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妺妺窝人体色777777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两天后贬吏部尚书陆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薄为淄州司户。二十二日贬太子太保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淮州司户。除此之外，无论高门望族，还是科举进士，只要位居台阁而不亲近朱全忠的人，全都加以贬黜，一时间朝廷名士为之一空。六月一日，蒋玄晖再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令裴枢、崔远、独孤损、陆扆、王薄、赵崇、王赞等人就地自尽。在诏令下发之时，朱全忠担心这些朝官们会生出变乱，于是将裴枢等被贬的三十多名朝官集中到华州（今河南滑县）白马县的白马驿，命令部将李振在当夜将这些朝官全部杀害。李振年轻时也曾经是个饱读诗书的才子，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但咸通年间因为朝廷昏庸腐败，李振屡试不第，因此而恨透了主考官及考中的进士。现在李振奉朱全忠之令，一夜之间杀掉三十多名朝官，却依旧感到心中恶气未尽，于是他又向朱全忠进言，说这些朝官平生自视清高，现在应该将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让他们永远与浊流相伴。于是这些昔日以清高自命的文人，死后就这样被抛到了泥沙翻滚的黄河之中。由于这些朝官是在白马驿被害，所以史称这次事件为“白马驿之祸”。虽然一下子处死了三十多位朝官，但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六月二日又将已经退休还乡的裴贽贬为青州司户，李熙贬为莱州司户，罪名是他们在为官期间未能恪尽职守有负皇恩。除此之外朱全忠继续大搞株连，即使是一些有名望的地方县令也在劫难逃，例如卫尉少卿敬诏因为是裴贽的外甥而被贬为徐州县尉，密县县令裴练贬为登州牟平尉，长水县令崔仁略贬为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陆珣贬为沂州新泰尉，泥水县令独孤韬，综观这些被贬的官员，他们都是受裴枢、崔远、陆扆等株连所致。经过一连串的大清洗，当时朝官和地方官为之一空，取而代之的全是朱全忠的嫡系，因此朝廷上下再也没人与朱全忠为敌。在实现了清楚朝臣的目标后，朱全忠开始实施他的第二个计划，那就是清除地方藩镇势力，他选中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征讨南方赵匡凝的父亲赵德禋曾经是秦宗权的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靠了朱全忠，被授予忠义军节度使，死后由赵匡凝接任。昭宗李晔在位时任命赵匡凝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因此他对唐室感恩不尽，发誓为唐室尽忠。当时藩镇已经断绝了对朝廷的进贡，只有赵匡凝依旧进贡，昭宗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因畏惧朱全忠和李茂贞，曾一度想投奔赵匡凝，而赵匡凝也对朱全忠的专横深为不满，因此以匡复唐室为己任，向东联合杨行密，向西与王建结成儿女亲家，准备对抗朱全忠。天佑二年（905年）八月，朱全忠派大将杨师厚作为先锋领兵南征荆襄，自己统领大军随后进发。杨师厚一路征战颇为顺利，接连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于八月二十一日又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削夺了赵匡凝的官爵。九月五日，汴州军队抵达汉水，杨师厚指挥官兵在距离襄州（今湖北襄阳）六十里处的阴谷口伐木造桥，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成功搭桥，随后大军立即渡过汉水直扑襄州。赵匡凝没有料到汴州军队会如此之快地渡过汉水，立即率领两万人马出城迎战，在汉水边布阵迎击杨师厚。杨师厚采取四面合围战术，大败赵匡凝，并乘胜追击兵临襄州城下。当时驻守襄州的人马本就不多，赵匡凝带出城迎战杨师厚的两万人马算是精锐部队，如今已经被杨师厚打垮，他见大势已去，于当夜放火烧毁府城，携带家眷及侍从精兵沿着汉水进入长江，一路向东投奔杨行密。而赵匡凝之弟，时任荆南节度使留后的赵匡明则带领残部向西进入蜀中投奔了王建。至此，荆襄地区也被朱全忠占有，但让赵匡凝跑掉对于朱全忠来说的确是个遗憾。朱全忠本来在攻下荆襄后，准备打算班师返回大梁，但或许先前的一连串胜利以及捉拿赵匡凝心切，朱全忠决定命令军队乘胜进宫杨行密占据的淮南。当时敬翔对进攻淮南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出兵不到一个月就攻占了荆襄地区，开辟疆土数千里，远近藩镇无不为之震慑。但是征讨淮南路途遥远，一旦战事陷入僵局，恐怕攻占荆襄的震慑力就会大打折扣，不如暂时班师回大梁，再伺机进攻淮南。朱全忠向来对敬翔言听计从，但是这一次却固执己见，坚持要攻打淮南，并于十月六日率领大军从襄阳一路向淮南进发。不过，就在朱全忠出兵的第二天，在到达距离襄阳一百三十里的枣阳时，朱全忠便遇到了麻烦。当时忽然天降大雨，朱全忠勉强带领大军冒雨行进了三百多里，到了光州后，道路逐渐变得狭窄，而且积水成泽，为朱全忠进军造成了极大困难，当时大军不仅人困马乏，而且士兵们尚未换上冬装御寒，饥寒交迫之下多有逃亡者。朱全忠见大军行进困难，便想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杨行密的部将、光州刺史柴再用投降，他为柴再用下了最后通牒，告诉他只要投降便提拔他做蔡州刺史，如果不投降，倘若打进光州就屠城。不过，柴再用似乎并没有被朱全忠吓到，他命令部下严密做好守城工作。然后自己一身戎装登城面见朱全忠，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后，告诉朱全忠光州城小兵弱，不敢劳烦朱全忠动兵，如果朱全忠首先攻下寿州，自己则对其唯命是从。朱全忠见柴再用如此谦和，光州虽然城小，守备却很森严，于是暂时放弃进攻光州，转向按照柴再用所说的去进攻寿州。事实上，朱全忠这样做完全犯了兵家大忌。寿州距离光州有三百五十里的距离，汴州军队对当地形势不太熟悉，结果因为迷路多走了一百多里路。等到了寿州城下，守军早已经得到了汴州军队将要来进攻的消息，全都坚壁清野做好了迎战准备，城外不要说人，就连一棵树也找不到。朱全忠到了寿州城下，见四周无所依靠，只得下令班师回归本镇。而此时柴再用带领精锐骑兵包抄到汴州军队的必经退路，等到汴州军队经过时突然袭击，结果汴州军队大败，损失不少辎重，朱全忠带领人马仓皇撤归本镇。征讨淮南失败，使得朱全忠异常烦躁，他本想乘攻占荆襄之势，一举剿灭杨行密，壮大自己的声威，为自己登基做好铺垫，没想到会在小小的寿州城下遭遇失败挫折。事实上，这次失败反而使朱全忠当皇帝的心情比以前更加迫切，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成为九五之尊，才有号令天下的资本。所以在返回大梁后，朱全忠开始为登基做前期的准备工作。禅让把戏禅让是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联盟首领更替的制度。相传尧知道舜贤明，便传位于舜；而舜知道禹贤明，又传位于禹。实际上禅让就是将帝位传给贤者。到了西汉末年，事事效仿古法的王莽在篡汉时，为了既得到政权又不失体面，就使了个借尸还魂之计，将禅让制度搬出来，先封大国，后加九锡，同时还享有佩剑登朝的殊礼，然后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从此“禅让”便为历代篡权者所沿用，例如曹丕、司马昭，就连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是照办此路数。现在朱全忠想要篡位，也是想通过“禅让”顺利当上皇帝。事实上在他领兵征讨赵匡凝之前，就已经暗中命令蒋玄晖、张廷范等人密谋策划禅让事宜。蒋玄晖得到命令后，去找柳璨商议，不过柳璨虽然依附朱全忠，但内心却和先前的崔胤一样，是忠于唐室的，并不希望大唐的江山就此断送。所以柳璨在知道朱全忠想要篡位后，知道大唐的灭亡已经不可挽回，于是只得采取拖延时间的方式，能拖一时是一时。他以古代禅让旧制为借口，告诉蒋玄晖说魏晋以来都是先封大国，再加九锡、殊礼，然后再进行禅让，因此我们不能逾越古制，必须按照次序进行，应该先封朱公为诸道元帅，然后再封王、加九锡、禅让。对于柳璨的说法，蒋玄晖认为十分有道理，便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加封朱全忠为诸道元帅，另开元帅府。而且蒋玄晖为了让朱全忠高兴，当天就让刑部尚书裴迪到荆襄前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朱全忠，并带去加封的官书文告。没想到朱全忠见到文告后却大发雷霆，认为蒋玄晖办事迟缓，当时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嫉妒蒋玄晖位高权重，早就想取而代之，因此趁机向朱全忠进谗，说蒋玄晖和柳璨这样做是为了延续唐祚，所以才拖延禅让事宜，进而等待形势变化，改变时局。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朱全忠开始对蒋玄晖产生怀疑。当朱全忠在荆襄前线大发雷霆时，早有耳目将消息带给了蒋玄晖。蒋玄晖闻讯后大惊失色，他深知朱全忠是多疑好杀的个性，便急忙从洛阳赶到寿春前线行营向朱全忠做解释。但朱全忠却显得十分不耐烦，责备蒋玄晖利用表面文章搪塞自己，而蒋玄晖则认为天下早晚归朱全忠所有，只是现在还有李克用、刘仁恭、李茂贞、王建等劲敌存在，如果立即受禅，恐怕会引起这些人不服，所以得依靠古制循序渐进。不过，蒋玄晖的解释并没有被朱全忠接受，他怒斥蒋玄晖有反心，吓得蒋玄晖慌忙告辞，忐忑不安地回到洛阳，继续找柳璨商议加封朱全忠九锡之事。朱全忠南征失利，回到大梁后心情异常烦躁，听说皇帝李柷要按照惯例进行郊祀，百官们正在练习祀天地礼仪，而没有商讨为自己加封九锡一事，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命令裴迪回洛阳阻止郊祀。裴迪回到洛阳后向柳璨转达了朱全忠的意思，而且他告诉蒋玄晖，朱全忠认为他和柳璨是想延续唐祚才进行郊祀。柳璨听后极为惶恐，决定将郊祀日期推到转年进行。柳璨与蒋玄晖商议后，认为朱全忠已经动怒，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两个人恐怕会性命不保，所以再也不敢拖延下去，上朝后就向皇帝李柷提议加封朱全忠九锡。朝中大臣对此心存愤恨，却又不敢公然违抗，所以全都默不作声，以沉默的方式表达抗议。天佑二年（905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帝李柷下诏加封朱全忠为相国，并以其所辖的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戒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其为魏王，加九锡，特许“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之礼。王位、殊礼、九锡一日之内都加在朱全忠身上，这不能不让他感到十分兴奋，但他依旧余怒未消，拒绝接受。皇帝李柷为此忧心忡忡，于是在十二月十日的时候，李柷召柳璨、张文蔚、杨涉三位宰相进宫商讨对策。柳璨认为现在人心已经归附朱全忠，皇帝陛下应该让位朱全忠，皇帝李柷也认为唐祚无法再延续，希望能够禅让朱全忠，而且让柳璨亲自前往大梁向朱全忠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朱全忠却依旧不予理睬。柳璨明白禅让势不可免，原本想拖延时间，现在看起来也是不再可能，目前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禅让之后能够保全皇帝李柷的性命，而且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极力拉拢蒋玄晖、张廷范，以谋求他们的帮助。为此柳璨和蒋、张二人日夜聚会宴饮，深相结纳。当时一向被朝臣们认为足智多谋的何太后，也已经六神无主，为日后母子性命担忧。于是便派宫女传话给蒋玄晖，希望他能在禅让之后，像从前一样庇护她和李柷二人。可是让她想不到的是，他唯一寄托希望的蒋玄晖最终也是性命难保。王殷和赵胤衡早就视蒋玄晖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为了尽早除掉蒋玄晖，两个人再次向朱全忠进谗言，说蒋玄晖、柳璨、张廷范在积善宫对何太后焚香发誓，共同复兴唐室。朱全忠本就怀疑蒋玄晖对自己不忠，所以对此深信不疑，立即命令河南府逮捕蒋玄晖及其亲信丰德库使应顼、御厨使朱建武，将蒋玄晖在洛阳城门外处斩，并当众烧毁尸身。然后任命王殷代替蒋玄晖为枢密使，赵殷衡掌管宣徽院。朱全忠既杀蒋玄晖，而封魏王、加九锡又都是蒋玄晖等人提议的，因此朱全忠听从敬翔的建议，接连三次上表请辞魏王、九锡的诏命。王殷则秉承朱全忠之意，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许可，恢复朱全忠原来的天下兵马元帅之职。蒋玄晖死后，王殷和赵殷衡并没有善罢甘休，接着又诬陷柳璨与何太后勾结，想对朱全忠图谋不轨。十二月十五日，朱全忠密令王殷和赵殷衡将何太后杀死于积善宫，并追废为庶人。四天后将柳璨贬为登州刺史，太常卿张廷范贬为莱州司户，还没等两个人走出洛阳，朱全忠便将张廷范在洛阳街市车裂，而柳璨则被押至上东门外斩首。随着柳璨、张廷范的死去，朝廷中再也没有可以阻挡朱全忠称帝的人，所以朱全忠可以甩开臂膀，加紧篡位的步伐。不过，就在他按部就班地进行准备时，河朔地区却又生事端，于是朱全忠只得暂时终止自己的计划，全力解决河朔的问题。征讨北方天佑三年（906年）正月，朱全忠的儿女亲家，时任魏博节度使的罗绍威以牙军难以节制为由向朱全忠求助。当初田承嗣担任节度使时，在魏博六州挑选骁勇善战的五千士兵作为亲兵，号称牙军。对于牙军，田承嗣有别于其他军队，可以说是赏赐优厚，倚为心腹。此后牙军子继父任，亲朋党羽勾结甚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骄横，只要稍不如意便杀死旧帅，另立新帅。史宪诚、乐彦祯、罗弘信等人都是牙军杀死所拥立的。罗绍威继承父亲的节度使之位后，十分憎恨牙军的骄横不法行为，但是魏博牙军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其强势居于魏博诸军之首，时人称之为“长安天子，魏博牙军”，足见魏博牙军之强悍。罗绍威鉴于魏博牙军曾经所做的一切，虽然内心时时惧怕牙军再生祸乱，但表面上又要对牙军优容礼遇。万般无奈之下，他便派部将杨利言秘密向朱全忠求助，想要借助其力量铲除牙军。只是那个时候朱全忠正在围困凤翔无暇东顾，但他却答应了罗绍威一定帮忙到底。天佑二年（905年）魏博牙军小校李公佺作乱，放火烧毁府衙，带领士兵抢劫一番后前往沧州而去。罗绍威心惊之下，决心必须彻底铲除牙军，于是再次向朱全忠求助。这一次朱全忠没有放过染指魏博镇内务的机会，派大将李思安率领十万大军进驻乐寿，扬言要全力攻打沧州，理由是沧州方面收留了作乱的李公佺。恰在此时朱全忠的女儿，也就是罗绍威的儿子罗廷规的妻子病亡，朱全忠派部将马嗣勋带领骁勇之士千余人诈称送葬，都化装成挑夫的模样，将兵器藏在身上进入魏博镇。随后朱全忠率领大军而来，说是赶往乐寿行营。朱全忠这些异常举动并没有引起魏博牙军的怀疑。正月十六日罗绍威派人偷偷潜入兵器库，割断弓弦及盔甲的扣子，当天夜里罗绍威带领家奴及幕客百余人会和马嗣勋部众突袭牙军，牙军士兵慌忙到兵器库取铠甲武器御敌，但是却无一能用，结果牙军八千余家男女老幼皆被罗绍威和马嗣勋屠杀。天亮之后朱全忠带领大军进入城中，牙军被诛虽然解除了对他们的威胁，但当时魏博诸军全都心存畏惧。罗绍威虽然加以抚慰，但是部下们却猜疑日甚，导致天雄牙将史仁遇聚众退守高唐，李重霸屯守宗城，分别占据贝、澶、卫等六州，魏博诸县多有起兵响应反叛之势。为了尽快平定叛乱，朱全忠集合汴州和魏博联军进攻高唐。高唐毕竟城小人寡，禁不住汴魏联军的猛烈进攻，仅仅连天城池便失陷。城破之日，城内军民不分长幼悉数遭到屠杀，史仁遇最终也死于乱军之中。李重霸闻听高唐失陷遂弃城逃走，不久也被汴州军队追杀斩首，至此魏博叛乱终被平定，但魏博镇也因这场叛乱而实力大减，就此衰弱下去，逐渐成为朱全忠的附属。朱全忠平定魏博叛乱后，在魏博镇停留了半年，这期间一切费用全都由罗绍威支付，仅供应朱全忠需要宰杀的牛、羊、猪就将近七十万头，贿赂赠送又将近百余万钱。等到朱全忠离去，魏博镇多年的积蓄为之一空，罗绍威对此追悔不已，曾对人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错”是指错刀，是古代的一种钱币，罗绍威以此比喻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朱全忠借平定魏博之乱而使魏博镇就此臣服，不能不说是去了一块心病。但是河朔地区的幽州和沧州尚未臣服，虽然朱全忠此时正在加紧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好古怪的要求！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过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
重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被重臣的内部斗争搞得头焦额烂的周定王对士会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他亲自设宴招待士会，并派王室大夫原襄公担任司仪。这次宴会上，周定王命人给士会上了“殽烝”。按照周朝的礼仪，但凡举行祭祀或者宴会，将牲口置于容器之上，称之为“烝”；如果是整只牲口，并不煮熟，称之为“全烝”；如果是半只牲口，称为“房烝”。“全烝”和“房烝”都是摆设，只能看不能吃。如果将牲口解剖之后，连骨带肉蒸熟了，就称为“殽烝”，是既好看又好吃的美味。士会虽然贵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对于王室的礼仪却是个半桶水，看到桌子上摆的不是全烝，他忍不住偷偷问原襄公：“我听说周朝的礼仪仍然没有褪色，请问今天这个宴会，采用的是什么礼仪呢？”言下之意，我以大国上卿的身份来到雒邑，为什么不能享受最高规格的全烝呢？周定王听说这件事后，专门把士会找来解释了一番，说：“老四（士会在兄弟中排名第四）啊！你难道没听说过？天子祭天，就用全烝；天子与诸侯站立行礼，就用房烝；天子设宴招待同族的亲戚，就用殽烝。你是我叔父（指晋景公）派来的大臣，又是来调和王室的使者，我因此以同族的礼仪来招待你，这就是王室的礼仪啊！”士会听了，对自己的一知半解感到非常惭愧，不敢再说什么，恭恭敬敬地向天子告退。回到晋国之后，便命人四处搜集周朝的典籍，并根据这些典籍来组织修订晋国的法度。第四章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公族夺权：三桓专鲁】公元前592年春天，东海之滨的齐国迎来了一场外交盛事。晋国上军元帅郤克、鲁国权臣季孙行父和卫国大夫孙良夫联袂来到临淄，朝觐了齐顷公。郤克是晋国的名门之后，其父郤缺曾经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掌握晋国的军政大权。郤克本人也久经战阵。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元帅，郤克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士会升任中军元帅，郤克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上军元帅之职——这个职务在晋国的地位仅次于中军元帅和中军副帅，可以说是晋国军中的第三号人物。这几年来，晋景公通过一系列外交和战争手段，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恢复了晋国昔日的霸气。他觉得是召集诸侯结成同盟，与楚国逐鹿中原的时候了，因此计划于公元前592年夏天在断道（晋国地名）举行诸侯大会。出于一种稳重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对齐国的重视，他派郤克先行出使卫国和鲁国，说服这两个国家各自派出使臣一同前往齐国邀请齐顷公参加会盟。但是，郤克的这次出使，却因为齐顷公的荒诞搞得很不愉快，继而引发了严重的外交纠纷。据史料记载，郤克有一点生理上的小毛病——背有点驼。齐顷公的母亲萧老夫人听到这个八卦，好奇心大起，便向齐顷公要求亲眼看看晋国使者。齐国难道就没有驼背？萧老夫人这好奇心本身就有点出奇。荒诞的是，齐顷公对于母亲这个要求也很感兴趣，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节目让老太太开心。说来也巧，当时在齐国访问的几位使臣都有点生理缺陷：郤克是个驼背，季孙行父是个跛子，孙良夫是个独眼龙。这几个人凑到一起，本来就很有喜剧效果。为了突出这一效果，齐顷公还找了三个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来担任典礼官。结果，在接见使臣的时候，郤克被一个驼背领着，季孙行父被一个跛子领着，孙良夫被一个独眼龙领着，而萧老夫人躲在帷幕后面，乐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士可杀，不可辱，何况还是堂堂的大国使臣？齐顷公为了博母亲一笑，居然敢拿三个国家的使臣开玩笑，这份孝心委实让人难以恭维。郤克等人强忍住愤怒，没有当场发作。从齐顷公宫中出来，郤克便起誓说：“此仇不报，我就不过黄河了！”于是不辞而别，临走的时候将副手栾京庐留在齐国，说：“务必完成使命，邀请齐侯参加今夏会盟，否则你也不用回国复命！”郤克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他本人不再想与齐顷公这种无礼之徒打交道，但是国君的使命不能废，因此要栾京庐务必完成；第二，他希望齐顷公应邀到会，好让他有机会报一箭之仇。按照前一种理解，郤克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按照后一种理解，郤克则有点公私不分，有公报私仇之意。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郤克回国之后，向晋景公如实汇报了在齐国发生的事情。使臣受辱等同于国家受辱，可想而知，晋景公非常恼火，晋国的诸位大臣也群情激愤。郤克向晋景公请求，马上发兵讨伐齐国，惩罚齐侯的不敬之罪。站在国家尊严的角度来看，郤克的这一要求也不过分，但是不符合当时晋国的利益。这些年来，楚国已经将宋、郑、陈、蔡、许等几个国家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国和楚国遥相呼应，鲁国也主动向楚国频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晋国如果想和楚国抗衡，齐国是一张关键的牌。如果连齐国都被楚国拉拢，鲁国必定公开投向楚国的怀抱，卫国也很有可能见风使舵。那样的话，晋国就完全被敌对势力包围，休说称霸，连自身的安全恐怕都难以保障了。出于上述考虑，晋景公安抚了郤克一番，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郤克倒也不纠缠，马上说，那请允许我带领自己的族兵东渡黄河，去找齐侯算账。这个要求当然也被拒绝。仔细分析起来，郤克之所以提这两个要求，很有可能也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受了侮辱之后，如果连报仇的想法都没有，那是没有“血性”的表现，所以必须喊两嗓子，表明自己的态度。想想看，以郤克手下那几百名族兵，就算跑到了齐国，也不过是去送死，谈什么报仇，郤克有那么傻吗？这样来看，郤克是个明白人，也有大局观念，只不过因为无缘无故受了侮辱，心里很不爽，情绪有点冲动罢了。当时士会在一旁看了郤克的表现，既同情又担忧，回家之后便对儿子士燮说：“儿子啊！我听说喜和怒这两种情绪，合乎礼法的很少，不合乎礼法的倒是很多。诗上面说，‘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这就是说，君子的喜和怒，都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危险，必定会助长祸乱。郤克现在的愤怒，在齐国身上没有得到发泄，恐怕就要在晋国惹出事端来了。我打算告老还乡，让郤克继承我的位置，满足其心愿，或许还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你千万记住，跟随几位大夫，对他恭敬行事，不可冒犯！”从这番话不难看出，士会对郤克是很器重的，但是他也知道，郤克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如果有不良的情绪郁积于心，不得宣泄，难保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与其宣泄到晋国，不如宣泄到齐国。出于保护人才的考虑，士会毅然决定让位于郤克，放手让他快意恩仇——这也是出于对郤克的信任，他相信郤克即使快意恩仇，也能把握住一个度，既维护自己的尊严，又有利于国家大计。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领导者，主动照顾下属的情绪；而现在的很多领导，需要下属哄着他开心。齐国那边，自从郤克不辞而别，齐顷公也知道自己捅了娄子，但是对于这个娄子有多大，他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当栾京庐一再催着他参加诸侯大会的时候，他耍了个滑头，决定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人代表他前往断道。前面说过，高固是齐国传统贵族高氏的掌门人，也就是强娶了鲁国公主的那位强人。齐顷公派他为首席代表参加断道会盟，倒也不算太失礼。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四人使团走到敛盂，高固越想越不对劲，害怕晋国人把气都撒到他身上，居然半路逃回齐国去了！四人使团中，高固的身份是上卿，其余三人均为大夫。高固这一逃跑，等于团长临阵脱逃，使团的级别立马下降了很多。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晏弱应该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报告，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但那是在春秋时期，山长水远，信息阻塞，写报告是不现实的。晏弱等人一合计，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前进，将齐侯的致意带到断道。据《春秋》记载，公元前592年夏天参加断道会盟的诸侯有晋景公、鲁宣公、卫穆公、曹宣公和邾国的国君邾子（无以考证其称呼）。当晏弱等人来到断道，神色不自然地将国书递交给晋景公的时候，一向性格温和的晋景公终于发飙了——到这里开会的都是诸侯，你齐顷公不来也就罢了，派个上卿来还中途逃跑，只剩下几个大夫来赴会，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于是将这几个人都赶出去，拒绝齐国参加会盟。对于晏弱等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还不在于此。从断道出来，齐国使团一路东行，准备回国。走了没几天，晏弱发现他们在晋国已经成为不受欢迎、也不受保护的人，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和故意的挑衅。这也难怪，齐国人先是侮辱了晋国的使臣，现在又侮辱了晋国的国君，晋国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齐国使团走到野王（地名），受到当地官员和居民的围攻，晏弱被囚禁。其余的人虽然侥幸逃脱，但也没跑多远，几天之后，蔡朝和南郭偃分别在原城和温城被抓。晋景公对于这几个人的遭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地方官员和群众的所为；而朝中的诸位大臣中，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但是考虑到郤克的情绪，也不便发表意见。如果不是一个叫做苗贲（bēn）皇的人及时出现，晏弱等人很可能就成为晋国人的刀下鬼了。前面说过，楚庄王当政之后，斗椒发动叛乱，结果兵败身亡。但是斗椒的儿子贲皇并没有在那次战斗中被杀死，而是逃亡到了晋国，晋国人将苗邑（地名）封给他，因此又被称为苗贲皇。晏弱在野王被抓的时候，苗贲皇正好经过野王，看到了这一幕。回到绛都之后，他便摇着头对晋景公说：“齐国的大夫有什么罪呢？从前诸侯侍奉先君，都急急忙忙怕赶不上趟。后来又都说晋国的群臣不讲信用，所以诸侯才开始三心二意。齐侯怕得不到应有的礼遇，所以派这四个人来，又有人对齐侯说‘您不出国，晋国人一定会迁怒于我们的使者。’高固听到这句话，又逃跑了。剩下晏弱他们三个人，坚持履行使命，互相鼓励说‘如果因为我们而断绝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被处死。’为此他们才甘冒风险前来赴会。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们，使来的人都受到感动，但是我们偏偏逮捕了他们，这样就证实齐国人说的是对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让逃跑的人有逃跑的理由，伤害了履行使命的人，使得诸侯都有看法，这又有什么用呢？”晋景公听了这番话，沉默不语，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驳斥。过了一段日子，晋国人故意放松了对齐国使臣的看守，他们趁机逃跑，先后回到齐国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晏弱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叫做晏婴，历史上一般称之为晏子。断道会盟之后，士会正式向晋景公提出了辞呈，郤克接任中军元帅，晋国从此进入郤克主政时期。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元前591年春天，郤克上台不到半年，晋国就联合卫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联军在阳谷（齐国地名）打败齐军。面对愤怒的晋国人，齐顷公不敢再调皮，亲自跑到设在缯地（齐国地名，在阳谷附近）的晋军大营，向晋景公求和。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齐顷公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服从晋国的领导，并将公子强送到晋国当人质。阳谷之战规模不大，经历的时间不长，战况不激烈，双方死伤的人员也不多，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齐国在阳谷之战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即位以来一直对齐国人俯首帖耳的鲁宣公突然鼓起了勇气，决定洗刷这些年在齐国人那里所遭受的耻辱，派兵进攻齐国。鲁宣公这样做，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也有可能是逼不得已。据后人大胆猜测，这个决定并非鲁宣公的本意，而是被“三桓”之一的季孙行父所迫——公元前592年齐国的外交风波，季孙行父也是受侮辱的人之一，回国之后，季孙行父自然要缠着鲁宣公为他报仇，但都被鲁宣公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人家晋国都没大动干戈，咱们鲁国又何必强出头？因为这件事，季孙行父一直不高兴，现在终于等到晋国对齐国动手了，他也找到了理由，再次对鲁宣公施压，强烈要求出兵讨伐齐国。在这种情况下，鲁宣公没办法拒绝他，也不敢拒绝他。要知道，“三桓”发起怒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鲁宣公提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虽然新败，仍然远远强于鲁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鲁国才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所谓大国，也就是晋、楚、秦三个国家。秦国和齐国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不用考虑。晋国刚刚和齐国签订和平条约，再度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也不用考虑。这样就只有楚国可以依靠了，而且楚国应该也很乐意鲁国向它靠拢。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宣公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庄王出兵帮助讨伐齐国。楚庄王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笔买卖所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一贯利索的行事风格，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答应了鲁宣公的请求，而且约定：秋天庄稼收割之后就出兵，请鲁国也作好相应准备。然而，到了那年秋天，鲁宣公没有盼到楚国的部队，反倒是收到了楚国人送来的一份讣告——楚庄王去世了。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作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而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终于图穷匕现。公元前591年秋天，也就是接到楚庄王的死讯之后不到一个月，鲁宣公派公孙归父访问晋国
进行教育改良。《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6—57页。孙上书的时间是1644年8月30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重建驿递制度的重要性。驿传使各个城市联结为一个网络，而统治者正是通过它来统治帝国的。至晚明，驿递制度实际上被私商所控制了（至1629年，只有20％的交通是官办的）。1647年，多尔衮警告了那些利用国家驿传谋私的人。同时，他调拨了地方的一部分人力、物力以资助这一体制的建设。但是，这只是恢复瘫痪的交通管理和复杂的地方税收体制的艰巨计划的一个开端。文献对此的详细记载，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第1—60页。关于明代驿递制度的衰败，参见星斌夫：《明代的运输》，第2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皇太极与多尔衮都赋予御史以很大的进谏之责，但当给事中或监察官员直言抨击皇帝的过失时，他们却也常常为之恼怒。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罗思·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35页。1644与1647年间，御史们31次上疏陈述改进行政管理之策，多尔衮（勿论他性格如何）只反对过其中的三项建议。然而，他却驳回了他们的许多通常是缺乏证据的告发、检举。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3—84页。孙承泽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受到惩罚，事实上，1647年他又被擢为兵部侍郎了。《贰臣传》第十二卷，第28—29页。?张若麒，山东人，1631年进士。1642年与满洲人作战中国谎报战绩，遭人检举，论死系狱。后为李自成所释，并委以御史，负责山海关军事重镇。此后，降于多尔衮，任为顺天府丞。《贰臣传》第十二卷，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然而，霸州县在1647与1649年间一直屡遭“贼匪”的袭击。《贰臣传》第八卷和《世祖实录》；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55页。从该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沿大路和运河两岸植了树，但是茂密森林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两侧是如此，只有清东陵周围仍有森林?《贰臣传》第十卷，第29—31页。在接受清廷的宽赦之前，唐通在一片石被图赖这位攻陷过松山的英雄所战败，《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信送出之日为1644年9月6日。?同上书第八卷，第96页。1644年10月15日，唐通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页。?金砺和雷兴的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和《文献丛编》第三辑，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2—5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7页。?同上书第一卷，第16页。?方大猷，浙江人，1637年进士，也是曾为李自成效过力的明朝官员之一，南明因此将他定入逆案。所以，他不可能返回本省，只得留在北京，加入了多尔衮的政府。他被授任盐法道，然后随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8月被擢为该省巡抚。《贰臣传》第十二卷，第9—1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正如方对他的上司所解释的那样，山东的离心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官兵刚从一个“平定了的”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原地区便又爆发了动乱。除非向该省多派兵力，否则要控制该省是不可能的。?《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为了避免北京出现与主抚派意见对立的主剿派，杨允诺“贼匪”，只要他们“纳马匹、纳器械、塞其洞穴、毁寨撤营”，即可招安。尽管清兵设法让那些放归故里的战俘充当传声筒，广为传播朝廷的赦免允诺，但“招抚”仍然只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政策。杨方兴坚信，任何起义军都不能赦免。他认为，“屡抚屡叛，视若儿戏……必非一抚所能收拾者也。职一莅任，即思先剿后抚”。《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上书的时间为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7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6页。李率泰是李永芳的二儿子，与清朝公主结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4—48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3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页。?同上书第十三卷，第148页。满旗与汉旗人派往山东与河南驻防，标志着前述八旗驻防制度的开始，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页。多尔衮主要依赖汉军旗人充当山东文官人选。1644与1649年间，有14人被委以该省的按察使和税使，其中有9人是汉旗旗人。在济南府，1644与1648年间的五任府丞中，有3人是旗人。该府6县的24名县官中至少有6名是汉旗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93页。?这也许是“高等级行政区划分”的结果。根据施坚雅所说：“将直隶的一部分远伸向这一中心地区的南部，其后果之一，是割裂了位于两省之间的开封和东昌两府的都会与区镇贸易体系，并把大名府（直隶之南部）的乡绅豪强的利益与直辖省而不是与河南或山东紧密联系起来。该省是大名商人的利益之所在。”施坚雅：《城市和地方等级体系》，第343页。?1640年，“土贼”袁时中起事于饥民之中，即是突出的一例。袁本人来自大名，但是他率领的“土贼”劫掠了整个河南北部，并参加了尔后杀死他的李自成的部队。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程定恒：《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页。赵二良是一个土匪，他的忠明思想是后来产生的。在他举起弘光旗帜起兵不久，即杀死了一名乡绅领袖和100多名县官属吏。于是，清丰知县组织了乡勇以抵击赵的进攻。起义后来被总兵土国宝所镇压。关于大顺军的进攻，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66页。?《明清史料》丙编，时间是1644年9月9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时间为1644年9月23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7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时间是1644年10月8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6页。?同上书，第67页。?沈文奎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六，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64页。“绿林”指土匪或歹徒。?例如，1648年秋，鲁国南的官军消灭了一支打着明王朝旗号的起义军，见《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461页。上奏时间是1648年9月23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直至1656年，顺德地区始终没能得到清的完全控制。本府官军“掘壕挖沟，周围七里，弭盗安民，地方赖之”。乾隆版《顺德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爱松古的事迹见《清史稿》。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6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2—14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0月20日。又据上书第十卷，第118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1月11日。据叶臣言：在后一次出兵中，招抚了太原附近地方的居民，并将5州、20县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陈永福在保护李自成撤退中牺牲。张：《陈永福》，第6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6日。石还接受了几名明朝军官和3000名士兵的投诚。?《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12日。?同上书第十二卷，第138—13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5年1月3日。朝廷给军队的训谕是：“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在此，以言抚慰之，申戒将士，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1页。像在辽东一样，一个前明官员的投降往往是他以前的将领和朋友推荐的结果。例如董学礼，降于李自成时是明朝的一个副将。大顺军首领命令他驻防于河南怀庆府，它近于山西南界。当多铎的人马经过山西，南下至河南北部时，董防守失败了。1644年10月下旬，他迅速撤至潼关。然而，在他再次进入大顺军的中枢地区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清廷的邀降书。他接受了这一邀请。董的降清举动大大地鼓动了其他前明将领的投降。例如，董的一位老友陈之龙（江西举人），在董学礼的推荐下被授以御史之职。当起义军攻占陕西之时，像其他众人一样，陈投降了李自成，并担任了宁夏节度使。在董学礼投降清朝后，陈收到了这位他以前上司的来信：解释归附后的情形，并请他也参加新朝。陈欣然应允，随即向阿济格表示归降之意；陈被清廷委以三边总督的重任（三边包括陕西北部的榆林，陕西中部与西部的固原以及宁夏与甘肃）。次年，陈之龙进京陛见，正式任为御史，被授以安徽凤阳总督大权。《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2页。关于董学礼之降，见《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贰臣传》第十卷，第32页。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阿济格的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由于这里的穆斯林、藏人和蒙古人的影响是那样的大，因而他们甘愿降清也就并不奇怪。这里可以说是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例如，南一魁，原明朝官员，陕西人，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最后，南成了汉军镶红旗人。《贰臣传》第十卷，第10—1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页。李过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据当时人记载，李自成的谋臣、算命先生宋献策，在延安被捕入狱。由于一位捕俘他的满人对他的神奇才干十分赏识，这个矮子成了一名旗人，卒于1662年。谈迁：《北游录》，第386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但是，直至1645年1月19日，多铎的前锋同潼关守兵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小规模战斗。而此时，李自成正在从西安调兵加强此关的防御。?《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156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李命令田见秀殿后，并要他在与后卫撤离时毁掉此城。但西安居民很幸运，因为田没有这样做。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页。?根据一种详细记述，李自成部还有1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27页。?顾山贞：《客滇述》，第92页。?图赖是一个极卖力的追击者，策马日夜兼程。《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99页。河南的明朝官员，如曾与张献忠部和地方“贼匪”作战多年的徐起元，迅速地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为清军装备船只以待长江作战之需。然而，直至1647年5月12日，长沙才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30名官员、3500名士兵投降湖广巡抚高士俊。《贰臣传》第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370页。?采取这一决定是在1645年5月30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210页。?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16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第207—209、496—498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7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61页。?第七章南京的陷落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孔尚任：《桃花扇》，第312页1644年12月，多铎派遣图赖和他的远程骑兵部队去试探南明在睢州的防卫情况。在那里有4万到5万明军，其指挥官是以镇压了1622年山东白莲教而闻名于世的许定国。这时，他听说那个省的许多官吏和绅士已经归顺了满族政权，而且还得知，那些前明官吏在他们死心塌地地投降以后得到了清政府的礼敬，遂暗中与多铎通款，表示愿意与睢州将领李际遇一起投降，以换取恩赦。多铎小心翼翼地作出了反应，坚持要许定国在进一步谈判之前，把他的儿子送来作人质。这样，许定国转而决定就地对满族人进行进攻。1645年1月初，在丢失了宿迁一带的黄河北岸之后，史可法命令高杰收复归德和开封附近的地区，并保卫开封和洛阳之间的虎牢关。在那里，高杰不仅能够阻止满族人，而且可以进而越过黄河，实现光复中原的民族愿望。根据这个计划，高杰驱马北上，渡过淮河，赶到睢州。然而当他接近许定国的营部时，却听到风传，说许定国的儿子已经被当作人质送往多铎的军营。由于怀疑不定，高杰派遣了几名使者，要求许定国立即亲自来解释这些事情。高杰和许定国之间素无好感。当高杰还是一个起义军的时候，他的部队曾经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仍然不过是一个强盗。如今高杰的部队已接近睢州，许定国很担心以前那封信的后果。于是，许定国在城外10里的地方跪见了这位前叛军首领。他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那封信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释然，便接受了许定国请他们进城的邀请，并且受到了盛情款待——依照迎接明朝将帅和显贵的礼仪。1645年1月8日，高杰和他的卫队来到了许定国的营部，并且受到热情的欢迎。他似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许将军的宴请。然而，当他们坐到宴会桌旁时，他和他的卫队突然遭到了许定国士兵的袭击，并被杀得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
