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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观看男男网站大全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于水塘湾。九月十一日,太平军进逼湖南省城长沙,十二日,萧朝贵亲自指挥攻城,身先士卒,不幸中炮负伤,随后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自郴州赶赴长沙增援。十二月,攻克长沙外围的益阳、岳州。在益阳、岳州期间,太平军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人起义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不仅有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1852年底,太平军放弃长沙,由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占领武昌全城,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二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攻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败死。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二十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原厚等,太平军终于占领南京全城,取得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在太平军的威逼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清兵与曾国藩领导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用重兵合围天京,洪秀全派李开芳、林凤祥率两万太平军继续北伐,北伐军直捣直隶,威逼北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又派赖汉英等将领亲率水军一千余只战船沿长江西征,历经三年苦战,奋力拼杀,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已经控制了江西、安徽、湖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并先后击溃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太平军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官兵却屡屡败退。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三、太平天国的分裂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力量和发展形势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但就在这时,在天京竟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变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几位领导人为了争夺权势,竟不惜用武力相互残杀。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增强,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八月二十二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居功自傲地用“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特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地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是万岁。”事后,洪秀全心怀极大不满,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立即秘密召回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准备采取果断手段,置杨秀清于死地,以防后患。很快,韦昌辉率领三千精兵于九月一日深夜到达天京,悄悄地包围了东王府,又令士兵闯进东王府内把杨秀清及其全家通通杀死。之后,双方所率各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秦日纲追随韦昌辉也参加了这次屠杀杨秀清及其家人的行动。翼王石达开闻讯后带领随从从湖北急速赶回天京,愤怒地斥责韦昌辉心狠手辣,滥杀无辜。韦昌辉听后很恼火,又要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走。直到十一月,洪秀全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才平息了这场可悲的内乱。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生猜疑,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便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六月,石达开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向四川进军。从此,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更加分散和削弱了。这次内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内部不团结,使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亲自掌握了政权,他提拔重用有才干的青年将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他任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和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洪秀全自兼军师。这样,暂时填补了杨、韦死后和石达开出走后的领导空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后来果然有所作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四、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京之变的风波结束以后,十一月底,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洪秀全听取大家的意见,封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总理军政要事。然而,自从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有了戒心,他怕石达开力量强大了也步杨、韦的后尘,对自己构成威胁,再度形成专权挟制的被动局面,所以再也不敢相信异姓王,极力牵制并削弱石达开的力量,而让洪家兄弟参与朝政,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说是与翼王“共襄朝政”。无论什么事情,安王、福王不点头也行不通。而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两兄弟,不学无术,只知作威作福,不知创业艰难。由他们参与军政,每每误了军国大事。石达开忍无可忍,愤而去见天王,要向他陈说利害。可是洪秀全却避而不见,并派人出来转告他说:“天王万岁有旨,达胞若有事,可与安福二王共商。”于是石达开一气之下,率领亲信愤然离开天京,一去不回头。他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歼灭、击溃过清王朝的军队,但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四处飘荡,站不住脚,部队得不到休整与军需品的补充。1861年,石达开部下庆吉元、朱衣点、彭大顺等人又率亲兵第一军、第二军离开石达开,返回天京。这不仅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影响了义军的情绪。石达开无奈,将剩余的军队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实际只有五万人。石达开从四川石柱转战到云南昭通,沿途又招收了一些人马,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士兵素质太差,也混进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寇。1863年二月,石达开考虑,昭通不是久留之地,想效仿孔明进驻四川休整备战,再图中原。他又知道,当时的四川总督是原长沙巡抚骆秉章,此人有勇有谋,要取四川,决不能硬拼。于是,石达开派大将李复猷率兵三万,由贵州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军两万绕入宁远府,想吸引骆秉章出来堵击,从而牵制骆秉章;然后石达开亲率七万大军出昭通越过金沙江,直入四川,并命其他二部随时保持联系,务于五月二十日前会师合攻成都。不料,赖裕新率领两万大军入川,在中洲坎遇到骆秉章袭击,全军覆灭,赖裕新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而李复猷的三万大军,一路不断受到骆秉章大军的堵截,连连失败,前进无望,又与石达开联系不上,只好退师云南。这两军都已失败,石达开丝毫不知,当石达开率军到达四川宁远府时,守城的清将正是骆秉章。石达开命令攻城,连攻连败,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而其他几路清兵,也纷纷向宁远府集结。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清兵的包围之中,立即命令退兵。当队伍退到猛虎岗时,又中了骆秉章的埋伏,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命令将士选敌人薄弱处突围,结果到了安顺场,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面是气势汹汹的清兵,还不断受到当地土司的袭击,太平军只剩下了六千人马。石达开想拼死一搏突围,但给养有限,士兵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论从战斗力、地理环境还是物质供应方面,对太平军都极为不利,突围根本没有希望。在被困的日子里,石达开的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1863年六月六日,他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的身份,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恭奉天命,亲自统领大军,辅佐圣主,恢复大厦,他日太平天国一定会统一天下,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休兵让路。”但王千户并没有被说动,石达开率领他的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可时间一长,石达开自己的思想也动摇了,一度存于心底的消极情绪再次膨胀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戎马一生,驰骋天下,到头来两手空空,而且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甚至鸡狗都跟着遭殃,不禁叹道:“唉,天不遂人愿,既然命里注定,我又奈何!”短短半个月,石达开像变了一个人。六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私下想过,如果我为朝廷做事,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天下的忠臣从不事二主,我石达开也是重义之人,我甘愿舍身捐躯,来保全三军兵士的性命,以此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仰之情。即使斧子架在脖子上,粉身碎骨,我也死而无憾。”接着,石达开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在黄原忠、曾士和、韦善诚三位将军的陪同下坦然地去敌营谈判。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天王洪秀全的同乡、同学,一定比其他朝廷官吏开明,能给太平军将士留下一条生路,可石达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骆秉章虽然文武全才,但为人却非常狡诈,看到石达开自己送上门来,心中高兴地想:“你想得美,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收拾那些逆贼。”当石达开等人进入营后,营内、营外立即冲出数十名伏兵,将石达开五人全部捆绑起来。这时,石达开才清醒过来,敌人永远是敌人。当夜,骆秉章下令以火箭为号,从四面袭击石达开部队,一夜之间,数千名太平军官兵惨遭屠杀,侥幸逃出的,也在沿途被截杀,所剩无几。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五人在成都全部遇害,骆秉章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之心。骆秉章用太平军将士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被提升为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病死在四川。五、洪秀全含恨归天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想起自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名异姓兄弟,死的死,走的走,仅剩自己一人,不禁感到胸口疼痛,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萧朝贵、冯云山战死的惨景,杨秀清、韦昌辉的不仁不义,使他后悔怀疑石达开的忠心,但又觉得石达开过于绝情。他随即免去了善谗而又无能的哥哥的王位,但不到四年,又封洪仁达为勇王,洪仁发为信王。李秀成以其军事天才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和后期主要统帅,被封为忠王。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李秀成因杨秀清提拔,被举为右四军帅,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后四监军、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正丞相、合天侯等职。石达开离京出走:他被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共掌军政,不久又升后军主将。他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兵江北大营。1860年五月,李秀成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当时的上海,有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对太平天国是个明显的威胁。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曾说:“皇家海陆军当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卫上海,抵抗任何力量的攻击。”六月,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在美国公使的指使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准备和清军一起大力镇压太平军。七月中旬,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时,李秀成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向他们宣布,太平军保护在上海的外国居民不受侵犯。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非常傲慢,对这个照会置之不理。七月十六日,华尔率领“洋枪队”猛烈攻打太平军占据的松江和青浦两个地方,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八月二日,太平军的援军及时到达青浦,大破“洋枪队”和清军。太平军奋力杀敌,取得辉煌战果,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两千条,火炮十余门,洋炮一百余门,船数百条,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重伤五处。1861年初,洪秀全命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再次西征。命两军同时出发,于三月在武汉郊外会师,然后一齐攻打武汉。陈玉成一路冲杀,势如破竹,顺利攻下距武汉仅一百里的黄州,并驻扎黄州,等候李秀成。而这时李秀成正在沪浙一带的奉贤、南江、川河与清军和洋枪队交战,打得十分激烈,脱不开身。陈玉成等到四月还没有等到李秀成,这时又接到安庆危急的军报,留赖文光驻黄州等候李秀成,自己率兵增援安庆。围攻安庆的清兵十分强大,结果安庆失陷,守城一万多太平军全部牺牲。陈玉成无奈,退守庐州。六月李秀成才赶到武汉,到达后见陈玉成走了,也没攻武汉,不久又返回了江浙。安庆失陷后,陈玉成被革去英王之职,戴罪立功。这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兵血战,清军屡战屡败,然而陈玉成却误中投降清军苗沛霖的诡计,被擒后为天国献身。陈玉成死后,曾国藩攻占了庐州,接着命其弟——陆军统帅兼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水军统帅彭玉麟驶过护城河,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团团围住。洪秀全一天三下圣谕,命李秀成速返师救天京。于是李秀成率领三十万主力部队离开上海战场,返天京进攻围城湘军。此时正是严冬天气,他的军队没带御冬寒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仍然奋勇杀敌。虽然洪秀全知道李秀成有才能,但又对他猜疑,怕李秀成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对他百般限制,百般防范。于是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天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四十六天,也未能解救天京。洪秀全又诏令李秀成回京,李秀成只得将军队再分。如此,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十余万人。在这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赶到天京,劝洪秀全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让出天京,转移出去,再图大计。”而洪秀全却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杀敌定能成功。”李秀成的“让城另走”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也日夜防范着李秀成。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后,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和过度的享乐,使他精疲力竭,病势日重又拒绝医治,终于在1864年六月一日病故,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继位。过了一个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南走,途中为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后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藩捕获,不久被处死。太平军的余部又坚持斗争了一年左右,最后被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美的洋枪队联合镇压下去了。【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兴盛、没落,都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纵观历史,为什么人类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有些斗争胜利了,也会最终又拜倒在专制主义的意识之下?一切先贤圣哲对人类理想的设计都缺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的全面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仍脱胎并依附在封建专制意识之中。第十六章辛酉政变始末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近五十年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它留给人们许多谜,其中最叫中国人痛心的就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取得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两国改革起步的水平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中国似乎更优越些。晚清没有人才吗?非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晚清的中兴大臣都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比的人物。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而国运却一直不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便是辛酉政变及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
腾,让闻到的人想吐。因为空腹的关系,吐出来的都是绿色的胆汁。旱易生风,风则带来蝗虫。中原大地,一群群蝗虫黑压压地遮蔽了天空,像阴霾密布的乌云,一团团、一块块卷过大地上的庄稼,蝗虫所过之处遮天蔽日、天日无光。四处传来啃食稻谷的声音。当蝗虫飞起时,成片的谷子霎时被吃得一点不剩。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税收仍居高不下。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铤而走险。中国四千年历史始终围绕治乱打转,主要原因之一是官逼民反。官逼民反,民为什么不反?当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而陷害人民时,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反抗。此时中国已成什么样子了呢?山东《诸城县志》记载:“古代灾年有易子而食,把人骨头烧火做饭的,而今却杀活人来吃,父子兄弟之间剖腹剜心,肢解做成饭。人们认为人心好吃,小孩的心更好吃,甚至有当街卖人肉的,一斤六文钱。有的人在家腌制人肉,以备不时之需,有砍下人头,用火烧焦,喝脑浆子的。有人饿死后立刻被人把肉割尽,也有人还没饿死就被割肉,一边被割肉一边用眼珠子瞪人的。当问这些割肉的人为何这样做时,他们说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张明弼《人吃人歌》写道:饥儿语父,饥媳语姑,我死他人定我刳(从身上剜肉),余骨乌鸦相欢噱。他人何亲,父姑何疏,愿以吾肉存尔躯,姑若思我,愿得残骨在沟渠,勿令人磨碎供勺糊。前日流贼杀人三千,一熏一霍忽而尽焉。昨来土寇人作粮,朝炊肋胁,暮脍膀胱,桁间悬头发到地,碟底断指如葱长。弱人怯食如针枪,凶人惯食如牛羊。天下太平有异味,烹男炮女请君尝。人食万物还食人,相生相啖谁能躲?但想寂寞天地悲,高山大泽盈狐狸。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说: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稻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饿死路侧者,有枕比而毙者,有骨肉相残食者……村无犬吠,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叶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李岩《劝赈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大臣陈其猷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一个老妇把一个死去的小孩扔进锅里,一边烹炸一边哭,臣问:‘既然要吃他何必哭呢?’老妇说:‘这是我儿子,抛弃他的话恐怕会被别人吃了,还不如我自己吃。’”马懋才《备陈大饥疏》中说:“陕西安塞城外有一个粪场,每天早晨都有婴儿被抛弃在粪场,他们有哭泣的、有哀号的、有呼叫父母的、有吃粪的,但到第二天早晨被抛弃的婴儿已无一生还。而且孩子和单独出行的成人,只要一出城便失踪了,直到看见城外有人拿人骨头当柴烧,煮人肉来吃,才知道那些孩子和独行者都被吃了。而那些每天吃人肉的人在吃了数日后也不免两眼红肿,身体燥热而死,然后他们再被别人吃掉,于是死者枕藉。城外挖了几十个大坑,每个坑可容纳几百人,用来掩埋吃剩的尸体。”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人民已经到了愿与天一起毁灭的境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造反,朝廷既要拨款赈灾,也要拨军费镇压起义,财政赤字极为严重,而此时一个官员因为搞小三的缘故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官员叫毛羽健,毛羽健在京城当御史,他这人怕老婆,1628年的一天,毛羽健好不容易把老婆哄回老家去探亲,老婆前脚刚走,毛羽健马上就偷偷纳了一房小妾。可这事还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大怒,当即星夜赶往北京。正当毛羽健和小老婆在床上颠鸾倒凤之时,老婆从天而降。毛羽健的老婆之所以这么快就从家乡赶到北京,是因为她乘坐驿站的车马,享受驿站提供的便利服务。在古代,驿站兼有政府招待所、国家邮局和信息传递中心的职能。正是通过众多驿站,帝国中枢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才能畅通无阻。毛羽健因此痛恨驿站制度,为此,他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朝廷财政赤字如此严重,应该开源节流,而驿站正可以裁撤来省一笔开销。崇祯听了怦然心动,于是下令,干脆全国的驿站统统停办,所有驿站工作人员一律不再聘用。也就是说,由于毛羽健纳妾,全国数以万计的驿站工作人员一夜之间全部失业。受裁撤驿站影响最大的,要数陕西。《明季北略》说: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无以谋生的下岗驿站人员中,有一位叫李自成,正因李自成下岗,导致他去给地主当差,从此每天住在地主家,每天不在家,他老婆就红杏出墙,他得知奸情后杀了老婆,去投军,在军队混不下去,最终,李自成造反,明朝灭亡。如果毛羽健不讨小老婆的话,那么李自成就依然会每天在驿站过着足可以温饱的生活,那么他根本不会造反,明朝就不会灭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蝴蝶效应。与此类似的还有东汉谋杀案导致罗马帝国灭亡。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杀了窦太后宠信的刘畅,窦太后大怒,窦宪自请出击北匈奴以赎罪,结果窦宪出塞五千里,将北匈奴彻底打残。北匈奴西迁,原北匈奴之地空了,于是鲜卑乘虚而入,占据这一带。在鲜卑的压力下,原来在外蒙一带的羯族、氐族、乌桓族纷纷内迁,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源头。而北匈奴的西迁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北匈奴打到欧洲,把日耳曼人杀得大败,日耳曼人进入西罗马帝国境内,最终逐渐掌握西罗马帝国政权,476年废掉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不过,这种蝴蝶效应其实是一种很浅层的看法,是小历史的因果观,以真正的大历史观来衡量,绝非如此简单。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通过因果关系而单纯叠加推理而能演进的,赵焰在《晚清有个李鸿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是有宿命意味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起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所谓历史的细节稍有转轨而人类历史进程就会改变,其实是很唯心的说法。历史是按照社会进程惯性的总趋势来发展的,一个逆天而行的大人物如果成功,也只能说他在社会的转型阶段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把社会转型到貌似看起来对多数人有利的状态。当精英阶层发现受骗而广大蒙昧者尚未觉醒之时,精英阶层则会推动社会向着与这个逆天而行的独裁者相反的轨迹运行,最后运行到起码比先前要好的社会类型。表面看起来,因为独裁者的逆天而行社会进程发生了曲折,而实际上这个曲折阶段也正是人们在选择道路中所必经的阶段。社会进程的发展也与人生的发展异曲同工,人生是吃过亏,挨过虐,享过福,受过罪,碰过壁,折腾一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其实这很正常,因为你不转这一圈,就不可能知道路该怎么走,只有转过这一圈,你才知道圈外的人生。历史与人生同理:我们都不能由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而断定这种曲折就改变了本来的轨迹与进程。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压根儿不知道历史或人生怎么发展。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后人可以凭借历史来找到自己的归属,我们短暂的人生也因此不成为一幕滑稽剧。如果我们预先就知道了历史的发展,而自己的人生只是按照既定轨道去演习,那么这一切就真的成了滑稽剧。就拿毛羽健讨小老婆而言,如果没有此事,李自成兴许不会造反,但最终北京依旧会被攻破,只是铁蹄踏入北京城的是皇太极或张献忠而已,因为以明朝的税收体制、崇祯的个人性格、三线作战的重压等等因素的综合,明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行文的演进,我将为您揭开明朝灭亡之谜。当然这一切,依然要从李自成说起。李自成,1606年出生,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出生时他爸梦见一个壮士骑马闯进他家,长啸数声,醒来后李自成降生,他的母亲也梦见一个骑马人闯入他家,于是给他起名“闯儿”,大名李鸿基。李鸿基小时候跟其他农家子弟一样,过着耕读生活,然而在念私塾时他却说:“我要学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经常旷课的他总喜欢舞枪弄棒,然而有着小聪明的他也的确对于学习有一定天赋,十六岁时的一次课上,李自成写过一首咏螃蟹的诗:“一身甲胄肆横行,满脸元黄未易评。惯向秋畦私窃谷,偏向夜簖暗偷营。双螯恰似钢叉举,八股浑如宝剑擎。忍怕钓蟹人设饵,捉将沸釜送残生。”老师看完此诗后:“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计六奇《明季北略》)李鸿基渐渐长大了,他身材高大,小鼻子,高颧骨,深深的眼眶,说话微带鼻音,身体健壮,臂力过人,跑步非常快,有时甚至能追上马。一天李鸿基与刘国龙、李过在关帝庙结拜,准备一起闯天下。李鸿基提议三人比力气,他们在神庙前放了一个铁炉子,重七十三斤,李鸿基上前抓住,一手举起,绕关帝庙一周,遂放回原处。刘国龙也用一只手来举,铁炉子原封不动,用两手才勉强举起,只走了五步就把铁炉子放下了。轮到李过,他用一只手用力一举,也没举起来,两手举起,走了十几步也放下了,此时李鸿基又一次上前,一手举起铁炉,绕关帝庙一周后放回原处。一个路过的道士对李鸿基说:“你父亲一生做善事,所以才有了你,你要继承父业。”李鸿基:“大丈夫要闯天下,自成自立,若守着父业,难道还是男子汉吗?从今起我就叫李自成了!”(《小腆纪年附考》)李自成从此不再啃老,而是去找工作,他在驿站找到了一份工作,1628年就发生了前文写的事情,崇祯撤销驿站,李自成失业。失业后李自成投奔一个姓艾的地主,给他打零工,一天上午干了半天活,中午他在艾家门口睡午觉,袒胸露乳,很不雅,老艾发现后把李自成臭骂了一顿,李自成很生气,故意在老艾家门口撒尿,结果被人看见,几个家丁把李自成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又把他拴在柱子上大半天,李自成饥渴难熬,这时老艾家的小儿子出来,手拿馅饼,李自成低声下气地找他要,老艾家的小儿子说:“我宁可喂狗,也绝不给你吃!”然后把馅饼扔地上,接着用脚踩了几下,扬长而去。李自成受此羞辱,恨得咬牙切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自成离开老艾家,来到一个姬姓人家放羊,放羊是在野外,这样中午找棵树就能在底下乘凉睡觉,不用担心再挨打了。李自成放羊是能随便休息了,但是工资要比之前给地主打工挣得少,每天都吃不饱的李自成因饥饿难耐,杀了主人的一只羊,与自己在关帝庙的结拜兄弟刘国龙、李过分了吃。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大明开国之君朱元璋身上,只不过吃的是牛。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经常让小伙伴们捡起一块块破木板,装成皇帝与大臣,一次朱元璋与徐达、汤和一块玩,在山上玩饿了,找不到吃的,朱元璋便装起了皇帝,说:“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徐达说:“皇上万岁万万岁,臣以为皇上登基,天下太平,应杀一头牛庆贺。”朱元璋说:“准奏。”于是朱元璋把自己替人家放的一头牛宰了给弟兄们吃。大家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拍胸脯,自己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把仅剩的牛尾巴塞进石缝里。见到主人后朱元璋谎称牛钻进石缝中出不来了,最后朱元璋以挨了一顿打和丢掉放牛的差事而结束。李自成和小伙伴们吃完羊后的结果和朱元璋完全一样,挨了顿打,丢了差事。大概李自成明白自己做错了事,后来他称王后路过此地,并没有惩罚这家人。此后李自成又找了新的差事接着干。李自成的老婆韩金儿是妓女出身,劣性难改,由于李自成平时住在地主家,她趁李自成不在时就和盖虎搞破鞋,李自成得知后去捉奸,见韩金儿与盖虎饮酒偷欢,李自成破门而入,拔出腰刀杀盖虎,盖虎抡起椅子抵挡,李自成用力过猛,一刀把椅子劈成两半,刀砍到盖虎左臂上,随后他一刀砍死了盖虎。韩金儿吓得跪地求饶,李自成说:“盖虎已经死了,你起来给俺斟酒。”韩金儿见李自成不杀她,于是装出一副媚态,百般奉承李自成,李自成把韩金儿的裤子脱下,一边饮酒,一边那啥,突然李自成拔出腰刀,说:“你喜欢盖虎,你就随他去吧!”一刀捅入韩金儿阴道,向上一挑,把韩金儿劈成两半。两条人命在手,李自成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于是逃之夭夭,来到了甘肃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区),投奔了王国参将。(此事据《小腆纪年附考》)在王参将手下干了几个月,李自成觉得王参将是庸才,在与兄弟刘良佳喝酒时他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在王参将手下我们当的就是牛屁股!”刘良佳:“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你我如此有才,何愁不能富贵?”李自成:“大元帅何足道哉!汉高祖和我朝太祖岂是祖宗传下的天子?还不都是白手起家。”此时李自成的反意已经露出,不久李自成因为欠饷问题而杀了王参将,杀了朝廷在册的将领,他彻底混不下去了,准备走上造反道路。要造反的李自成对自己没底,哥们说:“或许你当皇上都未可知。”李自成:“问天。”他取出一支箭插在雪里,说:“如果雪能没过箭镞,可做皇帝,不然则死。”结果这天雪下得出奇大,没过了箭镞,李自成大喜,信心倍增,此时由于本文篇头的大饥荒,陕北民变蜂起,到处都有造反者,他投奔了王左挂的农民军。(《甲申传信录》)人生最大的赌注就是自己。一天有人来告诉在军队当兵每天混吃等死的李自成,说跟我来,反了他娘的,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能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当像狗一样活着成为一种奢望时,反抗就是唯一的出路。尽管那个年代普通人大多都是像狗一样的活着,或者说命连狗都不如,但毕竟狗还能叫两声,而人呢?大多在沉默中灭亡了。既然造反就能改变命运,我为何不造反?李自成一定是这么想的,由军人变为反贼,李自成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转变,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毕竟有森严的等级秩序,要么靠军功打拼,不过这很渺茫,在这打拼的过程中,要么你早已战死,要么你的上级把你的功劳独吞。而在农民军中机会均等,没有等级制度,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下动荡中,谁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心雄气壮时痛痛快快做一个乱世枭雄,也不枉为人世走一遭了!此时李自成在王左挂手下。王左挂手下共有八支部队: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相比之下,看名字的话只有李晋王和李自成像是好人。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在与官军交战中战死,李自成投奔了不沾泥(张存孟)的农民起义军。各路起义军大多以绰
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当然,这是后话。【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公矢鱼于棠。”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
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尾
霆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宇霆有能力也没有杨宇霆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宇霆舒服。由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咱们之前提过他,他不仅是“统制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志超”即日本间谍之父坂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志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与他的师傅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这小子也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地来见对方。他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装作没听见,下令送客。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父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岂甘受日本人的操纵?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益受损的杨宇霆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就是“东北易帜”。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逝去的北洋时代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骄雄的结局(按病逝时间排序):1.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2.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3.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4.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5.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6.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皇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7.王士珍——“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8.孙传芳——“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后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施从滨)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9.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得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10.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11.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中,他是最高寿的。12.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个个大义凛然。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别人撒野。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降敌!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蒋记王朝第九章中原大战,蒋记王朝裁军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虞洽卿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别再找他们要钱了。这倒不是虞洽卿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百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五十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两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一百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两个亿。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虞洽卿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但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根本没门。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一定要裁,那三位死活不裁。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当代卧龙”杨永泰
