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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黄色网站在线 发布时间:2024-01-21 16: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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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成a人亚洲精v品无码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太和殿内景晋宏逵:紫禁城的命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天上的星空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帝王的所居,而紫禁城就是紫微垣在地上的投影。紫禁城内部,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而且布局得十分巧妙,很有秩序。不管咱们说它有千间房也好,一万间房也好,八千房也好,这些房总要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起来,换句话说,你找门牌总要有门牌号吧。它是怎么安排的呢?它的前朝部分特别疏朗,你看前三殿建筑,是整个北京市最雄伟的建筑,甚至于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最大的建筑,明代的太和殿比现在的还要大,至少用材料用的很多。王鲁湘:明代的叫皇极殿。晋宏逵:明代皇极殿是九间啊,现在的太和殿是11间,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了,所以整个体积缩小了。王鲁湘:在明清两朝的500多年里,紫禁城的屋脊是不是北京最高的屋脊?晋宏逵:紫禁城不是。紫禁城的太和殿是最高大的,但它不是最高的。王鲁湘:那些城门楼子会高过它吗?晋宏逵:城门楼子没有高过它。景山五亭建成后是最高的,白塔寺的塔也可能比它高,但它应该是最高大的了。它的北边就是东西六宫,皇帝自己家庭的所在地。那些房子千门万户,却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有人用众星捧月来比喻后庭与前朝的关系。再具体地从建筑空间艺术角度来看,当时由前门进城,前门之后是大明门,大明门之后是天安门,大明门天安门之间有千步廊,是很低矮很平缓的,但是拉的距离很长。到天安门前头,这个千步廊变成了丁字形,道路突然横宽了,凸显出天安门的高大,然后再到端门,又过了一个关才看见午门,午门又恰恰是一个凸字形的布局,人走在里面肯定感觉渺小,更凸现天子宫殿的伟大。王鲁湘:几年前我来故宫的时候,沿着这条中轴线走了一遍,体验当年外官进京见皇帝的那种心理感觉。我感觉故宫就是一个平面压缩的金字塔,从永定门进来以后就到了金字塔底下,然后一直往里头走,每过一道门等于上一个大的台阶。等到了太和殿的时候,实际上是到金字塔的顶端了,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腿也开始累了,膝盖也开始软了,到了太和殿门前的时候,感到不跪也得跪下了。晋宏逵:但是在整个明清,能够有幸看到太和殿的没几个人。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资格进到太和门的,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进,进也只能进到太和殿的丹墀上,进屋不太可能。由此而看,故宫具有很高明的空间布局艺术。另外,从规划布局上看,故宫的设计有条不紊,它要表现封建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所以萧何那会儿就讲了很著名的一句话。王鲁湘:刘邦很生气地问他,你怎么这么浪费啊,建这么大的宫殿干什么?晋宏逵:人家萧何就说了:“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最高最大,后代人都没法超过。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了,成为宫殿建筑的一个主调。王鲁湘:而且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条中轴线一直到清朝都没有什么树木,特别是太和殿前面这么大一个广场,一棵树木也没有。这也是要表现一种皇权至上的概念,因为一旦有了树木,就有了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种很威严、很秩序的感觉就没有了。晋宏逵:前朝的部分都是很规整的线条,很直的。王鲁湘:到了后寝,到他自己家里头的时候,花木复苏,御花园各种庭院里面各种各样的树木就有了,这体现的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尺度。晋宏逵:另外,他调动很多建筑艺术的手法突出皇权的主题。比如说屋顶都是黄的,屋身全是红的,台阶全是灰的或者白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就意味着单调啊,所以他在屋顶和屋身之间加了彩花,而且是以青绿色为主。你再去看紫禁城的很多细部,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琉璃瓦,有黄色有绿色,而琉璃瓦屋脊上的兽,它的数目要表现等级制度,表现级别,最高级的建筑数目最多,最低级的建筑数目最少,它那些影壁、琉璃门上面的花纹又都非常活泼。故宫绿色琉璃瓦残片故宫黄色琉璃瓦残片王鲁湘:而且为了突出紫禁城这一片,北京城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黄色琉璃瓦。所以当时要是从上空俯瞰的话,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灰调子,在灰调子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紫禁城。晋宏逵: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整个北京城是在封建制度下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作为封建制度应该被否定,但在建筑艺术上应该被肯定。王鲁湘: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在古代,黄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最明亮的色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故宫的墙面是朱红,屋面是金黄,两个都是暖色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和五行有关,墙面的红色是火,屋面的黄色是土,火生土。晋宏逵:这个我倒没考虑过,我只能说这个现象,大概从金代就形成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喜好,秦始皇喜好的是黑,唐代的墙大概是青白色的,到金代以后,就是红墙,白台阶,黄瓦,至于根据什么确定的,这我还真没有研究过。王鲁湘: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皇城的建筑上还是遵循着阴阳五行的法则。晋宏逵:金朝中都的建设是学习了宋代汴梁城的设计,宋代也有他的来源。总之,我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个事,但我觉得,皇家建筑肯定有它的传承,也肯定有它的讲究。王鲁湘:这里面都包含着几个核心的文化价值理念。