绍一下晋国的郤氏家族。郤氏家族原本也是晋国公室成员，姓姬。晋献公年代，有一位叫做“豹”的公族大夫开始崭露头角，受到晋献公的重用，被赐封郤地，由此建立郤氏宗族。骊姬之乱的时候，郤豹的儿子郤芮跟随公子夷吾出逃，并帮助其回国登上君位，成为晋惠公、晋怀公年间的重臣。后来晋文公回国，郤芮不甘心失败，伙同吕甥纵火焚烧公宫，打算烧死晋文公，然而事情败露，郤芮被杀，郤氏家族由此成为晋国的罪臣。郤芮的儿子郤缺继续生活在父亲的旧封地翼城，只是身份从贵族变成了农夫。某一年冬天，晋文公的大臣胥臣臼季经过翼城，在田间发现有个农民举止不凡，一问之下，才知道是郤芮的儿子郤缺，于是向晋文公举荐，让他担任了下军大夫。郤缺文武全才，为人谨慎，做事勤恳，官越做越大，最终在晋成公年代接替赵盾做到了中军元帅，成为晋国的首席执政官。他的儿子郤克也不是泛泛之辈，在邲之战中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又接替士会成为中军元帅，并且在鞍之战中带领晋军大败齐军，为维护晋国的霸业立下赫赫战功。郤克死后，他的儿子郤锜继承家业，成为郤氏家族的族长，因为被封驹地，所以又号称驹伯；郤犨则是郤氏家族分支，号苦成氏，其祖父郤义和郤锜的祖父郤芮是亲兄弟，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苦成叔子；另外还有一个郤至，是郤犨的侄子，因为被封温地，当时的人们又尊称其为温季。公元前583年的下宫之难，赵氏家族元气大伤，赵朔、赵括、赵同等人均被杀死，郤氏家族趁机填补空缺，郤锜、郤犨、郤至都担任了要职，史称“三郤”。郤犨来到鲁国，除了代表晋国与鲁国结盟，还有一个私人任务，那就是向鲁国大夫公孙婴齐求婚。公孙婴齐的父亲是鲁宣公的同胞兄弟公子。他的母亲嫁给公子叔肸（xī）的时候，没有举行媒聘之礼。按照周礼的规定，“聘则为妻，不聘则为妾”，一个女人没有经过媒聘之礼就出嫁，那就只能算作妾。因为这层关系，鲁宣公的夫人穆姜很看不起她，说：“我才不与妾为妯娌。”等到公孙婴齐出生之后，就要公子叔肸休了她，并将她嫁给了齐国的大夫管于奚。这个女人在齐国又生了一子一女。后来管于奚去世，齐国人又将她送回鲁国，交给公孙婴齐赡养。公孙婴齐是个厚道人，将母亲带回来的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其中男孩担任了鲁国的大夫，而女孩则嫁给了大夫施孝叔，成为施夫人。不知道为何，郤犨对这位施夫人情有独钟，指名要娶她回去做老婆。晋国势力强大，连鲁成公都对郤犨唯唯诺诺，公孙婴齐哪敢得罪他？于是跑去和妹夫施孝叔商量，要他将妻子让给郤犨。施孝叔听了公孙婴齐的话，茫然不知所措。他想，这算哪门子事啊？一个外国人跑到鲁国来，看中了他的老婆就要带走，如果他看中的是国君的夫人呢，也要答应他吗？然而，这些话说也没用，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家族的生存，他只能答应公孙婴齐的要求。倒是施夫人誓死不从，她对施孝叔说：“鸟兽犹且不抛弃伴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施孝叔很是无奈地说：“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啊！如果不答应晋国人的要求，国君怪罪下来，我们全家都只有死路一条，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施孝叔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施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夫妻俩抱头痛哭，洒泪告别。施夫人到了晋国，给郤犨生了两个儿子。她的命运和她母亲的命运惊人的类似，然而不幸的程度远远超过母亲。六年之后，郤氏家族灭亡，郤犨被杀，她又被晋国人送回鲁国。施孝叔亲自跑到黄河边迎接她，但是当着她的面，将郤犨的两个儿子扔到黄河中淹死。施夫人肝肠寸断，对施孝叔说：“你自己不能保护妻子而将她拱手让人，现在又不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家的遗孤而杀死他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好结果？”于是对天起誓，不再回到施家——当然，这也是后话。相比郤犨的夺人所爱，郤至的蛮横霸道也不遑多让。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0年秋天，郤至和周王室在温城所属的鄇（hóu）地（地名）的所有权上发生争执。当时的天子周简王派王室大臣刘康公、单襄公跑到新田，请晋厉公主持公道。面对国君和天子派来的使者，郤至的态度仍然十分强横，明确表态说：“温城，是先君封给郤家的旧地，我怎可拱手让人？”刘康公还是据理力争，说：“瞧您这话说的。当年周朝消灭商朝，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将温城和周边的田地封给了司寇苏忿生。周襄王年间，苏氏后人背叛王室，襄王便将温城赏赐给了晋文公。晋文公又将它赏赐给有功之臣，先是赏给了狐溱，后来又赏给了阳处父。因为狐家和阳家先后灭亡，才轮到郤家。您现在说什么郤家旧地哟，那原本就是王室的土地！”晋厉公在一旁听了，心想直犯嘀咕，按照这个逻辑说下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有哪一块土地原本不是王室的呢？连忙打断刘康公的话，对郤至说：“人家说得有道理，我来做个主，你让一让，别跟天子争家产了，如何？”郤至讪讪地说：“您都这么说了，我哪里敢不从？”这才极不情愿地将鄇地让给天子。郤氏家族的兴盛年代，也是晋楚两国出现短暂的和平的年代。前面提到，自公元前582年楚共王派公子辰出访晋国以来，两国关系日益缓和，双方来往不断，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那道鸿沟似乎到了必须填平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率先挥动铁锹的人。一个宋国人——华元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这个曾经因被车夫出卖而成为郑国的俘虏的人，曾经被民工嘲笑为“吹牛皮”而不恼怒的人，曾经孤身闯入公子侧的大营拿刀逼迫他签订和平协议的人，是当时国际上公认的老好人，人缘极佳。他与楚国的实权派人物公子婴齐，与晋国的现任中军元帅栾书都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听到晋国派籴伐出使楚国并获得成功的消息之后，华元感到这是一个让中原诸国摆脱夹缝中求生存的最好机会。他请示过宋共公，便先来到楚国，后又前往晋国，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于公元前579年正式促成了两国的和平谈判。这一年五月，晋国派士燮为代表，与楚国的公子罢、许偃在宋国首都商丘的西门之外举行了会盟，史称“宋之盟”，其盟约如下：“从今以后，晋楚两国不再以刀兵相见，坚持相同的价值观，共同救济危难，赈济灾荒。如果有对楚国不利者，则晋国去讨伐他；同样，如果有谁对晋国不利，则楚国也应该讨伐他。两国之间，使者往来，道路畅通。对那些不听从两国领导的，要想办法使其服从；对那些不来朝见两国君主的，要出兵迫使其屈服。如果违背这一誓词，请上天降罪，令其军队败亡，不能享有国家。”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争霸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几乎所有诸侯国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与外交博弈中，有如风箱中的老鼠，两面受气，中原地区的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宋之盟在当时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郑成公立刻前往晋国，高调而低姿态地听晋厉公讲述盟约的内容，表示要在晋楚两国的领导之下，为国际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在晋楚两国握手言和之前不久，晋国的宿敌秦国也向晋国伸出了橄榄枝。公元前580年秋天，秦晋两国国君相约在令狐（晋国地名）举行会盟。晋厉公先行抵达会盟地点，但是秦桓公临时改变主意，不肯渡过黄河去见晋厉公，将人马驻扎在王城（地名），派大夫史颗前往令狐会见晋厉公，举行了盟誓仪式。晋国则派郤犨到王城会见秦桓公，同样举行了盟誓仪式。自古以来，恐怕还没有这样奇怪的会盟。士燮对此评论说：“这样的盟誓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古人盟誓，必先斋戒，以示隆重和守信。在约定的地点会盟，是相互信任的起点。如果一开始就不信任，又有谁会坚守盟约呢？”秦桓公回去之后，果然将这一盟约扔到了爪哇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其实，宋之盟对于晋楚两国的意义也十分有限。公元前579年秋天，晋厉公派郤至前往楚国访问。楚共王举办了盛大的午宴招待他，并且派公子侧担任傧相。郤至按照当时的礼节，从西阶登堂入室，刚走进来，忽然听到鼓乐大作，四下一看，又没看到乐队的影子。那音乐，端庄而浑厚，郤至停下脚步，仔细聆听，发现那竟然是用来招待国君的“肆夏”之乐。所谓肆夏，原本是天子招待诸侯时演奏的音乐。到了春秋时期，诸侯相见，也越级使用肆夏之乐，但是用于招待卿大夫，还没有过先例。楚共王为了表示对郤至的重视，或者也是为了显摆，特意搞了个新花样——在正堂的地下室里安排了一支乐队，要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演奏肆夏之乐。郤至越听越不对劲，转身就往外走。公子侧连忙拉住他说：“时间不早了，寡君已经等候多时，请您入席！”郤至连忙推迟，说：“楚王不忘先君之好，惠及下臣，以这样的大礼来对待我，用肆夏之乐来招待我。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难道还有更高尚的音乐来伴奏吗？我哪里敢进去！”这话说得对，中国人从古至今最讲究的就是政治待遇，什么级别的干部就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绝对不能越级。公子侧很是不以为然：“如果老天眷顾，两位国君有相见之日，无非是用一支箭来互相招待，哪里用得着什么音乐？寡君等不及了，您还是入席吧！”言下之意，两君如果相见，那就是在战场上了。公子侧说这样的话，在外交场上是不负责任的，但确实是当时晋楚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表面上笑脸相迎，实际上暗藏刀兵。郤至的政治敏感性显然比公子侧高多了，他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以一支箭来互相招待，那就是两国的大灾难了，哪里是什么老天眷顾？诸侯侍奉天子之余，则互相拜访，于是有享礼和宴礼。享礼虽设酒食，并不吃喝，以示恭敬勤俭；宴礼宾主尽欢，大快朵颐，以示仁慈恩惠。恭敬勤俭，所以成礼；仁慈恩惠，所以布政，那也是诸侯用来保护自己的人民的手段。正如诗上所说，‘纠纠武夫，公侯干城’。到了乱世，诸侯贪婪成性，欲壑难填，无所顾忌，常常为了尺寸之地而驱使民众去送命，将武夫当做自己的心腹、股肱、爪牙。所以诗上又说，‘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诸侯会护卫人民，而约束自己的心腹。天下大乱，则一切都会反过来。今天听到您所说的话，我觉得是乱世之道，不可以听从。”郤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不过呢，您是主人，我是客人，客随主便，我哪里敢不听命？”于是入席就坐。回到晋国，郤至将这事讲给士燮听。士燮长叹一声道：“无礼，说过的话就不会算数，我等武夫很快又要上战场去寻死了。”话虽如此，晋楚两国至少还是维持了表面上的和平。同年冬天，楚共王派公子罢回访晋国，与晋厉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晋楚两国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但晋厉公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公元前578年春天