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这个杨永泰是何人,竟然如此狂妄?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氏,19世纪的80后。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便可窥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说为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着急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虽然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俞作柏,而且俞作柏跟李宗仁很不对付,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桂系打垮。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地执行。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诱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俞作柏、李明瑞为代价,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算是买一赠一。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俞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俞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绝顶谋士。“倒戈之神”被倒戈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收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情。冯玉祥恼怒异常,再加上裁军问题上的不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及石友三率领。请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第一,之前提过的苗沛霖排第二。令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不堪一战,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个精光。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辅以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这时,汪精卫又跳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调研,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到了好几个盟友,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和俞作柏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两人的一个突袭打得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俞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有蹦跶几天,全部失败。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角逐的资格。“忍者”阎锡山
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其实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是民国整整三十八载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现在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阎锡山也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不过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可以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即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蒋介石一听:好,利用冯家班消灭一直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我答应你们。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与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因此积攒了不少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冯玉祥内心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还是大度地说: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在线观看男男网站大全”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陈名夏 | 给事中 | 江苏 |
党崇雅 | 侍郎 | 陕西 |
梁清标 | 翰林学士 | 北直隶 |
卫周祚 | 郎中 | 山西 |
戴名说 | 给事中 | 北直隶 |
刘昌 | 给事中 | 河南 |
柳寅东 | 御史 | 四川 |
陈之龙 | 分守道丞 | 江西 |
张若琪 | 侍郎 | 山东 |
方大猷 | 分守道丞 | 浙江 |
高尔俨 | 翰林学士 | 北直隶 |
张忻 | 刑部尚书 | 山东 |
张端 | 翰林学士 | 山东 |
张缙彦 | 兵部尚书 | 河南 |
刘余祐 | 兵部侍郎 | 北直隶 |
龚鼎孳 | 给事中 | 安徽 |
孙承泽 | 给事中 | 北直隶 |
薛所蕴 | 国子监司业 | 河南 |
傅景星 | 御史 | 河南 |
李元鼎 | 太常寺少卿 | 江西 |
熊文举 | 吏部郎中 | 江西 |
叶初春 | 工部侍郎 | 江西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王正志 | 户部侍郎 | 北直隶 |
徐一范 | 吏部郎中 | 江苏 |
王宏祚 | 户部郎中 | 云南 |
卫周允 | 御史 | 山西 |
曹溶 | 御史 | 浙江 |
胡世安 | 少詹事 | 四川 |
吴惟华 | 主事 | 北直隶 |
李若琳 | 翰林学士 | 山东 |
王鳌永1 | 户部侍郎 | 山东 |
金之俊1 | 兵部侍郎 | 江苏 |
沈惟炳1 | 吏部侍郎 | 河北 |
冯铨2 | 大学士 | 北直隶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李化熙 | 兵部侍郎 | 山东 |
宋权 | 顺天巡抚 | 河南 |
任濬 | 兵部侍郎 | 山东 |
张煊 | 御史 | 山西 |
李鉴 | 宣化巡抚 | 四川 |
谢升 | 吏部尚书 | 山东 |
田维嘉 | 吏部尚书 | 北直隶 |
黄图安 | 分守道丞 | 山东 |
房可壮 | 副都御史 | 山东 |
刘汉儒 | 四川巡抚 | 北直隶 |
苗胙土 | 郧阳巡抚 | 山西 |
陈之遴 | 编修 | 浙江 |
刘正宗 | 翰林学士 | 山东 |
谢启光 | 兵部侍郎 | 山东 |
孙之獬 | 翰林学士 | 山东 |
李鲁生 | 国子监司业 | 山东 |
魏琯 | 御史 | 山东 |
潘士良 | 刑部侍郎 | 山东 |
霍达 | 江苏巡抚 | 陕西 |
吴伟业 | 少詹事 | 江苏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周亮工 | 御史 | 河南(南京居民) |
刘应宾 | 吏部郎中 | 山东 |
张凤翔3 | 工部尚书 | 山东 |
钱谦益 | 礼部尚书 | 江苏 |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像谢升这样重要的官员率领山东北部的乡绅转向支持南明的可能,仍然抱有热切的希望。所以,史可法派了一位信使,带着宣布福王在南京登基的诏书抄本,向北而来。然而,史可法沿北直隶边界建立一个义军前哨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了。当年谢升之所以被迫引退,正是由于现在支持史可法的这批“清流”文人,所以,谢升对支持南明政权并无兴趣。由于对李自成的拷掠心有余悸,又对满人摇身一变为替他们复仇的仁义之师印象至深,谢升和其他40多个山东绅士领袖,共同派遣代表致书清廷。在这封信中,他们颇为坦率地解释了他和他的乡人的起事,甚至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利用那位明朝亲王以争取支持的。但最终,他们起兵的目的是“谨扫境土,以待天庥”,正如扫清床座以待贵客一样。谢升接着说,就其本心而言,他真诚地希望归顺清廷。
北人与南人
谢升的信送到了北京。它与清廷尽量争取北人的迅速归顺的明确政策一拍即合。早在1644年6月16日,辽东边民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多尔衮阐明了这样做的必要。他们指出,要保证政权的财政充裕,就要扫清山东的交通线,以使谷物运输通畅;也要确保山西的交通线,这样商人才能安全通行,从而为政府提供至关重要的税金。如果王朝采取了以大赦来“招抚”百姓的政策,那么它的财政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多尔衮回答说:“卿所言极是”。金之俊和曹溶也向多尔衮担保,有所选择的大赦的贯彻,避免残酷的灭绝性手段,能够赢得各地百姓的支持,并因此而解决盗匪问题。多尔衮对他们二人也大加鼓励。摄政王不久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行政官员们从速查清那些业已退隐的才德优异之士,以供征召任用。首先响应多尔衮之征召地方归顺者之命令的,是山东新任巡抚王鳌永,当时他还身兼户部侍郎的荣衔。他也是山东人,因而极力鼓动本地文人归顺新朝。1644年8月13日,他提交了一份有39位山东名流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谢升、谢启光以及其他一些乡绅武装的领导人。几天后,即8月21日,曾经接受过李自成任命,如今正式担任吏部侍郎的北直隶官僚沈惟炳,表示大致赞成王鳌永的推荐名单。与张存仁、祖可法一样,沈惟炳也强调迅速抚平北方各省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议朝廷特别作出努力,对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前明官员加以任命。那里的地方显贵如果担任了本省的领导,地方的平定就会容易得多。为此,沈惟炳自己又拟定了一份分省编列的、有36人在内的名单(参见下表)。他的名单总计包括16名山东人士,6名直隶人士,9名山西人,5名河南人。在那些山东人中,有7人是王鳌永已经推荐了的。其他官员此时也提交了另外一些名单。兵部侍郎刘余祐的名单中,包括3名山东人,3名北直隶人,陕西、河南与山西各1人。巴哈那与石廷柱都推荐了前明兵部侍郎、1634年进士李化熙,此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带兵回到了山东。在此时,他把部属名册呈交给了清朝将领。沈惟炳所荐官员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张凤翔 | 兵部侍郎 | 山东1,5 |
房可壮 | 副都御史 | 山东1,4 |
张忻刑 | 部尚书 | 山东1,2 |
左懋第 | 吏科给事中 | 山东 |
成勇 | 南京御史 | 山东 |
叶廷秀 | 兵部主事、尚书 | 山东 |
高有闻 | 尚宝司少卿 | 山东1 |
左懋泰 | 吏部员外郎 | 山东1 |
李化熙 | 总督 | 山东1,4 |
沈迅 | 兵科给事中 | 山东 |
毛九华 | 御史 | 山东 |
黄宗昌 | 御史 | 山东 |
郝纲 | 分守道丞 | 山东1 |
任濬 | 巡抚 | 山东4 |
杨士聪 | 谕德 | 山东 |
耿章光 | 兵部员外郎 | 山东 |
孙昌龄 | 吏部郎中 | 北直隶 |
冯杰 | 给事中 | 北直隶 |
韩四维 | 谕德 | 北直隶 |
戴名说 | 给事中 | 北直隶 |
王家祯 | 兵部侍郎 | 北直隶 |
李春蓁 | 御史 | 北直隶 |
张三谟 | 大理寺卿 | 山西 |
王守履 | 工部郎中 | 山西 |
张煊 | 御史 | 山西4 |
张鹏云 | 巡抚 | 山西 |
阴润 | 吏科给事中 | 山西 |
张希夏 | 礼科给事中 | 山西 |
李化龙 | 户科给事中 | 山西 |
张第元 | 太常寺少卿 | 山西 |
陈奇瑜 | 总督 | 山西 |
练国事 | 巡抚 | 河南 |
郑二阳 | 巡抚 | 河南 |
李政修 | 副使 | 河南 |
丁启睿 | 总督 | 河南 |
丁魁楚 | 总督 | 河南 |
省份 | 人数 | 百分比 |
直隶 | 95 | 25% |
山东 | 93 | 25% |
河南 | 87 | 23% |
山西 | 81 | 22% |
陕西 | 8 | 2% |
浙江 | 4 | 1% |
江南 | 2 | 1% |
福建 | 1 | 1% |
湖广 | 1 | 1% |
辽东 | 1 | 1% |
总计 | 373 | 100% |
清除明代弊政
这些法令的口吻始终是严厉的、训斥性的。首先要打击的是明代官场吏治中的“贪蠹”之风与种种不法之举。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各个衙门都要毫不留情地揭发非法行为,官员在行刑中,应遵从清朝鞭笞的习惯,而不能使用竹板。清廷的“臣工”要不纳贿,不修怨,不徇私,违者将处以重典。从今以后,各级官吏要痛革前朝腐败风气,“共砥忠廉”。其实并不奇怪,多尔衮锐意改革前朝弊政,其原因之一,倒是害怕忠明分子有朝一日光复前朝。1644年6月25日,即进京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明确地用这种可能性告诫过他的官员: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苛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那么,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就是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以证明天命所归。一方面这意味着政权要实施公共福利措施:京城内流贼蹂躏之后,必有鳏寡孤独,谋生无计,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给与钱粮恩养。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明朝的沉重赋税要有所减轻。在一些汉族合作者(包括对安定京都所在的顺天地区最感兴趣的宋权)的要求下,7月13日,多尔衮下令,凡是清军驻扎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望进入政界。另一个人虽然也是复社成员,但他属于不同地方文人的团社或是另一地区的名士。举例说,倘若你与苏州或太仓关系颇深,那么你就比来自昆山或吴江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清政府或科举及第(见下表)。这样,与有势力的恩主之间的私人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自有朋党以来即已为人所熟悉的各种现象重新出现,但是旧的控制明朝高级文官机构的政治联盟并没重建。事实上,大学士们越来越成为皇室的文学侍从,而不是代表官僚利益的典型品官。在多尔衮手下,他们丝毫不能独立于摄政王的意愿之外。1649年,即在一名前复社成员殿试中了状元的同一年,多尔衮命令负责编纂《太宗实录》的大学士们利用一切机会在他们正在撰写的编年史中为摄政王的武功粉饰润色。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洪承畴、冯铨、宁完我和宋权等大学士们并不打算维护传统认可的史馆的独立性,乖乖地照办了。苏州府复社成员表
多尔衮的威福及其薨殁
迄今为止,除皇帝外,已经没有人能在任何方面与多尔衮相匹敌了。摄政王本人甚至已开始以帝王自居。1650年,他的王妃过世,多尔衮时年39岁,遂纳其侄子豪格的遗孀为妃。豪格这时早已被逼自缢身死。同时,摄政王还像天子一样,征朝鲜公主为妾。他把日常政事大多交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处理,自己则开始追求更多的优雅燕闲。- 《世祖实录》第三卷,第35—36页。希福为索尼的伯父。那天他因奏陈称旨,受厚赐,得鞍马一,银40两。但此后不久,他因与多尔衮主要的谋臣谭泰有隙,罢官。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同上书,第36页;参见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2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2页。?陶晋生:《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5页。?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第39—41、113—114页。?关于这些问题的综述,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7—379页;哈罗德·莱曼·米勒:《派系斗争》,第3页。?由于顺治皇帝登位时诸贝勒曾搞过一些阴谋,所以清政府在北京建立后,就宣布任何人试图在贵族中结党营私,都将立诛无赦。李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查》,第2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四卷,第5页。?同时,清廷为贝勒确定官阶。后来贝勒事实上指第三等封爵,而前两等均称“王”。?根据吴秀良的说法,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权力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审议机构”。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鳖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克拉迪尼:《论清代的内院制度》,第419—42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当诸王大臣与九卿科道合议之时,卿臣欲与满洲诸王说话,则须下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8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0—13页。1644年,作为新政府继承明制的一部分,多尔衮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翰林院,次年,并入内三院。此后,翰林院一直隶属内三院,直到1657年才恢复其行政独立性。从1662年到1670年,它又被并入内三院。“除了它的官吏职衔名称有些变动外,这种合并没有改变它的职掌。1670年,翰林院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直到1906年被废罢为止。”吕元驄:《翰林院》,第3—4页;参见同上书第215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29页。?新政权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正是官僚政治的混乱大大地削弱了明王朝。清人所继承的明朝政府有两个特点受到人们的抨击:第一,大臣们总是想把自己的职责推诿给别人。户科给事中朱之弼对这一习俗有如下的描述:“国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部之病,惟在推诿。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劳任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事稍重大,则请会议,不然则迁延日月,行外察报而已,不然则卸担于人,听督抚参奏,不然则畏首畏尾,听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责,无容再议而已”。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第二个遭到指责的缺陷是各部曹间实际职能的混乱。清朝大臣们从一开始就决心分清各部曹的职责,因此,对未能将事务正确归类以送往有关部曹的官吏,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多尔衮刚被封为摄政王,就废除了由满洲诸王分管六部的惯例。虽然这项措施可能首先是针对多尔衮的主要对手豪格的(他当时控制着户部),但这也加强了多尔衮对官僚机构的个人控制。多尔衮为确保由他自己一派的人出任六部及内三院的要职,费尽了心机。例如,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巩阿岱,和后来另一侍臣谭泰一样,被安置在吏部的一个要职上。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1—2页;参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3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68页。?同上书第二十卷,第241页。时为1645年10月15日。?吴秀良:《中国的交通》。?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3页。?多尔衮在呈奏盛京的顺治皇帝的章疏中,强调了北京(燕京)与君临天下之间的关系,正式要求他迁都南下。他在奏文中指出,燕京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帝都,明朝也是从这里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认为在北京建立一个水久性的都城,会因君主制度的加强而有损于自己的特权,也是满洲贵族的看法。许多贵族反对迁都。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清廷这时还经实测修正了历法。1644年7月29日,汤若望奉上级教会之命,多少有点勉强地上表请求,提出公历是现有最精确的历法。摄政王表示同意,认为拥有一部尽可能精确的历法,对本朝来说是很重要的。于是,汤若望按照公历,与清廷天文学家一起预报9月1日的日蚀,进行实测比较。结果汤若望的计算最为准确,1644年10月31日,清廷定制采用公历,除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5页;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3—5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4—325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3—4页。?关于天坛在宇宙论上的重要性,见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学》,第71页。天坛使天子自命为宇宙中心的主张得到了正式确认。关于祭拜天地典礼过程的描述,译自《大清会典》。见E.T.威廉斯:《清代国家宗教》,第12—14页。?关于这些官职以及这些受赠封的人的姓名,见布鲁纳特和哈格尔斯特龙:《当代中国政治组织》,第493—49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有人认为《实录》夸大了满人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为了拔高多尔衮在征服期间的领导地位。王崇武:《吴三桂与山海关之战》,第153页。?《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同上书,第114页。?汉语“叔父”这一称呼,译成满文为Ecike,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表明亲属关系的词,它还表示高于王的一级身份。陈捷先:《清史杂笔》第一卷,第39—79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5页。?同上书第一卷,第37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8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90—191页。?阿巴泰1643年曾率大军伐明,克城94,俘口36万。此时,他正率部镇守山东。1644年5月7日,清廷为奖赏其攻克锦州之功,晋封他为郡王。《世祖实录》第四卷,第40—41页。1646年,阿巴泰薨,子岳乐袭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7—18页。1646年2月10日,多尔衮以诸亲王、郡王及众大臣不尊事皇帝,而对摄政王曲意逢迎,跪拜之如真天子,感到必须加以斥责。郑天挺:《探微集》,第115页。此后不久,多尔衮谕示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及其他几位从臣,说自己因患风疾,不胜跪拜。1648年1月24日,包括拜伊图、锡翰(巩阿岱之弟)在内的一群亲信便当朝上疏,谓皇叔父贵体不和,不当向皇帝行跪拜之礼。正文所述多尔衮所赞成的这一新制是苏尼、冷僧机、范文程和刚林提出的。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7页。?王崇简,北京人氏,1643年进士及第。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出逃,1645年回京,入仕清廷,多尔衮任命他为国史院学士。1658年,迁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颇享时誉。他在北京南郊的怡园,成了一个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此外,王崇简还以其养育了一大群有出息的子孙而出名。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官至高位。他家总共有四代人进入翰林院。杜登春:《社事始末》,第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5—816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贰臣传》第八卷,第6—7页,第九卷,第14—17、18—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6—117页。清太祖、太宗年间,由大臣推荐的进士及第者才能参加朝考。朝考是进入翰林院的必要条件。1646年,大约有100名新进士被推荐参加朝考。主要标准是年纪、体貌和文艺。1646年,实际被选任庶吉士的为49人,1647年则为23人。吕元驄:《翰林院》,第12—13、24页。?这时期其他礼部官吏因早年供职翰林院,也有与内院保持牢固的个人联系的。例如,孙之獬(山东人)明亡前曾在翰林院供职,现在出任礼部,他屡次奏请禁止奢侈,劝告年轻儒生不要清高,鼓励适当的社会等级制,以利于规范的更新。《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5页。姚文然(安徽桐城人),李自成夺取北京时为翰林学士,也在多尔衮摄政前期供职于礼部。《安徽通志》本传载:“明亡,闭户自经,以救苏。顺治初,擢礼科给事中。”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一八○卷,第2页。康熙年间,迁刑部尚书,1678年卒于任。他的重曾孙姚鼐,即19世纪早期所谓桐城学派的创始人。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0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46—3786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同上书。孙承泽以其正直与坦率,特别受多尔衮的宠爱。有一次,孙承泽甚至发展到批评说用满洲礼仪祭天不当。虽然他明确断言汉礼优于满洲人自己的礼仪,多尔衮还是不肯处罚他。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82页。冯铨为北党之首,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南方著名官员的交往。他与钱谦益特别亲密,有传闻说钱谦益在政治上欠着冯铨一笔人情债,因为他曾两次求助于冯铨:一次是在崇祯年间他受到弹劾,需要贿赂一个冯铨认识的太监时;另一次是钱谦益参加清政府后需要保护,以对付批评他的人时。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除前述有关陈名夏的段落外,可参见《贰臣传》第十一卷“本传”,以及计六奇《明季北略》第117页。关于陈名夏与多尔衮拥护者(谭泰、巩阿岱、锡翰等)的关系,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页。?当阮大铖开始派人逮捕复社成员时,方以智乔装成郎中逃到了中国东南部。他在南方拒不参加福州的唐王政权。此后,又回到了安徽。方以智次子方中通娶的是陈名夏的三女儿。而陈名夏之子也娶了方以智弟弟的一个女儿。这个资料是威拉德·彼得森博士提供的。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3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三卷,第29页。?谈迁:《北游录》,第38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例如,1646年,他推荐他的同乡、同年进士金拱敬任吏部考功郎。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1—22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六六卷,第7页。?谈迁:《北游录》,第369页。?除了学说满洲话(他天天学习满文)外,冯铨还特别注意与辽东“旧臣”拉关系,尤其是与范文程,他俩已经到了亲近融洽的地步。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因为清廷对推行剃发令极为优柔寡断,许多官员无法断定政府真正的意图何在。某些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官吏则已经决定剃发蓄辫,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最终是要被执行的。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二卷;参见王先谦编:《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7—9页。?清初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完全否定的。1663年,诏改科场条例,康熙皇帝就批评了王安石所创之八股文,予以贬责(王安石改诗赋之试为经策之试,八股文则始于明朝——译音)。吕元驄:《清初乡试条例》,第392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一卷,第3—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东华录·顺治朝》第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尔丹的后路。前后夹击下,葛尔丹不支,到黄昏时分,葛尔丹被迫放弃驼城,率领残部撤入背后山中。至此,横扫草原的葛尔丹,已然陷入清军全线包围中。此时的葛尔丹,部队伤亡已经过半,一旦清军继续进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危急之下,葛尔丹再次耍诈,当天夜里,他主动派使者找到清军抚远大将军(前敌总指挥)福全,要求议和,且言辞极为恭顺。福全顺水推舟,答应了葛尔丹的请求,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趁此良机,葛尔丹发动突围,深夜突破清军包围圈,向西北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原,阻止清军追击。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的葛尔丹,就这样成功逃出升天。后人皆说福全被忽悠了,但事实是,清军此时伤亡同样惨重,科尔沁方面的援军正在火速赶来,福全本意,是想等科尔沁援兵到后,集中力量围歼葛尔丹,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战后,福全遭康熙罚俸惩罚,而葛尔丹也祸不单行,逃亡路上,军中瘟疫四起,部队损失大半。败回准噶尔后,所部只剩下千余人。乌兰布通之战后,葛尔丹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他一面以科莫多为基地,发展生产恢复实力,一面向康熙遣使谢罪。此时清朝上下,也有声音要求乘胜追击,彻底剿灭葛尔丹,由于清朝此时财用匮乏,康熙并未采纳,只是命蒙古各部对葛尔丹严加监视。同时,清朝在蒙古地区修缮驿道,设立军队,以防葛尔丹入侵。在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后,葛尔丹气焰再起,开始四处劫掠周边蒙古部落。公元1695年,葛尔丹再起3万大军,从科莫多东下,康熙决定再次御驾亲征。次年二月,清朝9万大军分三路齐出,包括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东路军,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西路军,以及康熙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三路大军夹击,意图彻底围歼葛尔丹。此次战役的关键在于,西路费扬古部进展神速,火速过土拉河,从后面截杀住了葛尔丹,后路被断下,葛尔丹仓皇后撤。三路清军在大草原上与葛尔丹“捉迷藏”,经一番围追堵截,终将葛尔丹围困在昭莫多。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费扬古部在昭莫多与葛尔丹决战,面对葛尔丹密集的火器防御,清军并未像乌兰布通之战那样死打硬冲,相反只派小股骑兵诱敌,急于突围的葛尔丹果然上当,立刻率精兵冲锋,双方激战一天,就在相持不下时,清军另派骑兵,一举端了葛尔丹的大营,将葛尔丹军中家属尽数俘虏。葛尔丹军登时大乱,清军奋力冲杀,葛尔丹的妻子阿奴也在此战中阵亡,最后,葛尔丹仅率数十人狼狈北逃。就在葛尔丹与清军激战时,准噶尔部后院起火,葛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政变,占领了葛尔丹的老家伊犁地区,自立为准噶尔可汗。众叛亲离的葛尔丹走投无路,率千余残部流落宁夏河套草原。次年四月,在清军的打击下,葛尔丹服毒自杀,结束了他征战的一生。闻听葛尔丹死讯后,一生历经数度考验的康熙皇帝欣喜若狂,竟在黄河岸边(当时康熙正在视察黄河大堤)当场跪倒,敬谢苍天。葛尔丹死了,但是准噶尔与清朝的对抗并没有结束,策妄阿拉布坦起初对清朝采取归顺政策,全力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展,甚至两次击败俄罗斯东征大军。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终于在康熙帝在位的最后时期发动叛乱。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在位13年,以及乾隆皇帝在位前半段,准噶尔与清王朝之间战火不断,相持不下。直到乾隆时期兆惠大将军西征准噶尔,这支古代史上最后的蒙古政权,才完全被平灭。第二十六章清初『贰臣』的不同结局清朝官修史书中,有一本极具特色的史书——《贰臣传》,这是乾隆皇帝弘历在位时,由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开始编纂的。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明清交际之际,曾先为明朝效力,后投降清朝的“贰臣”,编这样的一本书,自然是为了弘扬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书中的人物,也就毫无例外地被列为了“叛徒”,毕竟投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清朝能够以落后的文化、劣势的人口,最终成功取明朝而代之,建立一个延续300多年的大帝国,所倚重的不仅仅是八旗军的骁勇善战,更因诸多明朝降臣鞍前马后的出力。从皇太极盘踞辽东开始,清朝就一直重视对明朝人才的吸纳,通过战争、收买等手段,不断笼络明朝的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然而这些人怎么也未想到,在清王朝根基已稳,国家强盛的“康乾盛世”时代,他们当年的行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即使是编《贰臣传》,乾隆皇帝也格外重视“甄别”,《贰臣传》共收录“叛徒”传记120多人。这120人,又被划分成了两类,其中的甲类,是归顺之后为大清建国建立过功勋的人物,乙类,是归顺后毫无建树,为统治者所不齿的人物。在成为叛徒之前,他们大多名声在外,是受人敬仰的君子能臣,一念之间,生前身后之名就格外不同。且挑出几个典型的“贰臣”,看看他们成为叛徒的过程,究竟有哪些可怜、可悲、可恨、可叹之处。一“贰臣”中的甲类人物里,最戏剧性的,当属洪承畴。在成为清朝开国功臣之前,很长时间以来,洪承畴都被看做挽救明朝危局,匡扶大明社稷的希望。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人。出身当地一贫寒家庭,自小刻苦耐劳,勤学苦读。万历年间高中进士,先任浙江提学,因他极善选人,一时名动官场,到崇祯年间,洪承畴已官升陕西参政。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陕西民乱四起,洪承畴自募兵马,在陕西韩城击退农民军,因此一战成名,从此后官运亨通,仅用两年时间就官至三边总督,此后他一直战斗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第一线。他曾与孙传庭合兵,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崇祯曾评价说:“卢象升督东南,洪承畴督西北,天下必平。”可谓是明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洪承畴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始剿杀农民军,历经近十年,被他先后平定的农民军势力有20多股,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皆曾遭他重创,可谓对明朝尽心竭力。洪承畴从“忠臣”到“贰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是年皇太极集中大军攻打辽东重镇锦州,洪承畴以督师身份率军救援,双方相持在锦州外围的塔山、杏山一带。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以守为攻,双方相持近一年,清军进军不得。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进言,怀疑洪承畴有“拥兵自重”嫌疑,崇祯多疑,数次发诏书催促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得主动出击,却被清军断绝粮道,以至13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松锦之战”。松锦之战后,坊间传言洪承畴已战死,向来对功臣刻薄的崇祯帝也悲叹不已,曾辍朝3日以示悼念,却不料洪承畴竟然在兵败后降清。明朝因边关大帅之死而辍朝的事,之前只发生过一次,是明孝宗时为击破蒙古的大英雄王越之死而辍朝,当时只是一日,这次更加隆重,却未料“被烈士”之人却成了“叛徒”。有关洪承畴的叛变,历史上流传的说法是,本来洪承畴意图绝食,但皇太极亲自接见,嘘寒问暖,终感动了原本打算杀身成仁的洪承畴。另有比较“悬乎”的说法是,皇太极派自己的宠妃庄妃勾引洪承畴,终把洪承畴拉下了水。两种说法,皆未得到确切证实。而另一个事实是:洪承畴镇压农民军时,就常遭崇祯宠臣杨嗣昌刁难,后来的松锦大战,与其说败北于清军,不如说是被崇祯皇帝的瞎指挥坑死。明朝遗民王邦稷对此评价说:“(洪承畴)非不忠,乃心死也。”招降“心死”的洪承畴,不但明朝方面一片哗然,连清朝内部也反对声连连。皇太极却说:“洪承畴乃我进中原之向导也。”虽如此,皇太极在世时,洪承畴只得到一闲职,并未被重用。他真正大展拳脚,是在皇太极病逝,多尔衮成摄政王后。多尔衮对洪承畴分外倚重,“引以为师”。明朝灭亡后,正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将境内15岁以上男丁尽皆编入部队,集中20万大军入京。清军赶走李自成,夺取北京后,也是洪承畴提出出榜安民,严肃军纪,同时主动出面,大力招降前明汉族官员,使清王朝很快在北方站稳脚跟。同时,“替崇祯复仇”的口号也是洪承畴提出,此举甚至将南明诸臣也骗了过去,一心以为清朝是来助南明剿灭流贼的。洪承畴对清朝的大功,主要是在平定南明政权上。公元1646年,清王朝发布剃发令,江南反抗四起,洪承畴临危受命,就任两江总督。他一改先前清王朝残暴的镇压政策,提出以抚为主,在江南减免赋税,赦免罪臣,稳定当地局势,使江南的反清烈火很快被扑灭。与此同时,黄道周、金声、夏完淳等抗清义士也惨死在洪承畴手中。因此污点,洪承畴的母亲与弟弟皆以洪承畴为耻,其母几十年来拒绝与洪承畴相认。这以后,洪承畴受命总督南方五省粮饷,他多次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用抄没前明官吏家产的方法解决军饷问题。清朝最终平定诸路南明政权,离不开这位“后勤部长”的功劳。