首先就是中,中国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的概念,这也就等于有了关于核心的概念,紫禁城中轴线加上这样一个长方形的框就是一个中字,天下之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是三大殿从天上看像一个土字,土居天下之中73,这又是一个中的概念。今天我们看沙盘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前朝与后寝正好是“负阴抱阳”,阴阳交泰74了,所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过渡性的一个宫,就叫交泰殿。很多年以前,我仔细数过紫禁城城墙上的几个主要建筑的屋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是360个。晋宏逵:这个我还没数过。王鲁湘:360是个天数,一周天75。四个角楼,每个角楼是28个,象征天上的28宿。我觉得,里头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平面的形状,都有中国文化的意蕴在中间。晋宏逵:现在问题就是,文献当中对这些东西很少有记载,所以只能作为推测。如果我们的推测和事实相符的话,这种推测也能自成一说了。王鲁湘:反正从中国文化中间能找到一个说法。作为天子的居所,紫禁城除了表现森严神圣的皇权和等级,自然也是皇帝一家的宅院。所以,与前朝的威严刚毅相对,内庭的一切布置和设计,都是为这个大家族的衣食住行服务的。晋宏逵:他调动这么多技术,有突出的主题,有突出的轴线,有严谨的规划,还有这么优美的室内和室外建筑设计,最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个建筑的各种功能。皇帝的礼仪活动场所是三大殿;他日常办公的地方有乾清宫,后面有养心殿;后妃住的地方有东西六宫;太后们住的地方有西边的慈宁宫;皇子们住的地方有南三所和东西五所;太子受教育的地方有文华殿。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些人的心理,这些人的宗教活动、精神寄托怎么解决呢?所以宫内又有很多的道教宫观,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王鲁湘:包括喇嘛教的。坤宁宫内景晋宏逵:故宫博物院里头现在还有48处宗教活动场所。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们从来没有被扰动过,一些佛像上还拴着当时地方进贡来的一些条幅,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进贡,给谁谁谁的,贡的是什么佛,这太珍贵了。王鲁湘:清朝皇室又是满族,他们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也都有,比如在坤宁宫里头。晋宏逵:萨满教都在坤宁宫,佛教和道教有延续明代的,也有他们自己新建的。王鲁湘:明清两代中国第一家庭的世俗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包括文艺生活,都可以在这个紫禁城里头解决了。晋宏逵:统统得到满足。故宫里还有皇家出版社,也就是修书处。纪晓岚这些著名的文人都在里面上过班、编过书,这也是紫禁城一个很大的成就。王鲁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紫禁城绝不能单独理解成中国的最高行政中枢,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庭各种各样生活的所在,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在这个里头完成的。晋宏逵:对。我们现在扯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紫禁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考虑它,怎么认识它的问题。四、故宫的价值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第二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今天,人们来到这里,透过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心脏,也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故宫代表中国进入了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它的文化价值无可辩驳地得到了举世公认。晋宏逵: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突出性、普遍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说,世界如果缺了它,文化就是不圆满的。紫禁城的文化价值是世界性的,那它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一个是从实物角度看,它有宫殿建筑。它的宫殿建筑不单单是咱们说的600年历史,而是两千年,为什么?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历代王朝就在不断地进行皇宫建设,但留存到今天且唯一完整的皇宫建筑,就是故宫,所以它自身有600年历史,但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传统的。王鲁湘:您说的这个两千年,从秦始皇开始,可能还说短了。比如说景山,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故宫后面这个山为什么叫景山,因为景山也可以理解为影山,影山可以作为屏风这种东西来理解。但看了偃师的商城遗址我才明白,商城遗址后面那个山就叫景山,可见其来源有多远。晋宏逵:所以它的传统,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文献有记载,有一些文献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地下流传的。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延续时间应该有几千年了。另一种实物,就是故宫所藏的150万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分类来讲是可移动文物,但这些可移动文物和其他可移动文物不一样,它不是到哪都可以摆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皇家长期收藏的最后成果,它的东西看起来是清代的收藏,但是文献上说得很清楚,它照盘接受了明代的东西,明代这些东西是从元来的,元代是直接从南方拉过来的,所以它的东西是皇家收藏的直接延续,150万件文物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王鲁湘:说到这一点我就想,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只有三个地方叫博物院,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是南京的故宫博物院。这三个地方之所以称院,不称馆,是因为院的级别好像比馆高一点,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有资格称为院,恰恰是因为里头的收藏都是皇家收藏。