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其二，如前所述，自晋献公年代以来，晋国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晋文公在确立晋襄公的大子地位后，也主动将晋襄公的异母兄弟一一打发到国外去谋生，以确保晋襄公的地位不会受到兄弟们的威胁，公子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秦国的。在晋文公年代，秦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国。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应该说是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关注。赵盾说公子雍受到先君的宠爱，是有根据的。与之相比，晋襄公的另一位异母兄弟公子乐的待遇就差很多，他被送到陈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赵盾的主张遭到中军副帅狐射姑的反对。狐射姑提出，与其立公子雍，不如立公子乐。理由是：“公子乐的母亲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为君，民众肯定会接受。”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狐射姑提出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有问题，受到赵盾的猛烈抨击。赵盾说：“辰嬴嘛，地位相当低贱，在先君的小妾里排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分量啊？至于说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体了。想想看，侍奉过两位丈夫，那不是淫乱么？而公子乐作为先君的儿子，没有被派到秦、齐、鲁、宋这样的大国，而是被派到陈国这样的小国，可见先君不喜爱他。母亲淫乱，儿子失宠，哪来的威信？陈国又小又远，不能成为其外援，他以什么作为后盾？”关于辰赢的身份，在历史上有些模糊。一般的看法是，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后来又改嫁晋文公的怀嬴，因此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但是，从赵盾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辰赢的身份相当低微，在晋文公的小妾中仅仅排名第九。而怀嬴呢，晋文公从秦国回国，当上国君之后，没过多久就将怀嬴迎到晋国，确立了她的第一夫人地位。这样一位怀嬴，当然不是排名第九的小妾，而是排名第一的正妻，也就是在殽之战后，要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的文嬴无疑。辰嬴究竟是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她是怀嬴的姐妹。让咱们来“八卦”一下晋文公的家事。前面说过，当年晋文公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一股脑儿将五个女儿嫁给他，其中就包括怀嬴。怀嬴是主打产品，其余四位是陪嫁。秦穆公为什么对晋文公这么大方呢？因为他比较内疚，怀嬴虽然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但是已经嫁过一次，而且是嫁给晋文公的亲侄子公子圉。换句话说，秦穆公卖给晋文公的，是个回收后翻新的产品。谁在商店里买到个二手货都会不高兴，晋文公也不例外。为了弥补晋文公的不快，所以秦穆公又主动将公族的四个女儿作为赠品一并嫁给了晋文公。辰嬴就是赠品之一。辰嬴给晋文公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子乐。晋文公死的时候，她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难免又被晋襄公盯上，一不小心就给“烝”了，所以狐射姑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以上八卦，纯属臆断，姑妄听之。回到那天的会议上。赵盾先是将辰嬴批得体无完肤，转而夸奖公子雍的母亲杜祁：“杜祁本来深受先君宠爱，在先君的女人中应当排名第二。但是她深明大义，因为偪（bī）姞（晋襄公的母亲）为先君生了世子，她就主动让位于偪姞。因为季隗是狄人部落来的女人，考虑到国家要与狄人搞好关系，她又主动让位于季隗。一让再让，所以她在先君的女人中才屈居第四。先君因杜祁的贤德，对她的儿子公子雍也特别关爱，将他送到秦国，现在已经做到亚卿了。秦是大国，又是近邻，是公子雍的强大后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拥立公子雍？”公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是赵盾占了上风。会议之后，赵盾马上派先蔑、士会二人为代表，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不甘示弱，也派人到陈国去迎接公子乐。自“夷之蒐”以来，狐赵两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至此终于到了公开决裂、私下对抗的地步。作为两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子乐在回国途中，被赵盾派出的刺客暗杀。第二个牺牲品是阳处父。狐射姑深恨其在“夷之蒐”后强迫晋襄公将中军元帅改任为赵盾，而且知道阳处父为人高调，虽然是“赵党”的核心成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年九月，狐射姑派续简伯公然刺杀了阳处父。同年十月，晋国为晋襄公举行了国葬。这件大事办完之后，狐赵之争趋于白热化。阳处父的死虽然没能让赵盾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无疑为他提供了打击狐射姑的口实。同年十一月，赵盾以谋杀罪逮捕续简伯，判以死刑。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被赵盾抓在手里。续简伯被杀之后，狐射姑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审时度势，判定局势对他不利，只身出逃到狄人部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狐射姑这次出逃，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连妻子儿女都没有带。可见，当时赵盾已经将他逼到绝路，否则他也不会如此仓皇。“夷之蒐”是晋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在“夷之蒐”中，狐射姑一度当上中军元帅，而赵盾担任他的副手。狐赵两家的矛盾在那时就露出了苗头。狐射姑利用统帅的身份，当着全军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位叫做臾骈的中级军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臾骈是赵盾的家臣。狐射姑批臾骈，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故意不给赵盾面子。赵盾当时不动声色，等到打败狐射姑，他就给了臾骈一份差使——护送狐射姑的家属前往狄人部落与他团聚。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胜利者得意洋洋，而失败者往往家破人亡，甚至连旁系亲属都不能幸免。赵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为难狐射姑的家属，反而让他们与狐射姑团聚，确实体现了非同一般的雅量。然而，他派臾骈而不是别人负责这件事，又难免让人怀疑他存心不良。事实上，臾骈在接到任务后，他的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他建议，在路上将狐家人统统杀掉，以报被羞辱之仇。臾骈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对手下说：“你们不可以乱来！我听说，有恩于人，不应期盼他的儿子有所报答；有仇于人，也不应该将这种仇恨延及到他的子孙——这是忠诚之道。今天的事情，是主人（赵盾）要施恩于狐家，我如果因为主人的信任而公报私仇，岂非不忠？况且，利用别人的宠信和力量而报仇，不是勇敢的行为。为了一时之快而使得别人看不起我，乃至仇恨我，也不理智。如此不忠，不勇，不智，我还有什么资格侍奉主人呢？”于是，臾骈亲自保护狐射姑的家属和财物，一直平平安安地送到边境才回来。【铁血首相赵盾的两三事】关于赵衰与赵盾父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公元前620年，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文公向晋国求援。赵盾想起昔日的同僚和政敌狐射姑正好在狄人部落，于是派人到狄地找到狐射姑，请狐射姑代为在狄人部落和鲁国之间进行斡旋。狐射姑将赵盾的意思转达给了酆（fēng）舒（时任狄人部落的首席执政官，其职务类似于中原诸国的卿或大宰），酆舒对晋国的建议笑而不答，转而问了狐射姑一个问题：“赵衰、赵盾父子，谁更有德有能？”狐射姑的回答话中有话，很有意思：“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使人舒适，夏天的太阳猛烈而让人生畏。狐射姑一句话，赵氏父子的脸谱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因与赵盾争权而流亡狄地，赵盾仍使人送其家属与其团聚，可见赵盾为人刚猛，却不失绅士风范。正因为此，赵盾请狐射姑代为斡旋的时候，狐射姑也是欣然领命，甘愿受其驱使。政敌之间如赵、狐二人般互相尊重，是值得称道的。前面说过，狐赵之争的焦点问题是：应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现在公子乐死了，狐射姑又流亡在国外，公子雍当国君的障碍基本扫清，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了。而此时在秦国，秦康公对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这件事持支持而审慎的态度。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因此从血统上讲，秦康公有一半晋国血统，他与晋文公是甥舅关系，与公子雍则是表兄弟。对于晋国人的朝三暮四，秦康公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送别公子雍的时候说：“当年令尊（晋文公）自秦国回到晋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卫队，所以才有吕、郤之难。我不想您赴令尊的后尘。”于是给公子雍增派一支步兵，充当他的近卫队。所谓吕、郤之难，是指当年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焚烧公宫谋杀晋文公一事。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身为大子的秦康公亲自参与了护送行动，经历了那段历史。有诗为证：“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后人考证，诗句中的“我”即为秦康公，“舅氏”则是晋文公。然而，秦国人的考虑再周密，比不上晋国人的变化之诡秘。就在秦国军队护送公子雍朝着晋国进发的时候，赵盾突然改变主意，推翻自己一直坚持的主张，决定拥立大子夷皋。这是一次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把大伙儿都弄懵了。众所周知，赵盾为了说服大家拥立公子雍，不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子雍的好处，甚至连公子雍的母亲都被他捧到了天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改弦易辙，硬生生地收回十二成功力，转而拥立乳臭未干的夷皋呢？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晋襄公的夫人，也是夷皋的母亲，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嬴。自从晋襄公死后，晋国的群臣就一致将夷皋排除在视线之外。对于年幼无知的夷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上君主的宝座，等于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是迟早的事——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这把尊贵的电刑椅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孩子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仍然前仆后继地将无辜的孩子推向它。数十年前骊姬的悲剧显然没给穆嬴带来任何心理阴影，她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替自己的儿子争回失去的权利。穆嬴有什么手段呢？别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闹。每天早上，绛都城里诸位大臣都跑到公宫里上朝。晋国的朝臣们，勤政是出了名的。国家的主君虽然暂时空缺，但是在中军元帅赵盾的领导下，大伙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天没亮就起床，整顿仪容，吃个简单的早餐，驾着马车就往宫里跑，风雨无阻。跑到朝堂上一看，先君夫人穆嬴已经抱着孩子在等着他们了。等到诸位大臣都到齐了，穆嬴就清清嗓门，先用极其高亢的女高音干哭三声：“啊——”这叫先声夺人，也叫起兴，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转入主题：“先君有什么罪过哟？先君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哟？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先君的信任，却抛弃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低三下四地求人家当国君，打算置我们母子俩于何地啊？”穆嬴半哭半唱，唱完这段台词，又是一阵大哭，直哭得梨花带雨，惊天地泣鬼神。列位大臣一边听穆嬴哭唱，一边商讨国家大事，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在穆嬴的哭唱中处理完政务，大伙都松了一口气，赶快离开朝堂，回到家里享受半天的清静。但是，对于赵盾来说，烦恼还没有结束。穆嬴除了在朝堂上哭，还要抱着孩子跟着赵盾回家继续哭。她给赵盾磕头说：“先君将这无辜的小孩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出息，我感谢你的关照；如果没出息，我唯你是问。’现在先君虽然不在人世，其言犹在耳边，您竟然将这孩子抛弃，究竟打算怎么面对先君呢？”赵盾与诸位大臣都感到这个穆嬴很难对付，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人能够反驳。毕竟，违背先君的遗命，舍弃合法的大子，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弄不好，大伙都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叛主”的千古罪名。当公子雍在秦国人的护送之下进入晋国边境的时候，赵盾考虑再三，将几位心腹大臣召集起来，秘密商定，要遵从晋襄公的遗命，立夷皋为君。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赵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三重的背叛。第一，他背叛了秦国；第二，他背叛了被派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第三，他背叛了公子雍。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一条，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赵盾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穆嬴这个女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左传》上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是从晋襄公刚死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大臣们被她整得心神不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赵盾迟不感动，早不感动，一直等到狐射姑出逃到国外才感动，显然不是因为穆嬴，而是有其他原因。“夷之蒐”后，赵盾成为晋国自君主以下第一人，风头完全盖住了担任中军副帅的狐射姑。但是，狐射姑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狐射姑本人也对赵盾很不服气。放眼晋国，狐家是唯一能与赵家抗衡的家族，狐射姑也就成为了赵盾的眼中钉，以赵盾这种“夏天的太阳”的性格，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所谓迎立君主之争，可以理解为赵盾一手策划的阴谋。本来，按照晋襄公的遗命，大子夷皋继承君位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应该产生分歧。但是，赵盾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做文章，先引蛇出洞（好熟悉的政治术语），诱使潜在的政敌跳出来反对他，然后再予以狠狠打击。当赵盾提出，夷皋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应当迎立公子雍为君，狐射姑果然应声而出，和赵盾唱反调。结果短短的几个回合，赵盾就将狐射姑打得落荒而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问题。作为一手遮天的权臣，赵盾难道真的希望公子雍来当他的主子？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子雍深受晋文公喜爱，在晋国朝野有相当高的号召力，而且为人仁厚，又在秦国为官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其后援——这样一位公子雍，如果当上晋国国君，岂是赵盾能够摆布和左右的？其实赵盾心目中的理想主人，恰恰是嗷嗷待哺的大子夷皋。公子雍不过是赵盾的一颗棋。利用这颗棋，他成功地赶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狐射姑。而当公子雍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又把穆嬴这个女人作为借口，转而反对公子雍上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发动全国人民祝你永远健康，明天就打成叛徒内奸，古往今来，只有最高明的政客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赵盾的指挥下，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前往令狐。除了上军元帅箕郑留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男投诚的事情说明，齐、楚两国互相较劲，楚国实力强横，直接威胁中原，而齐国身处山东，鞭长莫及，使得楚国人掌握了战略优势。靠近楚国的中原各国，均因楚国的直接威胁而摇摆不定，更倾向于投靠楚国。这种倾向，在楚国与周王室发生亲密接触之后，很明显地有了扩大的趋势。既然楚国不是所谓的蛮夷之邦，而且有周天子的支持与承认，投靠楚国和投靠齐国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公元前653年春天，齐桓公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对外宣称的理由仍是追究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的责任，实际上是在与楚国争夺郑国这一战略要地，试图遏制楚国近年来的扩张趋势。对于齐桓公来说，输掉蔡国和许国尤可接受，如果再输掉郑国，则楚成王不只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出中原，更可以将天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到那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恐怕不是他齐桓公，而是楚成王了。因此，他输不起郑国。面对齐国的进攻，郑国大夫孔叔劝郑文公和谈：“俗话说，没有争强好胜之意，屈服于人又有何妨？以郑国现在的情况，想强大又强大不了，俯身事人又于心不甘，高不成，低不就，是亡国的征兆。请您放下架子，向齐侯屈服，以挽救郑国。”郑文公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应付道：“我知道齐侯是为何而来，你不要太着急，我自有应对之策。”孔叔急得直跺脚，“救兵如救火，齐侯可不会等你。”郑文公一直拖到夏天，才拿出他所谓的应对之策：将责任推到申侯身上，把申侯杀了，以取悦齐桓公。当年申侯为了讨好齐桓公而陷害辕涛涂，现在也算是遭到了报应。既然郑文公认错了，又找了申侯当替罪羊，齐桓公如果继续打下去，很有可能将郑国彻底推到楚国那边。因此，他暂时停止了讨伐郑国，转而在宁母召开诸侯大会。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管仲这次还搞出了点新意：给与会代表发纪念品。他对齐桓公说：“即使对待郑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我们也还是要以礼相待，以德服人。做事情不离德和礼，就没人不感念咱们的好处了。”齐桓公深以为然，叫人准备了一批齐国的特产，送给参加会议的诸侯和随行人员。郑文公派了大子华来参加会议。当然，用《左传》的说法，大子华是来“听命于会”，也就是作为列席代表，前来听从齐桓公对郑国的发落的。可想而知，大子华这个差使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带有屈辱性。但是，相对于郑文公的自作聪明，大子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到宁母，就主动找到齐桓公，要求汇报思想。“郑国之所以背叛齐国，是因为大夫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把持政局所致。如果君侯您替郑国除掉这几个人，我保证郑国将像齐国的内臣一样听命于您，这对您来说，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呀。”这几句话绝不是郑文公要大子华说的。大子华为什么会这么奴颜婢膝地讨好齐桓公呢？《左传》没有记载，但《史记》上说，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以此推测，大概是与大子华在郑国的大子地位受到威胁有关。显然，他希望借助齐桓公的力量来达到稳定自己地位的目的。回顾郑国的历史，郑庄公天下奸雄，纵横河洛；郑厉公桀骜不驯，狭处求生；郑文公有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到了大子华，为了讨好强权势力，不惜吃里扒外，陷害自己的大臣。用九斤老太的话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齐桓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郑国内部扶持自己代理人的绝好机会，便想答应大子华的请求。事情给管仲知道了，当即表示反对，他对齐桓公说：“您本来是以礼义诚信对待诸侯，到头来却又以奸佞欺诈告终，始善终乱，恐怕不太好吧？父子无欺，乃人之常伦，叫做礼义；恪守君命，是为臣的根本，叫做诚信。现在郑大子华跑到您这里来挑拨离间，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尽到为臣的责任，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吗？”齐桓公只想着稳定自己的霸主地位，争辩道：“我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郑国内部有矛盾，正好让我们钻空子，有什么不好？”“好是好，可您得想想，在郑国这件事上，我们如果以德服人，义正辞严地对其背叛行为进行批评，郑伯若死不悔改，我们再去讨伐他，可谓名正言顺。但倘若中了大子华的圈套，他反倒理直气壮了，还指望他怕我们？我们把诸侯叫到一起来，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齐国的威望，如果与大子华为伍，各国的史官会怎么记载这件事？后人会怎么说我们？您最好不要听信大子华的小人之言，这个人身为郑国的大子，却想借重外国势力来砍自己的手脚，必定没有好下场。再说了，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这样的良臣主政，我们就是想离间，也离间不了。”管仲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齐桓公，但是在这番话里，很明显听得出他对齐桓公的提醒：“做人要厚道！”齐桓公顺从了管仲的意见，拒绝了大子华的“好意”。这事传到郑文公的耳朵里，引起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他从此不再信任大子华，同时也为九年之后他杀死大子华埋下了伏笔；二是立刻派人跑到齐桓公那里认错，请求重新回到齐桓公领导下的国际大家庭。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这次总算找着了北。同年冬天，齐桓公收获了首止之会的政治成果：周惠王驾崩了。大子郑即位为王，就是历史上的周襄王。由于在当大子的时候，险些被弟弟王子带取而代之，给周襄王的心理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直到即位当了天子，周襄王仍然对自己能不能平安接班表示怀疑。想到齐桓公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是考虑到齐桓公的实力，他走了一步很稳妥的棋：先不给周惠王正式发丧，而是派使者到齐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桓公，请他来主持公道。这事齐桓公当然乐意干。第二年春天，他再一次发出会盟令，在曹国的洮地举行诸侯大会，并请周襄王派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团结在以天子为核心的王室周围，促进中原各国的合作与发展。郑文公这次可积极了，虽然与会代表的名单上没有他，他还是主动跑到洮地去找齐桓公，要求列席会议。对此，鲁国的史官很不屑地记载：“郑伯乞盟。”有了洮地会盟的成果，周襄王终于挺起了腰杆，正式向各国发布了周惠王的死讯。公元前651年夏天，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宰孔参加会议，并赐给齐桓公祭肉。前面说过，异姓诸侯分得王室的祭肉，是很高规格的礼遇。只不过在此之前，楚成王已经捷足先登，在周惠王那里获得过祭肉，使得齐桓公这次接受祭肉，有些黯然失色了。但是齐桓公还得装作十分感动的样子，颤颤巍巍就要下拜，宰孔说：“别慌！天子还有交代，伯舅（天子称齐桓公为伯舅）年纪这么大，还为了王室事务操劳，赐加待遇一级，不用下拜。”齐桓公十分感动，泪流满面地说：“天子威严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小白哪里敢不下拜呢？”于是在堂下下拜，再登堂接受祭肉。这次大会足足开了两个月。到了秋天，终于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葵丘盟约。据《孟子》记载，葵丘盟约主要有五条内容：第一条，不得废除已立的大子，不得立妾为妻，严惩不孝之子；第二条，尊重人才，加强教育，弘扬美德；第三条，尊老爱幼，不得怠慢各国之间往来的使节和旅人；第四条，不得独断专行，杀戮大夫；第五条，不得筑堤拦水，妨害下游国家；不得阻碍诸侯国之间的粮食流通；不得私自分封土地，而不告知各国。这些条款已经颇具现代国际公约的味道了。各国除了签订葵丘盟约，还发表了葵丘宣言：“凡我同盟之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说是齐桓公一生辉煌的顶点。然而，就在一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晋献公本来也打算前来参加大会，在路上遇到了提前回国的王室代表宰孔。宰孔听说他要去赴会，撇撇嘴说：“有什么好去的？齐侯这个人根本就不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就喜欢动刀动枪，一下子攻打山戎，一下子又攻打楚国，尽做些得罪人的事。您呐，还是回您的晋国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不要跑来跑去，瞎掺和。”晋献公听了他这番不负责任的话，半路开溜回晋国去了。【晋惠公是个大忽悠】晋献公听了宰孔的话，没有参加葵丘之会，中途回去了。但他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再加上本来就有病，回国不久，便卧床不起，于当年冬天去世了。去世前，晋献公把大夫荀息召进宫，向他表达了“托孤”的愿望。自从公元前656年大子申生遭陷害自杀，公子重耳、夷吾相继逃亡，骊姬的儿子奚奇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晋国的大子。而荀息是奚奇的师傅，用后世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太傅”或者“太子太保”吧。这一年奚奇才十一岁，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君将老而大子尚幼，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年幼的大子一旦即位为君，很快便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但守不住君位，而且很难保全性命。当年鲁庄公将大子般委托给季友这样持重可靠的人照顾，尚且被庆父钻了空子，便是典型的案例。毫不夸张地讲，将一个未成年人推上君主的宝座，好比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在朝夕之间。相对明智的君主会选择让自己的兄弟或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即位，同时约定，等年幼的大子长大成人之后，再将君位还给他。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宋宣公临死的时候，大子与夷年龄尚幼，他便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宋穆公，并将与夷交给宋穆公照顾；等到宋穆公将死，果然如约将君位传回给与夷，而且主动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出居郑国，以避免出现继承权纠纷。这在当年是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但是，在晋献公家里，这种安排肯定不能获得通过。想想看，骊姬处心积虑将申生、重耳、夷吾这些眼中钉拔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自己的儿子奚奇坐上这把尊贵的电刑椅，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她怎么可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呢？当时晋献公躺在病榻上，握着荀息的手，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将奚奇这个幼稚的孩子托付给您，大夫您将如何对待他？”荀息稽首而对：“臣将竭尽全力，为大子奉献自己的忠贞。如果能够济事，是主公您在天之灵保佑；如果无济于事，臣将以死相谢。”这样的回答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怪。尤其是听到荀息说出个“死”字，站在一旁的骊姬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什么样的忠贞呢？”晋献公又问道。“但凡对公室有利的事情，臣只要得知，都会尽心去做，就是忠；恭送逝去的主公，服侍现今的君主，均无猜疑，就是贞。”晋国进攻虢国的时候，荀息的计谋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看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荀息的脑袋瓜有点进水了。保护奚奇，需要的不是忠贞，而是权谋。听了荀息的回答，晋献公沉默了片刻，突然又若有所思地问：“重耳和夷吾怎么样了？”荀息愣了一下，回答说：“两位公子现在国外，想必都过得还好。”他心里暗自感叹，到底是父子情深，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了这两个儿子。晋献公听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已经说不出话了。荀息没有领会晋献公的意思，骊姬在一旁却领会了：晋献公死后，能够给奚奇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远在国外的重耳和夷吾啊。晋献公担心的事情比预想中来得还快。他的遗体还停在灵堂里，大夫里克、丕郑就开始谋划迎立公子重耳回国为君的事了。他们找到荀息说：“骊姬为祸公室，陷害已故大子申生，逼迫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众臣早就有看法，现在拥戴三位公子的人将要有所行动，而且有秦国作为外援，您打算怎么办？”看到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策划政变，荀息心里隐隐感到一丝悲凉，他木然地说：“那我只有以死保护幼主了。”里克说：“您这又是何苦呢？就算您拼死抵抗，也于事无补，请您顺应天理民心，不要做傻事。”荀息叹道：“我既然答应先君以死护卫幼主，就不会对他三心二意，二位有什么办法让我既履行自己的诺言，又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也知道公子重耳回国是民心所向，就算我死了，也阻挡不了大势所趋，但我又如何能逃避这件事呢？你们都是有原则的人，品德不比我差。你们长久以来忍辱负重，不肯背叛三位公子，我怎么能够背叛幼主？”从荀息这番话来看，他早知道辅佐奚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他既然接受了晋献公的嘱托，就必须遵照自己的诺言尽心尽力保护奚奇。当时他在晋献公面前说“以死相谢”的时候，心里面想必已经知道这一结果了吧。一个月之后，里克派人在晋献公的灵堂将守孝的奚奇杀死。同在灵堂的骊姬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发生，她想替奚奇挡过那一剑，可是腿还没迈开来，过度的惊吓已经使得她晕厥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只看见闻讯赶来的荀息伏在奚奇的尸体上大哭。当年她处心积虑陷害大子申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她没有想到，在某些时候，卑鄙也会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诗来形容她也许很合适：“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荀息跪在地上哭了一阵，拔出随身所佩之剑便欲自杀，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这时骊姬也回过神来了，她神色凛然地走到荀息跟前，说：“您不能死。”白发苍苍的荀息老泪纵横，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女人。“奚奇虽死，但我们还有卓子，请您奉卓子为君。”前面说过，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奚奇，而她的妹妹为晋献公生了卓子。如果立卓子为君的话，骊姬不但从感情上能够接受，在实际操作上也便于控制。但是她至今没有醒悟过来，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又将一个九岁的小孩推上了电刑椅。荀息听从了骊姬的建议，立卓子为君，并抓紧时间为晋献公举行了葬礼，好尽快为卓子举办即位仪式。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历史重演，里克公然在朝中刺杀了卓子。这次荀息甚至来不及自杀。他挺身而出，与凶手搏斗，也被刺死在朝堂之上。《左传》评价荀息，借用了这样的诗句：“白玉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为也（白玉如果有瑕，还可以磨去；人言如果有瑕，就没办法了）。”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在说荀息不能及时劝阻里克、丕郑的行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有人认为，这是说荀息在接受托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晋国人怀念申生和重耳，奚奇如果当上国君，必死无疑，但他没有及时劝谏晋献公让重耳回国来主政，而是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托孤，没有尽到进言的义务，结果导致奚奇和卓子的相继死亡，责任重大。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和当年齐国人杀死公孙无知导致的结果一样，里克杀死奚奇和卓子造成了晋国的权力真空，晋国朝野都盼望一个有能力的君主来主持大局，以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流亡在外的两位公子，重耳和夷吾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关于重耳和夷吾，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当年晋献公听了二五的馋言，令重耳和夷吾分别镇守蒲城与屈城，又派大司空士蒍为他们分别加高蒲城与屈城的城墙。士蒍监工不力，工人偷懒把柴火棍子塞到泥巴里，工作是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城墙筑得一点也不牢靠。重耳对此不以为意，而夷吾却抓着这件事大做文章，并且告到晋献公那里。晋献公于是命夷吾去责问士蒍，士蒍慢慢地站起来，昂首阔立，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患必定因悲伤而生；没有战争而筑城，必定为内乱创造条件。现在国家太平，没有战乱，无缘无故加筑城墙，难道是守城将领有逆反之心，故以此防范国君的讨伐？所以，我如果认认真真完成任务，是对国君不忠；放任工人们弄虚作假吧，则是对国君的命令不敬，事情实在很难办啊！”这一番话使得夷吾哑口无言。从夷吾那里出来，士蒍摇着头作了一首诗：“一国三公，吾谁是从（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啊）？”后来骊姬陷害大子申生，祸及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派寺人披（宦官，名叫披）带领军队讨伐重耳所在的蒲城，重耳对手下人说：“君父的命令不可抗，谁敢抵抗就