因如此,在清朝建国的早期,洪承畴官运亨通,在顺治年间,他是“太子太师兼东阁大学士”,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汉人宰相,其60大寿时,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到洪府祝寿,可谓荣宠之极。但清王朝统一全国后,洪承畴渐被冷遇。永历政权灭亡的同年,就被解除兵部尚书职务,只保留大学士的虚衔,识趣的洪承畴急流勇退,以“目疾”为由辞官,从此淡出政坛,于公元1665年病逝。他死得极为幸运,因为正是他举荐吴三桂镇守云南,最终造成了三藩之乱。如果不是死得早,吴三桂叛乱时,他也免不了株连。二《贰臣传》里的人物,不管是“甲类”还是“乙类”,无论生前身后,都是被世人唾弃的“叛徒”。唯独有一个人例外,他虽然也历仕两朝,但大部分人却对他极为谅解,甚至还有人把他看做耿耿忠臣——祖大寿。祖大寿,辽东宁远人,明末名将,他的亲外甥,正是放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比起这位汉奸外甥,祖大寿从军甚早,在投降清朝以前,他是横扫辽东的八旗军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祖大寿在天启年间时,就在王化贞手下做过游击,真正得到赏识,是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时。击毙努尔哈赤的宁远之战,他是袁崇焕的亲信参将,对袁崇焕死心塌地,是关宁铁骑的骨干力量。袁崇焕督师蓟辽后,祖大寿被任命为前锋将军。后来袁崇焕“被汉奸”,祖大寿起先一气之下率军回到辽东,在孙承宗的劝解下才重新回师救援,于解围京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在当时明朝军中,他是出了名的作战勇敢,且极重义气的角色。对这样的角色,皇太极也极为欣赏。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受命在大凌河铸城,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战前就曾下令,务必活捉祖大寿。清军在击退明朝援军后,将大凌河团团包围,祖大寿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顽强抵抗,苦苦坚守数月,弹尽粮绝之际,祖大寿使用“诈降”之策,率数千残部假装投降,又“忽悠”皇太极说可以帮他劝降锦州守将,皇太极果然中计。祖大寿到锦州后,反而留守锦州,继续和清军作战。直到十年后的松锦战役,洪承畴全军覆没后,祖大寿坚守锦州,最终兵败被俘。对这个“忽悠”过自己的人,皇太极格外宽容,再次极力招降。这次走投无路的祖大寿选择了归顺,被委任为总兵,但他很快就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以“总兵”官衔在家闲住,直到公元1659年病逝,终其一生,未给清王朝打一仗。三在《贰臣传》里,有今人评价尚不错的祖大寿,有褒贬不一的洪承畴,还有一个人,降清之前的名声,远大于洪承畴,堪称是明朝“楷模”一类的人物,降清后的故事,却被后人演绎成一场笑话——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江苏常熟人,在明亡之前,他是晚明文坛领袖,号称“当代文章伯”。15岁时他就写出了《留侯论》,气势纵横,令人惊叹。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钱谦益科举考试一甲三名探花,开始崭露头角。他既是明代文学魁首,又是东林党领袖,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因此免职回乡。可谓是“国学大师”兼“政治精英”。八卦事也不少,他的妻子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至今流传后世,为人津津乐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清朝占领江南后,曾慷慨激昂,宣称要举家殉节。就在殉节当日,眼看着他就要投身湖中自尽,却借口说“水太凉”,怎么都不肯殉难了。不几日,他主动响应剃发令,彻底投降了清朝。如此行为,在当时自然被唾弃,连他的妻子柳如是也离他而去。偏偏清王朝也看不起他,只给了他一个“秘书院学士”的虚衔,连俸禄都没有。公元1646年五月他借故辞官,但随后两次遭清王朝下狱,家产被充公。晚年穷困潦倒,靠给人写墓志铭为生。临终之前,明朝遗民黄宗羲登门探望,钱谦益如遇知音,痛诉艰辛,声泪俱下半天,只换来黄宗羲嘲笑的一句:当初不死,现在不是晚了吗?到了乾隆编《贰臣传》的时候,还是没有放过他,把他列为“贰臣”中的“乙类”之首,销毁他的《初学集》等一百多部著作,还亲自写诗嘲笑他,五律诗写得尤其刻薄。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第二十七章一个真实的鳌拜在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中,鳌拜是个知名度甚高的人物。拜“康熙计除鳌拜”的故事所赐,这位清初权倾朝野的名臣,在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中,多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比如今人津津乐道的武侠小说《鹿鼎记》里,“大奸臣鳌拜”这个词汇出现率甚高,仿佛在当时,这是一个闹得民怨沸腾,人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角色。说起他来,世人普遍把他与恶魔、禽兽、恶棍之类的形象连接在一起。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一鳌拜,满洲镶黄旗人。论出身,鳌拜可谓根正苗红,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鳌拜的伯父费英东,就是其中穿铠甲的“十二壮士”之一,可谓是努尔哈赤创业阶段最早的伙伴。鳌拜的出生年份,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清史稿》说他从努尔哈赤起就“从征,屡立功”,可谓是清朝开国诸将里的老资格。鳌拜的兵种比较特殊,在努尔哈赤时期,他的兵种叫“死兵”,也就是敢死队。努尔哈赤早期与明朝作战时,明军多用火器对付女真骑兵,努尔哈赤则常用“死兵”冲锋,消耗完明军弹药后即发起攻击。萨尔浒之战就是凭此战术打赢的。鳌拜属于天生勇猛的人物,每次做死兵都冲锋在前,率先攻破明军阵营,因此立功颇多。这时候的鳌拜,还是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个小人物。皇太极即位后,鳌拜成为皇太极身边的甲喇额真,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皮岛之战。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天启年间明将毛文龙占领此岛后,将它变成了明朝牵制清军的根据地。清军多次向明朝发动进攻,皆因为皮岛明军从后方袭扰,不得不临阵退兵,可谓是明朝插在清军后方的一根钉子。为了拔掉这根钉子,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用尽了办法,强攻不行,因为清军当时没有水师,招降也被毛文龙拒绝。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复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杀掉了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本意是统一事权,却使皮岛的局势陷入混乱。毛文龙麾下的三员悍将耿精忠、孔有德、尚可喜集体降清,给清朝带去了精锐的水师和火器,清军攻取皮岛的把握大大增加。此后清军曾多次发动攻击,皆被这时的皮岛总兵黄龙击退。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决心彻底拔掉这根钉子,以阿济格为帅,再次大举发动进攻。这次清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以战舰从正面列阵,再派精兵绕道背面奇袭,担任奇袭任务的正是鳌拜。鳌拜战前立军令状“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战
,别的好说,比如各路兵马的任务,由谁去抄后路,由谁来打埋伏,由谁肃清开封周边的金军游骑等等军事调配,这是正常的军事任务,下令就是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哪天开始行动呢?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才行,选……谁有资格选,谁懂呢,最后大家一致认定,要找专业人才。于是,一个江湖术士光荣中奖,由他来定这个无比重要的日子是哪天。术士说,二月六日好。嗯,宋朝官方全体同意,就那天了。时间还早,大家要耐心。在等待中,一个人越等越怒,越怒越急,越急越觉得命运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人是姚平仲。姚平仲,字希晏,西军大将。翻开他的履历就是一部郁闷史。他很神勇,十八岁时参加了臧底河之战,杀敌无数,在军中声望鹊起,被称为“小太尉”,也就是无冕的节度使。这样了不起当然引起了上层注意,童贯一时高兴召见了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成功的、父慈子孝一样的见面,没想到姚平仲典型的恃才傲物,不把太监当回事。童贯大怒,能打是吧,有功是吧,资金扣发,赏一双小鞋穿穿。方腊起义,童贯率西军南下,他特意带上了姚平仲。这人是不识好歹,但真是能打,所谓光干活儿不给钱才是小鞋的王道,姚平仲不上前线谁上。战争打完,姚平仲的战绩再一次辉煌,童贯想了想,有点不忍心了。他把小姚叫来,摆出大笔金银,说都赏给你了。姚平仲却仍然冷冷地说他不要赏钱,他只想见皇帝一面。童贯大怒,给脸不要,你小子想报复是吧,想当面向皇帝诉苦是吧,偏不让你如愿。让王渊、刘光世等乖宝宝进京面圣出头露脸,姚平仲,你回边疆上继续为国立功!这次金军入侵,姚平仲积极响应勤王号召,带兵杀到开封城下,满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却不料李纲定下的计策简直是量身定做一样的压抑他。这也太有针对性了吧,数遍开封城内外的宋朝主将,王宗楚是禁军大头领,金殿上的摆设而已,只配欺负平民;李纲纸上谈兵,再怎样也别想率军出战;种师道老得牙都掉了,据说来的路上还躺过一阵担架,只有他姚平仲战功赫赫,是主战型的、年富力强的战将。可李纲的计划偏偏就没有决战的环节,让他没有用武之地。尤其是最后一步,在黄河岸边解决完颜宗望,那时金军已经耗尽了锐气军力,宋朝二十多万兵马一拥而上,是个乱刀砍人的局面。他再神勇,能显出什么?不行,这太不公平了!姚平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摆上历史舞台的最中央,让闪光灯照耀自己,只照耀自己,把之前所有的亏欠不平都补回来!姚平仲在二月初一日夜间率领一万步骑出城偷袭金营。他想得很好,比如生擒完颜宗望,救回康亲王,这些都是不世大功,他必将从此登上宋朝军人之巅。这巅峰会高到何处,以“复燕云者王”为例,童贯一个太监都能做到郡王,他这时解京城之围,救亲王、解帝危,到论功行赏时只有一个可能——胙土分茅。当异姓王。他这样激动地冲了出去,迎接他的是等了很久的金军。完颜宗望居然早就派人在半路上截杀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金军的掌握之中!消息走漏了,只有这一个可能。那么内奸是谁,隔着城里城外二十多万宋朝正规军,消息都能如此准确及时地送过去,这是怎样的手段……这个内奸又是个什么样的等级?这些在历史中没有记载,所以只能去猜,去愤怒,却无法分析得出。而当时姚平仲的命运也是这样,一万步骑去偷袭还勉强,夜间被对方反偷袭,只有迅速崩溃这一个结局。姚平仲没死,他逃跑了,这个逃跑是传奇级的,足以载入世界史册。他当晚马都丢了,骑着一匹青色的骡子狂奔,一昼夜间居然跑出去了七百五十里,到达了邓州,到这儿才吃着早饭。之后入武关、到长安,想进华山里隐居,但是想了想,华山太小了,不安全。他骑上骡子继续跑,跑进了四川,到了青城山的上清宫,到这儿他已经远离中原,没人认识他了。可他还是觉得不够远。继续跑,跑进了大面山,深入二百七十余里,连采药的人都见不着了,他才把那匹骡子放了,找个山洞开始以后的生活。这人活得挺好,过了几十年,到八十多岁时才从深山里走出来,他“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有传说,他在山里年久得道,是个仙人了。呸,说他是仙人,不如说那头骡子才是神骡。回到公元1126年二月一日的夜晚,姚平仲率军出击时,城里的人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是李纲,他按照惯例在巡视城防。知道的人是皇帝赵桓,他得到消息后不是派人去追回姚平仲,而是紧急派人通知李纲,说姚平仲已经出击了,肯定成功,你马上亲自带人去封丘门外接应。李纲呆了,这是哪儿跟哪儿,他是城防司令,大将带人冲出去了,居然没有事先通知他。看命令,是钦宗亲笔写的,想犹豫吗,这样的命令一口气连下了三道,不容他不照办。于是,李纲率兵出城,事后证明这还是很必要的。金军在击败姚平仲后,立即向开封城推进,想在黑夜中乘乱攻城。李纲刚好在城外幕天坡附近迎上了金军,一通乱战,他在城外把金军打了回去。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当他在黎明拂晓时分回到城里后,发觉城里比城外乱得还厉害。大宰相李邦彦怒了。首相大人暴跳如雷,什么偷营、截击、救人、救国,在他的心里都是犯罪,这会激怒金军,害了他的性命!他早就说过不能打,现在好了吧,谁说能赢的,输得人都跑光了。李纲也很紧张,姚平仲打乱了计划,让他的全盘布置都落空了,现在这样,怎样为继?关键时刻,种师道站了出来。老将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他根据这时的局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打法。——劫寨是个失误,但也可以转化为胜机。昨晚失败了,那么今晚再去劫,还失败的话,连续劫十天。十次之后金军必将疲惫,无法支撑,只有退兵一途。那时,李纲计划的后半部分仍然可以实施,黄河两岸仍然是金军的覆灭之地。这个计策好不好,相信只要脑子里稍微有点皱褶的人都能分辨出来,可惜的是,这时宋朝的当家宰相就是个没皱褶的……李邦彦拂袖而去。他下决心再也不跟这帮疯子混在一起了,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这次必须把局面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毕竟,我才是首宰!李邦彦发怒的同时,牟驼冈上的完颜宗望也爆炸了。他跳到张邦昌、赵构的面前一通吼叫,痛骂宋朝背信弃义,一边说讲和一边来偷营,你们宋朝能不能更无耻一些?!为什么骗人呢?面对咆哮的完颜宗望,张邦昌、赵构的反应截然不同。张邦昌吓坏了,一摊泥一样倒在了地上,痛哭流涕请求原谅,再三向女真人保证,他是一个诚实的、柔软的、百依百顺的宋朝人。完颜宗望一见此景心情大好,提起全身功力加倍吼叫之后,决定把张邦昌牢牢地记住,以后当做重点培养对象使用。赵构却不动声色,任凭完颜宗望声情并茂哪怕飙出恐龙音都无动于衷。这让完颜宗望惊奇之余很怀疑,这是宋朝皇室的亲王吗?这和普遍意义上的宋朝上层人物反差太大了……不会是宋朝舍不得亲王,随便派了个小青年来冒充吧。完颜宗望决定退货,不管赵构是不是康亲王,都要求换人。让宋朝派个别的亲王来,换走这个表情痴呆症患者。张邦昌、赵构的命运就在这时决定,之所以两人以后的遭遇天差地别,说到底,完全是自己的胆识修养决定的,半点都不用怨天尤人。赵构被送回开封城里,这时开封城正在沸腾中,是千年以来,哪怕开封还叫大梁城以来,都没有过的新鲜热辣。北宋一代,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正在上演。民变!事情是李邦彦挑起来的,这位抓狂的首相很神勇,说到做到,真的在这种局面下的都城里搞事了。他以军事失利为由,把李纲、种师道罢免,全盘接收军权,废除了李、种之前的军事安排,全心全意纯洁剔透地向金军投降。赵桓麻木中,对李首相的举动不予置评不予支持不予反对。他只是希望再别有人去打扰他了,让他安静一小会儿就好。就在这时,金军使者送赵构回城,顺便要求宋朝解释。李邦彦立即就解释了,这和他没有关系,全是李纲、种师道干的,什么,你们愤怒,那好,我可以把李纲绑上交给你们,带回金营去好了。金军使者傻掉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宋朝人是不是在拿我开涮?面对此情此景,该使者决定镇静、淡定、从容,绝对不给宋朝人开涮的机会。他拒绝。李纲你们自己留着吧,想打想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留下了赵构,带走了越王赵偲,回营交差了事。金国人走了,李邦彦长出一口气,觉得还是不安全,他想到了之前被李纲扣下的三镇割让诏书,这是金军着重要求的,怎么能忘了呢?他派专人去金营交割这三镇的归属。这位专人在历史里还是很有名的,姓秦,叫秦桧。做完了这些,李邦彦才感觉应该休息一下了,他累得要死又轻松得要命地走出了宫门,刚要回家,迎头撞上了陈东。一千多名太学生在陈东的率领下向政府请愿,在他们的身后是十多万的开封军民。他们要求罢免李邦彦,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一致对外,停止内耗,给宋朝的百姓们一条生路。十多万人走上街头,相当于开封城里十分之一的居民总数了。他们忍无可忍,根本没必要再忍了,因为号称全世界最富裕最文明最平安的都市开封居民们已经一无所有,变成了赤贫。这根本不是城外的异族人害的,都出自于城里宋朝自己的官员之手。李邦彦、王孝迪甚至是新皇帝赵桓,他们一道道的命令,把他们的身家财产全都充公了!现在李纲、种师道也被罢免,这等于毁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生存的希望。到此地步,只有反抗!面对汹涌的开封市民,李邦彦的第一反应是可笑,这些贱民们真是发癫,这样有用吗,我是官你是民,只有被领导的命运!可是他错了,这个只会唱曲子耍把戏的无赖忘了这再不是蔡京、童贯的时代,他一个弄臣一个小丑的本质,再也没法压制民意。老百姓们一拥而上,板砖石块像雨点一样砸了过去,十多万人怒喝,你一个浪子怎么配做宰相?!李邦彦抱头鼠窜逃回皇宫。民变了,这个消息像飓风一样刮向开封官场,官方迅速做出反应,派开封市长去弹压。开封府尹王时雍赶到现场,他抓住重点,对太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在要挟天子,是在犯罪知道吗……王时雍迅速逃离,后面是无数的板砖石块。新任宰执吴敏出面,觉得自己是册立新君的有功之臣,有面子有影响,结果一样被赶跑。民潮进一步汹涌,他们到了皇宫门前,敲响了登闻鼓,要皇帝出宫来见面。出来的是十多个太监,都是些平时作威作福有头有脸的,他们想用皇帝的名义往外赶人,因为实在太不成体统了,连登闻鼓都敲破了……一会儿之后,这十多个太监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碎肉。杀人了,局势升级,马上就要不可控制。军方终于出面,禁军殿帅王宗楚进宫面见赵桓,请示任务,是杀人还是妥协,哪个您快点选。赵桓选妥协。于是,以官方文件对外宣布李纲恢复原职。这个文件写得很快,派专人送出皇宫传达给李纲。到这步,民意胜利了,政府的危机也算过去了,可事情居然还是出了岔子。问题出在送信的“专人”身上,这是个叫朱拱之的大胖子太监。事隔几百年我都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恶搞,皇宫里太监无数个,这样的急事居然派出个大胖子。只见这位巨胖,在万众瞩目下走出了皇宫,一步一颤一寸一挪,无比艰难缓慢地向李纲家的大门前进……直娘贼,腌臜泼才,忒煞欺负人!十万人一拥而上,朱胖子也碎了。官方被进一步震撼了,这次快马加鞭再没有半点阻碍,去宣召李纲上任,第一个任务是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安抚百姓。读史到这里,要注意。这不是什么胜利,更不是件好事。在民意来说,在看客来说,这很过瘾,真是出了口恶气。但对当事人来说,比如陈东,就危险之极了。官方的人不是白杀的,当时就有人劝陈东逃跑。陈东哈哈一笑,跑什么?现在我的头已经掉在地上了!只是为国为民,必须把这件事做彻底了,别的根本不去考虑,也没法考虑。对李纲来说更是这样,不说他在东京保卫战中得罪了整个官场,光是这时的民变就让他万劫不复。民心向李纲,致皇家于何地?!当李纲来到现场,接受百姓欢呼时,不知他是什么心情。李纲出现了,百姓们没有满足,还有种师道。大敌当前,他们最看重的是军方人物。官方百依百顺,派专车接来了种师道。当车帘掀起,露出种师道的满头白发时,开封城的市民们才放心满意。他们散了。这次民变的作用是伟大的,不仅一举让腐烂怯懦卑鄙无耻的宋朝上层屈服,连城外的金军也怕了。当李纲、种师道重新上任的消息传到牟驼冈时,完颜宗望下令撤退。宋朝终于爆发出了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气势,仅仅是气势,并且是民间的,金军就怕了。他们带着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数不清的珍玩玉器,向北方撤退。东京保卫战至此结束。但事情并没完。金军还在宋朝的境内,这一点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是首相李邦彦。这浪子还是首相,开封市民们太善良了,至少要让这个败类罢官才能散嘛。可是百密一疏,这人还是宋朝的顶级高官。金军在境内,他寝食难安,时刻紧张。他觉得无论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送走这批凶神;第二种是种师道。老种将军觉得这是机遇。他说,李纲的计划仍然是可以执行的,立即运动兵力到黄河两岸,无论在哪一端展开围攻,仍然可以全歼来敌。这事没有展开讨论。种师道被勒令回西北老家去,隐居还是当兵随他便,国家的事不必他操心。至于黄河两岸,李邦彦派人送了两面大旗过去,上面写着“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军法,杀无赦。这样两面大旗在黄河两岸迎风招展,保佑着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拖拖拉拉带着无数辎重渡过大河,踏上了回家的道路。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了,这一次所谓的东京保卫战的本质是什么。抛开一切的细节,看最主要的脉络,我们会发现,金军只是打了两次毫无效果损失惨重的强攻战,一次连开封城门都没能摸到的反偷袭,就得到了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亲王为人质、割让北方三镇的空前胜利。怎么得到的呢?全是宋朝自己拱手送上来的,不仅一定要金军收下,连回家上路时的安全都单方面保证了!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战胜战败,而是媾和!第二十一章钦宗式沉沦尽管是“媾”,宋朝的上层也很满意。金军围城长达四十余天,这时雨过天晴,怎一个舒爽了得!安心之后,大佬们开工,去收拾乱摊子。在这个过程里,宋朝上层显示出了非同凡响的行政能力,把想干的事有条不紊地一件件完成。第一件,清理开封城。这段日子实在太乱了,开封城自从姓赵以来,近一百八十年一直安静祥和,现在居然闹民变了。追究责任,都是太学生闹的。很好,秋后算账。其实,事发当天李邦彦等人就已经动手了,在李纲、种师道露面,开封市民逐渐散去之后,官方突然集结人力,抓捕了几十个“暴徒”,不经审问,直接斩首。这就是宋朝当局对民变事件的处理态度。这时金军退走,宋朝没有了外患,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内忧了。李邦彦、李棁提议,把陈东等太学生领袖抓捕,擒贼擒王,直接快当。王时雍反对,开封市长认为这样太幼稚了,杀了一个陈东,还会有张东王东,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出兵包围太学,把所有的学生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这个提议太彪悍了,立即震动官场,万人传扬。想想连姚平仲夜袭都能泄密,这样的事能不飞出皇宫,传遍开封城里的大街小巷吗?太学院里一半的学生立即消失闪人,离校出走。这让王时雍非常扫兴,这样就没法做到规模宏大血流成河了。不行,太学院的官方要立即出面,去召集学生们回校等刀。国子司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马上赶到了太学里,把剩下的一半控制住,并通过种种渠道向没走远的学生们讲话,快回来吧,再不回来的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是做吃做喝。我跟我二叔学的拉胡琴儿。您知道燕守平注203吗?京胡高手,全国第一把。燕守平拉胡琴,我二叔给伴二胡。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拉过全本的《沙家浜》,因为我们房管局有《沙家浜》剧组。《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有《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玩儿呗也是。定:您祖父后来一直跟您家生活?何: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父亲养着。我父亲是80多岁去世的。定:您妈妈是旗人吗?何:旗人哪!端方您知道吗?他们大排行,端五爷,端方行五,我太姥爷行二,端锦是行六。我妈管端方叫叔爷。端方、端锦俩人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镇压去了。
3.北京人及其他
何:我还跟您说,这第一代的北京人是谁?牛街的回族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啊,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从阿拉伯弄了好些个小青年儿,东打西打,其中一部分人打到哪儿?就是牛街,到最后那个是元什么宗来的,把他打跑了,这些回族人他没带走,就留在北京了。他们算第一代。第二代北京人,就是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了,说皇上吃菜怎么办呢?就从山西洪洞县大量移民,移到北京菜户营。在这儿扎下来以后,专门给皇上种菜。菜户营这人是第二代北京人。第三代北京人就是咱们,满洲。咱们都是抱着老太罕龙尾巴过来的。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啊?定:挺好玩儿的。何:我跟您说,这府门头,原来啊,东城,够称上几个府门头的,不多。你看东厂胡同怀家,就是怀塔布家,那算。定:还有麻花胡同继家,秦老胡同增家,金鱼胡同张家。何:还有一家,文董家,还有仓赵家,头上都有一个封号似的。定:咱们说的都不是府门儿,是宅门儿。何:我没赶上过,我听家里老人说,这宅门进去,不是就进它这院子,您得进那垂花门。外头有几间房子,那是下人住。定:传达室。何:除了传达室之外,有水房,有赶车的,拴马的,他们这些人的房子,也是干干净净,都弄得好着哪!进了影壁之后,才见了垂花门,里面这是一溜廊子,东西廊子。这下多大的雨都不用张伞,直接就进了屋子了。这咱们都没赶上。还有说乾隆他妈梳大两把头,这不对。她头发没这么多,再有西太后,头发没那么多,梳小两把头。头发多的时候梳大两把头,根据头发多少来定两把头。定:那我们不懂,我以为头发不多了可以用假发代替。何:不行不行,小两把头就是小两把头。西太后到晚年就小两把头,有重大的仪式,她就不是两把头了,就戴钿子了。珍珠拴成的小盆儿似的。您到内蒙古,王爷福晋什么的戴的那珠子,那叫钿子。公共场合非常隆重的时候,就戴钿子了。这女同胞后头啊,这叫燕尾儿,过去那梳头刘,给宅门儿啊,给宫里头啊,经常梳头,那会儿他也上我们家来,说这头发呀,梳的时候怕梳得不好,怎么办呢,拿那长头发纫上一根大针,这针可扎不着你啊,把头发缝上它,那燕尾儿规规矩矩的,可好看了。还有汉军旗人梳喜鹊尾儿。定:怎么这汉军旗人和满人的发式还不一样?何:有的汉军旗人啊,她为省事。还有一种,也是汉人,有钱的汉人,梳苏州撅,还有一个名字叫搭拉苏,也是它。这都是清朝那会儿梳的头。北京的事儿,这犄角旮旯儿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在写。地坛抓蝎子的事儿您知道吗?定:不知道。何:地坛逮蝎子的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逮蝎子,一天啊来一老头:“干吗哪?”“逮蝎子。”“逮蝎子卖钱。”“我呀,给你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别逮了,太损。”“哎。”给了点儿钱,不少,几百几千吧,没做买卖啊,胡花乱花,花没了,花没了又逮蝎子去了,草高啊,第二天一看,那小伙子浑身都肿了,光着脊梁死在那儿了。有人说,那个老头是蝎子精,把小伙子蛰死了。这是地坛的故事。马莲的故事我给你讲过,忘啦?定:不记得了。何:也是八旗兵,镶黄旗啊,说那操场啊,老年间不长马莲,说马莲是地门的钥匙。那八旗兵天还没亮呢上那儿遛弯,一瞅怎么长出马莲来了?嘿……一把拔下来了,说这是地门的钥匙,真的假的啊?他随身带着火镰呢,唰唰唰,点着了,“轰”,开了一扇大门,看见一小驴儿啊拉着一个磨盘,在那儿轧黄豆呢,桌子上搁着瓶子罐子的,什么都有,小伙子就纳闷儿,这小驴拉着磨轧黄豆干什么呀,这时候地门就要闭了,他不能白来呀,抓了一把黄豆就跑出来,地门“咵”地就闭上了。他一看这黄豆,全是金豆子。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命啊,就是把金豆子,那茶壶茶碗,你要抓出来全是金的。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这儿多极了……下编宅门儿本书序言提到,满洲和蒙古的王公亲贵曾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清代江山,是清朝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中人与清皇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亦即皇室家事的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亦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Booi,满语,即家的、家人之义)中挑选组成的,称为“内三旗”,与“外八旗”之间,恰似内务府与外廷的关系。内务府旗人既然是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就比外廷朝臣更亲近、更特殊。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均用内务府旗人,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书中选择来做访谈的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他们不断提到并与之结亲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除了满洲王公贵族之外,蒙古王公也是与爱新觉罗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部分。蒙古诸部是满洲统治者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满蒙通婚则是“怀柔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被清廷提到一代国策的高度。因此,本书把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之后仍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列入到宅门儿之中。至于不是由于通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并入此类。
一、最要紧的是门第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时间:1999年1月19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张宅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在线观看男男网站大全袁世凯为内阁头疼的时候,三位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汪精卫先生干什么去了?好久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了。还是一个一个地交代吧。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心情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南京临时政府没钱没枪的日子也很难过,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并没有认为革命失败了。他对记者们说:“我不做大总统,并不是不做事了,现在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老哥去尝试,而我则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如此一来,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以实现了!”不得不说,孙中山实在是一名至诚的爱国理想派。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几个月内,孙中山和得力干将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实地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党大多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了解,确实有“远距离革命家”的嫌疑。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对孙先生的实业救国方略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要致富,先修路。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产生了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后来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以至于走到哪里,他的修路主张就带到了哪里。而黄兴先生就没有孙先生那么轻松,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北京。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留在南京附近的近三十万革命军(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这几十万军人良莠不齐,战斗力也极差,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留在南京就是为了混饭吃,顺道领一份工资。但无论吃饭还是发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南京政府自然是没钱的,所以得找袁大总统要钱。可袁大总统此时哪有富余的钱。现在各省都处于自治阶段,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虽说他从隆裕那里搞了些钱,又借“北京兵变”抢了几百万两银子,但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既然政府拿不出来钱养兵,那就只有裁兵。裁兵就是动当兵的饭碗。若是处理不当,激起兵变,主持裁兵的人就得掉脑袋。因此,裁撤军队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袁大总统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革命党人自己,确切地说是抛给黄兴。黄兴老弟,现在国家危难,你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由你出任南京留守再合适不过,你千万不能推辞。南京留守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收拾烂摊子。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自然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袁世凯不是很厚道,但黄兴是个爽快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袁总统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活给干利索了,不负我军界同胞。袁世凯见黄兴如此勇于任事,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找外国银行贷了一些钱(约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给南京政府,主要给黄兴做裁军之用。可这些钱相比裁军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黄兴就是黄兴。有威信,有人品。他采用“当地军队就地解散,外来军队押回原籍遣散,同时压缩部队编制”的原则,并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不拿或者少拿安家费,共度时艰,硬是办完了裁军这事。军队裁撤近半,只剩下五个军和一个第八师。其中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第一军和那个第八师是同盟会的嫡系力量。南京城外,黄兴看着那些打道回府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奔着他的名头来参军却被裁掉的兄弟,愧疚、不安、心酸、无奈,一时百感交集。人累了,心也累了,革命对我来说,已成昨日云烟,是时候离开了。6月,39岁的黄兴留下一封辞职信,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不久之后隐居上海。至于帅哥汪精卫的行动,比上述两位更加彻底。或许是在冷眼旁观了这么久的政治斗争后渐趋消极,又或许是为了履行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婉拒了袁大总统邀请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好意之后,终于给了追随他多年的陈璧君一个交代:举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接下来,夫妻结伴,返回了他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弟妹。远山含黛,流水涓涓,故乡山水的宁静和谐更是坚定了汪精卫远离政坛的决心。随后,汪精卫携陈璧君翩翩而去,前往法国留学。主动放弃权力,对于多年来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三位革命先驱,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逃不出人情这张网7月,骄阳似火,虽是北京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却也是最流光溢彩的时节。但这妖娆的盛夏,却赶不走袁世凯心头的烦闷。他这四个月的大总统,实在是做得焦头烂额,南北党争让他心力交瘁。这时,参谋团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开诚布公,建立互信合作。袁世凯瞬间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所在。孙中山和黄兴分别是革命党的头号和二号领袖,是享有巨大声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唯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并打造一个各方认可的内阁,就必须要仰仗孙中山、黄兴二人的支持和配合。想到就做。袁世凯诚意十足,不仅派出了迎接专使,还让“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于是,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起程北上。虽说孙中山和黄兴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但是同盟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同盟会就“孙、黄是否应该应邀北上”分作了两派。稳健派支持二位大哥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说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是为了禁锢两位革命领袖,在这个敏感时期,革命领袖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何况北京还闹过兵变。《民权报》也凑热闹,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世凯。别人都说他不可靠,我倒要试试自己的眼光。革命党中有聪明人,眼见孙中山主意已定,便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由孙中山先去北京打头阵,而黄兴则暂时称病不去。如果孙中山发现北京没有问题,那么黄兴的病就好了,也去北京;如果孙中山觉得情况不对劲,那么黄兴就继续病下去。避免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好吧,就这么办。在迎接专使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十余人起程北上,一行人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北京。袁世凯给孙中山的接待礼遇规格很高,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央企动辄数亿的招待费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高大炫目的彩棚,雄壮的欢迎曲,够分量的迎接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壮观的接站队伍,还有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超级豪华金漆朱轮大马车,军警如林,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仰望已久的革命领袖风采。虽说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但这样隆重的礼遇还是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老袁同志在做人这一方面,那绝对是天下有数的高手。本来按照安排,应该是第二天两人才会谈。可是老袁同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的重视,在孙中山安顿好之后,强烈邀请孙中山当晚赴宴面谈。孙中山被袁世凯这种精诚感动,就真的去了。袁世凯亲自到厅前迎接。这次伟人峰会气氛非常热烈。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非常诚恳地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大力匡助!”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舒泰到了极点。两人在席间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不小心谈到很晚。于是,袁世凯殷切地留客:“先生你就留在府中吧。”袁世凯不是假客气,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孙中山在府中过夜。袁大总统太热情了。孙中山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让,当即住了下来。