故宫博物院晋宏逵:这得说说故宫文物的流失过程和辗转过程,它和抗日战争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政府对于保护这笔中华民族的最珍贵遗产做了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然,二战期间各国都在转移自己的文物,怕毁于战火,但故宫的转移延续了很长时间,辗转的路程大概是历史上最长的,这是欧洲各国没法比的。当时转移的故宫文物有13000多箱,还有当时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这些地方的文物6000多箱,加一块将近两万箱文物,都运到四川,分三个地方保存。王鲁湘:四川贵州。晋宏逵:贵州的最后也回到了四川乐山一带保存。过了抗日战争之后,从四川又回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到战局不利,就在正在北还的文物中选了一批运到了台湾,这批东西有档案,有图书,也有所谓的古物。当时的分布是这样的:古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以清宫旧藏为核心的。王鲁湘:还有没运走的也回京了。晋宏逵:北京故宫的文物还有建国以来收购的,还有一些考古发现的新东西,还有一批是大家不太重视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关于文物价值的概念局限在清宫旧藏和艺术品上,但我们现在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东西的。王鲁湘:那么凡是清宫使用的现在也是文物了。晋宏逵:对啊。很多帝后不是书画家,他们画的东西艺术性很差,但是它反应了帝后的心路历程,那也是文物啊。这批东西,台湾应该是没有的,都留在北京了。把这些东西算在一起,再加上武英殿的那些书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有150万件。南京博物院呢,它的藏品不是以故宫文物为核心的。王鲁湘:它藏有一部分故宫南迁留下的东西。晋宏逵:那不是它的主要藏品,另外,现在有十几家博物馆都叫博物院了。王鲁湘:从收藏主体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我们故宫这一边是切不断关系的。晋宏逵:从藏品角度看,它们是一个整体;从哲学角度看,它们是一个系统;从文化内容看,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王鲁湘: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情。刚才说到故宫的价值,说到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延续,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故宫,整个东方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没有了。晋宏逵: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它在文化上到底有哪些价值?它代表了一种被中断的文明形式,它比较完整、生动地表达了这个制度。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可以体会很多东西,这也是在文献记载上找不到的。王鲁湘:正因为如此,故宫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体中国人的心。故宫发生的任何事情,马上会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的维修,自然也会引起全体中国人的高度关注。五、故宫大修2004年6月4日,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近百年来,紫禁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总投资20亿元,历时19年的故宫大修,将被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10月武英殿试点工程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公众开放。到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

                      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

                      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未见过的高情传说。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七十三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度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苏轼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能在浩繁的卷册中找到此诗的真迹,那将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何来伟大呢?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六十四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第三章北宋终结者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的举动更加圣明,令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要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真是非常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人自己偏要多事。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顾。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急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物资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得到的!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半年多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四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成了变形金刚。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N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郁闷。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来,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五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挑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二十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他刺激到了,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的真相!