到哲宗的同文馆之狱事件中，当成了文家的历史污点。这怎么受得了，当宋朝的官，第一重要的就是名声。可时至今日，名声值几个钱。纵观帝国二十年，名声越大的，被泼的污水越多，受的迫害越惨，新旧两党谁都没跑了，都在受害之列。蔡京早就想通了，名声，是这个时代里最没用最虚伪的东西！我不要，我要的是享受。注意，这是蔡京一生的终极目标，不管他后来造成的恶果有多大，他的本心并不复杂，连带着他的作为也不是那么的凶残血腥。这一切都要从这个机遇说起，蔡京打点起十二分的精力，陪着这个大太监在杭州城周围寻觅，把散落在民间的高人遗迹挖出来不少，更精益求精，施展浑身解数，创作了十几幅字画，托大太监带进宫去。蔡京有十足的信心，用自己的作品打动新皇帝。政治上不说，在丹青笔墨方面，他清楚自己是活着的传奇，这一点，就连他的政敌们也没法否认。这位大太监满载而归，回京之后才知道他带回蔡京的作品有多正确。赵佶作为古往今来所有帝王中文艺天赋数一数二的大天才，早就在珍藏蔡京的作品了。有记载，蔡京做京官时，有两个管事级的杂役对他非常恭敬，在最热的三伏天里，亲自为他挥扇送凉。蔡京很满意，一时高兴，在两人的扇子上各题了一首杜甫的诗。小事一桩，过后就忘了，可是隔了几天，突然间这两个杂役衣帽崭新喜气洋洋，听人说各自的家里都重新装修了。一问才知道，当时的端亲王赵佶以两万贯把扇子收购珍藏了。这样一来，本来是给蔡京通关节的事，突然间对这个大太监也有了好处。这趟活儿干得漂亮，很有办事能力，可以重点培养。从这时起，这个太监走上了宋朝的官场台面，成了赵佶的心腹人，在不久的将来，一次一次地决定了宋朝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给宋朝造成的影响，比蔡京更大。他叫童贯。童贯是个有来历的太监，在庞大的太监群落里，从出身上就高人一等。太监，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奴仆，可是在功能上来讲，就实在太恐怖了。功能正常的男人能做的事，他们做不了；功能正常的男人做不到的事，他们在宋朝做得风生水起。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在高滔滔病危时主持过宋朝国政长达数月的陈衍、张士良，当上幕后太上皇了，牛不牛？这还并不是最牛的。太监最风光的时代是唐与明两朝，唐朝时太监随便决定皇帝的生死废立，明朝时的厂卫像开屠宰作坊似的成批杀大臣，这都空前绝后，可是在一项对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上，他们比宋朝的同行差远了。宋朝的太监是历朝太监里的战斗机，他们是武装太监！北宋一代，宦官在军中的地位、贡献堪称卓绝，远的不说了，宋神宗时期的一系列西征战事里，大太监李宪威风八面，最辉煌时率军冲上天都山，把西夏自李元昊时修筑的皇宫烧得片瓦不存。这是何等的战功，放在任何一位名将的身上，也是主要的军功章。可以说，在宋朝想当一位名太监，就要从军。童贯走上了这条路，他的师傅就是李宪。有这位显赫的师傅，加上这时赵佶的赏识，可以说一条光明大路已经铺在了他的脚下。战旗在向他招手，军功章在向他招手。童贯高兴，兴奋之余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他可不像李宪，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军中宦官。他要的东西堪称这世上最终极的目标——出将入相。他可不想一辈子都泡在死人堆里，抱着冰冷的刀把子混到老。他要在军中有地位，朝里有实力，进可海阔天空，退能平安富贵。要达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政治班底。落实起来，就是要找到同党。同党，是一个神圣的名词，不是暂时的利益结合者那么简单。后者是一时的合作，前者要把身家性命纠缠到一起，荣则同荣辱则共辱，甚至会死在一起。能不小心地选择吗？要成为同党，起码要有几样基本条件：一，共同的追求；二，相近的性情；三，相似的手段；四，差不多的境遇。前三样好说，官场之大无奇不有，类型相似的人很多，很有机会因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第四点才最重要，没有差不多的境遇，就不会是同党，而是上下级的关系。童贯在后宫刚刚崭露头角，蔡京在杭州忧心忡忡，两人都急于在开封城里站稳脚跟，这些把他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不久的将来，以这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同党越来越多，童贯、蔡京作为核心，把触角伸到了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新、旧两党的党争毁了宋朝的官场，那么童、蔡两人的同党则毁灭了宋帝国的一切。回到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的四五月间，童贯为这个小集团作了第一个贡献——拉蔡京回开封。为此，他发动了皇宫里的能量，甚至动用了师傅李宪的老关系，让赵佶的耳边时刻若有若无地响着同一个声音：蔡京是好人，蔡京是能人，蔡京是风雅人，实在是怀念他，他在开封的时候，宋朝官员的品味都提升了好几个层次。赵佶心动。但仅仅是心动，蔡京是他刚登基时贬出去的第一批大臣，就算要召回来也要等个好机会，不然出尔反尔，皇帝的威信往哪儿放。童贯眼看着自己的努力只是埋下了一个让蔡京回开封的伏笔，短时期内难以见效。他实在是有些急，愧对同党啊。却不知蔡京对他的要求也仅仅就只是个伏笔罢了。蔡元长作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灭国级妖孽奸臣，怎么会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他有自己的招数。针对赵佶，只要他是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的弟弟，他就别想逃出这个圈套。究竟是什么样的圈套一会儿再说，先要说的是由谁用这个圈来套赵佶。这个人大有来头，无论是对旧党人的恨，还是对套人的手法，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套人的手法，更是家传渊源，非同小可。此人姓邓，还记得神宗变法的初期，有位从西北专程赶到京城，歌颂王荆公的人吗？对，就是那句千古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的邓绾。邓绾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前的人生前面介绍过，这里不赘述。要说的是他在变法结束后的遭遇。他惨了，严格地说，他既没有像吕惠卿那样背叛王安石，也没像李定那样痛殴苏轼，更没像章惇那样当廷向司马光咆哮，总之是个在金钱面前低头，在高官面前低头的偏软人类，可他居然是新党第一批元老中最倒霉的一个。他在元祐年间被高滔滔踢出京城，到外地反省。这本是很正常的事，谁不是这样呢，可他胆子小，身体差，被贬到第一站扬州之后，刚刚有命令再贬远点，到……滁州，他就死了。滁州是当年赵匡胤大展神威，组织那次空前威武的晨跑运动，从清流关跑到滁州城，砍倒皇甫晖的地方。本就在江淮一带，离着扬州很近的，你怕什么啊？至于吓死吗？可他就是死了，年仅五十七岁。从此之后，他的儿子们对旧党，对高滔滔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抓住一切机会去报复。其中以他的二儿子邓洵武做得最成功。邓洵武，正牌进士出身，博闻强识精通历史，哲宗时期担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具体的工作是重编《神宗实录》。这太理想了，以他对高滔滔的仇恨，可想而知，他写的书里高滔滔能变成什么样。本就是老巫婆了，还不得头上长角脑后披毛，每晚吃三个小孩子当消夜？写得狠了点，后遗症就出现了，哲宗死后，他被向太后一伙儿盯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但没能造成实质伤害，只是调离了国史院，去起居舍人那儿报到，从写历史的变成皇帝的私人秘书。邓洵武很失落，关键时刻，一个即将倒霉的重臣帮了他一把。蔡京，在贬职之前，力挺邓洵武，把他又保回到国史院。这看似一步闲棋，却对蔡京一生的命运至关重要。什么是聪明人，蔡京最高明的一点就在于善良。与他接触的人没一个不说他善良的。不管他做了什么，每个人见到他时，都会如沐春风。从最初他处在下位，对领导对同事零拒绝开始，到他日后权倾天下长盛不衰，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正在伤天害理进行中，他都面带笑容。这就是所谓的态度决定一切。哪怕是金玉良言，连喝带骂地说出去，也没人接受，甚至可能结仇。而带着三分笑意，哪怕伤到了谁，都是“不小心”的。蔡京力保邓洵武就是这样，自己身在雪中，也给别人送炭，让对方感动到死。这样结交到的朋友，就算不在一起工作，都会有大用。用处来了，邓洵武要把蔡京搞回到开封城来，这个想法是多么的疯狂。他只是个小官，父亲还死了，从哪一点来说，都不可能有童贯的能量大，可事情真的办成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特殊本领。——邓家的家传套人大法，外加邓洵武本人的历史功底。想套一个普通人都要大费周章，何况是诱惑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了达到目的，邓洵武做了海量的准备工作，超级多的数字理论，完美的震撼效果，他相信只要抛出去，必定会让赵佶热血沸腾，无法自制。但是他仍然很小心。因为这些都得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面。赵佶是不是跟他的父亲、他的哥哥有一样的灵魂呢，曾经让哲宗心动的东西，会不会也让赵佶怀念？这可真是说不准，从赵佶登基以来最初的大半年里，他是多么的旧党啊。……可是，谁又能忘记，哲宗从十岁起一直忍到十九岁，这期间任凭高滔滔为所欲为，坚忍的程度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思前想后，弟弟也许和哥哥有些相似。但就算不像，该做的事也要去做，尤其是向太后已经死了的现在。某一天，邓洵武终于找到了机会，单独接近了新皇帝。邓洵武：“恭喜陛下。”这种开场白很正规。赵佶：“喜从何来？”赵佶也习惯，每个皇帝每天都要被恭喜很多次的。邓洵武：“陛下的宰辅选得好，韩相公、曾相公众望所归。”赵佶沉默，这事儿前两天有人说过了，是中书舍人徐勣，很可能会因为这事儿在史书留名。现在邓洵武来，第二次贺喜没红包的。真是浪费时间。却听见邓洵武叹息了一声，说：“真是可惜……”可惜什么？赵佶立即警觉。邓洵武说了下面这段话：陛下是先帝之子，首相韩忠彦是已故宰执韩琦之子。先帝当年改革实行新法，韩琦反对，现在韩忠彦执政，继续反对新法。以此看来，是韩忠彦能继承父志，而陛下不能。赵佶神色大变，这是侮辱！为人子者继父业，这是起码的职责，是延续血脉的骄傲，是对父亲的认同。如果不能，不是承认父辈有错，就是自己无能。这让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聪明、好高、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何忍受？可是又能说什么，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哪一样都真切地背叛了父亲和哥哥。难堪的沉默中，邓洵武在坚持，他当然不是来特意侮辱皇帝的，现在局面良好，一切都在掌握中，皇帝的情绪在波动中。他紧接着说了一句：“您想昭续父兄之志吗？”赵佶更加沉默了，他怎能不想，这是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事情。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神宗时代怎样他当时太小，没印象不好评论，可高滔滔、宋哲宗都做了什么，他亲眼目睹。国家的党争是被哪方挑起来的，国家的利益是由谁争夺回来的，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会一清二楚。他是新党，他的心是奋发向上的。这非常符合以往历史的发展轨迹，二十余年来，执行新党的，都是有血性、敢冒险、为国为家敢说话敢办事敢出头敢到外国砍人的人；而旧党一方，两代领袖都是从来没走出后宫的死老娘儿们，所有的党员都是些年近花甲甚至近过花甲的糟老头子，特点是对外妥协对内凶狠，一群弄不清国籍的妖孽。赵佶激动且犹豫着，他是谨慎的，之前为什么忍了向太后那么久，就是要把皇位坐稳了。现在哪怕再动心，也不能说什么。笑话！随便谁来激昂一下，就想让本皇帝走独木桥？新法是那么好实施的？俺的父皇、皇兄死那么早，都是变法累死的。那么多人帮着，还累死，作为一个脑子没炎的人，俺绝对不会没准备就走上去。他想到的，邓洵武在来之前都想过了。这时他决定把精心准备的最大底牌亮出来，是成是败，在此一举。邓洵武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纸卷轴，交给了赵佶。这张卷轴上没有画，是一张列表，形式和《史记》的年表相似，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一类分出左右两栏。左边的是新党，右边的是旧党。在旧党的一边，人名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上至宰执公卿，下至侍从舍人，满朝文武齐备，有一百多人；另一边的新党很可怜，在宰执一栏里，只有一个人，叫温益。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新党被全贬光了，只剩下一个温益。温益是谁，谁知道啊，至于那位曾布曾大相公，他是新党吗？他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无耻的骑墙派，两面倒。这份席卷整个朝廷，给满朝文武划成分的纸轴，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赵佶此时的心情。悲凉啊，想变法谁来帮？没有羽翼的皇帝，比一只鸡都不如。爱莫能助……是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就是它点燃了北宋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党派之争。从那以后，没有党派了，所有的理念、理想、坚持都会变得荒诞，越坚贞，越会感到可笑。回到这张卷轴，如果只是展示了绝望，当然不是邓洵武的目的。赵佶很快发现了个秘密，他看到在左边新党的名下，除了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块被遮住了的地方。下面好像有东西，是什么？这时，邓洵武走上来，把遮住的东西拿开，露出了下面的两个字，“陛下，如果您想继承父兄之志，振兴宋朝的话，只有这个能帮你，非他不可。”蔡京。看到这两个字，赵佶很犹豫。他对蔡京不了解，更加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级的历史写手的话就托付国家命运。他想了想，背着韩忠彦，把曾布找来了。曾布是目前新党资历最深的元老，他的话应该是最权威的。赵佶问：“有人说国家兴旺，非蔡京为相不可。卿以为如何？”问得很玄妙，回答得很经典。曾布说：“臣不便参与议论。”这实在是个含蓄优雅的拒绝，既不露骨，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开玩笑，好不容易出卖了新党才爬上了第二号首长的位置，现在弄蔡京回来平起平坐，甚至是顶头上司，还问我什么意思？当我受虐狂啊！赵佶却不生气，从他问曾布开始，心里就有了盘算。要不然为何不问韩忠彦呢？他转过头来向另一个次相温益说：“温卿，就由你来操作这件事。”温益很高兴地接受了命令，这实在是全体新党都喜欢的事，不为别的，能有人和曾布唱对台戏，没人不高兴。以上就是蔡京回开封城之前的形势，到了这一步，曾布既要掀翻首相韩忠彦，又要确保首相的位置必须落到自己的手里，已经没得选择了。他只能隔几天之后，抢在上调蔡京回北方之前，写奏章表明立场，说他想通了，蔡京同志非常适合最高领导层的工作，我推荐他到宰执层任职。……贱人，出尔反尔，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蔡京回来了，之后发生的事满足了曾布一生的愿望。合蔡京、曾布之力，一个小字辈的韩忠彦算什么？没用什么大动作，只是日常工作里的小绊子，就把韩二公子挤对得欲哭无泪，主动辞职了。首相空位，曾布以最高资历当选。如愿以偿了，曾布快乐、幸福，想想一辈子不断沉浮，总是站在山顶望天空，半步之上就是人臣巅峰，可就是上不去。简直郁闷死，他一直在猜，王安石是什么感觉，司马光是什么感觉，章子厚又是什么感觉……大权在手，快哉！为了深切地体会这种快乐，他决定为所欲为一把。一个很一般的人事变动，任命一个叫陈祐甫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事儿真的不大，侍郎只是中层干部，京城里高官如云，官职调动的速度像蚂蚁搬家，是历朝历代里最频繁的一个。这点小事儿，只是一片浮云，谁去注意呢？应该说，曾布以这种级别的小买卖开张，魄力真是太渺小了。但他偏偏就倒在了这件事上。很乖的、以零拒绝服务著称的蔡京生平第一次与人作对，他以空前激愤的语气向赵佶控诉这种可耻的行为，“陛下，爵禄者，陛下之爵禄，难道宰相可以拿来讨好亲戚？”稍加一句，陈祐甫的儿子是曾布的女婿，两人是儿女亲家。自己的那点儿小心思被当众揭露，曾布怒了。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是谁，是敢和章惇叫板的英雄好汉

公债。这封电报似乎出现得过于突兀：应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儿，提公债干什么？公债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只是这种债券相当抢手。原因是政府急于套现，公债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而等到公债到期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也就是说，应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优势用公债套利，发一笔横财。可这与搞臭宋教仁他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洪述祖也晕了，因为电报内容看起来不像是答复自己发出的那份“工作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因此他写信给对方：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不等应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去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洪述祖告诉应桂馨，公债的事我已经交给财政部长在办，估计利息达不到你说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较大，恐怕通不过财政部的审核。根据洪述祖先生几天之后的表现推断，他并没有尽力去办公债的事，甚至根本就没办。当然，洪述祖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应桂馨承诺的黑材料没有着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丢了好大的面子，结果你应桂馨还想借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价购买公债赚利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因此，洪述祖在电报的后半部分暗示应桂馨：你想拿好处也行，但你必须有更加积极明确的表示——“毁宋酬勋位”。“毁宋酬勋位”下文会深入剖析，暂时不多说。又一封杀人的信同日，即3月13日，应桂馨发给洪述祖一封信，这是一封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脸的犯罪信，信的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兹分别详陈于后。”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于3月6日写就的那份“意见”以及一封电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绵里藏针的“毁宋酬勋位”电报。可为何要在这封信中回复“意见”？秘密就应该藏在应桂馨收到“意见”的日期“三月初九”里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费解，应该不是指阴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阳历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或许是应桂馨在发出电报后才收到“意见”，也或许是收到了却没来得及看。总之，那封买“公债”的电文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这是可以确定的。在第二部分，应桂馨详细解释了公债的事情。应桂馨说，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那种利息八厘的公债，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六五折（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六六二折购买。这小子还强调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这么一个好点子，而且不要好处费，这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鬼话。应桂馨说了这么多，言外之意就是我开的条件不错，你洪述祖之前责怪我开的条件太高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美言几句，公债不难买到。插一句，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以及洪、应二人的来往电函可知，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财政部，财政部长说了算，并不需要取得袁世凯的同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公债相关的事情，只为了说明一点：买公债跟“谋宋搞钱”一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应桂馨对“意见”的正式答复。应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采纳了洪述祖教给他的办事流程应付差事。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对文章——他收集了《民立报》转载的宋教仁演讲稿寄给洪述祖。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方可下手——他侦探到了对方的“激烈之举”——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而且黄兴也表现得很不安分，昨天黄兴把应桂馨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现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随后，他解释自己这次帮助黄兴卖公债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干革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替自己说两句好话。信的第四部分则明显是应桂馨深刻领会了“毁宋酬勋位”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他说，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们不釜底抽薪干掉他（去宋），恐怕对大选的局面不利。可办宋教仁这事儿所需手续费很多，而我倾家荡产也才垫付二十余万（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应桂馨的这次喊价：二十余万，与之前索要的报酬三十万元相当。也就是说，其最终报价还是三十万。高潮一天后，应桂馨主动提出明确的刺宋计划：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乞转呈”是让洪述祖征求领导（赵秉钧、袁世凯）意见。刺宋的剧本就此完成。看到这里，似乎洪述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洪述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捞钱。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发电给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债票特别准，表面上似乎在说公债肯定能办下来，但实际上是肯定应桂馨的刺宋计划——三十万的报酬没问题，勋位没有问题。然而洪述祖担心应桂馨再次满嘴跑火车，于是激他：“你别光说不做，赶紧行动（何日缴现领票）！”至于最后一句话“润我若干，今日复”，意思是记得给我回扣，今天务必答复我。可接下来的两天，应桂馨并没有给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发两份电报，催促应桂馨兑现承诺。3月20日，应桂馨回复洪述祖：电报我已经收到，但请你先呈报给中央。至于洪述祖有没有“先呈报”，下文再说。反正应桂馨是没管三七二十一，以相当雷人的理由——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和相当离谱的价格——三十元（承诺一千，实付三十）请得杀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开始的那一幕。……至此，案情的大致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应、洪二人想通过搞臭宋教仁来弄些黑钱，原本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同意，但应桂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于是骑虎难下的应桂馨在同样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杀了宋教仁，试图以此交差并取得酬劳。但问题是，洪述祖有没有受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的指使呢？这涉及两句电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给袁世凯定罪的两句话——洪述祖分别于13日和17日所发电文中的“毁宋酬勋位”以及“债票特别准”。难以成立的罪证“毁宋酬勋位”应该作何解释？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一样的结果。国民党人的解释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而“酬勋位”这么大的事不是洪述祖这样一个小秘书可以决定的，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因此可以证明，洪述祖之所以能发出“毁宋酬勋位”的电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的授意。对于国民党的说法，袁世凯和赵秉钧自然是矢口否认，而且他们也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们以应桂馨“毁宋”有功的名义授予对方勋位，岂非不打自招？难道我们的智商有这么低吗？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都不成立。政治界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就“毁宋酬勋位”一事来说，“应桂馨于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辞”，一个很好的借口。因此，国民党认定洪述祖没法“酬勋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为应桂馨申请勋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确实有用这个理由为应桂馨申请勋位的计划，这可不是瞎编。1912年10月，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信。洪述祖在这封信中让应桂馨补寄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至于为何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办下来，可能是因为洪述祖不满意应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现吧。同理，袁世凯也不能用“酬勋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来洗脱干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光明正大地为应桂馨授勋，不用任何暗箱操作。也就是说，“毁宋酬勋位”既无法证明袁世凯下令“毁宋”，也无法证明袁世凯没有下令“毁宋”。至于洪述祖给出的承诺：债票特别准，也有人提出质疑：若没有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同意，即使杀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债吗，他又以什么样的名目搞到三十万的酬劳？对于公债的事情，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了结论：公债与“刺宋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袁世凯批准。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这个简单。鉴于之前袁世凯已经承诺只要见货就交钱，因此在拿违法当盐吃的洪述祖看来，只要应桂馨不暴露，杀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把这笔已经准备好的钱拿到手的。既然“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都无法证明袁世凯直接涉案，难道袁世凯就此洗脱嫌疑了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不靠谱的口供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动机虽然根据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没有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曾下令“刺宋”，虽然洪述祖先生从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没有人品，但要说他是单纯地为了钱而去谋杀政要，还是略微有些疯狂。好在有一种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不合理，该假设是这样的：洪述祖通过袁世凯不但愿意掏钱还常常催问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领导对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进而破坏国民党大选一事的强烈支持，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我要借此机会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与袁世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袁世凯还曾表达过一些对宋教仁不满或颇为忌惮的言语，令他感受到了领导的怂恿，从而坚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因此，洪述祖决定拍马屁和捞钱并举，因而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有人不认同这种“袁世凯知情怂恿，洪述祖主谋”的假设，说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实际上，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不仅威胁到了袁世凯也威胁到了孙中山。若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国民党也有杀人动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要想顺利施行责任内阁制，就得依赖于一点——没有一个强力总统。要不然一个强力总统，一个强力内阁，估计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干不了正事。因此，宋教仁早就计划推出一个适合他的大总统，但这个总统人选既不是本党头号领袖孙中山，也不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而是综合实力较弱的黎元洪（吴湘相《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这能令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服气吗？不可能服气，证据如下：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宋教仁《与刘羹臣书》）。透过这封信以及写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教仁同党内的激进派近期矛盾很深。因此，“袁世凯有杀人动机”并不能证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凯杀的，可惜很多人都据此认定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被扣上幕后主使的帽子，也怪不着别人。毕竟玩火（使用阴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烧了自己的准备，甚至是被烧死。疑案之最后悬疑洪述祖与应桂馨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神经病联手干下这桩大案，大概就是事实的真相，不过还有四个疑问没有解决。疑问一，国民党人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掌握宋教仁刺杀案的各种内情？答案不复杂，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沪军都督陈其美作为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领导，当然会将心腹安插到各个关键的岗位。当时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就是陈其美的人，而且吴佩璜先生还是陈其美的情报官。在这里插一句，虽然沪军都督一职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凯裁撤，其职能划归江苏都督。但这对羽翼已丰的陈其美来说，丝毫不影响其对上海的实际掌控力——他的部队仍驻扎上海，上海军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仍由他的亲信控制。话题回到吴佩璜身上。那时，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文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收发，所以吴佩璜有能力掌握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武士英。这种智商，陈其美肯定有。疑问二，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且促使他翻供