孙中山夜不能寐,他觉得袁世凯不像是那种印象中的军阀,这人好像还很有城府,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很是合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袁世凯的热情所感化。之前的那些怀疑与防备似乎都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接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次会晤,多次密谈,多次谈至深夜。至于具体谈成了什么,等黄兴同志来了再说。袁世凯的殷勤与诚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次相见甚欢,其乐融融,这显然是南北已经摒除成见的友好信号。之前因南北党争而背离的人心,逐渐回归。袁世凯眼中的孙中山和黄兴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底,双方的会谈终于到了高潮。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在宴会上,袁大总统充分肯定了这次伟大峰会的伟大意义:以前有很多舆论,都觉得我跟南方革命党人是相处不好的,你看现在孙先生来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以后的民国会更加巩固!说到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非常激动,赶忙站起来互动:“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攀升至高潮。与会的众人看见两位伟人化敌为友,如此精诚团结,顿觉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霎时,全场热烈互动,溢美之词血本清仓大甩卖。孙中山非常高兴,所以他在宴会间提出来:“袁老哥你再当十年总统,去练百万精兵;我十年不参选总统,去修二十万里铁路,这样一来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袁世凯说:“好啊,你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世凯总是说好。袁世凯接着说:“每月拨给你办公费三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你就干去吧。”后来袁世凯真的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显然,袁世凯是投其所好,免得孙中山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干得特别认真,率领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乘专车满世界考察。然而结果不大让人满意,铁道一寸未建,银子却花了好多。以至于后来袁世凯秋后算账时,把孙中山当成“贪污犯”来抓。话题回到宴会上。话说在孙中山展望完未来十年之后,袁世凯便与中山先生谈起了赵秉钧同志的个人前途问题——赵秉钧这个内阁代总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正式任命。这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二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共识,以顺利地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案。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糖衣炮弹之下,孙中山不管是答记者问,还是给挚友黄兴的信中,都给予袁世凯极高的评价。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你快来吧,袁世凯人不错,你来了就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记得赶紧动身。”袁世凯见孙中山表现得如此大气,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小气。为了制造更加和谐的氛围,他一口气撒了三个陆军上将军衔出去,黄兴是第一个,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则属于沾光。黄兴是个实诚人,一听老大哥召唤,便带着陈其美来了,迅速抵达北京。老袁同志给黄兴一行人的接待规格跟孙中山差不多。不过,黄兴对这些排场并不感冒,而且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也不像孙中山那样受宠若惊,相反表现得很平静,这令袁世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最让袁世凯忌惮的是,黄兴在与他会谈的同时,还在和宋教仁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袁世凯内心有些小愤怒,这家伙真不上道!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眼光独到的袁世凯对孙、黄二人的性格优缺点有了相当的认识,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大概意思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人,爱国心还是强烈的,见识也很高超。但就不是个做事的人,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而黄兴就不同了,性格耿直,做事果断,但是没有魄力,见识也短,很容易被忽悠(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真是可惜可惜!接下来,知己知彼的袁世凯,基于之前和孙中山多次深入而愉快的探讨,综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在与孙中山、黄兴还有副总统黎元洪多次磋商后,终于就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在“八大政策”中,最关键的当属这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虽然此条款是四人基于当前国情做出的英明判断,但这显然更符合袁世凯同志的政治利益。不管怎么样,袁世凯通过削减革命军、控制内阁、团结政敌,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让民国走向了平稳。第九章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感动清国、感动慈禧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平稳,其他人就无事可做、寄情于山水了吗?非也非也。革命党人还有其他想法,尤其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革命中年,比如宋教仁。说起宋教仁,还没有认真介绍过呢,在这里简单提几句吧。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又是个19世纪的80后。他家庭成分很好,祖上至少两代贫农。之前讲过宋教仁是如何结识黄兴又是如何造反失败逃亡日本成为同盟会元老的,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位仁兄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在日本期间,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政治,而是一直认真学习。有心人士常常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看见这位仁兄的身影。你若据此以为宋教仁就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死读书,而是要精研宪政和法律。而且,精通法律并不是宋教仁唯一的本事。此人身手敏捷、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很有特工天分。慈禧和光绪翘辫子的前一年,即1907年,宋教仁大大露了一次脸。话说在中国长白山东南有一块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称之为“间岛”。日本人说,“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没有人信,就跟今天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人一样。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了事的人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人就跑,也不管这人是保安还是公安又或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日本人也心虚。因此,日本军方组织“长白山会”打算伪造一份证据,证明“间岛”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寄存在中国那里的土地而已。也不知道宋教仁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孤身化名打入“长白山会”,并成功窃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地的假证据。当然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确实不足以描绘出当时的惊心动魄,具体场景大家可以参考香港电影《无间道》。拿到证据后,宋教仁从“长白山会”逃了出来,日夜赶工,终于在日本抛出假证据之前,出版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书中以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不可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子把门打开了,气味更加呛人;这气味确实很不好,丈夫说;你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沿着走廊往前,里边越来越暗,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好像被人拖着往里走。充满腐臭味,空气好像变得黏稠了。半路上,医生的妻子一阵阵作呕,在干呕的间隙,她想,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呀,离通往地下室的金属门越来越近,她嘟嘟嚷嚷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恶心让她头昏脑涨,刚才没有发现最里边模模糊糊闪着火光。现在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小小的火苗在两扇门的缝隙中跳跃,就是楼梯门和运货电梯门。又一阵呕吐,这一次十分厉害,她胃中翻江倒海,难以支撑,摔倒在地。舔泪水的狗发出一声长嚎,接着吠叫起来,凄凉的叫声仿佛永远不会停歇,在走廊里回荡,似乎是地下室的死者们最后的哀鸣。丈夫听到了呕吐声干呕声和咳嗽声,竭尽全力跑过去,绊倒了,爬起来,又绊倒了,最后总算抓住妻子的胳膊,出了什么事,他哆里哆嗦地问;妻子只是说,把我带走,快,让我离开这里;自从失明症出现以来,这是头一次由他领着妻子,领着妻子,不知道领到哪里,只想领着她远远离开这两扇门,远远离开他看不见的火苗。两个人走出走廊,妻子的神经一下子崩溃了,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这样的泪水是无法擦干的,只有时间和疲劳能使它渐渐减少,因此那条狗没有靠近她,仅仅舔了舔她的一只手。出了什么事,医生又问,你看到什么了,他们死了,妻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到底谁死了呢;他们,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安静一下,等能说话的时候再说吧。过了几分钟,妻子说,他们死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打开门了吗,丈夫问;没有,我只看到门缝里有冥火,一闪一闪,紧攥着门缝在那里跳舞,不肯松开;那是腐尸产生的磷化氢在燃烧;我想是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大概他们发现了地下仓库,沿楼梯涌到下面去找食物,我还记得,在楼梯那些台阶上容易滑倒,一个人滑倒以后所有人都跟着滑倒,可能他们没有走到想去的地方,或者走进去了,但楼梯被后去的人堵塞,他们回不来了;可是,刚才你说门关着;肯定是其他盲人关上的,把地下室变成了巨大的坟墓,而我对这件事负有罪责,我拿着那些塑料袋快步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们怀疑我带的是食物,于是就去里边找;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从其他人嘴里抢来的,我们抢得太多了,就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从根本上看,我们所有人差不多都是杀人凶手;这是苍白无力的自我安慰;我实在不想让你在艰难养活这六张实实在在而又无用的嘴的时候还因想象中的罪过自责;要是没有你这张无用的嘴,我怎能活下去呢;你会为了养活家里那另外五张嘴而继续活下去;问题是还能养活多久;不会很久了,到一切都用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到田野里去寻找食物,从树上摘各种果实,杀死所有能捉到的动物,当然,要在这里的狗和猫吞噬我们之前。舔泪水的狗没有作任何表示,此事与它无关,这是近来它变成了舔泪水的狗使然。医生的妻子几乎已经拖不动两只沉重的脚,刚才的刺激耗尽了她的力气。走出超市以后,妻子极度虚弱,丈夫双目失明,谁也说不清两个人是谁搀扶着谁。也许因为阳光太强,医生的妻子感到一阵眩晕,以为要丧失视力,但她没有害怕,只不过是头晕,没有摔倒,也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她必须躺下,合上眼睛,喘一口气,如果可能的话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分钟,镇定下来,肯定能恢复体力,必须恢复体力,塑料袋还空着呢。她不肯躺在肮脏的人行道上,宁肯死去也不返回超市。她望望四周。马路对面不远的地方有座教堂。里面一定有人,正如所有地方一样,不过,大概是个休息的好去处,至少从前是这样。她对丈夫说,我要恢复一下体力,你把我送到那边去吧;那边,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搀着我,我告诉你怎样走;那是什么地方;教堂,只要躺一会儿,我就可以完全换个人了;好,走吧。进教堂要上六级台阶,请注意,六级台阶,医生的妻子费了很大力气才上去,还要给丈夫指路。教堂的大门敞开着,这帮了他们的忙,即便有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关着,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到了门槛前,舔泪水的狗停下来,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这是因为,尽管近几个月来犬类行动自由自在,但在头脑中一代复一代遗传下来一个远古的禁令,这项禁令不准犬类进入教堂,可能这要怪古代流传下来的另一部基因法典,它规定,狗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划定它们的势力范围。在一些圣徒被宣布成为圣徒之前,舔泪水的狗的先辈们曾为他们舔舐肮脏的伤口,出于仁慈,出于最大公无私的仁慈,但先辈们的这些善举和忠诚的效力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哪一个乞丐能成为圣徒,不论他身上和灵魂上有多少伤口,不论这些伤口狗的舌头是不是能够触到。现在,舔泪水的狗闯进了这块圣地,门开着,没有看门人,更加强有力的理由是,流眼泪的女人已经进去了,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去的,一边走一边对丈夫重复同一句话,扶着我。教堂里挤满了人,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没有一块石头能让她的脑袋在上面歇息,舔泪水的狗又一次帮了忙,它吠叫了两声,向前冲了两次,这样做全无恶意,但总算使人们让出了一块空地方,医生的妻子再也支撑不住,倒在那里,终于完全闭上了眼睛。丈夫摸了摸她的脉搏,跳动正常,只是稍稍微弱一些,随后他又试图让妻子坐起来,现在的姿势不好,必须使血液迅速向大脑回流,增加脑部血液补给,最好的办法是坐起来,把头伏在两个膝盖之间,应当相信大自然,相信重力的作用。几次努力失败之后,他最后终于把她扶起来了。过了几分钟,医生的妻子深深叹了口气,又稍稍动了动,开始恢复知觉。现在还不要站起来,丈夫对她说,再这样低着头休息一会儿。但是,她觉得自己好了,不再眩晕,眼睛已经隐隐约约看见铺在地上的石板,在此之前,舔泪水的狗为了让她卧下,用力在地上刨了三下,所以那几块石板还算干净。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望望细细的柱子,望望高高的拱顶,证明血液循环稳定可靠,然后才说,现在我感觉很好,不过在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疯了,或者是眩晕过后产生了幻觉,她的眼睛看到的不会是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男人的眼睛被一块白布捂住了,旁边一个女人的心被七把宝剑刺穿,眼睛上也捂着一块白布,不仅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如此,教堂里所有的偶像都被捂住了眼睛,塑像是被一块白布缠住头部,画像则用白色颜料重重地涂抹,那边有个女人正在教女儿读书,她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拿着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蓄着长长胡须的老人手里拿着三把钥匙,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被无数支箭射中,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盏燃着的灯笼,她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男人的手部脚部和胸部受伤,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头狮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和一只绵羊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只雄鹰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持长矛,制伏了一个倒在地上,头上长角,脚上长羊蹄子的男人,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中拿着一个天平,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谢顶的老人手中拿着一朵白色百合花,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老人拄着一把出鞘的宝剑,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与一只鸽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与两只乌鸦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只有一个女人的眼睛没有被捂住,因为早已经被剜下来放在她手中的银盘子里。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你一定不肯相信,教堂里所有偶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太离奇了,这是为什么;我怎么知道呢,可能是某个教徒知道自己要和其他人一样失明,对信仰感到绝望,干出了这种事,也可能是这里的神甫干的,也许他正是这样想的,既然盲人看不见偶像,那么偶像们就该看不见盲人;偶像看不见;你错了,偶像们用看他们的那些眼睛看,只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失明了;但你仍然看得见;我会越来越看不清,即使不丧失视力,我也会一天比一天瞎,因为没有人看我;如果是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呢;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这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假设,唯一一个能使我们这悲惨处境具有某种尊严的假设,我想象那个人从盲人世界走进这里之后,觉得自己也要失明并回到那个世界中去,我想象这里有一扇扇关着的门,一个被遗弃的教堂,一片寂静,我想象一个个塑像,一幅幅画像,我似乎看到他从这个跟前走到那个跟前,之后爬上神龛,用布条裹住他们的眼睛,再打两个结,以免布条松开或者坠落,用两只沾上颜料的手在画像上涂抹,使它们所在的白色黑夜夜色更浓,这位神甫大概是所有时代所有宗教中最大的亵渎圣物者,最公正最激进的人类,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最后宣布,上帝不值得一看。医生的妻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便有个人说,这是什么话,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一样,是盲人,她说;可是,我听见你说你看得见,这是说话的习惯,难以改变,以后不知道还要说多少次;你说偶像们的眼睛都被捂上了,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如此;既然是盲人,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做,也会知道,去用手摸摸吧,手是盲人的眼睛;你为什么那样做呢;我想,我们已经落到这般地步,一定还有人会失明;你说是这座教堂的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这又是怎么回事,对于他,我非常了解,他不会干出这等事来;永远不能事先知道人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来,必须等待,耐心等待,时间决定一切,时间是坐在牌桌对面的伙伴,他手中有各种牌,我们必须想法打出与生命同样的牌,我指的是我们的生活;在教堂里谈打牌是罪孽;如果怀疑我的话,你就站起来,用手去摸摸;你敢发誓说偶像的眼睛真的都被捂上了吗;你觉得发什么誓才行呢;以你的眼睛发誓;好,我以我的眼睛和你的眼睛发两次誓,真的吗;真的。这番谈话被离他们最近的盲人们听到了,无须说,不等刚才的誓言得到证实,消息便传开了,从一张嘴到另一张嘴,低语声渐渐变了口气,先是狐疑,然后是不安,接着又是狐疑,糟糕的是人群当中有许多人迷信并且善于幻想,圣像们都失明了,他们那仁慈而屡屡忍受痛苦的目光只能看见自己的失明。这个想法很快变得难以忍受,无异于有人来告诉他们诸神像被活着的死人包围,只要听到一声喊叫,立即喊声四起,所有人都吓得站起来,被恐惧推向教堂门口,我们知道的混乱状况在这里重演了,由于恐惧比吓得屁滚尿流的人那两条腿快得多,所以逃命者的两条腿总会相互绊在一起,盲人更是如此,于是突然倒在地上,恐惧对他说,站起来,快跑,他们要来踩死你,他很想站起来,很想快跑,但别的人已经跑过来,也跌倒了,身体与身体摞在一起,个个想多长几只胳膊好挣脱出来,多长几只脚赶紧逃命,面对这极端混乱的局面,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不笑出声来。外面那六层台阶成了悬崖峭壁,但毕竟摔得不厉害,常常跌跤的人腰板硬,落地本身就是种安慰,我不再离开这里了,这是第一个念头,在致命的情况下也是最后一个。同样一成不变的是,一些人利用了另一些人的不幸,这一点早已清清楚楚,从世界开端的那天起,继承人与继承人的继承人之间就是如此。这些人不顾一切地争相逃命时把所带的东西丢在了身后,等需要战胜了胆怯,再回到这里,将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法分清哪是我的,哪是你的,除了这个难题,我们还将看到,原来那点食物中有一部分不见了,莫非这一切是那个说神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的女人所施的诡计,某些人过于卑劣,竟然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抢劫可怜的人们仅余的一点食物。啊,这是舔泪水的狗的过错,看到院子里空了,它东闻闻,西闻闻,这番努力没有白费,收获颇丰,这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但也可以说,它指明了矿藏的入口,结果医生的妻子和丈夫离开教堂时手中的塑料袋一半已经装满了,并且对其偷窃行为毫无歉疚。如果能利用上拣来的东西的一半,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而对另外一半,他们会说,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吃这些东西,即使灾难降临在所有人头上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生活得更糟。两个人以各自的方式讲述这些事的时候,伙伴们既害怕又悲伤,但值得注意的是,也许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医生的妻子没能告诉他们她在地下室门前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觉,矩形门里惨白色的火苗在摇曳,沿楼梯下去就是另一个世界。偶像被捂住眼睛强烈地震撼着所有人的想象力,尽管方式各不相同,以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为例,从他们脸上看到的是气恼,他们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不恭之举。他们全都失明了,这里指人类,完全是命中注定,他们本人没有过错,谁也不能逃过这场灾难,但是,他们觉得,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捂上圣像的眼睛,那就成为不能饶恕的罪行了,假如是教堂的神甫所为,则更是如此。戴黑眼罩的老人所发的议论大不相同,我知道你会感到惊讶,但我想到了博物馆里的展廊,所有塑像的眼睛都捂住了。这倒不是因为雕塑家不想雕刻石头上该有眼睛的地方,而是被捂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用布捂住了,好像只有一种失明症还不够似的,有时候这会让人增加浪漫的风度,奇怪的是,我戴的这个眼罩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说完,他笑了,仿佛在嘲笑刚才那番话,嘲笑自己。至于戴墨镜的姑娘,她只是说不希望在梦中看到那倒霉的展廊,她做的噩梦已经够多了。他们吃了饭,饭很糟糕,但这还是现有食物中最好的,医生的妻子说,找食物越来越难,也许应当离开城市,到农村去生活,那里的食物至少新鲜,大概有无人看管的奶牛和绵羊到处游荡,我们可以挤奶喝,还有井水,我们想做什么饭就做什么饭,问题是找个好地方,后来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意见的热情程度不同,但大家都明白,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毫无保留地对此表示高兴的是斜眼小男孩,可能外出度假给他留下的美好回忆还在。吃过饭就躺下睡觉,早在隔离检疫的时候就一直这样,经验告诉他们,身体呈躺卧姿势确实能忍受饥饿。晚上没有吃饭,只有斜眼小男孩得到了一点让嘴消磨时间和欺骗食欲的东西,其他人坐起来听医生的妻子读书,至少精神不会抱怨缺乏营养,糟糕的是身体的虚弱有时让头脑心不在焉,这倒不是由于对知识不感兴趣,绝对不是,而是大脑不知不觉滑向半昏睡状态,就像动物准备进入冬眠,再见吧,世界,因此,听众们轻轻合上眼皮的情况屡屡发生,他们开始用灵魂的眼睛伴随书中的情节跌宕,直到某个强有力的情节,而非仅仅是硬皮书合上时发出的声响,把他们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唤醒,医生的妻子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不想让他们发现她知道听众没有沉思遐想,而是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似乎是悠悠然进入梦乡,其实不然。不错,他合上了眼睛,模模糊糊听到医生的妻子读书,但是,大家都到农村生活的主意使他不能入睡,他认为远离自己的家是个严重的错误,不论那位作家多么和蔼可亲,还是应该偶尔到那里看看,提防他一点为好。所以,第一个失明者非常清醒,如果还需要别的证据说明,那就是他眼睛里令人头晕目眩的白色,可能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变成黑色,而没有任何人能够同时既醒着又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以为终于消除了这个疑团,就在这时候,眼皮里面突然变得漆黑一片,我睡着了,他想,可是,不对,没有睡着,仍然听得见医生的妻子的声音,斜眼小男
了,他也不干了。后来我有个本家哥哥,在地方法院那儿又给他找了个工作,最后又不干了,就做个小买卖,卖个果子。反正那时候靠租房子还能过,他再出去工作去,有点填补儿,就还凑合着。我们一直就在西直门,在这儿住了50多年呢。定:您爱人解放以后做什么呀?金:就做小买卖,自个儿做呀,卖果子。再后呢都要牌照了,没牌照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办呢,你买不来东西你卖什么去?后来也不让卖了。取牌照去,谁也不给,不给,怎么办呢,那个就回家了,那会儿岁数也不大。那13间破房子,到解放后一间房子才租几毛钱,人家还不正经给,不是说到月头就给你,就不给钱白住,白住,那还惦记分你的房子呢,以后就一点儿进项没有了。你怎么办,不能都在家里饿着吧。我就出去啦,给人看好几年孩子哪。那家离我们家倒不远儿,他们家也是个旗人,人挺好的,两口子工作。我就出去,天天晚上回家。到1958年就往出轰人么,家里头不许有人,都得出去工作去,1959年43岁了我就,又出去到工厂。德胜门里头,德胜桥那儿有个五金厂,哎哟,累着哪,我都40多岁了你想。我就一直跟那儿,待了20年,待到退休,63岁才回家来。他又什么都干不了,又干什么人家都不让干,他但凡能做个买卖什么的,我也就不出去了。我这一辈子一天也没享着福,挨家挨家受苦,在这儿在那儿受累。我生了6个孩子哪,一个比一个大3岁,他(指儿子)上头一个哥哥,都6岁了,死了。要说那病都不知道,邪病,吐虫子,吐了一天一宿就完了。他底下生了一个也死了,就他一个了。这两个女儿都是后生的。大女儿今年47岁了。定:那时候生病都怎么找大夫啊?金:单有瞧中医的大夫,请中医到家看,轻易不上医院,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抓药这边有个圣济堂注134。
5.哥哥和嫂子
金:我哥哥比我大10岁呢,他赶上(清朝的)一个末角儿。到生我的时候就民国五年(1916年)了,就一点没赶上,要不怎么什么都不太清楚呢,没赶上么。那会儿也小,也不往心里去。最后修这次谱,都是我哥哥他们修的,那会儿我们后头有一家街坊,那老头是宗人府的,他们俩净在一块儿,在一块就研究这个,说我们原来有家谱,后来说再做一份,搜集材料去,都找齐了,修谱,有修谱办事处。我哥哥脑筋旧,不让女的上学,女的不能上学。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教给我4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注135,4本书,就教给我那个,由几岁就学那个,瞎学,没正经上过学校。后来去过一个可以算业余的学校,二十九小学。是正式学生下了学,我们去补习。去了有二三年,后头怎么不去啦?因为那学校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梳头,后头留个大辫子。后来都让剪发,我哥哥不让剪,最后不剪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去了人家都说我,因为那个我就不去了。我24岁才剪的头。我哥哥脑筋特旧,后来一直就那么旧,至死我看脑筋也没变,还是那老一套。我母亲倒没那么大规矩,自己都没饭吃了还要规矩干吗用?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哥哥他一直就工作呀,家里事都是我的,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跑外呀干什么都是我的,我父亲就在家里管做饭。我管买,买完了他做。我掌家。我哥哥结了婚了我才不管了,嫂子在,哪儿能让小姑子当家啊。我嫂子她们家也挺苦,她父亲也没工作,她弟弟也没工作。她有个大姑姑,有一个表哥有工作,是在牛奶厂还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姑姑家条件好,开一个饭庄子,她小时候是跟她姑姑家长大的。我记得在后坑住。我嫂子比我还小两岁,我哥哥比她大一轮。是她姨大大,就是她大姨儿给介绍的。她姨大大那时候告诉她,说人家家可是有规矩的,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可是头一天她一给我父亲请安,我父亲就说得,免了,咱不要那规矩,我们这儿早就没这规矩了。不吃饭饿得慌,要规矩有什么用啊。定:你们家那时候信佛吗?金:不信。定:您哥哥信是吧?金: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定:我看书上写的,一般满族家庭的小姑子都特厉害,是吗?金:对。过去我们家的大姑子、小姑子都是站着的婆婆。定:那您也是站着的婆婆?金:我?当孙子吧,还婆婆呢。定:那您跟嫂子关系怎么样?金:我们俩关系还行,挺好的。定:您哥哥他们搬到老坟那儿的事您还记得吗?金:那会儿他们在积水潭、火药局那儿住,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非得要上农村,非得要种地去。我说不行,你们干不了,他们说怎么干不了呀,人家干得了,我们怎么干不了。把两间房也给我嫂子娘家弟弟了,就搬到那儿去了。城里待惯了到城外头也不行啊,也没房子也没地,那坟地也不是正经八百的大片的地,这给你刨一道儿,那给你刨一块,刚搬过去还和耿家伙着种,他们不会呀,跟人家种,又没水。到麦秋,还叫我们那位(指丈夫)帮着收去呢。那会儿收粮不像现在这会儿收粮这么多,一亩地才出几斗粮食,到年下收点老玉米,收点谷子啊,换面去。就两口子,这一年都不够嚼口的,不够吃的。定:他们怎么就想起非要出去呢?金:不知道他们两人怎么想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非得要去。(三)金恒德口述
时间:2003年2月18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恒德这篇口述比较简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她母亲和姑姑所叙故事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父母生活的一种感受。恒德还将她精心保存的她父亲毓珍“文革”时写的“检查”出示于我。作为当时的“检查”,不可避免地会有渲染自己生活之贫困和工作之辛勤的成分,甚至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城守坟一事也说成是“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但我相信他所叙述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40年前的这种“检查”,如今已经堪称文物。兹将这份“检查”附于文后。并对恒德几年来对我慷慨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恒德(以下简称恒):我妈死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您1月15号来,她2月28号走的,不到一个半月吧。我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一出生时候四品。我爷爷叫溥万,溥字辈。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跟我也说不上什么话,他老是看书,抱着那家谱看。据我妈说,他最早在宗人府当差。定: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呀。恒:还有宗人府吧,干了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就不干了,出去给人打小鼓。后来在老理工大学,他的交代上都写着呢。我父亲结婚挺晚的了,我姑姑说我爸那时候左挑右挑,族人们也都给挑,老不合适,就挑到这么大岁数了。后来是我妈的三姨太太给我妈说的,说这人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这么给说上的,结婚时候我妈都二十六七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连个蚂蚁都不踩。我那天上我姑姑那儿她还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儿呀,哪儿有野猫,瘸狗,伤残的猫,伤残的狗,他都弄回来,甭管花多少钱,他先把药上好了,那会儿他一下班回来,猫都跑到他身上去。我小的时候是我太太给我看起来的。那时候她在人家给人当保姆,反正是挺有权势的这么一家,有了我以后就把我太太请回来了看我,可是那么多年还跟那家,就是在人家干活的那家来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我太太还背着我呢,下着雨,打着伞,我太太把伞给扔了都没扔我。我妈也就给我讲了这些。定:你们这个村过去叫什么村?恒:大王花园呀。后来他们出城以后就改农业户口了,也挺坎坷的。人家都劝他们别出城,说你们出城干吗去呀,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谁,你再受气。定:那他们为什么一死儿要出来呢?恒:就为了这坟地呀。这坟对于我爸爸好像特重要。定:当时你们家多少亩地?恒:没有地,就是这个坟地。就为这个坟地出来的,这坟地不是我父亲的么,我父亲他们家的。原来我小时候这边都是小坟头,花生地,还有柿子树。这碑还真看住了。定:听你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挺受苦的,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还受那么多苦啊?恒:这就说来话长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说这段,她没跟您说这段吧?原来这地儿都是宝顶坟,坟上是白灰、混凝土、黄土,这个俗称宝顶坟,大宝顶,立的碑。坟是我父亲他们那支儿上的坟。那会儿不是都占地了吗,得起走,不能埋在下边呀,当时起坟就起出不少东西来,好多殉葬品吧,戒指啦扇子啦……定:起这坟是什么时候?恒: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我那会儿毕竟还小,说的也不那么完全属实,反正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是84岁没的,1989年5月份,当时我们不是住平房么,那天等到下午他就有点拉稀,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晚上送到北医三院去,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也病了一场,她就不愿意住平房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住去了。我妈我爸都信佛,特别信那个。我妈是82岁没的,我妈去世后我觉得好多事情挺对不起我妈的,我妈把一腔心血都扑到我身上了。人都说你挺孝顺的了,可我要是特别特别积极地给我妈治病,我妈也许死不了。我现在为什么信佛呢,就是对我妈的一种忏悔。我妈挺不容易的。她跟您说过她出城的经历吧,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这片坟地。出城以后根本不会干农活,这一块儿就我们是村外边的,村里人就欺负我们。刚出来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学呢,就分配了一块自留地,这地得插白薯秧子,插白薯秧子得去买,完了去插,我妈也不懂,我爸也不懂,就得雇人插,人家插完了都不给封土,没给封土这白薯就得死呀,白薯秧子晒了一天了,到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浇了水了,就把白薯秧子自动给封上了。我妈后来为什么信佛呀,我妈说佛可以救咱们,老天爷可以救咱们。定:我想问问你,你妈给我讲的是一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可是听你刚才讲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恒: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我知道得不是特别多。我妈给我讲的也就是这些,什么挑花啦,缝穷啦,梳两把头啦什么的。我姥姥、我姥爷,也不是几品,是传圣旨的,说圣旨到,就干这个。我妈就是姐弟俩,年轻时也没享过什么福,但是也没受过太大的罪。我就觉得我妈出城以后受的罪特别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出城以后就挺受罪的了。我父亲没怎么下过地,因为他不会干活儿啊,都是我妈下地干活儿,起早贪黑的,你想拔麦子、下凉水什么的,在城里虽说是缝穷吧,跟下地干农活是不一样的,锄头也不会拿,人家会用巧劲儿她也不会。手上起的大包,到死的时候手上都是大包。而且还受欺负,挺受挤对的。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1967年就开始抄家,把我们家给砸得乱七八糟。砸完之后就拉那碑,得有20多个红卫兵,拿那大粗绳子,喊着口号就给拉倒了,当时就“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就住在碑的旁边,离碑也就几米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孩子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追着骂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旗人,就说老子骑驴你骑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都不知道人家干吗骂我这句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妈才跟我说,咱们过去是在旗的,是黄带子,人家骂你,你也不要还言,赶紧走就完了。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就没系过黄带子,别人干吗叫我黄带子。反正我小时候挺受歧视的。定:你对你这个民族的印象特深刻?恒:特深刻。你想当时这个环境,这点儿都是农业社,一片地啊,我的周围没有满族,就我们一家满族,从小就听我妈说咱们挺受气的,挺挤对咱们的。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呢,第一成分不好,我父亲的成分是城市小业主,第二是满族,所以红小兵不让入,好多事情都不让去,人家还追着骂我,旗人哪,什么的。后来附录毓珍“文革”期间写的检查7岁上学,日期不多退学。9岁入学,12岁退学。13岁14岁15岁做小买卖,卖梨糕,卖枣,卖花生,卖白薯,并全家给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饭店西万庆糊火烙干。16岁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当看守。18岁告退。19岁20岁21岁22岁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有时作小工。23岁在前门内地方看守所当所工,24岁告退。25岁26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27岁在南西门(右安门)内姚家井第一监狱当看守,30岁告退。31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打鼓,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胡同路东入满族联合会当会员,有时在该地址修谱处抄写(临时雇工)。32岁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事务股当小职员,41岁改组结束回家,42岁43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打鼓,有时赴安定门宣武门抓货,有时赴门头沟河南街卖货。44岁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在解放头3年中我做小生理,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不清)使唤(住西城成方街路南门),后又在周济家中使唤(住鼓楼东小大佛寺路南饭庄门内)。我妻金秀珍在家挑花作卖活作老虎活,并帮助我做买卖。以上均在解放头三年。地亩总数共贰拾陆亩壹分。生产地数拾伍亩,未生产地数拾壹亩。出典年月是在1921年前后,因家贫由我祖父及我父陆续将坟地出典与耿瑞祥共拾伍亩,言明除到典期外,地无租价,钱到回赎。赎回年月是在1935年前后由耿瑞祥手中将地拾伍亩赎回。赎地后情况拾伍亩地仍由耿瑞祥耕种,并没与他要粮,听我父说每年他给几块钱。赎地本钱来源是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时,由文重之母由数年工钱之中抽出给积储的,在文重之母手中保管。赎地原因,因为家中贫甚才将坟地出典,受了腐化封建旧思想,以坟地为重,将坟地赎回。要粮情况是在吃共和面那年粮食紧张,这时我父与他商量每年要7个半……因天灾旱涝不收地势湫凹原因均未给足数。近年来劳动情况,因身体多病(喘症,血压高,心脏病,贫血)诸症,各医院均可调查(积水潭、新街口二条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五道口、大钟寺各医院)以上均可调查证明外,并有新街口二条中医证明。又因我母(80余岁)重病在床不能动转,一年数月无人我得带病扶持。自己感想,我家住城里将坟地出租(属有小量土地者)与人要粮,但不是我全家一年生活主要来源,而我自己家人均有正当劳动生活业务。