这个人,叫蔡京。蔡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这个时代一定会产生的动物。他是北宋连续二十年不断升级的党争的终极产物。可以说,没有蔡京,也会有樊京。他的心灵和做事方式要由后面发生的事来一一剖析,在那之前,只有就事论事才能逐渐看清楚他,而不是上来就下结论,武断是研究历史时最讨厌的事情。人需自救天才救之,在曾布想着提拔蔡京之前,蔡京早就展开了自救行动。说实话,他怕。他被贬到杭州了,这地方是美,在宋朝已经公论为天下第一风景区了,公职旅游休闲有什么不好的?好……好在哪儿啊,元祐之前这里是贬职的终点站,苏轼不止一次地到这儿了。可是元祐以后,这里只是块踏脚板,贬到这儿的仁兄贤弟们,十有八九都会迅速上路,被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去。谁敢说他蔡京与众不同,能在杭州城里静等官复原职呢?所以要自救,天遂人愿,他贬下来不到半年,机会就来了,只要抓住,不仅回京有望,甚至加官晋爵也在把握之中。但是,这机会不好抓啊。真要和这个沾了边儿,以后就算飞黄腾达到了首相的位置,也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骂就是几十年,哪怕是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很风雅,宫里的大太监来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了。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元长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元长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如此一来,蔡京让该太监满意,该太监让皇帝满意,利益链条转动,蔡京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患也真不小,前面提到了,这会有骂名的,前名臣宰执文彦博就是例子,当年他只是送了一件蜀锦袄给仁宗的爱妃张美人,就被一直念叨

                      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泄露被陈敬瑄所杀;嘉州刺史朱实举州投降。当时陈敬瑄属下的州县将领不是投降王建,就是被王建所杀。八月,王建屯驻汉州,九月继续引兵全力攻打邛州。毛湘眼见王建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城中粮食即将绝尽,而且援兵一个没到,顿时对能否守住城池产生动摇。事实上毛湘倒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忍心再让百姓受苦,而且宁死不肯背叛田令孜,于是沐浴更衣,让都知兵马使任可知砍下自己的头颅送予王建。当时百姓都为毛湘之死而哭泣,王建让张琳留守邛州,自己回军继续攻打成都。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大顺二年(891年),韦昭度统率诸道十多万人马讨伐陈敬瑄,用了三年时间依旧没有攻下成都,粮草军需渐渐无法供应,皇帝李晔开始产生了收兵的想法。三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复陈敬瑄官爵诏》,让顾彦朗、王建各率本部兵马回归本镇。事实上,此时成都因为被围日久,粮草已经断绝,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死的婴儿。因利之所趋,便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城外运送粮食到城里贩卖,巡逻兵发现后向韦昭度报告,韦昭度看到城中百姓受苦,便不让士兵加以干预。而陈敬瑄在得知有人私贩粮食后,也羞愧自己不能解决城中饥荒问题,于是也告诉士兵禁止干预此事。不过私贩粮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对于成都众多的百姓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时有吃人现象的发生,官吏对吃人者捉到便杀,但是即使如此也是屡禁不止。他们便想出几种残酷的刑罚,捉到杀人食肉者便用刀拦腰砍成两段,或者从肩胛骨将人斜劈开来。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人们看惯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后反而不再害怕,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都想出城投降。当时陈敬瑄探听到有人策划投降官军,就将这些人连同家属一起杀掉,可以说陈敬瑄的处境已经是四面楚歌。成都城旦夕可破,可是朝廷却在此之际下令撤兵。当王建接到撤兵的诏令后,叹息着认为朝廷征讨西蜀,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可大功告成,现在撤兵等于失去攻破成都的良机。当时谋士建议王建奏请朝廷让韦昭度撤兵,自己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只要攻下成都后,就可以独占西川。王建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上表朝廷称田令孜、陈敬瑄罪不可赦,虽然朝廷决定撤兵,但还是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为了让韦昭度尽快离开,王建劝其尽快撤兵回到长安,因为关东地区的藩镇互相征战不已,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昭度应该尽快回到天子身边,守卫好天子的安全。王建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韦昭度明白王建是想独占西川。为此,他对于是否就此离开西川而犹豫不决,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就此一去,王建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节制。韦昭度看穿了王建的心思后,就以各种理由搪塞王建,拖延撤兵的时间。为了尽快逼走韦昭度,有人建议王建说韦昭度入川时,听说东川有个都将外号叫“唐吃人”,当时韦昭度和人家开玩笑说“人肉何如猪羊”,不如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韦昭度。王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日密令部将唐友通率领士兵在行府门外,逮捕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并将其乱剑分尸,将肉切成碎块分给士兵们吃,声称其偷盗军粮。韦昭度看完后,明白王建这是在威胁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西川,自己将会有性命危险,于是便在当天谎称身体不适,将统军节印交予王建,宣布由王建代替自己为行营招讨使,慌忙带着随从逃离西川。王建将韦昭度护送至新都,并在其马前跪着奉上送行酒,也算是给足了韦昭度的面子。韦昭度刚刚走出剑门关,王建便命令军队把守住通往蜀中的栈道,禁止朝廷派来的军队再行入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西川便脱离了唐王朝的节制,成为了独立王国。