张浚和李存孝征战期间，韩归范带着李克用的诉冤状回到了长安。李克用的诉冤状措辞严厉，质问皇帝李晔为什么要征讨河东，而且表示如果朝廷继续征讨，自己将和朝廷对抗到底，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打进京师长安。皇帝李晔得到李克用诉冤状的三天后，张浚兵败的消息也传到了京城长安。张浚从晋州逃出后，率领残兵败将自含口逃出，翻越王屋山到达河阳，又拆民居的木料制成木筏渡过黄河，最终总算回到长安，但士卒已经损失殆尽。面对惨败而归的张浚，皇帝李晔心中懊恼、恐惧、沮丧，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懊恼自己轻易做出征讨李克用的决定；沮丧自己即位所做的抑制藩镇的努力化为泡影，辛苦组建起来的禁军再度夭折；恐惧李克用以武力相威胁以及随着朝廷威信的下降，关中地区藩镇有可能再起作乱之心。为了缓和朝廷与李克用的关系，皇帝李晔被迫罢免了力主用兵的张浚和孔纬的宰相之职，恢复了李克用的姓氏和官爵。征讨河东之战对于时局影响极大，可以说加速了大唐帝国走向衰亡的速度。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因为朝廷禁军刚刚组建，战斗力不强，因此不得不依靠藩镇，而藩镇对讨伐李克用的态度又不统一，李匡威、赫连铎因为和李克用是水火不容之势，所以态度坚决，但终因兵少将寡而失败。朱全忠虽然卖了不少力气，但因为自顾不暇，无法抽调过多兵力参战，因此这一路军队最终撤出战场，终于导致整个战役以失败告终。对于李克用来讲，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是胜利者，但其损失惨重，而且朝廷的征讨降低了李克用在藩镇中的声望。内部则因赏罚不公而矛盾重重，其势力由此遭到削弱，而朱全忠因为主动撤出战场，最终坐收渔利，协助朝廷征讨使他提高了声望，而且自身势力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耗。征讨河东之战结束后，朱全忠趁李克用喘息未定之际，成功臣服了魏博镇，使河朔三镇中最强大的魏博镇成为自己遮挡河东的屏障，也为他全力进攻徐、郓二州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朱全忠的实力开始一天天增长，终至他称霸的那一天。铲除杨复恭宦官手握兵权干预朝政，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已经成为中晚唐时期以来难以去除的痼疾，对此皇帝李晔深有感触。如果不是当年田令孜给予他屈辱的一鞭，或许李晔对宦官还不至于如此痛恨。不过，上天终究和宦官集团开了个大玩笑，让他们将一个仇人亲手扶上了皇帝宝座。李晔在即位之初眼见以杨复恭为核心的宦官集团地位已经在朝廷根深蒂固，所以在暂时无力铲除时，便极力克制自己仇恨的情绪，尽量地迁就宦官们的嚣张跋扈。但事实上，皇帝李晔内心深处时刻没有忘记铲除杨复恭，而且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杨复恭的所作所为表现得越来越迫切。早在龙纪元年（889年）冬至时，李晔就因为祭祀的礼服事件，对杨复恭予以容忍。按照当时惯例，皇帝及文武百官要在冬至日到圜丘坛（天坛南半部）进行祭祀活动，唐朝典制规定，在这一天朝臣们可以穿着定制的礼服跟随皇帝进行祭祀活动，但宦官只能穿着平时的服装侍从旁边。可是在僖宗李儇在位时期，田令孜擅自在衣服上加了襕袖，并和朝臣一样持笏助祭，这明显违反了礼仪之规。这一次在宦官该穿什么样衣服的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争执，杨复恭认为宦官集团具有拥立之功，于是命令有关部门为其制作参加助祭的礼服，样式为冕服佩剑。十一月二十三日，皇帝李晔在武德殿内宿斋，宰相及百官都身穿朝服各立其位，而出身宦官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以及两位枢密使也都身穿朝服侍从。宰相孔纬以及谏官、礼官都认为宦官的穿着不符合礼法，因此坚决反对宦官穿礼服上朝。时任太常博士的钱珝、李绰当天就上疏李晔，表示反对宦官身穿礼服上朝。在奏疏中钱、李二人从礼法以及宦官的身份角度，阐述了宦官身穿礼服上朝的危害。李晔看完奏疏后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同样明白，论官职杨复恭是金吾卫大将军（正三品），如果仅仅让他穿平常的官服上朝，恐怕会让刚即位的自己陷入窘境，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因此，皇帝李晔暗中回复钱、李二人，表示他们忠心可嘉，但目前的局势下，礼服问题乃是小事，而宦官专权的问题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他们这些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忍”。于是杨复恭等宦官就身穿礼服参加了助祭。杨复恭本姓“林”，净身入宫后认大宦官杨玄翼为父，凭着这种关系，早在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就被任命为枢密使。僖宗李儇在位时期因与田令孜不睦，一度遭到排挤。后来田令孜失势后，他又东山再起，身兼六军十二卫观容军使、左军中尉，总领禁军权倾朝野。拥立皇帝李晔即位后，杨复恭仰仗具有拥立之功，急速扩充实力，广收义子干儿，号称“外宅郎君”，派这些人到全国各地担任节度使、刺史。这些“外宅郎君”们仰仗杨复恭的权势，多做违法乱纪之事。例如，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不但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反而时常因为些小事上疏指责朝廷。除了杨复恭外放的这些“外宅郎君”，他还将宫中六百多个宦官收为养子，这些人也大多被派往各地充当监军，成为杨复恭的耳目。对于杨复恭的所作所为，皇帝李晔可谓是心知肚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李晔知道，即使再难也必须要暂时忍下去，不过他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敲打杨复恭，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宦官有所收敛。一天，皇帝李晔正在太极殿和宰相们讨论如何应对藩镇反叛一事。杨复恭也因有事要面见皇帝，让轿夫一直将他抬到太极殿，到了皇帝近前才下轿，宰相孔纬见状十分气愤，便开口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我们管不了藩镇的反叛之事了，现在您的身边就有反叛之人，更何况那些鞭长莫及的地方了。”皇帝李晔很长时间以来对杨复恭这种目中无人的做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不过他听出孔纬是话里有话，于是立即开口反问：“爱卿所指是何人反叛？”“杨复恭本是您的家奴，竟敢乘坐轿舆大摇大摆地直冲前殿，并且还收了很多壮士为义子，这些人不是执掌禁军，就是被派到各地去当节度使，这不是明显要造反吗？”孔纬一边指着杨复恭，一边高声说道。面对孔纬的指责，杨复恭连忙辩解说道：“我收养壮士是为了替陛下笼络人心，好让他们尽力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成是谋反呢？”杨复恭说完后向皇帝李晔连连叩头，希望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打动皇帝李晔。不过他没有想到接下来李晔的话让他感觉如鲠在喉。“你说这些确实是为了国家着想，可是朕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那些人姓‘李’，而全都姓‘杨’呢？”“这……”杨复恭顿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次对话就在这样一片尴尬的氛围中结束，不过杨复恭心中却对孔纬产生憎恨之情。前边说到的张浚、孔纬因为主张征讨李克用失败，结果孔纬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在赴任的途中，杨复恭派人在长乐坡阻截孔纬，抢走了他的所有财物，孔纬仅以身免。就这样皇帝李晔与杨复恭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不过仅仅因为口舌之争，李晔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铲除杨复恭，导致李晔最终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是源于杨复恭暗害皇舅王环一事。大顺二年（891年）八月，王环请求李晔到地方去做节度使，当时身为皇帝的李晔为此感到十分为难。从感情角度来讲，王环是他的亲娘舅，过去从未向自己提出什么要求，实在是不好回绝。可是从朝廷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处境来看，李晔自己实在无法做主，因为当时杨复恭把持了任命节度使的权力，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征求杨复恭的意见。事实上，李晔没指望杨复恭会立即有个肯定的答复。但他想不到杨复恭不仅一口回绝，而且言辞十分尖刻，丝毫不顾及皇帝陛下的面子。“吕产、吕禄差一点倾覆汉室江山，本朝武三思又极度危害唐室，他的后人全都不能拜封。如果陛下信任王环，可以任用其他职务，绝不能让他这个外戚到地方担任节度使，一旦放他出去，恐怕日后无法节制啊！”杨复恭说完，皇帝李晔没再说什么，等于同意了杨复恭的意见。坦白地讲，杨复恭的话虽然没有给皇帝面子，但说得还是有些道理，这一点李晔心知肚明，所以他没有和杨复恭针锋相对，而是转过头婉拒了王环的请求，暂时将其安置在宫中，帮助自己处理些杂务。按说这件事情可以就此结束，但杨复恭接下来所做的事情，终于让李晔再也无法忍耐，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铲除杨复恭。杨复恭得知皇帝陛下将王环安置在宫中后，他本能地开始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王环得知自己阻碍其担任节度使一职而对自己不利，于是心中生出了铲除王环的一个计划。不久后，杨复恭奏请皇帝李晔派王环前往黔南地区担任节度使。黔南地区虽然是个闭关落后的地方，但皇帝李晔认为，杨复恭好歹是给了自己面子，便让王环带上族人前往黔南赴任。就在王环就任的路上，杨复恭便派人让其兄杨复光的长子，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杨守亮设法除掉王环。当王环一行来到利州益昌县的吉津柏时，杨守亮已事先派人守候在那里，王环一行人乘坐的船刚一到，杨守亮的士兵便一拥而上将船掀翻，王环及其族人全部溺水身亡。然后杨守亮上疏皇帝李晔，谎称国舅王环乘船失事，溺水身亡。皇帝李晔当然知道杨守亮和杨复恭是什么关系，他明白此事杨复恭万难脱开干系，他深刻地意识到杨复恭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铲除，恐怕日后自己的性命也会交代在他的手中。皇帝李晔明白，要想铲除杨复恭，首先要解除他的兵权。然而身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的杨复恭，掌握禁军多年，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并且党羽众多，其“外宅郎君”们在禁军中全都担任要职，特别是他其中的养子杨守立更让皇帝李晔感到难以对付。因为杨守立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在禁军中声望极高，一旦解除杨复恭的兵权，杨守立必反无疑。因此针对这种现状，皇帝李晔和亲信臣僚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密谋后，他们决定采取拉拢杨守立的方法，使其逐渐背叛杨复恭。定下计策后，皇帝李晔某一天召见杨复恭，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听说你那个本姓‘胡’的养子英勇善战，朕想让他到朕的内宫负责我的警卫工作。”“多谢陛下厚爱，老奴这就将他召来面见陛下！”……杨守立就这样成为了皇帝李晔的身边人。李晔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赐其“李”姓，并改名李顺节，让他负责指挥禁军，并将各屯营门的钥匙也交给他负责。不久又将他提升为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还给他加上了同平章事的头衔。事实证明，李晔拉拢李顺节的策略十分奏效，面对一连串的升迁，李顺节认为这一切都是皇帝的恩赐，逐渐对杨复恭失去了往日的恭敬之心，并开始和杨复恭争权。为了早日扳倒杨复恭，尽快掌握朝廷全部兵权，李顺节尽其所能将杨复恭往日的不法行为全部上报皇帝李晔。李晔顺势将杨复恭的罪名公之于众，并以此为由撤销了杨复恭的神策军中尉之职，派他到凤翔监军。杨复恭对此大为恼火，坚决不肯从命，并声称自己有病请求退休。这对皇帝李晔来讲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于是他立即下诏同意了杨复恭的请求，让他以上将军的身份退休。而且为了防止杨复恭反悔，李晔派使者到其住所宣布诏令。可是就在使者宣布完诏令回宫时，杨复恭便派心腹张绾在途中将使者杀害，以解其心头之恨。杨复恭就这样被皇帝李晔解除了兵权，而退休在家的杨复恭心中异常烦闷，地位的落差让他很想找个贴心人倾诉一下自己的冤屈。杨复恭的住所在昭化，靠近禁军所在的玉山营，其另一个养子时任玉山营军使的杨守信倒是不忘养父的旧恩，时常抽空到府上看望干爹。因此有人告发杨守信与杨复恭密谋造反，皇帝李晔也认为杨复恭终究是心头大患，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铲除杨复恭。大顺二年（891年）十一月八日，皇帝李晔在禁军的护卫下登上安喜楼，命令天武都头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带兵攻打杨复恭的住所。张绾带领杨复恭的家兵拼死抵抗，杨守信闻讯后也带领他的玉山营前来救援。李顺节等人虽然奋力进攻，但直到天黑也没能攻下杨府，只得将杨府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继续进攻。次日战斗继续进行，当时守卫寒光门的禁军想要趁乱劫掠两市。宰相刘崇望骑马从此路过，正巧遇到正要劫掠的士兵，便动员士兵们应该协助皇帝陛下铲除奸佞，而不是在这里劫掠财物，士兵们都表示愿意效命，于是便跟随刘崇望前去助战。杨守信的部下见刘崇望带领禁军前来增援，自知不敌纷纷逃命，杨守信只得保护杨复恭及其族人杀出条血路，从通化门逃出长安，直奔兴元而去。杨复恭达到兴元后，写信给他在各地的义子干儿，讲述了自己被解职的前后经过，并联络这些人准备起兵造反。当时据守山南地区的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等人以及绵州刺史杨守厚等人相继响应，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早就觊觎山南地区，于是趁机向朝廷请求讨伐杨复恭。乾宁元年（894年）七月，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等在李茂贞的攻击下，无力据守山南地区，便想前往河东投奔李克用，当行到华州时，被刺史韩建擒获，并于八月押解到长安，杨复恭最终被斩于独柳之下。至此，始终是皇帝李晔心腹大患的杨复恭，终于被彻底铲除。对于李晔而言，也算是报了当年那一鞭之辱的仇，更是他即位以来，重振唐威关键的举措。不过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皇帝李晔要想实现重振唐威的宏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八章晋汴角逐耀兵河北皇帝李晔有决心重振唐威，但他面临的局势却是相当严峻，除了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之外，全国各地的藩镇也彼此攻伐不断。除了老牌儿藩镇成德、魏博、卢龙之外，宣武的朱全忠、河东的李可用、河中的王重荣、义武的王处存、泰宁的朱瑾、天平的朱瑄、武宁的时溥等，都不是省油的灯。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征战厮杀，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皇帝李晔即位以来，最具实力的两大藩镇。前边我们说过，朱、李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大顺元年（890年）朱全忠和李匡威、赫连铎联合讨伐李克用，是晋汴两大藩镇之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冲突。在这次战争中，朱全忠在军事上虽然受挫，但因为审时度势地主动退出战场，所以损失不大，实力依旧强大。相比之下，李克用虽然取得胜利，但在道义上和实力上损失不小。于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互相攻伐之后，朱、李二人双方都认识到，在短期内消灭对方不太现实，便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致力于兼并其他弱小藩镇。首先采取这一策略的是河东的李克用。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成功顶住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的联合讨伐后，在转年的四月，为了报仇雪恨，发起了对相对弱小的赫连铎的进攻。赫连铎在浑河北岸设兵阻击李克用，但是防线很快便被李克用的沙陀军队击溃。李克用乘胜包围了云州（今山西大同），并一直围困三个月之久。到了七月，云州城内粮草断绝，赫连铎见无法固守，于是弃城逃奔吐谷浑。损兵折将的赫连铎到达吐谷浑后，由于处于穷困潦倒的局面，再也得不到往日的礼遇，于是一气之下又离开吐谷浑，投奔了其盟友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企图东山再起。李克用击溃赫连铎后，便控制了云州地区，在那里设置官吏进行管辖，并任命大将石同善为大同防御使。李克用打败了赫连铎，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他本想就此就此休整一下，准备南巡察看朱全忠的虚实情况。八月，李克用到达泽潞地区，为了查清朱全忠的虚实情况，他冒险前往边界怀孟（今河南沁阳）地区。就在此时，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和成德节度使王镕见李克用吞并了云州，内心十分震惊，于是两个人准备联手讨伐河东。当时在卢龙和成德镇之间还夹着依附李克用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于是李匡威和王镕决定首先灭掉王处存，便同时向定州（