六、“恶果子市”的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那儿——我是你儿子约翰尼,他说——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彼此有好感。然后就打仗了。战争期间他干得不错,他是个工程师,娶了个意大利姑娘,不过那段婚姻没有好结果,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梦到了什么吗?啊,那真是个哀伤的梦,让人很心烦,情绪低落。我梦到有一棵美丽的樱桃树,就像这里后院本来有的那棵樱桃树,不过那棵树后来被风暴吹断了。硕大、黝黑的樱桃,可爱、肉肉的、亮晶晶的。我站在树的一边,可怜的约翰尼站在另一边,我们靠在树上,拼命去够树上的樱桃,我们试了又试,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把树枝往下拽,它又会弹回去,樱桃就是够不到……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我和约翰尼,我们都哭了。”约翰尼成年后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很久以后,距劳里偷走她的孩子、离开她已经四十年了,莫迪给她丈夫写了封信,提出要见面。他们在摄政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会面。“呃,你想要什么?”他说。“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给约翰尼建一个家。”她对他说。她解释说他们可以找一栋房子——她知道他从不缺钱,他会投机倒把——把它装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启事。“因为约翰尼从来没有过温馨的家。”她向丈夫解释。“他说什么了?”“他给我买了炸鱼和薯条。接下来五年我都没再见过他。”湛蓝炎热美好的一天我对菲丽丝说:“你守老营。”然后我冲出办公室,叫工作见鬼去吧。我去找莫迪,她慢吞吞、慢吞吞地过来开门,还没好气,我对她说:“我要带你去公园里好好乐一乐。”她瞪着我,怒火万丈。“哦,别这样,”我对她说,“哦,亲爱的莫迪,别这样,拜托了,别让自己发火啊,来吧。”“但是我怎么去?”她说,“看看我!”然后她盯着我脑袋后面的蓝天。天是那么蓝、那么可爱,她说:“但是……但是……但是……”突然,她露出了笑容。她穿上了她那件蟑螂黑的厚外套,戴上夏天用的黑草帽,我们出门去玫瑰园饭店。我给她找了一张偏僻的桌子,身边有玫瑰丛。我装了满满一盘奶油蛋糕,然后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她吃了又吃,慢吞吞地吃得精光,那吃法的意思是,既然有,我就要把它们都塞肚里去!——然后她坐在那儿,她只是坐在那儿,看着,看着。她脸上有微笑,很开心。哦,小可爱,小可爱,她一直喃喃自语,对着麻雀、玫瑰花,还有附近婴儿车里的一个宝宝。看得出来,她胸中有一种强烈,甚至是狂暴的喜悦,让她不能自已,这个炎热、鲜艳、明媚的世界就像是一份华丽的礼物。因为她久已忘却了这一切,成天圈在她那阴森可怕的地下室里,在那沉闷街道那边。我担心她穿着那个黑色的厚壳子,受不住这一切,天很热,周围也很吵。但是她不想走,一直在那儿坐到打烊。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她出神地自个儿唱着歌。我把她带到门口,她说:“不用了,你走吧,走吧,我想在这儿坐着,回想这一切。哦,有多么美好的东西可以回想。”我看到她坐在灿烂的阳光下时,最强烈的感觉是:她的肤色多么黄。明亮的蓝眼睛镶在一张看上去像涂了黄颜料的脸上。三天之后又是一个灿烂的下午。我去了莫迪家,说:“和我去公园吧。”她没好气地说:“不了,不了,你去吧,我不行。”“哎呀,来嘛,”我说,“你知道你到了那儿会喜欢的。”她站在那儿,握着门把手不放,苦恼、愤怒、衣冠不整。然后她说:“不,哦,恐怖,恐怖,恐怖。”然后她甩上门,把我撂在外面。我火冒三丈。我开车来她这儿的时候,一直在回想她坐在玫瑰园里,欣喜地喃喃自语的样子。我回到办公室,怒气冲冲。一直工作到很晚。没有去莫迪家。当我在热水中翻滚,使自己焕然一新时,又感到愧疚:不断看到她站在那里,支撑住自己,听到她的低语,恐怖,恐怖……一周过去了,天气又阴冷起来。夏天结束了?莫迪看上去可能真的病了?……我对老人知道得太少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很正常吧!我总留出时间来想她的事,但我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我的探望不再有固定时间,我冲到她家,对她说,对不起,莫迪,我要做的活儿太多了。昨天晚上我去得迟,坐在她的椅子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我给杂志社打电话说我身体不舒服。工作这么多年来,我记得我只生过两次病,从来没有请过假。菲丽丝说:“没事儿。我来守老营。”莫迪的一天醒来时,她被压在黑乎乎一团沉重、令人窒息的重物之下,无法呼吸,动弹不得。他们把我活埋了,她想着,挣扎着。那重物挪了位置。啊,是猫,是我漂亮的小可爱,她想,使劲推了推。重物又挪了一下,她听到一身闷响,是猫掉到了地板上。小家伙?她问道,她不确定,房间里这么暗,她的四肢这么僵硬。她听到猫在房里四处走动,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且温暖……窝在被子里……哦,哦,她说出声来,我得去上厕所,不然又要尿在床上了。惊慌!我是不是已经尿在床上了?她伸手在床上四处摸着。她喃喃道,糟糕,糟糕,糟糕,糟糕,心里想着几天前她才尿了一次床,折腾了多大一通才把床上的东西弄干,费了多大劲。但是她的手好像消失了,她根本感觉不到手的存在。她不断把左手握成拳头,又展开,好确认她是有手的,然后等着右手出现刺痛感。这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半僵的右手从被子下拖出来,用左手按摩唤醒它。她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尿床。她几乎要重新倒进黑乎乎的床里,重新陷入黑乎乎的沉睡,但是她的肠子在蠕动,她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哦,不,不,不,她呜咽着,坐在黑暗之中。不,糟糕,她觉得自己大概是拉在床上了。终于,做了好大努力,费了好大的劲,她爬下床,站在床边,在床上摸来摸去,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她不确定。她小心地转过身,试图找到电灯开关。她床边是有一个手电筒的,但是电池不够了,她是想叫简娜买新电池的,但是忘了。她想,简娜自己当然该记得看看的啊,她知道那手电对我有多重要!她找到了开关,房里有了亮光……她紧张地检查床,是干的。但是她得去厕所。她最多只在便桶里撒尿。她一定得去外头的厕所去。但是她的肠子里有什么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在推着挤着,她连忙坐上便桶,正是时候。她坐在那儿,摇晃着身子,哀号着。糟糕,糟糕,她现在得去倒痰盂了,她感觉无比沮丧,心情坏透了。她在那儿坐了很久,没有力气站起来。她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她的屁股麻了。她费力地站起来,找纸。没有手纸,因为她平常不在这里用手纸的。她找不到任何可以用的……终于,她踉跄地走到壁橱前,她的屁股湿透了,恶心得很,她找到一件旧衬裙,扯下来一小块,用它擦,然后拿盖子盖住那臭气——更糟的是,尽管她允许自己胆战心惊地朝里面瞥了一眼,她的大脑却拒绝承认自己的大便不对劲。糟糕,她嘟囔,这指的是如今她肠子里排出来的东西。然后她打开窗帘。外面天已经亮了。但如今是夏天,现在搞不好还是半夜呢。想到要是重新上床,到时候再爬起来要费的那个劲,她就受不了。她的小钟背对着她,她不想穿过房间到它正面去。她裹上一条旧披肩,蜷成一团坐在炉边的椅子上,炉中只有死灰。鸟儿还没出动,她想着:黎明的合唱是已经过去了呢,还是我该等着它开始?她回想孩提时代,夏天的时候,和姐妹们躺在那位老妇人的木屋里,被鸟儿嘹亮而嘈杂的黎明合唱吵醒,然后又睡了过去,心中想着接下来火热美好的一天,无穷无尽的一天,整天都是玩耍、欢乐,以及丰富的美食。于是莫迪又慢慢沉入梦乡,醒过来,又睡过去,再醒过来几个小时,每次醒过来的时候都记着动一动手,免得它们又变得过分僵硬。终于,猫绕着她的腿蹭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时,她彻底醒了过来。她的腿也僵硬,她试了试双手。右手又不见了。她用左手抚摸猫,漂亮、漂亮、漂亮的小家伙。她不断弯曲、伸开右手的手指,直到自己又完整了为止。早晨……哦,早晨的各种麻烦,要面对接下来的一天……每一项任务都那么沉重……她坐在那里,想,我得喂猫,我得……我得……终于,她拖着身子起来,焦虑不安,因为她的肠子又威胁着要闹事了。她一路扶着门把手、椅子背,挪到了厨房里。厨房里有半罐猫粮。她试图把它倒进盘子里,但是倒不出来。这意味着她得拿勺子。远处,水池里,是她的勺子和叉子,她好几天没洗碗了。她用食指把猫粮抠出来,皱着脸——是不是馊了?盘子离地面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她就撒了手,因为弯腰让她感到眩晕。猫闻了闻就走开了,轻轻地喵了一声。莫迪看到桌子底下有好几个盘子,都是空的、干的。猫儿需要牛奶,她需要水。莫迪慢吞吞地,慢吞吞地挪到水池边,从里面拽出一个脏盘子,没有力气洗,放水冲了冲。她找到半瓶牛奶。坏了没?她闻了闻。没有。她想方设法把盘子放到了地板上,扶着桌子,差点跌倒。猫把牛奶舔了个精光,莫迪知道她饿了。桌底下不仅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盘子,还有一堆猫屎。这提醒了莫迪,她得放猫出去。她挣扎着到了门边,开门放猫,然后背对着门站着,思考。莫迪和自己的虚弱以及可怕的疲惫感做斗争,以智取胜,将军制订作战计划也用不着这等聪明才智。她已经在后门了:离厕所只有五步之遥;如果她现在去的话,就省了以后的一趟……莫迪挪进厕所,解了手,在那里想起房里还有一个又脏又臭的便桶,想方设法沿着走道回到房间,想方设法把那罐儿从圆外壳里取出来,好歹端着便桶挪回厕所。倒的时候泼出来了一点,看着,闻着,她的理智必须承认是有什么很不对劲。但是她想,只要她(指的是简娜)看不到我拉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他们别想把我弄走……等这些事处理完,她感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不过她知道现在时间还早,因为楼上的混蛋爱尔兰人还没开始闹腾。她十分需要喝杯茶,她所有的力气都耗在猫身上了。她站在厨房桌边,手扶着桌子,心里琢磨着如何把恢复精力用的热茶端到隔壁房间去。但是热茶会让你拉肚子,不了,还是喝冷牛奶吧。她把冷牛奶倒进玻璃杯里。牛奶这就用完了。她需要:牛奶、手纸、猫粮、火柴、茶叶,大概还有不少其他东西,如果她能想起来的话。也许简娜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她板着脸盯着猫屎,在她看来那儿真低,离她真远,脑子里斟酌着需不需要弯腰,心里想,简娜会……她端着牛奶挪到隔壁房间。坐下来。但是她现在发冷,是夏天也不管用。她坐在自己那把旧椅子上,坐在冷冰冰的炉边,觉得身上的热气在一点点地外泄。她得生起火来。她要不要把电暖炉插上?但是那东西太耗电了。她的养老金不过刚好够应付生活必需而已。最后,她还是挣扎着爬起来,插上插头。开了电暖炉,房里染上一抹温暖的红色,她的腿好像慢慢松弛下来,恢复了正常。她坐在那儿,啜着牛奶,念叨着,糟糕,糟糕,糟糕。然后她又慢慢沉入那个梦中,简娜把她带回自己家照顾。她对这个梦有强烈的占有欲,对它骄纵宠爱,只要一个人坐着,就会把它拿出来,往里面再添些什么,不过她知道这梦是不会实现的。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什么不可能?简娜就这样飞进了她的生活,这原本也是不可能的,谁会想得到呢?她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笑话、鲜花、蛋糕还有别的东西,她还讲自己办公室里的故事,但说不定是她编的,毕竟,如果简娜想要添油加醋,自己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哪能分辨得出来?所以说,为什么另一件不可能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她被带去一套漂亮温暖的公寓里,在那里受人照抚,事事有人料理……或者简娜会来这里住。隔壁还有一间房呢……这是莫迪真正想要的。她不想离开这里。找到自己的地方,抓住不松手:每次莫迪动心——就像现在——憧憬离开这儿去和简娜住的时候,她就向自己不断重复这话。不,不,她嘟哝,得她到这里来。于是她坐在那儿,有时睡意蒙眬,想着简娜住在这儿照顾自己的情形,她半夜醒来,孤身一人,害怕自己已经被埋在坟里的时候,她可以大喊,听到简娜的回应。但是没多久,她的肚子又让她不得不起身。尽管她倒了痰盂,但是没涮它,现在那东西对她来说恶心得很。于是她出门去厕所,顺便放猫进来,猫就等在门口,进门就向盛着馊猫粮的盘子走去,还是嫌弃它,然后耐心地陪莫迪回到房间。莫迪既然已经起身了,就打算把火生起来。这事情花了她一个多小时,她费劲地移动着,慢吞吞地沿着走廊去取煤,再慢吞吞地挪回来,把炉里的灰扒出来,点火。她朝炉火吹气,小口小口的,气很浅,因为她会发晕,把炉子生上花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又坐下来,很渴望能喝上一杯茶,但是自己拒绝了自己,因为比起别的,她最怕的是她的膀胱、肚子闹事。她想,送餐的就快来了……可其实才十一点。也许他们今天会早点来?她肚子饿了,饿得很,她都无法分辨她是饿得肚子疼,还是可能又得上厕所了。在那个活泼的送餐姑娘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她有钥匙)进来,喊着,你好,福勒太太,你还好吗之前——在此之前,她一定得再出去上一次厕所。时间还早。才十二点半。莫迪一把抓过桌上的两个小锡纸盒子,看都不看一眼里面有什么,就把它们都吃了。她感觉好多了。她想,哦,如果简娜现在就到,如果她说,和我去公园吧,我不会对她叫唤,埋怨她,我很乐意去。但是她看看窗外,正在下雨。好一个夏天,她嘟囔。猫在桌上,嗅着空盒子。莫迪为自己的贪婪而难过,她知道猫饿了,她应该分一点给她的。她出门去了冰冷发臭的厨房,四处翻找——好极了,真开心,有一个没开盖的罐头。莫迪太高兴了,甚至当场小小地手舞足蹈了一番,握紧罐头紧紧贴在胸前。哦,小家伙,小家伙,她喊,我有东西喂你了。罐头终于打开了,不过莫迪的食指被开罐器划破了。猫把东西吃了个精光。莫迪想,她现在应该出去了,省得我等会儿还得再放她出去……但是猫不肯出去,她钻回生了火的房间,爬上莫迪的床睡觉去了。莫迪的被子还没叠。莫迪应该叠被子——她想,这事让简娜做可不好。但她没动,依旧坐在火边的椅子上,身子向前欠了欠,给炉里加上煤,然后沉沉地睡去,睡了三个小时。不过她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时间,她的钟停了,是下午五点。猫还在打盹,火已经熄了……她又把它生起来。她想吃点和喝点什么。她必须喝杯茶。她煮了一整壶,拿了饼干,在桌上摆了个小小的盛宴。喝了茶,感觉真好,她都可以忽视之后她得再去一次、两次、三次厕所这个事实。她的肚子像是个愤怒的敌人,绞着、闹着。你到底怎么了啊?她喊道,一边用手一遍一遍地揉自己那鼓鼓的小腹。你就不能让我消停会儿?她应该洗个澡……她应该……她应该……但是简娜马上要来了,简娜会……莫迪坐在那儿,等待着,但是简娜没来,于是莫迪起身,把急着要出去的猫放走,莫迪去取煤,莫迪把火弄旺,然后莫迪四处找看有没有一点白兰地,因为她突然感觉不好,她有点发抖,她可能会瘫倒在地上,躺在那里爬不起来,她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没有白兰地,什么都没有。她可以去酒品外卖店?不行,不行,她绝对没法爬上台阶。简娜还没有来,夜幕降临。这说明一定快十点了。简娜不来了……家里没有牛奶,没有茶,没有给可怜的小家伙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莫迪坐在怒烧的炉火边,恨恨地想着简娜,简娜不在乎,无情、残酷的坏简娜……正想着,传来敲门声,莫迪松了口气,快慰化作粗哑的一声大吼:哦,好吧,好吧,我来了。她跌跌撞撞地走过走道,和螃蟹似的横着走,去开门,生怕自己还没到门口简娜就跑了。糟糕,糟糕,她嘟囔着。开门时,她的表情恶狠狠的,满脸的指责。“哦,我的老天,莫迪,”简娜嚷着,“让我进去,我要死了。这一天真够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奔赴由侯方岩防守的玉台。不过已经太晚了。4月18日归德已被多铎攻陷。在随后的几天里,有更多的在拜尹图、韩岱和尼堪指挥下的满蒙军队汇集到这个城市,为渡淮而集结力量。1645年4月30日,这支因淮阳军阀最近投降而更为壮大的大军,开始沿黄河南岸移动,然后南下直奔淮水,到5月8日,固山额真阿山指挥的蒙古骑兵夺取了横过泗州淮北的桥梁。与此同时,在豪格的支援下,准塔的军队占领了洪泽湖东面的黄河南岸,并且迅速向淮安挺进。
进攻扬州
史可法仍然希望南明的防卫可以守住淮安,刘泽清部已从抗击左良玉的战斗中撤回来了,正驻守在那里。刘准备在淮安外10里远的黄河、淮水和清水交结处扎营,并集结了4万部队和1000只战船。准塔的部队开离徐州,水陆并进,沿江而下,在与淮安的南明主力接触之前,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由刘泽清的一个部将指挥的先头部队。在淮安,准塔把他的部队分成两部,小部分军队被派遣渡过清水,从刘泽清防线的侧后翼进攻,而同时主力部队从正面进攻。这两支部队成功地在刘泽清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把正在准备入城的部队与淮安城分割开来。混乱之中,刘泽清和他的一些家丁(侍从)想乘船逃走。当他往船上装运家财时,他自己的部下却开始四散逃命了。于是刘泽清偷偷溜回了淮安城,借以藏身。但他很快就被抓获,送到了准塔面前。准塔接受了他的投降,并封他为三等子爵。这个城的百姓也归顺了新的清统治者。不久,准塔又上报说,巡逻队已经平定了附近地区,而且凤阳和庐州地区也已投降。当准塔驻军淮安的时候,多铎的主力对扬州发动了进攻。在史可法调军进入阵地之前,盱眙已经陷落;现在他已从白洋河退了回来,把他的3万部队撤到扬州防线。他们的到来,成为加在扬州上百万或更多的老百姓身上的巨大负担。尽管史可法向他的部队训了话,告诫他们各当其责,不累百姓,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不仅占用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抢劫食物、奸淫妇女(尽管百姓已把城中妓女送给了他们的长官)。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忍受来自城内的拥挤——来自像瓜洲等地的难民,他们被高杰部队的散兵游勇搅得人心惶惶——希望躲过这场灾难。事实上,史可法甚至想在扬州狭窄的城墙内集结更多的士兵,并且还“急檄防河诸镇兵赴援”。这很少有人响应。刘泽清已经投降了准塔。很快,运河地区的两个指挥官李栖风和张天禄也步其后尘,而他们本是应该守卫扬州前沿阵地的。响应史可法号召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义肝侠胆、决意抵抗的庄子固。他12岁时就杀过人。作为老资格的勇士,他高举“赤心报国”的大旗,在归德—徐州地区招募自己的军队。当得知史可法的处境后,庄子固率领他的队伍以最快速度及时奔赴扬州,参加了这个城市的最后决战。但是他的队伍只有700人,能发挥的作用就像史可法的卫队一样,却并不是真正有实力的守军。然而,尽管像庄子固这样的战士明确表达了对史可法和南明事业的忠诚,但毕竟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最终史可法不得不依靠刘肇基指挥的防守部队,再加上他自己带来的部队,其士兵总数有近4万人。在所有扬州当地官吏的帮助下,史可法在余下的极短时间里开始夜以继日地布置城防工事,特别是在城墙建造木制炮台。但是,时间转瞬即逝。5月12日,多铎的先锋部队——由韩岱、阿济格、尼堪和杜尔德指挥——在扬州北部20里长的战线上安营扎寨,并且开始抢夺船只,没收老百姓逃跑的工具。没过几天,到5月23日,成千上万的清军开到了扬州城下。前明将领李遇春举着豫王(即多铎)的帅旗来到城下,叫喊要史可法出来答话。史可法一出来就痛斥他的变节行为,这个叛徒却大声反问道:“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无益也!”史可法与多尔衮
要求史可法考虑与新的清王朝合作的建议,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以前的建议不太露骨,其措辞也显得很委婉巧妙。最为明确的呼吁来自多尔衮,他在去年秋天,即1644年10月,让一个叫唐起龙的军官把一封信交给了史可法。这封信表明多尔衮最后下决心征服南方——是清人宣传攻势的一份杰作。它打着“正义”的旗号,这原是当满人第一次听到崇祯皇帝遇难和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时,范文程向多尔衮建议的。不过草拟这封由多尔衮签字的信件的是一个南方变节者:前复社成员、诗人李雯。因而,较之范文程主要强调满人誓报明帝死难之仇的捉刀之作,这封呼吁信更能巧妙地打动史可法敏感的神经。李雯的信件强调多尔衮本人知道史可法的名望:予向在沈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这封信后面的要点是,明主在南京继位有违《春秋》大义——它禁止在弑君者受到惩罚之前登基继位。李雯接着指出,正当清王准备发动讨伐李自成的战斗时,这种行为造成了多么大的问题: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王,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仁人君子,当如何感恩图报……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此殊为不可。再者,汝等知否,汝乃为“弱主”卖命耶?这种论调并不陌生,确实,这是在1644年秋天,清之所有宣传里反复申述的中心思想。但其独具匠心之处又在于,李雯写给史可法的这封用心良苦的信,并不赞成阎尔梅一类人所提倡的那种极端原则。在援引了为清朝效力的吴三桂和受到尊敬的其他明朝官员的例子以后,多尔衮的信补充说道: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有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很有可能,史可法在自己的营帐中对那些激进分子们也讲过这一类话语。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留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因为这些充满忠告的建议是由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已经降清的人提出来的,因此,史可法自己的腰板挺了起来。在答复多尔衮的信中(这封信可能是李雯的文友侯方域起草的),史可法耐心地驳斥其提到的关于皇统和分裂的谬说的每一个论点,建议以同盟者的身份与清相处,并且请求他们的合作以反对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封信中,史可法甚至通过左懋第的和谈使者答应与满人谈判,把他们当作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当谈到接受满人做他的新统治者以及背叛明朝时,史可法抛弃了他可能有过的其他想法,在那篇后世学童都熟知的文章中,他义正辞严地说: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1644—1645年冬初,史可法的这个措辞强硬和带有挑战意味的回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明了史可法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生死选择,而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内省。然而,从那以后,史可法发动反攻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和史可法最初接到多尔衮信件的时候相比,满人已经更像是天下的争夺者了。现在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史可法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更为矛盾的是,如果现在改变他的主意的话,将会加重他的失败。选择“政治家”式的权变方法将会使人们嘲笑他以前的正义情感,会加强他失败时的绝望无助。对史可法来说,在他尚可以与满军将领平等地会谈时,与敌人缔结和约还算容易一些。然而到了现在,动摇意味着不幸。毫不犹豫地接受命运已是唯一的选择。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同于阎尔梅速战速决的主张,史可法看来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持久的策略。不过就个人而言,当这种结局日渐临近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失败承受了剧烈的感情痛苦。为保卫扬州,他采取了完全的防御性战略。他已不能冲锋陷阵,与敌人面对面厮杀了,而只能留在城内,坐以待毙。他写信给家人说: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太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六日)法寄。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几乎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随后他写道,他的失败可能会损害他的名节:“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而与此同时,置生死于度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他曾引用孔丘弟子曾子的话私下对他的幕僚应延吉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天,史可法站在扬州城防工事上,在众人面前俯视着满军使节李遇春,他对这个叛徒义愤填膺的回答表明他外在的锋芒多于内在的淡泊。李遇春质问史可法,为什么要为一个并不信任他的皇帝卖命,随后,又用更为同情的口吻劝道:“何如遨游二帝以成名乎?”无疑,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劝诱;即自愿地接受新皇帝,那么你就会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属于你的帝国了。但是,史可法却被这种要他放弃个人正义感的露骨请求激怒了,他拉弓搭箭,一箭就射倒了李遇春。从那以后,每当那些乡民带着多尔衮有礼貌地请求史可法投降的信件来到扬州时,不是信使被杀掉,就是信件被一烧了之。史可法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就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言,我们在《桃花扇》中那个戏剧人物身上就可看到其雏形:“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他将与扬州共存亡。用其作者的话来说: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扬州十日屠
史可法的“深更泪”并没有能保住扬州。满人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显然是很坦率的: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喻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就时间而言,从5月13日开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扬州城而告终的这场攻城战,无疑是短暂的。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这种武器和中原地区的炮手们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军就了解了这种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确,当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这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步兵一涌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直射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很明显,此时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开始恐慌起来。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没有被压死,也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了。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管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图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记载了随后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韁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一两天前,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日记作者王秀楚几天以后这样描写豫王说: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虽为满人,其体貌甚伟俊,下巴突出,前额宽大,其随员中有多名扬州人。是为满人总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们,多铎在20日审问史可法时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族王侯和粗壮、面色阴晦、仍然穿着带有血迹衣服的中原将军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清世祖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世祖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们在一起谈过你们都有什么感觉吗?煮茶治痔疮,互相偷偷地给盐舔、给铜锈吃吗?我怀比莉·狄利亚的时候特别想吃小苏打。你怀我的时候也一样吗?别的有孩子的年长妇女,比如已经有四个孩子的阿伦的老婆萨莉,给你出过主意吗?爱丽丝·普立安呢——她丈夫当时还不是牧师,但他已经听到了召唤,决定做牧师了,因此他们在还算年轻时应该有些慈悲心,有些圣洁的感情。他们是不是当即就欢迎你,还是等到大炉灶被重新安装好,或在下一年潮流回来时给你洗了礼,以便他们能够与你直接交谈,与你面面对视呢?“在那次锡安山祈祷野餐活动中爸爸对你讲过什么?就是为驻扎在田纳西基地的有色人种士兵举行的那次。你们俩是怎么弄明白对方所说的话的?他讲路易斯安那话,你说田纳西话。音乐完全不同,声音来自身体的不同部分。准是像听两个不同的作曲家记在乐谱上的抒情曲。但当你们做爱时,他一定说了我爱你而你听懂了,这也是真的,因为我看到过从那时起他眼中的绝望神色—不管他想出了什么投资生意。”帕特停下笔,揉着中指上的茧子。由于握笔太紧,她的肩和肘都疼了。她听得见穿过房门、走道对面她父亲的鼾声。像以往一样,她希望他能做个高兴的梦——能够缓解白天不快的梦,能够补足他不快乐的日子的愉快的梦。除去娶了她母亲,她想不出他还破坏了什么规矩,使他得巴结那些不尊重他的人。他有一次曾向她描述从军队回来时黑文的那副样子。他说,他坐在他父亲的门廊上咳嗽,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他在为我们哭泣了。他父亲福尔顿·贝斯特和他母亲奥利夫都在屋里悲伤之极地读着他给G.I.比尔基金会填好的申请书。他想接受高等教育,好进医学院,可他又是父母唯一幸存的孩子,别的全都死于流行性感冒了。他父母无法忍受去设想他再次离家外出,或者待在除去心性各方面全都会永久衰灭的镇子里。他正在前前后后地看着主街水泥路面上的裂缝时,爱斯·弗拉德和哈珀·朱里朝他走来,说是有个计划。迪克和斯图亚特·摩根有个计划。听完计划是怎么回事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个在战争中怀上他孩子的长着淡褐色眼睛和淡棕色头发的姑娘写了一封信。多亏他没跟他们说起我们。不然的话,他们会像后来劝阻米努斯那样不让他结婚。说不定他知道他们会反对,所以只是捎信给我们。“亲爱的狄利亚,快来吧。马上来。这是汇款单。我会有不少麻烦,让我无法心安。你们全都到来之前,我会是个疯汉……”我们到达时,他们的下巴大概都气掉了,不过除去斯图亚特,没人直接说什么。他们根本用不着说什么。奥利夫上了床。福尔顿不停地哼哼唧唧,还一个劲儿揉着膝盖。唯独斯图亚特有胆子大声说出口:“他把我们撇下的破烂捡回来了。”多薇嘘住了他。索恩也是。费尔里·杜波列斯则骂着他:“上帝不喜欢丑陋的方式。当心他也会不认可你所爱的呢。”这番话多薇一定想过很多,直到一九六四年那番咒骂变成现实。可惜她们都是些女人,她们的话是很容易被那些勇敢的好男人在上天堂的路上忽略的。他们也去了那里,最终心满意足地看着那破烂被埋葬了。反正是大多数吧。也有一些还留存着,用一种他们长辈永远达不到的智慧教育他们的子孙。帕特舔着牙,把贝斯特的资料放到一边。她挑了一个笔记本,既没做标记又没写引言,继续写下去。“她不肯听我的话。一个字也不听。她在丹比的一家诊所工作——我想是当清洁工吧,但她看上去像个助理护士,因为她必须穿制服。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的意思是说,她说她在一个好人家的房子里有一间屋子,但我不信。反正不是全信。普尔家的一个男孩——也许是他们两个——去看了她。我知道这个,是因为那家最小的女孩狄娜告诉全班同学,说她哥哥指给她看了一座用圣诞老人和许多圣诞灯缀满前廊的房子。嗯,那肯定是鲁比之外的一处地方。她在说谎,而我宁可让蛇咬,也不愿意有个撒谎的孩子。我不想过分伤害她。我不知道我伤害过她。我只想制止那张撒谎的嘴,别告诉我她什么都没干。我看见他们了。三个孩子全在大炉灶的背后,她就在中间。再有就是我,在附近洗床单。”帕特放下笔,不写了,并且用一只手捂住眼睛,把她眼见的和她怕见的隔开。床单和那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在不该有血的地方有了血,或者在该有血的地方没有血呢?那是一年多以前,她觉得一切都在她的记忆中被淡忘了。在一九七三年的十月间发生了打架的事件。事后,比莉·狄利亚跑掉了,在女修道院里待了两周零一天。她在上午课间回来了,当时帕特正在教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她没待一会儿就要走。母女俩说了些愤恨的丑话,可谁都不敢离对方太近,以免像以前那样由动口而动手。她和普尔家的一个男孩走了便一去不回,直到今年年初才说及她的工作,写下她的地址。从那时起,帕特见过她两次:一次在三月份,另一次在阿涅特的婚礼上,那天她既是伴娘又是女傧相,因为阿涅特没有别人可找了,而且别的姑娘也不想得到和比莉·狄利亚一起走过通道的荣幸。或者只是帕特这么想。她只出席了婚礼,没去招待会,但她在大炉灶处看到了那些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目睹了全过程,什么也没漏过她的眼睛。她看到了她们。她看到了普尔家的那些男孩,也看到了比莉·狄利亚坐下来和其中一个姑娘像老朋友似的聊天。她看到了普立安牧师、斯图亚特·摩根和那几个姑娘争论着。等她们开车走了之后,她还看到了比莉·狄利亚把她的花束扔进安娜的垃圾桶里并走开了,阿波罗和布鲁德·普尔紧随其后。比莉·狄利亚第二天就开着她自己的车走了,没和她提一句婚礼、招待会、女修道院姑娘的事或别的什么。帕特竭力想记起,那熨斗是怎么到了她手里的,又是什么话使得她抓着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通用公司生产的叫作“皇室悠闲”的电熨斗,跑上楼去,砰地打到了她女儿的头上。她这个最重温情的母亲,只差几英寸就把女儿杀死了。她这个人宠爱孩子,不仅要保护他们不彼此伤害,还要保护他们不受那些背后中伤她女儿的太心狠的家长们的伤害。她这个人曾经要求自己要理智,要态度温和,要有判断力和自尊心,这次却从楼梯上摔下来,磕得周身青肿,只得停了两天的课。她上过学,也自修过,心里很清楚人人都知道那个长着浅色皮肤、没有姓氏的女人的杂种女儿不仅可爱,而且十分有用,价值不可估量。她在努力弄清自己怎么会抄起熨斗的过程中,才明白过来,还早在比莉·狄利亚是婴儿的时候,她就多少把她当成一种责任了。她基本上不可能成为帕特丽莎·卡托那样的淑女了。是因为当街脱掉短裤那件事吗?比莉·狄利亚当时才三岁嘛。帕特深知,她女儿若是个八层石头,他们也不会抓住那件事来对付她。他们也就是看到什么是什么——无非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做了件傻事。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是不是还有别的情况?但这个沉寂的夜晚,她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她是保护了比莉·狄利亚还是牺牲了她。她是不是还在继续牺牲她呢?她手中提着电熨斗跑上楼梯去揍的,是活在八层石头心目中的小姑娘,而不是她女儿。帕特舔了舔下嘴唇,尝到了咸味,不知那泪水到底是为谁而流。内森·杜波列斯,鲁比公认最老的男性,对听众表示了欢迎。他跟堂弟摩斯争论了一番每年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一事,然后说西蒙·加里牧师是个更恰当的人选。但他最终还是被镇上的人说服了,因为加里牧师讲话太长,何况又不属于鲁比初创家庭,他搬来这里不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与朝鲜战争有关。内森高大结实,和蔼可亲,连斯图亚特·摩根都佩服他。他娶了埃尔德·摩根的女儿摩丝为妻。由于他们的孩子都死了,他特别爱惜别人的孩子:主持一年一度的儿童节野餐,精心指导节目排练的时候兜里揣着咳嗽糖和提神丸来救急。此刻,还带着刚跨下来的马的气味,他爬上讲台,环视着听众。他清了清喉咙,却大吃一惊:原先准备好要说的话全都想不起来了,而脱口说出的似乎适合别的场合。“我五岁的时候,”他说,“我们离开了路易斯安那;我六十五岁的时候,跳进了卡车,离开黑文来到这个新地方。我知道,要是摩丝还健在或是我们的四个孩子有一个还活着,我就不会那么做的。你们都认识我的孩子们,他们——一个不剩地——在一九二二年被龙卷风夺走了。我和摩丝在一块陌生人的小麦地里找到了他们。但我从来没后悔来到这儿。从来没有。这片土地上的蜜比我知道的任何地方的都甜。我在一些地方砍过甘蔗,地里土的味道就像甘蔗,这种土还真不少。不,我从来没后悔过一分钟。但现在我心里有伤心事,也许在我主诞生的这个季节,我会弄明白那是什么。我嗓子眼里的干渴,眼睛里存着的泪水。我知道我见识的岁月超过了上帝通常应允一个人的年限,可这种嗓子眼里的干渴是新鲜的。眼里的泪水也是。我把这情况想了一遍,我能想出来的只有我不久前做过的一个梦。”在倒数第二排,娄恩·杜波列斯挨着理查德·米斯纳坐着,米斯纳的另一边是安娜。她前倾着身子瞥了一眼安娜,想看明白她是不是也走了神。安娜莞尔一笑,但没有转头看她,于是她便靠回去,忍受着老内森又一个支离破碎的梦境。内森用手指捋着头,闭着眼,仿佛想把细节理顺。“在豆畦里向我走来的是个印第安人。沙伊安人,我相信。豆蔓嫩绿。开满了豆花。他看着豆畦,摇起头,满脸难过的样子。然后他对我说糟透了,水不好;还说水多的是,可惜是臭的。我说,瞧瞧这儿,瞧瞧所有这些花,依我看就像是头等的庄稼。他说,最高的棉株不一定结最好的棉桃;再说,那些花颜色不对头,是红的。我看了一眼,确信花在变粉,然后变红。就像血滴。有点让我害怕。但我回头看时,他已经走了。花瓣又成白色的了。我琢磨着那景象就像今晚我们在这儿打算再讲一遍的故事。那表现了我们庄稼的力量,要是我们明白的话;但也可能伤了我们,要是我们不明白的话。而且会让我们沾上血污。愿上帝降福给纯净和圣洁,愿什么都不能拆散我们大家、都不能把我们从降福的主那里带离。阿门。”内森离开讲台后,在一片如果不是感激也是善意的唧咕声中,理查德·米斯纳趁机对安娜耳语了一些话,便离开了座位。他希望缓解一下刚涌起的幽闭恐惧症,自从他和三十八个人一起被关进阿拉巴马的小地牢以来还没出现过这种症状呢。当年他本人甚是狼狈,又是出汗又是恶心,那模样把他的狱友都吓坏了。那是一次无情的教训:不管他冒着什么样的风险,多么急切地期待着危险的对抗,一间拥挤不堪的地牢还是能够在十多岁的少年面前毫无怜悯心地羞辱他。此刻,在这间坐得满满的校舍里感受到窒息的围攻,他就来到了帕特·贝斯特的身边,站在过道里,从门洞看着里面的演出和观众。在她身后,沿墙摆着的一张长桌子上堆放着糕点和混合甜饮料。“你好,牧师。”帕特没有回头看他,只是调整了一下站位,给他在门洞里腾出地方。“晚上好,帕特。”他边说边用手帕擦着脖子上的汗水,“在这外边感觉好一些。”“我也是。从这儿可以看清一切,而不必抻着脖子从两顶帽子中间去窥视。”他们从观众的头上看过去,这时,用高级棉布做的大幕——洗得干干净净且仔细熨过——抖动起来。一群穿着白色长袍的儿童从两页拉开的大幕之间鱼贯而出,他们一本正经的面孔和光亮无瑕的头发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只是偶尔齐膝的袜子滑落到脚踝或蝴蝶领结歪到右边,造成了点小破坏。