后来朱全忠称帝后,王建趁乱攻占了成都,并兼并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三地,效仿朱全忠称帝,建立起独立王国——蜀国,史称前蜀,而王建也成为开国之君蜀高祖。皇帝李晔即位后首次兴兵讨逆,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形式收场。不过王建后来成功打下成都,并诛杀了鞭打过李晔的田令孜,也算是为李晔赚足了面子。事实上皇帝李晔这次迫不及待地撤兵,除了粮草渐渐无法供应之外,还因为朝廷组织的另外一次征讨河东地区藩镇的战争也在继续,也就是说朝廷要同时支撑两场战争,相比于陈敬瑄而言,河东地区的藩镇是一个远比陈敬瑄更难缠的对手。征讨河东大顺元年(890年)四月,皇帝李晔得到奏报,当时威势最盛、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联手在蔚州、碣山打败,其部将安金俊战败身死,部将石君和被生擒,部将申信投降了赫连铎。皇帝李晔看完奏报,将其掷在龙案上,兴奋地在殿内踱来踱去。那个时候韦昭度讨伐蜀中还算顺利,现在兵锋最盛的李克用又遭到惨败,这不能不让立志重振唐威的皇帝李晔感到,这是上天想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讲,李晔对李克用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让深受民族观念熏染的李晔对李克用身怀疑虑,因为李晔始终没有忘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何况沙陀军事力量对李唐王朝是功过参半,虽然曾经协助官军剿灭黄巢起义,为兴复唐室立下功劳,但也曾经兵进长安,迫使先帝僖宗李儇再度外逃流亡,也让当时身为寿王的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除了近在咫尺的关内藩镇之外,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沙陀军队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地盘庞大,是当时的第一强藩。皇帝李晔所制定的抑制藩镇策略,首先就是将李克用列入了抑制的名单之内,然而李晔也明白,仅凭中央禁军根本无法与其相抗衡,只能借助藩镇的力量。如今藩镇之间的征战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李晔接下来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此时正值赫连铎、李匡威联名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上疏认为如果不除掉李克用,终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请求率领汴、滑、孟三州之兵与河朔三镇联手铲除李克用,并请求朝廷任命统帅节度各军。皇帝李晔看完两方面的奏章后,内心虽然欣喜异常,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性。李克用毕竟是有功之臣,今日趁其惨败之际进行讨伐,李晔十分在乎天下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且李克用虽然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动摇其根本,朱全忠等人虽然信心满满,可是以朝廷的名义公开进行讨伐,一旦失败,朝廷将会威信扫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李晔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仅凭他自己实在难以决断,他必须听听朝臣们的意见。因此他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急召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此事,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是否讨伐李克用,群臣展开了激辩。当时大部分朝臣听说皇帝陛下想对李克用动刀,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认为此举万万不可,例如宰相班子成员杜让能、刘崇望就认为一旦对李克用开战,朝廷恐怕会陷入灭顶之灾,但宰相张浚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先帝(僖宗李儇)当年再幸山南,就是因为李克用的沙陀军队进逼京师的结果。臣经常担心李克用与河朔地区藩镇互为表里,朝廷无法对其节制。现在朱全忠、李匡威等人请求共同讨伐,这是朝廷平定李克用的绝好机会,希望陛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臣统兵出战,不出数月就可将其平定。”事实上,张浚力主出兵并主动请缨担任统帅,虽然有忠于唐室,重振朝廷威信的一面,但其内心深处也有排挤宦官杨复恭的想法。因为宰相如果掌握兵权,其南衙地位自然会胜过以宦官为核心的北司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张浚都是希望出兵的。“陛下!张相所言甚是,希望陛下莫要错过如此良机!”在张浚表态之后,另一位宰相孔纬似乎悟出了张浚所说话的含义,于是立即附和说道。面对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的态度,宦官杨复恭似乎也感觉到两个人的出发点不是那么单纯,于是他站出来极力表示反对:“先帝迁出京城,虽然有藩镇为患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朝中大臣失误造成的,现在朝廷刚刚稳定下来,讨伐陈敬瑄的战事还未定,不宜再轻起兵端。”杨复恭的态度当时得到了多数朝臣的赞同,皇帝李晔看到反对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后,便心怀疑惑地问张浚道:“李克用有兴复大功,现在趁其势危加以讨伐,天下人会如何评价朕呢?”“陛下所说的是一时之体,而张相所言的乃是万世之利,昨天臣计算了一下用兵、供给、犒赏的费用,朝廷可以支撑一两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陛下下定决心了。”孔纬立即为皇帝李晔吃下定心丸。李晔眼见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心意已决,于是决定出兵。不过,他最后留给张、孔两位宰相一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位宰相去办了,希望最后的结果不要让朕丢脸!”李晔的态度既是为两位宰相立下军令状,同时也表明有意摆脱杨复恭的控制。随后李晔诏令各部门做出征前的准备,并于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的一切官爵,收回朝廷所赐的“李”姓,又任命张浚为行营招讨、制置宣慰使,诏令京兆尹孙揆为副使,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军粮使。同时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镕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北面正、副招讨使,由此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班子。就在大军将要出发之际,皇帝李晔得到一个喜讯,当时镇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河东大将李克用之弟李克恭因为人骄横,虐待士卒,最终被部下所杀,众人推举另一员大将安居受为潞州留后,并举城投降朱全忠。