厨房里擦洗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生活奢华的九十多岁老太太照样咳嗽，身体虚弱。现在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我下班后，七八点钟的样子到她那儿，捎去前一晚她说需要的东西。多半她会漏掉几样，我就再出门去那家印度商店。他，那个大个子印度人，这样的天气让他很受罪，他一脸苍白，准确地说是浅灰——他总是问问她的情况，摇摇脑袋，让我带点小东西给她：一点甜点或是一点饼干。我把这些给莫迪的时候，她样子好凶，火大得很：她很骄傲，但是她也很感动。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她就煮茶。她六点就吃过晚餐了，吃蛋糕、果酱和饼干。她说她懒得好好烧饭。她不要我花时间给她烧饭，因为“这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她说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很看重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有戒备且感到歉疚，好像让那些糟糕的事情发生的人是我。我们坐在那儿，坐在那浑浊难闻的空气里——不过我基本总能忽略它，注意不到屋里的气味，就像我拒绝注意到那些脏兮兮的茶杯一样。而她……给我解闷。我以前没意识到其实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讲讲我那些小故事，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是的，我知道你喜欢。”我当然喜欢。我告诉她我都干些什么，不需做太多解释。我若是参加了为某个重要人物摆的接风宴，或是去了鸡尾酒会，或者诸如此类的场合，讲给她听时她都能如临其境。她经历过奢华讲究的场合，而且还有她父亲呢：“有的时候，听你讲着，我会想起来他以前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刚去了罗马诺大酒店或是皇家咖啡屋或是音乐厅，还会告诉我们那帮大人物们都吃什么喝什么。”不过我不喜欢让她想起父亲，因为她垂着头坐在那儿，低垂着眼睛，痛苦地揪裙子。我喜欢她生气勃勃、蓝汪汪的眼睛闪闪发亮，满是笑意的时候；我喜欢看她那样子，因为那时我会忘掉那个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很容易就看到她的本质，朝气。这些晚上，她穿一件矢车菊蓝的棉布衫，上面有白色的点点：这是一条围裙，用她年轻时的一条裙子改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它，于是她拆了袖子，扯下后背：一条围裙。那些我扔进垃圾桶里的黑色厚衣服她又捡了回来。我发现它们用报纸卷着，放在前厅。发臭。不过她没穿它们。厅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小小的瓜子脸，双眼露出好斗的神情，一头有光泽的头发，照片上是灰色的。她收藏着一缕自己白头之前的头发，鲜艳的亮黄色。我们分坐在黑火炉两边，炉上摆着一个茶壶，火舌舔着壶底，有时蹿到边上来，壶上还套着个脏兮兮的灰色保暖套，原本是……我干吗讲到脏就没完没了？我们的茶杯放在自己椅子扶手上，两人之间还有把椅子，上面摆一碟饼干。那只猫要么蹲在附近清洁皮毛，要么在长沙发上打盹。温馨，啊，没错。外面，冷雨；楼上，爱尔兰人一家在吵架，地板上没有地毯，孩子们的脚步声乒乒乓乓，那冰箱隆隆作响，惊天动地。她和我谈起她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时光。她说她现在很开心，因为我（而这么一小点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让我难以接受，让我很生气），因此她喜欢回忆美好的时光。幸福之事“我的德国小伙儿，要不是当时犯傻我就该嫁的那个，我们以前经常一起过周末。我们花一便士，乘公共汽车坐到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或者再往前一站。绿地，小溪，大树。我们坐在小桥的边上看流水，或者找一片没有乌鸦骚扰的绿地，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吃什么？我会从大肉块上切几片冷肉下来，那会儿妈妈还在世，所以我可以想要多少就切多少，然后把肉用两片面包一夹。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带来的食物，因为他父母是面包师傅。你知道吗？那会儿的面包师傅十之七八是德国人。嗯，他的父母勉强能读书写字，但是他真真是脑瓜聪明，是个学者。后来他很有出息，越发显得我蠢，要是嫁了他，我就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了。但是我没嫁给他，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我父亲不会喜欢外国人，但是我最终嫁的那个他也不喜欢，我们做的选择他都不会赞同，所以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不愿再想这事，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够多的时间思考了。等我弄明白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真蠢。你瞧，我那会儿不懂。汉斯人真好，是个真正的绅士，待我像女王一样。他会轻轻地、温柔地把我从阶梯上抱下来，我们在地上铺一小块白布，摆上从面包房里拿来的漂亮白面包卷和蛋糕。我那会儿会说，不，我得吃我带的，你吃你带的。最后，我带的总是都喂了鸟。“我回想那些日子，那些星期天。现在谁会相信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会有潺潺流水，鸟语花香……小溪到哪里去了？你在想。我知道，我现在读得懂你的表情了。唉，的确是该纳闷，那些水都到哪里去了。它在这条街半数房子的地基之下，就在那里。他们造这些房子，铲掉绿地的时候，我常常独自过来，看着那些建筑工人。自己一个人来。那时我的德国小伙儿已经走了，因为我不肯嫁给他。工人们做什么都是敷衍了事，他们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本应好好把水引到沟渠管道里，但是他们懒得做。有的时候，如今也这样，我走在街上，还会在一栋房前驻足，心里想，没错，如果你们的地下室返潮的话，那是因为以前那些溪流里的水。有一栋房子，七十七号，它不断换房主，没有一个房主能待下去，因为它盖在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工人把地基砖头直接打在泥里，任水自流。在再往下去一点的地方，他们倒是开了一条真正的水渠引水，和现在这条主街平行，但是那些支流，那些我们以前经常坐在溪畔，把脚伸入其中的小水流，只能自寻出路。那些周日结束后，薄暮降临的时候，哦，那一切多么美好，他会说，我能搂着你的腰吗？我则会说，不行，我不喜欢——真是蠢。然后他会说，那至少挽着我的胳膊吧。于是我们就互相挽着，穿过绿地去坐公交车，在夜幕中回到家里。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从来没进过屋。他会吻我的手，然后会说，莫迪，你是一朵花，一朵小花。”幸福之事莫迪在一家女帽店做学徒工，断断续续在他们那儿干了好些年。学徒工生涯十分艰苦。她和姑妈住，姑妈没什么钱，能供她早饭晚餐，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于是莫迪要么不吃中餐，要么上班时大半的路得走着去。那作坊在马里波恩大街附近。她常盘算是车费还是鞋子更花钱。她说她可以向一个表亲讨人家不穿的旧鞋，那人从来不用把鞋子穿到磨破才扔；或者去一家集市找二手皮靴。但是去上班的话，她得衣冠楚楚，这是她最大的麻烦。姑妈没钱给莫迪买衣服。她的老板娘给过她一条裙子、一件衬衫。“是这样的，她器重我。我们得打扮体面，因为主顾们会到作坊里来。哦，不要觉得她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她才没好心呢。她只是不想丢了我这个好帮工。好几年以后我才有钱给自己买了一件不错的棕色布衣，还有鞋子。买了新衣裳的那天，哦，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为了那件衣服，我省吃俭用攒了很久。买来的第一个周日我就把它穿上了，这样就能给劳里看了。这是谁给你的？他说，他就是这种人。他拽着我的胳膊，扯得我生疼。是谁，告诉我？反正不是你，我说，把自己的胳膊猛收回来，这一下袖子下面裂开了。口子不大，但衣服毁了。是的，人嘛，本性难移，做什么都改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不明白这一点。很快我就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我省吃俭用攒钱买的一件新衣服，上身的第一天他就把它撕坏了。不过不要紧，我把它补好了，看不出痕迹。我走进工作间，孔雀似的到处炫耀，姑娘们都拍着手，唱起《一点心爱小物，对你大有好处》。“这事发生在我升职前不久，很快我又买了另一件衣服，蓝色的薄软绸，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那件衣服，再也没有哪件衣服更让我欢喜的了。“哦，我们在作坊里多快活。学徒和帽工，加起来一共十五人。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边，背后的架子上摆着一盒盒花边、装饰，而面前的支架上摆着我们正在做的有檐帽和无檐帽。我们经常唱歌，嬉笑胡闹。有的时候我乐得有点过头，她就会进来说，是谁在吵吵嚷嚷的？是莫迪！规矩是，工作时要保持安静。但是我必须唱歌，我太开心了，而没一会儿我们就都唱起歌来，你知道，她不想失去我。“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怎么知道自己对她很重要的？如果我讲过，那我还要再讲一遍，因为我喜欢回想这事。你看，他以前常去巴黎，在店里看新一季的帽子，有的时候还能进巴黎帽店的作坊看，因为他认识能让他进去瞥一眼的人。他知道如何记得对我们有用的有檐或者无檐帽的样式。他以前把这些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溜出去，飞快画下来。他其实不会画画，但是能把关键的东西画出来，帽子的形状是怎样的，缎带是怎样扎的。然后他会回来说，你如此如此做，看到了，是这个形状，那个颜色的，用天鹅绒或者缎子，你尽量吧。嗨，我就好像能看到那草草几笔画后面的实物，从那开始做起，把帽子做出来，然后问他，诺罗夫斯基先生，这是不是有点样子呢？他就把帽子拿起来，盯着看，然后说，呀，还行嘛，莫迪。那话让我挺高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会走进工作室，站在我背后看我工作，只看我，不看别人，我刚做好一顶帽子他就伸手一把抄走，知道吗，他太贪婪了，根本不掩饰。看到这些，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和他在巴黎看到的很接近了。其他姑娘们也都知道，我们就会互相使个眼色。她看到我们这样，就说，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使眼色的。这老板娘，她挺聪明，但是她只在自己的工作这一件事上聪明，她的工作就是让作坊赚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聪明绝顶，但在另一方面却笨得够呛。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她想要掩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是这样的，我有一份天赋，它就在我的手指尖上，还有我的想象之中，而这对于他们来说价值不菲，因为当主顾们到店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展示我的活计，他开价最高的也是我做的帽子。“我以前会在我们的展销室外面站着，那几个门面就在邦德街边上，我站在外面看橱窗里的帽子，当然啦，橱窗里只摆两三顶，不像廉价帽店里的橱窗，总是塞满了帽子。橱窗里摆的总是我做的帽子。我一做好，它们就被抢走。“没错，我能从你表情里看出你想说什么，你想得没错。他们没有因此多付我钱。我的薪水是作坊里最高的，但是那从来就高不到哪里去，从来不足以让我不必再为未来操心费神。没错，你又猜对了，不要觉得我没考虑过要跳槽，或者打算开口说，请按我的价值付我工资，不然我就走人。我最终没那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喜欢那份工作了，那一切都喜欢，材料的颜色和触感，还有共事的姑娘们，那会儿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们互相了解，知道彼此的烦心事，还有……唉，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我也有错。他想要我去巴黎。哦，不是的，如果他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他说，我老婆也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清楚明白。他想要的，是他溜进作坊的时候我能跟着，亲眼看看那些帽子。他越想越起劲：他想象我回到伦敦，复制那些有檐帽和无檐帽，我敢说他希望我能做出几百顶，而不只是他脑子记得下来的那几顶。他还说他会付我一个好价钱的。唉，我了解他那个人，他们那一对，知道付给我的钱不会多到哪里去，但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小一笔了。但是我没法答应，我拒绝了。“加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一共有两次有人邀请我同去法国，一次是皮维特夫人，一次是那一对……一个是真正有教养的女士，然后是两个守财奴，好人和坏人。“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劳里。要是我去了巴黎，那他可就要没完没了了，就算是有一队的卫兵跟着去保卫我，他也会拿我撒气。原本的情况就已经够糟的了，我们还没结婚，我的胳膊上就有瘀伤，他总是：那个人是谁？谁看了你？那块手帕谁给你的？——我以前会省吃俭用，攒钱买有真正蕾丝边的亚麻手绢，我可喜欢它们了，我热爱漂亮的东西。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那会儿是有机会去巴黎的。要是我当初真去了，也许我就留在那儿了，说不定还会嫁一个法国佬呢。有的时候我回过头看看，看到我的生命中有过这些机会，通往什么美好的前景，谁知道呢？但是我从来没抓住它们，我总是对别人主动给我的东西说不，不。“但是那段时间我十分快乐，我想除了和约翰尼外，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比汉斯还有我们的星期天还要好。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我们那帮姑娘，围坐在那些可爱的帽子周围，哦，那些帽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唱歌，嬉笑打闹，讲故事，而她总是在附近，莫迪这莫迪那的，她会说，带头惹事的总是你。但我是她最好的员工，她也知道。尽管她很想撵我走，可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他保我，她也只好容忍我，不是吗？而我根本不在乎。我照样唱我的，我会唱——什么？我能不能给你唱一首我的歌？好的，我唱……”于是莫迪坐在那儿，唱歌舞剧里的老歌，有几首我听都没听说过。她现在唱起来老跑调，总唱破音，但是从她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曾经的歌喉。幸福之事“我一定是新婚夜怀上的。一日不差，正好九个月。得知以后，劳里开心极了。你相信吗，我傻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悄悄去看医生，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我难受，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躺下来，他摸了我的肚子，然后在自己的桌边坐下来，哈哈大笑。哦，那是友好的笑声，没让我感觉不好，但是我的确自觉很傻。他说，福勒太太，你没有想过你这是怀孕了吗？什么？我说。你要生宝宝了，他说。骗谁呢，我说，不可能啦——在此之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可能。“后来我告诉劳里，他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们在客厅里。我们住在现在这条街下面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他把那房间刷得漂亮极了，他是个好工匠，这点没人怀疑。他把房间刷成明亮可爱的米色，天花板上的环状花饰刷了蓝色和金色，壁脚板和挂镜线漆成蓝色。他还买了一个小五斗橱，也上了蓝色的漆，还不断地买小外套、小帽子——哦，尺码太大了，劳里离开我两三年后，约翰尼穿起来才算合身。不过我很幸福，那几个月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王。他待我好像对待一块水晶或者一只新茶杯。他不断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那会儿我特别想吃泡菜啊巧克力啊生姜啊，而这些东西价钱都不便宜。“后来宝宝出生了，我的约翰尼。你再也猜不到，自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对我恶语相向，再无一句好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个小孩儿似的？他忌妒，忌妒一个婴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会打趣他，然后他就会打我。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经常坐在他给我做的哺乳椅里，给宝宝喂奶，抬头看着粉刷漂亮的天花板，心想，我好饿，好饿，约翰尼是个胃口很大的婴儿，吸了又吸。我会说，劳里，去买点羊肉给我炖个汤吧，买点熏肉吧，我们和布丁一起吃。他则会回答，我上哪儿找钱去？他有工作的。唉，至于我弄明白我的未来会是怎样之后而感受的痛苦，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回想我那时像个女王一样坐在那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我漂亮的椅子上，抱着约翰尼，心里想劳里习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多么幸福。”一个月之后我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工作过！要是我记日记只记个大概，也许以后……乔伊丝勉强坚持着，但是她的心不在这里。所有的采访、聚会、四处奔波、工作午餐、会议都由我负责。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让她露面。她靠内心
阳下，各类宣传纸片杂乱地团缩在信箱中，混淆的颜色像似一堆病入膏肓的五脏六腑。抄出这些令人作呕的垃圾，我机械地将它们丢进了垃圾袋子。随着手中的扫荡，一个淡青色信封渐渐地自底部浮现了出来，那上面没有回邮地址，除去打印的地址外，右下角用黑色水笔有力地划了一个“T”字形。不用打开信封我就可以猜到那是什么。自三十岁生日那天起，每月都会收到一封这样的信件，这一年多来从未间断，即便期间我搬过两次家。里面是一张四折的黄色纸片，上面布满了黑白圆圈和直线组成的图形，起初因好奇而查询请教多次，却如何也找不出它的由来，奥妙如河图洛书，粗浅如连笔涂鸦都与之无关。猜不透的谜不如让它永远沉睡，答案未必总是对人的奖励，正如我一贯的处理方式，它也逃脱不了宣传纸片的命运。拿起信封，入手间稍显沉重的感觉预示了与往日的不同，撕开信口倒了一下，一片轻薄精致的铜镜落在了手掌之间。“这回又搞什么鬼？”嘟囔间将手中的袋子丢入垃圾口，略微打量了一下手中的镜子。小巧的镜身仅有烟盒大小，镜面磨制得光鉴照人，可以媲美现代工艺，背部古朴的雕纹似乎在表明着它的年代。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总比那不知所云的纸片要好，至少它显得有些使用价值。“老公，你回来啦。”钥匙还在锁孔里尚未转动，晖儿已开门。“被你吓死，我想家里哪来这么漂亮的女贼？这么早回家，今天该不会是翘班了吧？”谈笑间把手中的镜子递给了晖儿。“去你的，本人可是一向记录优良的。”晖儿笑着锤了我一记，接过镜子看了看，诧异地问道，“你买这个干嘛？”“神秘信封里夹着的，你有用就拿着，反正样子挺好的。”我一边换鞋一边说道。“那封天书信啊？嗯，不过挺简约古朴的。”晖儿端详了一会放进口袋，招呼道，“可以吃饭了，今天烧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嗒……”一声轻响，显示器倏然暗去，耳畔传来一阵鸣响，分不清究竟是电路静电的作用还是熬夜造成的耳鸣。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我摁灭了手上的烟头，猫一般地自书房进入卧室。晖儿早已熟睡，轻细的鼻息声显得十分安详。小心地钻进被窝，温软的床垫带来一阵睡意，伴着依旧回荡的鸣响，意识渐渐地模糊……“嘟嘟……”周末的早晨，电话骤然响起，我放下手中的喷壶，走进客厅。“喂，S啊，呵呵，这么早起床啊？”晖儿早已先一步拿起了听筒，“啊，什么？你生病了啊？”倒了杯咖啡，按下免提键，我示意晖儿放下听筒。“郁闷啊～～我这么彪悍的人居然被病魔青睐了。”扬声器中传出一阵中气十足的语声，我险些被口中的咖啡呛死，彪悍？病魔？拜托，有没有搞错啊？！“我说S大姐，您都遭遇病魔了，居然还能发出这么彪悍的声音，实在令人佩服之至啊。”擦去口角溢出的咖啡，我调侃道。“去去去，我和你老婆说话，轮不到你插嘴。”S果然彪悍，几乎能感受到扬声器中传来的气浪，“偷听女孩子对话，你算什么大老爷们？！”“呃……”被S这么一抢白，我一下语塞了，晖儿白了一眼，回道：“S你别和他计较，我们下午过来看你吧？”“嗯，好的。听到没？王亦凡，这才叫素质，亏你还是什么高级白领，扯吧。嘟……”“唉，真服了你这位老同学兼闺中密友了。”我摇头苦笑道，“这哪像个女孩子啊？隔着电话都能把人吼倒了。”“你就知道和S拌嘴，也不知道你俩是不是上一世有仇，她可是我的死党，我不许你欺负她。”晖儿“凶狠”地挥了挥精致的拳头，再次确定了一下我在她们俩友情面前的地位。……出了轮渡站，拐个小弯，一头便扎进了一片老式公寓。据说这公寓是解放前英租界的遗留物，死板而呆滞的外部结构，加上阴沉的内部空间，仿佛一个阴森的中世纪教堂，令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S家住在公寓一楼的走廊尽头，刚想抬手去揿门铃，“吱扭”一声门开了，“呼……”地一阵穿堂风拂面而过，一张狰狞的人脸猛然浮现在面前，一口野猪般的獠牙在幽暗的廊灯下映出一丝诡异的光芒。我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下意识地将晖儿拉在了身后。“哇哈哈，美杜莎造型效果实验成功。”那人竟揭下了整张脸皮，咧嘴笑道，“还好我没化个更浓的妆，不然你该叫了。”“S，你身体没事了吧。”晖儿在身后欢快地问道，眼前这么能折腾的丫头像个有事的人吗？“好像好点了。”S抹了抹脸上的妆，转身进门，“我去卸妆，你们俩进来随便坐吧。”“臭丫头，算你狠！”我嘀咕了一句，自诩一贯胆大，竟被她这么弄了个下马威还真的有些不服气。“又犯小孩子脾气了，S的脾气就这样，喜欢搞怪什么的。”晖儿低声劝着把我推进屋里。S的客厅十分简单，一个三人沙发，一张茶几，三个圆凳，一个电视柜，其余的就是满地的杂志和书籍。还没坐定，S风一般的从里屋冲了出来，一屁股坐在了我和晖儿之间，拉着晖儿的手闲聊起来，完全把我当成了空气。卸妆的速度还真快，花那么大劲儿就为了那几秒钟的恐怖效果，实在服了她了。我不由得仔细打量起S来。眼前这个长着丹凤眼，一脸英气的女孩就是晖儿的老同学兼闺中密友。S的大名叫公孙潇（不知道是不是她老爸武侠小说看多了），是个自由职业者，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照她的话说，自由是灵感的温床，所以她从不喜欢坐班的工作，于是自己开了一间工作室，经过一年的辛苦倒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前年她买下了这套公寓房，说是给自己一个灵感的空间。不过，她一年最多在公寓里窝上三分之一的时间，其余时候都是飞在神州大地的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也算是乐得逍遥自在了。“咳，公孙潇女士，您叫我俩来应该是别有目的吧？”我不满地打断了身边叽叽喳喳的对话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您都不象是一名被病魔青睐了的人，相反倒是彪悍有加了。”S猛地一转头，脸上被一蓬长发结结实实地抽了一下，面颊顿时一阵抽痛，刚想出声，猛地看到S呲着牙凶相毕露地怒视着我，敢情她卸了妆也够凶狠的，险些又被她吓着一回。“第一，以后你不要叫我的全名；第二，我还没老到被人叫作女士；第三，病魔有大有小……”S恨恨地声音突然停下了，换上了一付意味深长的笑容，“难道你是在吃我的醋？”“您没事吧？”一头的包直接从脑袋上“长”了出来，“我吃你哪门子干醋……”“亦凡，你就少说两句。”晖儿的眼神中带着些许请求的意味，见我不再言语便从包中拿出了一样东西，“S，这个镜子怎么样？应该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吧？”镜子？晖儿递给S的便是昨日信封中的那面古镜。死党就是死党，就算借花献佛也轮不到我这个老公的份儿，嗯？要那镜子干嘛？我暗自摇了摇头，真被S说中了，吃的还就是干醋。“哇噻！好货色！”S捧着镜子兴奋不已，“形状简洁，花纹古朴，那种光照下的流畅感～～”我冲晖儿摇了摇头，这明明是在欣赏镜子，怎么弄得跟评价复古法拉利似的？晖儿笑着比了个手势，示意我缓和下刚才和S的冲突。“咳……S，你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僵直的语调似乎有点做作，但也算对付了。“死不了，就是有点头晕，也就是昨晚上开始的吧。”S翻看着古镜，脸也不回地回道，看来本人实属白献殷勤。“你是不是着凉了？这两天估计赶设计稿又熬通宵了吧？”晖儿关切的问道。“可能是着凉了，前天晚上赶稿的时候，工作室的同事在门外叫我，开门出去的时候走廊里冷飕飕的，估计就是那会着凉的。”S琢磨着回答道，好像那根本不是她的行为。“你们那个工作室都是夜猫子，半夜跑到人家家叫门，也不怕吓死人。”本想趁机幸灾乐祸一下，直接遭来两位女士的一致白眼，于是赶紧转舵，“咳，不过你别熬得太晚，要注意身体啊。”S完全不理会我后半句的伪善，继续冲晖儿说道：“当时开着音乐，等听到声音应声开门的时候人早走了，估计是Linda那个小妮子吧，昨晚她还来电话说要来找我。”“还是陪你去看下医生吧？”晖儿看来十分担心。“省省吧。”S撇撇嘴，满是不爽的说道，“去医院那种鬼地方，等于叫我早点见阎王。”“小时候我爷爷就说过，半夜会有一种长着女人头的蛇爬出来叫人的名字，答应的人就会……”忽然想起了爷爷说的那个传说，可话还没说完，S的脸色一下如死人般苍白，我立即识趣地打住了话头。女人毕竟是女人，再彪悍也是会怕这类东西的，我暗想。介于方才的不良表现，两位女士公然将我晾在一边，叽叽喳喳地谈论起女性话题，渐渐地本人感觉身体开始“虚无”了。百无聊赖间，注意力转移到了桌上的古镜，自昨天粗略一眼之后就没仔细看过它，适才S的惊喜倒是引发了我几分兴趣。镜面并无新奇，照人的东西不光滑可鉴就太说不过去了，但那背面花纹的雕工却着实精湛，虽然图案古朴，可整个纹路间竟是毫无断隔，应该属于一气呵成的雕法。不过那图案的形状倒像是一些字体，由于房间的光线关系有些辨别不清。我索性将古镜拿在手中，凑向明亮处仔细望去。古镜的背面迎着光线泛出一阵青黄色的反光，耀的似乎有些过于刺目，条件反射地眨了眨眼，回神再看时离奇的发现镜体竟已透明了。我揉了下眼皮，疑似自己眼花，但眼前的景象再度证明了方才的事实。透过镜体可以清楚地看到镜后的房间和物件，仿佛比直接的肉眼观察更清晰。奇妙的东西，兴奋间我无意识地将镜体移向S和晖儿，天！那是……过度的惊恐险些令古镜脱手而出。一条肥大的蛇形生物自腰间起盘卷在S的身上，蛇首部分搁放在她的肩部，背后看去像是一个人的头颅。浑身的寒毛不争气地纷纷“立正”，身体竟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了起来。或许是颤抖的感觉惊动了那个东西，搁放在S肩部的头颅猛然转了过来，我几乎窒息——那头颅上衬着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眼前忽地不住眩晕，耳畔狂躁地传来了早已熟悉却无法习惯的鸣啸声，本能的反应促使我双手捂耳抱头低吼起来。晖儿和S发现异状连忙将我扶住，不住的呼唤和询问，但在眩晕与耳鸣的夹击下已无法牵动意识，恍惚间S的身上好端端地并没有什么怪物，而手中的古镜也已不知去向。呼啸的警报声传来，身下的震动仿佛是在高速移动，白色……晖儿焦急的面容……不知什么时候，半梦半醒间，我似乎听到了晖儿的声音。“亦凡他怎么……”“那家伙命硬，嫂子你别急……耳水穿刺我不是第一次……”意识渐渐失去，漫天的黑暗再度袭来。疼痛，一阵难以名状的痛感再度唤醒了我，眼前出现了一张长着四条眉毛的脸。古龙笔下四条眉毛的陆小凤其实有两条是胡子，而在我面前却是如假包换的四条眉毛，原本好好的两条剑眉竟古怪地拧成了四条断眉。“别拿你小子那四条眉毛吓唬人。”我的声音听来飘忽的有些离奇。“切，活过来就数落人，早知道就在你耳朵上刺个乌龟了。”那张脸的主人闻言立刻开损，“中耳炎并发严重积水，不是我神针再世，恐怕你老兄就成贝多芬二世了。”这人名叫林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医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他分配到市中医院，凭着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和一手精湛的针灸技艺，很快就成为中医院有名的“神针”，晖儿一定是把我送进了中医院。“继续休息，睡你的大头觉，脑袋别动，我扎着针呢。”林岳此刻摆出一付主治医生的严肃模样，转身离去前又道，“这下你欠我一个人情，出院记得请吃饭，地方我定。”目送这家伙走出病房，那得意洋洋的背影令我哭笑不得，误交损友，这话一直是他挂在嘴边的，可怎么也觉得该我说才贴切。对了，晖儿在哪？S身上的怪物……又是一阵眩晕，意识再一次着魔般地消失在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眼前发亮？柔和的光线明亮但并不刺目，透过闭合的眼睑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几次的努力之后，生涩的双眼开启了细微的缝隙，一个闪着青黄色光芒的方形物体出现在面前。这是什么？是梦吗？眼前的物体如此真实地悬浮在半空，转头回顾四周，单人病房中一片漆黑，安静无比，门上的观察窗里透来走廊那昏暗的灯光。缓缓地眨了几下，终于完全睁开了双眼，方形物依旧悬在离脸部不足二十公分的位置。“呼……”那物体霍然旋转起来，一条条黑色的东西扭动着自其间出现，那是什么？大脑间尚未作出完整的反应，那数条黑色的东西竟似有了生命一般，如蛇扭动起来，倏然扑来。“啊……”张口狂呼间，我发现自己的喉头完全发不出半点声响，双眼和头部也仿佛在瞬间被无形的力量所围困，只能惊恐地听凭那黑色的小蛇尽数钻入眼中。疼痛并没有如预期般到来，方形物体不停地旋转着，蜂拥的黑色小蛇不断地鱼贯而入，头部不住地传来阵阵酸胀。“扑”地轻响传来，黑色小蛇似乎已完全进入了我的大脑，那方形物体凭空消失了，阵阵眩晕胀痛在头部不停回荡，眼前又微微亮起了一片青绿色的光芒，我渐渐分辨出光芒中隐约的影像，那是一条硕大的蛇形生物，在蛇首的部分是一个人的头颅，头颅上衬着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那是S身上的怪物！二、奇录“老公，很晚了，刚出院，你可要注意休息。”晖儿在身后温柔地抚着我的肩头。“嗯，也差不多了。”将思绪自沉沉中抽出，回头笑了笑，我关上电脑随着晖儿走出了书房。洗手池前，一蓬蓬冷水强烈地刺激着脑部的神经，身躯在那彻骨冰凉的洗礼下迅速紧绷，继而又疲惫地松弛下来。莫名的文字恍然自眼前闪过，伴随着噩梦般狰狞的脸再度袭击着虚弱的心智，我不禁干呕，酸涩的感觉顿时侵蚀开来。冷水继续发挥着某种治疗的作用，渐渐地身体恢复了平静。抹去满脸的水珠，洗漱镜内那苍白的面孔似乎正在提醒着我现实的残酷存在。走进卧室，晖儿关切的话语伴着轻柔的肩部按摩使感觉好了许多，但愿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错觉，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本就不需要这些额外的因素。忽地，一种奇怪的感觉将我包围了起来，心中莫名地焦躁感牵动着身体微微开始发颤。“亦凡，你怎么了，身体抖得那么厉害？”就在晖儿惊异的问话间，我的双手竟开始无意识地抓合抽动。“不……不知道，好像心脏不舒服，心潮得厉害……”古怪的冲击促使我慌乱地回答着，不自觉地站立了起来，开始快步在房内走动。“你别吓我，怎么了？你……”晖儿的脸色骤然苍白，面前的情景也许突兀得让人难以承受。“不知道……我……纸笔，需要纸和笔……”大脑似乎分成了两半，前者有如旁观般地看待思考着现时发生的一切，后者则无端地制造着怪异的意识，而此刻控制着身体的却恰好是后者。“亦凡，给你纸笔。”晖儿颤声说着，递来一叠白纸和一支水笔，并扶我在桌前坐下。能相信这要求是出于正常的需要，这便是晖儿带来的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即便连我自己都觉得现在的行为已近乎疯癫。手中的笔操戈似地在白纸上跃动开来，黑色的文字以从未见过的飘逸形态惊人地铺满了一张又一张的纸页。平静的另一半大脑审视着这些文字，这古朴十足的字形断不可能出自一个现代人的手中，但文字间的含义却又简洁清楚，粗粗看去并未奥妙到如何的程度。晖儿在一旁吃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并没有干涉或出声打断，只是在纸张不够的时候适时地添上一些白纸。“啪”，随着一声轻响，手中的笔无力地掉落在桌上，右手已不能动弹，若不是酸胀麻木的感觉在神经系统中游弋，几乎无法确定那条瘫软的手臂是属于自己的。布满文字的白纸在晖儿的整理下有序地排在面前，茫然地和她对视了片刻之后，凑近了翻动起那些纸张来。纸上飘逸的字体是一种较为工整的行书，水笔的笔触竟有着毛笔的神韵。首页上赫然书写着六个大字“闻风拾水录”，像似书名一般的古怪名字让人不禁愕然，难道冥冥
妺妺窝人体色777777来名医扁鹊为赵鞅看病。扁鹊出来，对家臣们说：“你们不要慌，他的血脉很正常，不会有什么危险。”家臣们都将信将疑。扁鹊说：“以往秦穆公也得过这样的病，昏睡七天七夜才醒。他醒来的那天，告诉大臣说，他是到天帝那里去了，感觉很快乐。之所以耽搁了那么久，主要是天帝留他做客。天帝还告诉他，晋国将有大乱，五代都不得安宁。大臣写下这些话，将它收藏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秦谶（chèn）’。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不用我多说。如今你们的主人的病和秦穆公一样，没事的，过两天就好了。醒来之后，他一定有话说。”过了两天，赵鞅果然醒来。他告诉家臣：“我去了天帝那里，与诸神游于天庭，听到仙乐飘飘，都是在人间没有听过的，非常动听，令我心旌神摇，兴奋不已。这时有一头熊冒出来欲要袭击我，天帝交给我一副弓箭，我一箭便将熊射死；又有一头罴（pí，棕熊）出来，我又一箭射死了罴！天帝十分高兴，赏给我两个竹箱子，还带着两只小箱子。我看见有个孩子站在天帝身边，天帝又送给我一只狄狗，说等我儿子长大了，就把这只狄狗给他。天帝还说，晋国也不长久了，就快要灭亡了，他思念虞舜的功勋，在恰当的时候会把舜的后代女子孟姚许配给我的子孙。”家臣将赵鞅的话记录下来，藏在府中。过了几天，赵鞅出门，有人挡在路中间，要求面见赵鞅。赵鞅一看，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但又记不起是在哪见过。那人要赵鞅屏退左右，说：“您见天帝的时候，我就在天帝身边站着啊！”赵鞅仔细一想，确实是有这么个人，赶紧问：“您来这里是有什么要指教我的吗？”那个人说：“您还记不记得，天帝让您射熊罴，您把它们都射死了？”赵鞅说：“记得。”那人说：“晋国将有大难，天帝让您灭掉两位卿，他们的祖先就是熊和罴。那个小孩就是您的儿子，狄狗是代王的祖先，您的儿子将来必定占有代国。至于那两个箱子，意味着您的后代将会进行改革，穿着胡人服装，吞并狄人建立的两个国家。”那个人就是本书第一章说到的姑布子卿。后来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将姑布子卿的话一一应验。到了公元前311年，也就是秦惠王去世那年，赵武灵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处女在他面前边弹边唱：“美人荧荧兮，颜若苕（tiáo）之荣。命乎命乎，曾我无嬴！”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美貌的女子光彩照人，有如盛开的紫云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什么花儿都比不上我嬴氏漂亮！赵武灵王醒来后，对这个梦念念不忘，多次在喝酒的时候向人提起，而且将那女子的模样描述得活灵活现。大夫吴广听说后，托人将自己的女儿娃嬴送进宫。赵武灵王一看娃嬴，脱口而出：“正是她！”于是将她收于后宫，不久便立为王后，也就是惠后。据司马迁介绍，娃嬴就是当年天帝许给赵氏家族的孟姚。这种说法究竟有何根据，估计连司马迁也说不清。因为这个传说，赵武灵王后来废除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惠后的儿子赵何，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在赵武灵王心中，对赵章多少还是有些内疚的。公元前295年春节，群臣进宫朝觐赵惠文王，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坐在朝堂上听政，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众人。只见长子赵章身材高大，与自己相似，却要向北面叩拜，向弟弟俯首称臣，样子十分委屈。赵武灵王不觉心生同情，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脑子里。何不将赵国一分为二，就让赵章在代地称王呢？出现这样的想法，说明赵武灵王一代枭雄，却又不过是个家长里短的老头儿。古往今来，分家可以，分国却是闻所未闻。心疼一个儿子就将国家一分为二，如果心疼十个儿子，难道就将国家一分为十吗？赵武灵王把这事儿跟肥义说了，肥义大吃一惊。赵章桀骜不驯，已经有人给肥义打过预防针了，现在赵武灵王还要扩大赵章的权力，分裂赵国，这到底是要唱哪出啊！他明确表示反对。赵武灵王也不着急，说：“你先想想，这事我也仅仅是有个想法，还没有最终下决心。”春节过后，赵武灵王就带着赵惠文王前往沙丘（今河北省平乡）游览。他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小儿子好好说说，让小儿子理解他的决定。毕竟，小儿子现在是赵国的主人，如果他不同意，事情就不太好办。赵武灵王没有想到，他这边为赵章想方设法争取权力，赵章却已经急不可耐，正在和田不礼商议要发动政变，杀死赵惠文王。当时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在沙丘都有行宫，没住在一起。有一天，赵武灵王正在寝宫中看书，突然听到外面喧闹，刚想叫内侍出去看，只见田不礼顶盔贯甲，带着一群武士闯了进来。赵武灵王大怒，将书甩到地上，喝道：“田不礼，你这是想干什么？”田不礼一直走到赵武灵王面前，单膝跪下，说：“启禀主父，城里发生了叛乱，安阳君担心主父的安全，特命下臣前来护驾。”“叛乱？”赵武灵王吃了一惊，“谁敢叛乱？”“大王。”“胡说，大王怎么会叛乱？”“大王即位已经四年，早就不甘受主父制约，所以叛乱。”田不礼说着，人已经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这个地方已经由安阳君的人保护起来了，请主父放心。”赵武灵王怒道：“我要他保护什么？你赶快带走你的人，我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田不礼头也不回地说：“不行，您不能出去，外面有危险。”随着宫门被缓缓关上，赵武灵王孤零零一个人呆坐在地上，这才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赵国的主父，已经被儿子囚禁了。与此同时，一名使者来到赵惠文王宫中，宣召他去主父宫中谈点国家大事。赵惠文王刚要出发，高信拦住了他，说：“相国早有交代，如果主父宣召大王，必须先通知相国。”赵惠文王说：“为什么？”高信犹豫了一下，说：“相国认为安阳君怀有谋逆之心，担心大王的安危。”赵惠文王想了想，说：“那好吧。”于是派人通知肥义。肥义过来后，对赵惠文王说：“让老臣陪大王一起去见主父吧。”肥义和赵惠文王同坐一辆马车，来到主父行宫门前。肥义说：“请大王在车上稍等片刻，老臣先进去向主父请安。”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驾车的高信。高信握了握腰间的佩刀，又看了看跟随他来的几十名骑士，朝肥义点了点头，意思是您放心，大王就交给我了。看着肥义拖着老迈的身躯，颤颤巍巍地走进行宫，赵惠文王的眼睛突然湿润。这位赵肃侯时代留下的老臣，曾经坚定地站在赵武灵王身前，为推行胡服骑射而甘当铺路石，现在又为了维护他的安全而甘为前驱，以身试险，叫他如何不感动？可是事情真的有那么危险吗？赵章平日里虽然狂妄自大，在主父面前却总是毕恭毕敬，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难道敢挟持主父？这行宫，从外面看起来还是一如往日的平静，落日的余晖洒在宫墙上，温暖而宁静，看不出任何阴谋的气息。但愿是肥义多心了。赵惠文王正这么想，肥义就又出现了。肥义还是颤颤巍巍地走出来。肥义虽然叫肥义，身形却十分消瘦，一阵微风便将他花白的胡须吹起。他只走了两步，颓然倒地，背上赫然插着几支箭，鲜血已经将整个背部染红。赵惠文王觉得喉咙干涩，刚想出声，一支长箭从宫中射出，稳稳地钉在车辕上。紧接着从宫门冒出一群黑衣武士，以极快的速度向着马车冲过来。高信二话不说，打马便走。他带来的数十名骑士显然训练有素，有一半人自动拦在宫门口，与黑衣武士杀成一片；另外一半则紧跟在马车后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保护圈。赵惠文王回到他自己的行宫，立刻命令集结军队，交由高信带领，向赵章发动反攻。公子成和李兑在邯郸闻知政变，也率领军队赶来，还调集四周各县的地方部队前来护驾。赵章的党羽很快被打散，只剩下他和田不礼带着一些人还坚守在主父行宫。眼看行宫的大门就要被撞开，赵章情急之下，竟然冲进赵武灵王的寝宫，一把抱住赵武灵王的大腿，号啕大哭起来。“你这是怎么啦？”赵武灵王问道。“父亲！”赵章带着哭腔喊道，“大王要杀我，大王要杀我！”“不会吧？”赵武灵王神色木然地说，“刚刚不是你叫田不礼带人包围了这里吗？是你想杀你弟弟吧？”“啊！不是，不是这样。”赵章一个劲否认。“你这又是何苦呢？其实我已经跟相国商量，要把赵国的一半划给你，让你在代地称王，可你……”赵武灵王说着，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父亲！”赵章只是大哭，“您一定要救我，不要让大王杀了我，我是您的儿子啊！”“可是，如果你得手了的话，你会不杀你弟弟呢？只怕连我这把老骨头都不会放过吧！”赵章听到这话，抬起头来看着赵武灵王，摇头说道：“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对您下手？我只是想要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我才是赵国的太子，我又没犯什么错，父亲您为什么就要剥夺我的地位，让弟弟后来居上呢？”赵武灵王默然不语。这时，门外传来田不礼临死前的一声惨叫。公子成和李兑带着人走进来，看到赵武灵王在这儿，赶紧退后几步，说：“安阳君叛乱，下臣特意赶来救驾。”赵章吓得浑身发抖。赵武灵王思索了片刻，问道：“叛党都剿灭了吗？”公子成说：“都剿灭了……除了安阳君。”赵武灵王说：“那就好。安阳君该怎么处理，由我亲自来决定。你们先退下吧。”公子成作了个揖，就想退出。李兑暗中踩住他的脚，不让他走。公子成蓦然省悟，说道：“请主父将安阳君交给下臣。”赵武灵王说：“你说什么？”公子成说：“主父早已经将国政交给大王处理，下臣要将安阳君带到大王面前，接受大王的审判。”赵武灵王气不打一处来：“我如果不交呢？”公子成说：“那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说着他挥挥手，带人退出了寝宫。《史记》记载，赵章最终在赵武灵王的行宫中被杀。此后公子成被封为相国，号称安平君。李兑也不错，被封为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至于赵武灵王，他的结局只能用“悲惨”二字来形容。赵章被杀之后，公子成和李兑商量：“因为安阳君的缘故，我们包围了主父。按照赵国的法律，这是要满门抄斩的。”两个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主父行宫彻底包围起来。而且将宫女和内侍全部赶走，只剩赵武灵王一个人待在宫里，想出又出不来，又得不到食物，只好掏鸟巢里的雏鸟出来生吃。这样围了三个月之久，再派人进去打探的时候，赵武灵王已经不知道饿死多久了。赵武灵王这个人，历史上评价很高，关键是胡服骑射这件事很让人佩服。真正的改革，从来就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把戏，而是大刀阔斧地向旧制度、旧习俗挑战。如果拘泥于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什么邪路不可走，那就不用谈改革。要知道，历史是在不断进步，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现在见了官老爷不用下跪，还可以时不时对政府发发牢骚，在一百多年前的人看来，已经是走在邪路上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武灵”这个谥号，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赵武灵王的一生。谥法：克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赵武灵王一生东征西讨，武功赫赫，把赵国打造成了一个足与齐、秦抗衡的强国，却在处理家务事上优柔寡断，毫无章法，以至于父子二人都不得好死。用司马迁的话说：“岂不痛乎！”【上兵伐谋：把问题丢给对手】公元前632年春天，晋文公率领晋国三军从绛都出发，按计划讨伐曹国，以牵制楚国军队，救援齐、宋两国。晋国人再一次采用假道伐虢的手段，派使者到卫国请求借道。卫成公当然清楚晋国人的意图，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同意晋国的要求，让晋军从卫国通过，等晋军消灭曹国后，回师途中再顺手消灭卫国，易于反掌，今日的卫、曹两国就是当年的虞、虢两国——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如果不同意晋国的要求，晋文公正好借题发挥，给卫国扣上一顶“不合作”的帽子，名正言顺地派兵攻打。卫成公权衡再三，决定不答应晋国的要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晋文公立刻改变进军路线，迂回到卫国南部渡过黄河，将主攻方向放到卫国，只派少量部队袭扰曹国，以防止曹军在晋军身后搞破坏。晋军气势如虹，几天之内便攻下了五鹿。对于晋文公来说，五鹿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想当年，他从翟国出发，流亡到卫国，被卫文公拒之城外，饥肠辘辘之时，在五鹿的田野里向农民乞讨饭食，农民毫不客气扔给他一块泥巴，狐偃马上跪下说：“这是上天赐给您国土！”没想到一语成谶，十二年之后，晋文公果然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五鹿。野史记载，在感激狐偃之余，晋文公甚至没忘记找到当年向他扔泥巴的农民表示感谢。自古富贵宽容，穷酸刻薄，能够善待昔日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贵。同年二月，中军元帅郤（xì）谷因病在五鹿去世，先轸由下军副帅调任中军元帅，胥臣臼季接任下军副帅。《左传》强调，进行上述人事调整的主要依据还是各人的德行。三月，晋文公和齐昭公在卫国的敛盂举行会晤，结成了同盟。在巨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卫成公再也坐不住了，派人跑到敛盂请求和谈，遭到晋文公的拒绝。“寡人先礼后兵，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你们却一直拖到现在才来求和，不觉得晚了点么？”他一边剔着指甲，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看都不看使者一眼，“回去告诉你们的国君，洗干净脖子，等着寡人来取他的头颅。”晋文公这样做，并非为了吓唬卫国人，而是另有深虑。卫国正好处于齐、晋两个大国之间，北边是狄人部落，南边则有宋、郑两国。晋文公想救援宋国，必须先征服卫国；想联合齐国，也必须通过卫国；想控制中原的心脏——郑国，也必须先控制卫国。换而言之，晋文公如果想称霸天下，卫国就是门户，必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太轻易答应卫国人的和平请求，则卫国人得之愈易，愈不加珍惜，势必朝三暮四，与晋国貌合神离。因此，必须要给卫国一个深刻的教训，使卫国人从心理上彻底臣服于晋国。你想战便战，想和便和，没那么容易。卫成公急了，战又战不过，降又降不成，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主动投靠楚国。而楚成王也正想利用卫国来牵制晋国。收到卫成公的求援信后，他二话不说，马上请同盟的鲁国自东方出兵西进，楚军则自南方北上，兵分两路救援卫国。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听到卫成公投靠楚国的消息，卫国首都的居民（国不干了。在他们看来，楚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晋国同宗同种，既是近亲，又是近邻，必须亲善。在一小撮人的撺掇下，国人们居然以下犯上，群起而攻之，将卫成公驱逐到襄牛去居住，并且推举代表前往五鹿向晋文公再度请求和谈。与此同时，楚军的救援部队遭到晋、齐、秦联军的阻拦，不能继续北上；而鲁国派公子买率军进入卫国，也因卫国的政变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鲁僖公突然害怕起来，他似乎有某种预感，觉得晋国很有可能在这次中原混战中获得胜利。若果真那样，为了救援卫国而得罪晋国，实在是得不偿失。但部队已经派出去，现在下令收回的话，楚成王又肯定很不高兴。如何是好呢？任何看似进退两难的问题都难不倒缺德的人。鲁僖公很快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把军队撤了回来，以示不与晋国为敌；又杀了公子买，派人将人头送给楚成王，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救援任务，擅自回师，寡君十分恼怒，但是也没办法，只能杀了公子买，拿他的人头来向您请罪！”《春秋》记述此事：“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说公子买奉命保卫卫国，没有完成任务，被刺杀。这个说法与鲁国官方的说法基本一致，但史官的笔毒见于一个“刺”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本来可以大大方方用个“杀”字。然而鲁僖公要公子买死，名不正言不顺，实为陷害忠良，滥杀无辜，但又不能明说，因此用个古怪的“刺”字，留待后人去猜想。我想说的是，一个缺德的领导背后，总有一批倒霉到随时准备背黑锅的下属
飞，大家会相继去穴居的。这事不用刻意去做，只有在自然而然形成的状态下才能体验到真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石器时代有毛巾、被褥、衣服这些东西吗？”“当然没有了。”“那您为什么穿着衣服呀？给灾民发放的毛巾您也不应该收，您为什么收了呢？”“没事，这不要紧。”“为什么呢？您这不是背叛了这种难得的自然状态吗？”“没事，不要紧的。早晚有一天，就没东西可接了，到时候，大家都会裸着身子。”“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会胜利吗？”“日本一定会胜利。‘有’这种思想倾向就应该灭亡。‘无’的思想是不会输的。”“当然了，没什么能比‘无’更糟了呀。”“不，‘无’会灭了‘有’。”亮作无力的双眼中闪着诡异的光芒，中的毒似乎越来越深了。美军对日本各个都市的轰炸大致告一段落，夏天来了。由于美军即将登陆伊豆半岛（尤其是伊东地区），人们可说是闹翻了天。这里地形本来就适合登陆，又是铁路的终点，于是一些好像煞有介事的流言就传出来，说敌人要把这里当成基地，向东边打到首都去，于是当地的人们也开始相信这里就是双方在日本本土的第一战场。仿佛是从侧面证实这一传言似的，有一个师团[9]在伊东四周的山上到处挖洞，想偷偷藏起来埋伏着，等着敌人上岸。亮作也被强制拉去用吊网搬运沙土了。山鞍上的小道从伊东延伸出来，通向四面八方，小道上挤满了搬着财物打算逃离这本土第一战场的人们。处处可见有人在用亏本价甩卖别墅，却没有人买。野口也放弃了。就算伊东不是本土第一战场，太平洋沿岸离东京这么近，迟早也会变成激战之地。这附近整片山，整片海肯定都会喷出烈火，整片天空肯定都会飞着导弹。所有的房子、树木都会被炸飞，只剩下放眼望去被掀了个底朝天的土地。住在这种地方，简直就是自杀。出人意料的是，因为野口自己在轻井泽还有别墅，所以很轻易就放弃了伊东的别墅。野口只能在被炸飞前卖掉别墅，躲到轻井泽去。就算便宜，也比白白被炸飞强。虽然别人家的别墅都没卖出去，但他却很有信心能把别墅给强行推销出去。野口冥思苦想：亮作那个从不离身的包裹里到底有多少钱呢？“梅村，我们打算撤到轻井泽去。您不考虑考虑买下这别墅吗？带土地，带温泉，只收您一万日元。简直就跟白给没两样，不过是卖给您嘛，一万日元我就出让了。”亮作一直在外搬沙土，对城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别墅的那帮人乱作一团，他们把别墅和带不走的东西都以超低价甩卖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买，因为镇上的人都深信敌人会登陆。亮作并不是不相信，他只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才能保持淡定，看着所有的人渐渐迎来穴居的命运。亮作一直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当时他的家被烧毁，最难过的就是无处安身，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悲伤了。因为成百上千万的同胞都跟他一样了。然而，亮作并不是不想要。亮作想着，如果自己以超低价买了别墅，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避开战祸。到时候他现在的命运就整个反过来了，他可能是少数有家的人之一。跟镇里的别墅不同，野口的住处在平原的尽头，孤立在田地之间，说不定有可能免遭轰炸。说不定，他可能会成为这镇上唯一有家的人。这么想来，亮作又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野口开的价太高了，他憎恨野口如此狡猾。“比这大十倍的气派别墅才卖五千日元，就算这个价钱都没人买。想想也是，一两个月以后，别墅就会被炸个灰飞烟灭。租住一两个月顶多也就一百日元房租，你的房子也就三十日元吧，三十日元都算贵的了。”亮作残酷地笑着。“您别开玩笑了。我这别墅跟那些会消失的别墅可不一样，我这可带着土地和温泉呢。就算几十吨炸弹炸下来，也不能把它们怎么样。”野口皮笑肉不笑地还嘴。野口心想，看来他身上没有一万日元，这价钱可能太高了点儿。于是又看似愉悦地继续这场专横霸道的谈判。“您可别多心呀。打个比方，光是别墅的话，即便是玉楼金殿可能也没有人买。现在我们被敌人逼得山穷水尽了，对我们而言最大的财产是什么？不用说，就是能自给自足的土地呀！是田地，明白吗？现在虽说是这种情况，但是等以后恢复和平了，田地就会跌价。到时候什么能卖高价呢？这片土地上首先排在第一位的不就是温泉吗？伊东镇上可能家家户户都有温泉，但温泉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这里的温泉可是自喷温泉呀！伊东可没有几处自喷温泉呀，那些大部分都是用泵抽上来的。把现在最大的财产和未来最大的财产合二为一，而且不管是空袭还是舰炮轰炸，这都是绝对不变的财产。这卖一万日元还太贵吗？我是跟您熟才这么便宜就让给您。不管是谁，听了这一万日元的价格都会扑过来的。而且，要是素昧平生的人，我也不会一万日元就卖了的。恕我直言，您现在家也烧没了，一无所有，我是想多多少少为您尽一份心呀。一旦咱们分开了，就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了。于我而言，这是最后的友情。虽说我非常想把别墅免费送给您当临别的纪念品吧，可惜我的家也被烧了，没法这么大方呀。”“就近代战争的登陆地点来说，激战后都是满目荒凉，山的形状，河流的走向都会改变。没有草，没有木，没有鸟，没有虫，什么都没有。伊东镇在哪儿，应该都找不到了吧。您这块地到时候没变成河流或是沼泽就不错啦。想要以温泉镇的身份复活也得花个二十年吧。那时候，估计我都已经死了吧。”亮作又残酷地笑道。“这样一来，日本就亡国啦。”野口反击道。“日本会在失去一切后取得胜利。回归太古，到达太虚，新世界的黎明将会出现。日本是太虚，是太阳，是新世界的盟主！这是《记》《纪》[10]里预言过的，是历史的必然！”“但愿如此吧。话说梅村，就算您藏在洞穴里过日子，人也得吃东西才能活下去呀。在洞穴里过日子可没有配给拿呀。没有自己的田地，您要怎么办呢？这块地可是既有鸡棚又有鸡呀！就日本现状来看，岂不是跟王侯贵族一样吗？！首先，我要是把这别墅卖给了别人，您就会被从鸡棚里赶出去。可没有人会打包把您也买下来呀。”这一下戳到了亮作最痛的地方。如果真有人来买，亮作难免会被赶出去。然而亮作没有退缩。“好啊，请吧。请您去找别人买吧，不必顾虑我。我好久没去听戏看戏了，我还真想看看拿一万日元买这房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呢，就让我最后乐一乐，从鸡棚撤了吧。”看来一万日元够呛呀，野口想。自己凭着街边摊抬价的手法先定了一万日元，确实太高了，这个价钱不会有人买。因为不担心被赶出去，亮作才会有机可乘，如此嚣张。“那我就真的卖给别人了？”野口脸色微变。“嗯嗯，请吧。我都快忘了乐是什么滋味儿了。”“有人出五千日元，我拒绝了。不过，我也不想拿命换钱，所以比起被砍价，我更怕耽误时间。您好像认为别墅接二连三在卖，不会有人买我的别墅，在这大战的生死关头，也有精于算计的商人呀。我也是相当震惊了，居然有到处买别墅的人。”“我之前听过类似的事。不过，就我听到的而言，更像是到处捡别墅而不是买别墅呀。因为没必要到处买，很多人都扔下别墅逃命去了，据说只要给点搬家费，他们就会很高兴地卖给你。”看来大家都知道了。野口恨那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主要目的还是做成这笔买卖，哪怕能卖贵一分钱都行。“您好像又误会啦。别墅当然是免费的，但我这钱不是别墅的钱，而是田地和温泉的钱。”“这样的话，就一千日元吧，这价可能还高了点儿。”“这田地跟温泉才值一千日元？！”“嗯，一千日元。”“您是怎么算出这个价钱的呀？！麻烦您教教我，我学习一下。”“假设敌人两个月以后登陆，别墅两个月的租金是六十日元。要是敌人四五天以后就登陆的话，这些钱就全赔了。等到两个月以后，这里有十几年都会是荒芜的沙漠，土地和温泉也不值钱了。值钱的只有这三十来只鸡，还有现在田里长的那些蔬菜而已。这些按贵了算，加一起最多也就一千日元。如果还没吃完敌人就登陆了，那也就全赔进去了。考虑到这些再折半的话，五百日元应该合适吧。”“您又砍掉了五百日元？！”“嗯，是这样。就算这样我还嫌贵呢。”“您还要砍？！”“嗯。”“砍到多少？！”“也许明天敌人就会正式打过来。也许今天晚上，不，大岛[11]附近已经能看见敌人的舰队了，说不定下一秒空袭警报就会响。”“原来如此，所以呢？”“免费。”“您要免费拿走是吗？哎呀，我真是荣幸之至。不巧，到时候我得吃鸡跟蔬菜，不能双手献上。”“我一千日元买了吧。”“哈哈，您要买是吗？出一千日元呀。”“嗯。要是我刚买下敌人就登陆了，也就算我倒霉。我不能放弃，放弃了就输给这场战争了。虽说这一千拿来当鸡棚的租金是有点贵，不过都拜托您照顾这么久了，就当是给您的谢礼吧，我就不再杀价了。”“原来如此。真是受益匪浅，居然有这么多种算法哟，我真佩服您呀。不过我很奇怪，您怎么就没再往上爬一爬呢？您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一千日元的东西定成十日元，自己还能把这笔账对上。您是一个能把方的说成圆的，还能把道理解释明白的人。就算您把白的说成黑的，也肯定能证明其中缘由的。您这么会算计，怎么一辈子就这么穷呢。梅村，您明白为什么吗？您为什么会穷呢？您明明想怎么算就怎么算，是吧。因为呀，您那一套算法只对您自己有用。世人不吃您那一套。方的就是方的，白的就不可能是黑的。”“不能按照公式来，因为现在在打仗。世事难料，这句话您该不会忘了吧。”“您又用世事难料这种巧妙的说辞来轻易下定论，编出一套自私自利的话来哄骗人了。不过，这样人生就太没意思了。对吧，我打个比方，您买了房子，就算不是战争时期，房子也可能在哪一夜失火烧掉。您买了温泉，温泉可能会因为地底发生变化，突然冒不出来水了。您买了牛，牛可能第二天就死了。要按这个道理讲，五千日元的东西不都能说成一千日元、五百日元、免费吗？不过，按道理讲，确实也有可能免费。因为买下的当天，就可能烧了，死了。我说您，不能仗着这种道理来为人处世吧？”“不，能的。是您把平时和战争时期搞混了，做了假账。这是一个大家丢掉别墅逃命的时代，是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在渐渐失去价值的时代。您算的这笔账才是自私自利呢。”亮作的眼睛散发出诡异的光芒，嘴巴抽搐着喷着白沫。他近乎疯狂地确信着。野口不慌不忙，错开了争论的焦点。“我是这么想的。只要日本没有灭亡，人类没有灭绝，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希望就会寄托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如果一无所有，就悲哀至极了。因为谁都说不好以后还有没有给我们薪水，给我们粮食的机构跟体制呀。要是一无所有，就只能像过去的野武士[12]那样靠当强盗谋生了。您这把年纪，强盗也做不了啦。我可不是在跟您开玩笑呀。只要是日本人就肯定会感到这种不安。到那时候，如果有田地和温泉，哪怕强盗横行，也偷不走田地和温泉呀。在这场悲惨的战争中，拥有田地和温泉不就是生存的价值吗？这房子也不一定会被毁呀。就是说，房子可能会被毁，可能不会被毁。人必须要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快乐的事。不过，我这可不是给梦想开价。这田地和温泉是五千日元，面积有六千坪，这一坪还不到一日元呢。恕我无礼，您这一辈子，如果不是战争，做梦都不会有六千坪的田地和温泉吧。这可是人皆称羡的温泉呀！是只有少数阶级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呀！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请您自行选择您的命运。五千日元我就卖。您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吧。”亮作从不离身的包裹里有七千多日元，这是他在野口手底下做事这五年来攒的钱。如今一切都靠配给，基本上不用什么生活费，信子和克子有姨姥姥的资助，也不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所以亮作就迅速攒到了这么多钱。他最害怕的就是老后孤独一人。这份恐惧的根源来自他一无所有，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没有才能。而且，他已经五十岁了，更何况，他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买下这处别墅。能拥有房子、田地甚至温泉，简直太棒了！说不定只有这犄角旮旯的房子能免遭战祸，他自己也真的觉得这房子会有幸存活。就算房子没了，只要有这片田地在，他就能过上安稳的晚年。如果他没有钱，他可能会为了买下这处别墅而去当小偷。不巧他正好有能买别墅的钱，所以才不想掏钱。他感觉很失落，像是这笔钱要被骗去，要被偷去似的。不过，即便如此，有房子，有田地，有温泉也没什么不好。自己从没想过会有这一天。亮作期待得快要上天了。美妙的人生，美妙的战争！他那要哭不哭又皱巴巴的脸上浮起了暧昧的笑容。“那，我两千日元买下吧。”“您说什么呢，我要不是着急逃难，也不会这么点钱就卖了呀。现在五千日元能买什么呀？我不该跟您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的人谈这个的。我也是一路摸爬滚打才终于得偿所愿，拥有这处别墅的。您要是想用一点点钱来玷污我的别墅，我还是放把火烧了它更好。”“我这不是玷污，我没有钱。”“那就请您别再说了。没钱的话，就没什么好谈的了。”“那我们三千日元成交吧。”“谁跟您成交啊？”“我只有这么点钱。”“所以我都说了，要是没钱，您就别再说了。”“您真卑鄙。”“我怎么了？”“您既然跟我这种住在鸡棚里的人谈买卖，就应该把成交金额控制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啊。”“我不跟您争。您要是律师，杀人犯该有多开心啊！恐怕小偷和诈骗犯都是正当职业啦！债权人倒成了罪人了。”“您是要嘲讽我才跟我谈这笔买卖的吧。若是如此，您可真就是罪人了。”“被您说成罪人，也比被您称作善人来得好。”“您给我尝一点甜头，让我满心期待，又把我推落到谷底。之前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还能满足于鸡棚的生活，像这样把我一把捧上天，又推我下来，我就没有之前那种平和的心境了。您害我绝望了。就像是折断了我的手脚再把我甩开，然后命令我：来，干活吧，活下去！您这是要把我怎么样啊？”“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只会卖了这片土地和房子，撤到轻井泽去。”“那，两千五百日元，请把一半土地，一半房子，一半温泉卖给我。”“等我找到另外一半的买主吧。”亮作皱起脸，肆无忌惮地掉起眼泪来了，他哭诉道：“我已经忘了那些悲痛的过去了。不忘掉那些悲痛的过去，如何在鸡棚里活下来呢。我拼了命努力，才总算习惯了这跟蛆虫一样的日子。我不顾脸面，终于建立起了一种没有希望也能活下去的心境。这些就是我全部的财产。您拿走了我全部的财产，于是那份早已忘却的悲痛，不，比那还要更剧烈的悲痛砸进了我的心里，这悲痛就像火球一样在我的身体里滚来滚去，疯狂乱窜。就像三月十日那场可怕空袭的火焰烧着我的后背，步步紧逼着我！我该怎么办才好？！比三月十日那场空袭还要可怕的舰炮轰炸声正在我脑海响起。整个天空布满烈火，山摇、岩碎、地裂，到处都喷着火！所有人都抛弃了我，我已经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呀……”亮作喉头哽咽，突然哇的一声哭倒在地。野口不知怎的，觉得亮作有些可怜。野口心想，虽说三千日元只够拿来当临别赠礼，不过别墅迟早都会被毁掉，以三千日元卖掉也比丢掉好。然而说实在的，野口就算想试着同情亮作也没用。在战争这冷酷恶魔的道路前方，等待大家的都只有命运而已。谁都无法凭借自身的意志逃脱，谁都不知道自己一小时后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同情别人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的愚蠢行为。“哭什么，战场又不是只有这里。或早或晚，全日本都会变成这样。我真羡慕您的处境，还能有机会贵呀便宜地挑三拣四。”“那，我就豁出去了，一口价，四千日元。请四千日元卖给我