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当然，这是后话。【昙花一现的霸业】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个命令，令他快速率军去救援赵州，在那里配合西军里的老上级王渊一起防守金军。这是他走上命运之轨前夕最重要的一次战斗。金军当时击破了宋朝仅次于北方三镇的重镇真定府，赵州是真定以南的另一处要塞，军方的命令是要他尽一切可能坚守，能守多久是多久。韩世忠明白，这是用他和他部下的生命，去换宋朝上层的喘息之机。这在当时逃跑成风的现状下，根本不必理会。韩世忠按命令干了，他先是率部守城，一直守到了粮尽援绝的地步。这时有人劝他趁早突围，趁着战力未失，或许能冲出去。韩世忠摇头，这样就逃，他不干。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雪，到了午夜时分，他悄悄打开了城门，率领三百名死士冲进了金营。黑暗之中，他上满了发条一样在金营里乱窜，鬼知道那天晚上他在哪些位置砍死了哪些人，反正金营里乱成一团，等他带着人摸出营逃出去好远了，身后边还是一大片的喝杀声。事后知道，那天晚上黑灯瞎火的，赵州城外最大的一个金军头领不知被谁砍死了，宋朝官方分析很可能不是韩世忠他们干的，而是金军内部的误伤。不管怎样，韩世忠逃出来了，他没守住城没能杀退金军，但是很勇敢。因为这种积极的工作状态，他升官成了嘉州的防御使。韩世忠的事告一段落，命运在前方等着他，要等到赵宋一脉仅剩下一根独苗逃出魔爪时，他的机遇才会到来。吴氏兄弟在这段时间里过得比较单调，用一句话可以概括：“靖康初，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余骑追击，斩首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打了一架，砍了西夏人一百四十个脑袋，小升了一级官。终于轮到了岳飞，真的很想拨开层层的迷雾，把他这些年发生的事一件件都清晰明白地记录下来。可是我做不到。因为他的资料是缺失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人，最爱国最英勇战绩最强的军人，他的生平被自己的民族亲手毁了。他的敌人不仅杀死了他的生命，更毁灭了他的印迹，我能记录的只能是各种资料混杂在一起的一些分析结果。岳飞在公元1121年离开韩家走上社会，去相州的一个市镇里当上了游徼，也就是弓手。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城管，负责社会治安。这是宋朝职役里的最下一级，由第四等户承当。由此可以知道，岳飞之所以能当上弓手，很可能是出于韩家的介绍。他是贫农，按出身他一辈子都是受管制阶级。尽管如此，岳飞仍然很快就主动辞职了，至于原因，从他以后表现出的品性来看，是他厌烦了。城管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再次失业，岳飞一身轻松，也可以说是彻底的一无所有。前面韩家介绍他当弓手，已经还清了他当年击退马贼的情分，当此时，他只能依靠自己。而他已经想清了。他要投军。当时，燕云战役已经打响，童贯率领重兵进击十六州，导致后方实力空虚，河北真定宣抚刘韐决定向民间征兵。岳飞就在这次招募中走进了军营，他所在的部队有个番号叫“敢战士”，也可以被翻译成“敢死队”。截止到这里，资料没有发生歧义，没有谁对岳飞的这一段生活表示怀疑，但下面的就不一样了。按《宋史·岳飞列传》里记载，岳飞从军之后因为战绩出色当上了敢战士的小队长，很快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回相州剿匪。这批匪徒有实力，有胃口，有根据地，平时躲在山上不下来，下来抢一票就走，搞得正规军抓不着、厢军攻不上去，怎么看都让人头痛。说句实话，按正常思路，像岳飞这样的新兵蛋子，根本拿人家没办法。可他是岳飞，是中兴四大将里最全面最聪明的一个，纵观他的一生，只能用“天才”来形容。何谓天才，无师自通、一通百通、无所不能，没有人教他怎么做，而他什么都能做到！岳飞只带了百十来个人就出发了，严格地说，跟他走在一起的不足几十个，更多的人先一步进入了相州，他们乔装改扮，变成了一个个小商贩。这样一堆商贩走在一起，对匪徒来说纯粹是肥猪拱圈，送上门来的肥肉。他们很正常地冲下山来，这些商贩很正常地投降，连人带东西被抢运上山。货物成了匪资，人成了新的匪徒。岳飞把剩下的人再次分成两批，一批埋伏在山脚下，一批人跟着他“剿匪”。那天山脚下是这样一个场景，顶多二三十个大兵站在山下挑衅，要土匪们投降……山上的匪徒们忍无可忍，哪怕是为了以后能过得清静点，都得狠狠地胖揍这些不知死活的大兵。于是，匪徒冲了下来，大兵们打不过逃跑，匪徒追，有伏兵，匪徒没服，再打，突然间一切消停，山上投降了，匪首成了俘虏，被山上的商贩们押了下来。完活儿。军队基本上没有伤亡，土匪全体抓到，匪资没有损失，全部充公。考虑到以上是用微小的兵力来完成的，这个战绩堪称完美。这些就是岳飞在这段时间里的官方记录。下面说一下反对意见，提到反对意见，就要说起一位史学前辈，他就是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的邓广铭先生。邓先生认为官方的记录是假的，岳飞的真实经历应该是参加了燕云战役，并且是跟着郭药师冲进幽州城，被辽军从城里狼狈赶出，一路徒步逃窜回营地的宋军一兵。理由是，由岳飞的孙子岳珂编写的《金佗续编》里收集了岳家军中几个幕僚的随军杂记，其中一段记载说，岳飞曾自述到过辽国的燕京（他误称为黄龙府）城下，看到的城墙像小山一样高。于是邓先生推断，岳飞一生能到燕京城下的唯一机会，只有在他充任敢战士小队长时。因为之后，岳飞一生都没能越过卢沟桥。这个推断对吗？似乎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宋史·岳飞列传》里的事迹本身也来源于岳珂为其先祖所整理的各种资料，比如上面的剿匪事迹，就出自《鄂王行实编年》。那么请问邓先生，您不信岳珂说的，却信岳珂另一本书里提到的幕僚笔记里的岳飞某次聊天，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事儿说不清，别说是几百年前的宋朝，哪怕是现实世界里前一分钟发生的事，当事人对公众说，他做了哪些哪种，也会被质疑。——你用什么证明？无图无真相、有图也会PS、没P……你做那些事一定别有目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哪怕是岳飞死而复生，并且证明了他就是岳飞，由他来说上面两种可能哪个对，仍然要被质疑。这种事儿也发生在我身边，比如这本书的开篇，我白纸黑字地再三强调，当年那个站在窗台上嘘嘘，一头栽下去砸倒铁炉子的东北男孩儿就是我，不还是被人怀疑吗？那真的是我！我、铁炉，它倒了。这种事说到底就在于心态，一个怎样对待英雄、传颂英雄的民族心态。举两个例子，第一，西方世界里九杰之一的亚瑟王，他与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查理曼大帝、第一次十字军领袖耶路撒冷王哥弗雷、约书亚、大卫王、麦克比阿斯等人齐名。很牛吧，可用什么来证明他的存在呢？第二，英国故都温彻斯特的王宫大厅里，悬挂了六百多年的一张大圆桌面，传说那是著名的圆桌骑士们用过的。经现代科技精密测试，它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作品，最早不超过十四世纪，而亚瑟王和他的武士们应该存在于公元五世纪或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史才从六世纪开始。这说明什么呢，英国人、整个西方都在造假嘛。可圆桌面仍然挂在皇宫的墙上，亚瑟王仍然顶着“过去和未来之王”的名义照耀着基督教世界。人家相信。看东方，就不用人类发源地韩国了，以日本为例，他们有一位支撑他们民族精神的武士道始祖——源义经。这人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武圣关羽。几千年以来（见鬼，日本人的历史硬生生地拔到了几千年），源义经被不断地传颂，他从一个狠毒的不择手段的脸色苍白相貌丑陋矮小到一米五左右的人，变成了电视机里身高超过一米八英俊到万人迷有情有义终生追求理想连死的时候都有白光在夜空下飞升的神灵。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睁眼说瞎话的人可耻吗？如果是的话，在圣像面前放肆的小丑也好不到哪儿去。最起码一个是歌颂英雄，另一个是丑化英雄，追究到心灵深处，后一种更加的不堪。因为忌妒，因为不知所谓的嘲弄。如果这就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态度，那么可以肯定，这个民族的集体灵魂一定是出问题了。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神灵般的存在？没有这种存在，你们就显得和神灵一样的高大了吗？何况哪怕再挑剔，把他所有有可能歧义的功绩都去掉，他仍然那么的了不起。好了，关于岳飞的种种，让后面具体的事例来说话。现在最后一位未来大人物登场，张浚。作为未来帝国军方一把手，张浚的现状很耐人寻味。他中了进士，当上了官，是京城里的太常簿。这只是负责国家礼乐制度的太常寺里的一个小官，算是行政单位，但没实权，是典型的文官熬资格的地方。查《宋史·张浚列传》，他在这段时间里啥也没干，查《续资治通鉴长编》会发现，他是很活跃的，就在东京保卫战打到最危急的时刻里，他都在上蹿下跳。当时，姚平仲偷营失败，全城人心惶惶，张浚觉得自己必须说话了，他看到了问题的最关键点！他说，责任都在李纲身上，他太专权了，应该引咎辞职。专权……这两个字是赵构、岳飞、韩世忠、吴氏兄弟等等所有南宋上层人物在以后十几年里和张浚共事后，得出的共同心声。这时是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到了这一刻，这是终点，也是起点，是屈辱的极致，也是新生的开始。那么多的人，都浮沉在时代的旋涡里……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前言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一幕幕在混乱中转型，在转型中更加混乱的历史活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历史兴衰的最丰富、最生动的材料。于是我萌发了编写这本《清朝那些新鲜事儿》的想法。它力图通过对清朝三百年间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回顾反思，探寻一下中华民族兴与衰的因由与契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为此，在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上，我不做学究式的严密论证，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把历史当故事说，把学问当评书讲，使您在轻松愉快中获得知识，增长智慧。愿快乐的学习与您同在。第一章努尔哈赤奠基大清一位西方学者说：“西方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人物是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在中国灿如星汉的历史人物中，不乏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杰出帝王，西方人为什么更钟情于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主要原因多半是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国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同成吉思汗相比，努尔哈赤的传奇色彩似乎更浓。在中国自秦朝以下的二千多年的皇朝历史中，建立过二百多年以上的大统一的王朝只有两汉、唐、明、清。大清帝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达二百九十六年，占秦以来整个中国王朝历史的八分之一。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努尔哈赤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由他奠基的大清帝国，到康乾盛世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大帝国。作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努尔哈赤对清代历史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遗传了“光宣哀世”的基因。这就是努尔哈赤在今天为人们所关注研究的关键所在。一、不幸的少年努尔哈赤出身于明朝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生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射箭，有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去世，继母拉氏刻薄寡恩，待他非常不好。父亲塔克世受继母挑唆，给努尔哈赤的东西极少，不能维持生活。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到莽莽林海里去打猎、挖人参、采蘑菇、捡榛子、摘木耳、拾松子，然后将这些东西运到抚顺马市去卖，以此来维持生计。在他二十五岁那年，更大的不幸降临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这一事件，对努尔哈赤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件事的起因，需从王杲之死谈起。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以王杲势力最强。王杲曾带兵进犯辽阳，杀死指挥王国栋，后王杲被俘，被押送到北京问斩。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为报父仇，袭杀明军。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明将李成梁提兵直捣阿台的住地古勒寨。阿台妻子的祖父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觉昌安为了使孙女免于战难，也为着城内居民减少伤亡，便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一同进城，打算劝说阿台投降。建州女真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里通明朝，引导攻城，向城上守军喊话说：“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于是，城里出现内奸，城被攻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也不幸死于战火。努尔哈赤得到祖父和父亲遇难的噩耗，悲痛欲绝。他找到明朝官员，质问道：“我祖父为何被害？你们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明朝官员谢过说：“这不是有意的，是误杀罢了！”明军送还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明朝廷又赏给努尔哈赤三十匹马，并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但努尔哈赤怒气未消，又不敢直接同明朝冲撞，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以报祖父、父亲之仇为名，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尼堪外兰的驻地一图伦城进攻，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历史帷幕。二、十大历史功绩有一本美国历任总统的合传书，书中记载了美国各届总统值得历史学家肯定的历史功绩，有的一两件，多者三四件，有的一件也没有。努尔哈赤活了六十八岁，从二十五岁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四十四年。有历史学家盘点其历史贡献，有十大件。1.统一女真各部金国被元朝灭亡之后，女真族各部纷争不已，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元、明三百年来，未能实现统一。努尔哈赤兴起，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抚，实现了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当今世界不少民族争斗厮杀，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位杰出的民族领袖，能将本民族各种利益集团协调统一起来。因此，努尔哈赤促成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应该是件了不起的大事。2.统一中国东北明朝中期以后势力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经过艰苦努力，统一了东北。东起鄂霍次克海，西北到贝加尔湖，西到青海，南濒日本海，北跨兴安岭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五百万平方公里，已和明朝的实际控制面积大致相等。东北地区的重新统一，不仅结束了相互杀戮、黎民涂炭的悲惨局面，而且为以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逐，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3.制定满族文字金灭亡后，通

万进攻邕州。由于康承训麻痹大意，平日不派前哨侦看敌情，在闻听南诏大军已经逼近边境，才仓促派出六镇之兵一万人马迎敌。由于应战仓促，在交战过程中六镇兵马有五镇兵马八千人被打垮，只有天平镇之军因晚到一天而幸免。康承训得知唐军战败的消息后，一时间不知所措，节度副使李行素建议立即指挥士卒堑壕树栅，防止南诏大军突袭邕州城，结果刚刚修筑好城防工事，南诏大军就将邕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南诏大军在城下做了四天的攻城准备，康承训眼看敌军攻城器械准备就绪，攻城在即，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诸将建议康承训以攻代守，乘夜分兵偷袭敌营。康承训最初不同意，经过天平镇一名小校的力争，才勉强同意。是夜，这名小校带领三百名勇士，摸黑出城突袭南诏军营，火烧军营后又斩首五百，南诏大军慌乱之下，次日解围而去。康承训派兵追击，不过效果一般，仅仅斩杀俘获南诏三千人，而且主要是南诏胁从的当地土著人。但是康承训在呈现朝廷的奏疏中，却夸大战果，奏称大破南诏大军。皇帝李漼信以为真，加封康承训为检校右仆射。而且康承训上报的立功受赏者，都是自己平日的嫡系，由此军中怨声载道，当时诗人于濆在其诗作《戍卒伤春》描写了军中的这种哀怨情绪。连年戍边塞，过却芳菲节。东风气力尽，不减阴山雪。萧条柳一株，南枝叶微发。为带故乡情，依依籍攀折。晚风吹碛沙，夜泪啼乡月。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南诏虽然在邕州城下受挫，但他们却转道不断侵扰巂州。咸通六年（865年）四月，南诏再次发动对巂州的进攻，皇帝李漼下诏派右神策军五千及诸道人马赶赴救援。因巂州刺史喻士珍平日为政残暴贪婪，掠卖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导致巂州土著打开城门迎接南诏大军，巂州城陷。当时邕州虽然能够暂时坚守，但时任岭南东道节度使的韦宙在邕州有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向韦宙报告了康承训贪冒战功一事。于是韦宙暗中上奏朝廷，揭发康承训夸大战果一事。尽管当时的专权宰相杜悰对此事不置可否，但康城训却做贼心虚，多次托病请求辞职，结果皇帝李漼不仅对其未加任何追究，反而加封其为右武卫大将军，调他回京任职，另派容管经略使张茵担任岭南西道节度使。可是当时因为交趾城失陷，张茵虽然手握镇兵两万五千人，但因为胆小怕事，一直到咸通五年（864年）七月仍然不敢出兵收复安南。于是经过朝廷另一名宰相夏侯孜的推荐，皇帝李漼改派骁卫将军高骈出任安南都护，接管了张茵的指挥权。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父高崇文在宪宗时期因统领禁军平定西川叛乱被封为南平郡王。父亲高承明任神策军虞候，所以史称高骈“家世仕禁军”。高骈自幼习武，史书记载了他曾经一箭射中二雕的逸事，人称“落雕侍御”，而且高骈从小喜欢诗文，常与文人交游，流传下来不少诗歌，例如《言怀诗》便是其较有代表的一篇作品。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台。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主圣扶持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修官。可以说，高骈在晚唐时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由于受到统领神策军宦官的交口称赞，高骈累官担任右神策军都虞候。宣宗李忱在位时期，西北边境的党项族发生叛乱，高骈受命率领禁军万人戍守长武城，并伺机出击平定党项叛乱。后来吐蕃侵扰边境，高骈又被调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到任后成功收降吐蕃两个部落的两万余人。从这些经历来看，高骈又是一个熟悉边境作战的战将。高骈就这样带着曾经的这些光环赴任安南，在到达暂时的治所海门后，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进军安南的准备。在高骈看来，安南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以他不想贸然出兵。但当时的监军李维周忌妒高骈立下战功，便打算借刀杀人，一再催促高骈立即出兵，高骈不得已于咸通六年（865年）带上五千人渡海先行，约定让李维周随后发兵增援，临行前高骈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此次出征必胜的信念。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回期直待烽烟静，不遣征衣有泪痕。可是高骈虽然率兵渡海而去，李维周却拥兵于海门不发一兵一卒，即使这样，九月间，高骈在安南南定（今越南顺城陇城乡）初战告捷。此时恰逢监陈敕使韦仲宰带领七千人马到达峰州（今越南河西省山西），高骈遂与之合兵进击南诏，屡屡派人回到海门向李维周告捷，但都被李维周藏匿不报。咸通七年（866年）六月，皇帝李漼见高骈赴任以来杳无音讯，内心感觉十分奇怪，便下诏向李维周询问。于是李维周趁机诬奏高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李漼当即大怒，下令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高骈镇守安南，召高骈回京准备加以治罪。事实上，就在李漼下达诏令的同时，远在安南的高骈已经屡次打败南诏大军，并包围交趾城。十月，高骈围攻交趾城十几天，眼看破城在即，却突然受到王晏权接替自己的碟文。王晏权说自己是奉皇帝诏令与李维周率领大军从海门出发前来接任，让高骈立即返回。高骈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将军务转交给韦仲宰，带上麾下百余人北归。在此之前，李维周一直没有回音，韦仲宰派部下王惠赞，高骈派小校曾兖，让两个人带着捷报渡海回去报捷。二人行舟海上时，忽然发现远处盛张旌旗的大船队经过，两个人经过询问，得知是监军和新任的安南经略使，王、曾顿时明白是李维周和王晏权的船队，一旦让他们发现自己，一定会扣留两个人，然后夺走捷报。于是两个人决定转舵藏在岩石之间，等船队过去后，他们再直接赶回长安报捷。皇帝李漼得到高骈的捷报后，顿时喜出望外，立即撤销治罪的诏令，下令加封高骈为检校工部尚书，继续镇守安南，高骈回到海门后，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令又马不停蹄地漂洋过海，赶回安南。在高骈赶回海门期间，李维周和王晏权来到交趾城下，继续高骈没有完成的任务。可是王晏权生性怯懦，凡事都听李维周的指使，不过因为李维周在军中缺乏威信，诸将全都不出力，因此攻城不力，以致南诏守军趁机逃走大半。等到高骈回来后，重新激励和督促将士们攻城，很快便攻克交趾城，南诏军被迫退出安南。收复交趾城后，高骈在当地恩威并施，逐渐安定安南的土著居民，《旧唐书?懿宗纪》记载：“自李琢失政，交趾湮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高骈主政安南期间，重新修筑交趾城以加强防务，又疏浚广州到交州的漕运水路，以保障军粮的供应，可以说在帝国的西南边境筑起了一道屏障。安南的问题在高骈的努力下，终于重新恢复平静。但南诏并没有就此消停，在看到安南地区不易攻取后，他们接下来转战大唐帝国的西川边境，开始在那里生出事端。西川战乱咸通七年（866年）十一月，皇帝李漼在《大赦文》中一方面要求安南、邕州、西川等诸道军队各守疆界，不要去招惹南诏；另一方面又为南诏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如能与大唐重修和好，朝廷会和以前一样善待南诏，一切既往不咎。应该说，这是当时朝廷上下想恢复与南诏友好关系的一种努力，从安定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决策。但是南诏方面却欲壑难填，加上唐朝边将压迫边境土著居民甚重，所以南诏从安南撤退后，并没有就此罢兵，而是转战西川一带继续侵扰唐境。对于南诏的动向以及如何加强对西川的防御，时任凤翔少尹的李师望上奏，认为巂州是对抗南诏的要冲之地，而成都距离巂州遥远，难以节制，请求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巂州，并以邛州（今四川邛崃）为治所。事实上，邛州距离成都不过一百六十里，而距巂州则有千里之遥，在那里设置定边军与在成都节制巂州并没有什么差别。李师望是为了谋求出任专制一方的统帅，才提出上述建议。但皇帝李漼对当地的地理情况根本不熟悉，在没经过调查的情况下，盲目下诏委任李师望为巂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并兼任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使，将一大片边境地区划归其管理。李师望大权在握，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后，为了邀功请赏，开始有意挑起与南诏的冲突。早在咸通七年（866年）三月的时候，南诏王便派遣重臣董成等十九人为使者前往成都。按照惯例，由于南诏对唐朝称臣，其使者面见西川节度使时要行跪拜礼，因此当时西川节度使李福要求董成等人按照惯例行礼。但董成却认为，如今南诏国主已经称王，双方是平等关系，不应该再行跪拜礼。双方各执一词，传话者往来奔波，从早晨争论到中午也没有结果，李福大怒之下，下令鞭打董成等人，并将其十九人全部下到狱中。不久，朝廷改派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刘潼到任后，立即释放董成等人，皇帝李漼下诏召董成等人进京，给予丰厚赏赐，慰劳一番后遣还南诏。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南诏王派使者杨酋庆前往成都为释放董成一事道谢，但此时已经大权在握的李师望却一心要激怒南诏而求功，便将杨酋庆杀死。当时西川很多将领怨恨李师望分割了自己巡管的邛、巂等州而另立定边军，这些人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欲，利用李师望擅杀杨酋庆一事，暗中勾结南诏，让其寻机入侵边境。不久后，李师望因为政残暴，聚私货以百万计，最终导致西川将士怨怒，被朝廷召回，改任窦滂为西川节度使。但窦滂是个比李师望更加贪婪的人，此时南诏虽然还未大举入侵西川，但西川边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通十年（869年）十一月，南诏王酋龙终于做出了大举入侵唐境的决定。当月，他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巂州，定边军将领安再荣见南诏军声势浩大，不得已退守大渡河北岸，与南诏大军隔岸相持近十天。在这期间，南诏大军在酋龙的指挥下，分兵突至嘉州界内的沐源川，窦滂派五百人前去抵抗，结果全军覆没。南诏士兵顺势穿上唐军的衣服，装扮成唐军败兵到青衣江招呼渡船过江。南诏军队用这种方法攻下犍为县（今四川犍为县），并一路纵兵焚掠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二州之境，不久后，南诏大军在嘉州南山上的凌云道集结，与嘉州城只有一水之隔。嘉州刺史杨忞与定边军监军张允琼带兵据水抵抗，酋龙出奇兵从东边的渡口潜渡过江，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嘉州失陷。当时在大渡河畔，窦滂亲率人马增援守军，酋龙假装派人求和，乘窦滂与使者谈话时，指挥大军乘船强渡过河，唐军急忙列阵抵抗，暂时遏制住南诏的进攻。窦滂无勇无谋，见势不妙，首先假装自杀，被部将劝解后，又趁部将准备出战时，弃军只身逃跑。幸好其手下三员部将稳住阵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于当夜突袭南诏大营，趁乱带兵撤出大渡河。此后，南诏大军乘胜攻陷黎州（今四川汉源）、雅州（今四川雅安），而唐军溃退之下沿途焚掠，以至于邛州的军用物资都散落于乱兵之手，百姓尽皆四散逃亡，当南诏大军到达邛州时，那里已经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西川百姓听到南诏入侵的消息后，争先恐后地逃往成都，不过，酋龙这次入侵西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劫掠财物，所以没有长驱直入。他们一路上忙于劫取财物而处处停留，很多士兵因为抢得大量金银财宝而不愿意继续行军，从而影响了南诏大军的行军速度，因此，西川百姓绝大部分可以扶老携幼地进入成都。当时成都只有子城没有护城壕，大量的难民蜂拥而至，只能席地而坐。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卢耽面对如此窘境，急招彭州刺史吴行鲁和前泸州刺史杨庆复作为助手，成立应急小组共同筹备成都防务。除了必要的加强城防之外，针对西川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现状，卢耽张榜从军中招募一批骁勇之士，承诺给予优厚的物资供应以及相应的军职，用这种方法从中选出三千人，称为“突将”。在卢耽筹备防务期间，南诏大军进逼定边军北部边境新津，距离成都所在的蜀州只有七十里的距离。卢耽几次派人与南诏讲和，又遣使向朝廷告急，请求朝廷也派人来讲和，以作缓兵之际。酋龙看到卢耽态度恭谦，认为是个可以招抚的人，于是命令大军稍作停留，卢耽因此赢得了加强成都防务的宝贵时间。正月十日，南诏大军兵临成都城下，酋龙自信稳操胜券，派人挑着彩幕到城南炫耀，扬言装饰城中隋朝时建立的蜀王厅，准备入驻其中。在此之前，朝廷任命左神武将军颜庆复率诸道人马数万人进入西川救援，卢耽派人前往汉州等候和催促援军及时赶到。此时已有一万人陆续到达汉州，窦滂也整合残兵败将四千人来到汉州，这些人马仓促整合在一起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遭到失利，不得不拒守汉州，等待大批援军的到来。但是，窦滂因为想减轻自己弃守定边军的罪责，巴不得西川各州相继陷落，所以每当援军到达一批，窦滂都会煽风点火地告诉他们，南诏大军多于援军数倍，援军远道而来，不宜立即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导致这些援军们放缓步伐，耽误了援救成都的时间。虽然援军未至，但在卢耽等人的指挥下，成都将士依旧竭尽全力坚守城池。二月一日，南诏军队动用云梁、鹅车从四面攻城，唐军在城上用钩环将云梯、冲车拉近后，泼油点火焚烧，然后又派“突将”出城袭击南诏军营，杀敌两千人，南诏大军暂时撤退十里。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南诏军队多次攻城，卢耽带领守城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一次又一次挫败南诏军队的攻城行动。直到二月十二日，朝廷才传来贬黜窦滂的诏令，同时命令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全权指挥援蜀诸军。当时颜庆复率军在成都北面四十五里处的新都与南诏军队交战，经过惨烈搏杀，颜庆复终于带领援军杀开一条血路，进兵至距离成都三十里处。正在包围成都的南诏军队得知唐军大批援军到来后，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酋龙下令解除对成都的包围，于夜间撤回南诏境内。朝廷在任命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的同时，命令右武卫上将军宋威屯驻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以为后继。宋威乘胜首先攻至成都城下，而且想要继续带领部下追击已经撤军的南诏军队，可是颜庆复担心宋威的功劳超过自己，于是命令宋威撤回汉州待命。事实证明，当南诏大军走到新津（今四川新津县）时，因为河水暴涨，一时间造桥不及，整个大军滞留新津达到三日之久，如果唐军能够追击，一定会大有所获。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蜀地的百姓知道整个消息后，十分怨恨颜庆复（“蜀人恨之”）。不过公正地讲，颜庆复虽然嫉贤妒能，但对成都的防务还是丝毫不敢懈怠，他让当地守军增强防备力量，在城门之外修筑垣墙作为遮护城门的一道屏障，并深挖三丈的护城壕，在城外斩木为排杈鹿角，同时修建驻军营房，在城上建立警戒室。后来，南诏得知成都守备森严，不敢再轻易进犯成都，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颜庆复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为了收复安南和防守西南边境，朝廷付出了巨大代价，最明显的就是财政危机继续加重。本来晚唐的中央财政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宣宗李忱在位末年，天下的税费收入每年是九百二十二万缗，但用于正常开支的“常费”就达到三百余万，战争费用不包括在其中，有司只能抽取下一年度的税费来接济本年度的开支。可以说，当时的财政已处于卯吃寅粮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南诏的入侵加剧了晚唐的社会动荡，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对于心理的伤害极为严重，就连皇帝李漼也不得不承认与南诏交战是“劳我士卒，兴我甲兵，骚动黎元，凋残转甚……”因此，在南诏不断侵扰西南边境的同时，由戍边士卒哗变发展而成的两淮农民起义就不是偶然事件。第三章两淮起义积重难返两淮起义的原因十分复杂，戍边士卒哗变是一个导火索。如果将这次起义放在晚唐历史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对百姓的赋税已经到了苛重无度的境地。皇帝李漼在位时期，两税法已经在帝国境内实行了五十多年，不仅弊病丛生，而且积重难返，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赋税