安居受又派人去召冯霸,但冯霸不听命令,安居受因害怕而逃出城外,结果被百姓杀掉,冯霸领兵立即进入潞州自称留后。潞州发生兵变,这对于即将出发的朝廷大军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朝廷百官闻讯纷纷向皇帝李晔道贺,大军就这样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下开始出征。五月四日,张浚等人在皇帝李晔和满朝文武官员的欢送下,率领中央禁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四州兵马五万人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在晋州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镇兵马会合。七月间,大军到达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县西南),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晋阳。再说,李克用闻听潞州发生叛乱,立即派部将康君立前去平叛。冯霸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命令部将葛从周星夜带领人马自壶关潜行至潞州,杀透重围进入城中。又派大将张全义、朱友裕驻军泽州之北,作为葛从周的后援。同时命令部将李傥、李重胤、邓季筠领兵攻打身在泽州的李罕之。于是征讨李克用的战役首先在朱全忠所在的南线展开。当时赫连铎、李匡威得知朱全忠已经拉开征讨李克用的序幕,于是从北线配合朱全忠发动了对李克用的进攻。面对三面之敌,李克用全面冷静地分析了战局。他认为张浚所带领的官军,人数虽然众多,但由于是仓促组建,战斗力肯定不强,在他看来不足为虑。南线的朱全忠虽然是劲敌,但此时他正在和徐、郓二州的时溥、朱瑄打得难解难分,目前不可能抽调出太多兵力,对自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有北面的李匡威、赫连铎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于是李克用命令康君立继续围困潞州,又派李存孝增援李罕之,让其固守泽州城,进而阻击朱全忠的人马北上,自己则带领李存信、李嗣源领兵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葛从周领兵进入潞州城后,便被康君立困在城中。朱全忠见潞州难以久守,于是想为朝廷送个人情,便派人通知张浚,想通过张浚下令让昭义节度使孙揆接管潞州。当时张浚不知道潞州城形势严峻,正担心朱全忠会将潞州据为己有,闻讯后立即拨发三千人让孙揆前去接管潞州。八月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闻讯后带兵潜伏在长子县西谷截击。李存孝是河东地区第一猛将,统兵上阵所向无敌,这次他仅带领三百名骑兵对抗官军的三千人马。而孙揆为了不失中央官员的派头儿,大张旗鼓地拥众而行,当行到西谷时,李存孝带领伏兵直扑孙揆的中军,轻而易举地就擒获了孙揆和宦官韩归范以及士兵五百多人,将孙揆和韩归范呈送李克用,最终孙揆被李克用处死。不过李克用没有失去理智,他将宦官韩归范归还朝廷,并上表皇帝李晔申冤,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孙揆兵败被擒,虽然使讨伐李克用的联军士气大为受挫,但对于李克用而言,紧张的局势并未就此解除。此时泽州的李之罕被邓季筠、李重胤等人围困多日,急得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让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星夜奔赴泽州救援。李存孝赶到泽州后,从五千骑兵中又选出五百名骁勇之士,向朱全忠的军队发起进攻。当时李存孝向朱全忠的军队进行挑衅,并破口大骂要活捉汴州士兵给手下人充饥,让汴州军队中较胖的人出战。邓季筠闻听后勃然大怒,领兵应战李存孝,不曾想只交战一个回合,便被生擒活捉,剩下的李重胤、李谠等人见无力抵抗李存孝,便星夜引兵逃走。李存孝随之进行追击,在马牢山打败汴州军队,又趁势北上协助康君立围攻潞州。勉强能和康君立对抗的葛从周,眼见李存孝又领兵前来进攻,自知无法再进行对抗,于是弃城而逃。至此征讨李克用的南线战场以失败告终,朱全忠对此恼羞成怒,痛责众多败军之将,并处死了李重胤、李谠等人。但终究挽救不了南线战场的失败,只得偃旗息鼓,收兵退回本镇。南线战场就这样结束了战斗,而北线的李匡威、赫连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李匡威攻占了蔚州,俘获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则成功击溃协助李克用作战的遮虏军,杀死遮虏军使刘胡子。面对北线战场的严峻形势,李克用派遣他最宠信的大将李存信领兵迎战,可是由于兵马太少,出战不利,被赫连铎打败。他又命令部将李嗣源为统军副帅,协助李存信作战。李嗣源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身先士卒横冲敌军,士卒们都愿意跟随其作战,由于李嗣源的出战,李匡威、赫连铎接连战败,北线战事随之发生逆转。李克用得知消息后,亲自带领大军前来接应,李匡威、赫连铎狼狈败逃,并损失了将近一万人马。在成功解除了朱全忠、李匡威等劲敌的威胁后,李克用从容不迫地对付以张浚为首的官军。而当时张浚率领官军在西线行动十分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粮草供给不到位。杨复恭为了阻止张浚在前线的作战,在朝廷内多方掣肘,致使粮草断绝。张浚不得已只能向镇冀、魏博两镇求助,而镇冀的王镕、魏博的罗弘信都是以河东作为屏障的,他们担心一旦李克用失败,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瞄向自己,所以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张浚的求助,并拒绝发兵助战。张浚对此无可奈何,因此官军在阴地关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一直到了十月份,张浚这才克服重重阻力,勉强从阴地关向晋阳进发。李克用得知官军逼近后,命令部将薛志勤、李承嗣带领三千人马驻扎在洪洞,李存孝领兵五千驻守赵城,阻住了官军的进路。镇国节度使韩建自知强弱悬殊,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便精选三百名勇士乘夜偷袭李存孝的营寨。但因为保密措施不严,被李存孝得知,于是设下伏兵反击韩建,韩建因此偷袭失利。当时静难、凤翔两道兵马得知韩建偷袭失败的消息后不战自溃,禁军也是闻讯溃败而退,河东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晋州西门附近,张浚只得领兵亲自迎战。但张浚毕竟是文臣,结果又大败而归,官军此战损失三千多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四镇兵马见势不妙,先行渡过黄河各归本镇,此时张浚手中只剩下禁军以及宣武镇人马万余人,只得闭城坚守,不敢再与河东军交战。十一月,李存孝攻克距离晋州一百二十里的绛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逃,晋州因此失去屏障,李存孝进而兵围晋州,并发起攻城战役。不过一连攻了三天没有任何进展,李存孝认为自己毕竟攻打的是朝廷的军队,在攻城无果后,便下令撤兵五十里,为张浚闪出一条逃生之路。张浚和韩建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晋州,晋、绛二州由此被李存孝成功占领。就在