他们向凯特·戈莱特利看了一眼,一齐吸了口气之后,便开始唱起:“噢,神圣之夜,明星闪烁……”唱到第二段时,理查德·米斯纳向帕特凑过去问:“我问你一件事没关系吧?”“没关系。说吧。”她以为他要请她捐助,因为他在筹钱的问题上一直有困难(就他希望的数量而言)。他想集资支援在诺曼被捕的四名少年的法律辩护,那几个十多岁的孩子被控犯有私藏毒品、拒捕、纵火、扰乱治安、煽动等一系列罪行,这些指控可能超出法律范畴而达到针对说“不”或想这么说的黑孩子的地步。理查德·米斯纳告诉过他的教众,他们在监狱里关了快两年了。在传讯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了。审判日就要确定,而需要付给律师的服务费虽然已有着落,但还要再努把力。到目前为止,理查德只收到了妇女们的捐助。妇女们想得更多的是那些少年的母亲的痛苦,而不是她们儿子处境的不公。然而,男人们,如弗利特伍德、普立安、萨金特·波森和摩根兄弟,都始终坚决拒绝。显然,理查德没有足够审慎地阐明他的请求。他应该设立一个浪子儿孙基金,而不应仅限于政治目的。那样的话,他站在卡尔瓦里山教堂门外继续请求时,也就不会从那些一辈子摆弄枪支的男人嘴里听到“我不赞成暴力”或者“不守法的小黑鬼拿着枪又没有家教,理应关进监狱”。这话当然是斯图亚特说的。不论理查德如何一再解释他们没有枪,他们的游行也并不违法,那些男人的钱袋依然不肯打开。帕特已经想好,要是牧师直接请求,她就倾力捐助。想到他需要她的慷慨,她还是很高兴,因此当听到理查德·米斯纳脑子里想的满不是那么回事时,她不禁有些厌烦了。“我正在设法摆平普尔家的事态,而且我想,如果你不介意,我也要和比莉·狄利亚好好谈谈。今天晚上她来了吗?”帕特手托着臂肘,转过脸来看着他。“没法帮你,牧师。”“你肯定?”“我敢肯定,不管那儿发生了什么事,都同比莉·狄利亚无关。何况,她已经不住在这儿了,搬到丹比去了。”她本想就此对他不客气地闭口,但提到她女儿与普尔家那些男孩的关系,她就控制不住了。“她的名字被提到了一两次。可是威斯顿·普尔不肯再跟我继续说什么了。有些事情把那个家拆散了。”“他们不喜欢打听,牧师。这是有关鲁比的事。”“我明白,但像这样的事总会不胫而走,涉及的就不只是一家人了。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事情很清楚: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就组织一个代表团来处理,使人们不致彼此反目。这都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也是解决问题的成员之一呢。”“我知道。”“这个居民区曾经像蜡一样紧密。”“仍然是这样。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不过平时他们就各顾各的了。”“你不会指的是‘我们’吧?‘我们各顾各的’?”“如果我是这个意思,你会不会要我解释一些事情?”“帕特,求你了。不要曲解我的话。我不过是想起来,《圣经》班的年轻人在谈起他们的家长时,总是说‘他们’。”“《圣经》班?更像战争班。从我听到的来看,有种军事性质。”“军事性质,也许吧。不是军队性质。”“不是黑豹党(美国的一个黑人激进组织,始创于1966年。)的幼苗吧?”“你是这么想的吗?”“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好吧,我来告诉你吧。与这里大多数乡亲不同的是,我们读报、读各色各样的书。我们坚持下来了。不错,我们讨论过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是防御。”“他们懂得其中的区别吗?”他用不着当即作答了,因为掌声和欢呼声已经响起,而且一直延续到儿童唱诗班的最后一个人消失在幕布后面。有人关掉了天花板上的灯。黑暗中全是轻轻的咳嗽声。大幕通过润滑充分的滑轮徐徐拉开。在侧灯的照明中,四个戴毡帽、穿着极肥大西装的身形站在桌边,点着特大张的钞票,身后拖着巨大的黑影。每张面孔都遮着黄白相间的面具,上面画着闪亮的眼睛和咆哮的大嘴,红得像是刚刚割破的伤口。那张桌子的前脸上贴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小旅店”。他们在招牌上方不停地数着钱,弄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时,衣装破烂的神圣家族排成一行走了上来,缓缓地迈着两步一并的台步走向他们。七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面对危险,自己毕竟被安全地捆在牢固的金属上。后来她带孩子们去游乐园时,萨尔却不喜欢转盘火箭,那两个男孩也一样。此时,在逃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乘转盘火箭飞驰的记忆随时陪伴着她。根据地图,路是直的。她只需找到七○号路,沿路开到犹他州,向左转,然后一路驶到洛杉矶。后来她回想起像这样的旅程——直行,一个州,又是一个州,完全和地图指示的一样。到她的现金减少到只有硬币时,她被迫去找搭车的人了。可是除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她都记不得那些姑娘的顺序了。让姑娘们搭车是最容易的。她希望有她们做伴,很安全,而她们还会替她出加油费和餐费,有时候还邀她到她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她们驶过主路、立交桥、上桥的斜坡、路边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姑娘们为沿途增添了光彩,她们穿着腰带低到臀部、裤脚开衩的牛仔裤,长发飘拂或是把头发剪成与众不同的非洲式样。白种姑娘最为友好,有色人种的姑娘融合得要慢些,不过所有的人都向她讲述前面的加利福尼亚。在会意的谈话、银铃般的笑声和含蓄的沉默之下,她们描述的世界和她自己来加利福尼亚之前的生存天地分毫不爽——悲凄、惊恐,全都错位。高级中学破破烂烂,家长们傻傻乎乎,约翰逊(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1908-1973),其任内使越南战争升级。)令人生畏,警察是猪,男人是耗子,男孩子是傻瓜。第一个姑娘是在曾斯维尔郊外遇到的。当时玛维斯正坐在路边的小吃亭里数她的钱,这出走的姑娘出现了。玛维斯此前已经注意到她进了女卫生间,后来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换了一身打扮:一条长裙,一件平滑的上衣齐到大腿。在停车场,那姑娘跑到凯迪拉克的右侧前窗外,请求搭便车。玛维斯点头同意,她便满脸欢笑地打开了车门。那姑娘说她叫桑兹拉——不过叫我达斯蒂(原文为Dusty,意为“沾满灰尘”或“含糊其辞”。)好了——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了三十二英里。达斯蒂对玛维斯的事丝毫不感兴趣,她吃了两块点心,聊个没完,大部分是关于她脖子上吊着的六个身份识别证的主人的故事。那些男孩是她高中的同班同学或是她上初中时认识的。有两个识别证是她约会时得到的,其余的则是她找他们的家人要的——纪念品。那些男孩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玛维斯同意穿过哥伦布市,把达斯蒂放到她女朋友的家门口。她们到达时正下着细柔的雨。有人完成了那个季节的最后一次剪草。达斯蒂的棕色头发缠成了一绺一绺;新割过的草在雨中散发出阵阵清香,身份识别证叮当作响,还有半块点心。这就是玛维斯对于和第一个搭车人绕路的记忆。除去最后一个,她记不起别的搭车人的顺序了。她看到有个男人坐在高速路休息区松树下的一条长凳上,是在科罗拉多吗?他边读报纸边吃东西,吃得很慢很慢。是在到科罗拉多之前吗?那天太阳高照,可气温很低。在什么地方,反正在那——带她载了一个搭车的姑娘,那姑娘却偷走了她的仿钻石耳夹。但更早的时候—在圣路易附近,是吧?——她打开车门,让两个站在七○号路上发抖的姑娘上了车。她们在大风中用军用外套的衣领紧裹住下巴,脚上穿的是皮面木底鞋、灰色的厚袜子——她们的双手插在衣袋里,用衣领蹭着鼻子。她们说,要去的地方不远。她们说,去一处只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那地方是一个绿莹莹的墓地,但像公园一样住着人。入口处围着一排排的汽车。成群结队的人和只身的散步者在大风中都耐心十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来自军校的小伙子。那两个姑娘谢过玛维斯之后下了车,跑了几步,便加入了一伙在墓旁悼念的人当中。玛维斯没有急着走,她对草木一片不自然的绿色感到惊讶。她心里想的是军校学生原来是地道的士兵——只是年轻,实在年轻,而且和他们身后的墓碑一样有着崭新的面貌。玛维斯载了本妮——最后一个搭车人,也是她最喜欢的,可本妮偷了她的内衣和萨尔的靴子。本妮很高兴地听到,玛维斯和她一样是要径直到洛杉矶去。本妮自己是去圣地亚哥。本妮无论如何算不上爱说话的人,但她唱歌,唱的是真正的爱、虚假的爱、救赎,唱的是无缘无故的高兴。有些引人落泪,别的则是故意犯傻。玛维斯偶尔跟着她唱,但多数时候都在听,在一百七十二英里的路程中没有听厌过。伴着本妮嗓音中那种华彩式的痛苦,车子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而且行进得很轻松。本妮不喜欢在公路的休息站吃东西。如果赶上在这种地方,出于玛维斯的坚持,她就喝些水,而玛维斯则吞下溶化的奶酪和油炸食品。有两次,本妮指点着玛维斯穿过镇子,寻找有色人种的居住区,以便照她的说法吃到“健康的”东西。在这种地方,本妮吃得很慢,每次要的食物都一样,总是些附加菜和配餐。她花钱很仔细,但看来并不担心,加油的时候都是分担一半费用。玛维斯始终没听到本妮计划做什么或者去洛杉矶(噢,在圣地亚哥)见谁。每逢玛维斯问起的时候,她的答复总是简单的“往前走就是了”。然而,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和劳伦斯之间的一处地方,她溜掉了,还拿走了玛维斯鲜亮的塑料雨衣和萨尔的黄靴子。怪事,玛维斯的五美元钞票还用橡皮筋系在挡杆上。她们在一家叫希基的下等餐馆刚吃完烤肉和土豆色拉。本妮的“打包”食物包得好好的摆在桌上。“我来付款,”她朝账单点着头说,“趁我们上路之前,你去一下厕所。”等玛维斯从厕所出来,本妮和她“上路”的笑话一起不见了。“我怎么会知道?”女服务员这样回答,“她连一分钱的小费都没留下。”玛维斯取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到了柜台上。她在车里等了几分钟,才找到返回可爱的七○号路的路。本妮一走,凯迪拉克车内的沉寂简直难以忍受。玛维斯一直开着收音机,如果播出了本妮唱过的歌,她就随着哼唱,为那些劣等表演哀伤。在一处埃索石油加油站,玛维斯吃了一惊。她还掉洗漱间的钥匙以后,便向窗外看着。在掩蔽着油泵的霓虹灯下,弗兰克正俯身隔窗看着凯迪拉克车内。他可能在两周内长出那么多头发吗?还有他的衣服。黑皮夹克,衬衫几乎敞到肚脐,还戴着金链子。玛维斯弯下腰去,当服务员盯着她看时,她竭力做出一副像是脚下绊了一下的样子。没地方可跑。她翻看着架子上的科罗拉多地图。她再往外看。他走开了。她想,他把车停在附近,等着她出现。她对自己说,我要大喊大叫,假装不认识他,和他动手,叫警察来。汽车已经不再是薄荷绿的了,啊,天哪——车牌可是原来的。她有注册证。也许他有购车时的车主证。出了新闻简报吗?她不能干等,而且又没有退路。玛维斯向前走去。没有跑。没有绊倒。一往直前,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回到车里,等着服务员收钱的时候,她从后视镜和侧视镜中察看着周围的情况。没有什么。她交完费,转动了点火开关。就在这时,那个穿黑夹克、敞着衬衫的身影在右侧的镜中出现了。金链子闪映着霓虹灯光。她吓慌了,忘记了在找什么地方。是什么交叉路口?向右转到南边。不,是西边。在什么地方进入七○号路?可这是东边。出口坡道是向哪里去的?一小时之后,她驶在一条先前已经走过两次的道路上。为了尽快出去,她发现自己行进在一座窄桥和一条两边都是货栈的街道上。她想好了,无论如何,二级路会好些。警察少,路灯少。每遇到红绿灯,她都心惊胆战,便取道出城。夜幕降临时,她到了一八号路上,就这样一路驶下去,直到引擎里只剩下冒着的烟。凯迪拉克既不叹气也不咳嗽了,干脆在一团漆黑中停了下来,车头灯照出了三十英尺远的柏油碎石路。玛维斯关掉车灯,锁上车门。她悄声对自己说,要有点勇气,就像那些跑来跑去的姑娘们。如果她们能四处游荡,跳上汽车,搭车去墓地,找陌生的居民区要吃的,独自找出路或者只是相互保护,她当然也能在黑夜中等候着黎明到来。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做过这一切了,能够在大白天睡上安稳觉。何况,她毕竟不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了;她是个二十七岁的母亲……时代牌威士忌毫无助益。泪水淌湿了她的下巴,一直流到脖子上。酒最终把她击倒了。玛维斯醒来时,口干舌燥,面目难看,视线模糊。她知道自己感到饿,是因为红红的西瓜似的太阳看着就像能够下肚。周围的蓝天却不那么诱人,当然也不至于招人厌烦,由亿万英里中不止一样东西支撑着。无可选择。她照达斯蒂教她的办法放松一下自己,回到车里等候再有一辆汽车经过。本妮很精明,她总要在离开任何地方的时候丢下食品盒。玛维斯感到自己的愚蠢像个干口袋似的在头上套紧了。一个成年妇女,竟然不能穿越这个国家,不能作出超过二十分钟的计划,还要人教如何在杂草中擦干身子。脑子成了一团乱麻,以致没打开车窗让婴儿能够呼吸。如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向她迎来的金链子跑开。弗兰克是对的。从一开始他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没错: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等待期间,没有轿车、卡车或公共汽车驶来,她打着瞌睡,在可怕的想法中醒来,再昏然睡去。她突然坐起身,完全清醒明白了,决定不干待着挨饿。路上那些姑娘会不会就这么干坐着?达斯蒂会吗?本妮呢?玛维斯向四下仔细打量。在那不止一样东西的亿万英里中,远处有些树。这是草呢,还是什么庄稼?每一条路都通向什么地方,是吧?玛维斯收拾起她的钱包,寻找她的雨衣,却发现已经不见了。“天啊!”她惊叫一声,砰地把车门关上。上午余下的时间,她仍待在同一条路上。太阳升到头顶之时,她转到了一条较窄的路上,因为那里有树荫。还是柏油碎石路,而且窄得容不下两辆车,非轧上路肩不可。在路上没有树的地方,她看到左前方有一栋房子。那房子看着很小,而且关着,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那房子既不小也没关着。她不得不穿过几英亩的玉米地才来到跟前。那房子要么是背向着她,要么是没有车道,随着越走越近,她才看出来房子是石头砌的——可能是砂岩吧,而且已经旧得发黑了。起初看着仿佛没有窗户,但后来她找到了门廊的起点,并且看到底层大窗的反光。她绕到右边,便瞥见了一条车道,不是通向前门,而是转到了侧面。玛维斯向左绕去。靠近门廊的草是修剪过的。石阶两侧都刻有抓着顶端装饰物的动物爪子。玛维斯走上台阶,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她走到有通道的一侧,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菜圃边上的一把红色木椅上。“打扰了!”玛维斯两只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高声叫喊。那女人朝她转过脸来,但玛维斯说不清她向什么地方看,因为她戴着墨镜。“打扰了,”玛维斯向前凑了两步,现在没必要大喊了,“我的车在那边抛锚了。有谁能帮帮忙吗?有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那女人站起身,边用双手拽了拽围裙的边缘,边走向前来。她穿着一件有小白花、纽扣很奇特的黄色棉布衣裙,系着的围裙看着就像是帆布做的。她的平底鞋没系带。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烈日当头,一股热风吹来,掀起帽檐的后部。“这里没有电话,”她说,“到里边来吧。”玛维斯随着她走进厨房,那女人把围裙里的山核桃倒进炉边的一个盒子里,随后摘掉了草帽。两根海华沙(或译哈依瓦萨,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始祖。)式的辫子拖在她的双肩上。她脱掉鞋子,用一块砖顶着门,让它开着,随后摘下了墨镜。厨房很大,充满各种香味,还有足够一个女人吃一顿的饭菜。她背对着玛维斯,问道:“你是喝酒的女人吗?”玛维斯不清楚对方是要给自己喝一杯呢,还是请求自己准许她喝一杯。“不,我不喝酒。”“这地方是不准撒谎的。在这里,一切真事都是可以的。”玛维斯吃了一惊,往手掌里吹了口气。“噢,过去我有时候喝一点我丈夫的酒,可我不是你所说的喝酒的女人。我实在是……唉,受尽折磨了。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然后又用光了汽油。”那女人忙着点炉子。她的辫子垂向前边。“我忘了问你的名字了。我叫玛维斯·阿尔布赖特。”“人们叫我康妮(后文“康瑟蕾塔”的昵称。)。”“我挺想喝些咖啡,康妮,你要是有的话。”康妮没转身,点了点头。“你在这儿工作?”“我在这儿工作。”康妮把辫子甩到肩后。“这儿住着一家人吗?我好像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呢。”“没有一家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楼上。就算她愿意,也没法应门,何况她根本不愿意。”“我要去加利福尼亚。你看能帮我弄些油到我的车里吗?能指给我从这儿出去的路吗?”那女人对着炉子叹了口气,但没有回答。“康妮?”“我在想呢。”玛维斯打量着厨房,这四下里看来和她初中学校的咖啡室一样大,而且也有木头弹簧门。她猜想着在一道道门外是一间又一间屋子。“你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不害怕吗?这外边多少英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呢。”康妮笑了。“吓人的东西不总在外边。最吓人的东西在屋里呢。”她拿着一只碗从炉边转过身,放到玛维斯跟前。玛维斯绝望地望着上面融化着一块黄油的冒着热气的土豆。时代牌威士忌造成的醉意使饥饿感变成了恶心,不过她还是说了声谢谢,并从康妮的手中接过了叉子。无论如何,咖啡的香气还是有指望的。康妮在她旁边坐下。“我也许可以跟你去。”她说。玛维斯抬头看着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没戴墨镜的面容。她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食物上,把叉子伸进碗里。“你说什么,你要和我去加利福尼亚?”玛维斯感到了,却无法面对那女人的微笑。她在热土豆前洗过手吗?她身上有一股胡桃而不是山核桃的气味。“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玛维斯强迫自己尝了一小口土豆,咸的。“加利福尼亚在海边吧?”“是啊,就在海岸上。”“再看到水真是太好了。”康妮目不转睛地盯着玛维斯的脸,“一浪又一浪的。一大片水啊。蓝,蓝,蓝蓝的,对吧?”“人们都这么说。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海滩,橘子……”“对我也许太明媚了。”康妮突然站起身,向炉子走去。“不会比这里更明媚了。”黄油、盐和胡椒掺进土豆里还不是那么糟糕,玛维斯很快地吃着,“走了好多英里,不见一点阴影。”“真的,”康妮说着在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和一罐蜂蜜,“这世上阳光太多了,把我都弄烦了,再不想吸收了。”一阵微风吹过厨房门,以一种更甜美的芳香取代了食物的气味。玛维斯原以为咖啡一上来,她会一口喝光,但又热又咸的土豆使她得到了满足,变得不那么急迫了。她照康妮的样子把蜂蜜舀到咖啡杯里,慢慢地搅拌着。“你想好了我怎样才能弄到汽油吗?”“稍等一会儿。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吧。外边的人会来买东西的。”“买?买什么?”“园子里的东西。我做的饭菜。他们自己不想种的东西。”“其中会有人带我去弄到油吗?”“肯定。”“要是没人来呢?”“总有人来的。总有人会来的。每天都有。今天上午我已经卖了四十八个玉米和整整一磅胡椒。”她拍了拍围裙的口袋。玛维斯对着杯子轻轻吹着,随后走到厨房门口向外看。她刚到的时候,见有人在家很高兴,没有好好看园子。此时,她看到在红椅子的背后,花卉散种或间种在一畦畦的蔬菜中间。一些地方,用杆子撑着的作物在土岗上种成圆圈而不成行。视线之外有鸡在咯咯地叫。园子的一部分她原以为已经长了杂草,仔细一看,原来种了一片甜瓜。再往远处是一大片玉米地。“你不是一个人种这么多东西吧,嗯?”玛维斯指着园子说。“除去玉米。”康妮说。“哇。”康妮把早餐碗放进水池。“你想洗洗吗?”玛维斯想象着一道道门后是一间套一间的屋子,无法开口问卫生间的事。她在这厨房里感到很安全,想到要离开厨房,心中有些不踏实。“我要等着瞧瞧谁会来,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一下。我知道我这样子够难看的。”她
,别的好说,比如各路兵马的任务,由谁去抄后路,由谁来打埋伏,由谁肃清开封周边的金军游骑等等军事调配,这是正常的军事任务,下令就是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哪天开始行动呢?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才行,选……谁有资格选,谁懂呢,最后大家一致认定,要找专业人才。于是,一个江湖术士光荣中奖,由他来定这个无比重要的日子是哪天。术士说,二月六日好。嗯,宋朝官方全体同意,就那天了。时间还早,大家要耐心。在等待中,一个人越等越怒,越怒越急,越急越觉得命运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人是姚平仲。姚平仲,字希晏,西军大将。翻开他的履历就是一部郁闷史。他很神勇,十八岁时参加了臧底河之战,杀敌无数,在军中声望鹊起,被称为“小太尉”,也就是无冕的节度使。这样了不起当然引起了上层注意,童贯一时高兴召见了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成功的、父慈子孝一样的见面,没想到姚平仲典型的恃才傲物,不把太监当回事。童贯大怒,能打是吧,有功是吧,资金扣发,赏一双小鞋穿穿。方腊起义,童贯率西军南下,他特意带上了姚平仲。这人是不识好歹,但真是能打,所谓光干活儿不给钱才是小鞋的王道,姚平仲不上前线谁上。战争打完,姚平仲的战绩再一次辉煌,童贯想了想,有点不忍心了。他把小姚叫来,摆出大笔金银,说都赏给你了。姚平仲却仍然冷冷地说他不要赏钱,他只想见皇帝一面。童贯大怒,给脸不要,你小子想报复是吧,想当面向皇帝诉苦是吧,偏不让你如愿。让王渊、刘光世等乖宝宝进京面圣出头露脸,姚平仲,你回边疆上继续为国立功!这次金军入侵,姚平仲积极响应勤王号召,带兵杀到开封城下,满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却不料李纲定下的计策简直是量身定做一样的压抑他。这也太有针对性了吧,数遍开封城内外的宋朝主将,王宗楚是禁军大头领,金殿上的摆设而已,只配欺负平民;李纲纸上谈兵,再怎样也别想率军出战;种师道老得牙都掉了,据说来的路上还躺过一阵担架,只有他姚平仲战功赫赫,是主战型的、年富力强的战将。可李纲的计划偏偏就没有决战的环节,让他没有用武之地。尤其是最后一步,在黄河岸边解决完颜宗望,那时金军已经耗尽了锐气军力,宋朝二十多万兵马一拥而上,是个乱刀砍人的局面。他再神勇,能显出什么?不行,这太不公平了!姚平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摆上历史舞台的最中央,让闪光灯照耀自己,只照耀自己,把之前所有的亏欠不平都补回来!姚平仲在二月初一日夜间率领一万步骑出城偷袭金营。他想得很好,比如生擒完颜宗望,救回康亲王,这些都是不世大功,他必将从此登上宋朝军人之巅。这巅峰会高到何处,以“复燕云者王”为例,童贯一个太监都能做到郡王,他这时解京城之围,救亲王、解帝危,到论功行赏时只有一个可能——胙土分茅。当异姓王。他这样激动地冲了出去,迎接他的是等了很久的金军。完颜宗望居然早就派人在半路上截杀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金军的掌握之中!消息走漏了,只有这一个可能。那么内奸是谁,隔着城里城外二十多万宋朝正规军,消息都能如此准确及时地送过去,这是怎样的手段……这个内奸又是个什么样的等级?这些在历史中没有记载,所以只能去猜,去愤怒,却无法分析得出。而当时姚平仲的命运也是这样,一万步骑去偷袭还勉强,夜间被对方反偷袭,只有迅速崩溃这一个结局。姚平仲没死,他逃跑了,这个逃跑是传奇级的,足以载入世界史册。他当晚马都丢了,骑着一匹青色的骡子狂奔,一昼夜间居然跑出去了七百五十里,到达了邓州,到这儿才吃着早饭。之后入武关、到长安,想进华山里隐居,但是想了想,华山太小了,不安全。他骑上骡子继续跑,跑进了四川,到了青城山的上清宫,到这儿他已经远离中原,没人认识他了。可他还是觉得不够远。继续跑,跑进了大面山,深入二百七十余里,连采药的人都见不着了,他才把那匹骡子放了,找个山洞开始以后的生活。这人活得挺好,过了几十年,到八十多岁时才从深山里走出来,他“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有传说,他在山里年久得道,是个仙人了。呸,说他是仙人,不如说那头骡子才是神骡。回到公元1126年二月一日的夜晚,姚平仲率军出击时,城里的人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是李纲,他按照惯例在巡视城防。知道的人是皇帝赵桓,他得到消息后不是派人去追回姚平仲,而是紧急派人通知李纲,说姚平仲已经出击了,肯定成功,你马上亲自带人去封丘门外接应。李纲呆了,这是哪儿跟哪儿,他是城防司令,大将带人冲出去了,居然没有事先通知他。看命令,是钦宗亲笔写的,想犹豫吗,这样的命令一口气连下了三道,不容他不照办。于是,李纲率兵出城,事后证明这还是很必要的。金军在击败姚平仲后,立即向开封城推进,想在黑夜中乘乱攻城。李纲刚好在城外幕天坡附近迎上了金军,一通乱战,他在城外把金军打了回去。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当他在黎明拂晓时分回到城里后,发觉城里比城外乱得还厉害。大宰相李邦彦怒了。首相大人暴跳如雷,什么偷营、截击、救人、救国,在他的心里都是犯罪,这会激怒金军,害了他的性命!他早就说过不能打,现在好了吧,谁说能赢的,输得人都跑光了。李纲也很紧张,姚平仲打乱了计划,让他的全盘布置都落空了,现在这样,怎样为继?关键时刻,种师道站了出来。老将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他根据这时的局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打法。——劫寨是个失误,但也可以转化为胜机。昨晚失败了,那么今晚再去劫,还失败的话,连续劫十天。十次之后金军必将疲惫,无法支撑,只有退兵一途。那时,李纲计划的后半部分仍然可以实施,黄河两岸仍然是金军的覆灭之地。这个计策好不好,相信只要脑子里稍微有点皱褶的人都能分辨出来,可惜的是,这时宋朝的当家宰相就是个没皱褶的……李邦彦拂袖而去。他下决心再也不跟这帮疯子混在一起了,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这次必须把局面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毕竟,我才是首宰!李邦彦发怒的同时,牟驼冈上的完颜宗望也爆炸了。他跳到张邦昌、赵构的面前一通吼叫,痛骂宋朝背信弃义,一边说讲和一边来偷营,你们宋朝能不能更无耻一些?!为什么骗人呢?面对咆哮的完颜宗望,张邦昌、赵构的反应截然不同。张邦昌吓坏了,一摊泥一样倒在了地上,痛哭流涕请求原谅,再三向女真人保证,他是一个诚实的、柔软的、百依百顺的宋朝人。完颜宗望一见此景心情大好,提起全身功力加倍吼叫之后,决定把张邦昌牢牢地记住,以后当做重点培养对象使用。赵构却不动声色,任凭完颜宗望声情并茂哪怕飙出恐龙音都无动于衷。这让完颜宗望惊奇之余很怀疑,这是宋朝皇室的亲王吗?这和普遍意义上的宋朝上层人物反差太大了……不会是宋朝舍不得亲王,随便派了个小青年来冒充吧。完颜宗望决定退货,不管赵构是不是康亲王,都要求换人。让宋朝派个别的亲王来,换走这个表情痴呆症患者。张邦昌、赵构的命运就在这时决定,之所以两人以后的遭遇天差地别,说到底,完全是自己的胆识修养决定的,半点都不用怨天尤人。赵构被送回开封城里,这时开封城正在沸腾中,是千年以来,哪怕开封还叫大梁城以来,都没有过的新鲜热辣。北宋一代,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正在上演。民变!事情是李邦彦挑起来的,这位抓狂的首相很神勇,说到做到,真的在这种局面下的都城里搞事了。他以军事失利为由,把李纲、种师道罢免,全盘接收军权,废除了李、种之前的军事安排,全心全意纯洁剔透地向金军投降。赵桓麻木中,对李首相的举动不予置评不予支持不予反对。他只是希望再别有人去打扰他了,让他安静一小会儿就好。就在这时,金军使者送赵构回城,顺便要求宋朝解释。李邦彦立即就解释了,这和他没有关系,全是李纲、种师道干的,什么,你们愤怒,那好,我可以把李纲绑上交给你们,带回金营去好了。金军使者傻掉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宋朝人是不是在拿我开涮?面对此情此景,该使者决定镇静、淡定、从容,绝对不给宋朝人开涮的机会。他拒绝。李纲你们自己留着吧,想打想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留下了赵构,带走了越王赵偲,回营交差了事。金国人走了,李邦彦长出一口气,觉得还是不安全,他想到了之前被李纲扣下的三镇割让诏书,这是金军着重要求的,怎么能忘了呢?他派专人去金营交割这三镇的归属。这位专人在历史里还是很有名的,姓秦,叫秦桧。做完了这些,李邦彦才感觉应该休息一下了,他累得要死又轻松得要命地走出了宫门,刚要回家,迎头撞上了陈东。一千多名太学生在陈东的率领下向政府请愿,在他们的身后是十多万的开封军民。他们要求罢免李邦彦,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一致对外,停止内耗,给宋朝的百姓们一条生路。十多万人走上街头,相当于开封城里十分之一的居民总数了。他们忍无可忍,根本没必要再忍了,因为号称全世界最富裕最文明最平安的都市开封居民们已经一无所有,变成了赤贫。这根本不是城外的异族人害的,都出自于城里宋朝自己的官员之手。李邦彦、王孝迪甚至是新皇帝赵桓,他们一道道的命令,把他们的身家财产全都充公了!现在李纲、种师道也被罢免,这等于毁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生存的希望。到此地步,只有反抗!面对汹涌的开封市民,李邦彦的第一反应是可笑,这些贱民们真是发癫,这样有用吗,我是官你是民,只有被领导的命运!可是他错了,这个只会唱曲子耍把戏的无赖忘了这再不是蔡京、童贯的时代,他一个弄臣一个小丑的本质,再也没法压制民意。老百姓们一拥而上,板砖石块像雨点一样砸了过去,十多万人怒喝,你一个浪子怎么配做宰相?!李邦彦抱头鼠窜逃回皇宫。民变了,这个消息像飓风一样刮向开封官场,官方迅速做出反应,派开封市长去弹压。开封府尹王时雍赶到现场,他抓住重点,对太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在要挟天子,是在犯罪知道吗……王时雍迅速逃离,后面是无数的板砖石块。新任宰执吴敏出面,觉得自己是册立新君的有功之臣,有面子有影响,结果一样被赶跑。民潮进一步汹涌,他们到了皇宫门前,敲响了登闻鼓,要皇帝出宫来见面。出来的是十多个太监,都是些平时作威作福有头有脸的,他们想用皇帝的名义往外赶人,因为实在太不成体统了,连登闻鼓都敲破了……一会儿之后,这十多个太监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碎肉。杀人了,局势升级,马上就要不可控制。军方终于出面,禁军殿帅王宗楚进宫面见赵桓,请示任务,是杀人还是妥协,哪个您快点选。赵桓选妥协。于是,以官方文件对外宣布李纲恢复原职。这个文件写得很快,派专人送出皇宫传达给李纲。到这步,民意胜利了,政府的危机也算过去了,可事情居然还是出了岔子。问题出在送信的“专人”身上,这是个叫朱拱之的大胖子太监。事隔几百年我都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恶搞,皇宫里太监无数个,这样的急事居然派出个大胖子。只见这位巨胖,在万众瞩目下走出了皇宫,一步一颤一寸一挪,无比艰难缓慢地向李纲家的大门前进……直娘贼,腌臜泼才,忒煞欺负人!十万人一拥而上,朱胖子也碎了。官方被进一步震撼了,这次快马加鞭再没有半点阻碍,去宣召李纲上任,第一个任务是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安抚百姓。读史到这里,要注意。这不是什么胜利,更不是件好事。在民意来说,在看客来说,这很过瘾,真是出了口恶气。但对当事人来说,比如陈东,就危险之极了。官方的人不是白杀的,当时就有人劝陈东逃跑。陈东哈哈一笑,跑什么?现在我的头已经掉在地上了!只是为国为民,必须把这件事做彻底了,别的根本不去考虑,也没法考虑。对李纲来说更是这样,不说他在东京保卫战中得罪了整个官场,光是这时的民变就让他万劫不复。民心向李纲,致皇家于何地?!当李纲来到现场,接受百姓欢呼时,不知他是什么心情。李纲出现了,百姓们没有满足,还有种师道。大敌当前,他们最看重的是军方人物。官方百依百顺,派专车接来了种师道。当车帘掀起,露出种师道的满头白发时,开封城的市民们才放心满意。他们散了。这次民变的作用是伟大的,不仅一举让腐烂怯懦卑鄙无耻的宋朝上层屈服,连城外的金军也怕了。当李纲、种师道重新上任的消息传到牟驼冈时,完颜宗望下令撤退。宋朝终于爆发出了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气势,仅仅是气势,并且是民间的,金军就怕了。他们带着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数不清的珍玩玉器,向北方撤退。东京保卫战至此结束。但事情并没完。金军还在宋朝的境内,这一点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是首相李邦彦。这浪子还是首相,开封市民们太善良了,至少要让这个败类罢官才能散嘛。可是百密一疏,这人还是宋朝的顶级高官。金军在境内,他寝食难安,时刻紧张。他觉得无论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送走这批凶神;第二种是种师道。老种将军觉得这是机遇。他说,李纲的计划仍然是可以执行的,立即运动兵力到黄河两岸,无论在哪一端展开围攻,仍然可以全歼来敌。这事没有展开讨论。种师道被勒令回西北老家去,隐居还是当兵随他便,国家的事不必他操心。至于黄河两岸,李邦彦派人送了两面大旗过去,上面写着“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军法,杀无赦。这样两面大旗在黄河两岸迎风招展,保佑着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拖拖拉拉带着无数辎重渡过大河,踏上了回家的道路。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了,这一次所谓的东京保卫战的本质是什么。抛开一切的细节,看最主要的脉络,我们会发现,金军只是打了两次毫无效果损失惨重的强攻战,一次连开封城门都没能摸到的反偷袭,就得到了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亲王为人质、割让北方三镇的空前胜利。怎么得到的呢?全是宋朝自己拱手送上来的,不仅一定要金军收下,连回家上路时的安全都单方面保证了!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战胜战败,而是媾和!第二十一章钦宗式沉沦尽管是“媾”,宋朝的上层也很满意。金军围城长达四十余天,这时雨过天晴,怎一个舒爽了得!安心之后,大佬们开工,去收拾乱摊子。在这个过程里,宋朝上层显示出了非同凡响的行政能力,把想干的事有条不紊地一件件完成。第一件,清理开封城。这段日子实在太乱了,开封城自从姓赵以来,近一百八十年一直安静祥和,现在居然闹民变了。追究责任,都是太学生闹的。很好,秋后算账。其实,事发当天李邦彦等人就已经动手了,在李纲、种师道露面,开封市民逐渐散去之后,官方突然集结人力,抓捕了几十个“暴徒”,不经审问,直接斩首。这就是宋朝当局对民变事件的处理态度。这时金军退走,宋朝没有了外患,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内忧了。李邦彦、李棁提议,把陈东等太学生领袖抓捕,擒贼擒王,直接快当。王时雍反对,开封市长认为这样太幼稚了,杀了一个陈东,还会有张东王东,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出兵包围太学,把所有的学生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这个提议太彪悍了,立即震动官场,万人传扬。想想连姚平仲夜袭都能泄密,这样的事能不飞出皇宫,传遍开封城里的大街小巷吗?太学院里一半的学生立即消失闪人,离校出走。这让王时雍非常扫兴,这样就没法做到规模宏大血流成河了。不行,太学院的官方要立即出面,去召集学生们回校等刀。国子司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马上赶到了太学里,把剩下的一半控制住,并通过种种渠道向没走远的学生们讲话,快回来吧,再不回来的
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在线观看男男网站大全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后两国经济不景气,所以还得靠德国的赔款来偿还美国人的贷款。让发动战争的德国人为战争埋单,这倒也应该。对美国来说,好处就更大了。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德国拿着这笔贷款向英、法赔款,而英、法又拿这笔钱偿还美国的贷款。也就是说,钱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美国人的腰包。美国人没有损失不说,还能收德国人一笔利息。更重要的是,这一圈转下来,由于全部使用美元发行和结算,美元就此奠定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因此成了大赢家。但看起来这笔借款对德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好处啊?当然有好处,只是这涉及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太好理解而已。简单来说,德国人并非直接拿这笔钱去还账,而是拿这笔钱养活企业,生产东西,在盘活了本国经济之后,再用这笔钱产生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去还债。也就是说,德国让钱在市场上流动了一圈之后才还债。大家可能对资金的流动周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没啥概念,举个例子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苹果公司表现生猛的时候,可以用六亿的流动资金在一年内挣得一百三十亿的利润。二十多倍的盈利,着实恐怖!但德国人并没有因此感谢英国和美国,尤其是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他反而本着“欠钱的就是大爷”的无赖精神,拒绝继续还款,表现得很没人品。要知道此时德国才还了二十多亿美元,却借了五十多亿美元的贷款,而英国此时一年的GDP也不过是一百亿美元左右。充裕的现金流,再加上由于“一战”没有发生在德国本土而得以完整保留的工业设施,德国想不发展起来都不行。若是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的支撑,即便希特勒再能折腾也玩不出后来的花样。当然,希特勒搞纳粹主义还是很有一套的,他极其擅长搞极端爱国主义和专制独裁统治,他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完美代言人,在他带领德国摆脱始于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强制执行回归原始社会的金融政策——以物易物,以货易货,股票、货币统统不许用。手段虽然无耻,但的确能够有效抵挡金融危机的冲击。二、灭绝富有的犹太民族,没收其财产补贴德国选民,换取选民的支持。希特勒如此针对犹太民族,跟犹太人的致富方式有关。犹太人依靠一种比较缺德的手段——放高利贷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广受欧洲人民的鄙视。像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吸血鬼和守财奴代言人夏洛克先生,就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三、大兴工程拉动内需,解决底层百姓的就业问题;通过海量军事订单扶持容克(贵族)主宰的军工企业,跟资产阶级搞好关系。……德国强势复起,英法两国实力退步,而英、法、美为了不让希特勒彻底赖掉那笔欠款,也不敢对德国过分逼迫,所以这才有了史上有名的“绥靖政策”——对德国处处让步。稍提一句,美国如今争当世界第一债务国,就是想重走这条德国走过的“成功之路”。
新霸主
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讲欧洲,一是为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些铺垫,二是为了说明一件事:英、法忙于休养生息,德国忙于东山再起复仇,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像美、苏、日三国一样在中国大搞破坏。因此,“一战”结束后,在中国这片神奇而辽阔的土地上,主要是美、苏、日三国在博弈。滚刀肉、无赖、强盗互殴,过程无疑充满了极大的变数。首先来分析美国。美国早年通过打墨西哥人,杀印第安人,向西部扩张,抢占了广阔的土地,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且,美国不仅懂得以残暴凶狠的方式扩张,也懂得建设,实在不是日、俄这种“搞破坏拿手,搞建设外行”的国家能比得了的。当然了,美国能埋头搞建设也是有原因的。美国身处遥远的北美大陆,周围没有强大而危险的邻国,不像他的对手德、苏、日甚至中国那样四面皆敌,受益于这种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得以通过玩中立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虽说美国建国很晚,但其发展速度远比英、法快。领先于世界的创新能力是美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比同期的德国更厉害的是,美国不仅在科技创新方面属于世界顶级强国——美国和德国并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且在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枝独秀,而且美国人的管理创新能力也同样属于世界顶级水准——比如起源于福特公司的流水线作业技术,还比如起源于美国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伟大的企业管理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其传世系列作品“钱氏三部曲”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美国在科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分布反映出来。从1901年设置诺贝尔奖起至今,科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近五成,经济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六成,实在厉害!以经济为基石,科技与管理并进,使得美国人的生产力水平独霸全球,其他几个强国如德、英、苏、日,跟美国比起来完全不够看。讲到这里,必须得强调一项美国的国策:引进外来人才,因为外来人才的流入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创新能力,譬如从德国引进的绝世天才爱因斯坦先生。依靠这种全方位的进步,“一战”前后,美国悄然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上全面超越英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和工业强国。说完了经济和科技,在这里给大家引荐一位政治名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总统的罗斯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中,他的作用不可或缺。要说罗斯福,就不得不提美国此时的总统柯立芝。此人搞市场经济有一套,在英、法、德三国还在因为“一战”喘气的时候,他却带领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史称“柯立芝繁荣”。只可惜柯立芝太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那场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晚节不保。继任的总统胡佛没什么本事,除了和英国人一起扶持德国、武力镇压失业工人,也没啥拿得出手的成绩,干了一任就灰溜溜地下台了。此时,罗斯福登场了。此人很是聪明,他发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并对症下药,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作用,健全了经济体制,挽救了美国经济,此所谓“罗斯福新政”。除了搞经济是一把好手,罗斯福还将在“二战”中有杰出的表现,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话题先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综合实力超越英国的美国,自然也想尝尝当老大的滋味,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取得领导地位,开辟远东霸业,而“门户开放”正是他的敲门砖。但因为美国进入中国较晚,面对地盘和利益所剩不多的现实,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得不断地调整政策,寻找最佳代理人。经过深度了解和多方考察,通过引诱、软化和适当的武力威慑等技术手段,美国人找到了相应阶段的最优人选——吴佩孚、蒋介石。美国和吴佩孚之间的故事已经讲过了,美国与蒋介石的故事将在下文展开。苏联