，公主刚安葬，立即把王诜撤职。可这不耽误王诜和赵佶之间的私人友谊。两人是宋朝宗室里的绘画高手，每天恨不能二十五个小时腻在一起。某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去一个梳头用的篦刀，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的机遇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看得未来的皇帝主动问他看什么，会踢吗？高俅不仅会踢，还敢下场，那天他超水平发挥，一下子把赵佶踢成了票友，每天都离不开他。从此，他成了赵佶的亲信，等到哲宗去世，赵佶登基，他跟着鸡犬升天，做到了殿前司长官。这是军职，从此之后，北宋的军队变味了。具体地说，高俅把国家的军队当成了自己的工程队，给他盖房子、修花园；当成了手工作坊，军人加工器皿，运到外地去卖；当成了跟班的，每天不去训练，陪着他东走西逛；还被他没收了军饷，没有生活来源，逼着军人们从事各种额外工作，去养家糊口。在这个过程中，北宋京师重地的禁军完蛋了，军事素质一落千丈，等到大难临头时，尽管人数众多，可毫无战斗力可言。另一方面，他显得很有人情味。他饮水思源，始终记着苏轼的推荐之恩。苏轼死后，每当苏家子弟进京，高俅都会多方照应。于是军界之外，总会说高太尉厚道，高太尉仗义，高太尉不忘本。不管怎样说，高俅不招人恨。哪怕是在军界内部，也没人对他龇牙，因为所谓的腐化禁军，烂掉战斗力之类的事，不是他开的先河。北宋一代，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京师禁军百战百胜威慑内外，到了赵光义时就全完蛋了。燕云之役、雍熙北伐、君子馆惨败，这三战之后，禁军老骨头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少爷兵。每月领军粮，都雇人往家里背，废物懒惰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指望。至于让官兵干私活儿，更不是高俅的专利，真宗、仁宗时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比如哪位兵哥哥的手艺独到，做出了什么新玩意儿，哪位兵哥哥好运气，给哪位长官跑长途，赚了多少钱。这事儿太多了，严格地说，高俅对北宋禁军的伤害顶多是雪上加霜，要是把军队烂掉的帽子扣到他头上，实在是不知所谓。以上就是高俅的生平，也是他为什么是恶人榜副班长的原因。剩下的几个人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万人恨，为害的程度，最差的也是祸害几个省的角色。高俅的上一位是杨戬。之所以这样排，说实话是委屈了点，但没办法，谁让他死得早，并且徒弟太神勇呢。杨戬，北宋太监，主管御花院。通过前面说过的艮岳等超级宫殿名园的建设，我们知道，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府工作。尽管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插了手，但专职负责这类事儿的，更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杨戬只凭着盖房子修园子，在官位上就能和隐相梁师成平起平坐，到达节度使的高度。按说有了这样的名分、职权，杨戬蛮可以大打出手，和梁师成争夺一下太监里的战斗机，尝尝后宫第一的滋味了。可是他不，他很聪明，很知道进退，没去惹握着国家符印的梁隐相的麻烦。他另有爱好。自古以来，太监最爱的是钱。作为无妻无儿无女，甚至伤残身体，把祖宗也抛弃的太监，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于是，杨戬成了当时最能圈钱，也最敢圈钱的人。对于一个有权的人，什么是最来钱的东西呢？答案——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资产。杨戬搞上了土地买卖，他成立了一个叫“西城所”的部门，专门派人下乡，到各个州县里去召集民众，核查田契。各地的百姓很配合，政府要查证，还不小跑着回家取？结果取来后，西城所的人开始问，这块地是从哪儿来的？答，父亲留下来的。好，你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答，爷爷留下来的……以此类推，直到问及祖祖太爷以上。年代太久远，嗯，好，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祖祖太爷给你祖太爷的！人民崩溃。上面是祖传型崩溃，有聪明的另想了别的法子，面对质问，他会说，这是我买的。好，你从谁买的？答，东村头甲。好，找东村头甲来，问甲从哪儿买的，如此类推，可以推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后边去，到那一步，就算是007邦德穿越过去，也别想找出最早的那个买主。西城所能一直追问到五代十国去。于是，人民再次崩溃。崩溃的结果是加租加税，只要定下来，以后哪怕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别想逃债。这种方法从汝州开始推广，覆盖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各大富饶区。怎样，挺狠吧，不，这只是杨戬用土地圈钱的各种办法中的一个。严格说来，还是很复杂，很笨的一个。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无中生有。西城所在全国范围内勘查哪儿有废堤、弃堰、荒山、退滩、淤流滩地等无主地段，强迫就近的农民去耕种。只要种上了，立即成了他的终身制佃户，无休无止祖祖辈辈给他交租子。到后来，他贪到了连水面上的营生也不放过，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就被他圈了进去，每条渔船都成了他的产业。估计当地姓阮的三兄弟就是被他刺激着了，去打家劫舍的。杨戬辉煌的圈钱生涯结束于公元1021年，他得病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又一个杰出的钱痨型太监出现，做得比他更给力。李彦出场。这是北宋太监三剑客中的最后一员，也是其中最凶残的一个。他全盘接手了杨戬的圈钱生意，操作的方式却比杨戬先进太多了，以至于连西城所都失去了意义。根本就不用去查地契的嘛，费那个劲干什么，李彦派人直接站到看好的土地上，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无主荒地！就这么简单，谁不同意谁去死。做得最狠的一次，他派人把鲁山（今属河南）县的田地契都集中起来，当着契主的面，一把火全烧了，全县的土地都变成了“公田”。全变成了公田，公田是不交税的耶，那么原来的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涉及皇帝陛下的腰包的。李彦想了想，这样吧，鲁山县已经是我的了，不能再为难他们。把原来的税，都摊派到邻近州县去。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转换下，既保证了皇帝的腰包不缩水，还确保了他本人的腰包变丰满，这是多么完美和谐的办法！史称，被李彦看中的“荒地”居民们生活变成了这样：“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以上就是李二代的行为了，做法毫无遮掩性，连一点点的自愧心理、畏罪心理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权二代们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狗屁的法律存在！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李彦已经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吧，别，先别忙，在北宋恶人榜上他只是倒数第三而已，就算在他擅长的业务范围内，也有人比他更强。他主管的地盘在西北，宋朝时的西北算是老牌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实际指标上，长江以南已经迅猛崛起，政治上连续出现宰执人员，如王安石、曾布、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抛开西北代表司马光先生，几乎垄断了神宗之后的宋朝权力。经济上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说开封城的繁华，自从宋太祖开始，就是由江南支撑的。排名在李彦之上的，就是把江南搞成人间地狱的那个人。朱冲之子朱勔。朱冲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刚刚有点钱之后，就乐善好施，号称灾年施粥寒天舍衣，在东南一带很有善名。直到他遇到了蔡京，成为开封御花园的官倒，为艮岳等名园项目服务，气焰才有所抬头。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低调，一直乖乖地隐藏在蔡京等人的身后，很踏实地赚取黑心钱。朱二代不是这样，他的一切都是张扬猖狂的。彻底分析一下他的生活，才会明白当时天下最牛的富二代到了什么程度。朱勔的生活圈子分成两个，一个在江南老根据地，一个在开封京城。先说京城吧，毕竟要从低往高说，倒啖甘蔗才有味道。在京城，朱勔是快乐的代名词，注意，不是说他很快乐，是说他是整个开封官场的快乐。他走到哪里金钱就淹没到哪里，每年他孝敬给官员队伍的钱，绝对要超过赵佶开出去的工资。另外，他还是个渠道，通过他，哪怕是皇宫深处的隐秘，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因为他能随时出入宫禁，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闲逛，甚至不需要避开嫔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花石纲的代表，他有义务有责任巡视皇帝的家，看看哪里还需要什么装潢点缀。这项工作朱二代干的是很认真的，经常得到奖励。比如某天他突然在袍子的肩膀部位绣了一只金色的手，别人问这是啥。朱勔很虔诚地说，刚刚这里被陛下的御手抚摸过……又一次他的胳膊上突然缠了一块黄罗绢，这条胳膊表现僵直，一动不动，哪怕是与人打招呼行礼，也举不起来。大家问，朱二代，你中年麻痹了？答，哪里哪里，刚刚这条胳膊的这个部位被陛下再次抚摸了一下。这是他在开封城里，表现得很舍财很快乐，并且有些小可爱。他回到江南之后，就是另一张脸了。其表现是，他在京城里所有的谦卑、可爱都成百倍地找回了平衡。先是钱，一般人认为朱家的钱是从国军库里掏出来的，他们每往京城里运送一批花石纲，就能漫天要价，把石头换成金子搬回家。这没错，但不全面。财富到了朱家，金子银子什么的都是垃圾，他们要的是皇帝级别的东西——土地。玩到最后，玩的都是土地。朱家的田产跨郡连邑，用州、县这样的尺度单位已经没法测量了，每年收上来的租子达到十余万石。接下来是地产。朱家是皇家园林供应商，自己住的地方会差吗？先是大，“甲第名园，几半吴郡”，这个吴郡可不是单指一个地界，这是说自古传下来的吴越之地里的吴，是个代名词，是江南的象征。朱家的花园，达到半个江南！至于怎么来的，有一个例子。苏州园林甲天下，孙老桥一带在北宋时更是名园，被朱勔看中了，他伪造圣旨，说是皇帝征用，强行逼迫数百户人家搬走。动迁当天，哭声一片，是北宋强拆迁的代表作了。再接下来的是权。朱勔本人的官衔很一般，在公元1120年之前，他是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这是虚衔，如果不挂上些职能部门的差使，在开封城里吃白食都能让店家打出来。两年之后，北方燕云战线出了结果，赵佶一时高兴普天大庆，宋朝官集体升职，朱勔才升到了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这还是虚衔，节度使早就没人要了，读书人顶这个衔都觉得丢人；醴泉观……一听就是个道观，多领一份工资罢了。这就是朱勔在开封城里的官方地位，如果他在赵佶的面前红度下降，那么身价立即一落千丈，没人会再答理他。可回到长江之南，他是另一个人了。在那一片广大的，比长江之北失去燕云地区的北中国还要大一些的江南之地，他的权力远比赵佶要直接。不是比赵佶大，而是更直接。整个江南的官府都是他的幕僚，像郡守一级的官，很多都是他的亲信。他所到之处，连退了休的宰执人员都得亲自出迎。他的兄弟子侄娶的都是皇家宗室之女，他的大小老婆都有官方封诰，他家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人有八、九、十品武官的职称，而这些人只是给他挑水、种地、打扫院子的奴仆！而他本人每个月里总有两次必须要做的小事，烦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江南地区的省市级高官都要到朱家集合，接受他的点名……每当此时，朱勔还是相当郁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把赵佶的画像挂起来，算是替皇帝检阅。可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把皇帝的画像挂在他家里的？挂了，又能把他咋地？如此一来，长江以南，宋朝官方的命令几乎没有威慑力，真正掌权的是朱家，这一点连开封城里也知道。时间长了，大家为了表示认可，给朱家送了个外号——“东南小朝廷”。稳占南中国，割据半边天，如此威势，朱勔也只是二当家，他在北宋恶人榜要排在另一个人之后，那就是宋朝当红的宰执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之所以改了名，是因为赵佶喜欢他。嗯，说来王黼也是历史名人，在东汉时举国闻名，乃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太监。宋朝的王黼是一个帅到妖孽都没法复制的大帅哥，他长得金发碧眼，面如敷粉，长身玉立，就像漂洋过海从西半球穿越到宋朝的白种人一样。这样的人让赵佶怎么能忽视呢，比他养在艮岳的各种珍禽异兽长得还特殊！细查王黼的发迹史，可以集中到两个字——捧、拆。他第一次在官场里捧的人是同学何志的老爸。何老爹名叫何执中，是赵佶刚登基时的次相，当时王黼很上进，是真材实料考上来的进士，何执中看在是儿子的同学，并且被捧得很开心的分儿上，推荐他当上了校书郎、左司谏。这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一个小小的进士，连三甲都没入，就直接当上了馆阁人员，并且在知谏院兼职，这是多么高的起点，想想几十年前王安石、苏轼想进馆阁还得经过考试，范仲淹想进知谏院还得先到外地当好多年的地方官。何执中对后辈的提携，连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所以经常性地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地向同事亲友讲讲，来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宽仁厚德。某一天，他在和亲爱的同事蔡京闲聊时也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没能等来认可的眼光、推崇的称赞，而是蔡京递过来的一份奏章。打开一看，何执中差点没气死，那居然是王黼弹劾他的“二十恶事”。这是王黼在官场里的第一拆，至于理由嘛，是因为他抱住了另一条大腿，正在帮这条大腿踢绊脚石。王黼每捧一个人，都会得到百倍的收益，每拆一个人，更会得到千百万倍的回报。这一点在北宋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失败的百分之二，其中的一例是非常完整的失败，另一例他只是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搞砸了百分之零点五。即，他敢去捧，也捧出了效果，却没法拆。那两个人捧的功夫比他深，拆的办法更是他望尘莫及的，每每他刚刚想拆，立即就被吓得浑身冷汗魂不附体。他确信，只要他真的敢动手脚，那两个人一定会让他死得非常难看。这两个人是——蔡京、童贯。蔡京为什么要让何执中知道王黼在过河拆桥呢，很简单，王黼抱上的就是蔡京的大腿，他要把何执中拆倒，好让蔡京在相位上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见面礼，希望这样能进入蔡氏集团，加入到瓜分宋朝天下的行列里。蔡京很高兴有人来投靠他，可绝不想让人把他当傻瓜。这个惯于过河拆桥的小子，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可以用，却一定要能震得住。恶仆得有个恶主人。所以蔡京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下马威。王黼懂了，也怕了，从这之后他再也不敢惹蔡京，甚至蔡氏集团的其他人。于是他得到了好处，蔡京把他提到了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位置。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长官，是宋朝言官的首领。可以说王黼一步登天，从原来的副司级升到了正部级。这是个多么大的跨度，有些人终生都别想越过，他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北宋升官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例。快速升官后王黼没心思享受，他害怕。他的身家性命、官场安全都维系在蔡京的一念之间，这样做官有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做人得勤奋，他还得继续捧、继续拆，才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捧的第三个人是梁师成。方向正确，从概率上讲，能与宰相蔡京抗衡的只有隐相梁师成、媪相童贯两人。童贯的势力在军界，与他没关系，当此时此势，只有梁师成是他的援手。另外，捧梁师成还有些别的妙处。在官场中，王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升上去他就是宰执官，要威胁蔡京的地位了。到那时，无论他怎样表忠心认主子，蔡京都会把他当成威胁。那么出路在何方，真的要一辈子当蔡京的马仔吗？不，坏人永远都只忠于自己，王黼的理想远大着呢。梁师成意味着一片崭新的天空，能让他肆意展翅无所顾忌。因为他和梁师成都知道，他不可能挥剑自宫变成太监，去抢隐相大人的饭碗。于是，王黼展开了他有史以来最卖力的捧人行动，他豁出去了，啥也不在乎了，为了能在精神、物质上双重打动梁师成，他以父礼尊崇梁太监，公开声称是他的“恩府先生”。历史证明他正中梁师成的要害，做太监做到梁师成的地位，人世间有什么东西还能打动他？是万两黄金还是绝世美人……呸，送太监美女，小