                      弟纷纷逃亡,公子御说逃到了亳城。南宫长万匆匆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游为君,并派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部将猛获带兵进攻亳城,想杀死公子御说。到了冬天,在萧叔(萧地领主)的组织下,公族子弟联合起来,并从曹国搬来救兵,开始反攻南宫长万。公子御说也率领亳(bó)城之兵,里应外合,斩杀南宫牛于亳城。立足未稳的公子游政权很快垮台,他本人也被处死。公子御说众望所归,成为宋国的新一任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桓公。混乱之中,猛获逃往卫国寻求政治避难,而南宫长万则逃往陈国。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的时候,妻子儿女均顾不上,唯独将家中的老母亲带上,用独轮车推着她一起逃亡。据《左传》记载,自宋国到陈国的路程约有二百六十里,南宫长万以人力推车,早晨出发,晚上便到。如若记载无误,南宫长万堪称春秋时期第一好汉。宋国一定下来,就向卫国提出引渡猛获,向陈国索要南宫长万。猛获也是一员虎将,卫惠公本来想留为己用,大夫石祁子跳出来晓之以理,说:“万万不可,此人犯下逆反之罪,人神共愤,我们不应该保护他。您得到猛获,只不过得到一匹夫,却因此得罪了宋国。袒护罪人而失去盟国,这笔生意恐怕不划算吧。”卫惠公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将猛获交给了宋国。那边,陈国人收受了宋国人的贿赂,遂答应引渡南宫长万。但是南宫长万不好对付,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于是陈国人找来一群美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他灌得烂醉之后,用犀牛皮将他包裹起来绑紧。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仍然不保险,当他们把南宫长万押送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居然已经挣破了犀牛皮,手脚都露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被剁成了肉酱,至于有没有被用来包饺子后人就不得而知了。齐桓公自即位以来,两次对鲁作战都没有取得成功,使他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转而听从管仲的劝告,专修内政,致力于提升国力,富国强兵。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造访鲁国,到鲁国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共姬。这里说明一下,周天子嫁女,鲁侯为主婚,是周朝初年就形成的传统。当年齐襄公迎娶王姬,也是由鲁桓公从中牵线搭桥的。通过操办齐桓公的婚事,鲁庄公与齐桓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两国之间也冰释前嫌了。公元前681年春天,齐国向各国发出邀请,以“平宋乱”为名,在北杏举行首届诸侯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其实举办得不怎么成功,至少没有齐桓公希望的那么成功。一是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很少,只有区区宋、陈、蔡、邾四个,更多国家持观望态度;二是有些国家的与会代表并非诸侯本人,而是上卿甚至是大夫这个级别的人物;三是会议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文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杏之会是春秋史上第一次由诸侯主导的国际性会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就在沈鹿召开过汉水流域的诸侯大会,比齐桓公整整早了二十三年!可想而知,齐桓公对北杏之会的成果很不满意,他迅速调整策略,打出了两张牌。第一张牌,以不赴会为罪名,派兵消灭了遂国。第二张牌,主动与鲁国修好,并于当年冬天与鲁庄公在柯地举行了会盟。据《史记》记载,这次柯地会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在两国君主准备歃血为盟的时候,鲁庄公的随从武将曹沫突然跳上台来,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在战争中侵夺的鲁国之地。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沫这才扔掉匕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从容容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齐桓公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对逼迫下的承诺置之不理,被管仲劝阻了:“诺言就是诺言,因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实在不划算,还就还吧。”于是齐国将曹沫参与过的三次战争中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此事被记载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然而,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据《左传》记载,自乾时之战后,齐、鲁之间的数次战争,都是鲁国获胜,不存在齐国侵占鲁国土地的可能性。柯地会盟之前,齐桓公曾经到鲁国来迎娶共姬,以王室为纽带,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改善。柯地会盟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以鲁庄公的慎重,不太可能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采用曹沫这种手段来对付齐桓公。因此,曹沫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齐、鲁两个东方大国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这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前面说过,北杏之会是以“平宋乱”的名义召开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宋国人就背弃了北杏之会签署的盟约,不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80年春天,齐桓公纠集陈国和曹国,发兵讨伐宋国。根据管仲的建议,出兵之前,齐国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恳请周天子派部队前来助威。此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的孙子周僖王,即位才两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王室的列位大臣收到齐国请求之后的惊愕表情。