，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法，他把这一万多朝鲜士兵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也算是恶有恶报。最后该南路了，也就是清河路。指挥官李如柏，他的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会打，比较扯淡。他是个纵情声色，饮酒无度，怯懦愚蠢的家伙。他领兵出虎栏关时听见螺声，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杀来。李如柏忙下令撤军，士兵也以为后金军杀来，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没有敌军，只有后金侦察兵二十人，他们见明军出关，就通过螺声告诉努尔哈赤，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至此四路明军一个不剩。随着后金军的完胜，他们的强大表现足以向当时的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最强大的陆军。萨尔浒之战中几乎每一场战斗明军都是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往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一直想着用大炮把后金军炸死的明军压根儿对于能冲到眼前的后金铁骑没有心理准备，心理防线一被突破，被干掉就是在所难免了。随着八旗的世袭罔替，到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满族骑兵就已经丧失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勇气，而属于大清的蒙古骑兵依旧有这股血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就是这样，三万蒙古骑兵冲向六千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用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将三万蒙古骑兵打得死了一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只死了四个人。假如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火炮和火枪能有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的一半火力，后金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努尔哈赤则跟突厥、柔然等犯边的部落酋长历史地位相同，至于什么康乾盛世则压根儿不会发生。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与盔甲也有关，明军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现在他们阅兵时的导弹也是用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八旗军几乎人人都披精铁制成的铠甲，他们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这也是为什么八旗军在战争中很难被明军杀死的原因。人难以超越时代，既然武器和盔甲都不够强大，那么就应该在战法上改进。萨尔浒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朝滥用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不能随便用的，得把以下七点考虑周全，才能使用：（一）地形因素制约部队机动能力，在“分进”时要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如果各“分进”队伍消息不畅通，就会出现萨尔浒之战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统帅，应尽量让部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之地上“分进”。（二）不单纯用人数衡量分进合击的胜利概率，而应根据自己“分进”的每一队在没“合击”前遇到一股敌人后的胜算来判断胜利概率，决定是否用分进合击。（三）从理论上讲，分兵会造成一路或几路弱势，只有当各军会合时弱势才会小，所以要让部队提高机动性，快速进军，缩短“分进”时间，为此最佳办法就是加大骑兵比例。（四）分兵不是均分，如此战明军均分四路兵力，结果在任何一路都处于绝对弱势。（五）分进合击，重在合击，要精确计算各部队行进所需时间，然后精确安排各路人马出击时间。（六）明确各部任务。统帅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说你去打吧，而应明确在多长时间行军多远距离，占领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遇到敌人应追击还是就地防御。（七）必须考虑行军时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在友邻部队遭攻击时就可去进攻敌人的纵深，来他个围魏救赵，友邻部队脱离险境，自己也能立战功。这些明军一个都不考虑，不败才怪！此战明军损失惨重，军官310人殉国，士兵45870人殉国。大明的国威也受到极大挑战，这是明清历史的转折点。此战后明与后金攻守易势，明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转为进攻。努尔哈赤在战后放声大笑，他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兵分四路来战，蒙古、朝鲜各国听到此战我军的胜利，如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兵分四路来灭明军，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多将广。如果以为我们就是以一支部队分四次揍明朝，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强马壮。总而言之，胜报闻于四方，没有不说我们强大的！”乾隆说此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嘉庆在来到自己祖先鏖战的萨尔浒后赋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瞬间崖头方破队，斐劳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由于此番叶赫部出兵帮助明朝打自己，明朝大军撤退后，努尔哈赤率大军，集中力量进攻叶赫。努尔哈赤立下誓言：“不克叶赫，誓不回师！”叶赫部两大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挖空底下后叶赫部两座城池的城墙倒塌，后金军攻入城中。金台石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孤城无援，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保证后，便出降。努尔哈赤为防止叶赫东山再起，就杀了布扬古，叶赫部遂告灭亡。至此努尔哈赤彻底统一女真，统一东北，吉林、辽宁东北部、黑龙江、俄罗斯远东地区尽数成为努尔哈赤的地盘。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我叶赫那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建州女真。”二百四十年后，叶赫部的女子叶赫那拉·杏贞垂帘听政，主宰清国四十八年，死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皇后谥号，简称“慈禧太后”。慈禧死后三年，清朝灭亡，主流说法认为慈禧执政无能最终导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清国灭亡，真是因为慈禧吗？这将是本书最后一卷要交代的。第四章熊廷弼守辽德国陆军元帅冯·施利芬说：“如果不把部队分隔开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区。”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对开原发动了进攻。而此时开原的防守却十分松懈，主官韩原善不在开原，推官郑之范看名字是个政治犯，但其实这厮是个贪污犯，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将领马林是戴罪之身，他在萨尔浒之战逃跑，朝廷正在追查此事，他根本没心思守城。底下的官兵几个月领不到军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个月都领不到，各军士兵于是把衣服卖了换钱买吃的。马没有草料，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士兵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努尔哈赤直抵开原城下，马林慌忙登城守卫。后金八旗军一面在西南北三面攻城，布战车，树云梯，鱼贯而上，杀得城上守军溃散，一面在东门布重兵，进行血战。由于后金内应在城内开门，后金军冲入城内，郑之范仓皇逃窜，后因战败被捕，死于狱中。马林在激战中阵亡。城破后努尔哈赤在开原杀七万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努尔哈赤拿下开原后，与开原互为犄角的铁岭就成了下一个目标。那么努尔哈赤的对手，铁岭守将李如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在北京，他喝多了后放枪放炮玩闹，声音惊动大内，因为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所以一个处分就过去了。这种人守铁岭能有什么好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李如桢此时压根儿就不在铁岭，他躲在沈阳，此时的铁岭根本没有守将。努尔哈赤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率后金军猛攻铁岭，明军用火炮和矢石给了后金很大杀伤，此时被后金策反成功的参将丁碧打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铁岭失守，明军殉国四千人。开铁之战战败后，万历皇帝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文武双全，能在骑马时拈弓搭箭左右开弓，他来到辽阳后，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二，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三，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熊廷弼在给万历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有四种兵，一种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在部队里空耗饷银，装死扮活，就是不肯出战。第二种叫额兵，开原这一道兵全额已经亡了。第三种叫募兵，都是临时招募的无赖之徒，这帮人打仗还能靠得住？刚听到警报就能跑一半。第四种叫援兵，也就是别的地方来援助的，谁肯把好的兵来援助，因此来的都是次品。现在的一万多匹马，大多是瘦弱的马匹，这是因为许多士兵故意少给马草料，设法把马弄死，这样他们就可以当步兵了，以免出战。现在士兵所拿的弓都是断了弦的，箭镞嘛，更应该叫箭，因为已经没有镞了，刀都缺一块或很钝，枪的枪头都秃了……各部队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跑的每天都有上百人。”（《熊襄愍公集》）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欠饷，许多士兵居然靠卖弹药库里的火药来谋生，“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此时真可谓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收复失地、剿灭后金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万历皇帝批复熊廷弼说：“卿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熊廷弼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犒劳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努尔哈赤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挥舞着马鞭指点地形，他说：“这可以扎营，那可以设伏，那可以打仗。”故意让后金间谍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随后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趁着努尔哈赤瞎忙活的时候，大修辽阳城，辽阳防卫空前加强。随后，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熊廷弼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每路三万人，各路相互策应，敌人小股来犯，就自己解决，大军压境，就互相支持。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主攻。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熊廷弼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熊廷弼的守辽部署是非常正确的，而英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熊廷弼坚决支持，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看见不好的官员就喜欢骂街，因此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熊廷弼辞职。万历则毫不犹豫地支持熊廷弼，不理那些罪恶的家伙，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专制社会帝王很少能说对自己的大臣“深切依赖”的，但万历就能说对熊廷弼“深切依赖”，一方面可见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见万历是个真性情的皇帝。此时万历与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君臣关系，而是有一定朋友关系了。第五章万历，内心孤独的皇帝时间很快就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病重，临终前，他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辽东局势被熊廷弼搞得眼看就要扭转，就要让后金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万历皇帝在1620年去世了。对于万历皇帝，传统说法都说他二十年不上朝，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明之亡，非亡于崇祯之失德，实亡于万历之怠政”。而事实上，正是万历皇帝凭明朝一国之力打赢了抗倭援朝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败日本的最高统帅只有唐高宗、万历皇帝和蒋介石，唐高宗是在663年派兵东征百济时，日本派海军援助百济，两军于白江口（朝鲜西南锦江口）遭遇，唐朝海军烧毁日本四百艘战舰，大获全胜，而这其实只是一场遭遇战。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败多胜少，抗日战争共二十八场大会战，蒋介石打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粤北战役、雪峰山战役、缅甸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广西反攻作战这十一场会战，徐州会战和常德会战可算作平手，此外，南口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十五场会战都以失败告终，要不是有美国人帮忙，莫说八年抗战，十八年都赢不了。万历皇帝的抗倭援朝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凭自己的实力彻底战胜日本的大型战争。一个能打败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会二十年不上朝？难道是因为他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吗？别急，让我们从头说起。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那么他的政绩如何呢？万历三大征中，平定哱拜叛乱，万历皇帝安定了宁夏，平定杨应龙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抗倭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中华国威，把朝鲜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依然动情地说：“万历年间，日本倭寇大举侵犯朝鲜，朝政糜烂，大臣毫无办法，明神宗聚全天下的兵力，耗费全国的财力，用了七年之久的时间平定倭寇，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年了，民生的安乐富足，都是明神宗的功劳啊！”1。有的专家学者说万历纵情酒色财气，并举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该奏疏批评万历纵情于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关于万历醉酒的问题嘛，按说明朝的正史记载是相当丰富，但是写万历醉酒只有万历八年万历酒醉后让太监唱歌那一次，其他并无任何记载说万历酒后误事，男人嘛，多喝几杯酒没什么，只要不误事，根本就不能算罪行。再说色，这个倒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的时候，万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按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四肢乏力，脑袋发晕而已，可是，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却借机大做文章，他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
指引（借着催眠），或许我能运用我的权威抵消部分错误信念。我曾经对好几个分身说过同样的话，但是，看样子他们必须亲耳听到才算数。我突然想起来，我得在今天的治疗结束前跟西娅说几句话。“卡尔，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所以请你好好听我说。”我的声音平稳、坚定，不带一丝训斥，充满关怀与热诚，但我绝不容许反驳、狡辩。“举行仪式的那些人都死了。他们无法伤害我，也不能再伤害你了。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他们都去世了。”卡尔看起来相当震惊，态度稍微软化。“我必须尽可能了解你们，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不需要再防着我，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不会有人因此受伤的。你明白吗？”我直视他的双眼。我心里明白，10岁的他还不够坚强，无法直接反抗我。卡尔点点头，半信半疑。“假如你还有疑问，可以跟霍尔顿说，但是你和我很快就会再见面的。跟你聊天很愉快。现在可以请你先离开，让我跟西娅说话吗？”“好。”我能感觉到卡尔已经开始服从我了。对我来说，控制他和他的暴力念头是很重要的。我坚强、父亲般的举止能让他更有安全感，更像个10岁小男孩。僵硬、不轻易妥协的卡尔突然变成瘦小、温柔的女孩儿。“我做错事了吗？”西娅抬头望着我，立刻又移开视线。“克莱尔要我找你来，看看你好不好。”现在我的语气温和慈祥，像妈妈一样。“我跟宝宝在一起。”“卡伦博吗？”“对。如果我回到里头去，都会把宝宝带在身边。”“这样很好。”我开始烦恼该如何融合那名婴儿。“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诞生的吗？”“我6岁，上一年级。我必须做好所有的事，因为卡伦生病了。我必须代替她上学。卡伦躲在里面快要一年了。老师很喜欢我，但其他小朋友常常取笑我；他们叫我‘科学怪人’”——我看着她，一脸“为什么呢”的表情——“因为我额头上有疤。”“你出生时就有了吗？”“卡伦死掉时出现的——嗯，她只死了几分钟啦，然后他们又把她救回来了。在儿童纪念医院。卡伦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出来接受检验和治疗。我出生的时候，连卡伦在内我们一共有5个人：凯瑟琳、霍尔顿、卡伦博、我。我们有肿瘤，动……动脉瘤（她结结巴巴吐出这个词），然后是我去开刀，做放射治疗和吃药。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因为我的诞生，卡伦才活下来。”“我明白了。谢谢你。希望我们能很快再见面，西娅。”我请她回去，要求卡伦回到她的安全小窝；我要她记得催眠时的每一件事，再带她回到办公室。卡伦离开了。我想，今天的经历让我们俩都有些震惊，心烦意乱。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8章桑迪与迈尔斯“卡伦没办法睡觉，”安说。现在是晚上11点，安来电时我正准备上床休息。我几乎每晚都会接到卡伦打来的电话，但这次比平常稍晚。“一个人睡了，就换另一个人起来活动；卡伦快要受不了了，她撑不下去了！”我也是，我心想。“谢谢你，安，我会想办法帮她。还有别的事吗？”我真的好累。“你等一下。”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变了，换成喉音比较重、充满挑衅的声音。“你会跟他们说，对不对？”“卡尔？”“对。假如你告诉他们，我们会被杀掉。”“卡尔，今年是哪一年？”“1965。”“卡尔，现在是1996年9月。大家都死了，我上哪儿去告诉他们？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会把你跟我说的告诉别人。”“1996年？你确定吗？”“去看看报纸，或者问问霍尔顿，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讨论。”我以前就跟卡尔说过了，但我怀疑卡尔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接受。我请卡尔回去休息。“好吧，”他说。既然他们能应需求自动现身，我干脆以催眠治疗的方式与卡伦对话，看看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顾虑，是否有人想跟我说话。另一个声音出现。“我又跟凯瑟琳和安在一起了。”“哈罗！迈尔斯，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最近好不好啊？”“不怎么好。桑迪一直制造问题。凯瑟琳说下一个应该让桑迪跟卡伦融合。”“我知道了，如果这对你们有帮助的话，”我说。我很惊讶他们竟然为桑迪做了决定，但我决定照他们的意见进行。现在是11点40分，我不睡不行了。我请迈尔斯回去，请卡伦出来，我建议大家今天晚上都好好睡觉。当我唤醒她，她很惊讶，不知道自己在跟我通电话。我请她去休息，试着睡一会儿。※※※※隔天晚上，卡伦再度于深夜打电话来。11点30分。“卡伦想进城去看《奥普拉》，”卡尔的声音，“但我阻止她了。万一我们被盯上怎么办？他们会杀我们灭口。”“这些人再也伤害不了你了。”我试着以最具说服力的口吻告诉他，“你跟霍尔顿谈过了吗？”“谈过了，现在是1996年没错。你为什么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都骗我。”卡尔说得又快又急，“我听说桑迪要被融合了。会痛吗？”“不会痛，卡尔。你要不要来看桑迪融合的过程？你办得到吗？”“应该可以吧。”“好。到时候你就知道啰。”电话那一端暂时安静下来。然后是不一样的声音。“贝尔医生，我是安。”安的声音清晰，如丝般轻柔。“我担心，万一桑迪融合了，她好吃的习惯会跑到卡伦身上。”“桑迪的习惯确实会成为卡伦的一部分，”我说，“就某种意义来说，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不过，融合以后，桑迪的习惯会被削弱、稀释，再也不会像她独立出现时那样完整表现了。”“噢，我懂了，这样说也有几分道理。谢谢你。”入睡之际，这些对话仍在我脑中盘旋。时间已过了午夜。※※※※卡伦给我几张我以前没看过的相片。第一张是潘克拉茨父子殡仪馆，灰褐色、单调死板的小型砖造建筑；她说她在这儿的地下室遭到虐待。接下来是她老家的照片，院子，还有通往她卧房的塑料折叠拉门（她不小心从拉门缝隙窥见双亲的性派对）；最后几张是她父亲、母亲、祖父和叔叔的照片。我仔细端详这几张小小黑白快照，试图窥看这些人的灵魂。不行，我办不到。照片中，卡伦的母亲神情愉悦，打扮得漂漂亮亮，迫不及待想拍照；她父亲魁梧强壮，但眼神微微流露傲慢与自大。卡伦的祖父——我以前也看过他的相片——苍白，看不见一丝风趣幽默的秃头男人。卡伦的叔叔没看镜头。听卡伦说了那么多，我某种程度以为这些来自过去的人在老相片中的模样会更……更邪恶、更丑陋；很难想象，这些变态又残忍的人，外表竟如此普通平凡。她母亲是照片中唯一还活着的人。我跟卡伦说，我很高兴她带这些相片给我看，让我更能想象，理解她与我分享的故事。今天是预定融合桑迪的日子。我知道其他人似乎也有紧急事件要处理，因此等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询问是否有人想出来说话。“贝尔医生，我是西娅。”“你有心事，西娅？”“我不想要桑迪消失！”“怎么了？哪儿不对劲吗？”“其他人都不照顾宝宝，这让我很难过。我不想要她走。”“我明白这会让你难过好一阵子，可是现在融合桑迪对大家都好。可能的话，你和宝宝很快也会融合，这样你就不会孤单，再也不会孤立无援了。”“好吧。我知道他们都希望这样……只是……好吧……谢谢你。”“西娅，我保证会很快再跟你说说话。现在可以请你先回去吗？”卡伦没了表情。一会儿之后，她的眼神变得狡诈诡谲。“我听到其他人说话……”“卡尔？”“对……我了解更多事情了。今天我不会阻止桑迪融合，但是她病了；我觉得她很紧张。”“谢谢。你还想到哪些事？”“自从我知道今年是哪一年以后，”他说，“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我一直在寻找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在街上，或者不管我们在哪里，但其实他们早就不在了。以前，我只会在殡仪馆、教堂地下室或卡伦被伤害时出现，我以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房间。”“你长大了好多，好惊人呀，卡尔，”我说。他吸收现实的速度着实令我印象深刻。“如果你需要帮助，或者在学习上遇到困难，需要解答，请你一定要让我知道。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先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想出来说话？”卡伦的表情再度变成一片空白。“昨天晚上我很不舒服，因为卡伦她妈在我家，”桑迪说。我认得她无助、绝望的态度，还有她瘫倒在椅子上的姿态。“你为什么不舒服？”“她对我大吼大叫，说我不知感激，说我不会做家务，逼我全部重做一遍。”“你一直独自承担这些痛苦，我很了解，不过，等你融入卡伦，你就再也不需要一个人承受了。”桑迪点点头，她怎么可能不同意？她从来不懂得拒绝。“你希望我怎么向卡伦介绍你？我该告诉她什么？”桑迪不自在地扭动，很难为情。她试着稳住自己，开始叙述她的故事。“我在卡伦11或12岁时诞生，我出生是为了接替克莱尔的角色。我不喜欢争执，别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必须倾听来自所有人——尤其是母亲、父亲和乔希——的苛责和辱骂，但是在别人面前，我会假装一切没事，大家都对我很好。我常感到沮丧，吃东西可以让我心情变好。我知道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但只要换我出来，我就一定得吃。请你告诉卡伦，我很抱歉……”桑迪没再说话，深深陷进椅子里，似乎暗示她已经说完了。“桑迪，可以麻烦你在卡伦房门外等一等吗？”她点头，消失了。我唤卡伦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她照办了。接下来，我请桑迪进来加入我们。“她好胖、好胖，”卡伦说。我转述桑迪方才告诉我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然后我请卡伦描述桑迪的状况。“她说，她很抱歉造成大家的不方便，还有食物的事。她还说，她很抱歉她今天带我妈来我们家，但她希望我妈可以见桑迪最后一眼。”卡伦停下来，专注于与桑迪的内在交流活动。“桑迪准备好了，”她说，“她说，希望她的记忆能帮助我扭转劣势，克服困难。”“你们俩会并肩奋斗的，”我说。好一会儿没人说话。我觉得我该说句话，继续进行下去。“你们准备好合二为一了吗？”“我正握着她的手，”卡伦说，接着她突然皱眉，有点畏缩。“她太快了！”卡伦说，“她比我还急！她想赶快结束！”她没再说话，涨红了脸，仿佛正在承受庞大的重量。“她进来了。”我等待片刻，让卡伦有时间经历一切必需的过程。我不想假装我完全了解——比方说，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将彼此的记忆区隔开来，但融合过程却如此突然且迅速；还有融合结束后，她为什么对声音和光线这么敏感？无论如何，我们的努力最后仍然有了成果。我想，既然每个人格都是瞬间诞生的，他们理应也能瞬间融合。“感觉怎么样？”我问。“很吵。”卡伦蜷缩起来，似乎不太舒服。“胀胀的，头更痛了，恶心想吐。”“你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不懂她为什么每个人都帮，每件事都做。她的记忆像洪水一样冲进来，”她颤抖地说，“我不喜欢她想看见我妈的感觉。不喜欢她想去墓园的感觉。”卡伦瘫在椅子上。“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哪里好。她比我更不喜欢自己。”希望这次融合不会害卡伦过度沮丧，对她造成危险。她正在承受大量的羞辱和痛苦。“我的眼睛好痛！虽然我闭着眼睛，但还是觉得好亮！”“每次融合以后，你的感官都会暂时变得非常敏感。”我提醒她这只是暂时现象。“汽车的声音好吵！”该让她脱离催眠了。我想说几句比较正面的话，让她好过一点。“我想，这次融合对你们俩都有帮助。桑迪得到你的判断力，而你会得到她的热情和乐于助人的个性。”我告诉卡伦她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脱离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1996年9月16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桑迪融合1996年9月12日，桑迪融入我。你介绍她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很讨厌这个人。我还没准备好，她就急忙冲进来，甚至还能改变我的主意、我的想法。我们融合后，我变得很敏感、很哀伤。我讨厌她唯唯诺诺、不知道怎么应付别人。她怎么可以这么天真？她怎么可以纵容每一个人占她便宜？我觉得自己又胖又丑，好像瞬间多了一百磅体重。接下来那几天，我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变化。面对我妈、我丈夫、我的朋友汉娜和罗斯时，我再也无法转换身份了。我很生气。因为我不想应付他们。我觉得我好像受到某种处罚；汉娜一直打电话来说我变了——她认为这是坏事。汉娜永远都在占我便宜。罗斯常常偷我家的东西。我试着理解桑迪对我的人生有多重要，然而一想到我做的事、我的反应，我完全看不到她的重要性。我想，等我接收到更多记忆与感受，情况一定会改观。但现在，我只觉得糟透了。我了解，对卡伦来说，与桑迪融合并不容易。桑迪的问题几乎无从补救，基本上就是大量的痛苦、羞辱和绝望。决定融合顺序原本就不是简单的事，因此我想让卡伦和她的内在自己决定。他们应该会做出比我更明智的选择；况且，若主导权在他们手上，他们也会更主动、更愿意面对接下来的各种状况。数天后，卡伦复诊。她看起来疲倦又沮丧，弯腰驼背、垂头丧气的。她慢慢走向椅子，沉重地坐下来。“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到这儿来，”她说，“我的四肢严重不协调，开车很紧张。”她顿时红了眼眶。我等待。“桑迪以前一定常常说谎，好博取同情或讨人喜欢。她经常撒谎，文过饰非。她装病博取我妈同情，难怪我妈会用那种态度对她。”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再次等待。“有些食物我并不喜欢，但我还是吃下去。我必须停止吃，告诉自己‘我不喜欢’，我有办法不吃这些东西。”她摇摇头。“乔希一天到晚数落我。我不曾听过他这样骂我。我一定是在他开骂时立刻躲起来，换桑迪出来代替我。”过去卡伦很少提起这些，我想应该也是这个原因。“没有人出来帮我，”她继续说道，“没有人在乎。”卡伦把头埋进手掌中，泪水缓缓流下脸庞。“与桑迪融合并不轻松，”我说，“因为她承受太多痛苦了。或许，我们可以跟其他人讨论讨论，找出对你最好，最能够帮助你的方法。”卡伦明白这是进行催眠治疗的暗示。她点头，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卡伦越来越没用了，”迈尔斯说得很不客气。“因为她受桑迪影响？”我问。我喜欢迈尔斯，他总是有源源不绝的勇气。“我想是吧。她需要帮助。”“你想帮她吗？”他吃惊地望着我，眉宇之间展露着骄傲。他想了想。“我想，如果有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帮助卡伦，她应该会比较好吧。”于是我们开始讨论他融入卡伦之后可能造成的改变，还有他如何将自己的力量分给卡伦，让她更有骨气，更坚毅。讨论结束后，迈尔斯回去了。“虽然看起来有点混乱，不过目前进行得还不错，”霍尔顿说。“我有点担心桑迪的自杀念头。现在我再也看不见桑迪了，那些完成融合的人只剩下模糊的影像。”“像影子吗？”“对，围绕在卡伦身边的影子。”他停顿一两秒。“我想，融合迈尔斯这个主意挺好的。这样我可以好好照顾其他孩子。”“好，我们下一次就来处理他。”※※※※时间是下午1点，卡伦跟我约的是2点。电话响了，卡伦打来的，声音很小，似乎在发抖。她说她人在天文馆，望着底下的湖水。她想跳下去。她遗失了时间，醒来却发现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幸好我此刻没有别的病人。她说她很努力不要遗失时间，她怕自己会做出恐怖的举动。卡伦已明显失控，我必须赶快找个能帮助她控制自己的人。通过电话，我迅速进行催眠，要求跟霍尔顿说话——显然他并未监控卡伦的状况。我请他赶快接手，带卡伦前来就诊。他向我保证他会的。因为这个电话，卡伦终于得以准时赴约。待卡伦再次进入催眠状态，卡尔立刻跳出来。“我不会让你融合迈尔斯的！”卡尔咆哮，恐惧远多于愤怒。我抬起头，问他原因。“因为我、迈尔斯、爱丽丝——我们必须跟恶魔合作！恶魔在我体内是很强壮的！”我想我必须先治疗卡尔，才可能顺利融合迈尔斯。“你见过这个恶魔吗？”我问。“没有，可是我知道他要我做什么。”“你如何得知恶魔的消息
薄弱，这是日军被盟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了，这三位不认可中国的付出与努力也可以理解，毕竟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西方盟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满意，让一直盯着蒋介石犯错的史迪威逮到了机会。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告了蒋介石一黑状，大意是说：豫湘桂会战打得这么差，都赖蒋介石没有能力、瞎指挥，还不如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由我来领导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我会做得比蒋介石好！本来罗斯福是不喜欢配合史迪威搞这一套的，但是一来国军在广西战场表现得过差，二来罗斯福也想在中国推广一下他的民主和自由——扶植共产党，抑制蒋介石，实验一下美国式的多党派民主政治，避免中国走向独裁统治。因此便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十分兴奋地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发来的指令：立即授史迪威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在史迪威的想象中，“花生米”作为一个失败者，此刻脸应该红得像猪肝一样，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地冲自己发泄，然后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再赶上去踩两脚。但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蒋介石平静地接过指令，平静地转身离开，平静得让人窒息。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个性倔强、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再度在小日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此刻的真实心情——实为余平生最大的耻辱也！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辗转反侧，深夜难眠，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中国失去美援，让中国重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恤。并要求罗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也许有人认为蒋介石不放弃军权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完全应该对外国人说“不”！罗斯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这时，美国正值大选。罗斯福正为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而努力。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失去宝贵的选票。显然选票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10月21日，史迪威返美。美国人史迪威走了，但苏联人斯大林来了。
“雅尔塔密约”
1945年2月，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这里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协议主要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大家都熟悉，就是成立联合国。在三巨头看来，德国快完蛋了，小日本的完蛋也就是时间问题，而战后的世界、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人来主导的，所以三巨头决定成立联合国。其中，美、苏、英、中、法是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但实际上，中、法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能捡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就躲在一边偷着乐吧。而中国这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以认为这是盟国对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普通国民表达敬意的方式。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一盘散沙、中国长于内斗，但在外侮面前，中国用打不死输不怕的坚韧表现赢得了尊重。任何组织都有带头大哥，更何况联合国？英国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因此带头大哥只能由美国和苏联来争着当。但当时恐怕没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争竟然会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意味深长！第二个决定是关于如何结束亚洲的战争，如何收拾日本。两个如何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如何解决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加入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日军发动进攻？英国人自顾不暇，就不用考虑了。此时美军还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与日军打仗，损失也很大。更何况，跟中国接壤的苏联跨境助战与美国空运或海运士兵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相比，成本要低廉许多。但斯大林说：我可以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把日本名下的库页岛、千岛群岛“还”给我。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三、“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和中东铁路（这一“租借”恐怕就不会还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罗斯福出于对中国在“豫湘桂会战”中的糟糕表现以及“史迪威事件”的不满，于是和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替我们减轻压力，就这么定了吧。反正损失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因为涉及战胜国中国的利益，所以协议签订了却秘而不宣，史称“雅尔塔密约”。缪斌事件
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上心。他判定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他也担心：几个大国没带自己玩，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4月，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在美国人的有意放风之下，他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已经58岁的蒋委员长，再度打开了小日记本，记下了自己的愤懑心情——“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弱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外蒙古、新疆（苏联扶持了一个叫盛世才的家伙搞分裂）、东北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被强占，还可以用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不签字，不给予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子孙恢复中华。而租借那是有辱国权的铁罪，绝对不能做这个千古罪人。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他想联美抑苏。在他的印象里，罗斯福这老头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就病死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于是，宋子文又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做了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杜鲁门说：当务之急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挽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前办的事，我也不好办哪……杜鲁门就是在和稀泥，宋子文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私底下，蒋介石还在运作一个比较偏门的自救办法：釜底抽薪，也就是与日本单独谈和，让苏联没有出兵的理由。让蒋介石产生这种灵感的是一个叫缪斌的家伙，也就是那个北伐时和王柏龄一起逃跑的小子。这小子1937年主动投靠了日本，是一个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联军打得节节败退，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可兵员不足是个问题。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海军撤不回来，中国大陆的陆军又不能撤。因此，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想法：跟中国谈和。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驻扎于中国的近两百万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撤回日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小矶国昭急于向中国求和，于是让缪斌找蒋介石谈一谈。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缪斌已被军统策反了。于是缪斌把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又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正为苏联出兵一事发愁，于是灵机一动，同意让缪斌担任中日两国政府的使者，两国秘密谈和。如果日本主动撤兵，中国不仅收复了国土，还能避免苏联落井下石。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小矶国昭的谈和方案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军方看来，日本还能战斗下去，远没有到认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蒋介石的帮助。小矶国昭因为此事办得不太漂亮而被迫辞职，缪斌也只能狼狈地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十分惊怒，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因为同盟国约定各成员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讲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只好舍卒保帅，将缪斌处决。缪斌就此成为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十三天。汪精卫死
说到缪斌和陈公博的下场，顺便交代一下他们的带头大哥汪精卫的下场。1944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总代理、陈璧君的好郎君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那个曾经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在很多年以后，留给后人的大约只有三样东西。一是万世骂名。二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三是其写于病榻的一首诗《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抗战胜利后，陈璧君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继续被关押。有史料反映，宋庆龄曾看在过去与汪氏夫妇相熟的份上，向毛泽东进言，劝说释放她。毛泽东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的汉奸卖国行为。陈璧君“冥顽不化”，宁可继续坐牢。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揭批自己深爱了一世的汪精卫。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汪精卫、陈璧君这对“神雕侠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完美的。汪精卫没来得及接受审判就轻松地走了，可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诡诈的斯大林