苏联虽然是一个拥有“力量与利益的绝对崇拜者”基因的庞然大物,但它在立国之初的那十多年中,日子还是很难过的。一来因为战乱的破坏和变革的动荡,导致其经济大幅衰退,二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欧美(除了东欧)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想成为大爷,先得学会装孙子。当前实力不够强大的苏联自然不能例外,它也只能实行“喘气政策”,韬光养晦。但作为一个极具野心的国家,它自是不可能学清朝搞闭关锁国,因此它将摆脱外交孤立的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刚开始时,北洋政府因为已经得到欧美支持的原因看不上它,拒不合作。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苏联在广东国民政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冯玉祥身上找到了希望。又经过一番努力,越飞的接替者——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曹锟时代的外交部长顾维钧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承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利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最终,苏联依靠这种不靠谱的忽悠换来了与北洋政府的正式建交。除去外交方面的考虑,苏联还有不得不关注中国的理由——地缘政治。接壤的、正在复兴的中国,隔海相望的、危险而强大的日本,整体局势错综复杂的大后院——远东,迫使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放至远东,并通过诸如在中国扶持势力、鼓励中日两国互相牵制甚至爆发战争为代表的“加楔子”、“使绊子”等暗黑手段,来延缓中、日这两个远东最大的潜在对手发展的步伐。苏联此时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凭借着出众的政治手腕,先后击败自己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和数位政治盟友,并由此坐稳了苏联一把手的椅子,取得了约二十五年(1927年至1952年)的独裁地位。斯大林搞政治很厉害,搞经济的本事也不错。得益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国营体制,斯大林得以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威力,苏联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于“二战”开始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六成。得益于欧美对苏联的孤立封锁政策,使得苏联避过了经济大萧条。得益于经济大萧条,让意识形态退居二线,苏联这才有机会抄底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引进技术人才(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工业水平。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如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都是靠美、德两国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建设完成的。虽然苏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要比同时期的美、德、英弱上一大截,但在“二战”开始前,就工业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言,苏联也算是仅次于美、德的工业大国。在这个乱世里,实力决定一切。而经济和工业实力都不错的苏联,自是有实力参与争霸全球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形势的走向。最关键的是,就战争潜力而言,苏联居然能和美国、德国一道,跻身超一流集团,这是因为它有三个难得的优势。优势一,虽然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但偏重重工业也有好处——国防工业发达。优势二,所有的公民都需无偿为国家服务,国家可以随意征收和分配资源,所以苏联的战争动员能力(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很强。优势三,气候寒冷,国土辽阔,东西跨度长达九千公里,南北跨度长达四千公里,战略纵深全球第一,打不赢还有的是地方可以逃跑。严格意义上讲,苏联的主体——俄国的作战能力其实一般,像1812年面对拿破仑、1904年面对日本、“一战”面对德国,俄国全部落败。但为何面对法、日、德这种侵略性极强的对手,俄国并没有亡国灭种呢?原因无他:俄国有辽阔的国土和寒冷的气候,打不过对方还拖不死对方?即便拿破仑当年攻破了俄国都城莫斯科,但也拿逃跑的沙皇没办法,因为俄国的国土面积实在是过于辽阔了。作为进攻的一方,拿破仑的军队的补给线长达两千五百公里,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而俄国人无须跟拿破仑正面决战,只需通过坚壁清野和打游击,耗到对方衣、食、弹药等物资用尽,被迫退兵的那一刻。果然,拿破仑被拖到饥寒交迫,只得主动撤军。苏联的事暂时说到这里,接着来关注日本。危险的东瀛人
要说美、苏、日三国之中谁最重视中国,那肯定非日本莫属。没办法,就日本的国土地理条件最差,差到可以称之为鸡肋。具体差成什么样子,下面详细分析。日本是一个领土狭窄,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矿产资源缺乏也就罢了,可日本人连主食大米都不够吃。甚至因为大米供应紧张的问题,日本还爆发过两百万人参与的暴乱——“1918抢米暴动”。日本不仅国小资源少,还多灾多难,火山、地震、台风和海啸频发,地震尤为严重。像发生在1923年9月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不仅震死了十几万人,还震坏了无数工业设施,重创了日本的经济。悲剧的是,日本也赶上了那场经济大萧条,偏偏日本人还没有希特勒、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那两把刷子,只能坐看自己本就属于二流列强水准的工业和经济雪上加霜。先天条件奇差无比,后天努力的成效也不算太好,再加上日本还有当亚洲老大的想法,日本人的压力确实不小,但这种压力可不是靠下海捕鱼就能缓解的。以日本人一贯的好战心理和暴发户心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脱了裤子玩军国主义,拼命发展军工业(如日本于1922年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实行对外扩张,从邻居朝鲜和中国手中打劫。日本人欺负朝鲜的事就不说了。话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根本不顾自己当时还是债务国的穷人现实,屡屡追加在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投资和借款,近乎倾家荡产。日本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日本人如此疯狂地花钱,当然是有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很现实也很邪恶——把中国东北建设成自己的新家。可问题是,日本对华投资额占据其海外总投资额的近九成,导致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利润和资源,一旦中国被苏联和美国主导,对于日本而言,相当于断血,非常致命。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和苏联、美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日本目前没有和对方撕破脸,是因为还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候。日本此时的领导人是昭和天皇裕仁,这是一个野心极大也极度阴险的危险分子。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睦仁身体条件一般,只活了60岁就死于尿毒症,他爸爸大正天皇嘉仁,身体条件更加糟糕,小时候患脑膜炎,中年患脑血栓,40岁成功升级为精神病,47岁就挂了。但奇怪的是,裕仁居然活到了88岁,在位时间近七十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思来想去,想必这是沾了他爷爷和爸爸短寿的光。按照君主立宪政体的权力结构,理论上天皇没啥实权,内阁才是实实在在的大权掌予者。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时候都有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里要说的那个不按规矩来的家伙就是明治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给自己开了一个后门——海陆军统帅权及军队的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也就是说,从明治天皇开始到“二战”结束之前的三任日本天皇,都可以插手军务,都拥有军队人事权。具体说来就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军的最高直接指挥机关(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军事决策机关(陆军省、海军省)独立于内阁和议会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睦仁的能力是很强的,军权在手,说话算数。但他儿子嘉仁就不行了,因为脑袋有毛病,没人把他这个天皇当棵葱,权力逐渐旁落到明治维新元老、独揽军部大权的权臣山县有朋手中。野心极大的裕仁继位后,自然不能容忍山县有朋在权臣的位子上继续待下去,因为他也喜欢权力,他不能容忍有人坐在那个位子对他指手画脚,他要赶走对方!但是,这个念头偶尔想想还可以,真干就不行了,因为他手头实力不够,很容易赶对方不成反被赶。因此裕仁非常需要盟友,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应该说裕仁的运气不错,此时有一批后来被称作“统治派”的少壮派陆军军官正在有预谋、有目的地造山县有朋的反。他们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最优秀的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佼佼者,像在影视作品中出镜率很高的日本法西斯骨干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人都在其中。这些人选择造反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军队人事腐败,他们升职加薪的希望渺茫。当时,日本陆、海两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全部都是老家在长州的陆军大佬山县有朋的关系户(长州派)以及老家在萨摩的海军大佬山本权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
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
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
时间出来,真的太多了!迈尔斯、凯瑟琳和安的个人特色变得越来越模糊,克莱尔和西娅也是。但是他们很不舒服,心烦意乱!”这是个大问题。我原本希望他们之间的界线会因为越来越常共享时间而逐渐瓦解。但现在霍尔顿却告诉我,卡伦无法忍受这个过程。“霍尔顿,目前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办,”我说。“我一方面想鼓励每个人格彼此共享时间,趋向融合,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让你们太痛苦或太忧伤,也不想害你们生病。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想想我们能怎么做?”※※※※1996年6月至7月间,卡伦体验到越来越多来自其他人格的想法和记忆,但她遗失时间的状况也越来越严重,逼得她快发疯了。每天都有一堆麻烦等着她。她去参加婚礼,只认得几个人,但她发现好多人都认识她,而且还叫她不同的名字。于是她只好不停遗失时间,好正确应付每个人。她从家里出发,打算去食品店,但两小时后,她在店里醒来,却没有这两个小时的记忆。当天稍晚,在内部系统的“会议”上,她被告知隔天有一场早已约好的午餐会,但她却毫不知情。她在皮包里找到一只她不曾买过的呼叫器。她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在百货公司,一旁还有店员等她为刚才挑的衣服结账。朋友气她失约,实则不同人格各自订了约会,时间却互相冲突。她管教小孩的标准也不一致。有时候,她觉得身体比较好了,也开始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但她发现血糖值会因不同人格出现而改变。※※※※我通知卡伦我要出门度假,大约两周后回来。我预期卡伦会有些惊惶。启程之前,我收到霍尔顿的来信——不如说是备忘录吧。收信人:贝尔医生寄信人:霍尔顿回复:我的人格融合施行方针几经思索,我想出着手进行人格融合的计划。我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除非你有机会先知道我的想法,否则我不能贸然跟你讨论。其他人或许能听到我说话,但他们无法得知我的想法,也看不到我的信。假如你也同意以下的施行方针,或许等你回来后,我们可以再详细谈谈。1.催眠卡伦后,你必须请求她让你进入她的安全小窝。我相信她会让你进来。2.你必须向她解释,未来你将协助她融合她身上的独立人格,一次一人,依序渐进。3.从小窝外的房间挑人(一次选一个)。我觉得以下这几个已经准备好,可以接受融合了:西娅(6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桑迪(18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卡伦1(10岁)、克莱尔(7岁)。目前,连我在内的其他9个人还不宜进行融合。4.贝尔医生请待融合的人格现身,向卡伦介绍此人以及此人诞生的目的。5.贝尔医生向卡伦解释,此人格已不再需要独立存在了。6.贝尔医生请该人格踏入卡伦的形体(身体)。7.融合完成。霍尔顿这封信我反复阅读好几遍——霍尔顿给我的是一套为卡伦进行人格融合的详细步骤。我太惊讶了。这方法可行吗?霍尔顿的办法跟普特南在《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与治疗》里描述的融合仪式相当类似。当时我不太明白普特南的意思,感觉有几分模糊不清,而且也有点吓人。虽然我们已渐渐消融各人格之间的分界,但融合是一瞬间的事,将两个人的一切全部融合在一起。我无法想象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还好这套办法是霍尔顿想出来的,所以应该不难教其他人格接受。我谢过霍尔顿并告诉他,等我度假归来,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度假归来,卡伦又是一团乱。她母亲持续不断对她提出各种要求。若她有半点迟疑,她发现自己会遗失时间——换桑迪出来。桑迪妥协,安抚她母亲。安有罪恶感,觉得自己需要被处罚。迈尔斯想掐人杀人,他已再度和凯瑟琳、安分开,不再与两人共享时间,但他现在却觉得很奇怪、很孤单。凯瑟琳无法再维持秩序,让一切井井有条;这些分身们接二连三陷入一个又一个危机中。她抱怨大家不分时段,想出来就出来。霍尔顿说他已如行尸走肉,失去所有感觉。我决定我们必须尽快开始融合卡伦的内在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快要分崩离析了。我与霍尔顿讨论应该先融合哪一个,他建议从朱莉开始;她是最痛苦的一个,而且她的症状会影响其他所有的人。1996年8月1日,我手里拿着霍尔顿的信,等待卡伦来临。我想建议卡伦一起试试霍尔顿的办法,但我又担心万一这方法不成功,一切将再次回到原点。就在我苦恼不已,想理出头绪时,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浑然不知今天即将出现的挑战。“霍尔顿提出一套程序,好让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与你完全融合,”我开门见山地说了。我把信上的步骤从头到尾念一遍。“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试着进行第一次融合。你觉得呢?”我话还没说完,卡伦已频频点头。她问我,“他们要怎么进入我内在?”她问倒我了。“我也不太清楚,”我说。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完全没有融合多重人格的经验,而且我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成功。病人对医生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信心是最佳良药。“融合会在催眠的虚构世界中进行,你会看见自己和另一人格完全合而为一。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想我不是个称职的心灵支柱,但我尽力了。我俩完全信任霍尔顿的智慧。“你害怕吗?”我问。“不怕。我很想试试看,”卡伦说,“不过我对未知的状况仍有些疑虑。融合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你会跟现在一样,只不过你会成长,你会拥有新的感觉和记忆。每个分身或人格都是一小部分的你。虽然这些记忆和感觉分属不同人格,但他们一直是你的一部分,所以这些资产最后也会成为你的。你应该不会改变太多。”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朱莉是我们第一个要融合的人格。你和她融合后,我想你的头痛症状应该会减轻,腿也不会那么痛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卡伦调整好自己,但她的表情却背叛了她,微微透露出恐惧。此刻她已完全放松,闭上眼睛。我多花了点时间引导卡伦,为的是想确认她已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的心脏怦怦狂跳,我努力稳住它,不让声音泄露出我的紧张情绪。虽然我觉得这一切真是诡异到了极点,但我必须乐观,相信她(通过霍尔顿的协助)已找到将分裂的自己重新融合在一起的办法。于是我们继续前进。“你在安全小窝里看见自己了吗?”我说。我也闭上眼睛。有一度,我甚至更能感觉到卡伦的放松,还有她深深潜入自我内在的状态。“你在你的小窝。所有能让你自在、舒适的东西全都在这里。看看你的四周,仔细瞧瞧它们的颜色、纹理。如果你觉得舒服,就点点头。”几秒钟过后,卡伦缓缓点了点头。她看起来好像深深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你能退后一步,让朱莉跟我说话吗?”“好的,”卡伦慢慢说道。她的表情变了,显出一张苦脸。她开始咳嗽。“朱莉?”“对,是我。”“霍尔顿跟你谈过吧?你准备要融入卡伦了吗?”“嗯,我想我准备好了。不过我很害怕。”“我明白。我想,等你融入卡伦后,你会感觉好多了。现在的你承受太多痛苦了。”她点点头,仿佛快哭了。“待会儿我要把你介绍给卡伦,你希望我怎么形容你?”“嗯,我13岁,”她的陈述不时被咳嗽打断。“我生于1970年。”她皱起眉头,突然向前倾。“假如我不能走路,以后卡伦也不能走路吗?昨天我出来的时候,我就不能走了。”“卡伦可能会感觉到你腿部的疼痛,但她还是可以走路。”我希望。“我还能怎么介绍你?”“我诞生在卡伦祖父猥亵她的那一刻。因为我的出现,卡伦可以不必承受与祖父的恶劣关系。有时我也会在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现身。我是常常跑医院的那个,大概是从卡伦11岁那年,她得肺炎又被父亲掐住喉咙那时候起。他拿带插座的电线抽我们的时候,也是我在承受所有痛苦。有时候,我会把这些感觉传给卡伦,如此我才能喘口气。我曾让大家耳聋,住院两礼拜,好让耳根子清净点,暂时不用听他们说那些糟糕透顶的话。他们以为我们昏迷了,但我们只是停工罢了。”“受伤的是你?”“嗯,詹森也帮忙啦。事实上,有4个人出来帮忙。”“那么,现在你的角色是什么?”我问。“我多半在生病的时候才出来……”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倒回椅子。“我想在融合之前介绍你,并且把这些故事告诉卡伦,好吗?”她点头。“好,那么请你先退一步,让卡伦回来。别走远,我很快就会找你回来。”“好。”朱莉离开,卡伦先是没了表情,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卡伦的模样。“我已经跟朱莉谈过,她准备好接受融合了。我们可以开始吗?”“我准备好了,”卡伦慢慢说道。她似乎在很远的地方跟我说话,吐字缓慢、含糊不清;她轻轻点头,仿佛想从内心深处挣扎脱身,来到我所在的地方。我暂停几秒,让她重新在座椅上放松下来。“我可以进入小房间,跟你在一起吗?”我问,“我想从你进入小窝的那个入口进来,可以吗?”卡伦再次缓慢点头。“那么就请你先往旁边站一点,看着我进来吧。”我停下来,观察卡伦的表情,看她在心里描绘这些动作。“我在你旁边吗?”卡伦点头。“现在我想请朱莉到你的特别房间来,加入我们……卡伦,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一个小女孩,你对她伸出手。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她进来了,走得很慢。她跛脚,拄着拐杖。”“卡伦,这位是朱莉,”我开始了。现在全看我的了。霍尔顿的信就在旁边,我可以一步步按照他的指示进行。至于接下来该说些什么,我可以一边摸索一边学习。“她13岁,”我继续说,“她是为了不让你受祖父伤害而诞生的。”我缓缓陈述朱莉方才与我分享的细节。我一边说,一边在心里描摹卡伦小窝里的景象,好让我能跟她一起经历这段过程。陈述完毕,我暂时不说话,让一切沉淀下来。“你准备好了吗?”我问卡伦。她点点头说,“好了。”“朱莉呢?”我问。“她在点头,”卡伦说。好,现在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如何让她们合而为一,但我猜她们必须在催眠世界的小房间里做出动作才行。霍尔顿说,分身必须踏进卡伦的身体。“朱莉,可以请你走向卡伦吗?”我等待片刻,让卡伦进行动作。“朱莉不太能走,”卡伦说,“我躺下来好了,这样比较容易。”“那么我会协助朱莉,让她躺在你旁边,”我提议。“她还拄着拐杖,”卡伦说。她似乎在等待,等我有所行动。“现在朱莉可以拋开拐杖了,连同她的不舒服、疾病一起拋开。那些都是过去的记忆了。”加入一点暗示应该没关系吧,我想。“朱莉在你身边了吗?”“是的,我在,”朱莉说。“现在我退到旁边,”我说,“朱莉,你必须慢慢滑过去,移入卡伦的身体。你做得到吗?”片刻之后,朱莉轻轻地颤抖着开口。“我们彼此接触了。感觉好怪。我感觉到变化了。一切都锁在一起了。”卡伦在椅子上痛苦扭动,她正在经历某种有意义的重要的过程——我只能如此猜测。“感觉好像小爆炸,”朱莉说,“我觉得自己好像X光线。”朱莉在挣扎。卡伦的表情紧张,身体也绷得很紧。“你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她幽幽地说。“你将成为卡伦的一部分,并且以这种方式永远跟我在一起。”我向她保证。“卡伦很痛苦,”朱莉说,声音越来越微弱。“她正在经历你过去的记忆。”我想让她知道,我依然在她身边。卡伦全身绷紧,两手握拳,蹙着眉头,深陷在自己的思绪里。“你还好吗?”“我好像在宇宙飞船上,”朱莉从很远的地方对我说话,“在星星之间快速穿越。我觉得我快死了,越来越虚弱……你会记得我吗?”“我会的,”我真心诚意、温柔地回答,“而且我也会在卡伦身上找到你。”“那么我放手了。再见。”我向她道别,看着她从卡伦脸上消失。卡伦仍深陷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看起来相当震惊的样子。我不想催促她,但我想知道她是否平安无事。我又等了几分钟,直到我看见融合的痕迹从卡伦脸上消退。“卡伦?”我出声,她微微苏醒。“你还好吗?”“好怪,”她挤出两个字,仿佛太沉浸于内心世界,说话有些费力,“我的手麻麻的。脾气好像变了。我的心……跳动方式也不一样了。”她微微扬起头,“朱莉没有回应了。”“慢慢来,”我说。“我看见好多她曾经历过的事,我最信任的家人竟然伤害我。好像在看电影。他们用难听的话叫我……好丢脸。关于我妈的记忆。我觉得我好像全身是伤。”她叹了口气,陷进椅子,“我全身无力……精疲力竭……”“你休息一下,”我说,“现在我要离开了。你可以看见我走出你的安全小窝,回到我的办公室。”我让卡伦静坐片刻。结束催眠之前,我告诉她,她要记得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然后我按照平常的程序,带领她脱离催眠状态,回到办公室。卡伦清醒后,她骤然往后缩,仿佛光线会灼人。“你还好吗?”“我不知道。一切变得好明亮。我可以听见所有声音,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她困惑而迷惘。“你记得刚才的事吗?”我问。“记得。我记得每一件事。”她试着让心情平静下来。我多给她几分钟恢复,但时间快到了。“回到家以后,假如你有任何疑虑,或者担心什么事,都可以打电话给我。还有,你对这次经历有什么想法?要不要试着写下来?”“好。”她准备动身了。卡伦站起来,步伐仍有些不稳,蹒跚地走出办公室。我回想发生的一切。这对她是帮助,还是伤害?我仿佛踩在薄冰上。手中没有方案,凭着霍尔顿的一纸备忘录,我们完成第一次人格融合。我只希望她没事。但我也累坏了。※※※※虽然我跟她通过好几次电话,确定她安然无恙,但直到两星期后,我才见着卡伦,听她详细描述与朱莉融合后的生活。她告诉我,融合当下遗留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她不再颤抖,也不会不协调,腿部的疼痛与视力不清楚的问题也消失了。这段经历确实很难受,因为她接收所有原本属于朱莉的感受。“起初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她指手画脚地说,“但这些新记忆与我自己的某些记忆重叠了。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外面气温是华氏55度,但我却跑去游泳。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做这种事。但现在我知道,这是因为朱莉想用冷水舒缓腿部的疼痛。除了疼痛那部分,其他我都想起来了。”“还有呢?”“哦,刚开始那几天,我会照镜子,仔细看我的样子。有时我会看走眼,头发会短暂呈现黑色,手也残废了,但马上又恢复正常。我常觉得自己很笨拙,因为我得想一下才知道换哪只脚走路;还好每天都有起色,一点一点越来越好了。”这一切令我着迷。但我始料未及却印象深刻的是,卡伦不仅接收了朱莉的记忆,也得到朱莉的生理感受——这与卡伦原本对自己的身体认知完全不同,而这种差异是最需要时间适应和调整的。卡伦将第一次人格融合的感受写在信上给我。1996年8月24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朱莉融合3周半以前,我首次和我的多重人格之一进行融合。起初我很犹豫,但很快就被内在的其他人说服;他们说,该是与他们融合的时候了。我很紧张,不知道这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起那些被夺走——为了保护我而夺走的记忆。我想逃跑,想躲起来,但我同时也觉得自己需要有人引领我进入这个过程。接下来几段,卡伦描述她进入小房间以及融合的过程。然后她继续写道:我和朱莉融合后,我立刻对周遭的声音十分敏感。我能听见你在呼吸,你的笔划过纸上的声音,楼下的车声,空调的声音……你一开口说话,听起来好像在对我尖叫,好像你只会、也只能跟我说话似的。当我睁开眼睛,屋里明亮的光线令我什么都看不见。我的眼睛好痛,好希望有人快把窗帘拉上。我似乎对周遭的一切都很敏感。我觉得我在发抖,觉得自己四肢不协调;我没料到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怕这种感觉永远都不会消失。我不禁怀疑是不是哪儿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融合?卡
:《颜元》,第521页。在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所收集的清初荒诞故事中,满族的征服被描述为上天因汉族人口过分增长而降给中国的一场灾难。一位滑稽的新儒家学者被要求解释满族为什么占领了中国,这位学者在回答时不提满族,而称之为女真和蒙古。他说:“夏商以前,人生极少,故天运多生圣贤,以生养万民。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后,人生极多,则暴恶亦多,良善极少。天道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引自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第197—198页。?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宋学的反叛》,第5—7、33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儒家法律思想》,第367—368页。例如,余英时主张,清初语言学的变化不只是方法上的转变;更确切地说,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儒家意识,即认为德性有助于学识。他认为,清代的这种唯理智论,同晚明形而上学的争论中逐渐转向从上古圣贤和经典那里寻找论据的趋势是一致的。他指出:“一旦原文中的证据被引入形而上学法则的讼案之中,那么不叫语言学出庭进行专门论证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26页。这样,余英时便看到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倾向从形而上学到认为信念依赖于学识的唯理智论的重大转变。他把这一转变比作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就像劳伦佐·瓦拉(LorenzoValla)和埃拉斯姆斯(Erasmus)认为的那样,博学是信念的可靠基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将阐明圣经的真谛。尽管余英时没有否认从对新儒家思想这一转变的政治、经济或社会角度所作的解释的正确性,但他自己的理论依赖于一种对那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阐释。见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06—129页。?在19世纪初的著作中,历史学家昭梿注意到,大部分程朱理学的门徒都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代哲学家对宋代理学的基本概念视而不见。“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昭梿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并且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其君主的昏庸和党争的发展。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9页。?“所以,清代的这一理性倾向是一种极端的唯名论。”倪维森:《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14页;又见弗里曼:《清朝对宋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7页。颜元以无情的蔑视批判了上代人空洞的哲学探讨和无益的自杀,说他们平时袖手空谈心性,危急关头则只知自杀以报君王。参见杜维明:《颜元》,第521—522页。?爱德华·T·钱试图把这一转变与明代中、晚期哲学上的变化联系起来。当时程朱的“理”、“气”二元论促使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气”一元论,其中,“理”已不再是“气”中之“理”,而是“气”之“理”。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强调人类本性中自然的和情感的侧面的自我意识。爱德华·T·钱:《作为转变力量的新儒家学说的转变》,第257页。这种“气”一元论与宋代忠臣陈亮(1143—1194)的思想极为相似。陈亮认为,中国北方平原的纯真之“气”已被以游牧为生的女真族所污染。梯尔曼:《12世纪中国的原始民族主义》,第406—408页。?关于王阳明对达到圣贤境界的强烈愿望,见杜维明:《发扬中的新儒家思想》,第1—12页。?《日知录》第十八卷,“心学”。按照顾炎武的看法,王阳明的“良知”说使许多知识分子流于空谈。这种“清谈”导致了亡国。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程朱正统的反叛》,第271—272页。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观点。麦克莫兰:《王夫之》,第430—433页。?于1675年接受清朝官职的陆陇其,为他的这一行为辩解道:即使是最小的官,如果他有意做些有益的事,也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帮助众生。费席尔(Fisher):《吕留良》,第22页。?陆陇其:《三鱼堂文集》第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二卷,第2页。?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0页。?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的程朱学派》,第8—10页;施温彻:《简评〈杨园先生全集〉》;费席尔:《吕留良》,第4—5页;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与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6页;芒杰罗:《耶稣会士在翻译〈四书〉时对张居正注释的利用》,第20页。有人提出,当时社会动乱的这一反作用还产生了一种先天论(就像我们在张履祥的《愿学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或许就是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西方科学漠不关心的部分原因。“越来越强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因为“需要重建文人学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道德与理性基础。”彼得森:《从兴趣到冷漠》,第82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37页;威尔海姆:《大变动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94—298页。?1717年,康熙帝亲自主持将朱熹的牌位供入孔庙。这样,程朱学派实际上受到了保护,而大批王阳明哲学的追随者却毁掉了他们打算刊行的著作。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3—25页。?这种清教式伦理的规范建设的核心是编纂《孝经衍义》一书。虽然吴伟业也参加了此书的编撰,但主要依靠的是一批青年才子的努力。其中有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他是1659年进士科的状元;还有叶重华之子叶方蔼,他在1659年会试中也名列前茅。两人皆于1661年因江南逋赋案而被褫职,此狱是对昆山士绅的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1665年平反之后,他们又被重新启用。徐元文于1676年继续督修《孝经衍义》,1677年叶方蔼接替其职。《孝经衍义》的编纂,在集中下一代“新人”的清教式伦理方面的重要性,与《明史》的编修在集中1644年前后那一代人的历史唯心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徐元文与叶方蔼也参加了《明史》的编修。关于他们的事迹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7、902页;又见斯特鲁弗:《徐氏兄弟》。注意新儒家的清教思想与17世纪真正的英国清教主义在家庭问题上的不同是重要的。英国清教主义预示着英国的家庭从以父子为核心向以夫妻为核心的转变,并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兴起相适应。这样,在清教思想中,这种通过世俗协议而组成,又通过关于家庭统治的清教观念而发展的夫妻家庭,便成了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组织细胞,从而将个体家庭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新儒家的清教思想则强化父权,抑制家族中成员,尤其是妇女的个人的独立。清代初期,妇女地位的下降或许是对晚明开放的都市文化(带有新女性的特色)的反动。妻子必须温顺,甚至对丈夫出入妓院也要容忍;对妇女贞操的关心更加强烈;缠足现象极为普遍;寡妇自杀最初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满,但到18世纪中叶便受到了官府的嘉许。罗普:《变化的根源》,第5—9页,及其《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20—125页。关于清教家庭,见沃尔泽:《圣人的革命》,第188—189页。?1661、1663年间的庄廷鑨案是个孤立的,但不无征兆的事件。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3—104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39—240页。满族君主也同明朝忠臣一样敬佩明初诸帝。1699年5月14日,康熙帝下诏称他在巡游南京时,已注意到明太祖的陵墓需要维修。他下令修复了这座陵墓,并亲自撰写了一段至今仍保留在当地一块墓碑上的赞语,称明太祖之治远迈唐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39页。康熙帝还下令将其墓道拆毁,重建一个较小的门,以便使这一陵墓的规模不会超过他的陵墓。原来的更大的支柱地基的遗迹今天仍可看到。?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7—8页。?同上书,第8页。?早在1760年诏建开国史馆时,乾隆帝就要求在早期归顺诸臣的传记中对其是非功过加以明确区分。后来,在1765年,他读到《实录》中关于魏象枢和陈名夏非法结盟的记载,又重申了这项命令。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278—27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3页。?同上书,第102页。?同上。?同上书,第103页。?此时,他还开始把降清同晚明的腐败联系起来。1777年1月11日,乾隆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又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中的贰臣传》,第280—281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68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4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5—22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序”。?神田信夫:《清初地方政治中的三藩的地位》。?这里和下面关于三藩之乱的叙述主要依据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01—102页。米勒主张,三藩导致了明珠派对索额图集团的胜利,并使长江下游地区的文人开始进入政府上层——主要是由于康熙帝需要他们的支持。当时,在起义被镇压后的七年中,康熙帝一直处于明珠及其“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根据这种假设,康熙帝在1690年使自己成为朝中主要政治势力之前,一直在两派之间挑拨离间。此后,米勒没有解释其原因,这种地区性派系便不复存在了。同上书,第101—104、138、182、185—186页。?吴秀良:《权力转移:1660—1722年康熙及其继承人》,第27页。?朱方增编:《从正观法录》第三卷,第6、7页;国史馆编:《满汉名臣传》第十九卷,第2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10页。吴三桂残酷地对待那些拒绝参加其叛乱的人。当马宏儒(1661年武进士)公然反抗他时,吴三桂用铁槌敲掉了他的所有牙齿,然后将其投入昆明的监狱,结果马宏儒死于狱中。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这里及后面关于马雄镇的材料出自五处: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九册,第3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557页;徐乾学:《憺园文集》第三十六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3页。?同上。?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4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以下关于范承谟的材料取自他的《范忠贞公全集》第15—92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康熙元年,摄政王鳌拜对范文程大加称赞,说他是太宗手下最出色的大臣,并赐其一子入朝为官。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3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二五九卷,第37—38页。?范承谟出任浙江巡抚时,该省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遭受严重水灾。他发银8万两赈济当地灾民,又平籴米谷,减轻盐税。此外,他和朝廷都意识到,浙江有大量的休耕地被不合理地征收地税。他亲自视察了这些地区后,康熙帝免除了27.46万亩荒地和2.1万亩遭受水灾之田的赋税。范承谟也因经常巡视各地,了解民情而闻名遐迩。他在任职期间,取消了海禁政策中一些较为繁芜的法规,将土地分给士兵耕种,还控告了许多腐败的地方权贵和衙役。李元度:《国先正事史略》第一卷,第4页。?《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一卷,第5页。?1674年1月,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城,并引起严重恐慌。少数八旗奴隶暴动,城内多处起火。当时,北京有许多人认为,满族人会放弃京城,撤回东北老家。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82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11页。?清朝对这一荒凉省份的控制相当弱,那里有成群的野狗和老虎在破败的城市中觅食。省府成都直到1659年才被彻底占领,而镇压活跃在该省东部的最后一批起义军又花了五年时间。死于这场内战及1647年之饥荒的四川人到底有多少,无法估计,但以往的估计可能太低。被杀人数肯定在100万以上。当地乡绅实际上被张献忠灭绝了。唐尼索恩:《四川的黄金时期与黑暗时期》第二部分“张献忠与黑暗时代”,第166—167页;恩腾曼:《四川与清廷的移民政策》,第37—38、50—51页。?1674年5月,康熙帝命尚之信之弟尚之孝袭尚可喜之爵。这原是想保留其封国的一番好意,但自然激怒了于次年控制了兵权的尚之信。他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虐待狂。例如,他豢养了一群蒙古猎狗,专爱看它们撕咬不幸的广州囚犯。他经常因发酒疯而杀人。一次为弄清一名怀孕女仆体中胎儿的性别,他竟然剖开了她的肚子。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95页。?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第63页;又见彼特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分,第210页。王夫之至死仍忠于明朝,其墓碑上刻写着:“明遗臣王某之墓”。1678年,他曾拒绝承认吴三桂。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8—40页。?1674年,苏州、常熟、镇江和淮安等府被减免正赋之半;次年,许多因1661年江南逋赋案而被夺去功名的士子又恢复了士大夫身份。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6页。?康熙帝与三藩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也包括武器的竞争。三藩在其控制区内,下令将耕犁改铸为刀剑,用寺院钟铜铸造大炮。最初,三藩的军队由此而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清军则仍在使用常常打不响的旧式土炮。各省的将领将300门旧炮,有的是铜铸的,有的是铁铸的,送到京师,请求更换新炮。1674年,担任钦天监监正,并因常同康熙帝交谈而学会了满文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奉旨去修理这些土炮,结果修好了149门。康熙帝还想要轻型火炮用于山地作战,南怀仁遂设计制造了20门半木质、半金属的火炮,各重1000斤,可发射三斤重的炮弹。这些火炮——有的安装在马车上——被运往山西。康熙帝将朝廷的铸造厂迁至南怀仁住宅附近后,又命其制造可发射八或十斤重炮弹的重型铜炮,总共铸成了132门这种重炮。关于南怀仁不太想充当武器制造者的原因,见他写给CharlesdeNoyelle的信。博斯曼:《北京的传教士领袖——南怀仁》,第389—390、393—398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29页。根据六七年后铸造这种大炮的费用来看,我估计清廷为这种重炮共用银82.5万唡,约占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然而各省对这种大炮的需求量很大,都说它们在战斗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依照当时欧洲的水准——那里正在进行17世纪的“宪战”——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6—118