午夜宅男在线永久免费观看网岁的遭遇）仍一再发生。仿佛卡伦的部分内在永远卡在痛苦的定格画面中——听来颇似地狱情景。其实我一直很纳闷，卡伦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治疗？她怎么知道她将会找到值得信任，又能帮助她的人？她何以相信世界上真有信赖关系存在？通常，一般人必须经历或拥有类似经验（互信、相互扶持的关系），才可能相信这种关系真正存在。卡伦不曾从双亲身上得到这种经验。我知道卡伦害怕失去我，怕我死掉，怕我对她失去兴趣，怕她痊愈后我便不再见她，或者怕她的故事太令人反感，以致我决定放弃她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在卡伦眼里，我们的关系相当脆弱，但她竟然还有办法继续维持这层关系，委实令我赞叹又惊讶。卡伦的某张便笺让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所为何来。还记得，我常在傍晚时分与祖母促膝长谈，度过许多美好时光。我们天南地北什么都聊——包括其他部分的我。祖母可以和安、朱莉、西德尼、克莱尔与霍尔顿聊天，这些记忆我一点一滴回想起来了。虽然祖母无法告诉别人我正遭受虐待，但她了解其他部分的我也能感觉到我的痛苦，她了解我必须变成别人，才有办法生存下去。如果晚上跟她睡，她会在我梦游或遗失时间后，温柔地引领我回床上休息。我常常跟在祖母身边，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和祖母在一起的时候，即使遗失时间，我也慢慢学会放松，学会自在。她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让我觉得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会找到一个能像她一样了解我的人。现在我明白，这个人是你，但这也令我恐惧，因为我知道，治疗总有一天会结束。我无法忍受失去你。卡伦与祖母的相处经验是否真的特别到令她准备好找到我？这点尚无法说服我，但我真的认为，卡伦与祖母的关系确实为她提供“信任”所需的重要基础。由于卡伦与我的信任关系日趋稳固，我开始鼓励几位独立人格观察其他“伙伴”出来时的表现。我给他们的建议之一是去看看卡伦父亲的墓，借此告诉其他人：他已经死了。许多分身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我尤其鼓励卡伦（固定来看门诊的那个）观察凯瑟琳的活动。1995年3月，卡伦首次尝试这么做。“你看见什么？”我问。“我知道我们在药店，但我感觉不到我的身体，”卡伦说，“我飘浮在半空中，感觉就像电梯往下降的那一瞬间；头有点晕，有点茫然，好像我的脑袋、我的神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怕。”“你们做了什么？”“没做多少事。采购食物，清理商品，感觉非常有效率。我们有张店内物品清单，东西放在哪儿一切清清楚楚。”“好像很有趣。希望你能常常跟她共享时间。”进入催眠状态后，我有机会听听凯瑟琳对同一段经历的看法。“你有什么感觉？凯瑟琳？”“我不确定我想不想让卡伦观察我。感觉很奇怪，我能感觉到她的感觉。以前我不曾跟她这样搭配过。”“你跟别人搭配过？”“嗯，霍尔顿跟我几乎随时一起出现。我们有点像彼此的镜像，像伙伴并肩工作。我们做另一个人做不到的事。”“还有其他人能跟你共享时间吗？”这个系统共享时间的弹性究竟有多大，各独立人格之间的界线有多绝对？我十分感兴趣。“我偶尔会稍微放松一下，让其他人加入。”“什么时候会这样做？”“嗯，如果孩子们需要安慰，想看场电影什么的，我会让他们一起看。”“只要你想出来就能出来吗？”“大多时候是这样的。但是跟卡伦母亲在一起时，我不会出面。桑迪负责应付她母亲，但桑迪不愿跟别人共享时间。”“如果你能多跟卡伦共享时间，也许会有帮助。我想卡伦会受益良多。”“好吧，我尽量试试。”我认为，若能让卡伦与凯瑟琳共享时间，她们俩之间的阻隔说不定会越来越薄弱，直至完全消失。然后，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将此方法套用在其他人格身上。有几本专著和文章描述过这个方法。下次治疗时，卡伦紧抱着一只鼓起的牛皮纸袋（里头塞得满满的），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坐下来，纸袋仍不离手，两眼盯着地面，然后以一种熟悉却夹杂强烈反感的姿态将纸袋放在腿上。我朝她点点头，暗示我对纸袋的兴趣。于是她把纸袋递给我，解脱似的坐回原位，仿佛她很高兴终于摆脱它了。“我可以看吗？”我问她。卡伦点头，努力压抑情绪。我往袋里仔细看，将里头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首先是一只小柏木盒，表面是一幅印第安家庭的图画：男人坐着，嘴里叼着烟斗，身旁站着女人和小孩。小孩赤身露体，状似阴部的部分有铅笔反复涂划的痕迹，男人身上和四周则有不少小圆圈状的记号及凹痕。这些凹痕中央都有个小小的十字，据我推测，这应该是用十字螺丝起子戳刺造成的。图画旁印有“诺特的草莓乐园”的字样。我拿起盒子，看看卡伦。“这是什么？”我问。“痛苦收纳盒。祖母给我的。她说，你可以把痛苦放进去，再把盒子关起来。她小的时候也有一个。”多代家族虐待，我想。“这个呢？”我给她看一只女体外型、手工粗糙的金色胡桃钳，胡桃钳的双臂——也就是女体的双腿——在髋部固定交叉，可将胡桃置于大腿间夹碎。“这是用来夹我的。”卡伦看起来很不舒服，尽可能在我检阅纸袋内物品时避开我的视线。我又掏出几样东西，全是工具，包括两个木柄螺丝起子，一把廉价小榔头，还有一对沉甸甸的电工专用的钳子。“这些都是他们用来伤害我的工具。”她停下来，望向窗外，表情痛苦。“我不太舒服。可以借用你的洗手间吗？”卡伦迅速起身，离开座位，冲进几步外走廊上的洗手间。她在里头待了约两分钟，没传出任何动静，所以我想她应该只是尝试整理自己的情绪。“很抱歉，”她说，“这些东西令我想起那种恶心的感觉。”“我也很抱歉。其他的暂时先放一边，不要看好了。”“不，没关系，继续没关系。”我再次往袋中窥看，掏出一张旧电话卡、橡皮绳、一本书（书名是《天生赢家》）、安·兰德斯的专栏剪报、一只合掌祈祷的小型黄铜雕像，还有几张家族快照。我撇开橡皮绳（无须再作说明），开始阅读安·兰德斯的专栏。“我偶尔会那样想，”她说。专栏描述一名车祸死亡的青少年旁观自己葬礼的虚构故事。“你曾想象大家对你的死亡有什么反应吗？”“一天到晚都在想。”“你能解释这几张照片吗？”我一张一张拿给她看。“第一张是我的家人——我，乔希，詹姆斯，还有莎拉。那张是我和乔希，大概是刚结婚的时候……这张是我祖母和祖父。”这些照片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我尝试在她祖父脸上寻找邪恶的痕迹。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他看上去大胆而轻蔑，卡伦的祖母则有些茫然、面无表情。“我们来看看其他人对这些东西有什么特殊想法，好吗？”卡伦靠向椅背，闭上眼睛，等我下达指示。待她进入催眠状态，我即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还有别的东西。”“迈尔斯？”迈尔斯点头。“你在说什么？什么是别的东西？”“胶带、注射针，还有锯子。他们说要割掉我的头，卡伦的爸爸就拿锯子在我两只耳朵之间比划，然后他们全部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真的觉得这样很好笑、很好玩。我不得不说我喜欢这样，否则他们真的会割断我的脖子！”我才安抚完迈尔斯的情绪没多久，克莱尔马上现身。“你可以叫噩梦走开吗？”“可以，”我认得克莱尔的声音，“希望我可以。卡伦带了些东西来给我，让我销毁，这样它们就再也不会伤害你了。你在噩梦里看见什么？”“我不想说。”“有时候，如果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它们就不会回到你的梦中，把你吓个半死。”克莱尔局促不安，接着放声大哭。“那双祈祷的手……”“那只铜雕？”“他们用它打我，一次又一次，来回打在我的脸上。”“我知道你仍感觉得到这些痛苦，”我说，“可是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些男人已经不在了。这些工具再也伤不了你，你的身体已经复原，不再有痛苦了。你可以跟卡伦分享这些记忆，这样你就不需要一个人承担了。你会让卡伦知道吗？”“好，我会试试看。”但克莱尔仍继续抱住自己，摩擦她曾遭蹂躏的部位。※※※※1995年4月初，詹森捎来新消息。“我买了一只太阳鸟，”詹森说。“怎么回事？”“加里——他是宠物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出来。不管什么动物他都让我看。是加里建议我养太阳鸟的。”“你喜欢小鸟？”“喜欢！卡伦的祖母一直都养鸟。”“是什么理由让你现在想养宠物？”“没有人跟我说话。从来都没有。嗯，迈尔斯偶尔会跟我说话啦，凯瑟琳和霍尔顿当然也会跟我说。大多时候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但现在我有我的小鸟了。”“也许这只鸟可以帮助我们哦！”“怎么帮？”“你说大家都喜欢鸟，那么也许你们可以一起照顾它？这样你就有机会跟大家说话了。”来找我之前，詹森画了张图画给我。他画的是那只太阳鸟。詹森为它取名“连连”，因为将卡伦内在的每个人全部连结在一起。卡伦的内在人格通过无数次催眠，以及1995年中的许多信件，反复描述每个人的经历，进而拼凑、还原那些年发生在殡仪馆以及工厂的虐待事件。每个人竭尽所能补充细节——人名、使用的工具、打过的电话，以及虐待卡伦的各种方法。事件的基本架构并未改变，然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事件本身越来越有血有肉，越来越栩栩如生，犹如每一双手为过去的苦难一笔一笔上色，黑白画面逐渐有了色彩。第二部分身第13章家谱卡伦蹒跚着走进我的门诊办公室，重心放在一只脚上，左上臂袖口处露出一块淤青，左胫骨外侧也有淤青。她瘫倒在椅子上，涕泗纵横。我静坐等待。有好几次，卡伦张口想说，却跌回去止不住地啜泣。如此反复几分钟后，她终于勉强整理好情绪，开口说话。“乔希装作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她再次崩溃哭泣。“你报警了吗？”“我不太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我的时间又不见了。可是我回神的时候，乔希正拿木板打我的腿。他喝醉了。他大声吼我，叫我放下电话，帮他拿烟和啤酒。那时我正在跟我妈通电话，但我妈也对我大吼大叫。接下来我不记得了。我想我们可能大吵一架……我又遗失了时间。今天早上，他表现得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你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我急切要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或许很难，可是万一乔希再伤害你，你一定要报警，即便你逃出家门，也要用手机报警。他摆明了自认可以伤害你，反正你都会忘记。他多少利用你会遗失时间这一点来伤害你。不过，你转换身份的状况会越来越少，你必须阻止这种暴力行为。你不能老是躲在自己的脑袋里，逃避问题。”卡伦又哭了起来。“可是这样比较容易。我失去了来这里的时间，失去一整天的时间。”“假如你用遗失时间的方式应付，类似的殴打事件还会一再发生。你可以躲避它，但你永远不可能阻止它再度发生。”“难道这样还不够好吗？”“你觉得呢？”我点点头，暗示她的小腿。她低头望着腿上的淤青，仔细斟酌。“不够好，”她终于承认，再次啜泣。我任她与自我对抗。“我已经五天没睡了，”她说，“我一直处在转换身份、持续活动的状态中。没办法应付的时候我就躲起来，有时候我会躲上一个礼拜，一个月，甚至一年。”“当你躲起来的时候，你都去哪儿？”“躲进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嗯，在屋里。”“在屋里？”“对，在屋里。”“噢。”其实我不太明白卡伦说的话，但时间已经到了。那个礼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只信封。信封里有一本学生作文簿，撰写日始于1995年3月31日，终于1995年5月4日。第一页是凯瑟琳的信。1995年3月31日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想把脑中的记忆记录下来（成果就是这本簿子）。大伙儿一致认为，最合适写的人是朱莉安，因此我们会把我们记得的故事告诉她，让她作记录。另外，我们也会尽力提供相关背景资料。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能帮上忙，但我们想帮助你来帮助我们。诚挚的凯瑟琳作文簿首篇是一张图，说明卡伦内在人格的分离与演变。图中的箭头代表沟通方向。我不确定哪一个是“坏脾气”。这位“坏脾气”不曾表明身份，而且每次卡伦自残后，出面承担责任的都是曾与我对谈过的人格。说明图后连着又是几封信：一封描述购买“连连”的过程，两封迈尔斯的抱怨（表示他仍无法停止回忆，频频做噩梦），克莱尔充满哀伤的信，霍尔顿要求延长诊疗时间的便笺，另外还有几幅凭印象描述卡伦早年经历的短文或小图。一篇名为“我们的一天”的短文摘要如下：今天，凯瑟琳7：15起床。她叫醒詹姆斯和莎拉，叫他们准备上学，然后替他们做早餐，做午餐，送他们去学校。忙完孩子，凯瑟琳去休息，换桑迪出门跟朋友佩格吃早餐，时间是上午8：30。10：30左右，桑迪累了，换卡伦2接着采购东西。卡伦2拿不动，她退出换霍尔顿把东西拎进屋里去。凯瑟琳现身将物品归位，整理完再度休息，这时终于换卡伦出来（约下午2点）。但卡伦睡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她必须带莎拉去上溜冰课（下午5：20至6：06）。接莎拉回家后，安出来继续进行教会的工作。安之后换霍尔顿接手，他和卡伦载莎拉去上另一堂溜冰课（7：15至8：00）。课程结束后，克莱尔想喝巧克力奶昔，于是霍尔顿开车带大家去“珍妮冰淇淋店”买奶昔，顺便买了一份圣代给莎拉。后来换卡伦出面载我们回家，安顿孩子们上床睡觉。卡伦说，这算是比较简单的一天，因为他们没看见她母亲，也没有人生气。他们总是以“卡伦”称呼本我，我猜这里指的应该是卡伦3。底下是另一段性质相近的小短文：好个精彩的一天！卡伦昨晚做噩梦，所以我们决定让她睡一整天。迈尔斯陪詹姆斯去篮球赛，凯瑟琳负责画复活节彩蛋，桑迪为孩子们编篮子，安拿篮子去教堂接受祝福。朱莉安打扫房子，霍尔顿玩了一会儿无线电。卡伦就是这么过日子的，日复一日；平时如此，遭逢危机时也是如此。这种处理策略实在太精巧、太了不起了，然而却毫无成长空间。即便如此，这个系统的高度稳定性仍令我吃惊。作文簿最后还有一张图：卡伦的内在世界架构图。长久以来，卡伦便是用这种方式将各个独立人格区隔开来。她造了一幢心灵之屋（以童年的老家为基本架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有些人独立一间，有些人共享一间（但也有各自专属的位置）。有趣的是，她也把“安全小窝”放进心灵之屋里了。傍晚时分，大伙儿都会来到“会议室”，围着椭圆形的桌子坐下来，但卡伦不曾出席会议。会议由霍尔顿主持，讨论前一天和隔天的行程。讨论结束后，凯瑟琳和霍尔顿达成最后决议，决定大家应该做的事。假如有人起争执，隔天也许不会按照计划行事。霍尔顿在作文簿里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延长治疗时间，好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与我分享他关心的事。于是下一次，我留了一个半小时给他们。卡伦坐在诊疗椅上，盯着作文簿里呈现许多房间的简图。她不曾见过这张图，凝神注视了好一会儿。“你在想什么？”我问。“这些名字、房间，感觉好熟悉，好像我曾在梦里见过一样。可是我却不太明白。”“我想，这应该是为了让我更了解你而写的，但我认为你也会慢慢了解的。”“没关系。我想应该没问题。”“霍尔顿说他想花点时间跟我聊聊。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催眠好吗？”“好。”卡伦靠向椅背，我开始例行的放松和引导程序。当卡伦深深进入催眠状态，我领她来到她的安全小窝，然后再到会议室。显然，在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卡伦与我对谈。我从来都不知道卡伦的哪个分身是最适合谈话的对象，所以我一向任由他们自行决定。卡伦动了动身子，改变姿势——根据经验，我已能辨认这位是迈尔斯，然而，这回卡伦并未闭上眼睛，她眯眼看着灯光，环顾四周。“好亮

。我把杯子放到安全的地方，给她留了张字条：明天见，然后就逃了，心里想着她千万不要在我走之前醒过来。我现在穿着睡袍坐在电暖炉前。我应该好好整理整理这间公寓。我还真的应该洗个头。我在想，莫迪·福勒一定是有一天忽然不想打扫前厅，因为那里垃圾太多，于是这事她就一拖再拖；后来再进屋，她有时心里就想，哎，也没那么糟嘛。而与此同时，后屋和厨房她打扫得纤尘不染。就现在她还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呢。然后清理壁炉，把煤灰、煤渣扫起来——不过做得越来越马虎。她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又懒得打扫了，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然后房间也不怎么打扫了，只偶尔扫扫房屋正中那块地，渐渐地不去看墙角旮旯和床下。最后放弃的是她的厨房。她擦洗屋子，清洗架子，但也慢慢地每次漏掉点什么。虽然逐渐忽略了房子的清扫，她还是坚持个人卫生，站在厨房桌边，用水壶烧热水。她也保持头发干净。她有的时候去公共浴室，她和我说过她喜欢去那里。然后她两次洗头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她不洗衣服了，捡脏衣服里最干净的穿，穿脏了又放回去，直到它们又成了最干净的，再拿出来穿，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终于，她昂首挺胸，毫不惭愧地穿一身厚厚的黑壳，短衬裤不干不净，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的脖子不大干净，不过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头发也不洗。他们送她进了医院以后，从上到下把她洗了个干净，头发也洗了。她有时会饶有兴味地想，等他们再把我打包弄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好好洗一次澡了！但是她，莫迪·福勒，神志是清楚的，十分精明，神志清楚得很，躲在那老巫婆的壳子里，小心戒备。她还在，神志还清楚，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坍塌，一片狼藉，那太困难、太过分。而我，简娜，正坐在这里，穿着我干净的、熏了香的睡袍，刚沐浴过。我应该再去做次指甲，还琢磨着要给我的公寓大扫除一次，或者雇一个人来做。今天我只在浴缸里待了几分钟。明年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将完全不一样。这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下周末我要去看乔姬，如果我敢把莫迪晾一边的话。荒唐。那么，“那个人”在哪儿呢？周五上班的路上，我弯去看她。她好一点了。自己出去买过东西。她看起来不错，相当神清气爽——因此现在我看着她时，看见的不再是那老巫婆。我说我要去看我姐姐乔姬。她听到这名字哈哈大笑。她说：“嗯，我想，哪天我也去看我姐姐。”我听懂这话了，于是说：“到时候我带你去，莫迪。”“简娜和乔姬。”她说，“我和我姐姐，我们是莫迪和波莉。以前我们出门，穿着白色的大衣，戴着小帽，简直是一幅画。”我说：“我想，乔姬和我，我们那会儿也是一幅画，我记得穿过粉红的连衣裙，还戴过贝雷帽。我星期天晚上回来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说。我意识到我想好好甩她一巴掌，不过只是大笑着说：“到时候见。”周日晚火车进站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我没有去看莫迪。现在已是午夜。我已经把周日晚上例行的事做完了，检查过我下周要穿的衣服是否妥当，头发，妆容，指甲。唉，这周末过得真糟。我到的时候家里只有乔姬一人，汤姆和孩子们去别的地方了。我很满意，我可受不了她那几个屁小孩。汤姆倒挺好，但是夫妇总归是夫妇。我想和乔姬聊聊。我的想法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许她从此不再会把我当孩子了？好几年来，我真去成了她那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弄得和公主巡访似的。可爱的老乔姬和可爱的老汤姆。她从来不对她的衣着打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太上心。我以前总是穿上我最堪称奇装异服的衣饰，带些我们的杂志去，喜欢和她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听着，不作评价，她一向如此。聪明的简娜小妹妹。不对，是简。她不会叫我简娜，以前叫我简，将来也叫我简，一直这样叫到最后。我和她说过多少次了，乔姬，没人叫我简，谁也不，我想做简娜。我记不得改口，她说。也有道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她觉得简娜是个时髦的名儿，配一个时髦的工作。那些周末，当我真的去看她时，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当然了，她心里也在这么琢磨我。倒也不是她鄙视我，尽管她的确是觉得我做的事无足轻重。她只是没法想象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以我目前的心态，我那天走进她的房子时对一切都很敏感——对比明显啊。这是因为莫迪·福勒的缘故。乔姬的房子和我父母一辈子住的房子完全一样。我管它叫乡村化城郊屋，舒服、传统、保守，从墙上的风景画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一个风格。我现在的公寓，以及弗雷迪和我住的那套公寓，都是现代国际化的。难得乔姬在我那儿过一夜，她特意告诉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它们真的有趣，她说。乔姬给我们上了冷餐，而且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之后应该干什么。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窗帘放下来，外面下了小雪。要按我的喜好来说，雪不够大，不过在她看来则是够大的了。她说这样就够她忙一阵的了。乔姬，她的活儿很多，打理房子、烧饭、照顾丈夫、照看四个孩子，这儿的主席，那儿的赞助人，本地读书俱乐部的秘书，做慈善工作。我坐在壁炉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我试图和她聊聊妈妈的事。我需要了解她。我从来没和她谈过心，稍稍和爸爸聊过几次。但是乔姬已经把我归了类，划进了不负责任、不顾家的那一类。就这样了。我不断挑起话头，甚至有一次开口问，不知道妈妈会怎么看？最后，我谈起了我去慕尼黑出的那趟差。她喜欢这个话题。你那些光鲜绚丽的活动，她用了这么个形容词。她想知道酒店如何，我的朋友是怎样的，时装表演是怎么组织安排的，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是怎么搞的。在这些问题里，我看到了我。关于风格和时尚她一个字都没问，全是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嘛。突然，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想起一件事，坐了起来，开了灯。那件事是这样的。外婆去世前一直病着，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记不得到底多久了（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时她一直和妈妈待在家里，妈妈照顾她。那个时候正值杂志的第一次复兴，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认定外婆的病与我无关。不用我管！我记得当初听她们说过这事，但当时就把它扔到脑后了。但是妈妈把她接到家里，爸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外婆有糖尿病，心脏病，视力在白内障手术后每况愈下，还有肾方面的毛病。这些情况我以前都知道，是妈妈写来的那些短信“转达”的。那些信我没留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压根不想读它们。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周日早上，乔姬和我，两个人单独吃早餐。窗外下着些小雪。很漂亮。树木和灌木丛上盖满了雪，小鸟在吃乔姬挂在树枝上的鸟食。她说汤姆和孩子们要回来了，他们那边的天气太糟糕。我知道他们一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急切地问：“乔姬，外婆快不行了那会儿你经常回家吗？”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不经常，我没怎么回家。那期间我怀了两次孕，凯特也还太小。”她现在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事儿。”我说，“我最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什么忙都没帮。”她终于说道：“是的，你是什么忙都没帮。”多一个字都不肯再说。我不得不领悟到，她和汤姆对我、对我所作所为的看法已经确立，不会改变，简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那也是妈妈的看法，还有爸爸的。我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外婆病重去世前那段时间，我一点儿忙都没帮。”“是的，你没帮忙。”她说。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哎，”我说，“最近我和一个老人稍微扯上点关系，现在我知道那时候妈妈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了。”“迟知道比永远不知道要好吧。”乔姬姐姐说。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的意思是，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太糟，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不是，唉，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尴尬。真不想被人看得那么糟糕，我问她：“你能和我说说那时的事吗？”“哎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她气急败坏。这就好像她刚才拿锤子时砸到了拇指，而恰好一个小孩问她，疼不疼呀？“喏，乔姬，”我说，“好吧，我最近明白过来……我那会儿应该能够多出点力的。行了吗？你要我下跪求饶吗？迟知道的确是比永远都不知道好。我想多知道一点妈妈的事。”“她去世前可是在你那公寓里住了两年的啊。”乔姬说，口气中显得困惑不解、十分诧异。“是，我知道。但正是自那时起我才……”乔姬说：“听着，简。我很抱歉，但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你突然这样跑过来，说，我想好好聊一下妈妈的事。简，这根本就不成。”她说。她真是气极了，话都说不流畅了。而我，我很惊讶。我意识到这里头有积聚了多年的怒气，对小妹简的责怪。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乔姬，”我说，“对不起。当初没有帮妈妈照顾外婆，真的对不起，不过我真的很想谈一谈当初那些事。”“我猜过几天到某个周末，我会接到你的电话，你那会儿百无聊赖，要跑到我这儿来，你身体不错，心情很好，无牵无挂，头发丝都不乱一根，然后你对我说，哦，乔姬，我很好奇，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把妈妈接到家里，一住十年，还带着四个孩子，没个帮手，她日渐衰弱……”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我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就是这个词。对于妈妈一直住乔姬这儿这件事，我并不是从未感到过惭愧，但毕竟那时我是在工作，而我们，我和弗雷迪，也的确只有一套小公寓，而且……而且……而且。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乔姬会拒绝和我谈这些事，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想谈。她当时生过我的气，现在还在生气，她一直心怀怨恨。她接完电话回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汤姆和孩子们。”她对我说：“对不起，简。但是如果你终于开始产生一点责任心了，也许你应该想到，人很难接受你就这样跑来，轻描淡写地问一两个问题：谈谈外婆垂危好吗？那是怎么回事？让人痛苦吗？那一切太可怕了，简。你懂不懂？那简直恐怖。我能过去时都会过去，挺个大肚子，再不就是带着宝宝，看到妈妈忙得团团转。到最后外婆起不来了。那有几个月时间。你能想象吗？不能吧，我打赌你没法想象。成天的看医生。进出医院。所有的事都是妈妈在做。爸爸帮不了多少忙，他自己也是个病人……不管怎样吧，我得去火车站了。”于是她就走了。我差点就追上去，让她把我捎去搭火车回家，但还是留了下来。汤姆和孩子们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乒乓乱响，自然先是打开唱片机，再开录音机，喧闹声震得房子在抖。汤姆走进房来，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身又走了。我在厨房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吉莉，鲍勃，贾斯珀，凯特。转着圈儿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乔姬的孩子都糟透了，都是被宠坏了的小混账，我这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也许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好的。我则是从伦敦、从上流社会来的小姨，光彩照人。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寄钱作礼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糟透了，一无是处。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们。这互相中伤是个开心的游戏。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很糟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听见乔姬或者汤姆说过：不，那不行。从来没有过。整栋房子里塞满了他们的东西，衣服，玩具，设备，多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我不断想起在战争年代长大、一无所有的经历。我最近还在想，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无所有。当然，乔姬会说，现在时兴想这些，但是，就像她会说的，迟想到总比永远不想好。不管怎么说吧，我坐在厨房里，听着孩子们满屋子的喧嚣。乔姬回来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想聊的话，她准备开口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口说：“乔姬，你说起我来倒是想都不用想，但是你看看你那些孩子。”“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时，把背对着我。我立即明白，这是她的痛处。“告诉我，”我对她说，“他们什么时候肯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和汤姆有没有试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个仙界冰激凌店，永远都有奶昔和奶油，只要按个按钮就能出来？”“你也许是对的。我没说你不对。”她说，想要幽默一把，“现在我要准备午饭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待着。不的话，就去和汤姆聊吧。”我听了她的话，去找汤姆，但是他正忙什么呢，不想和我聊。我觉得房里实在吵得难以忍受，于是套上我的大靴子，雪中散步去了，午餐时间才回来。和往常一样，场面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两个只是配角，父母要是胆敢引起个话题，他们会插进去打断，或者隔着他们自顾自相互聊天，根本就是把乔姬和汤姆当作有用的仆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今家庭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在起居室里，下午，还是这个样子。吉莉，十七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原本想去一个朋友家，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去成，于是闹脾气，惩罚全家。鲍勃，十六岁，模样不错，就是太胖了，旁若无人地练他的吉他。贾斯珀，十五岁，鬼哭狼嚎，对他爸纠缠不休，要他陪着去什么本地足球赛。凯特，十三岁，双颊通红，披头散发，穿着乔姬的衣服，从这屋走到那屋，搔首弄姿，某种强制性神经病发作，就是那种十几岁姑娘常发的毛病。这样子是做给我看的，因为她想来伦敦“做模特儿”。可怜的姑娘！汤姆坐在一个角落，想要读书，但一边还得回答孩子们的话，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烦躁不堪，而乔姬则在伺候所有的人，心平气和，耐心耐烦，偶尔扯起嗓子说话，好让别人听得见。嗯，好的，凯蒂。好的，吉莉，我明天弄。是的，贾斯珀，那在客房的床底下。诸如此类。我最终开口：“好啦，这个坏小姨要走了。别，不用费事，我自己去车站。”我转过身，把这快乐的现代家庭生活场景撇在身后，走出大门，好一阵轻松。乔姬送我出来。“唉，”我说，“别说啦，我是不懂小孩，我又自私又幼稚，也没有资格多嘴，但是我能说的就是……”“而且你大概没错。”她说，还是和孩子们说话时的腔调，心平气和、忘我克己。地上的雪已是泥浆一般，我踩着泥雪去火车站，在那儿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喜欢火车站，喜欢不为人知，喜欢独处人群之中的那份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就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我应该，赶紧地，把这一切想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点。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我没有和外婆聊过天，我不了解她。我基本记不得外公。还有妈妈。我知道她认为我自私、愚蠢。（我也是这么看乔姬家那些小混账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她怎么看汤姆？怎么看乔姬？外孙、外孙女们？照顾外婆，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一连忙了——我想恐怕是四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当然了，还有弗雷迪：有的时候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我所渴望的，不是他来和我做爱，尽管我也极想要那个，但我渴望的是和他谈一谈。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不和他谈呢？我那时不想，这就是答案。我那时不想知道。周一晚今早我醒来时一阵心慌，心脏怦怦直跳，眼睛刺痛，口干舌燥。我对自己说，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是那可怕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上班的路上，我意识到我这样是因为乔伊丝很可能要去美国。除了会想念她外，工作上的事都要有所变动。他们应该会提拔我