1945年5月，苏联在欧洲战场解决了德国人。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斯大林终于有空想一想日本人的问题了。他明白蒋介石已经知晓了“租借”一事，于是主动地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导人。但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外蒙、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完全不让步，而且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的盛世才作乱（《蒋介石至宋子文密电》）。蒋介石的言下之意，是“维持外蒙古现状”一事可以让步。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亮出了底线：旅顺不用租借名义，但要将外蒙古“维持现状”解释为完全独立（郑会欣《“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不出兵。看来斯大林似乎打算牺牲中共和扶持多年的盛世才换取实际的利益。蒋介石开始犹豫了，外蒙古从北洋政府那会儿就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用它来交换实际的利益也未尝不可，但是怎样才能在名声上好听点？最后他的参谋团队苦思冥想出来一个名目——战后投票公决外蒙古前途，也就是由外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话说得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的政权实际是由苏联把持的。就在蒋介石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四吨重的“小男孩”——一颗原子弹，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没了。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就接着扔。日本军方拒绝投降：我们凑一凑还有几百万军队（疯狂扩编而来，质量非常差），你们都还没打到大日本帝国的本土，怎么可能投降？况且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不好制造吧。斯大林也震惊了：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到那时我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有机会出兵就没有便宜可占！没时间了！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一百五十余万苏联红军杀入中国东北。同一天，斯大林警告赴苏谈判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不答应条件，我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测小日本就要玩完了，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基于对小日本即将投降的预判，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不得不说，共产党对形势的预判十分准确。几天之内，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精锐师团早已耗尽（大都为新组建的新兵师团）、士气低迷、今非昔比的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苏联红军以约四万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八万余（日本人认为只有四万），俘虏日军约六十万，报了四十年前“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大仇！国民政府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斯大林说把东北“让给共产党”也不是说着玩玩的。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苏联占据东北全境，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的中共武装会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事不宜迟。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撂挑子了，怕挨骂）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相关协定，如《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等。上述条约和协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一、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二、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三、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一半的基础上由中苏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归苏方所有，期限三十年。简单说来就是外蒙古独立，旅顺、大连自由使用，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但有一点要注意：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曾经承诺过的“不支持中共，不支持盛世才分裂新疆”！因为斯大林明白，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就再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玩心计也是需要有实力做靠山的，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绑一块儿也斗不过斯大林。8月15日，日本绝望了——不知道美国人还有多少颗原子弹——终于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说：正义终必战胜强权！我们胜利了！狂欢吧，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不止中国，从亚洲到欧洲，全世界都在为战胜法西斯而欢呼，无数男男女女走上街头，相拥而泣。据说，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接吻最多的一天。两天后，“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又两天后，被捕。9月2日，盟国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语句——“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再到苏联觊觎中国的领土，老蒋的耻真是永无尽头……我们赢了
八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故事的开始，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垒钢铁洪流，惨败，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投降，悲壮激烈。故事的结束依旧是轰轰烈烈，只不过与喧嚣交错的是国人落寞悲壮的身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最后一击。尘埃散尽，美苏两强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中国人从日寇的铁蹄下拉了起来，在两大巨人的阴影下，中国人终于得以俯视日本这个昔日的对手。中国人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是胜利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就是要战胜日寇吗？现在日寇投降了！小日本帝国投降了！有人说，中国获胜是因为有苏联红军参战，有美国对日本作战和扔原子弹。说这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他做得很好，对内对外无论打谁，都没让宋朝吃亏。可这时，他只听到了一个对方增兵的消息，却立即吓傻了。他脑子里闪出的公式再简单不过，在边境线上辽军以少胜多，他手里已经没什么底牌；现在对方增兵了，他还能怎么办？向东京求援，让赵佶也给他增兵吗？举国精兵都在他的手里，根本无兵可派。那还等什么，马上撤退。他下令前线东、西两路军迅速向后方雄州方向撤退，一定要快，绝不和对方的增援部队接触。但这个命令被西军拒绝。以种师道为首，西军的将领们集体反对。理由并不是虚幻的荣誉感什么的，而是全军覆没的危机。理智告诉他们，在这种局面下，是万万不能撤退的，只要退，一百三十六年前的悲剧就将重演。童贯或许忘了，种师道等职业将军们却清楚地记得，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雍熙北伐，北宋第一良将曹彬在撤退的途中被耶律休哥追击，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把宋朝的血本都赔了进去。而这是定律，不管时光流转多少年，只要是宋、辽两国交兵，宋军敢在这个地段撤退，结局都是同样的。因为这里是大平原，辽军是骑马的。宋朝的步兵们哪怕先跑两三天，辽军都能轻松地追上去，然后步骑混战，无险可守，任何部队都死定了。理由报上去，童贯却不在意，他严令立即后撤，这时没接战，只要动作快，让辽军追不上不就成了，哪儿来的那么多顾虑？！西军开始后撤，他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尽管辽军火速追击，他们仍然抢先到达了指定地点——雄州城下。安全了，眼前就是东北边境上的重镇，这一道高墙比西北方面的军砦强得太多了，以西军的素质，只要住进去，哪怕来三四倍的敌人，也休想攻进去。可是关键时刻，童贯的命令又到了，他命令西军不许入城，就在城边和追击的辽军决战，把这股敢深入宋境的敌军吃掉。于是，种师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城门，转过身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率部杀向蜂拥而至的辽国骑兵……抛开雄州城门，这和在大平原上被辽军追上有什么区别吗？甚至那扇该死的城门还不如没有，有了它，士兵总要忍不住回头看上几眼，总觉得还有退路，没法像在大平原上身处绝境，去拼死决战。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战，西军不仅被自己的领导给玩残了，甚至还被老天爷暗算。不早不晚的，就在两军相接开始肉搏的时候，突然间天空阴霾，北风骤起，下起了冰雹，而冰雹的大小居然像人的拳头一样……可这是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六月三日好吧，这个时令的河北大地上居然下起了这种规模的冰雹！吹的还是大北风。还有没有天理了，累得半残的西军士兵们要顶着北风，冒着冰雹，仰着脸和骑兵对抗，仗打到这种程度，要是还不败的话，这批宋朝士兵应该走出国门，走出地球，去征服宇宙。他们败了，翻阅史料，这场战斗的结果是——“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枕藉，不可胜纪。”看出名堂了吗？死了很多很多的西军士兵只是明面上的东西，真正有趣的是一连串的地名，雄州之南、莫州之北，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塘泊之间……这么多的城市啊，这么多的城墙，这么多的城门，西军一路转战逃亡，经过了这么多可以躲避的地方，却没有一扇城门是给他们开的！这些城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军队死在外面，全都见死不救。这是出于童贯的命令，还是各个城市的守军都烂掉了，胆小如鼠？千年之后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西军声名扫地。但童贯的声誉仍然坚挺！这是一个惯例了，近二十年以来童贯的声望扶摇直上，从太监学徒到西军头领到总领全国军事长官，一路走得顺畅，表面的原因是西军长胜，真正的内幕却是黑锅换人。有道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树立起童贯这面大旗，西军里其他的旗帜一个个地都倒了下去。比如说王厚，比如说种师道。只要打了败仗，责任总是别人的，总是最前线的战地指挥官的。作为总指挥的童贯永远光亮崭新，甚至还带有了一些悲情光环。不听话的下属，无能的下属，真是害死人啊！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不是有些失望，一直以来武装太监显得既有魄力又有人性，是个很发光的形象嘛，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对不起，这是真相，要不然他就不叫童贯了，而是童武穆……回到现实，此战过后，西军高层大动荡，名将集体下岗。种师道“天性好杀，助贼为谋”，和诜“不听节制”，侯益“探报不实，妄请兴师”，一片清洗，都到后方反省去。辽国很快发来了战后公文，一想到耶律淳他们会是怎样一副战胜的嘴脸，童贯都有心藏起来，谁也不给看了，却没想到打开一看，里边居然写得非常动情。耶律淳追忆一百多年的情谊，说女真人是叛徒，对本主辽国凶狠，也必然会危害其他邻居，现在宋朝应该做的是帮助有困难的老朋友，“……救灾恤邻，古今通谊，惟大国图之。”大国，辽国终于伏低做小，知道宋朝才是天朝上国了。这很好，但是什么救灾恤邻的，就都算了吧。经过新旧两党互殴几十年之后的宋朝官场，早就没有了半点的雍容君子风度，大家信奉的是忘记永远、只争眼前、趁你病要你命、天塌下来别人顶。只要自己眼前快活就成。于是，童贯决定执行赵佶三点要求中的最后一条——提兵巡边。他觉得辽国人的态度很软，打了胜仗都硬不起来，肯定是内部有问题，宋朝的机会多多，再等等说不定有转机。他料对了。多半个月之后，辽国皇帝耶律淳病死。这位老兄一共只当了三个多月的皇帝，什么享受也没有，很单纯地和宋朝掐了一架，可以说在任内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只有忙碌没有休息。看这时的局势，死了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活着的就麻烦了，一大堆的耶律、萧们互相研究了很久，查了N多的族谱，愣是没查到眼前在燕云区域内的辽国人谁有耶律延禧的直系血统。谁来当下一任的辽国皇帝，这是个没解的问题。最后，集汉人宰相李处温、契丹族状元耶律大石的脑袋一起思考，大家想出了个办法，立秦王耶律定。但是，该耶律没在燕云，据说正跟在耶律延禧的身后在夹山的深山老林里逃跑呢，都快退化成原始人了，根本没法到幽州来即位。这也没事，当初立耶律淳的时候就是遥尊耶律延禧当太上皇，现在立个新皇帝，也遥尊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燕云区域宣布新皇帝就任，至于军国大权……交给耶律淳的太太萧德妃，她成为一代新的萧太后，暂时摄政。消息传来，宋朝举国上下振奋，利好！辽国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耶律、萧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和谐，他们就像真实的世俗夫妻一样，总是争夺财产权、支配权、继承权，尤其是衍生到下面的军界、政界里，两百多年里早就形成了两个派系。宋朝决定再等等，一定会有更利好的消息传来的。果然，再小半个月，消息传来了，燕云内乱，萧德妃把汉人宰相李处温全家砍了，理由是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居然搂了……七万贯钱。拜托，想杀人也给个差不多的理由行吗？七万贯就杀宰相，辽国人到底见过钱没有，这放在宋朝简直是天方夜谭。之后，燕云大乱，汉人、奚族、渤海族人人自危，耶律派系的官员们也很不安，这直接导致了萧姓族人更加不安。为了安全，当时萧姓里最有权的大佬萧干率领他的四族联军返回幽州，成了城防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幽州之外，辽军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这时，宋朝觉得火候到了，童贯率军第二次攻打燕云。这次出兵是个特例，和以前所有的征战都不一样。以前是纯军事行动，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这一次嘛，其实应该是个政治活动。西军的名将们，除了被贬职的，都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排，取代他们站在前面的，是一系列帝国的显贵。那些平时离战场越远的，这一次靠得越近。加塞的人是从东京城里跑步冲到国境线上的——蔡京之子蔡攸。这位兄弟是很不起的，按说他是帝国里排名数一数二的权二代，凭着老爹蔡京，他什么不做都能逍遥快活。但他不，不仅自主创业，直接和赵佶搞好关系，在多年以后，还把枪口指向了自家老爸。他一心一意想把蔡京搞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关于他们父子，有个段子很经典。话说蔡京晚年有次正在客厅里和朋友聊天，突然间门帘晃动，蔡攸带着人快步而入。进来后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了老爹的手腕，说：“大人脉动缓滞，身体不大舒服吧？”没等蔡京回答，他立即起身，说宫里有事，走了。这期间，蔡京很平静，客人很惊讶，他实在搞不懂这对父子在搞什么。蔡京长叹一声，“老友，你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吧，这小子是在咒我得病，好让皇上罢我的官。”果然，不出几天，蔡京致仕。这件事记于正史，在蔡攸的列传里，看来是真的，或者是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翻版，还真是不好说。但小蔡的能量和胆子可见一斑，这时他坐在开封城里，触角伸到了国门之外，对燕云地区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据他分析，这次辽国内乱，燕云动荡，西军再打一次肯定成功。成功……神宗皇帝曾经许诺，“复燕云者王”，那可是王爵！而且徽宗郑重重复过，绝不食言。为了王爵，一定要抢到这个好差使。蔡攸主动要求上前线，哪怕军职没有缺了，可以给他个监军做嘛。至于监军自古以来多是太监做的，而且这次是给太监做监军，简直是太监里的太监，这些就无关紧要了。蔡攸出征，赵佶亲自送行。在隆重热烈的场面里，诞生了帝国有史以来最荒唐的一幕。只见皇帝高高在上，身边美女如云，蔡攸突然指着其中的两个说：“如臣得胜还朝，您把这两个美人赐给臣吧。”……这是怎样的无礼放肆！在封建礼仪达到顶峰的宋朝居然出现了这一幕，真是震掉了孔夫子的下巴。君如父，那么君的女人就是妈，蔡攸居然当众调戏两个妈。史书没有记载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啥反应，所以不能乱讲，值得玩味的是赵佶本人的反应，面对空前的无礼，他只是笑了笑，就没了下文。居然是一笑了之。之后，蔡攸快马加鞭奔向边境，去抢童贯的军功章。可到了之后才发现，想抢的是大有人在啊，连一向沉稳老练一动不动的人都忍不住伸出了手。刘延庆。这位党项族高官是西军当时的二号人物，权位仅在童贯之下。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事就是端坐在大后方的中军帐里，通过通讯员和前线交流，干的是遥控指挥的高端技术。可这时不行了，眼看着辽国一碰就倒，功名利禄近在眼前，再无动于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他要求冲到最前沿，由他带兵冲进燕京城！童贯同意了，同时大造舆论，向燕云敌占区宣传宋朝的进攻决心、利民事项以及投降后的光明前景。他坚信这次肯定有作用，不为别的，之前亲情没法感化的，现在危机临头，只要没傻透的肯定知道好歹。事实证明他想对了，这次的招降信发出去之后，简直是从者如云。燕云十六州里的易州、涿州主动投降。易州守将高凤、涿州守将郭药师主动向宋朝投降。高凤也就算了，郭药师却非同小可，前面提过，他是渤海人，他手下的军队是由辽国最北部的居民组成，这些人在女真人进攻时最先失去了家园，满腹怨恨，耶律延禧看中了这点，给他们取名叫“怨军”。怨军被女真人轻易击败，但在辽军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战力，郭药师以一个边缘族郡的外人，只凭着这股近八千人的军力，就做到了燕云十六州之中的一州之主，其影响可想而知。现在他主动投过来了，宋军上下顿时一片舒爽，辽国完了，这下子铁定完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宋军才下令出征。西军集结了十万人，刘延庆亲自上阵，郭药师的怨军作为向导，他们兴冲冲地上路，杀向了幽州城。这次出征没人再紧张了，简直是像郊游一样，不分前军，没有殿后，中军是肯定有的，但一般人找不着，十万人拥在一起上路，成一个大扇面前进，谁知道大首领在哪儿？这种局面让一些人心里没底，有人忍不住提醒了刘延庆一下，说这样会被偷袭的，不管怎样辽军仍然很能打。结果，不仅刘延庆冷笑，连郭药师都不屑一顾。你们实在太不了解情况了，辽军现在都缩在幽州城里，搞治安都来不及，拿什么来偷袭？谁敢偷袭？！尽管放心大胆地前进，只要看到了幽州城，就是成功的时候。结果，他们走到了良乡（今属北京）附近，后来据有些人说，真的隐约看到了幽州城，不过却没见着成功长啥样，倒真的被偷袭了。萧干真的离开了幽州城，在路上截着宋军，干了一票狠的。战况有点乱，把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说实话，场面真是很丢脸，但是损失不大。西军再惨也有个底线，就像群殴一样，把萧干打出去了。战后盘点，真正的损失在刘延庆的心里。这位二当家下令停止前进，就地扎寨，往严实里扎，往结实里扎，一定要稳！他不走了，他要好好地观察，搞清楚辽国人到底现状怎样。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来的，摘桃子捡现成，要是桃子还没熟，他凑上去有什么意思？郁闷中，郭药师悄悄地接近了他，向他郑重地恭喜，“恭喜大帅，贺喜大帅，您的富贵到了。”“你说啥？”刘延庆很不解，这个郭药师不是成心来撮火的吧。却见小郭同志很诚恳，他说：“幽州城里兵力有限，现在萧干亲自出征，带来至少一万人，这样城里已经空了。现在由您坐镇西军，把萧干拴在这里，我带怨军抄小路绕过战区，直接攻打幽州城门。以怨军的实力一定可以破门而入，到时只要您再派一个可靠的人接应一下，一定可以攻下幽州城。那时里外结合，全歼萧干所部，燕云其他州城群龙无首。必定不战而降。”不世战功，唾手可得！兴奋……刘延庆一下子飞上了幸福的云端，这样也行？萧干偷袭居然偷出了刘氏的天大机遇。这样的话，派谁去接应呢？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儿子刘光世。刘衙内这时已经升官了，平定方腊之后，他升到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是宋军里的高级武官。这次如果再率先攻入燕云首府，这样的功劳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平步青云。很好，就这么定了。为了必胜，刘延庆把自己手边所有的底牌都打了出去，大将高世宣，万人敌杨可世都派给了郭药师，率领六千名怨军乘夜出发，绕小路过卢沟桥，夜袭幽州城。一夜行军，晨光熹微时他们抵达幽州的迎春门。事实证明，这真的出乎辽人意料，他们想不到宋军刚刚失败就敢于大范围穿插，躲过了萧干的部队，突然间出现在幽州城门外。一来出敌意外，二来怨军生猛，三来幽州的城防在郭药师的眼里没有秘密，他们快速发动进攻，没等辽军集结就攻克了迎春门，杀进了幽州城里。这是近两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汉人的军队攻进了幽州城里！幽州繁华，街埠林立，道路宽广，平时利于通商，利于流通，这时就利于怨军的进攻。郭药师等人迅速占领城内各处关键点，直逼萧太后的行宫。这时的局面，只要抓到了这个女人，就等同于攻克辽人的心理防线。幽州，乃至于燕云十六州都将随之落进汉人的手里。问题集中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事儿就好办了。郭药师们想了想，做出了个最合理的组合动作。他们一边攻打幽州城里的关键地段，一边写了封信给萧太后。之所以写信，是因为有个前因。在郭药师投降之后，萧太后也曾经投降过，她派人送来了非常专业的投降书，说只要宋朝承认辽国在燕云地区的主导地位，那么从此当宋朝的属国也可以。翻从前的文件，这是童贯第一次攻打燕云时，赵佶给出的第二点要求。童贯曾经发给过耶律淳，可惜被拒绝了。这时旧事重提，萧太后希望仍然有效。有效才怪，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变了。童贯在落井下石，想的是斩草除根，把辽人都砍倒。萧太后更绝，她的投降书其实是一式两份，宋朝和金国每一方都送到了，在玩一仆二主。她想的无非是拖延些时间。但在宋朝人的心里，代表她怕了，这一点反映在战争里，就是可乘之机。想想这样一个胆怯的女人，发现敌人已经攻到了眼皮底下，只差一层内城墙就砍
妺妺窝人体色777777承受的。长不大的妻子。他终于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待他多糟。他的姐姐有时会过来，他们大概聊过吧。她待我如同他待我一样。很温和。可怜的简娜，不可以指望太多。他去世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了，他家的人一个都没再见过。终于滚蛋了，谢天谢地。我是说，他们是这样看我的。我倒不介意和弗雷迪的姐姐聊起他，因为我对他没什么了解，没什么真正的了解。不过想重新认识他，那会儿为时已晚。他去世后，我发现自己十分想念他，我很想知道在他很少提起过的那些年月里他是怎么过的。比方说参军打仗。五年。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时光。1949年我十九岁，开始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业起步。不过我们又很亲密。我们的房事很是欢畅淋漓。也许别的方面不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和谐得很。但是我们没法交流。不对，是不交流。不对，是他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每当他尝试的时候，我就会逃避。我觉得事实是，他是个严肃内敛的人。正是我如今求之不得的那种人。十年以来，我一直要什么有什么；他死后，我想云雨之欢想得发狂，那会儿我到处滥交，我不愿想到底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些人。有一次办公室聚会，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在场的半数男人都上过床。这吓了我一大跳。我其实一直痛恨那样的性爱，一顿好饭后有点醉醺醺的，我还有事情急着去办，那种情况下的性事。不是他们的错。乔姬姐姐来看我，说是轮到我照看妈妈了，那些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我当时又自怜自惜起来。现在我倒觉得，她的确早该开口了！丈夫、四个孩子、一栋小房子——而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住她那儿，八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我和弗雷迪都工作，所以不缺钱。但他们从来没提过妈妈该来和我们住。或者说，我反正是记不得有过这种提议。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会照顾孤寡老母的人。妈妈以前说，我花在脸上和衣服上的钱都能养活一家人了。的确。我也没法违心说对此我很后悔。现在有时想想，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就是早上走进办公室，知道自己看起来不错。大家都留意观察我穿了什么衣服，怎么穿这些衣服的。我每天都对这一刻翘首以盼：我打开门，穿过打字室，姑娘们羡慕的笑容。然后穿过一间间行政办公室，那儿的姑娘们羡慕欣赏，希望也能有我这样的品位。嗯，就算我别的没有，品位的确是有的。以前我经常一周买三四件新衣，只穿一两次，然后就扔一边堆着。我姐姐把它们拿去做好事，所以倒也没有浪费。当然，这都是在乔伊丝接手了我，教会我如何真正地打扮——风格，而不仅仅是时尚——之前。妈妈来和我住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个寡妇了。一开始倒也不太糟糕。她身体不是太好，不过她会自娱自乐。我要是看上了哪个男人，也没法带他回家了，不过我暗自挺高兴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我的老母亲在家呢，可怜的简娜！来我这儿一年后，她生病了。我对自己说，听好了，这次你不能装作没这么一回事了。我陪她去医院。他们告诉她，她得了癌症。他们讲了好久，告诉她会发生什么。他们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以前医生没法和我谈我的丈夫怎么了，但是他们可以直接和妈妈谈她怎么了。因为她是那样的人。生平第一次，我想要和她一样。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她让我难为情，她的穿着，她的发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会想，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儿，过度古板、讲究体面的她与我，我们是两个世界。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和医生说起即将来临的死亡，那样优雅，那样庄重，我感觉糟透了。但是那时我吓得六神无主，因为吉姆叔叔死于癌症，现在是她——父母两家都有病史。我想：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那时我的感觉是，这不公平。妈妈临死前那些日子，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像弗雷迪那会儿我压根就不想弄清楚。但我还是没做到，问题就在于此。我那会儿时时刻刻觉得难受和恐慌。她很快就垮了下去。垮了下去——就是这样。我痛恨身体的痛苦。那会儿出门上班前我会去看她。她穿着睡衣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做些琐碎事情。她的面色蜡黄，泛着不健康的光亮，皮包骨头。不过至少我没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那太好了！我陪她坐下来，喝咖啡。我说，要不要我去药店——她有那么多的药丸、药片、药剂要吃。她会说，嗯，买点这个那个。但我没法亲吻她。唉，我们这家人不是喜欢身体接触的那一类！我根本记不得好好地拥抱过姐姐。面颊上轻吻一下，就差不多了。我想要抱住妈妈，也许再轻轻地摇摇她。到了最后，她那么勇敢，病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伸开胳膊好好抱着她。但是我没法碰她，没法好好碰她，没法温柔体贴地碰她。那味道……他们尽可以说这不会传染，但他们知道什么？根本不知道多少。以前她常常那样坦诚地直视我，但我根本没法直面她的眼睛。倒不是她的眼神里对我有什么索求，而是我深以我的情绪为耻，为自己感到惊慌。不，不像当初对待弗雷迪那样，我不冷酷无情。但是对于她来说，一定感觉不到什么——我的意思是，感觉我算不上什么。每天早晨几分钟而已，然后便赶着去办公室。我一般回家都迟，和同事，一般是乔伊丝，吃过饭才回来，那会儿妈妈已经上床了。她还没入睡，要是睡着就好了！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她经常疼得死去活来。我总把她的药准备好。她喜欢这样，我看得出来。这算是一种鼓劲支持吧。我们稍稍聊聊。后来乔姬姐姐开始每周来两三个下午，来陪她。我没法一直陪她，我要上班，而她的孩子都上学了。我走进房间，会看见她俩坐在一起。我常常嫉妒得难受，她们这样亲密，母与女。等妈妈住院以后，我和乔姬轮流去探病。那时乔姬得从牛津来伦敦。我没法去得更频繁。每隔一天，在医院里待两三个小时。我痛恨那每一秒钟。我想不出来讲些什么。但乔姬和妈妈总是时时刻刻有话可聊。都聊的是些什么呀！——我那时听着，完全难以置信。她们会聊乔姬的邻居，乔姬邻居的孩子，她们的丈夫，她们朋友的朋友。她俩聊得一刻也不停。她俩对这些话题是如此投入，真是有趣。妈妈去世了我很欣慰，当然了。乔姬也很欣慰。不过我知道乔姬这么说与我这么说是大不一样的。她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月，乔姬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陪着她。那个时候，我终于学会不过于反感肉体层面的东西，妈妈几乎已是一具盖着蜡黄皮肤的骷髅。但她的眼睛还和原来一样。她痛得很。她没假装不痛。她抓住乔姬的手。关键是，乔姬的手是合适的手。然后我们的公寓里只剩我孤身一人。那些男人里有的来过一两次。不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怪他们，我怎么能？那会儿我已逐渐明白我变了。我懒得烦。如何！倒不是我不需要性事了。有的时候我想得发狂。但这里头有些乏味、重复的东西。而且那屋子里到处是弗雷迪。我能看见自己变成一座弗雷迪的纪念碑，不得不铭记他。那有什么用？我决定卖掉这套房子，寻一处自己的地方。我仔细考虑了很久，好几个月。就连在当时我也知道，这于我而言，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在杂志社工作，我的思想方法不同，迅捷果断，就像一直处在一股水柱的顶端。这些都是我如今的拿手好戏。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给了我这份工作。说来好笑，那会儿我可没料到会这样。其他人都知道他们要给我副主编的职位，我自己不知道。原因之一，我沉浸于我的自我形象中，拘泥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表现。我的形象一开始是无忧无虑、风趣滑稽、衣着怪诞的简娜，聪明伶俐，永远得力的女秘书。然后，经乔伊丝一番指点后，奢侈、完美、聪慧、可靠，办公室里的老资格，背后有一个潇洒时髦的丈夫——弗雷迪听到这形容肯定认不出自己来。然后，突然地（好像是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机敏精明，大气端庄。这让人难以接受。现在依然困难。一个大气端庄、在杂志界有一份好工作的中年寡妇。与此同时，我一直在考虑我应该如何生活。在我和弗雷迪的套房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小团绒絮或者一根羽毛，随风飘荡。下班回家以后，我好像指望能在那里找到秤砣或锚之类的东西，但那东西根本不存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单薄、多么不独立。发现自己不独立，这很叫人痛苦。当然，不是指经济上不独立，而是作为一个人不独立。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我没打算再婚。我无法想象自己再婚。但是我又对自己说，你必须结婚，必须，趁着还不迟。而就连现在，我有时也还这么想，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了。但当我认真考虑时，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结婚。说来说去，反正也没人向我求过婚！我卖掉了原来的房子，买了现在这套。一个房间睡觉，一个房间起居，一间书房。很大的豪华公寓区。不过我很少在这儿，而在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其实算不上是思考，只是把事情放在脑子里，让它们自行归拢整理。如果你真能这么做，慢慢地，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比方说，你的想法会与你原以为该是的样子大相径庭。有些事我需要思考，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比方说乔伊丝。我们的那间办公室，顶楼，可以看阳光普照，风雨变幻。她坐在她的长桌后，我坐在我的长桌后，两张桌子面对面。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了好几年了，保证杂志运转。然后这一边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机器、绘图板、照片。另一边是一张小桌子，秘书们进来做记录，或者有人进来谈话时，就坐那儿。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高兴，因为这一切是如此恰当、合适，和这儿做的事正相配。但是我必须思考，思考……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什么不大对劲。我搬进新屋后，很快就发现我的生活全在办公室里。我在家里根本没有生活。家。好一个词！那不过是我为去办公室做准备的地方，或者是下班后休息的地方。我在思考的事情之一，是如果我丢了工作的话，我就不剩下什么了。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姑娘们一路奋斗，向上爬。我发现自己会看着其中某一个，比方说菲丽丝，心里琢磨，嗯，她是块好料子，会遣词造句，能采访任何人，可以胜任编辑工作，她的大脑好似剪刀，她从不惊慌失措。她知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这话是指什么？指很多很多东西。一切。她急于求成，毫无耐心，而你得知道怎么顺其自然。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我让弗雷迪失望了，让妈妈失望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发生什么需要我面对的事情，比方说疾病或死亡，如果我需要对自己说，“现在，你得像个成人，别再像个小姑娘似的了”——我做不到。这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意志，这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学些别的本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你想和一位老人交朋友吗？”一张可爱老太太的照片，一个可亲可爱的老太太。大家最喜爱的奶奶。哈！我打了电话，去看望她们。斯诺小姐，慈善家。我和她一起去拜访了约克太太。我们三人一起，在肯辛顿的一座小公寓里喝了茶。整个过程我觉得假惺惺的，糟糕极了。我觉得斯诺小姐显得有点屈尊纡贵而不自知。约克太太是一个身材庞然、动作迟缓的病人，面色苍白，脸庞浮肿，像个面团，小眼睛里满是牢骚。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斯诺小姐。我坐在那儿，心想，我他妈到底在这儿做什么？这对约克太太能有什么好处？我难道要每个星期天都来看她一次，带蛋糕给她，问她风湿有没有好些？斯诺小姐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人行道上道别的时候，她对我很敷衍。嗯，好，要是你觉得自己想做这事的话，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萨默斯太太。然后她钻进她的MiniCopper，开走了。失败。嗨，不足为奇，她是这么想的。他们得找别人陪约克太太。不过这次我没有自觉无用。约克太太只是不适合我罢了。那时我会看着照片里那可亲可爱的老太太，想着糟糕的约克太太，心生几分讥嘲。与此同时，在我对面的楼上，有个彭妮太太。她七十岁了，孤身一人，十分渴望我能与她结交。这我心知肚明，但我不想去。她也知道。她会全面介入我的生活。想到我得听她使唤，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心慌得很。可是那天我在药店里，这事就发生了。我看到了一个老巫婆。我瞪着这老东西，心里想着，巫婆。这是因为我整个一天都扑在一篇专题上：《过去和现在的女性形象模式》。文章没有具体说过去是什么时候，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吧，优雅的妇人，一大帮孩子的母亲，羸弱的老处女姑妈，新女性，传教士的妻子，诸如此类。我有四十多张照片可以选用。那其中就有一张巫婆，不过我没选她。可她现在就在这里，站在我身边，在一家药店里。一个弯腰驼背的小个子女人，鼻子几乎能碰到下巴，穿着灰扑扑、厚厚实实的黑衣服，头上是顶无檐软帽样的东西。她看见我在瞪她，就塞给我一张药方，说：“这是什么？帮我买一下。”灰色的粗眉毛下，是凶巴巴的蓝眼睛，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有些无比亲切的东西。莫名其妙地，从那一刻起我就很喜欢她。我接过纸，知道我接过的不止那张纸，而是更多。“好。”我说，“但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对你态度不好？”开玩笑呢，而她立刻有了回应，使劲地摇着苍老的脑袋。“不好，哎呀，他没用，我就没听懂过他在说什么。”他是年轻的药剂师，站着，手撑在柜台上，等着接单，面带微笑。他和她很熟悉，我看得出来。“这张方子上开的是镇静剂。”我说。她说：“这我知道。”我把方子靠在我的手袋上，她伸出手指戳着纸头紧贴手袋的地方，“但不是阿司匹林，是吧？”我回答：“这东西叫安定。”“我就知道。那不是止痛剂，那是麻醉剂。”他大笑。“没那么糟糕啦。”他说。我说：“这药我也一直在吃的。”她说：“我告诉医生，阿司匹林——我要的是阿司匹林。但是他们是些笨蛋，那帮医生。”气势汹汹、声音颤颤的，又有些快乐活泼。我们三人，站在那里，放声大笑，但她又很生气。“那你要我给你拿点阿司匹林吗，福勒太太？”“是啊，是啊。我才不要麻醉人的东西呢。”她从一个又大又破的包包深处掏出钱来，慢慢地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他把阿司匹林递给她，接过她的钱，然后又接过我的钱——我买了指甲油、腮红、眼线、眼影、口红、珠光唇膏、化妆粉、睫毛膏。一大堆：这些东西我都存货不足了。她站在边上看着，现在我知道她那时脸上的表情是她特有的，拼命思索的样子，真正地想要理解。想要领会一切。我放慢脚步，合上她的步子，和她一起走出店门。我们站在人行道上，她没有看我，但是能感受到她在请求。我走在她身边。慢吞吞地走路真难。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之前我走路都是在飞。她迈出一步，停下来，打量打量路，然后再跨另一步。我想到自己天天都在这路上来去匆匆，可从没见过福勒太太，但她就住在我附近，我仔细打量着大街，突然看见——老太太们。也有老先生，但还是老太太居多。她们慢吞吞地走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谈天说地。或者她们坐在街角法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们。那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她们。走在她身边，我很害怕，害怕她的味道，一种泛甜带酸、尘土般的味道。我看着她苍老瘦弱的脖子上的污垢，她手上也有。她住的房子有一面破破烂烂的矮墙，豁了口的台阶。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因为她不准备开口邀请我。她小心地走下老旧的台阶，站在一扇门前，门已关不太拢，一块粗糙的木板拦腰钉在上面。这扇门连一只下定决心要进去的猫都拦不住，不过她还是摸来摸去地找钥匙，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又眯着眼睛找锁孔，然后把门打开了。我跟着她进了门，屋里的气味让我心里不舒服，胃里也不舒服。
煞费苦心、不惜血本去经营齐国的民心，也收获了国人的拥护，但是他派刺客公然刺杀公子舍，暴露了阴谋家的本来面目，使得本来拥戴他的人转而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其次是外交上得不到承认。《春秋》记载，“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公子商人杀公子舍，是以臣弑君的大逆不道行为。公子商人即位后，公子元对这位新任国君保持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人谈话间，从来不称之为“公”，而是称之为“夫己氏”。这在当时是相当冷淡的称呼，大致等同于后世所称的“某甲”，或者现代人所说的“那人”。如果说公子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齐国公族的态度，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公子商人在齐国公族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护。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恰在此时出现。据《左传》记载，公子商人派人刺杀公子舍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一颗彗星拖着长长尾巴扫过北斗七星。据后世科学家考证，这颗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彗星的到访引起了天下的轰动。作为那个年代星相学的权威，周王室内史叔服夜观天象，预测道：“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国君将先后死于内乱。”被叔服的乌鸦嘴说到，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当然，当时没有网络、电话、电报，甚至没有一份报纸，远在山东的齐懿公很有可能并没听到叔服的这一预测。因此，对于哈雷彗星的来访，他也仅仅是看了一番热闹，没有放在心上。真正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公子舍的母亲，也就是那位不招人喜欢的前第一夫人子叔姬。子叔姬原本是鲁国公主，也就是鲁文公的姐妹。公子舍被杀之后，子叔姬悲伤过度，而且遭到软禁，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鲁文公出于亲情，很想将子叔姬接回鲁国来居住，安度余生。鲁文公的想法一点也不过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事情。毕竟，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娘家人无权决定其归属。鲁文公如果直接通过外交途径向齐懿公要人，结果肯定是碰一鼻子灰。鲁文公想出了一个“曲线救人”的办法，他派公子遂前往王城雒邑，请求周天子从中斡旋，要齐国人放子叔姬回鲁国。“既然已经杀了她的儿子，还留着这位伤心的母亲做什么呢？”公子遂对周天子说。此时的周天子，是当年才新上任的周匡王。周匡王是周顷王的儿子，他上台没几天，王室的两位大臣——周公阅和王孙苏就为了争夺王室政治的主导权爆发冲突。这一事件在诸侯中影响很坏，鲁国甚至以此为由，没有派人参加周顷王的丧礼。周公阅长期以来担任大宰，在王室的地位本来极其稳固。周顷王刚死，王孙苏就跳出来与周公阅争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受到了新天子周匡王的暗中支持。但是没想到事情闹得太大，周公阅和王孙苏互不相让，以至于周匡王也没办法收拾，最后只好把官司打到晋国这个过气的霸主那里，请晋国人来做评判。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匡王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突然又背弃了王孙苏，转而支持周公阅，而且派卿士尹氏和大夫聃伯前往晋国，为周公阅说理。对于这桩送上门的王室官司，晋国的权臣赵盾采取和稀泥的手段，平息了双方的怨气，重新明确了周公阅在王室的执政地位。就是这样一位连自己的家务事都处理不好的周匡王，在收到鲁国人的报告之后，居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齐鲁两国之间的纠纷，于同年冬天派大夫单伯出访齐国，为鲁文公说项，要求齐国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单伯的到访，使得齐懿公极为不爽。在他看来，子叔姬的事纯属齐国内政，非但鲁国无权过问，就算是周天子也不该插手。脑门子一热，他竟然命人将单伯扣押起来，同时顺手将子叔姬也囚禁起来。齐懿公囚禁子叔姬，是没把鲁国放在眼里；扣留单伯，是没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都不是问题，因为鲁国人历来好欺负，周天子也不过是泥菩萨一尊，能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就不错了。但是，齐懿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鲁国此时正和晋国打得火热，鲁文公既然能够在晋灵公面前为卫国、郑国说情，自然也能为自己说上一两句话。公元前612年春天，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出使晋国，请求晋国做主，为王室和鲁国讨回一个公道，要求齐国尽快释放单伯和子叔姬。到了夏天，齐国迫于晋国的压力，终于释放了单伯，但是仍然囚禁着子叔姬。阴魂不散的子叔姬已经成为齐懿公的一块心病，而鲁国人不厌其烦地要求子叔姬回国，更使得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这一年秋天，齐懿公终于按捺不住，派兵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企图通过军事压力来打消鲁国人的念头。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再一次到晋国告急。此时的晋国，刚刚以郤缺为统帅，带领上下二军讨伐蔡国，为的就是教训教训蔡国竟然有胆子不参加去年的新城会盟。蔡国人几乎没有抵抗，就走到了谈判桌前，与郤缺签订了城下之盟，宣告脱离楚国的控制，投入晋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12年十一月，晋、宋、卫、蔡、陈、郑、许、曹等国诸侯在扈地会盟，重温新城会盟的精神，商议共同讨伐齐国的大事。不过，这次会盟和新城会盟一样，也是雷声大，雨点小。齐懿公听到消息，连夜派人赶到扈地，给晋灵公或者说就是给赵盾送了一份厚礼，要求晋国网开一面，放齐国一马。赵盾收了贿赂，讨伐齐国的事也就不提了，原本杀气腾腾的兵车之会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衣裳之会①。鲁文公对此十分不满，干脆连会盟都不来参加，以示抗议。事到如今，齐懿公也不好再囚禁子叔姬了，于是派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左传》对此特别加以解释，说齐国人这样做，是因为周天子的影响使然。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解释。客观地说，晋国人主导的扈地会盟虽然虎头蛇尾，而且存在收受贿赂的猫腻，在客观上却无疑导致了齐懿公释放子叔姬。因为感情上闹别扭，《左传》故意贬低扈地会盟的作用，硬要将子叔姬的回国归功于周天子，再一次体现了鲁国人面对齐国人的弱势心理。说句题外话，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弱势心理，往往导致其丧失客观的判断力，在一些严肃的历史事实上产生扭曲的见解，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现代也是屡见不鲜的。扈地会盟虽然迫使齐懿公释放了子叔姬，但同时也给了他一个信号：所谓的天下霸主，原来也受不住金钱炮弹的进攻。扈地会盟过后不到一个月，摸透了晋国人秉性的齐懿公再一次铤而走险，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齐国还公然破坏国际秩序，同时进攻了扈地会盟的成员国曹国，一直打到人家的都城门下。齐国进攻曹国的理由很简单：这一年夏天，曹文公到鲁国朝觐了鲁文公。事实上，曹文公朝觐鲁文公，乃是秉承古代的传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原本无可厚非，也不关齐国什么事。季孙行父对齐国的暴行评论说：“齐侯不得好死啊，自己无礼也就罢了，还要讨伐有礼之人，口口声声‘你为什么要行礼’。礼，是顺应天意而设的，礼就是天之道。自己违逆天理，还不让人顺应天意，实在是罪无可赦。”话虽如此，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元前611年，季孙行父和公子遂先后来到齐国，与齐国人进行了谈判，委曲求全，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再一次的弑君热潮】重复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话题，当国君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人盯梢，稍有不慎，近则被卿大夫训斥，耳根不净；远则被载入史书，贻笑千年；轻则失政，重则亡国，总之是一点也不好玩。更要命的是，国君身边从来不缺乏君位的觊觎者。虽然在任何一个年代，杀国君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并且被特别用一个“弑”字标注出来，但是纵观春秋数百年，弑君的记录却比比皆是，后人甚至有“春秋之中，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统计数据，弑君似乎是春秋年间的一项时尚运动，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弑君事件，倒是让人有点不习惯。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当国君，随时都有被弑的危险，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公元前613年哈雷彗星造访地球，在《春秋》上留下了确凿的记录。对此，当时的星相学权威、周王室的内史叔服预测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将先后死于内乱。”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服不是半仙，而是全仙。第一个被叔服说中的是宋国的君主宋昭公。自公元前620年上台以来，宋昭公过得一直不怎么平安。首先是即位当年，他想驱逐群公子，结果被“穆、襄之族”群起而攻之，造成公孙固、公孙郑死亡，最后以“六卿和公室”而告终；其次是公元前619年，他的祖母宋襄公夫人发动华氏、乐氏、皇氏等几家贵族作乱，杀死了宋昭公的主要支持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公子卬；接着到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又陈兵宋国边境，以武力胁迫宋昭公臣服于楚国，在宋国的孟诸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活动中宋昭公因为未遵从号令而被楚国人责罚，颜面无存；公元前613年，宋国萧地守将高哀看不惯宋昭公的所作所为，叛逃到鲁国。