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陈名夏 | 给事中 | 江苏 |
党崇雅 | 侍郎 | 陕西 |
梁清标 | 翰林学士 | 北直隶 |
卫周祚 | 郎中 | 山西 |
戴名说 | 给事中 | 北直隶 |
刘昌 | 给事中 | 河南 |
柳寅东 | 御史 | 四川 |
陈之龙 | 分守道丞 | 江西 |
张若琪 | 侍郎 | 山东 |
方大猷 | 分守道丞 | 浙江 |
高尔俨 | 翰林学士 | 北直隶 |
张忻 | 刑部尚书 | 山东 |
张端 | 翰林学士 | 山东 |
张缙彦 | 兵部尚书 | 河南 |
刘余祐 | 兵部侍郎 | 北直隶 |
龚鼎孳 | 给事中 | 安徽 |
孙承泽 | 给事中 | 北直隶 |
薛所蕴 | 国子监司业 | 河南 |
傅景星 | 御史 | 河南 |
李元鼎 | 太常寺少卿 | 江西 |
熊文举 | 吏部郎中 | 江西 |
叶初春 | 工部侍郎 | 江西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王正志 | 户部侍郎 | 北直隶 |
徐一范 | 吏部郎中 | 江苏 |
王宏祚 | 户部郎中 | 云南 |
卫周允 | 御史 | 山西 |
曹溶 | 御史 | 浙江 |
胡世安 | 少詹事 | 四川 |
吴惟华 | 主事 | 北直隶 |
李若琳 | 翰林学士 | 山东 |
王鳌永1 | 户部侍郎 | 山东 |
金之俊1 | 兵部侍郎 | 江苏 |
沈惟炳1 | 吏部侍郎 | 河北 |
冯铨2 | 大学士 | 北直隶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李化熙 | 兵部侍郎 | 山东 |
宋权 | 顺天巡抚 | 河南 |
任濬 | 兵部侍郎 | 山东 |
张煊 | 御史 | 山西 |
李鉴 | 宣化巡抚 | 四川 |
谢升 | 吏部尚书 | 山东 |
田维嘉 | 吏部尚书 | 北直隶 |
黄图安 | 分守道丞 | 山东 |
房可壮 | 副都御史 | 山东 |
刘汉儒 | 四川巡抚 | 北直隶 |
苗胙土 | 郧阳巡抚 | 山西 |
陈之遴 | 编修 | 浙江 |
刘正宗 | 翰林学士 | 山东 |
谢启光 | 兵部侍郎 | 山东 |
孙之獬 | 翰林学士 | 山东 |
李鲁生 | 国子监司业 | 山东 |
魏琯 | 御史 | 山东 |
潘士良 | 刑部侍郎 | 山东 |
霍达 | 江苏巡抚 | 陕西 |
吴伟业 | 少詹事 | 江苏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周亮工 | 御史 | 河南(南京居民) |
刘应宾 | 吏部郎中 | 山东 |
张凤翔3 | 工部尚书 | 山东 |
钱谦益 | 礼部尚书 | 江苏 |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此话怎讲?”“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晋厉公还在深思。“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好。”晋厉公道。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与此同时
膑没有再推辞,但是提出一个要求:“齐、魏之间必有一战。在那一战发生之前,请允许下臣仍旧秘密居住在田忌府中,不公开露面。而且,下臣在齐国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为什么?”“为了庞涓。”孙膑说着,轻轻地合上了眼睛,仿佛想起了他在大梁的痛苦岁月。围魏救赵上一章写到,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54年)冬天,赵国进攻卫国,攻占富丘及漆地。卫国向魏国求援,魏惠王派庞涓率领八万大军伐赵救卫,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据《战国策》记载,大夫季梁本来外出办事,听到魏惠王要讨伐赵国,半路上又折了回来,顾不上整理衣服上的褶皱,拍掉头上的灰尘,就跑到宫里去见魏惠王,劈头盖脸地问道:“听说您已经下令庞涓讨伐赵国,有那么回事吗?”魏惠王说:“是,怎么啦?”“为,为什么?”“赵国无故侵略卫国,寡人重振先君的霸业,出面主持公道,有何不妥?寡人还想问你呢,派你去出使楚国,怎么现在就回来了?”魏惠王不满地看着季梁。“是这样的——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正驾着车往北走。我问他去哪,他说去楚国。我就奇怪了,楚国在南边,你往北走怎么可能到得了楚国呢?可他说没关系,他的马好。我说,马是好马,可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他不差钱。我说那还是不行,两码事。他又说,他的车夫技术很好。我便不再说话了。您想想看,他把方向搞错了,马又好,钱又多,车夫技术也好,这不是离楚国越来越远嘛!您现在要重振先君的霸业,想取信于天下诸侯,却又仗着兵精粮足去攻打赵国,这和想去楚国却拼命往北走有什么区别?”成语“南辕北辙”,即出于此。可惜的是,季梁苦口婆心,却阻挡不住魏惠王炫耀武力的雄心壮志。即便是后来秦国乘虚而入,攻占了魏国的少梁,也没有动摇魏国攻占邯郸的决心,反倒是促使庞涓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353年春天,赵成侯的使者来到了临淄,请求齐威王派兵救援赵国。齐威王为此召开了专题会议。相国邹忌反对救赵,他认为魏军势大,庞涓又善于用兵,齐军未可与之争锋。大夫段干朋等人则主张救赵,主要理由是魏国已经十分强大,如果再攻克邯郸,将赵国置于控制之下,甚至吞灭赵国,将对齐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是到了第二天,邹忌又突然改变主意,同意了段干朋的意见。个中原因,是邹忌的一位门客公孙阅当天晚上对他说了一番话。公孙阅说:“此番伐魏,田忌必定为将。如果战争获胜,则您也有功。如果战争失败,田忌不是战死就是逃亡,命运全掌握在您手上。这样的事情,您又何乐而不为呢?”邹忌不是圣人——世界上本来也不存在圣人,公孙阅的话很轻易便打动了他。是啊,何不让田忌这个傻瓜去冲锋陷阵呢?输赢只是国家的输赢,对他邹忌来说,却是旱涝保收。田忌很快被任命为远征军的统帅。这支军队的人数和庞涓带领的军队一样,也是八万人。就当时而言,这已经是齐军可以出动的极限了。孙膑则以军师的身份,坐在轮椅上随军出征,这也是中国战争史上首次出现的军师的形象。很多人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着羽扇坐着小车的形象感到疑惑,会提出“他又没有残疾为什么要坐轮椅”之类的问题,答案已经写在这里——五百年前,军师的祖师爷孙膑就是这么出场的。田忌领受了命令之后,便立即整顿军马,准备开赴邯郸城下与庞涓决战。孙膑却给了田忌一个否定的意见。“恕我直言,魏国武卒横行天下数十年,所向披靡,胜多败少。如若正面交锋,八万齐军绝对不是八万魏军的对手。”“可是救兵如救火,咱们如果不去邯郸城下,还能去哪?”田忌对此表示不解,“而且,庞涓将军师害成这个样子,难道您不想早点将他的头砍下来,快意恩仇吗?”孙膑摇摇头:“个人恩怨总是要解决的,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不是找庞涓算账,而是如何打败魏军。我实话跟您说,庞涓虽然阴险,却不失为一代名将。我军如果不远千里赶去救火,他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击败我军不过是举手之劳。”“就算是军师也斗不过他吗?”“胜败条件一目了然,就算是家师鬼谷子到场也无济于事。”“那我们该怎么办?邯郸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如果我们再按兵不动的话,邯郸必破无疑。主上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当不起。”田忌想到邹忌对自己的态度,不觉眉头紧皱。“当然不是按兵不动。”孙膑说,“我们是来解围的,不是来打架的。解围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便会身陷其中,反受其乱。我的建议是,避实就虚,不要去邯郸,改为直接进攻大梁。”“大梁?”田忌眼前一亮。“没错。庞涓围攻邯郸,带走了魏国的精锐,连秦军进攻河西都不回防,可见其志在必得。但是如果我们进攻大梁的话,他绝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须赶回来救援。这样一来,邯郸的压力就小了。而我们以逸待劳,在魏国与庞涓决战,主动权操纵在我们手里,获胜绝非难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之计。在一本名为《三十六计》的小册子中,“围魏救赵”被列为第二计,其原文为:“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意思是,攻打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散再打;打击气势旺盛的敌人,不如待其士气低落再动手。应该说,这既是孙武用兵的原则,也是孙膑兵法的精髓。田忌听从了孙膑的建议。从齐军跨出国门的那一天起,孙膑就开始不断地使用各种手段迷惑庞涓。先是向南进攻魏国战略要地平陵(今山东省定陶)。平陵虽然城池不大,然而人口众多,商贾云集,历代魏君都十分重视经营平陵,将城墙修得又高又坚固,留有重兵防守。从齐国出兵进攻平陵,途中还要经过宋、卫两国之间的市丘,辎重队伍很容易遭受攻击。因此,从表面上看,齐军一出国便进攻平陵,显然是不明智的。这就给庞涓造成了一种“齐军无人”的假象。部队接近平陵的时候,孙膑又命令主力停下,千里迢迢从临淄和高唐调来地方部队担任主攻。结果可想而知,齐军被打得铩羽而归。消息传到邯郸城下,庞涓不禁冷笑一声,认定齐军主将田忌不过是个草包。但是几天之后,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支齐军战车部队绕过平陵,轻装疾进,直接突入大梁城郊,烧掠了十几个村庄,而且放出风说,齐军主力部队即将到来,准备血洗大梁,一泄当年禀丘战败(公元前405年)之恨。大梁城内人心惶惶。魏惠王沉不住气了,派人给庞涓送去一封密信,令他火速回师救援大梁,稳定局势。庞涓收到密令,将半个月以来收到的信息作了一番分析,得出一个孙膑极想要他得出的判断:齐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无非是想趁火打劫,从魏国捞到一点好处罢了。那样的话,邯郸之围可以不解,只需他带领少量部队火速返回国内,便可一举击败齐军。他不知道,齐军所有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大的秘密,那就是他的昔日同窗孙膑正端坐在中军大帐中悄悄操纵着一切。这件事被列为最高机密,就连齐军中也只有少数几位高级将领知道。庞涓决心快刀斩乱麻,命令魏军主力继续围攻邯郸,自己则带领两万部队偷偷离开了邯郸城下,日夜兼程赶回魏国。《孙子兵法》第七篇第二条记载:“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简而言之,以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急行军必定导致士兵大量掉队。急行一百里,掉队百分之九十;急行五十里,掉队一半;急行三十里,掉队三分之一。因此,急行军乃是兵家大忌,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可轻易使用。但是庞涓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他只想快点赶回国内击溃齐军,好让魏惠王放心。当他带着一万余名疲惫不堪的魏军赶到桂陵(今河南省长垣)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八万名吃饱喝足、气定神闲的齐军。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魏军被击溃,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他被押解到齐国的中军大帐。在那里,他见到了田忌,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庞涓先是惊愕,接着大笑起来。“果然是你,果然是你!”他用一种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声音说,“从这场战斗一开始,我就怀疑是你在背后操纵这一切。除了你,还有谁会这样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手段将我从邯郸城下骗到这里来?只有你,只有你有这个本事让我上当。我真后悔,当初在大梁为什么没有杀掉你,为什么要留你一条性命?杀掉你我就是天下第一了……不,你其实并不比我强,对吗?如果你比我强,又何必费尽心思将我骗到这里来,又何必躲躲藏藏不敢现身,何不在邯郸城下与我光明正大地决一死战?你还是怕我,怕我在战场上打败你。你害怕人家会说,鬼谷子最得意的弟子是庞涓,孙膑只是个废物,是个懦夫!”说罢又是一阵狂笑。孙膑只是怜悯地看着庞涓,静静地等他把话说完。他不想对庞涓的话进行任何反驳。这些年来吃过的苦头使他明白人间的险恶,也明白人类的各种雕虫小技。庞涓歇斯底里也罢,装腔作势也罢,对他来说不起任何作用。他知道,自己只要轻轻一挥手,刀斧手便会将庞涓拖出去,转身拿进来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但他不想那样做,他甚至不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庞涓的双脚砍下来,再在庞涓脸上烙上一个硕大的印记。那样的话,他与庞涓又有什么区别?他命人将庞涓押下去,暂且关押起来。田忌忍不住问孙膑:“您难道就这样放过他?”孙膑说:“邯郸局势未明,留着他还有用处。”果然,几天之后消息传来,邯郸陷落了!原来就在桂陵之战的同时,围攻邯郸的魏军发动一次总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城门。赵成侯不得不带领文武百官突围而出,逃往代地避难。魏军战斗力之强,委实不是吹的。此后,韩国出于害怕齐国势力西扩,也加入了魏国的阵营。公元前352年,魏、韩联军在襄陵(今河南省睢县)打败齐、宋、卫三国联军(可见孙膑也不是百战百胜的)。战争持续了两年。公元前351年,楚宣王派大将景舍调停各国争端。齐、魏、赵等国在漳水之滨缔结了和平条约,史称“漳水之盟”。作为交换条件,齐国将庞涓送回了魏国,魏国则将邯郸交还了赵国。楚国从中渔利,获得魏国在睢水流域的大片土地。对此,《吕氏春秋》评价道:(庞涓)围攻邯郸三年,士民疲惫,国家空虚,舆论批评,诸侯耻笑,魏国从此走上了下坡路。魏文侯建立的百年霸业,根基已经松动。第六章商鞅之死漳水之盟暂时解决了赵、魏、齐等国之间的矛盾,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是对于魏国来说,战争尚未结束。公元前351年,秦国再度出兵进攻河西,攻克上郡的战略要地固阳(今陕西省延安)。公元前350年,魏军在大将龙贾的带领下发动反攻,双方在定阳(亦在今陕西省延安境内)展开大战。几个回合下来,秦国人发现,虽然魏军在桂陵之战中遭到失败,实力却损失不大,仍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魏将龙贾也不是等闲之辈,曾经主持修建大梁以西的长城,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将才,在战场上挥洒自如,多次打得秦军丢盔弃甲。双方打了一年之后,秦国主动提出和谈。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举行会盟,缔结了和平条约。魏惠王终于跌跌撞撞地稳住了局势。公元前348年,刚刚即位一年多的赵肃侯来到阴晋与魏惠王相会,赵、魏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后数年,中原基本无战事,魏国抓紧时间休养生息,原本就富庶的三河地区又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到了公元前344年,魏惠王感觉到元气恢复得差不多了,又忍不住蠢蠢欲动,准备以朝觐周天子为名,召集鲁、宋、卫、邹等“泗上十二诸侯”举行会盟,重图霸业。就在魏惠王紧锣密鼓地筹备会盟的时候,秦孝公突然派了一位使者来到大梁。这位使者不是别人,就是当年魏相公叔痤门下中庶子、现任秦国大良造卫鞅。自立为王的逢泽之会卫鞅的来访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魏惠王的部署。按照魏惠王的本意,召集诸侯会盟,一是抬高自己的身价,二是“以西谋秦”,想发动大家都来与秦国为敌,共同挥兵西进,抢占秦国的土地,将秦国打回“老、少、边、穷”的原形,甚至从地图上抹去。卫鞅一来,便对魏惠王说:“寡君听说您要举行诸侯会盟,共同朝觐周天子,特派下臣前来表示祝贺。寡君特别交代下臣问一下,秦国虽然偏小,但也是周朝的诸侯,这种尊崇王室的大好事,为什么不知会他也来参加?”话说得委婉,实际上是在告诉魏惠王,你心里打什么主意,秦孝公全知道。魏惠王也是江湖老手了,马上说:“寡人不只是没邀请秦国,也没有邀请齐、楚、赵、燕、韩等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魏国是个小国,势单力薄,虽然有尊王之心,却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敢对大国发号施令。寡人这样回答,不知道秦伯是否满意?”周朝的封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三晋虽然是后起之秀,却都被封为侯爵。而秦国虽然早就立国,却一直是伯爵,是以魏惠王称秦孝公为秦伯。卫鞅说:“您谦虚了。魏国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带甲三十六万,北克邯郸,西围定阳,分明是天下第一强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到卫鞅这样说,魏惠王不觉微微一笑,面露得意之色。“但是,令下臣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以魏国之强而召集诸侯会盟,为什么只请宋、卫、鲁、邹这样的小国?这些国家诚然便于驱使,却不足以支撑您的王图霸业。”卫鞅说到“王图霸业”四个字,偷偷地看了魏惠王一眼,只见他两眼放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显然已经被打动了。他赶紧趁热打铁,继续说道:“依下臣之见,您不如向北争取燕国,向东讨伐齐国,则赵国必然死心塌地跟从你;向西争取秦国,向南讨伐楚国,则韩国也会听从您的指挥。您以伐齐、楚之心来顺应天下之志,则王图霸业已现。您大可以穿上王服,登上王位,以王者之尊率领天下诸侯图谋齐、楚。”“王者之尊?”魏惠王打了一个激灵。谁都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王”指的是周天子。虽然自周平王东迁以来,群雄并起,早就没有人将周天子放在眼里,但是诸侯再大,也只是诸侯,最多到周天子那里讨个方伯(霸主)的称号,用以号令天下,还没有人敢将这个“王”字加在自己身上。当然,楚国是个例外,它一开始就自认是化外之国,还在山旮旯里茹毛饮血的时候就自封为王,中原各国打心眼里是看不起的,也是不承认的。现在卫鞅提出魏惠王也可以称王,魏惠王激动之余,不禁又打了一个问号:这样做,行得通吗?卫鞅看出了魏惠王心里的犹豫,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下臣出访之前,寡君明确表示,您若称王,秦国愿意拥戴。寡君虽然不能亲自赴会,但是一定会派公子代表他参加,以示尊重。”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也许记得,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已成定局之际,孙权曾经派人给曹操送去一封信,劝他称帝。曹操大笑,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意思是,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魏惠王却没有曹操的智慧,他完全被秦孝公的诚意打动了,乐滋滋地接受了卫鞅的建议。他就没想想,秦孝公能对他安什么好心吗?不久之后,由魏国召集的诸侯大会在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召开。宋、鲁、卫、邹等国诸侯参加了会盟。秦孝公没有食言,派公子少官前来祝贺。就在这次的会盟上,魏惠王“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牌,从七星之旖”,也就是扩建宫室,制作王服,竖立天子的仪仗,过足了当天子的瘾。同时他也犯下了即位以来第三个大错。第一个大错:不听公叔痤的建议,既不重用卫鞅,又没有杀掉卫鞅,以至于其为秦国所用,成为魏国最大的威胁。第二个大错:误以为孙膑里通齐国,判处其刖刑,结果孙膑果真为齐国所用,在桂陵大败庞涓。这第三个大错,是最为严重的一个:中了卫鞅的嫁祸之计,妄自尊大,自立为王,成为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在线观看男男网站大全显得无动于衷,仿佛认为,好好考虑一下,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同样也是句千真万确的实话。两个人到了宿舍门口,收集完毕,医生问,我们把所有东西都交了吗,有几个无可奈何的声音回答说都交了,也有人没有吱声,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他是不是撒了谎。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剪子的地方。现在她感到奇怪,剪子竟在那么高的地方,挂在一个钉子或者说榫子上,好像不是她本人挂上去的,随后又暗自寻思,把剪子带来太好了,现在就可以给她的男人剪剪胡子,让他更像个人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条件下生活是不可能正常刮脸的。她再朝门口望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消失在走廊的阴影之中,到那些人指定的左边第三个宿舍去交饭费了。今天的饭费,还有明天的,也许是一个星期的。以后呢,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一切都送去了。与往日不同的是,今天走廊通畅,一般不会这样,走出宿舍的人总是绊在什么上面,撞到什么人或者栽倒,被撞的人张口就骂,说出的粗话不堪入耳,而撞人的人也以同样的口气回敬,但没有任何人把这放在心上,一个人总要有渠道发泄,尤其是盲人。两个人听到前面有脚步声和说话声,大概是另一个宿舍的使者去履行同样的义务。医生先生,我们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呀,第一个失明者说,好像失明了还不够似的,又落入这伙盲窃贼的魔爪,好像我命里注定这样,先是汽车被偷,现在这些人又抢我们的食物,并且他们还有手枪,区别就在这里,他们有武器;但子弹不会永远打不完;任何东西都不会永远用不完,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也许应当希望它打不完;为什么,如果子弹打空了,那是因为有人射击,而我们已经死了够多人了;我们所处的状况令人无法忍受;从来到这里就无法忍受,尽管如此,我们不是一直在忍受吗;医生先生是位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倒算不上,但任何比我们现在更糟的状况我觉得都不会有了;但是我怀疑恶人和恶行没有极限;也许您说得有理,医生说,随后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这里必然要出事,这一结论包含着某种矛盾,要么是说状况比现在更糟,要么是从此之后一切会好起来,尽管从现在来看后者不大可能。他们沿着走廊往前,在拐角处转弯,朝第三个宿舍走去。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都不曾来过这里,但建筑物的两翼理应严格对称,熟悉右侧的人不难在左侧辨别方向,反之亦然,只消在一侧应当向右转的时候在另一侧向左转就是了。他们听见有人说话,应该是走在前边的两个人,我们等一等,医生小声说;为什么;那里边的人一定想准确地知道这些人带来了什么东西,他们不在乎早晚,因为已经吃过饭,不着急,差不多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即使他们看得见,也不会知道时间,已经连手表都没有了。一刻钟以后,也许多一分钟也许少一分钟,双方完成了交换。两个人从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身边走过去,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知道他们拿着食物,小心,不要跌跤,其中一个说;另一个人小声说,我不知道这点饭够不够所有人吃;那我们就勒紧裤腰带吧。医生用手摸着墙壁往前走,第一个失明者跟在后面,等摸到了门框,医生冲着里边说,我们是右边第一个宿舍的。他刚抬脚往里边走,腿就碰在一个障碍物上。医生发现是横着的一张床堵住了门,当作交易的柜台,他们是有组织的,医生想,不是临时想出的主意。他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呢,妻子告诉他说十来个人,但不能排除人数多得多的可能性,肯定到天井去抢食物的并不是所有人。有手枪的人是他们的首领,现在听到的就是他那粗俗下流的声音,喂,我们去看看右边第一个宿舍送来的财物吧,随后又压低声音对一个大概离他很近的人说,记下来。医生一下子蒙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记下来,所以这里有人能写字,所以这里有人没有失明,那就有两个人是这种情况了,我们必须小心,医生想,明天这个家伙可能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站到我们跟前。第一个失明者与医生的想法差不多,他们有手枪,还有个间谍,那我们完蛋了,永远抬不起头来了。里边那个盲人,就是强盗头目,已经把手提包打开,正熟练地往外拿东西,一面拿一面摸,凭触觉是能分辨出哪些是金子,哪些不是,也是能分辨出钞票和硬币的面值的,只要有经验就不难做到,几分钟后医生开始听见一种打小孔的声音,非常清晰,立即认定旁边有人在用盲文写字,也就是布莱叶盲文点写法,他甚至听到了盲字笔穿透厚纸,扎在下面那层盲文板上的沉闷而清晰的声音。所以,这群盲人罪犯中有一名从前被称为盲人的那种正常盲人,他显然和其他盲人一起被捉住了,当时那些猎手们不会调查一番,您是新式盲人还是旧式盲人,告诉我们您是怎样失明的。这帮人有运气,除了让他当记账员之外,还可以用作向导,受过训练的盲人大不相同,比黄金还珍贵。交纳财物清单还在写,拿手枪的盲人偶尔征求一下会计的意见,这东西怎么样,会计就停止记录提出看法,如果他说,便宜货,拿手枪的盲人就评论说,很多这样的东西,不让他们吃饭。如果他说,这东西好,拿手枪的盲人就评论说,没有比跟诚实的人打交道更快活的事了。最后,三盒食物放在了床上。拿走吧,拿手枪的人说。医生数了数,三盒不够,他说,当初只有我们几个人的时候还有四盒呢,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冰冷的手枪枪管顶在脖子上,对一个盲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瞄准方法,你表示一次不满,我就让他们收回一盒,现在,拿上东西赶紧走开,感谢上帝吧,你还有饭吃。医生低声说,好吧,说着抓起了两盒,第一个失明者拿起了另一盒。现在,为了不滑倒,他们走得更慢,沿原路返回宿舍。到了天井,好像四周没有人,医生说,我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您说什么,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把手枪放在了我的脖子上,我本可以从他手里夺下来;太危险了;不像您想的那样危险,我知道手枪在哪里,而他不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即便这样也还是太危险了;我敢肯定,在那一刻,两个盲人中瞎的是他,可惜我没有想到,也许想到了但没有胆量;然后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然后,什么然后;假如我们真能把他的手枪夺过来,我也不相信我们能用上它;如果我有把握解决现在的状况,我就能用;可是,您没有把握呀;没有,确实没有;那么,武器还是留在他们那边好,至少暂时他们还不会用武器进攻我们;用武器威胁就是进攻;如果当时您夺了他的手枪,那么现在真正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更可能的是我们无法离开那里,连出都出不来;说得有理,医生说,我以为我考虑到了全部后果;医生先生一定还记得刚才对我说过的话;我说什么了;您说必然要出事;事已经出了,但我没有利用好机会;不是这件事,是别的事。他们走进宿舍,把那点儿食物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他们两个人的过错,没有提出抗议,没有要求多一些,他们本来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被任命为集体代表的。这时医生解释了事情的经过,说到了盲人会计,说到了拿手枪的盲人的蛮横态度,也说到了手枪。不满的人们压低了声音,最后都表示同意,对,先生,把维护本宿舍利益的任务交给你们,完全正确。食物终于分配完毕,有人还劝那些急躁的人说,少总比没有强,并且,根据现在的时间,大概不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像人们说的那匹马一样,死的时候已经不习惯吃草料了,有个人说。其他人凄惨地笑了笑,其中一个说,如果那匹马死的时候不知道即将死去,这倒也不错。10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便携式收音机因为结构的易碎性和人所共知的使用时间不会长,而被排除在用于交换食物的物品清单之外,因为它能收音取决于两点,一是里边是否有电池,二是电池能用多久。从小匣子里发出的嘶哑声音来看,显然不能有过多的指望。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决定不再大家一起听,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可能到这里来,提出不同看法,倒不是因为小收音机脆弱的物质价值,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而是因为它眼前的实用价值,无疑其实用价值极高,更不用说在至少有一把手枪的地方也应该有电池这样合情合理的可能性了。因此,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改为他在毯子下面听新闻,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如果听到什么有趣的消息,他会立刻告诉大家。戴墨镜的姑娘还请求说让她偶尔听一点儿音乐,只是为了不丧失记忆力,她据理力争,但老人坚决不肯让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外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谁想听音乐就在自己脑袋里听吧,记忆总得为我们做点好事。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得对,收音机里的音乐已经刺耳,只能给人留下刺耳的记忆,于是他把音量尽可能放到最小,等着新闻出现。每当新闻出现时他就把音量调得稍大一点儿,侧耳细听,唯恐漏掉一个音节。然后,他把听到的新闻综合起来,用自己的话告诉离得最近的人。这样,新闻从一张床传到另一张床,从一个收听者传到下一个收听者,在宿舍里转了一圈,早已传得走了样,每个播送者的乐观或悲观程度降低或者夸大了新闻的重要性。终于,到了声音停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刻。这倒不是由于收音机出了故障或者电池已经用完,他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经验清楚地表明,没有人能控制住时间,这台小小的机器似乎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总得有人在那之前先沉默下来。在盲人匪徒们的铁蹄下生活的第一天里,戴黑眼罩的老人一直在听新闻,传新闻,只是自作主张对官方的乐观主义预言中明显的失实之处打了折扣。现在,夜已经深了,他的脑袋终于钻出毯子,侧耳倾听由于供电不足显得沙哑的播音员的声音,突然,他听见播音员大喊一声,我失明了,接着是什么东西使劲碰在麦克风上的响声,随后一阵仓促的嘈杂声和呼喊声,最后忽然沉寂下来。小收音机能收到的唯一一家电台也沉默了。在很长时间里,戴黑眼罩的老人还一直把耳朵贴在已失去生气的小匣子上,指望声音重新出现,继续报告新闻。然而,不难预料,他知道声音不会再回来了。白色眼疾不仅仅让播音员失明了,它还像一根导火索,在广播电台快速蔓延,所有的人无不失明。这时候,老人让小收音机掉到了地上。如果盲人匪徒们来搜寻没上交的首饰,一定会觉得这证实了他们当初的话说得对,他们为什么不主动把便携式收音机纳入贵重物品的清单之内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把毯子拉到头上,尽情地痛哭了一场。在屋顶几盏灯发出的肮脏而又微弱的黄光下面,整个宿舍逐渐沉沉入睡,一日三餐,使一个个躯体得到恢复,在此之前这种事着实鲜见。照此下去,我们会再次得出结论,即便在最坏的不幸之中,也能找到足够的善让人耐心地承受此种不幸。如果运用于现在的状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论某些理想主义者们如何抱怨,说他们宁愿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为生活而斗争,即便为这一固执的态度忍受饥饿也在所不辞,但把食物集中于一处来定量分配的这种做法与人们最初惴惴不安的预料相反,终究有其积极的一面。各宿舍大部分盲人不再为明天怎样过而操心,忘记了预先付钱的人总是得到最坏的服务这句口头禅,无忧无虑地睡着了。另一些人看到为所受的屈辱争取体面结局的努力无济于事,已经心力交瘁,也一个又一个地睡着了,梦想着比现在更好的日子,梦想着如果不能吃得更饱至少也会比现在更自由的日子。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里,只有医生的妻子没有睡着。她躺在床上,思考着丈夫说过的话,丈夫曾以为那些盲人恶棍中有个人看得见,他们可能利用此人作为间谍。奇怪的是后来人们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仿佛医生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想到他的妻子本人仍然看得见。她只是想到了,但没有吱声,不想说出那句显而易见的话,这种事,他做不到,我却能做。什么事,医生会装作听不懂的样子问。现在,医生的妻子盯着挂在墙上的剪刀,自己问自己,看得见有什么用呢。的确,看得见,看得见只是让她亲历了从来想象不到的可怕场面,只让她希望失明,仅此而已。她从床上坐起来,动作非常小心。她的前面睡着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她发现那两张床靠得很近,姑娘把自己的床往那边推了推,肯定是为了离小男孩更近一点,说不定他想念失去的母亲时需要她安慰几句,需要她为他擦擦眼泪。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她想,可以把两张床凑到一起,我们紧挨着睡觉,就不用再常常担心他掉到床下。她看了看丈夫,因为筋疲力尽,丈夫沉沉睡着。她没有告诉丈夫把剪刀带来了,这几天里给他把胡子修剪一下,这种活甚至盲人也能做,只要不让剪刀的刃离皮肤过近就行。她为没有把剪刀的事告诉丈夫找了个很好的理由,以后所有的男人都会来找我,那我每天除了修剪胡子就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她把身体转向外面,双脚踩在地上,找到鞋子,正要穿的时候却又停下来,死死盯着鞋望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又把它们放了回去,没有发出一点儿响动。她来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朝宿舍门口走去。赤脚感到地上黏糊糊的脏东西,但她知道,外面,走廊里,还要肮脏得多。她一面走一面往两边望,看是否有某个盲人醒着,就算其中有一个或者更多的人睡不着,甚至全宿舍的人都睡不着,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发出响动,即便发出响动,我们也知道身体的需要会迫使人做出什么事来,而且不会选择时间,不过她不希望丈夫此时醒来,觉察到她的离开并来得及问她,你要到哪里去,这大概是男人们向其妻子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另一个是,你到哪里去了。一个瞎眼女人坐在床上,背靠着矮矮的床头,空空的目光死死盯着前面的墙壁,却又什么也看不到。医生的妻子停了一会儿,仿佛担心碰到在空中飘浮着的无形的线,好像稍稍一触就能把那条线碰断,永远碰断。瞎眼女人抬起一只胳膊,大概发现空气有轻微的颤动,随后又心不在焉地把胳膊放下来,旁边睡觉的人们的鼾声吵得她难以入睡。医生的妻子接着往前走,离门口越近走得越快。去天井之前,她朝走廊那边看了看,沿走廊可以去到这一侧的其他宿舍,再往前是厕所,最后面是厨房和食堂。有些盲人躺在墙边,他们在来的时候没有抢到床位,要么因为在那场争斗中被丢在后面,要么由于没有力气去争夺床位或者争夺失败。离她十米远的地方,一个瞎眼男人正趴在一个瞎眼女人身上,女人用两条腿把男人紧紧钩住,两个人的动作都尽量放轻,在公共场合他们属于谨慎小心的人,但是,无须有很灵敏的听觉就能知道他们在忙着干什么,其中一人忍不住发出哎呀声呻吟声或吐出一些不连贯的词语时更是如此,这声音是那一切即将结束的迹象。医生的妻子站在那里,望着他们,倒不是由于羡慕,她的丈夫在,能满足她的需要,而是因为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受,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受,也许是同情,仿佛正想告诉他们,不要理会我在这里,我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继续做你们的吧。也许是怜悯,即使你们这最快活的时刻能持续一辈子,你们两个也永远成不了一个人。现在,瞎眼的男人和女人正在休息,虽然已经分开,但仍然紧紧挨在一起,手拉着手,他们是一对尚未结婚的夫妻吗,也许是一对恋人,一起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一起失明了,也许一个奇迹般的偶然事件把他们俩联结在一起,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又是怎样互相认出来的呢,啊,通过声音,当然是通过声音,不仅亲人们无须眼睛只凭声音就能相认,而且爱情,尽管人们常说爱情盲目,也会说话。不过,最为可能的是两个人同时被抓,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两双手不是现在,而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紧紧握在一起的。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抬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