。”我谢谢她愿意与凯瑟琳、迈尔斯合作，也谢谢她为其他人做了一次良好的融合示范。“安正在融入我，”卡伦说，“我不太舒服……她全部进来了……西德尼再也看不到她了……安很冷静……我得到她的某些想法了……我可以感觉到，她很期待外甥女的受洗仪式。”卡伦陷入沉默，我给她一点时间，慢慢接受安。她突然向前靠近。“就这样？”西德尼问道，“没什么大不了嘛！我还以为会很像被吸进吸尘器什么的一样。”“你看见什么了吗？”我问。“安本来很真实，然后突然开始扭曲，像鬼魂一样，然后就听到一声‘噗’，不见了。”“你怎么看这个过程？”“万一我想跟安说话怎么办？以前我们习惯走进每个人的房间，一一跟他们说话；现在有几间房已经没人住了。我要怎么找她？”“现在安是卡伦的一部分了；她还在这里，只是看不见而已。”我尝试解释这无法解释的概念。“你永远都可以找卡伦说话，安会听见的。你愿不愿意告诉卡尔今天看到的事？”西德尼回去了。卡伦说，她觉得很平静，但光线再次变得过分明亮，声音也变得震耳欲聋。这回她离开时，比较不像前几次那样蹒跚、不舒服了。1996年10月20日与安融合1996年10月17日，我与安融合。这次融合并不会令我心烦意乱，但似乎更强烈、更热情；我想，安的记忆将影响我整个人、我的一切。前去你办公室的路上，我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与安融合。我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因为那些关于撒旦、关于邪恶的记忆。我觉得我好像又给自己找麻烦了。然而，当安开始融入我，我才知道她的记忆跟别人完全相反。安不曾面临棘手的困境，不曾遭受虐待，她甚至从未参与我的身体活动（像是走路、找东西、去某个地方等等）。安的记忆、想法、人生观不断在我内心奔腾活跃；也许下一次我就能清楚说明这种感觉了。●大家都喜欢安。安开朗、机敏、乐于助人。她认为我们能找到你，而且你还相信我们，这真是个奇迹。●安认为我们有某种天赋。神赋予我们自我分裂的能力，让我们帮助自己应付神无法阻止的难题。●安觉得我们并非自愿受虐。她无时无刻不为我们祈祷。●安一直很想把我们的故事公之于世，希望能对其他人有所帮助。●安隐藏我们受虐的证据。没有人相信我们。我们的身份撼动不了施虐者的地位。●安负责处理紧急状况。一旦发生意外状况，安会立刻让卡伦睡着，协调其他人出来接手。●安相信，等我们全部合而为一，再度与神和好，我们将重获自由。※※※※1996年万圣节，卡伦浑身发抖、泪流满面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最近她想起一位警官——伯特警官——自杀的回忆。伯特是经常虐待她的人之一。她想起伯特曾向她道歉，表示他没想到会变得这么离谱，而他再也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他说他知道自己将受地狱之火焚烧，他很抱歉。他站在壁炉前，举枪对准脑袋，扣下扳机。她还记得他的手在镜子上留下血痕。他的那番话一直在她脑中徘徊不去。催眠后，卡尔出来了。他固执地认为卡伦根本不需要想起这些事。他越来越难为她抵挡不舒服的记忆了。他说，这些记忆是毒药，很邪恶，绝不能让她知道！他急坏了。霍尔顿频频压制卡尔，他不想让卡尔继续伤害大家，也不认为卡尔有继续出现的必要。霍尔顿想安排他融合，但是他太愤怒了。他必须像迈尔斯一样，先冷静下来才行。我向霍尔顿致意，表示我会多花时间跟卡尔相处。我察觉卡尔心底有股深切的悲哀。好吧，不是他就是我，因为我的离婚申请在前一天生效了；但我仍假设这股悲哀部分属于卡尔。于是，我刻意忽略卡尔怒气冲冲的斥责，着重处理悲伤的部分；假如我的方向正确，他会更强烈地亲近我，响应我的同理心。这有助于拉近他和我的距离，就像迈尔斯一样。“卡尔，究竟是什么事让你这么难过？”他看着我，吓了一跳。但态度仍相当谨慎。“我不喜欢有人篡改我的工作成果。”他仍相当抗拒，但与过去相比，程度稍微减轻了些。“我承认你的工作很重要，而且你们的变化也可能让你非常生气。假如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处理方式，说不定你就能继续保有你的工作噢。”“你在说什么？”他的态度依然谨慎，但也露出兴趣。“卡伦必须一点一滴，慢慢输入这些新的记忆，而非全部吃下来。每次融合之后，她几乎完全招架不住。也许你可以考虑先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先让我知道该怎么开药，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什么时候让卡伦知道。”“嗯，这个……好吧。”他仍犹豫不决，但部分的他渴望跟我合作，卸下重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这是哪里？”西娅问我。西娅用手遮住脸，掌心朝向我，感觉惊讶，不可思议却又相当迷人。“我的办公室，”我说。“我刚才还在医院里，光线很刺眼。我去医院好多次了。儿童纪念医院、圣安东尼医院、仁慈医院、圣十字医院……”西娅陷入沉思。“你在医院？怎么了？”“噢，我记得我躺在一张桌子上，旁边有好几百个医生正在看一张胶片……我头上长的那块东西。卡伦的爸爸也常用很强的光替我检查，检查这里。”她低头看看自己。“卡伦做直肠检查时会让你想起这件事吗？”“会啊，卡伦检查的时候，医生不会笑。我想我的下面一定受伤了。医生绝对看得出来。”“你以前似乎受到很恐怖的虐待，”我说。“噢，我不会痛，但我总是待在医院里。我生来就是要接受这些检查的。”“你看过很多医生吗？”“对。而且医生都很坏。有个医生每个礼拜六早上都会给我打一针，害我变得很累，没有力气。每次我们在礼拜五晚上受伤以后，隔天都会上医院去。医生会替我检查，然后给我打针止痛。”西娅不说话，看着窗外。“我好孤单。里面都没人了。”“你愿意融入卡伦，跟其他人在一起吗？”我问她，让她开始朝这方向思考。“可是我还得照顾宝宝。”似乎已经有人告诉西娅了，所以我想趁此机会问几个我百思不解的问题。“噢，宝宝几岁了？”我问。“不到2岁。她几乎不太能走。”“宝宝是为了什么诞生的？”“她跟霍尔顿还有凯瑟琳同时出生。他们一分为三。只要卡伦一哭，她的爸妈就会使劲摇她、甩她，这些都由卡伦博来承受。卡伦从来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这里没有一个叫卡伦的主体。”“那么，等你们全部融合之后，你们就会变成‘一个’人。你平常怎么打发时间？”“在里面的时候，我常常从一个房间飘到另一个房间；要不就常常进出医院。我从来不睡觉。”我希望我能有更多时间好好跟西娅聊天，但今天的诊疗时间快用完了。我请她回去，顺便问问是否有其他人想出来说话。卡伦突然变了一个人。“假如我融合了，卡伦会开始偷东西吗？”西德尼问我。“我想不会的，西德尼。因为还有很多个卡伦不会偷东西呀，他们可以平衡你的感觉。”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你在担心什么，西德尼？”“我的记忆、我的感觉都不太好。万一我融合了，我怕我会伤害大家。”“可是，假如你不融合，他们会少了你的优点——你的幽默感。”他露出笑容。于是我们同意下一次来进行他的融合。霍尔顿短暂出现，告诉我卡尔试图干扰卡伦记录安的回忆。卡伦再次突然改变。“霍尔顿怎么知道是我？”卡尔挑衅地说。卡尔很愤怒，于是我们只好再次讨论他无法控制众人记忆的无力感。送卡尔回家前，我尽可能听他诉苦，理解他的感受。※※※※时间是1996年12月上旬，天气好冷，常常刮风。从我的窗子往外看，天空阴沉沉的，阳光在远处的密歇根湖畔微微露脸。卡伦已拖欠了5000美元的费用了。她无法按时支付账款，也没有能力凑出现金。我向她提起这件事，她一如往常、震惊得无以复加——每次我们讨论到钱，她总是有此反应。我告诉她，眼前只有一个办法：我干脆不再索取费用，免费为她就诊。身为医生，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人们总以为病人和医生之间存在某种特殊而微妙的关系；一旦不收取费用，医生可能再也无法以理性、超然的态度为病人服务。就卡伦的个案而言，我必须承认——确实如此。但是从道德、良知来看，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我们已经一起努力8年了，光是建立信任就花了不少时间；我怎能在这个时候拋下她？我告诉她，未来有一天，假如她有能力偿还这些费用，我很乐意接受；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先别管钱不钱的了，赶紧继续我们的工作才是。她很感激。我想卡伦和我应该都很高兴，咱们终于解决无法如期支付费用的问题了。我们再次将重点转回融合。这次轮到西德尼。“我出生时4岁，卡伦3岁，”西德尼说。“现在我5岁了。我出现是因为爸想要男孩。我喜欢爸要我喜欢的东西。棒球、跟狗玩、追农场养的鸡——我不在乎弄得脏兮兮的，但卡伦很介意。我会把爸偷的东西藏起来：盒式磁带录音机、手表之类的。他说我在这方面挺行的，我觉得很高兴。爸老是喜欢偷餐厅的银餐具。他说那是我们用小费买的。假如爸说他喜欢某样东西，我就得替他偷——否则他会伤害我们；可是得手之后，他又会为偷窃惩罚我。不过，比起我不愿动手所受到的惩罚，这根本是小巫见大巫。”西德尼描述父亲惩罚他的各种方法。“我喜欢唬人。有时候我也会捉弄乔希。”“卡伦的丈夫？”“对。爸也常常恶作剧呀，不过他很恶劣。”“你准备好融入卡伦了吗？”我问。“嗯！咱们开始吧！”我引导卡伦进入催眠状态，一步一步指示她让我们进入小房间；然后我介绍西德尼。“西德尼看起来好滑稽哟，”卡伦说，“他想跟我融合。他想直接跳到我身上！”卡伦笑了，似乎觉得很有趣，但夹杂一点点担心。她向后仰，靠在椅背上。“他站在我面前，瞪着我看，一副‘现在我们要做什么’的样子。”“抱抱他？”我建议。“他正在告诉我什么东西放哪里。西德尼把竖笛藏起来了——我以为是女清洁工偷的，所以把她给开除了！他把它藏在露营用具底下。”卡伦停下来。“继续说，没关系，”我说。“他准备起跑……开始跑了……噢！他跳进来了！”她像西德尼一样往椅子上跳。“我可以感觉他在我身体里移动……噢！老天！我听见我体内所有的声音！我的心跳！我的血正在流动！还有脑子里的血压，好痛！好刺眼！”她停下来，试着喘口气，“不过我不会不舒服，也不觉得有压力。我可以看见一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开车兜风，跟父亲说话……”卡伦稍微放松下来，“我想我不会有事的。”“你可能会接收不少关于你父亲的记忆，到时我们再好好谈谈。”“好。他们好幼稚哦，好像我小时候。西德尼喜欢作弄街坊邻居，他不明白会造成什么后果……他活在小男孩的世界里。”我引导卡伦回到我的办公室。就在这时候，一辆消防车呼啸而过，卡伦痛苦得立刻用手捂住耳朵。我让卡伦再休息一会儿，待她稍微恢复精神，自己搭电梯到楼下的咖啡店。她可以继续待在那儿，直到她准备好开车回家。1996年12月10日与西德尼融合1996年12月5日，西德尼融入我。一到你的办公室，我似乎就已经听见西德尼打算怎么融合了。我记得大概是这样的：我发现我比以往更快地来到安全小窝。西德尼跟在你后面进来。我吓了一跳，因为门已经开了。这门通常是上锁的，很多道锁。西德尼早就准备好了，他看着你，等你允许他行动。然后他退回门边，开始跑步冲向我，最后他奋力一跳——我们融合了。我不记得最先进来的是哪一段记忆，但我把部分列出来给你看。离开你的办公室之后，我开始渴望一些我不曾注意过的东西，像玩具、圣诞装饰之类的。想偷东西的欲望很强烈，但我还有办法控制自己。我爸跟我妈发生争执时，西德尼必须站在我爸那边。每当我爸殴打我妈，西德尼总是在一旁看着。我爸每每替自己辩解，所以西德尼相信是我妈罪有应得。我爸需要钱的时候，西德尼必须去找祖母要钱；如果她拒绝，他会直接偷她皮包里的钱。西德尼会把每年第一次的成绩单藏起来，谎称不见了，然后自行制作其他学期的成绩单，填上A或B，好避免遭父亲鞭打：B打一下，C打两下，D打3下，F打10下。西德尼的记忆还有很多，但我的手很痛，写字更痛。等我比较好了，我会再多写一些。※※※※圣诞节即将到来，因融合西德尼而产生的影响也消退了。这次消退的速度很快，卡伦不再听见他的声音了。她说现在她多了一些坏习惯：她会偷喝别人的饮料，上完厕所不洗手；她以崭新的眼光看待店里的小东西，为之着迷。她好想偷圣诞装饰。她好爱好爱涂面包用的那种炒牛肉酱。我问她圣诞节有什么计划。她翻翻自己的记事本。我问她能不能借我瞧瞧。记事本的每一条项目字迹都一样（凯瑟琳写的？）。卡伦说她每天早上都会打开来看，确认当天该做哪些事。她说她母亲邀请他们去过圣诞夜。我警告她赴约的可能后果；卡伦同意我的看法，但她想见弟弟们。我与霍尔顿对谈。他说，自从朱莉和桑迪完成融合后，他们的血糖值恢复正常了。他想知道该怎么向洛申医生解释？我建议让卡伦再检查一次，然后让医生自己解释检查结果。我问霍尔顿下一次该选谁？他表示，融合年轻人似乎颇为顺利。他和凯瑟琳应该留到最后再融合。他说，下一个选西娅应该不错，而且她可能会带着卡伦博，詹森似乎也颇有兴趣；他们都在等待通知，等着轮到自己。卡尔仍在犹豫，不太愿意。我问卡尔手腕还好吗？卡伦一直抱怨手痛。“我会痛，”卡尔说，咬牙忍耐着，“但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其他人也一样。”“如果你跟卡伦融合，”我说，“她会拥有你忍耐疼痛的能力。”“假如我跟卡伦融合，我会死掉，”他说，心情沉重。“你不会死的，”我说，“你也不会消失。你会跟其他人结合在一起。”我必须想办法让卡尔接受，他是抗拒程度最强烈的人格。“你的一切，你所有的力量，最后都将成为卡伦的一部分。”“可是自从莎拉出生以后，我就没办法带走疼痛了，”卡尔反驳我，“我再也感觉不到卑鄙、恶劣，我很担心。”卡尔看起来很失落，很渺小。他的态度变得不一样，他软化了。“我头一次明白什么是‘送礼物’。我越来越常跟卡伦一起出来了。我甚至还寄圣诞卡给你，贝尔医生。”“你正在改变，卡尔，你长大了。等你融入卡伦，一定会成为卡伦重要的好帮手。祝你圣诞节快乐。”“谢谢。”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0章西娅与卡伦博“假如其他人格都不存在，我要怎么面对他们的朋友？”卡伦问道。现在是1月初，芝加哥冷得快结冰，大地一片雪白。卡伦正在承受人格融合带来的各种效应。我该给她什么建议？“我看见这些人的时候，脑袋里确实有他们的印象，但我没有感觉，”她继续说，“他们让我很不自在。我不知道该怎么维持这么多的人际关系。”“你没躲起来？”我探问。“你说对了。”“现在你可以开始建立你自己对这些朋友的观点了。”“还有，以前我每晚平均睡2到4个钟头，最近差不多是4到6个钟头。过去几个礼拜，我失去好多时间。我在毫无自觉的状况下替女儿粉刷房间。不过老实说，成果看起来还不错啦……”卡伦揉揉额头，笑了。※※※※“我真的被这里的人给惹毛了。大家一点都不团结，不好好相处。”凯瑟琳像个忿忿不平的学者，气得冒烟。“已经融合的部分很好——有问题的是还留在这里的人。他们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詹森一天到晚不按牌理出牌，有一天他竟然心血来潮，跑去粉刷房间！卡尔一直在生气。霍尔顿整天坐在他家，半点事也不做。西娅和宝宝越来越不安，得赶快安排她们融合。”“谁最会惹麻烦？”我问。“詹森、卡尔、卡伦2和爱丽丝。”凯瑟琳退回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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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失败总结大会

A．出仕两朝的大臣

逝去的北洋时代

裁军

“当代卧龙”杨永泰

“倒戈之神”被倒戈

“忍者”阎锡山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尾声

不一样的同盟会

尾声

不一样的同盟会

血战

停战

“长城抗战”

张学良去西北

多尔衮专权

南北之争

弹劾冯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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