总之，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他本人也喜欢瞎折腾，不是想驱逐群公子，就是对祖母无礼，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故事频发，国不泰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身边的人难免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宋昭公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鲍。公子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公子商人（也就是齐懿公）有得一比。应该说，在收买人心这方面，他比公子商人更高明。公子商人收买的对象主要是齐国的“国人”，而公子鲍的收买对象和收买手段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第一，他“礼于国人”。宋国闹饥荒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将粮食低价卖给首都的居民。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者，他更是免费赠送粮食，而且不时奉上一些山珍海味，深得老头子们喜爱。第二，他“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是领导们的贴心人。第三，他尊重人才，“国之材人无不事也”。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不论贵贱，他都愿意结交。第四，他善于利用亲情资源，“自桓以下无不恤也”。自曾祖父宋桓公以下的公族人士，都得到了他的照顾。第五，他得到祖母宋襄公夫人的支持。前面说过，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在宋国有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振臂一呼，就可以发动公族作乱。但是，宋襄公夫人为什么要支持公子鲍呢？答案也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他长得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子鲍美而艳。”早在公元前711年的记载中，《左传》的作者曾经将“美而艳”三个字赋予宋国当时的绝色美人、孔父嘉的妻子孔夫人。事隔一个世纪，公子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人。用“美而艳”来形容一个男人的美，后人不难推测，公子鲍绝非粗犷型的帅哥，而是更趋于女性化的俊男，长得大概和陈坤比较类似吧。孔夫人美而艳，是酥到骨头里的美，可以令华父督色授魂与；公子鲍美而艳，同样具有销魂蚀骨的效果，使得身为祖母（当然不是亲祖母）的宋襄公夫人也把持不住，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要与他私通。史料记载，周襄王在位三十四年而崩，此时距周襄王的死又有八年，距宋襄公之死则有二十六年。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以此推算，此时年龄当在六十左右。古代女子十三四岁便婚配，十五六岁即生子，如果过了三十岁，便可称作半老徐娘。宋襄公夫人以六十岁的高龄，仍然春心荡漾，搔首弄姿，当属罕见。还好，公子鲍虽然急于得到这位祖母的支持，但是总算保留了做人的底线，没有硬着头皮和她上床，而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她的追求。后人无从揣测公子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宋襄公夫人虽然求爱被拒，却仍然对公子鲍一往情深，或者说，越发希望得到公子鲍的爱了。她把对公子鲍的支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为他摇旗呐喊，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公子鲍提供政治资金，让他以更慷慨的手段来收买人心。如果将公子鲍与宋昭公之间的政治博弈看作一场牌局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王牌都被公子鲍抓在手里，宋昭公只有举手投降的份。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能够左右宋国政局的“六卿”，他们分别是：右师华元，也就是华父督的曾孙。左师公孙友。司马华耦，与华元是兄弟。据记载，公元前612年，华耦代表宋国出访鲁国，鲁文公以对待卿的礼节来接待他，他推辞说：“我的祖上华父督得罪了先君宋殇公，被记载于各国的史书，我作为他的后人，哪里敢屈辱君侯您赐宴呢？”强烈要求以大夫的礼节相对待。鲁国人认为他应对得体。司徒鳞鱹。司城荡意诸，公元前619年的内乱中，作为宋昭公的支持者，荡意诸被迫逃到鲁国避难。公元前616年，经鲁国大臣公子遂从中斡旋得以回国。司寇公子朝。六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城荡意诸。荡意诸的祖父叫公子荡，父亲叫公孙寿，都是公族人士。按照“赐族”的原则，到了意诸这代，被国君赐以“荡”姓，所以叫做荡意诸。荡意诸家世代担任司城的职务。公子荡于公元前619年前后去世，本来应该由公孙寿来接任司城，可是公孙寿转而让自己的儿子荡意诸接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公孙寿解释说：“当今国君无道，司城又是接近国君的大官，恐怕祸及自身。但是，如果弃官不做吧，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又没有着落，也不是个办法。儿子，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就算他因此而死，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至于灭族。”公孙寿这么做，很难说是无耻还是独到的大智慧。但是他的儿子荡意诸却是一个颇为忠义的人，而且忠义得近似于迂腐。公元前611年十一月，宋襄公夫人计划趁宋昭公到孟诸打猎的机会，派人杀死他。当时的形势对宋昭公很不利。宋襄公夫人和公子鲍的阴谋已经成了阳谋，连宋昭公本人都知道了。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一贯不怎么灵光的宋昭公倒是表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从容。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孟诸湖狩猎，而且将能带上的金银珠宝全部带上。荡意诸试探性地问他：“何不逃亡国外，要求诸侯接纳，尚可保住性命？”宋昭公回答道：“我身为国君，却不能让卿大夫们满意，也不能让祖母和国人满意，就算逃出去，诸侯谁肯接纳我？再说，既然当上了国君，却跑到国外对别人俯首称臣，不如安然受死。”在路上将金银珠宝分给身边的侍从，要他们各自逃难。唯独荡意诸坚决不肯离去。宋襄公夫人素知荡意诸忠义，于是特意派了一位使者到孟诸湖传话，要荡意诸速速离开，以免玉石俱焚。荡意诸谢过使者的好意，迎着山间的寒风说：“身为臣子，在君主有难的时候就逃跑，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新君又将会怎么看待这种人呢？”说完将使者打发回去了。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六卿之中，只有荡意诸死心塌地随着宋昭公，其余五人纵使没有成为公子鲍的同党，也唯恐祸及自身，都躲在家里作壁上观。宋襄公夫人派帅甸带人截杀宋昭公，荡意诸以死表达了自己的忠义。所谓帅甸，是春秋时期的官名，统帅步兵约三百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吧。宋昭公治国无方，众叛亲离，所以宋襄公夫人只派区区一个营长就将他解决了。《春秋》记载：“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就是宋昭公的名字。《左传》解释说，因为宋昭公无道，所以直书其名，以示批评。公子鲍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他任命同胞弟弟公子须担任了司城一职。后来司马华耦去世，他又任命荡虺（huì）接任了司马一职。荡虺就是荡意诸的弟弟。宋文公这样做，除了安抚人心，还是怀着对荡意诸的些许敬意罢。宋国的政权更迭得到了上至宋襄公夫人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行凶的路人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洪述祖失业了。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仇恨的种子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还要从会党说起。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罪恶之交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阴谋渐起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应兄弟：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
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3）雍正是否更改名字？有人认为，康熙遗诏传立“胤祯”（皇十四子原名），因“胤禛”与“胤祯”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后将《玉牒》的名字更改。雍正又命十四弟改名允禵，这就是“玉牒易名”说。学术界对雍正改名看法颇不一致。有一种改法又认为，皇四子叫胤禛，皇十四子叫胤祯，雍正做了皇帝，便命十四弟改名允禵，以示避讳。总之，康熙临终前立皇十四子允禵继位说，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康熙晚年没有立储，雍正登位前康熙没立“储位”，因而不能说雍正继位是“篡位”。3.无诏夺位说基于雍正奉遗诏继位，有许多矛盾解释不清楚，其说难以自圆，而雍正改诏篡位，真正有力的证据也显得不足，于是有人认为雍正是无诏夺位。雍正登位，是因为他在皇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皇位争夺斗争，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前前后后四十多年，结果，皇太子党失败，皇八子党也失败，皇四阿哥党胜利。雍正继位，是正取？还是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再不会对雍正逆取皇位做出记载，康熙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不过，从康熙去世雍正继位开始，就出现了皇位出自篡夺的异闻传说，为此雍正还亲自撰写了一本书——《大义觉迷录》，对各种流言进行驳斥，想为自己洗刷不白。风遗尘整理校对。二、冷酷残忍的皇帝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越描越黑，留下了许多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那么，雍正的上述罪名是否成立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1.雍正是否毒死父皇？有一种说法：康熙是喝了胤禛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以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似乎不大可能。2.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了三个儿子：胤禛、允祚（五岁死）、允禵。据传，雍正继位后，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允禵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当时人们将雍正生母之死同他囚禁胞弟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3.雍正是否屠杀兄弟？雍正帝继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当时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雍正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大阿哥允禔，康熙时就因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父皇，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对雍正来说，允禔早就是一只死老虎，不足为虑。雍正十二年（1734）死。二阿哥允礽，是被康熙帝废了的太子，禁闭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死。三阿哥允祉，是一个不热衷皇位、一门心思编书的人。雍正继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将允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私下发了些牢骚，雍正知道后，又将其爵位剥夺，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死。五弟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仍借故削其封爵。雍正十年（1732）死。七弟允祐，雍正八年（1730）死。八弟允禩，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雍正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禩心里也明白，常忧忧不乐。对此，雍正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禩为亲王，允禩的福晋对去祝贺的人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我担心的是不要被杀了头。”这话传到雍正的耳朵里，便将允禩的福晋赶回了娘家。不久，雍正又借故命令允禩在太庙前跪了一昼夜，随后又削去了他的王爵，高墙围禁起来，并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意思是“猪”。允禩受尽折磨，终被害死。九弟允禟，同允禩结党，为雍正所不容，被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并改允禟名为“塞思黑”，意为“狗”，不久给允禟定二十八条罪状，押往保定，命直隶总督幽禁之。允禟在保定监狱备受折磨，最后，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十弟允[礻我]，也因党附允禩，为雍正所恨，夺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才开释，后死。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继位时，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又借故将其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不久，又再降为国公，乾隆继位后才被晋封为亲王。十四弟允禵，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因此，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继位时，先不许他进城吊丧，后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父皇的景陵，继而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十五弟允禑，康熙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即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被雍正封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允礼，被雍正封为果郡王，又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早年加入过“雍亲王党”，所以受重用。雍正登上皇位后，不仅对骨肉同胞刻薄寡恩，而且对大臣也毫不容情，突出的例子便是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从小就好耍枪弄棍，不安心读书，父亲年遐龄望子成龙心切，给他请了好几位教书先生，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谁知都被他给气走了。后来总算请来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先生，这才把年羹尧镇住。在这位先生的教育下，年羹尧文武兼学，没过几年，居然也学了一身本领，参加科举考试，竟然中了进士。然而，年羹尧的志趣却不在这里，他生性好动，好结交绿林豪杰，凭一身武功和才识，身边聚集了不少拜把兄弟。后来，年羹尧结交上了四皇子胤禛，从此成了胤禛的心腹。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作侧室福晋，胤禛继皇位后，又册封年氏为贵妃，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年羹尧在康熙时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病逝，由第四子胤禛继位。由于康熙十四子允禵曾是雍正的皇位竞争对手，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时，允禵以抚远大将军身份坐镇西宁。雍正为防不测，曾密令年羹尧就近监视允禵。这样，允禵虽然不满于雍正继位，却因受年羹尧牵制，无法调动军队向东夺位。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在康熙去世和雍正继位过程中，隆科多的功劳在于防止留居北京的众皇子作乱。康熙的儿子众多，这些人又各结党羽，而在反对雍正继位的问题上又都联合了起来，雍正当时在北京十分孤立。隆科多时任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辖兵一万多人，负责保卫皇帝，维护京城治安。由于他拥戴雍正，在他手中军队的威慑、弹压下，众多的兄弟才没敢兴风作浪。外得力于年羹尧，内得力于隆科多，雍正便顺顺当当地登上了皇位。继位之初，他对年、隆二人褒奖有加，宠信异常。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掌握整个西北地区的边防大权以及人事、财政大权，还直接参与朝中重大政务的决策。雍正甚至不顾君臣关系体统，称年羹尧为自己的“恩人”，说什么“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之臣民也”。竟然以对年羹尧的态度，作为判断子孙臣民忠孝的标准。隆科多则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参与处理重大事务，是雍正在中央的左右手。雍正夸他是“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两年左右，雍正便变脸了，说什么“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并直接向年羹尧发出警告：“外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明显地暗示他不会有好下场。果然，不久便命令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令，调任杭州将军，并威胁说：“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虽然年羹尧并没有“负”他，雍正还是不依不饶，撤了他的官，并公布了他的九十二条大罪，说他这九十二条罪状，可以将年羹尧处死三十多次，但对他法外开恩，令其“自裁”（自杀），又斩其子年富，其余十五岁以上的儿子都充军极边。在整治年羹尧的同时，雍正也向隆科多下了手。虽然隆科多受赐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但仍被定四十一条大罪，命令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对雍正来说，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泰极否来，自酿成祸。从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上可以看出雍正性格的两面性，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他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而应站在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方面做了哪些贡献。三、承上启下的改革雍正元年（1723）是清朝入关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雍正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雍正在位十三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其改革举措主要有：1.整顿吏治康熙治政，标榜宽仁，到了晚年，由于身患中风，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对康熙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于是在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就马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了十一道谕旨，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贷，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悖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又命令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巡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下属勒索地方，后又把户部库存亏空的二百五十余万两白银叫历任堂司官员赔补。接着又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的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对于这一改革，《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有史家也评论说：“雍正的整顿吏治，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胃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这说明了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2.设立密折制度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设立密折制度加以完善，只有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一百多人，雍正朝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和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雍正朝对奏折运转的处理程序，规定“阁臣不得与闻”。这就避开了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3.设军机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责：每日晋见皇帝，商议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批示；奉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折”字样，由兵部捷报处收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划机要。后来设立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时撤销，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军机处的设立，使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既不容皇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4.改土归流在云、贵、川、粤、桂、湘、鄂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大土司进行管辖。雍正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而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一改革，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西南的民族问题，到雍正时得到解决。5.摊丁入地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后，实行“盛世滋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要缴纳丁银。雍正实行丁银摊人地亩的制度，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另外，又使社会人口急剧增长，到道光年间，中国人口已突破四亿人，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6.废除贱籍制度中国古代有一种贱籍制度。贱籍就是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这类人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类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户，广东蛋户，安徽伴当、世什，江苏丐户等。绍兴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兼带卖淫等活计。陕西、北京的乐户，系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安徽的伴当、世什，地位比乐户、惰民更悲惨，如果村里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什，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以捶打。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些贱籍，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人正户。7.设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太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八岁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又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用什么办法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优选，明之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最后，雍正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放进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既有利于在皇子中优选，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
、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
被强制的情况，他们也很少被束缚于土地上，或很少完全附属于主人。”同上；又见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度的个案研究》，第237—239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这种协议的一个例证，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5页。?在17世纪初期，主人常常随心所欲的奸淫奴仆家庭的女性成员。有时他们非法地杀害或烧死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4页。?宣德时期（1426—1435）农奴的出现伴随着流民数量的增多。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6页。?西村数余区别出至少五种不同的奴仆或奴隶：家奴、逃避国家徭役的人、田间劳动者、田庄工头，还有那些投靠富人以事敲诈他人者。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29页；又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8页。?泽恩道弗尔《徽州的奴隶状况》随处可见。明代徽州佃奴往往是宋代佃奴的直系后代。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公元800—1600年中国绅士社会的发展》，第208—212页。?在徽州许多从事耕作的奴仆被派去开垦不易耕作的山地，搬石造田，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承担这样繁重的劳作。在营造梯田的过程中，奴仆们也砍伐树木，为他们的主人种植茶叶。这就生产了市场商品，促进了安徽商业的发展。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第5—9页。?章有义：《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第45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19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1—692页。奴仆也为他们的主人经营商业。实际上，一些乡绅家庭往往以选择有经商经验者做代理人的方式投资于商业。这个代理人——他往往自己也拥有财富——作为回报同意“投靠”。虽然这个代理人自愿成为奴仆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抵押或是间接的保证，但是这种委任也给了代理人以逃避徭役的机会和有势力的主家的保护。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妨碍精明的事业家的出现，因为它鼓励了投资者坐吃利润的想法，而且也把管理权交给了相对乡绅的崇高社会地位而言还处于奴隶状态的中间人。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2—24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48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6—67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1—269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50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9—20页。有人认为，“纪纲仆”奴仆头目由于他们的实际权力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通过剥削他人和背叛主人来表达这种愤怒。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16—18世纪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第17页。也有人认为，奴仆代理人是一些比自由人更粗暴的管家和更凶残的监工。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3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70—275页；又可参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691页。奴仆制实际上是重叠累积的。有大量事例说明，许多仍然依附于最初的主家的农奴，自己随后也占有了农奴。法律规定，奴仆不允许获得或购买乡绅的身份，但是据知太湖地区的奴仆代理人往往以这种方式获得乡绅身份。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一章中随处可见。?宁化地方志。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50页。?《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4页。根据正德年间（1506—1512）文人们的记载，松江地区的一般情况是大户人家以家长式资格通过契约把土地租给佃户。人们把这理解为相互的扶持。就理想的情况来看，在歉收的年景地主应该救济他们的佃户。这些地主常常住在乡下，亲自征收地租，享受佃户的酒食款待，同时也回赠礼物。到了16世纪后半期许多人记载说，这种传统的合作性保护——依附关系出现了衰退。这些材料记叙了外在地主和佃户之间在日益地互相猜忌和敌对，佃户们合伙拒缴地租。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2—15页；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第272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28页。比如，一份1583年的材料表明，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乡绅们还是非常俭仆的，老百姓也较为富裕，而在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后，乡绅们越来越富，而老百姓却日益穷困。1599年一份来自山西北部的大同的报告表明，在晚期的上等阶层日益奸诈蛮横，衙门里的胥吏全都在为所欲为，敲诈勒索百姓；父母与儿女之间也越来越缺少孝顺和尊敬。1609年山西太原地区的地方志说，自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来，平民百姓变得不安分守己了，不再尊重老人；而且崇尚“左道”的人们大大地增多了。17世纪初期福建的地方志记载说，地主在遥远的地方坐吃地租，关系更为疏远，因此佃户们越来越容易拒交地租了。1619年沾化（在天津南169公里）地方志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后，那个地区世风日下，权贵人家欺压贫弱，土地集中现象极为普遍。根据渭水南岸、西安东面的渭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从16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那里也是世风日下。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150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7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许多材料说，“无赖”们聚集在城镇集市上，晚上又常常和大姓的世仆及衙门胥吏聚众赌博。在17世纪初，在集市进行赌博的情况明显增多。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又可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很显然，生活在附近的少量自由农民的存在使得穷苦的奴仆们感到一切都被剥夺了。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7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67—369页；又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94—95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4—436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1页；肖尔：《中国明代的最后朝廷》，第54页；“铲平王”也有其他写法，傅路德和房兆楹编著的《明代人名辞典》，第1275页。?永新地区地方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6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246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永新在江西西部的井岗山区。?傅衣凌：《明清农民社会经济》，第130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5页。?同上书，第128页。它与欧洲的粮食骚乱与纳税人抗议活动显然是很相似的。可对比英格兰这类运动的著名研究，见汤普森：《18世纪英国的道德经济思想》。?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30、137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页。?同上书，第137—141页。?同上书，第124页。?同上书，第136页；又见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7—188页。?同上书，第176—178页；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第223页。?滨岛敦俊：《乡村社会》，第12—13页。一个外住都浙江嘉善会的地主陈龙正在1630年致信另一个乡绅，详细述说了他出借稻米给贫苦农民的方法，并且建议采取相同的慈善做法，以为这个县的公益效力。他还创立了“同善会”，在城市穷苦人中行好事；同时，他要求乡绅服徭役，不要借免役占便宜。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50—5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236—238页。?家族族长也要给穷苦亲属一些好处，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田庄的劳动力来源。如果能使同族的贫民留居乡里而不致流入城市，那么这些管理地主就随时都有劳动力的供应了。这可能会阻碍节省劳力的技术的采纳。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42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八卷，第3页。范文正就是范仲淹，著名的宋代学者和博爱主义者，他认为对公众的施舍救济是儒家绅士的责任，特威切特：《范氏家族》，见于各章。?同上书，第1页。?同上书第一六一卷，第16页。?参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九卷，第9页；又见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75、87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3—24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六一卷，第16页。当一个地区的豪家试图进入邻近地区时，这一地区的联系就会得到加强。比如，在冒襄的家乡，从长江到江阴间的如皋地区，那里贫苦的渔家住在泥沙沉积而成的岛屿上。当地方上的“豪家”想占有这些冲积地时，如皋当地的乡绅、知县和岛上居民都捐出收成的一部分，用于建造船只和购买武器，进行抵制。同上书第一一五卷，第41页。?这样，在明朝统治的最后30年里，尽管安徽桐城的乡绅免除了一些农民的债务，而且尽力采取救济措施，但是这个富庶地区的乡绅仍然在滥用特权。“以前对地方公益的关心似乎已经消失在狭隘的一己和家族的利益之中了。加之他们对普通百姓日益傲慢的态度，这就足以导致各乡绅家庭及亲属间的相互疏离，并在他们和社会其他人之间形成危险的对抗”。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7—68页。?丁伯格：《贤人与社会》，第132—134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8—18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1页。沈定平（音译）相信，晚明时期的阶级冲突在像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国家官僚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危机感；他也断言，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在租佃关系方面的逐渐变迁，使得地租按照更加有利于种田人的方式得到调整（即变成定额租）。根据沈的看法，如果这种社会危机由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起义而得到了加强的话，这种进步是不可改变的。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66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5—176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237—239、1632—163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43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8页。?1638年1000枚纯铜钱值9两银子；1640年它们只值银5两；1646年兑换率上升到17两银子换1000铜钱。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0页。?原棉的正常价格是每担棉值银3两到4两。在这个时期原棉价格降到每担只卖0.5到0.6两银子。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19页。?洪武时期（1368—1399）稻米的平均价格是一担值银0.46唡。永历时期，价格开始下降，在1460年到1490年之间降到每担0.44两。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的对朝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米价稳步上升，达到每担白银0.927两。到30年代，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平均每担米为1.159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9—165页。据统计，从湖广到江南船运稻米的价格是它原价的两倍。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第482页。?转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3页；又见埃尔文：《均衡技巧》，第169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90—191页，及其《嘉定忠君》，第202—203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1页。顾大任在广东任按察使，后来退休回到苏州。他的传记描写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形：“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1644年顾大任曾经两次想自杀，每次都被其仆人劝阻了。两年后他得了中风，开始吐血，死前大呼：“皇帝，臣来也。”气绝而亡。钱咏：《履园丛话》，第121—122页。上海被叫做“小苏州”，因为它是过往商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而且也因为它的庞大人口。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6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那个春天白米卖到了每担5两银子。一些官员建议当地的乡绅开设粥铺，但是许多人在来此之前就死在了路边。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14页；科尔森生动地描述了其他社会类似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农民或是由于缺乏工具与知识，或是种惯了能换钱的作物，已经不能再从事基本农作物的种植了。科尔森：《丰年与荒年》，第11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埃尔文：《近代以前中国纺织工业技术的经济面面观》，第41页。?《罗马基督教社区档案》，日本，第122号（对开本第204—242页），第213—214页（材料由小韦尔斯提供）。在此之前，由一名佛教徒为首的一个地方教派在乡村地区招收了大量信徒，而这个地方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是上海附近地区最多的。当地官员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教派同时加以查讯，释放了前者，对后者却加以鞭笞。见上书，第212—213页。据报告说，在1650年，上海的基督教人口总数已达1.8—2万人。邓恩：《一代伟人》，第308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6页。可能因为17世纪50年代在湖北和河南也发生了“奴变”，使得农奴和奴婢赎回自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18世纪初，特别是1685年以后，大多数农奴契约由没有公证的“白契”变成了有公证的“红契”或“印契”。前者被认为是暂时的契约，而后者则规定了长期的义务。清初期和中期的法律条文规定，穷困潦倒的百姓可以签订“白契”，如果他们后来攒够了钱，他们就可以用从良妓女的那种方式“赎身”。到雍正时期，“红契”不再使用。不过雍正时期所谓的废奴被历史学家们过分地强调了。许多史料不仅表明，在18世纪40年代江苏等地，仍然存在着变卖儿童给富户人家、平民因与农奴结婚（这被叫做“招配”）或是因为“投靠”而变成农奴的情况，而且还表明，各地司法机关支持地主惩罚农奴，并禁止奴婢反抗主人。在18世纪还有许多奴仆在争吵中杀死主人的事例。韦庆远、吴其雁、鲁肃：《清代奴婢制度》，第7、23—27、34、45、52—53页；又见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沃特森：《人口买卖》，第223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0页。?宋乞任命了12个武装起来的奴仆伙伴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政治风浪互相间却经久不变的认同。在这层意义上，对这个群体的叙述，可以看作是本书上编对“府门儿”群体的延续和补充，二者是应该结合起来看的。
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文化的根本在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圉。秦穆公围郑烛之武退师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晋文公这一次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他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耿耿于怀，因此，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后，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让他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势力相对变小（邻之厚，君之薄也）。而且晋国贪得无厌，向东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还会向哪里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伯说），秦穆公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使祀子、逢孙、扬孙戍之），自己才撤兵。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去世。赛叔哭师穆公伐晋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北门之管），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国可得也）。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所以，百里奚、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如果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很有可能会拖垮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决心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为什么这一次秦穆公要坚决东扩了呢？第一是因为晋文公去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接触频仍，只有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打交道。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去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秦穆公自继位以来，在东扩的道路上一直非常谨慎，从不敢迈大步。秦穆公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在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秦穆公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部署，开始打军事牌了。于是，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其中，就有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赛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他还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影响军队士气，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儿子了。然后，两个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了。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丢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丧，因丧破我滑）。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国的三位将军。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父亲对这三个人恨之人骨，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晋襄公便放了这三位将军归国。百里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自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他们三个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二三子），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棒禄，还厚待他们。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派孟明视等人率兵进攻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就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以示不凯旋不回国之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一般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秦军众志成城，沉舟而战，晋军震恐。结果，这一仗秦军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秦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战役牺牲曝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铭记这次过失（令后世以记余过）。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遗憾的是，秦穆公并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都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第6章孝公变法公元前338年的一夭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县）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人若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这位客人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这个客店。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作出如此巨大责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他也未能逃脱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公叔痤举荐卫鞅魏惠王佯应实违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庶孽公子），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人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搓，阳平）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痤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叔痤家中探视，并向他询问：万一您有什么不测，有谁能像你一样辅佐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魏惠王临走的时候，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痤的请求。公叔痤请求魏惠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本意是想说服他起用商鞅，公叔痤看出魏惠王不想重用商鞅，所以魏惠王一走，他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惠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他没有重用你的意思。因为我做事一直本着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所以，刚才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个老头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之极！因此，公孙鞅并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害他。公叔痤贵为魏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推举，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出公叔座不一般的胸怀和勇敢。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痤）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痤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商鞅一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施行变法呢？秦孝公广招贤才公孙鞅火速人秦商鞅人生的改变都是秦孝公惹的祸。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之时，当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吞并。秦国远处雍州（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将土地分给他（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贤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公对穆公取得的丰功伟业与荣耀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又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秦国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强大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人才。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卞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来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太监、（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商鞅，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而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能找谁？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讲“帝道”（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妄人）。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大讲“王道”（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春秋五霸），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鞍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一个劲儿往商鞍跟前凑，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欺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他的变法政策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赐予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县制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政治制度。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改，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君列传》，《秦本纪》是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了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绝非那么简单。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此项措施具有两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亲自任命，而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2.官僚制的雏形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其中，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妺妺窝人体色777777
指自己，那正是他当时逃离此地时留下的，只不过在出来后，他下意识地将这条支道封闭了起来。狴犴蹲在我的肩头，双目闪烁着黄色的光芒，表情严肃地四处张望着。地下河中的鬼衣蜮是否已全数消失，对于这点我一直是心存怀疑，为了以防万一必须借助狴犴来觉察这些潜在的小恶魔。“有东西陷在泥里。”晖儿用铁钩从河床中捞出一件物品。那是一部数字式步话机，五公里有效半径，手掌大小的流线外形配着鲜艳的颜色，看上去还很新，应该是不久前才掉落在这里的。“大家注意周围。”我谨慎地提醒道。这种器材一般不会随意丢弃，如果步话机的主人不是无意间遗失的话，那就是他在这里受到了某种意外的袭击，而这里最有可能袭击他的便是鬼衣蜮。狴犴在我肩上打了个哈欠，圆睁的眼睛眯缝了起来，就这么蹲坐着打起了盹，那样子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四周毫无危险。示意S将狴犴抱走，我摘下手套，双掌轻轻埋入河床泥砂中，那里还残存着一些河水。对我而言，有水就有信息的载体。十来个失控的人影在眼前晃动起来，耳旁不住回想着奇怪的尖叫声，就像是被人踩住脖颈的鸭子一般。几声枪响，数个人影倒地，一个高大强壮的人影走了过来，手里拎着把微型冲锋枪。紧接着，通道边侧蹿过三条黑影，那速度远比之前遇到的残魂倮还要迅速，隐约间可以辨出是三个身穿黑衣的男子。高大人影摆手射出一梭子子弹，撂倒了其中两名，手中的微型冲锋枪忽然卡壳，第三名男子狰狞地将他扑住，前冲的力量竟把高大人影的身躯撞进了通道一侧的泥石中。那男子咧开嘴，露出一口鲸须般的诡异牙齿，伸出的长舌完全长成了一根红色的肉管，顶端的小口想要吸食什么似的不住张合着。突然，长舌僵住了，男子渐渐硬直了起来，身躯一抖仰面倒在河床中，在他的胸口正插着一把锯刃匕首，下刀处正是人的心脏部位。高大人影晃动着从泥石中挣扎出来，一条臂膀无力地垂在了那里，他艰难地从腰间拿出一个黄色的步话机，声音嘶哑地呼叫起来：“三爷……兄弟们有麻烦……怪虫……”声音嘎然而止，自通道顶部垂下的一双利爪悄无声息地撕裂了他的喉管，一片伸长的鲸须状牙齿立即咬合住伤口，缝隙间肉管般的长舌不住蠕动着，喷洒而出的鲜血竟是一点不漏地落入了袭击者的口中。画面中，那坚韧的角质指爪分外熟悉……“来这儿的是陈子浩的手下，大约十来个，都被鬼衣蜮寄生了。”我沉静了半天，才从这血腥作呕的画面中恢复过来。“靠，不是吧？有十来个？！”林岳扭着脸道，“麻烦，真麻烦，最讨厌和吸血鬼打交道。”“呀？你不是对吸血鬼很熟悉吗？”S莫名道。“没啥，从小恶心蝙蝠啥的。”林岳撇嘴道，“看那德性我就够了。”“哈哈，还有你怕的东西啊……”S笑倒，脚下突然一个踉跄险些摔倒。晖儿连忙扶住S，却也被什么绊了一下似的，身子歪了一下。不好，河泥里有东西！我和林岳双双抢上，一人一个将她俩迅速拉开，几支尖锐的金属锥从地下射出，刚猛的力道下，一个人影被带出河床，钉在了通道顶部。人影丝毫没有挣扎，直挺挺地被钉在那里，身上的泥砂不住掉落，露出一张满是胡须的凶悍脸庞，这高大魁梧的男子不正是我在水流残存信息中见到的人吗？！那高大男子被缓缓放下，临死时那狰狞绝望的表情凝在了他的脸上，喉部撕裂的伤口触目惊心，浑身的血液已尽数干涸，灯光下那种灰白的肤色让人不寒而栗。衣物中搜出半包浸湿的纸烟和打火机，一个鳄鱼皮钱包，里面有一张金卡和三千余元现金。男子的身后背着一个简易背囊，打开后除去一些霉变的食物和水之外，还找到了一部掌上电脑，我试着打开电源，屏幕渐渐亮起。“靠，这东西竟然没有进水……”林岳好奇道，“什么牌子的，赶明儿我也买个去。”“加了防水贴膜和密封胶质，具备手机功能，属军用改造型，无厂商标识。”晖儿仔细翻看了一下，开始检索起存储的资料来。高大男子名叫孙烈，是这队人的头目，从陈子浩与他的信息记录来看，他们此行的计划正是来这里改造格局环境的，似乎是在试验什么项目，但却没有说明，只有一个“Reborn”的行动代号。这队人共有十五名队员，基本都是陈子浩的盗墓兵团成员，精通工程架设和挖掘开穴。而这个看来粗犷的孙烈，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过路阴阳风水师。掌上电脑内分门别类地存放着村子的各处格局图、地理参数和分析资料，并且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排班表，这群人白天隐藏在附近，夜间出动工作，仅仅一周时间便完成了改变村子葬地格局的工程。只可惜，在排空地下河时，全军覆没了。在孙烈横尸的地点附近，我们相继发现了十一具尸体，其中几具的死状与孙烈相同，看来是被寄生变异的同伴所杀，但剩下的尸体却看得我们一阵发寒。这是一些衣不蔽体尸体，尸身上残留着些许衣物的碎片，手脚上长着坚韧的角质钩爪，牙齿被鲸须状的骨质物所代替，一条长长的肉管状舌头露在口外。四肢和胸背的肌肉发达隆起，腹部却凹陷了下去，触摸之下腹腔内已无器官残留，腹肌紧贴在脊椎上。林岳发现其中一具尸体腹部较为鼓胀，似乎填入了什么东西，便用刀剖开检查。一经割开，竟是满腹的血块，一根粗大的血管奇异地从增大的心脏中长了出来，顶部呈喇叭状，几片瓣膜封在那里，似乎是吸收血液的专用管道。“这里总共发现了十二具尸体，从人数推算，应该有三个幸存的。”晖儿清点尸身后思索道，“只不过很难判断，那三个幸存者是血鬾还是人类。”“不用猜想了，应该都是血鬾。”我站在通道一头道，“人类的脚印不会是这样的。”通道的一头已被封闭了起来，地下有一个不小的孔洞，隐隐的水声自地下传来，在这个通道的下方应该还有一条隐秘的地下河流，他们便是打通了这个落差点排空了上层的地下河水。就在这个孔洞的周围散布着几排来自不同方向的足迹，像是人类赤足留下的，只不过在五指的顶部多出了五个凹孔。只有长着锐利钩爪的血鬾才会留下这样的足迹。“这脚印也太混杂了。”S看着地上的足迹道，“到底有几个血鬾啊？”“嗐，这边、那边还有那边。”林岳指着足迹走来的方向道，“按方向看不就明白了？三个呗，十五减十二等于三啊。”血鬾显然要比残魂倮难对付得多，从水流残存信息得到的信息来看，它们不但速度惊人、力大无比，而且更为狡猾，孙烈的惨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好在幸存的只有三只，以我和林岳的能力来说处理起来并不太费力。更何况，一个有效的诱杀计划已经在我脑中形成了，现在所要做的便是尽快准备了。“回村找杨葛根谈谈，没有他的帮忙，计划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我简要地将计划告诉了大家，“抓紧时间，如果血鬾离开这一带就麻烦了。”“放心吧你就，耿婆说过，血鬾的饮食规律着呢。”林岳坏笑道，“而且属于吃光才走的主儿，这村子人还没死绝，它们怎么舍得那么多食物哦。”“林岳，你就积点口德吧。”晖儿笑骂着，转而对我道，“村外人家的失踪、血鬾的规律，这些算起来的话，明天就该是它们进食的时候了。”“嗯，所以今晚就必须将一切准备妥当。”我挥手道，“我们原路返回，诱杀血鬾！”随着我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地下通道内恢复了黑暗和平静，那些尸体永远地躺在了冰冷黑暗的地下，也许百年甚至是千年之后，它们会被发掘出来，成为新的考古之谜。“扑嗵……扑嗵……”一阵清晰的心脏跳动声自地下河的连通孔洞间传出，一双血红的眼睛露出了洞口……十三、雨夜诱杀“要三头大黄牛？”杨葛根一下绷紧了脸，纵横的褶子全部拉平，“这可难办咧，村里的牛就不多，我这村长也不能说征就征啊。”“前儿我不还看到一群群的，咋现在连三头都弄不到？”林岳听着似乎有些窝火，“你以为我要吃牛肉呐？！还不是为了……”“杨村长，要这三头牛是为把村里的事情办全了。”我拦住了林岳的话头，在没有完全控制事态前，如果泄漏了血鬾的存在，很可能在村子里掀起一场更大的波澜。杨葛根为难地看了看我，吧嗒着旱烟沉默了起来，即便现代已是科技农业盛行，可农家三宝之一的耕牛依旧是农民心中的命根子，这一点似乎远比人情更重。“我看这样吧，也别给杨村长出难题了。”晖儿从包里拿出一叠纸钞，递给杨葛根，“我们问村里买三头老病的黄牛。”那叠纸钞约摸有三四千元的样子，足够买上三头健壮的耕牛，杨葛根脸红了一下，没有去接，晖儿便索性将钱放在了他的怀里。“那我去村里人家问问……”杨葛根在鞋底上磕了磕烟锅，小心地点了点数目，揣入怀中，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嫂子，你还真大方，好几千就这么给人了，买的还是老弱病残……”林岳心疼道。“有人造孽，有人还。”晖儿笑着拿出一个钱包，“我只是借花献佛而已。”孙烈的鳄鱼皮钱包，那是我们在叩穴道中找到的物件，没想到晖儿借用了这些人的钱款，向村里人买了用以诱杀血鬾的黄牛，这倒是一种有趣的讽刺。……三头瘦骨嶙峋的老黄牛拴在了院子里，姚建国父子特意请来了村里宰杀牛羊的师傅，听说是为村里办事，那人执意不肯收钱，只是要了两碗酒水，一碗自饮，一碗用来洗刀。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村外的一个上风口，在一处开阔地拴好了黄牛，林岳事先让它们嗅入一些麻醉药粉，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这些黄牛的身上被剖开了两道口子。刀下的很准，一寸长的刀口中汩汩地流出了鲜血，浓烈的血腥味随着初秋的夜风瞬时飘散开去。姚建国父子带着那位师傅匆匆离去，我们悄然隐入事先筑起的地堡。为了以防万一，林岳特意在土堡上布下了一些香郁的植物，以掩盖大家身上的气味。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十分钟……五分钟……随着时间的流逝，心中计时的单位也渐渐缩短，如果那些血鬾没有被这里的血腥味所吸引，如果它们被血腥味激发后去捕食村民……就在我开始怀疑诱杀计划的可行性时，草丛中传出了一阵轻微的响动，清晰有力的心跳声迅速接近。那声音飘忽着难以辨准，似乎正不断地变换着方位，约摸一支烟的功夫才集中在了开阔地的西侧。“呼……呼……呼……”三个掠动的东西闪入眼帘，快速行进中诡异地拖出一道残影，那便是我们等待已久的血鬾，它们完全是依照人类的奔跑姿势移动的，只不过身体与地面的夹角已接近到夸张的四十五度。突地，血鬾停在了草丛的边缘，身子巧妙地隐在一人多高的蒿草中，三双血红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动着光芒，有力的心跳声轻缓了许多。四周渐渐暗了下来，顺风而来的乌云遮去了月光，随着滴嗒声四起，一场毫无征兆的大雨很不识趣地光临了这里。厚重的乌云和密集的雨水将能见度降到了最低，极力听辨之下血鬾的身影已扑向黄牛，雨声中传来一种诡异的吸食声。“这什么破天气？！”林岳低声抱怨道，“地堡已经渗水了，估计躲不住多久。”“出去，尽可能一次先干掉两个。”血鬾惊人的速度让我心里有些没底，“晖儿和S守着狴犴别动，它能保护你们。”狴犴弓起身子抖了抖，体形稍稍涨大了些，听懂了似的点了下头。“三、二、一，走！”一声低喝，我和林岳猫腰蹿出地堡，顺着事先看准的方位悄然接近，隐约间三个身影正伏在黄牛身上不住抖动着。挥手间，大蓬金属尖刺袭向血鬾，为了保证快速有效的攻击，聚成的尖刺呈三个方向射出，完全将血鬾的退路封死。与此同时，地面生出一片缠绕的藤蔓，蛇行着卷向血鬾，一旦被它们捆住，血鬾就休想脱身了。可就在尖刺和藤蔓尚未触及的时刻，三只血鬾的身影忽地一晃，跳蚤般地弹入半空，双爪一钩一抛，黄牛的尸身被带起，正好迎上射去的金属尖刺，一边的藤蔓也全数缠绕了上去。一击不中，我和林岳立刻左右分开，想从两侧继续攻击。跃在半空的血鬾却早已锁定了我俩的位置，其中两只后仰翻动，双脚互抵用力蹬出，身子如离弦般分别袭向我和林岳，速度之快变化之巧妙令人猝不及防。哐地一声，一只血鬾撞在了厚重的金属板上，我不退反进，借势将金属板覆压在它身上，咯咯连响中金属板扭曲地包裹了过去。但那只血鬾却凭空消失在了金属板下，地面现出一个大洞，这只狡猾的家伙竟在劣势中挖洞逃走了。林岳那边一片高大的仙人柱挡在了面前，夸张的尖刺直直冲着扑来的血鬾。闪避不及之下，血鬾一头撞了上去，无数的尖刺立刻扎满了全身。可那血鬾前冲的势头依旧不减，一片绿色飞舞中，仙人柱顿时被捣了个粉碎。那些尖刺竟没有将它扎穿，而是在厚实的肌肉阻挡下浮在了体表。“呀？有一套啊！”林岳怪叫一声，身子平地升起，脚下生出一棵粗大的黑色树木。蓬地大响，血鬾狠狠地撞在了树干上，整棵大树竟被撞得颤动起来，不过奇怪的是那家伙没有反弹出去，而是牢牢地钉在了那里，大树上横生的枝干诡异地围了过来，一时间血鬾像被捆在了树上动弹不得。脚下一紧，足踝处传来一阵生痛，土中突然伸出的利爪死死抓住了我的右脚，潜入地下的血鬾正大力地拉拽着，只要我陷入泥土，它便可以轻松地将我捕食。疼痛中我突然有种想笑的冲动，轻微的喀嚓声响后，脚下顿时一松，那只利爪依旧死死地抓在我的足踝上，只不过后面的胳臂却已被斩断。随即，一片令人作呕的骨肉碎裂声响自地下传来，那只做了地老鼠的血鬾万万没有想到，泥土中竟会突然多出无数把绞动的利刃。在泥土的束缚下，它失去了速度上的优势，避无可避地被绞成了肉泥。如果他还有人类的思维，一定会想起古人常说的一个成语——作茧自缚。“还有一只！”林岳身子一晃，接着树枝的弹力跃向地堡，那只被捆在树干上的血鬾不知怎地成了一具干尸。细看之下才发现，树干和树枝上遍布着尖锐的细刺，这小子竟然用了嗜血如命的杀人树来对付血鬾。“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啊，我记得那个什么慕容世家不是就这么干的吗？”事后林岳曾坏笑着如是说道。地堡早已毁坏，大半泡在了水中，剩余的那只血鬾正与狴犴周旋着，它似乎对狴犴十分地惧怕，但又不住地想要接近晖儿和S，于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便在血食和威胁中艰难地徘徊选择着。“也真是的，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林岳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满脸纳闷道，“这东西既不是人也不是鸟，你说它图个啥？”“我真服了你，这时候还能贫得出来。”我摇头笑道，“要是看着不忍心，就成全它好了。”林岳、狴犴、我，血鬾被围在了一个三角包围圈中，进退两难之下，它终于发难，凌空扑向距离较近的林岳。在接近林岳的刹那，血鬾的身子突地蜷起，继而大力伸展开来，借着身体的弹力在空中一个翻滚脱离了包围圈。媲美武侠高手的矫健动作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可它却依旧没能逃过这一劫。因为狴犴根本就不会吃惊。在它的身子尚未落地之前，形如猛虎的狴犴已蹿了上去，在空中一个漂亮的前旋，尾部狠狠地抽在了血鬾的胸口，紧接着一对巨爪按住血鬾的心脏部位，硬生生地它从空中压了下去。“砰……喀嚓……噗……”脆响和闷响混作一团，血鬾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胸口立刻凹陷，飙射的鲜血从眼耳口鼻中溢出，它那颗有力的心脏在狴犴的踩踏下已完全爆裂。“看来我以后得对这大猫好点……”林岳目瞪口呆地看着狴犴，口中自语般地嘀咕道。雨，渐渐小了下来，地面上残留的鲜血伴着雨水缓慢地扭曲着，棕红色的液体艰难地流向低洼处，终于还是无力地被黄土吞没，只留下一层不易察觉的深色痕迹。就在这层深色痕迹出现不久后，杨葛根带着姚建国父子小心翼翼地来到了空地边，看到那两具诡异骇人的血鬾尸身，三人的脸色不由一阵发白。“你们明天一早就得走。”杨葛根表情复杂地说道，“今晚我给你们准备些干粮和水。”“咋啦？完事儿了就赶人啊，又没收你钱……”林岳话说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奋战，杀退徐海。恩威并施下，徐海终于服软，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给徐海放风，说徐海的同伙陈东、麻叶二人也准备投降。几番权衡下，徐海降心渐定，主动从浙江沿海撤退，并放还先前抓获的200多明朝俘虏。就在徐海松懈间，胡宗宪突然发动进攻，派俞大猷奇袭徐海的老窝乍浦岛，一举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积累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众多部下的亲眷也落入了明军之手。如此一来，先前被胡宗宪“求着投降”的徐海，如今却不得不投降了。胡宗宪的几招彻底制服了徐海，随后徐海俯首帖耳，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胡宗宪趁热打铁，让徐海率兵消灭自己的老搭档陈东、麻叶，作为归降的“投名状”。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头，随后徐海再次发挥“水战天才”，连续消灭陈东、麻叶两个同伙，将两人绑了送给胡宗宪。如此一来，横行东南一世的徐海，终在海盗里众叛亲离。得此结果胡宗宪立刻传话徐海，允许他归顺。徐海立刻带上万部下来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军威浩大，明朝官员无不心惊。胡宗宪不惧，摆出总督派头镇住了徐海。接着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装，安置在杭州城边的沈庄，此时徐海正在憧憬着“太平日子”的美梦，面见胡宗宪的时候就表示：“此次归顺，不求大富贵，但愿得一闲职，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场灾难马上要降临了。是夜，胡宗宪调集了最精锐的俞大猷部，对徐海的降兵发起突袭。明军忽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徐海部登时大溃败，经一夜杀戮，徐海部上万人被歼灭，全军覆没的徐海，走投无路下愤然投水自尽。这支仅次于王直的东南第二大“海寇”势力，在胡宗宪一步一步的算计中，就此覆灭。主动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比起这两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时的明朝东南，还有第三股海商势力，这个没理想的人虽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却也是彼时明王朝头疼的角色——吴平。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盗的，徐海是“被海盗”的，相比之下，吴平的资格却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盗的。吴平，福建邵安梅岭人，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这里就是走私的重灾区，吴平的祖父、父亲，皆上过明朝当地政府的通缉令，到吴平这一代更闯出了名堂。横屿岛之战时，他只是一个跟着李光头冲锋的小头目，一场横屿岛之战，闽浙地区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大部分都被明军捕杀了，小头目的吴平从此脱颖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盗林国显的侄女婿，在林国显的帮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团伙。而后就随帮附伙窜犯东南，王直嚣张的时候，他跟着，徐海嚣张的时候，他也跟过，等着王直和徐海相继伏诛后，吴平收罗了两人的不少部下，实力一下子膨胀，一跃成为了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华商，并接下了王直死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关系”。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开始，吴平大肆窜犯福建一带，相继攻克兴化、走马溪、吾屿等沿海重镇，杀掠平民无数。明朝倭患的重灾区，也从浙江转到了福建广东。要说吴平的发家全靠捡了王直、徐海的“洋捞”，却也不尽然，和徐海一样，吴平也是个擅打海战的高手，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舰队都被他打劫过，人送绰号“闹海长鲸”。比敢赌的王直，他胆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广东，也时常窜犯朝鲜、越南、爪哇等周边国家，他的部下也是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称“国际海盗团伙”。他的据点，是今天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打劫方便，明军曾数次强攻，皆无功而返。此时嘉靖帝急欲解决倭寇问题，连下诏书申斥当地地方官。为求政绩，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戏”（这次是真心想招安），吴平狡猾，先答应了招安，却死守着南澳不挪窝，中间不断向明朝狮子大开口要军饷，且抽个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吴平“降而复叛”，大肆掠夺福建、广东地区，一度兵逼福州，被耍得团团转的明王朝才知道上当了，而彼时吴平，已拥兵数万，且有巨型战舰百艘。无论当年的王直还是徐海，论实力都难与他同日而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经过精心准备，明王朝发重兵围剿吴平，这支大军由名将汪道昆为总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还有四川刘显的川军。三支明朝最精锐的王牌军皆拿出来对付吴平，可谓动了血本。五月中旬战斗打响，吴平收缩防御，将战船集中在梅岭，阻遏明朝水师突进，另在南澳山头上挖掘战壕，储备了3年的口粮，意图长期坚守。孰料戚继光出奇兵，亲率千人敢死队，从山路小路杀入，一下子抄了吴平的后路。明军随即发动总攻，俞大猷的水师奋力突击，在梅岭全歼吴平水师。全军覆没的吴平不愧“闹海长鲸”，硬是在明朝水师炮火下驾船冲开缺口逃生。可叹的是，因此事，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俞大猷遭总督汪道昆弹劾，竟遭撤职查办。次年，始终耿耿于怀的明王朝决定“跨国追捕”，由汤克宽与戚继光联合率军，进入越南继续追杀吴平。明军从越南金兰湾登岸，分路搜捕吴平下落，终于在万桥山包围吴平，经一场激战，全歼吴平部390人，吴平死于明军炮火下。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在明王朝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是最后一伙被明军歼灭的倭寇，此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三持续数世纪的倭寇之乱落幕了，但海禁问题，并没有结束。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朝质疑海禁的声音始终未停息过，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欧阳德就曾进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还是“严”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朱纨的愤然自尽，王直的壮志未酬，悲剧根源皆于此。随着明王朝政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阳明心学”学派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政，这些“新思想”洗礼下的官员，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对海外贸易持开明态度。嘉靖晚年，徐阶为内阁首辅，曾奏请开放海禁，遭到诸多“清流”们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海禁之开，已为时不远。嘉靖皇帝去世后，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时隆庆皇帝，接过的是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烂摊子”，国库的存粮，只能支持一个月。财用匮乏下，开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载垕正式下诏，解除自朱元璋时代起已实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此后至明朝灭亡的70多年里，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输入了中国，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原本是“非法武装”的海商，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时代已然进行了近100年后，古老的明王朝，终于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第十七章不败神话戚家军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一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二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
有按手印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建立的其他组织全都有他。孙中山8月在广州号召护法的时候，程潜就已起身偷偷回到湖南，发动湖南驻军起义。作为在湖南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程潜在部队中很有些人脉，将领大都跟他很熟。像手头有些兵力的刘建藩和林修梅就是他的老战友。机缘巧合的是，程潜此次回来重点公关的赵恒锡，是谭延闿的人。偏巧谭延闿此时被段祺瑞强行下岗，于是他示意手下可以造反。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老首长同意，程潜的面子也要给，就造反意思意思吧，只要成功之后多给些好处就行！9月26日，程潜在衡州宣布独立，成立“湘南护法军”，自任总司令。军力除了刘建藩、林修梅两人率部响应外，还有几支慕名而来的小股队伍。10月6日，刘建藩、林修梅与北洋军的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衡山短兵相接，打响了“护法战争”的第一仗。南军输得很干脆，被北洋军大败，丢掉了衡山、邵阳等地。消息传到南北双方大本营后，双方的反应自然有所不同。段总理自信地大臂一挥：打过湖南去，解放大西南！孙中山这边旗开得败，自然是一片紧张。最紧张的还要数陆荣廷先生，他怕段祺瑞一鼓作气打到广西，于是命令小舅子谭浩明急行军，务必三日内赶到湖南支援。谭浩明并没有耽误太久，四天后，护国联军先锋抵达湖南，局势顿时扭转过来。一来双方兵力差距太大，差不多四个联军士兵揍一个北洋军士兵；二来确实没有北洋士兵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尤其是他们的领导王汝贤、范国璋，根本就是毫无战意，原因下面解释。蒋介石的预言得到了印证。护国联军在与湘南护法军联络过后，双方同时从湖南南部发起反击。几天后，联军收复所有的失地，北洋军后撤。联军乘胜追击，占领长沙后又占领岳阳，将前线推进了好几百里。屁股都没有坐热的湖南一把手傅良佐见势不妙，迅速抽身逃走。14日，近期连续收到坏消息的段总理再度收到坏消息：王汝贤、范国璋先斩后奏，直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此二人的主张立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管你什么“护法”还是“统一”，谁主和、谁不打仗、谁不扰民老百姓就拥护谁。毕竟在普通人的心里，自在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段祺瑞PK冯国璋是不是觉得王汝贤和范国璋的表现莫名其妙？这是有内幕的，此二人之所以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一来联军势头很猛，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王汝贤他们担心就此败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在那个年代，这些兵头子都认为军队是自己的私产，跟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二来中央有人让他们故意这么做。此人自然就是冯总统，王汝贤和范国璋是冯掌门的直系弟子。冯总统本就是在段总理的高压之下才勉强同意“武力统一”计划，而段总理消除异己又不稍加掩盖，直接指挥直系部队打头阵。于是，先后两次被欺负的冯总统爆发了，暗地里通知手下先意思意思打几仗，卖段总理一个面子，然后找机会宣布议和。直系的不合作令段总理十分不爽，可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头。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全国各地有样学样。虽说都是真心抢地盘，而不是“护法”，但大家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唐继尧看见陆荣廷出了风头，迅速出兵祸害四川去也。而北京政府则任命在护国战争中趁势而起的四川本地军阀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对抗唐继尧。刘存厚麾下的两个日后横行四川的军阀就此粉墨登场，他们是刘湘以及刘湘的叔叔刘文辉。未来的名人杨虎城也在陕西打起了“护法”的旗帜，趁机招兵买马，为将来称雄一方的大事业赶紧添砖加瓦。段总理想搞“武力统一”，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打仗成了打脸。于是，面子挂不住的段总理怒不可遏地找到冯总统：“我是责任内阁总理，却不能行使权力，作为陆军总长却不能指挥军队，我不当了，你另请高明！”冯总统一听：“好啊，我接受你的辞呈。”段总理刚转身，冯总统就请到了老兄弟王士珍继任总理兼陆军总长，然后高举“南北和谈”的大旗，下令南北停战议和。孙中山看见北边内讧，甚是高兴，命令前线各军乘胜前进，务求护法之完全胜利，“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可是，各路军阀就陈炯明比较听话，继续整军，打算为孙中山开辟一块根据地。至于其他的人，都无视这个光杆大元帅的意见。唐继尧他们一开始去打这一仗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地盘，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那还不偃旗息鼓？约法和国会与这帮军人实在是没有太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此次南军的胜利跟北洋军的内耗脱不了干系，并非是用绝对的实力打败北洋军。如果日后北洋军团结起来，南军的这点家底都有可能赔进去，所以见好就收才是王道。于是，陆荣廷和唐继尧根本没把孙中山的命令当回事，马上附和了冯总统的停战命令，大家各自停手。唐继尧还低声下气地跟冯总统商量：“以后我不打湖北，北洋军也不打湖南，咱们永远不动刀兵，好不好？”唐继尧想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路人皆知，但他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他打得到湖北去吗？孙中山非常生气，他想打，可人家不理他，他还真没办法。可段祺瑞就大为不同：冯国璋敢给我下绊子，以为我段祺瑞不当总理不当总长，就奈何不了你吗？在段祺瑞的指示下，徐树铮同志亲自出马策划，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十三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两次召开“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向南方开战。冯国璋在得知天津会议的结果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他还真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这么高的威望。其实也不奇怪，武人好战是天性，不战哪有机会建功立业？你跟他们谈什么和平统一？再者，段祺瑞有日本人出钱出枪，可以给这些武夫以实惠，而你冯国璋能给这些武夫什么好处？冯总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尤其是他的赚钱模式很有特色。冯总统为了给自己创富，连中南海的金鱼都给捞起来卖了，一时间北京各饭馆都以“总统金鱼”作为压轴菜，而且他还把中南海当作鱼塘给出租了，佩服吧？想想看，在中南海钓鱼，多拉风的待遇！虽说冯总统致富有门，可他并不慷慨，反而十分抠门，是一只铁公鸡。因此，这些武夫从冯总统这里拿不走一分钱的好处，不给他面子也实属正常。但段祺瑞和徐树铮就不同了，他们知道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徐树铮用日本人送的一批军火收买了关外的张作霖（史称秦皇岛截械事件），请他发兵关内（山海关），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这批军火可不少，足够装备约两万人的部队，算是一个超级大礼。然而张作霖另有想法，让我拿好处可以，卖命不干。既要拿到好处，但也不能真的出兵攻打南方，进而得罪直系。所以张作霖点派了几支部队，让他们出关折腾折腾做做样子，但不要动真格地替皖系上战场送死。简单来说，张作霖的妙计就是出兵虚张声势一番。这样既满足了皖系的要求，自己又拿到了好处，也不会真正得罪直系，皆大欢喜。冯总统得知张作霖搞小动作的消息后非常不安，头一次对来北京当大总统有了悔意：若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折腾，不知道有多快活！冯总统当机立断，跑路，回江苏！说干就干，冯总统立马宣布“南巡”，考察民生，还谎称往返最多不过七天，让大家就在总统府等他的好消息。没想到，三天后，大家就在总统府看见了“南巡归来”的冯总统，他是被段祺瑞的兵马从半道堵回来的。在冯总统下不来台的关键时刻，北洋老大哥徐世昌出马，给小兄弟送下台的台阶来也。他劝冯国璋说：“华甫啊，你看你们都做了什么事，现在北洋都快分家啦！你们分家了谁最高兴？看见没有，现在南方这帮小子都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更何况以后呢？如果他们举兵反抗政府都得不到严惩，那国家还有希望吗？”势不如人的冯国璋觉得这席话十分有道理。南方和北洋属于敌我矛盾，而自己和段祺瑞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人。出于这种考虑，冯国璋主动向段祺瑞示好，不仅授予段祺瑞“对德参战督办（总指挥）”的职务，还让王士珍把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让给了段祺瑞的手下段芝贵。对于冯国璋的任命，段祺瑞大度接受。由此，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南军大败段祺瑞和冯国璋暂时统一了思想认识：武力统一全中国。作战计划也很快拟好：调集驻扎各省的皖系、直系两大系统组成三路大军。三路大军齐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南方反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第一路司令是直系的曹锟，以北洋第三师为主力，由湖北进入湖南，目标是迅速攻下湖南，然后挟得胜之威制伏两广。第二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怀芝，以北洋第五师为主力，由江西进入湖南，协同第一路拿下湖南之后便进入四川，进而制伏贵州、云南两省。第三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敬尧，以北洋第七师为主力，配合前两路作战，是预备部队，属于跟在前两路屁股后面捡漏的。还有一支偏师，由冯玉祥指挥，角色定位是“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国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太像样的仗，往往没开打一会儿，一堆墙头草就倒向了更加强大的一方，然后就是口水仗，接下来就是议和，之后战斗结束。但愿这一次他们能玩出些新花样。1918年2月6日，曹锟率军到达湖南前线。北边和解了，南边的内斗却没有结束。因此南方联军的布阵比较奇葩：谭延闿的手下赵恒惕驻岳州，刘建藩驻平江……陆荣廷则在后方充当预备队。所谓预备队，就是见大事不妙则脚底抹油。陆荣廷已经意识到，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就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与其拿自己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倒不如全身而退，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战争迫在眉睫，而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林修梅、刘建藩手下的湘军子弟兵，谁让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1918年春天开始的这场仗，纯属一边倒，南军很快就被曹锟率领的第一路军打得丢盔弃甲。表面上看起来，这场大胜应该归功于曹锟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说曹锟领导有方没错，但打仗并不是曹锟的特长，他之所以能打胜仗另有原因。曹锟是个好人，从其外号“曹三傻子”便可见一斑。他待人宽厚，老实听话，粗看上去又憨又傻，甚至有些缺心眼。但就这么一个“傻子”，手下却有一个特别能征善战的心腹爱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傻人有傻福”。曹锟的这个心腹爱将之前已经数次出场，只是没来得及好好介绍。他叫吴佩孚，字子玉，中过秀才，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乃北洋军中的后起之秀，是个用兵天才。吴佩孚毕业于保定军校，当年他在保定军校学习近现代战争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专研课外书《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普通人读这些书学到的是故事，但他学到的是各种妙计的变化应用。日俄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先生从军校挑出一帮学生精英前往战场观摩取经，顺便搞些情报，而吴佩孚正是其中一员。从实际表现来看，吴佩孚搞军事情报很有一手，并因此得到了曹锟的赏识。从此便跟着曹锟南征北战，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成长为一员干将。吴佩孚性情刚直，作战勇猛，是一名急先锋。他率兵直进，在两个月内连克岳阳、长沙、衡阳诸城，以一个师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联军，打得联军只能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吴佩孚凭借此战奠定名将之名！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都以为这一次中国铁定统一。总理王士珍也是这么认为的：是时候退位让贤了，本来出山也只是救救火而已，自己跟冯国璋、段祺瑞关系都不错，帮谁都不太好，现在两个人一团和气，自己的使命应该就此结束。更何况要是自己赖着不走，也许会被段祺瑞的手下给弄下去，与其难堪地离开，还不如大度地让贤。告别权力的巅峰总会有些许的不舍，王士珍告诉自己：“我有过‘北洋之龙’的辉煌历史，灿烂过，也没留下什么遗憾，归去吧。”辞职的王士珍终于回到了河北正定的老家，没了军政纷扰，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段祺瑞在王士珍离职后毫不客气地接过了总理的宝座，这算是第三次上台。然而，段总理一上台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出了一个无数亡国昏君都使用过的绝招：任人唯亲。按道理来说，军人就应该按功论赏。在攻占湖南的战斗中，吴佩孚先生战功最为卓著，理应得到最高奖赏——湖南督军的位子，可段总理把这个位子赏给了自己的手下张敬尧。如此看来，段祺瑞的胸怀和格局实在不高，带兵打仗远比搞政治适合他。段祺瑞此举让曹锟和吴佩孚十分不满。吴佩孚可不是愿意闷头吃亏的软蛋，他在占领衡阳后就停步不前，不打了。吴佩孚消极怠工，令段祺瑞的面子十分受伤。就在这个不幸的时刻，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又在段祺瑞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张怀芝看见曹锟、吴佩孚立下如此大功，十分不服气，于是带着手下的喽啰们跟着湘军刘建藩的屁股一路狂追，他要抢些功劳回来。所谓“穷寇莫追”，张怀芝的饥不择食反而激发了湘军拼死一战的斗志。贪功冒进的张怀芝，想都没想就钻进了刘建藩专门为他布置的战场——一个多是小山小丘、沟渠水塘，道路泥泞不堪的地方。张怀芝没有地利，士气也不如对手，被刘建藩的伏击战揍趴下了。张怀芝大败，从湖南一路逃到湖北。段祺瑞的第二路大军就此瓦解。然而刘建藩犯了跟张怀芝同样的错误，穷寇莫追，他却孤军深入，想趁机跟在张怀芝的屁股后面夺回更多的地盘，取得更大的功劳，结果被新任湖南军区司令张敬尧的大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建藩战死。这场连续反击战结束后，湖南的形势算是初步稳定下来。南北停战段总理眼巴巴地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却连续收到坏消息。先是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觉得段总理他老人家处事不公平，偏袒自己的孩子，于是带着司令部于5月底返回天津，撂挑子不干了。接下来，败军之将张怀芝于6月初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他这次出差非但没捞到好处，还损兵折将，实力大损。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收兵休养生息。至于最坏的消息，要数段总理的老部下弄出的乱子。嚣张惯了的徐树铮干了一件缺德事，小徐为了帮助老首长段总理立威，杀掉了反对段总理“武力统一中国”的陆建章。陆建章咱们之前提过，背景很深，既是天津小站的元老，又是冯玉祥的伯乐兼半个岳父，还是直系将领——此刻是曹锟的高级参谋。徐树铮的这一次疯狂算是捅了马蜂窝，惹下大祸。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兔死狐悲。陆建章在北洋系统中的好友岂肯吃亏，自发自觉地站出来一拥而上，不仅要求停战，还要求严惩徐树铮。至于当事人之一的冯玉祥，除了发誓杀掉徐树铮为提拔自己于微末的陆建章报仇之外，还当即撤军罢工，从此对皖系阳奉阴违。段总理仍然主张继续进攻，但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1918年6月中旬，直系与桂系代表单方面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既是迫于形势，也是为了保住小徐同志，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即使段总理再心不甘情不愿，暂时也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孙元帅被驱逐这边直系和皖系钩心斗角，那边滇系、桂系也没消停。滇系、桂系的老板唐继尧、陆荣廷心里十分不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无兵无饷，老老实实在总统府喝茶看报不就完了？可孙中山老想着指挥滇系、桂系干活却不给好处。于是这两人决定不跟着孙中山混了。陆荣廷和唐继尧通过气之后，就开始想办法驱逐孙中山。1918年1月底，程璧光被刺杀。这起暗杀事件的背后主使一直是
知氏的实力最为强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实力最强的知氏最终却被其他三家瓜分，且这三家最终瓜分了晋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国是如何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呢？韩国的存在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强知伯欲壑难填韩赵魏三家分晋晋献公一支是由小宗而执掌君位的。为了防止大宗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大开杀戒，屠杀公族，晋国的公族势力急速衰减；又由于献公宠爱骊姬，骊姬阴狠狡诈，欲立其子为太子，由此造成三世内乱，死的死，亡的亡，晋国小宗的势力也衰落了。公族势力的衰退，给异姓卿族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六家大夫开始把持晋国大权，这六家大夫是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中行氏，他们各自有直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范氏、中行氏被灭，就只剩下了四家卿族。当晋国的卿族只剩下知、韩、赵、魏四家之时，知氏宗主知伯的实力最为强大。知伯在收拾了范氏、中行氏这两个卿族之后，没过几年，便派人向韩氏宗主韩康子公开索要土地。土地是人口、财富的保证，谁愿意平白无故地把土地给人家，这简直就是要割自己的肉。韩康子了解知伯的为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主，范氏、中行氏两个卿族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知伯所灭的卿族。但是，韩康子也不愿束手就范，给了知伯第一次，第二次再来要怎么办。经过一番踌躇，他决定拒绝知伯的要求。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听了韩康子的决定，立即劝韩康子说：知伯这个人，既贪婪又凶狠。你如果不能满足他，他肯定会对韩氏动粗，你还是给他吧。你要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宜，尝到了甜头，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对魏、赵两家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们两家会不会答应就难说了。如果他们不答应，知伯肯定不会罢休，就会对这两个卿族动手。这样，咱们老韩家就可以免于刀兵之灾了。同时，咱们还可以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再出手。韩康子一听，好啊，就这样办。于是，韩康子痛痛快快地给了知伯一个万户大邑。知伯一看，这么轻松地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高兴得要疯了。马上如法炮制，派人向魏国要地。知伯这人其实一点都不傻。韩、赵、魏三个卿族之中，赵氏最强，韩氏最弱。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所以，他第一个选中的就是韩氏。结果非常顺利，轻轻松松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韩氏之后，卿族中较弱的是魏氏，所以，知伯的第二口咬向了魏氏。魏氏老大魏宣子接到知伯索要土地的要求之后，像韩家老大韩康子一样，也不愿给，给地就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喂狼。毕竟土地是每家卿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家卿族如果失去了土地，那他就啥也不是了，只能是平民、老百姓，这谁愿意啊？所以，魏宣子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给，坚决不给。但是，魏宣子的家臣赵葭也像韩康子的家臣段规一样，非常有政治头脑。他劝魏宣子说，知伯向韩氏要地，韩氏给他了。如果向魏氏要地魏氏不给，那么魏氏肯定要得罪知伯。一旦得罪了知伯，他肯定会对咱老魏家动手。那样，咱不成了知伯的眼中钉了？咱就要吃大亏了。要依我，给他，别让他盯着咱老魏家寻事。魏宣子一听，有道理啊。于是，也像韩康子一样，也拿出了一个万户大邑，奉送给知伯。知伯一看，魏宣子也给咱一个万户大邑，这就更高兴了。兴致勃勃的知伯立即派人向赵家老大赵襄子传话，指名道姓地要地。知伯这次跟赵氏要地和先前对老韩家、老魏家不同，先前是只要地不指名。但是，韩氏、魏氏的俯首帖耳让知伯开始飘飘然了。这次跟赵氏要地已经不是简单地要地，而是要赵氏指哪儿给哪儿。赵家老大赵襄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立即断然拒绝了知伯的要求。知氏在这碰了一鼻子灰。而对于赵氏来讲，拒绝知伯就意味着挑起战事，以赵氏一族之力能对付势力强大的知氏吗？遭到拒绝的知伯立即把韩康子、魏宣子两个卿族老大请到家里，商量出兵攻打赵襄子之事。赵襄子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把他的家臣张孟谈（《史记》中作张孟同，是司马迁避其父司马谈的讳而改）请来，商量这件事。赵襄子告诉张孟谈说，知伯这个人表面上待你很亲，实际上是个非常阴的人。他已经找韩、魏两家要过地了，现在又到咱家来要地。但是，我没有给他。这样，他一定会对我们赵氏卿族动武，我想问你，哪个地方最适合咱们老赵家长期坚守。张孟谈毫不犹豫地说，晋阳（今山西太原）。赵襄子说，好，就这样定了。于是，赵襄子立即派了一位将军先到晋阳，自己随后到。到了晋阳，赵襄子视察了城墙、仓库，然后对张孟谈说，晋阳城墙坚固，粮仓充实，唯一缺的是箭，怎么办？张孟谈说，当年修晋阳城的时候，宫殿的墙都是用芦苇荆棘做成的，根根都有一丈多长，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箭杆。赵襄子一试，果然非常合适。赵襄子这下子高兴了，但是，转念一想，我们铜少，怎么制作箭头呢？张孟谈说，我听说当年造晋阳城的时候，房间柱子最下边的基柱都是用铜浇铸成的，可以用来做箭头，这是用不完的箭头材料。赵襄子一听，连声说好。于是，赵襄子下令全城备战。知伯率领知氏、韩氏、魏氏三家军队攻打晋阳，打了三个月，也没能拿下晋阳城。知伯没有办法，只好把军队排开，团团围住晋阳，想以此困死赵襄子。晋阳城外，有一条河静静流过，这就是晋水（今天的汾河）。晋阳，就是因为在晋水北面而得名。攻不下晋阳城的知伯看到流淌而过的晋水，突发奇想，决定引晋水淹晋阳城。说动就动，滔滔的晋水在人工引导下，汹涌澎湃地冲向了晋阳城。晋水不断上涨，距城头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就可以漫过城墙了。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警卫，知伯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察看被水淹没的晋阳城。知伯喜出望外地说，我原来真不知道大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今天我才明白：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然而，得意忘形的知伯在这时却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韩康子和魏宣子一听，心中都一哆嗦。因为安邑是魏氏卿族的都邑，平阳是韩氏卿族的都邑。眼看着赵襄子今日被晋水淹没的惨状，韩氏卿族的老大和魏氏卿族的老大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兔死狐悲之感。于是，魏宣子在车上用肘捣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在车上用脚踩了一下魏宣子，两人都会意地使了个眼色。知伯的一番大话，让韩氏、魏氏想到了自己以后的命运，如果知伯得逞，那么赵氏的今天就是韩氏、魏氏的明天。知伯整整围了晋阳三年，城中大水遍地，人们只好像古人一样住在树上，锅也要吊起来才能烧饭。粮食将要吃完了，士兵们个个座骨嶙峋，赵襄子坚持不下去了，去找张孟谈商量解决办法。张孟谈其实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对心急如焚的赵襄子说，让我去见见韩、魏两家的大当家吧。赵襄子还能说什么？只能说一个字：好。张孟谈溜出了城，找到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对他俩说，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我不用讲了。赵家马上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赵家亡了之后，你们两家就要步赵家的后尘了。韩康子、魏宣子说，这个道理我俩都懂，知伯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们最怕的是计划还没有实施，知伯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俩就全完了。张孟谈说，计划出自你们两位之口，入我之一人之耳，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于是，韩康子、魏宣子立即和张孟谈私下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张孟谈和韩康子、魏宣子达成协议之后，迅速返回晋阳城中，将达成的协议向赵襄子做了详细汇报，赵襄子激动得连连向张孟谈拜谢。张孟谈为战事到知伯的军营中，在知伯的军营大门遇见了知果。知果看了看张孟谈，立即入营见知伯说，韩氏、魏氏两家恐怕马上会有大变。知伯说，怎么会呢？知果说，我在军营门口遇见了张孟谈，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中间定有原因。我看十有八九，是张孟谈说动了韩、魏两家，共同反对我们。知伯说，不会吧？我和他们两家的当家约定好了，攻下赵家，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不可能出现变故啊。你千万别这样说。知果出了知伯的营门，又遇见韩康子和魏宣子，他马上人营对知伯说，韩、魏两家的当家脸色也不对，他们一定要背叛你，不如赶快杀了他们两个。知伯还是不相信，我们三家兵围晋阳都三年了，现在早晚之间就会攻破晋阳，并且分享三年战争的成果，他们不可能有二心。知果说，如果你不杀他俩，就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非常亲近（不杀则亲之）。知伯不解地问知果：什么叫亲近他们？知果说，魏宣子的家臣赵葭、韩康子的家臣段规，都是能说动他们两个卿族大当家的的重臣（是皆能移其君之计）。你赶快和他们俩搞个约定，一旦攻下晋阳，给他们俩每人封一个万户人口的县。这样，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就不会改变主意了，你就能达到灭赵的目的了。知伯一听就烦了，破了赵国已经是三家平分了，如果这两个家臣每人再封一个万户之县，我们得的也太少了，这绝对不行。知果看见知伯不采纳自己的意见，知道知伯大祸临头，立即将他们这个小宗族改为辅姓，脱离知氏家族，从此再不见知伯。张孟谈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入见赵襄子说，我在营门遇见知果，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知果见了知伯之后，立即更改为辅姓，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我们商谈的事了。今天傍晚如果不攻击知伯，就会丧失时机。赵襄子立即派张孟谈再见韩、魏两位卿族的首脑，约定当夜动手。当天晚上，知伯守护晋水大堤的士兵被杀死，滔滔的晋水改道，不再冲向晋阳城而是冲向知伯的大营。知伯的军营因为大水突然到来而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支军队从左右两翼杀过来，赵襄子带领他的士兵打开城门一直冲到知伯的军营之前。知伯的军队大败，知伯本人也被赵襄子活捉处死。知伯的土地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整个知氏家族全被灭，只有知果一支，因为改姓辅，才躲过了这场劫难。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从此晋国的大政由韩、赵、魏三家绝对控制。二十年后晋幽公继位时，因为害怕韩、赵、魏三家，反而要去拜见三家之长。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剩余土地，只把绛（今山西冀城）与曲沃（今山西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五十年后（晋烈公十九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强大统一的晋国从此在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国。韩氏卿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知伯不智亡宗族三家智斗分晋土赵、韩、魏三家灭了知氏以后，晋国的政权就由这三卿来掌管，晋国国君已经名存实亡了。一到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迫使当时也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为诸侯，也就是正式册封赵、韩、魏为独立诸侯国，这时，晋国正式一分为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从此以后晋国国号被废，晋国历史终结，晋国彻底灭亡了，历史就此改写。有学者认为，晋国曾是那么强大，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过去，曾是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如果晋国不灭亡，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它。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晋国已经分成了韩、赵、魏三国。当人们重新审视韩、赵、魏三国时，又想起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知伯，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吞并其他三家，但历史没有选择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三家分晋的最大失败者是知伯，而韩康子，则是最大的胜利者之一。知伯和韩、赵、魏三家相比力量最强，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失败者？韩康子力量最弱，为什么最终成为胜利者？第一，知伯狂妄自大。韩、赵、魏、知四家之中，知氏力量最强，赵略次之，韩、魏两家的力量最弱，客观上的强大导致了知伯的狂妄自大。知伯的狂妄自大是一以贯之的。一次，知伯宴请魏氏宗主魏宣子（魏驹）、韩氏宗主韩康子（韩虔）。酒宴上，知伯突然戏弄韩康子，还侮辱韩康子的家臣（大夫之臣）段规。中国古代卿大夫的封地叫“家”，所以，卿大夫的臣子称家臣。知伯的家臣知果提醒知伯，你要为今天的无礼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早做准备。知伯说，难都是由我发动的，我不发难，谁敢发难（知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知果说，不对，“主不备，难必至矣”。你这一次宴会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康子，一个是段规，这叫“一宴而耻人之君相”。你要再不准备，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晋阳之战中，知果两次提醒知伯警惕韩、魏两家，第一次是知果看见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趾高气扬，第二次是知果看见韩氏、魏氏两个卿族的大当家的脸色不对，立即劝知伯，但是，知伯听不进去。第二次知果还劝知伯收买韩氏、魏氏卿族的家臣，因为这两个家臣对这两家大家长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安抚住两个家臣，就可以保证韩、魏两个卿族不叛变。这又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知伯还是不屑一顾。知伯为什么如此狂妄自大？因为知伯不相信韩、魏两个卿族会背叛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知伯为什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韩、魏一向非常听话，从来不违抗知伯，这是其一。赵国城破在即，韩氏、魏氏马上就可以和知氏共分赵氏土地，享受三年作战的成果了，这是其二。知伯总以为韩、魏听话，他不知道韩、魏是迫于无奈才献出土地来的、韩、魏两位大当家的心中充满了对知伯的怨恨。赵氏的灭亡让韩、魏深感兔死狐悲，充满恐怖。因为知氏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赵氏，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韩氏、魏氏。《国语·晋语九》记载：当年知宣子要立知瑶（知伯）为继承人的时候，知果就出面反对，认为知瑶不如知宵。知宣子认为知宵太狠。知果说，知宵只是狠在脸上，知瑶是狠在心中；面狠不会危及国家，心狠却会危及国家。知瑶的优点非常明显：胡须漂亮，身材魁伟，善于驾车，能言善辩，性格坚毅，等等。缺点只有一条：没有仁爱。知瑶用他的优长和别人比，肯定比他人强，但是，仅仅一条不仁爱就足以毁掉一切。如果立了知瑶，知氏肯定会不得善终。但是，知宣子听不进去知果的意见，仍然将家族交到知瑶的手上，埋下日后知氏亡族的种子。第二，韩魏智斗得法。韩康子自知力量不如知氏，所以，一开始就不和知氏公开对抗，而是服从知氏，造成知氏强大的假象。韩康子的做派是忍让，同时也是纵容。忍让让知伯更加狂妄，纵容使知伯更加骄横。知伯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韩康子保全力量、最后一击造成的。如果韩康子一开始就和知伯较上了劲，不给知伯土地，韩康子必然要和知伯开战。这样，凭借韩康子的力量，绝对不是知伯的对手，最终失败的绝对是他。魏宣子的力量也不如知伯，他在韩康子的启示卞也采取了忍让的做法。韩、魏两家的忍让促使知伯更加疯狂，更加骄横，最终导致全族被灭。知伯是引火烧身，韩康子是将火引向他人。最终韩、赵、魏三家中力量最强的赵氏挑起了与知伯一决雌雄的晋阳之战，结果是最后时刻，三家联合灭掉知氏。第三，赵襄子智勇双全。晋阳之战能持续三年，赵襄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襄子集一个卿族的力量对付以知伯为首的三个卿族的力量，坚持了三年，的确不易。首先是根据地选择准确。赵襄子得知三个卿族的联兵将要攻打自己时，首先做的就是选好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在选择晋阳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向他推荐另外两座城池，一是长子，二是邯郸。长子城墙完整坚固，邯郸仓储充足，但是，赵襄子全部加以拒绝。为什么呢？赵襄子认为长子的城墙确实坚固，但是，它是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上修建的（民罢力以完之），这种城防再坚固也不适合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因为赵氏在这里失去了民心。邯郸城仓储确实充足，但是，赵襄子认为这
：《颜元》，第521页。在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所收集的清初荒诞故事中，满族的征服被描述为上天因汉族人口过分增长而降给中国的一场灾难。一位滑稽的新儒家学者被要求解释满族为什么占领了中国，这位学者在回答时不提满族，而称之为女真和蒙古。他说：“夏商以前，人生极少，故天运多生圣贤，以生养万民。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后，人生极多，则暴恶亦多，良善极少。天道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引自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第197—198页。?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宋学的反叛》，第5—7、33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儒家法律思想》，第367—368页。例如，余英时主张，清初语言学的变化不只是方法上的转变；更确切地说，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儒家意识，即认为德性有助于学识。他认为，清代的这种唯理智论，同晚明形而上学的争论中逐渐转向从上古圣贤和经典那里寻找论据的趋势是一致的。他指出：“一旦原文中的证据被引入形而上学法则的讼案之中，那么不叫语言学出庭进行专门论证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26页。这样，余英时便看到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倾向从形而上学到认为信念依赖于学识的唯理智论的重大转变。他把这一转变比作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就像劳伦佐·瓦拉（LorenzoValla）和埃拉斯姆斯（Erasmus）认为的那样，博学是信念的可靠基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将阐明圣经的真谛。尽管余英时没有否认从对新儒家思想这一转变的政治、经济或社会角度所作的解释的正确性，但他自己的理论依赖于一种对那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阐释。见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06—129页。?在19世纪初的著作中，历史学家昭梿注意到，大部分程朱理学的门徒都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代哲学家对宋代理学的基本概念视而不见。“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昭梿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并且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其君主的昏庸和党争的发展。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9页。?“所以，清代的这一理性倾向是一种极端的唯名论。”倪维森：《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14页；又见弗里曼：《清朝对宋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7页。颜元以无情的蔑视批判了上代人空洞的哲学探讨和无益的自杀，说他们平时袖手空谈心性，危急关头则只知自杀以报君王。参见杜维明：《颜元》，第521—522页。?爱德华·T·钱试图把这一转变与明代中、晚期哲学上的变化联系起来。当时程朱的“理”、“气”二元论促使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气”一元论，其中，“理”已不再是“气”中之“理”，而是“气”之“理”。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强调人类本性中自然的和情感的侧面的自我意识。爱德华·T·钱：《作为转变力量的新儒家学说的转变》，第257页。这种“气”一元论与宋代忠臣陈亮（1143—1194）的思想极为相似。陈亮认为，中国北方平原的纯真之“气”已被以游牧为生的女真族所污染。梯尔曼：《12世纪中国的原始民族主义》，第406—408页。?关于王阳明对达到圣贤境界的强烈愿望，见杜维明：《发扬中的新儒家思想》，第1—12页。?《日知录》第十八卷，“心学”。按照顾炎武的看法，王阳明的“良知”说使许多知识分子流于空谈。这种“清谈”导致了亡国。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程朱正统的反叛》，第271—272页。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观点。麦克莫兰：《王夫之》，第430—433页。?于1675年接受清朝官职的陆陇其，为他的这一行为辩解道：即使是最小的官，如果他有意做些有益的事，也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帮助众生。费席尔（Fisher）：《吕留良》，第22页。?陆陇其：《三鱼堂文集》第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二卷，第2页。?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0页。?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的程朱学派》，第8—10页；施温彻：《简评〈杨园先生全集〉》；费席尔：《吕留良》，第4—5页；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与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6页；芒杰罗：《耶稣会士在翻译〈四书〉时对张居正注释的利用》，第20页。有人提出，当时社会动乱的这一反作用还产生了一种先天论（就像我们在张履祥的《愿学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或许就是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西方科学漠不关心的部分原因。“越来越强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因为“需要重建文人学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道德与理性基础。”彼得森：《从兴趣到冷漠》，第82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37页；威尔海姆：《大变动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94—298页。?1717年，康熙帝亲自主持将朱熹的牌位供入孔庙。这样，程朱学派实际上受到了保护，而大批王阳明哲学的追随者却毁掉了他们打算刊行的著作。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3—25页。?这种清教式伦理的规范建设的核心是编纂《孝经衍义》一书。虽然吴伟业也参加了此书的编撰，但主要依靠的是一批青年才子的努力。其中有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他是1659年进士科的状元；还有叶重华之子叶方蔼，他在1659年会试中也名列前茅。两人皆于1661年因江南逋赋案而被褫职，此狱是对昆山士绅的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1665年平反之后，他们又被重新启用。徐元文于1676年继续督修《孝经衍义》，1677年叶方蔼接替其职。《孝经衍义》的编纂，在集中下一代“新人”的清教式伦理方面的重要性，与《明史》的编修在集中1644年前后那一代人的历史唯心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徐元文与叶方蔼也参加了《明史》的编修。关于他们的事迹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7、902页；又见斯特鲁弗：《徐氏兄弟》。注意新儒家的清教思想与17世纪真正的英国清教主义在家庭问题上的不同是重要的。英国清教主义预示着英国的家庭从以父子为核心向以夫妻为核心的转变，并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兴起相适应。这样，在清教思想中，这种通过世俗协议而组成，又通过关于家庭统治的清教观念而发展的夫妻家庭，便成了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组织细胞，从而将个体家庭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新儒家的清教思想则强化父权，抑制家族中成员，尤其是妇女的个人的独立。清代初期，妇女地位的下降或许是对晚明开放的都市文化（带有新女性的特色）的反动。妻子必须温顺，甚至对丈夫出入妓院也要容忍；对妇女贞操的关心更加强烈；缠足现象极为普遍；寡妇自杀最初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满，但到18世纪中叶便受到了官府的嘉许。罗普：《变化的根源》，第5—9页，及其《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20—125页。关于清教家庭，见沃尔泽：《圣人的革命》，第188—189页。?1661、1663年间的庄廷鑨案是个孤立的，但不无征兆的事件。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3—104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39—240页。满族君主也同明朝忠臣一样敬佩明初诸帝。1699年5月14日，康熙帝下诏称他在巡游南京时，已注意到明太祖的陵墓需要维修。他下令修复了这座陵墓，并亲自撰写了一段至今仍保留在当地一块墓碑上的赞语，称明太祖之治远迈唐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39页。康熙帝还下令将其墓道拆毁，重建一个较小的门，以便使这一陵墓的规模不会超过他的陵墓。原来的更大的支柱地基的遗迹今天仍可看到。?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7—8页。?同上书，第8页。?早在1760年诏建开国史馆时，乾隆帝就要求在早期归顺诸臣的传记中对其是非功过加以明确区分。后来，在1765年，他读到《实录》中关于魏象枢和陈名夏非法结盟的记载，又重申了这项命令。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278—27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3页。?同上书，第102页。?同上。?同上书，第103页。?此时，他还开始把降清同晚明的腐败联系起来。1777年1月11日，乾隆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又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中的贰臣传》，第280—281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68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4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5—22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序”。?神田信夫：《清初地方政治中的三藩的地位》。?这里和下面关于三藩之乱的叙述主要依据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01—102页。米勒主张，三藩导致了明珠派对索额图集团的胜利，并使长江下游地区的文人开始进入政府上层——主要是由于康熙帝需要他们的支持。当时，在起义被镇压后的七年中，康熙帝一直处于明珠及其“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根据这种假设，康熙帝在1690年使自己成为朝中主要政治势力之前，一直在两派之间挑拨离间。此后，米勒没有解释其原因，这种地区性派系便不复存在了。同上书，第101—104、138、182、185—186页。?吴秀良：《权力转移：1660—1722年康熙及其继承人》，第27页。?朱方增编：《从正观法录》第三卷，第6、7页；国史馆编：《满汉名臣传》第十九卷，第2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10页。吴三桂残酷地对待那些拒绝参加其叛乱的人。当马宏儒（1661年武进士）公然反抗他时，吴三桂用铁槌敲掉了他的所有牙齿，然后将其投入昆明的监狱，结果马宏儒死于狱中。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这里及后面关于马雄镇的材料出自五处：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九册，第3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557页；徐乾学：《憺园文集》第三十六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3页。?同上。?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4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以下关于范承谟的材料取自他的《范忠贞公全集》第15—92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康熙元年，摄政王鳌拜对范文程大加称赞，说他是太宗手下最出色的大臣，并赐其一子入朝为官。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3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二五九卷，第37—38页。?范承谟出任浙江巡抚时，该省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遭受严重水灾。他发银8万两赈济当地灾民，又平籴米谷，减轻盐税。此外，他和朝廷都意识到，浙江有大量的休耕地被不合理地征收地税。他亲自视察了这些地区后，康熙帝免除了27.46万亩荒地和2.1万亩遭受水灾之田的赋税。范承谟也因经常巡视各地，了解民情而闻名遐迩。他在任职期间，取消了海禁政策中一些较为繁芜的法规，将土地分给士兵耕种，还控告了许多腐败的地方权贵和衙役。李元度：《国先正事史略》第一卷，第4页。?《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一卷，第5页。?1674年1月，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城，并引起严重恐慌。少数八旗奴隶暴动，城内多处起火。当时，北京有许多人认为，满族人会放弃京城，撤回东北老家。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82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11页。?清朝对这一荒凉省份的控制相当弱，那里有成群的野狗和老虎在破败的城市中觅食。省府成都直到1659年才被彻底占领，而镇压活跃在该省东部的最后一批起义军又花了五年时间。死于这场内战及1647年之饥荒的四川人到底有多少，无法估计，但以往的估计可能太低。被杀人数肯定在100万以上。当地乡绅实际上被张献忠灭绝了。唐尼索恩：《四川的黄金时期与黑暗时期》第二部分“张献忠与黑暗时代”，第166—167页；恩腾曼：《四川与清廷的移民政策》，第37—38、50—51页。?1674年5月，康熙帝命尚之信之弟尚之孝袭尚可喜之爵。这原是想保留其封国的一番好意，但自然激怒了于次年控制了兵权的尚之信。他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虐待狂。例如，他豢养了一群蒙古猎狗，专爱看它们撕咬不幸的广州囚犯。他经常因发酒疯而杀人。一次为弄清一名怀孕女仆体中胎儿的性别，他竟然剖开了她的肚子。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95页。?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第63页；又见彼特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分，第210页。王夫之至死仍忠于明朝，其墓碑上刻写着：“明遗臣王某之墓”。1678年，他曾拒绝承认吴三桂。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8—40页。?1674年，苏州、常熟、镇江和淮安等府被减免正赋之半；次年，许多因1661年江南逋赋案而被夺去功名的士子又恢复了士大夫身份。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6页。?康熙帝与三藩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也包括武器的竞争。三藩在其控制区内，下令将耕犁改铸为刀剑，用寺院钟铜铸造大炮。最初，三藩的军队由此而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清军则仍在使用常常打不响的旧式土炮。各省的将领将300门旧炮，有的是铜铸的，有的是铁铸的，送到京师，请求更换新炮。1674年，担任钦天监监正，并因常同康熙帝交谈而学会了满文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奉旨去修理这些土炮，结果修好了149门。康熙帝还想要轻型火炮用于山地作战，南怀仁遂设计制造了20门半木质、半金属的火炮，各重1000斤，可发射三斤重的炮弹。这些火炮——有的安装在马车上——被运往山西。康熙帝将朝廷的铸造厂迁至南怀仁住宅附近后，又命其制造可发射八或十斤重炮弹的重型铜炮，总共铸成了132门这种重炮。关于南怀仁不太想充当武器制造者的原因，见他写给CharlesdeNoyelle的信。博斯曼：《北京的传教士领袖——南怀仁》，第389—390、393—398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29页。根据六七年后铸造这种大炮的费用来看，我估计清廷为这种重炮共用银82.5万唡，约占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然而各省对这种大炮的需求量很大，都说它们在战斗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依照当时欧洲的水准——那里正在进行17世纪的“宪战”——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6—118
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集的地方放炮，这些炮击使后金军将士受到巨大伤亡，正在后面督战的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下令迅速撤退。袁崇焕听到敌人退兵的消息，就带兵乘胜追杀，一直追赶了三十里，又杀死了不少后金军，才得胜回城。努尔哈赤一生戎马驰骋四十四年，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但他占领广宁后，年事已高，体力衰弱，深居简出，怠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没有仔细研究，对宁远守城炮械也没有侦知实情，他只看到明朝经略易人等因素，未全面分析彼己，便贸然进攻。结果以矛制炮、以短击长、以劳攻逸、以动图静，吞下了骄师必败的苦果。宁远之败，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此后，他郁郁寡欢，陷入苦闷。八月十一日，在沈阳东四十里的叆鸡堡忧愤而死。【点评】《左传》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努尔哈赤以兵马起家称汗，又以兵败宁远身死，这是历史上的偶然，还是历史上的必然？瑕不掩瑜。清太祖努尔哈赤虽然在晚年有过一次失误，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把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需要加以指明，把女真人对明朝专制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发起者的责任。在将上述的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他能够刚毅沉着、豁达机智、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组成坚强稳定的领导群体。在征战的过程中，不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佯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远交近攻、联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形势坐大，黄袍称朕，挥师西进，迁都沈阳。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和精神两条纽带去组织、协调、聚集、激发女真的社会活力，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的建立奠下了基石。第二章大清奠基工程的完成者皇太极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在努尔哈赤死后登上汗位，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中国的土地上有四颗耀眼的明星：一颗是清太宗皇太极，一颗是明崇祯帝朱由检，一颗是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再一颗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这四个人，各代表自己民族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最后的结局是：林丹汗败死青海打草滩，时年四十三岁；崇祯帝自缢煤山，时年三十四岁；李自成只在北京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最后败死九宫山，时年四十岁。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皇太极成为这场空前政治角逐的最大赢家，并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显然都要比对手技高一筹。一、自古英雄多磨难皇太极出生那年，父亲努尔哈赤三十四岁，生母那拉氏十八岁。他的生母是叶赫部贝勒扬佳努的爱女，名孟古，称孟古格格。孟古格格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二十九岁撒手人寰，十二岁时皇太极便失去母爱。皇太极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情抑郁致死。她从结婚到患病、去世，建州同叶赫部一直敌对。古勒山一战，孟古的堂兄布斋贝勒，因战马在厮杀中被木墩绊倒，死于非命。努尔哈赤命令将布斋的遗体劈作两段，将其一半送还。从此建州与叶赫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孟古病危时，要求见生母一面，努尔哈赤派人去叶赫迎接，但遭到叶赫贝勒的拒绝，孟古抱憾九泉。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说是孤苦伶仃。而他的家庭，却是一个大家族。他有十五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亲兄弟的子侄多达一百四五十人，他的七位同父异母的兄长由五位福晋所生，这五位福晋都是建州人，唯有其生母是叶赫部，并且叶赫又同建州结下了血海深仇，这种家庭环境，对皇太极少年时代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皇太极的外公为女真族著名领袖，生母孟古格格是一位聪明灵秀的姑娘，受遗传的影响，皇太极聪明过人。而其他兄弟的外公，除多尔衮的外公以外，都名不见经传，这个背景给皇太极增强了政治上的信心。其次，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许多的艰难困苦，这磨炼了他独立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再次，没有母亲爱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格外势孤力单的状况又养成了他慎言少语的性格，锻炼了他沟通与协调的能力。最后，皇太极因舅父与建州有世仇，长期冤冤相报，使他在家族中处于不利地位，促使他长于心计。所有这些，都为皇太极后来的宏图大业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二、精心谋划，继承汗位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努尔哈赤身后的帝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制度。努尔哈赤生前为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努尔哈赤晚年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由此，努尔哈赤死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已非常惨烈。当时的形势是：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这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岁均列第四，此外，多尔衮、多铎的权势也很大。但是，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囚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势力较弱。同时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这就使他名声很差，只可任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四人中，只有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也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因此，皇太极虽胸怀大志，胸藏玄机，有帝王之才，但同其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机关。据传，努尔哈赤的小福晋德因泽曾向努尔哈赤告发说，多尔衮和多铎的生母大福晋乌拉那拉阿巴亥两次送佳肴给大贝勒，大贝勒接受并吃了，又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却接受了没有吃，大福晋还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深夜外出宫院。努尔哈赤听后派人调查属实。他不愿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大福晋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但是这件事在满洲贵族中曝光后，大贝勒代善的威望大降，已无力争夺汗位。有人说小福晋德因泽的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皇太极借大福晋同大贝勒之间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完成了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无力争夺汗位，又削弱了大福晋的儿子多尔衮、多铎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这还不够，为了彻底消去多尔衮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又和几个贝勒说：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大福晋自缢而死。大福晋阿巴亥死后，多尔衮、多铎年幼失去依靠，便不再有力量与皇太极争夺大位了。代善失势，多尔衮失母，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在了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商议，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代善的儿子贝勒岳托萨哈霖到其父代善的住所说：“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这也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集在朝堂上。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了共识。皇太极经过长期的精心谋划，终于在三十五岁时登上汗位。皇太极初登汗位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人轮流。后来，皇太极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大贝勒代善，南面独坐，稳固了权力。三、八大文治武功皇太极时代，有人概括了他的文治武功，主要有八大项。1.革除弊政，调剂满汉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比如，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遭到了辽东汉民的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中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出售，有的拦路击杀单独出行的满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皇太极继位后，对努尔哈赤的失误之策适时地做出了调整。对汉族民众，他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制定的新汉民政策是：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于是汉民皆大欢喜，不再有逃跑的人。对汉族官员，努尔哈赤原先的政策是汉官从属于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死后，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废除了这些政策，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便是一个著名例子。皇太极每当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到奏事不当的地方，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当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时，皇太极就认可了。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食，想起了老父亲，停下筷子不吃饭。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思，马上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了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了内秘书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的开始。对汉族知识分子，皇太极认为：“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当时，大明朝有人才却不能用，所以走向衰败。皇太极感到，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聪明才智，谁就能战胜对手。努尔哈赤对明朝知识分子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幸存下来的约有三百人，都沦为了八旗包衣下的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的知识分子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二百余人。他们都被解除奴隶身份，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来皇太极又举行了一次考试，取中了二百二十八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极大，使皇太极“仁声远播”。2.族名满洲，建号大清皇太极做了两件影响千古、史册永存的事。一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了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二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这样皇太极就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了十二帝十三朝现象。皇太极为什么要改国号为“大清”呢？有一个传说：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骑着一匹大青马，慌急赶路，马被累死。努尔哈赤难过地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不必深究。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表明了他准备统一天下的雄心。3.完善君主专制体制随着后金社会的发展，皇太极改革并完善了政权机制。一是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了君主政权；二是巩固和完善了八旗制度，逐步设立了八旗汉军，以管理汉军及其眷属的军、政、民等事宜，并扩编了八旗蒙古，加强了对蒙古的统辖；三是创设了蒙古衙门，后改为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四是仿效明朝的制度，设立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形成了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君主制政府的组织体制。4.造红衣炮，创建炮兵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满洲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红衣大炮，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于是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重型新兵种一炮兵。这样，明军的红衣大炮清军也拥有了，而清军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皇太极在开拓疆域的武功中更是如虎添翼。5.向东出兵，两征朝鲜天聪六年（1632）正月，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占领平壤，而后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定下“兄弟之盟”。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于是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在十二月第二次对朝鲜用兵，他亲自统率清军，直指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保（zǒng）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保请降，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举行授降仪式，确立了大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变了朝鲜依附明朝而不从清朝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进攻明朝的东顾之忧。6.向北用兵，征抚索伦皇太极向北用兵，兵锋直指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域。他的策略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达斡尔头人巴尔达奇居住在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多科屯。皇太极将宗室女儿嫁给巴尔达齐，于是他成了皇太极的额附（侄女婿）。不久，索伦部的许多首领相继到沈阳朝贡，表示归顺。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呼玛尔（今呼玛）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但损失很大。博穆博果尔率余部北逃，皇太极采用“声南击北”的计谋，预先埋伏蒙古骑兵在其逃路上，最后将博穆博果尔擒获。皇太极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终于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归属于清朝。7.向西用兵，三征蒙古明清时期，我国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之间，并同明朝定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明朝廷每年给林丹汗大量“岁赏”，使其同后金对抗。努尔哈赤时漠南蒙古东边诸部多归服后金，但察哈尔部成为漠南蒙古诸部对抗努尔哈赤父子的坚强堡垒。皇太极即位后，向西三次用兵，主要目标就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落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落结盟，首次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在敖木伦获得胜利，俘获一万一千余人，后乘胜追击到兴安岭才收兵。四年以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林丹汗闻讯，星夜逃遁。皇太极遂回军，在途中获得明塞外民众数万人、牲畜十佘万只，随后，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逃到青海打草滩，最后出痘病死。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统军第三次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据说这颗玉玺，从汉朝传到元朝，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之后，玉玺失落，两百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而用蹄子不停地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得到了这颗宝玺。后来宝玺就到了林丹汗手中，皇太极得到这“一统万年之瑞”的玉玺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妺妺窝人体色777777战死面不能先割地求生存，这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熊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如今大王失去数百里的土地，丢掉几十座城市、而魏国的兵患却不能解除，这是因为大王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能先把地送给秦国。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战败已成定局。如果大王能听我的话，国家亏了地，但不至于伤害国家的元气；大王委屈了自己，但不至于再遭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此阻止以吕不韦为首的主战派对魏国的进攻。如今的秦国，从一般老百姓，尸到朝堂之上的大臣，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支持嫪毐，还是支持吕不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如果大王先割地送给秦国，那就成为嫪毐的功劳了；委屈自己而尊奉秦国，也是因为嫪毐。大主这是以整个国家在支持嫪毐，嫪毐这一派肯定会战胜吕不韦这一派。这样；秦国王太后赵姬肯定会赞赏大王。秦国王太后感谢大王，大王算是交了一个天下最值得交的朋友。大主通过嫪毐而结交了秦国，天下的人都会弃吕不韦而支持嫪毐，那么，天王因吕不韦屡攻魏国的冤仇就报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谬氏？天下必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秦国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第二，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的矛盾广为人知；第三，吕不韦集团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则未必；第四，嫪毐集团由于得到王太后赵姬的支持，所以，显得比吕不韦集团更有实力。从上面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吕不韦一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秦国的统一战争、是秦国政坛上著名的主战派。魏国之所以要主动献地给秦，就是想扶植嫪毐这一派。如果吕不韦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至少不是一个铁杆主战派。因为嫪毐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根本就不懂得为秦国谋利益，嫪毐所知道的仅仅是依靠王太后支持疯狂地攫取权力，扩大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是，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没有一个是秦王嬴政所能容忍的！嬴政要的是自己独揽朝纲，他岂能允许两个政治集团瓜分他手一中的权力？既然嫪毐本人已被车裂处死，那么，吕不韦也必须得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总裁一个都不能留！所以，吕不韦的被迫自杀有着深刻的背景。吕不韦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终归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吕不韦精心策划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精心辅佐了秦王嬴政。吕不韦全力支持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吕不韦犯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吕不韦一生中第二个重大错课就是不自觉地超越君权。吕不韦没有想过，他在秦王嬴政继位之后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者说，吕不韦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要一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放弃权力非常不易，但是，这又是任何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逐步开始了向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君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是谁，不管你与国君是什么关系，你的权力都不可能长期超越君权。谁越位侵占了君权厂谁就会遭到只允许自己独操大权的君王的杀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使吕不韦和嬴政有血缘关系，嬴政同样会除掉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我们在“穆公东扩”中讲过，晋文公重耳就是靠杀死启己的侄子晋怀公当上晋国国君的。所以，吕不韦在嬴政继位之后，应当立即还政，及时引退，低调做人，韬光养晦、全力解散多年为相形成的政治集团。这样，才能让嬴政放心，也才能自我保全。可是，吕不韦没有这样做。嬴政举行加冠礼后，吕不韦应当立即引咎辞职，退居乡里。但是，吕不韦也没有这样做！等到秦王嬴政将吕不韦驱逐出朝，让他回到河南封地去时，吕不韦清醒了吗？依然没有！何以见得呢？“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就是明证。这说明吕不韦不甘寂寞！这也是人性的必然，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自甘寂寞，难！六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者一个个都是吕不韦的催命鬼！他们的到来让秦王嬴政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悬起来了。如果吕不韦去六国为相，为六国服务，对秦国一肯定极为不利！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敌所用，秦王嬴政能愿意吗？秦王嬴政只能将吕不书全家迁到更偏远的地方。这只是秦王嬴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吕不韦终于因自己政治上的两大失误走向了死亡。我们从秦王嬴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中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王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力。司马迁写秦王嬴政性格“刚毅”，算是看透了嬴政。吕不韦以德治国秦始皇果决寡恩吕不韦的被逼自杀对秦王嬴政来说当然是心中最痛快的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却极为严重。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变法之后的秦军也成了著名的虎狼之师。商鞅变法给秦国军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每位军人上战场就想斩掉敌方的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可以晋升爵位，爵位又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发动的战争动辄杀戮数十万人。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也向外大规模扩张，但是，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秦王政二年，麃（biāo，标）公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麃会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十三座城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秦王政五年，大将蒙骜攻占魏国二十座城市，建立了极具战略地位的东郡（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杀戮十几万人的历史记录，只是在攻占魏国卷时“斩首三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看看《吕氏春秋》就会明白。秦国可以靠军功、爵位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士兵的作战激情，培养出一支雄壮之师；但是，秦国在推进统一六国的战争之时，一味的斩首必然意味着六国的拼死抵抗！六国虽弱，最终要被秦国所灭，但是，他们也有生存权啊！他们也不甘心亡国啊！虽然六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天下由动乱走向稳定的需要，但是，这种进步是要六国付出亡国的代价的。六国能甘心吗？本已不甘心亡国，又将在战败之后遭受屠杀，所以六国之人必然要拼死抵抗。反正是死，战亦死，降亦死，为什么不战而降呢？所以，商鞅制订的军功爵制面临着一种尴尬：不适应统一六国的战争现实。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明确提出：治理天下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这个根本就是孝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一书中大讲儒家的德教，强调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强调嬴取民心的王道仁政。这是对商鞅纯粹的法家思想的有力反拨。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才出现了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攻城略地而不出现大量杀戮的现象。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秦军的统一战争受到的拼死抵抗大大减少。吕不韦的政策中不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成分，也是先秦时期道、法、墨、名各家思想的综合。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他的治国蓝图的全面反映，这种治国思想与秦始皇的方略是相悖的。伴随着吕不韦离开秦国政坛和吕不韦的自杀而亡，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当然不会为秦王嬴政所喜欢了。秦王嬴政既然逼杀吕不韦，他的身边就缺少了一位像吕不韦一样精明能干的助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谁能够在吕不韦之后代替他呢？谁能够成为秦主嬴政未来的主要助手呢？第13章李斯为政秦王嬴政继位的煎九年，一直是吕不韦主政，秦王嬴政十二年，由于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迫饮鸩自杀，嬴政从此失去了治国的一个关键助手。抛弃了吕不韦的嬴政要完成轰轰烈烈的统一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嬴政起用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李斯。在李斯的辅佐下，嬴政一步步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创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嬴政之前三十余名国君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秦王嬴政的统一大业中，李斯功不可没。这个来自楚国上蔡闾巷中的小人物，究竟是如何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呢？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仓中鼠领悟人生西入秦初露锋芒在逼迫吕不韦饮鸩自杀之后，秦王嬴政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个小吏。有一次，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得很差，而且一看见人和狗就吓得狼狈逃窜。后来，李斯到官府的粮仓里，看见仓里的老鼠，住大房子，没有惊扰，吃得好，住得好（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大生感慨：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仓中鼠的理想，显露了李斯不甘贫贱、一心向上爬的愿望。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李斯对人生的有效领悟。“仓中鼠”的理想使李斯不再甘当一个小吏，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李斯辞去官职，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宣讲孔子的学说，但是，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改造。荀子的思想比较接近法家主张，主要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国家才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而秦国在西边正蓄势待发，他决定到秦国去。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统一天下（欲吞天下称帝），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只能遭人耻笑。这是李斯对人生意义及荣辱问题的总看法，是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他积极进取、乘时建功的动力，也是他日后陷入罪恶渊薮的源起。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准备入秦之时，正是秦庄襄王子楚时期，强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日趋显明。李斯选择入秦，显示了李斯对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敏锐判断。但是，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好赶上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成了秦王。李斯刚到秦国，嬴政年幼而没有接管权力。权力在王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所以，精明的李斯立即投奔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此时的吕不韦已是相国兼仲父，地位如日中天。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所以，李斯很快被吕不韦发现、重视（不韦贤之），提升为郎（侍从），并因此得到了接触秦王嬴政的机会。一次，他对嬴政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抓住时机。秦穆公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一天天衰落，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这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眼下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方不能错过。季斯的这番见解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第二次见到秦王嬴政的时候，李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两手并用，一方面要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惜金钱，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方面用兵，一方面用钱，用这两种武器对六国双管齐下。这种策略有点像现代美国惯常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不过早了一千多年。嬴政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很奏效。这样，李斯又被嬴政从长史提拔为客卿（六国之人在秦担任的高级顾问）。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身为客卿、意气风发的李斯要大展宏图之时，遭遇了驱逐门事件。郑国修渠耗秦力嬴政恼怒逐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被免职，归食邑洛阳赋闲。就在这一年，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之人。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来势凶猛，一时间，在秦国的六国人士纷纷逃离秦国。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注重网罗天卞人才，为什么刚刚掌权的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六国人士呢？原来秦王嬴政的逐客令和一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秦国相邻，位置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因此，它注定是阻挡秦国东扩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秦国从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六国总方略之后，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水。濒临绝境的韩国想到了一个消耗秦国国力的办法，就是让秦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战国后期，虽然铁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之中，但是，和今天相比，战国时期的生产工真仍然显得十分简陋，生产力水平也很低下，实施重大工程往往要举国之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这样，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韩国认为秦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爱干这类“傻事”。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间谍，到秦国来诱使秦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这个间谍是谁呢？他的名字也比较有意思，叫郑国。韩国为什么选郑国到秦国当间谍呢？因为郑国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水利专家，他的施工设计合理，修好后的郑国渠可以成为秦国富农政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对于秦王很有吸引力。秦王嬴政因此动了心，同意修建这条三百多里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由西向东，横跨渭北高原，一旦修好，可以灌溉关中四百多万亩土地。特别是这条水渠含有大量泥沙，用泥沙淤灌盐碱地，可以彻底变盐碱地为良田。因此，这条水渠可以大大强化关中的抗旱能力，大面积地改造关中的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使关中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水渠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国渠”。但是，正当郑国渠修建得如火如荼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秦王嬴政听说郑国是个韩国间谍，勃然大怒，要杀郑国。不过，郑国非常坦然地对嬴政说，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韩国间谍来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好之后，的确能给关中农业带来巨大效益，这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史记·河渠书》在评价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时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是说郑国渠使秦国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从此再没有灾年，秦国因此更加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话说得稍显夸张，但是，郑国渠对于秦国稳定国内经济、增强经济基础，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秦王嬴政听了郑国的解释，觉得郑国的话讲得有道理，就恢复了他的修渠工作，让郑国把活干完。郑国渠虽然继续修，但是、郑
束动荡流浪生活。该部首领占巴黄固尔多诺赍为此与杨金太福晋商议。经杨金召集四苏木首领和札哈沁部各头目开会，形成决议，四苏木“愿将四棵树以西之古尔图地方，宽阔水草广袤土地，膏腴之山川，任其该部牧民放牲、种地”，并将此决定呈报政府。经过乌苏县县长分别向杨金福晋和札哈沁部首领核实得到确认，并在省政府备案。注414牧场，尤其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多被牧民视为赖以生存繁荣发展的根基，历史上为争夺牧场发生战争屡见不鲜。四苏木能够让出如此丰美草场给札哈沁人，可以想见其悲悯同族情怀与共同发展的气度。(4)捐资襄助公益事业。1941年2月7日“管理乌苏四苏木兼充护理盟长印务”的杨金福晋去世。死因是年已老迈，且患“麻木不仁病症”，虽经乌苏县诊疗所医生调治，最终无效。除了当地相关官员向塔城行政长报告，乌苏县长等官员按蒙古习俗置办祭物前去致祭。注415杨金福晋去世后，所遗家产均交给乌苏四苏木夏拉寺大喇嘛加木粗收管。遵照杨金福晋意愿，除了诵经开支，加木粗喇嘛代表杨金福晋向乌苏蒙族文化促进分会2次捐赠100只羊作为基金，并为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修建俱乐部，再次代杨金福晋捐出大元宝五锭、羊50只。影响所致，当地喇嘛及富裕户纷纷捐助，蒙古文化促进会得以开展活动。注416帕勒塔病逝后，所遗亲王爵位由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承袭。据说帕王生前有去西藏拜佛意愿未及完成，敏珠策旺多尔济于1932年前往西藏拜佛，代偿父愿。行前将所有印信交付其子玛尼，由他代理亲王；向省政府请假并得到批准。因此行还有本部落格根喇嘛罗宗丹巴札木苏等10名喇嘛同行，为此敏珠策旺多尔济又向省政府代为申请护照。注417敏珠策旺多尔济一行经由库尔勒，由若羌入藏。沿途地方均有他们经过的报告。注418当敏珠策旺多尔济礼佛归来，适逢马仲英入疆，返疆道路阻塞，他做出前往南京的大胆决定。在南京政府看来，“主持新政者实行封锁政策，遂使新疆蒙旗与中央关系日趋隔绝”，1934年敏珠策旺多尔济“绕道来京，备输悃诚”，受到蒙藏委员会热情招待。他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新疆蒙旗与中央之关系，将日见密切”。根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的了解，敏王“留学旧俄贵胄军事学校，志趣卓越，人甚明达，在新疆蒙旗中，颇负资望”，当时又逢内蒙古百灵庙自治运动影响不断发酵，于是石青阳向行政院推荐敏珠策旺多尔济出任蒙疆宣慰专员，“酌给旅费前往新疆各盟旗宣达中央德意”注419。后来敏珠策旺多尔济步帕勒塔后尘，活动于北平、南京、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新疆蒙族代表。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敏珠策旺多尔济活跃于新疆政坛。1947年11月他衔命由南京飞抵迪化，负责落实新疆盟旗组织法、恢复新疆各部盟长公署以及国大代表选举。其间他频频与省政府、南京中央机关发生联系。不过他以中央大员身份活动不免过于活跃，也招人侧目。据有人揭发，1948年1月26日在蒙文总会举行的由敏珠策旺多尔济主持的选举被认为“显有流弊”，因为未按规定投票选举，而是通过举手表决，并且还有“未经举手表决者”。举报者认为“几全为敏珠策旺多尔济一手操纵，殊失民选真意”。质疑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当选国大代表名单中，有长期居于北平并去德国留学的敏珠策旺多尔济的异母弟策丹多尔济注420。1949年后敏珠策旺多尔济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敏珠策旺多尔济赴藏前曾向金树仁报告，将护理印务托付其子玛尼，得到金树仁批准。1945年时在吴忠信眼中，年仅24岁的代理亲王玛尼“主持游牧颇孚众望”注421。他承袭了敏珠策旺多尔济的亲王爵位，注422在祖母杨金去世后还代理东部落盟长，是乌苏四苏木区长，1945年曾向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捐献新币伍拾万元，作为该会基金。注423帕勒塔的北京眷属在其身后也留有印迹。前述随帕勒塔去北京的侧福晋育有一子三女(两女夭折)。帕王东渡日本治病时还携带患病的老母。临终时刻侧福晋侍奉身边。注424关于帕勒塔在京府邸，据《宣统三年北京电话史料》记载，帕勒塔王府在大甜水井胡同。《燕都丛考》记载帕勒塔王府小楼在菊儿胡同。1933年9月新疆省政府给帕王侧福晋寄信地址则是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这座府邸是帕王长女买给其母(侧福晋)的。该女嫁给了法国驻北平的一个领事，后来去了法国。注425据调查迪、阿、塔、伊各区巡视员李钟麟1935年5月的调查报告，帕王京邸侧福晋曾对他面诉，她从北京携儿女回四棵树帕王府，因与袭爵的敏珠策旺多尔济意见不合，于是住到乌苏县城。侧福晋请求金树仁发给护照，取道俄国回京。该专员认为，“查该福晋前因家庭交涉，几成意外之变，我帅已洞悉其情。兹该福晋既欲返京，似此祸胎，莫若遣之为快。如蒙俞允，请令饬塔城并示专员，以便转知，兼促其起程，庶免贻害蒙族，在亲王亦当铭感矣”注426。报告的坦言，说明金树仁了解帕亲王家庭矛盾，李钟麟称侧福晋为“祸胎”，并谓敏亲王会“铭感”，说明新疆当局同情或支持与侧福晋“意见不合”的敏亲王。至于帕勒塔的乌苏福晋杨金及叔叔嘉穆措喇嘛是何态度，无从知晓。只知京邸侧福晋与敏珠策旺多尔济有矛盾。1933年，京邸侧福晋为儿子策丹多尔济(敏珠策旺多尔济异母弟，生于北京)袭爵事致函新疆省政府。帕勒塔去世时，“渥蒙大总统恤赏镇国公世爵”，侧福晋希望新疆省政府代为办理承袭事宜。据交付的履历记载，当时策丹多尔济年纪20岁，震旦大学肄业。简历以汉文书写，寄给省政府。侧福晋认为蒙汉合璧才合乎规定，因此她向省主席刘文龙说明北平帕邸“档案全无”，请刘文龙查明后加入蒙文。刘文龙回信至“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称帕福晋寄来的回函及相片等收到，关于策丹多尔济袭爵事已经让德贝勒(德恩沁阿拉什)来省洽谈并办理手续。他还提到，侧福晋所转家信已经让乌苏县长转交。注4271947年国民党召开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策丹多尔济作为北路盟选举人当选代表注428。他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在辅仁大学教书。1949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作为新疆蒙古历史人物，帕勒塔留下的事迹很不完整，其参与的活动因缺乏细节而模糊，给人留下许多揣想。近年来随着档案整理刊布，相关资料陆续浮出水面，这也许有机会推动关于帕勒塔及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
后记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和为我联络这些被访者的朋友们，我在每篇访谈中都已有所交代，由于人数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列举，敬乞原谅。还有一些朋友，多年来对我这项研究计划，一直以各种方式予以不懈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为我提供访谈线索和访谈所需的各种方便，乃至陪同我一道出行，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有郭松义、胡鸿保、姚安、张莉、杨海英、江桥、关纪新、邱源媛、佟鸿举、李南、岑大利、毕奥南、吴丽娱、郭绮纹、印红标、邢克斌、印嘉佑等人，其中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当年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博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香港浸会大学阮丹青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杨原先生、橘玄雅先生等处得益尤多。另外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柏玉，苏柏玉同学承担了本书大部分的校对、修订和插图等烦难琐细的工作，并且对本书的题目、编排、文字诸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导师、我的老同学牛润珍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杨良志、吕克农、高立志诸位先生的积极建议、启发和资助，并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为我从事这项计划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作者谨识2016年2月注释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注2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1997年版；［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注3这个简述主要依据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与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均载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4关于1935年《宗谱》介绍，见刘冰：《爱新觉罗宗谱》，载《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注5乌兰(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乔吉是她的丈夫。注6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满学专家爱新觉罗·启孮教授》，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46页。此外，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也提到此事，载纪念文集“附录”，140页。注7这里所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仅仅限于道光帝之子而不及其他。“溥、毓、恒、启”四字是道光帝亲选的。注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9该世系表主要根据金启孮《记荣府史的成书》、乌拉熙春《荣亲王府的文化史》(均载《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编撰。注10关于分府制度：皇子到15岁(虚岁)左右，便要搬出大内接受爵秩，称为分府。皇子授封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由内务府负责，各按爵位等第拨给。因为他们得到的爵位一般都是亲王、郡王，至少也是贝勒、贝子，所以习惯上亦称为拨王制度。拨王制度开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这一年年初，顺治帝的第二子福全亦即康熙之兄被封为和硕裕亲王。经康熙帝批准，为适应新的受爵分封制度而产生的拨王制度正式出台：康熙六年奏准，凡分封皇子，各按爵秩，奏简领侍卫内大臣，内府总管，会同该旗办理。应给旗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并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应给府第，候旨指给……又定：“凡畿辅旗庄，国初颁赐已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皆取诸内府庄田”，这就是说，分府王公们的田地、人丁等等，都是要从内务府皇庄和各应差人丁中拨付的。而且一经拨出，相关的庄头、庄丁便由“随王之旗分佐领代管”。有关各爵位拨给的田庄、人丁数后来曾有变化，但其来源和性质始终未变。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亲王以下分给户丁庄园分例”。注11兆祥所，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皇子在受封完婚后，就会分府出宫。但兆祥所位于紫禁城，未见圆明园中也有兆祥所的记载。注12溥心畬(1896—1963)，即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溥心畬之父载滢为奕次子。其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澂，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畬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畬曾留学德国，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1963年11月溥心畬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享年68岁，葬于阳明山。注13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秋，应张道藩之邀与齐白石等人到达南京，举办溥儒、齐白石联合画展。经张真夫推荐，被蒋介石指定为满族“国大代表”。1947年从南京开会后回到北平发起组织了“满族文化协进会”，城近郊区有数千人登记入会。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溥儒、唐君武和金启孮之父金光平等人当选为代表。溥儒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满族人的悲惨处境，呼吁明文规定满族平等地位,引起广大满族同胞的强烈共鸣。注14关于八线法手卷，金先生在《怀念宗长——溥儒心畬对满族的贡献——北平满族协会怀旧》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载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2期，1996年版。注15该府位于今北京复兴门立交桥东南的鲍家街43号，这座昔日太平湖畔的府邸作为荣王府前后共计66年，经历了清代乾、嘉、道三朝，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该府邸被另赐醇亲王为醇王府。注16道光三十年荣亲王府被另赐给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
果不探清底细也许后面的事情还会更糟。“景颇人的谚语说得好哦～～”老田在一旁感慨了起来，“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咯。”“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莫炎无力地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也许是我太过心急，一时间让他说了那么多话，精神有些不济。招呼着老田，继续拉起藤架向着村落里走去。……在村落挨过一晚，村里人安排了一架牛车将我们送到了二十里之外的老田家。老田是个鳏夫，无妻无子，住在村子边上的一座吊脚楼里，二层的主房让给了晖儿、S和养伤的莫炎，我和老田则睡在了存放物件的三层阁楼上。莫炎足足修养了两天才勉强能够下床行走，老田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根茎，成锅地煎煮，一大碗浓浓的药汁端来把个鼻子灵敏的莫炎呛了个半死。良药苦口利于病，折腾归折腾，可莫炎的身体却迅速地恢复了起来，四天之后便好了大半。这段时间里，S一边帮着老田熬药，一边好奇地问这问那。十个猎户九个医，这老田不但了解中药医理，而且还很有耐心，掰着手指一样样地解释过来。这下S就更来劲了，成天和老田捣鼓着什么蝴蝶梅、千头红、冷饭果、血当归、钻地风，扎堆地钻在草药窝里乐颠乐颠的。研究归研究，可她那马大哈的毛病却总也根治不了，一天自己配药下锅，刚端到莫炎面前，那家伙的鼻子直接开闹，接连打了三四十个喷嚏，就差没断气了。老田拿来一闻，当下就乐了，原来她多加了一味鸡矢藤，活血化瘀倒是没错，可却忘了照顾莫炎的鼻子。我看得连连摇头，对S这股子莫名奇妙的“中药热”深表费解。晖儿笑着点了下我的额头：“所以说你情商低，S是在积累和林岳较劲的资本呢。”听到这话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女人的心思只有女人最懂，林岳那小子估计这会也窝在哪个角落里大打喷嚏呢。不过，男人的心思似乎并不是男人最懂，莫炎的伤势日渐好转，但脸色却一天比一天难看。不知道是沉浸在饬金人面蝎的挫败感中，还是在苦思了然的动机，也可能是在筹划着沾益天坑之行。“莫炎，你最近愁眉不展的在思考什么？”男人的心思不用猜，我索性直接问。“搬头尸应该是守卫天坑的。”莫炎顺着自己思路的话显得没头没尾，“按道理它们会布下陷阱。”“陷阱的问题不是纸上谈兵就能解决的，不入虎山焉得虎子。”我劝解道，“与其在这里想破头，倒不如小心点去闯一下。再说时间有限，S身上的山鬼巫已经长出肩膀了。”“嗯，我心里有数。”莫炎点点头，递过手机，“你看看这两份邮件。”接过手机，我打开了莫炎所说的两份邮件。从时间上看这是同一天发送的，相隔大约两小时，邮件署名都是了然，但表述的内容却有些奇怪。邮件一：“此行数难，当防饬金之灾。”邮件二：“数难皆无碍，饬金当无恙。”我反复看了半天，总觉得两份邮件间前后矛盾，但却找不出问题的症结。莫炎拿回手机，轻舒了一口气：“饬金之灾虽无碍，但却绝不是无恙。”“你的意思是……”我眼睛一亮，“了然会推算，而且很准？”“筑壤搬山，天象辨凶。”莫炎点头道，“好的不准坏的灵，他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心头的疑云渐渐被拨开了一层，那谜团背后的影子虽然模糊，但已开始有了轮廓。“龙脉之行可能是圈套。”我大胆地判断道，“雇主是下套的人，随后通过某种手段渗入你和了然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些虚假信息给你。”“他也在云南。”莫炎望着远处的山脊道，“合作了二十年却从未露过面。”我这才知道，莫炎和了然之间完全是靠信件往来，从未直接接触过，即便是天大的事情也只是一张信纸或一份邮件。“吃饭了～～”晖儿的叫声打断了我俩的对话，闻着喷香的饭菜，肚子里不觉已是咕噜作响。“老田和S呢？”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人，那两个“中药专家”却不在屋里。“他们去大坡乡采草药了，说能赶上午饭的。”晖儿望了下窗外，“估计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对了，晖儿，你能不能通过邮件的发送信息追查到邮件始发地？”看着晖儿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转发服务器没有刻意的伪装，邮件发送时间又不是拖得很长。”晖儿放下碗筷解释道，“如果邮件发送的时间太久，服务器信息就会更新覆盖。”“近半个月前的邮件。”莫炎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准确地说是九天前。”“应该可以，一般大型邮件服务器的清除间隔是十二到十五天。”晖儿一脸肯定地答道。“那……”我刚想继续说下去，却见S一头撞了进来，盘起的长发上尽是草叶和泥土。“老……老田掉下去了……”S气急败坏地喘着粗气。“掉下去了？！”众人被她说得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间徘徊了起来。“老田掉到哪里去了？”我连忙追问道。“小天坑。”S平静了一下气息道。“小天坑？！”莫炎一下站了起来，“你们去了大坡乡的子母天坑？！”“嗯……”S点点头，一脸无辜道，“老田说那里有很好的草药而且是四个天坑里最安全的一个。”“最安全……”莫炎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苦笑，“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子母天坑。”十三、无界毛龙莫炎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惊，看来老田只怕是凶多吉少了。缓过劲来的S和我们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原来他俩是去天坑附近采药，在子坑坑口老田发现了一种稀有的补气草药，于是便去采摘。坑边的植物茂盛，S依稀看到老田在坑壁上打了个滑，连喊都来不及喊就掉了进去。惊恐的她呼唤了半天，却只听到坑内的传来的回音，无奈之下只得原路返回，在乡里雇了辆车赶来通知我们。听完S的叙述，莫炎的腮骨不住鼓动，沉默片刻之后便决定要去天坑探询老田的下落。天坑之行原本就是迟早的事情，何况现在老田又在那里出了意外，当下由莫炎去村里安排代步工具，大家收拾行囊直奔出事地点。说到办事效率，莫炎是我所见过最高的一个，十分钟内不但找来了牛车，还拉回了一大捆结实的绳索。他用最快的速度将我们带到了天坑附近的山域，当然大家的屁股也没少吃苦，拉车的犍牛几乎是狂奔着在山路间行进，车子停下的时候口角已泛出了白沫。路上莫炎将天坑的情况大致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坡乡境内有四道天坑，大大小小各有特色，子母天坑发现的时间最早，也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由于天坑特殊的自然环境，其中生长着不少条件各异的中草药，采药者时常会进入这里采取一些新鲜药草，不少好奇猎险的旅游者也时常光顾。初听莫炎对子母天坑的介绍，我心中不住怀疑，像这样早就被人探明，甚至开发作旅游景点的地方，怎么会是埋藏龙脉之谜的去处？子母天坑的母坑其实就是一个垂直的巨大地面凹陷，与其说是坑，倒不如称之为巨井。红色石壁四周环绕着各种青翠的树木，但由于坑口直径太大，任这些树木如何地疯长，也只是天坑的一种小小的陪衬。老田出事的地点便在几十米之下的那个子坑，坑的周围密布着各种茂密的树，针叶阔叶相互交缠在一起，将坑口重重围住，只在中间漏出了一片空隙，让人大致能分辨。想看清这天坑的真实模样倒是件很难的事情，脚下小心的探着地面，我们牵着树枝走近坑口。透过交织得有些夸张的树枝树叶，隐隐可以窥见徒峭的绝壁。深不见底的洞穴活像一只神秘的黑眼望着天空，山风拂动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老田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S心有余悸地指着坑边的一处。莫炎并没有顺着S的指向去探查，而是不住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我发现他的鼻尖一直在抽动，急速的频率像似一只正在寻找目标的猎犬。“下过子坑的没活人。”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这里好像有局。”有局？莫炎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下便抬眼望去。从现在的位置能看到母坑上沿的红色石壁，远远地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挂在山上。环视四面几乎都是这样的石壁，陡峭垂直地凹入地面，加上正中的这个子坑，整个子母天坑就像大井中套着小井。“造成石壁发红的是什么成分？”我隐约间感到不妙。“那些石壁里有丹硝。”莫炎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下子坑，扬手射出一道银色长索，飞没入子坑深邃的绿色中，猛力一拽，一片绿叶被带出了子坑。“蕨类植物。”端详着叶子，莫炎眉尖一扬，“是桫椤。”“阴阳无界局……”额头渗出一层冷汗，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大脑抽筋的感觉。“至阳外规，极阴中生，地脉吐纳，阴阳无界。”自己都很难相信这是我的声音。“你漏了下半句。”莫炎将绳索捆在坑边一棵结实的大树上，“其聚寒水，灵物滋生，难入五行，仙魔不分。”听我俩一人一句地打着哑谜，晖儿和S完全一头雾水。帮着莫炎将绳索放下子坑，我大概地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天坑是喀斯特中的一种罕见现象，子母天坑外大内小，就像一个朝天的鼻孔，在风水格局中被称作“脉孔”，是地脉纳阳吐阴的呼吸器官，也是自然调和地脉属性的关键所在。丹硝是一种红色的矿物，相传是朱雀的口涎落入山间所形成的，为世间至刚至阳之物，是古代道教各派绘制符籙咒文的上品。桫椤是源生于爬虫时代的蕨类植物，传说中上古女娲补天时曾被用来炼制阴火溶解五彩阳石，为世间至阴至柔之物。但这三种不同领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却恰恰形成“阴阳无界局”。由于脉孔内至阳极阴的特殊构局，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不受阴阳五行概念约束的区域，而且局内通常会有某种生物存在，强大而不知善恶，因此堪舆者自古就将这类格局定为禁区。“不管下面是什么都得进去。”我咬了咬牙，卸下背囊，“晖儿和S在上面留守，我和莫炎下去。”“我们一起下去。”晖儿有些急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S拿起猎枪跃跃欲试。“多一个人多一份负担。”莫炎试了试绳子的牢固度，“下面是普通人应付不了的。”冷冷的话语让两人都是一愣，但却无法再坚持下去，在她们的目送下我和莫炎沿绳索进入了坑中。陡峭的坑壁横生着许多枝叶，起初顺绳索下滑中，我俩不断被钩缠挂住，但下落了数十米后便通畅无阻。接近绳索尽头时，我在岩壁上固定了三个金属环钉，两人将绳索栓在一处，同时也将另一捆绳索缚了上去。在第三捆绳索即将用尽时，一片高大的天坑森林出现在眼前。所谓的森林中生长的并不是乔木，而是一株株高大的桫椤，宽大茂盛的长圆形树叶像一层厚实的屏障，将坑底遮得严严实实。“绳索用完了。”莫炎照了一下坑底，“有没有胆子跳下去？”我细细听了一下坑底的环境，冲莫炎一点头，纵身跳向枝叶最为茂盛的一处。落下的地方本不是很高，加上柔韧宽大的枝叶缓冲，身形几个颠簸便停在了枝干上，攀沿着褶皱的主干，双脚很快便踏上了坑底那松软的地面。随着的空气微动，莫炎像只狸猫般地出现在身边，从容不迫的样子好像刚从自家楼上下来似的。桫椤覆被的坑底近乎漆黑，虽然凭借着听风的能力我大致能看清周围的一切，但下意识间还是打开了手提矿灯。这里的面积并不大，除了桫椤和一些奇异的植物外，就是满地的腐叶。在靠近坑壁处我们发现了几具人类的骸骨，从姿势和腐化程度来看，应该是很久之前掉落坑中的遇难者。我和莫炎搜索了整个区域，却没有发现老田的踪迹，莫炎凭着嗅觉在一棵桫椤的枝杈上发现了老田采药的竹篓，距离枝杈上方不远处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绳索。“绳头上绑着红线。”莫炎指着绳索向我说道，“是老田上山常用的绳子。”“看来老田并没有死，估计是被坑壁上的树枝挂住了，再放绳子下来的。”心里一阵安慰，但也不禁有些疑惑，“他上山带这么长的绳子干什么？下到这里我们用了上百米呢。”莫炎没有答话，飞出的银色长索缠住了绳头，上下一阵抖动，绳索竟自落了下来。“果然是蝎虎绳。”莫炎指着绳索上一个古怪的钩子道。原来这是当地猎户常用的一种攀山绳，绳头挂钩固定在一处，下去后拉抖一下绳索，挂钩便会松脱，如此反复利用，是上山下崖的必备之物。老田就是凭借着这条长不足三十米的蝎虎绳且下且停地来到这里的，可奇怪的是出了绳索和竹篓外，这里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阴阳无界局里有寒水和灵物。”莫炎嗅了嗅空气，“这里似乎过于简单了。”他的话没错，坑底周围虽然有些喀斯特地貌的深洞，可却没有水声传出，而且从空气的流动可以断定，这些深洞都是死胡同。“可能有什么地方被落叶埋住了。”我向莫炎说道，可一转头他却不知去了哪里。心中一惊，我全力聆听，整个坑底就只有我和这片茂密的桫椤森林。以莫炎的身手，断不会被人悄无声息地掳走，但他此刻却是的的确确消失了。突然，身边那棵粗大的桫椤发出了悉窣声，呼地伸出一只大手将我一把拉了过去。惊慌中腰间的户撒刀噌地出鞘，向那只大手直砍过去，可还未到跟前便被另一只手紧紧夹住，莫炎那冷冷的面孔自桫椤主干间露了出来。“反应挺快的。”将刀送回刀鞘，他指了下身后，“果然是别有洞天。”走近莫炎现身的地方，我才发现这是两棵毗邻生长的桫椤，主干上部紧紧贴靠在一起，接近根部的地方则渐渐分开留出一个约为两米高的空隙，漆黑的坑底加上附近浓密的小枝覆盖，的确很难觉察出来。我跟着莫炎进入空隙，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在地，细看间地面有个大洞，斜斜地向下延伸，洞口和内壁有些潮湿的苔藓。莫炎侧身错开双腿，一手伏地缓缓探入洞中，微一弓身径直滑入洞中。依样照做下滑行了大约十多米，身下地势渐缓，莫炎挺直的身板出现在眼前，他正用矿灯四处照射。我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地洞，洞壁隐隐透着灰黄的颜色，脚下稍许有些湿滑，向着洞内望去，远处的黑暗不断延伸。“这里怎么到处是黏糊糊的？”洞壁上湿漉的液体并不像水，我随手抹了一把，手指间竟是些滑腻黏稠的汁液。“我们是在桫椤的根系里。”莫炎从洞壁上抠下一片东西，“它们的根长成了一团。”那片东西看上去像植物嫩茎上撕下的组织，庞大的地下桫椤根系居然连生在一起，可根系怎么会构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洞呢？继续向内行进，地洞的走向正如根系延伸一般的扭曲，洞壁上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空洞，头顶不时会滴下一些桫椤的汁液，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气味。“我们现在倒像是两只在土豆里找洞钻的虫子。”我自嘲地说道。“充其量只能算虫卵。”莫炎停在了转弯的洞口前，“马上就该见到真正的虫子了。”空气中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动，像是沉重的呼吸声，又像是病人哮喘时的痛苦声，低沉的感觉让我的心脏产生了一股压迫感。凭着声音的颤动，耳内自然地产生了反应，模糊的景象出现在脑中，但无论我如何辨识却总是迷雾似的混作一团。“别听了，没用的。”转入洞口的莫炎说道，“这里有东西吸音。”我几步跟上前去，莫炎正站在一处饶有兴致地看着什么。定睛一看，浑身的汗毛顿时直立。转角处本应还有个洞口，但却被一个松软的东西完全盖住了，那个东西竟然是——两只超大的蛞蝓！这种俗称鼻涕虫的东西我小时候没少见过，可如此巨大的还是头一回碰到，两只蛞蝓并排地附在凹陷的洞壁上，松软的身体正好将洞口遮蔽。警惕地闪在一边，脑中思索着对付它们的办法，却发现莫炎依旧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像是一个正在做生物观察的小学生。“你在干什么？”我急了，这家伙不紧不慢的在搞什么鬼。“别紧张。”莫炎淡淡地答道，“这对蛞蝓只是在恋爱。”我几乎绝倒，这么大个的蛞蝓拦住去路，居然只是窝在这里谈情说爱？莫炎见我一脸尴尬，不觉摇了摇头，抬手捻了几下响指，那节奏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两只蛞蝓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部软软的触角伸出摆动着，不一会便相依相偎地缓缓向另一处洞口爬去，蠕动的身体再次让我一阵寒慄。蛞蝓爬开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洞口，方才的声响正是从这里传出的。我的脑中顿时出现了一片景象，凹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