自平王东迁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诸侯国之间你攻我伐,东征西讨,完全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诚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周天子的战旗也曾多次飘扬在战场上,但那并不是出于王室本身的意愿,而是郑庄公那位乱世奸雄在假借天子旗号讨伐异己,牟取私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鼓起勇气,自作主张搞了一次“征伐”,却在濡葛被郑庄公打得铩羽而归,周桓王本人也被射中肩膀,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自那以后,王室对于“征伐”二字就不再作任何指望。公元前688年齐襄公讨伐卫国的黔牟政权,护送卫惠国回国,王室壮着胆子派了一小支部队前往声援黔牟,也是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联合国观察员或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为黔牟等人提供了政治庇护之后就悄然撤军了。现在,齐国要讨伐宋国,居然前来请求天子恩准,王室受宠若惊之余,又难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然而,齐国派来的使臣态度实在是很谦卑,齐桓公亲自写的请愿书又是那么殷勤有礼,使得王室上下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些老臣说,恍惚间还以为是回到了西周年代呢!感觉固然重要,实惠更让人心动。王室的经济一直很拮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97年,天子特意派了一位大臣到鲁国来,要求鲁国给王室提供一些车辆,被当时的国君鲁桓公拒绝了,理由是“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毫不客气地给了天子一个难堪。天子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王室经济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经过深思熟虑,周僖王决定派大夫单伯代表天子,率领少量军队前往齐国助战。虽然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对于齐桓公来说,已经足够。只要天子的战旗与自己的战旗一起飘扬在战场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宋桓公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而且,这次和谈之后,齐国与宋国建立了长久的良好关系。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道路上,宋桓公一直在鞍前马后效力,直到他去世。之后齐桓公急于稳固外交成果,于是请单伯牵头,召集宋、卫、郑等诸侯在卫国鄄(juān)地会晤,讨论天下大事。也许是不久前楚国入侵蔡国的举动吓坏了大家,加上有王室的代表与会,各国均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了会议。在各国元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为君的郑厉公姬突。【二次夺国,郑厉公的回马枪】公元前680年,郑国的首都新郑再一次震动。十七年前被迫流亡国外的前任国君郑厉公率领军队自栎城启程,如急风骤雨般朝新郑进发了。栎是郑国的一座大城,自郑武公年代,它就被当做郑国的别都。公元前707年,郑厉公派雍纠谋杀祭仲失败,虽然被迫离开了新郑,却没有离开郑国,而是于当年九月在栎城百姓的帮助下,杀死了栎城守将檀伯,从此将栎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距离新郑仅仅九十里的地方,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郑厉公进驻栎城的十七年间,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换,郑昭公、公子亹、公子仪几兄弟相继登台,他们对于栎这块割据势力不是无暇顾及,就是因为畏惧郑厉公的威名而不敢动手。公子仪曾经打主意对栎用兵,被祭仲制止了。“那个人深得兵法之妙,军中将士都把他视为战神,如果您要讨伐他,只怕部队还没到栎城就哗变了。我看啊,只要那个人不主动出兵来攻打新郑,咱们就偷着乐了。”祭仲说。对于曾经侍奉过的君主郑厉公,他总是用“那个人”来替代,不直呼其名。祭仲这话很伤公子仪的自尊,但那毕竟是事实。不只是军中将士对郑厉公存有崇拜之情,郑国的普通百姓其实也对他心存好感,在他们看来,作风硬朗的郑厉公比眼前这位庸庸无为的公子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在郑国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会选择让郑厉公担任君主。期望郑厉公复辟的民意逐年高涨。公元前686年,郑国朝野甚至传出了所谓两蛇相斗的故事,有人宣称在新郑的南门看见两条蛇互相厮咬,一条自门外而入,另一条则坚守门内,结果外蛇咬死了内蛇。这个故事的含义简直不言而喻,而且流传得很广,连远在山东的鲁庄公都听到了。公元前680年,当他听到郑厉公率军前往新郑的时候,禁不住抚住胸口,问大臣申濡:“世界上果真有妖孽么?”申濡的回答很有点禅意:“人心里有鬼,则妖孽自作;人心里无鬼,则无所谓妖孽;人如果抛弃伦常,则妖风大盛。如此说来,当然有妖孽。”郑厉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复辟之旅的。部队在大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郑国守军,俘获了守将傅瑕。傅瑕向郑厉公请求:“饶了我吧,我还能为您出点力,让您兵不血刃地进入新郑。”郑厉公很爽快地答应了傅瑕,并与他签订了盟约,放他回新郑。《左传》记载:傅瑕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此来迎接郑厉公复位。郑子就是公子仪,因为死后没有谥号,所以只能称为郑子。郑厉公的复辟没有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郑厉公进入新郑之后,反倒是先处死了复辟有功之臣傅瑕,同时审判当年参与了雍纠一案的几个人。审判的结果:主犯祭仲已经去世,免于处罚;从犯公子阏,死刑;从犯强鉏(chī),刖(yuè)刑(砍腿);从犯公父定叔驱逐出境,流亡卫国。值得一提的是,定叔乃共叔段之孙。三年之后,郑厉公又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恢复原有的待遇。对于这一安排,郑厉公说了一句让大伙都很唏嘘的话:“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父亲郑庄公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父亲死后,同辈兄弟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国君的宝座上;而郑厉公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流亡,两度为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心里对兄弟相争的因果循环感到疲惫,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才有感而发吧。如果说,郑厉公第一次登上君位的时候,群臣对他并不看好的话,当他第二次登上君位,朝中大臣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郑国太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结束动乱,重振郑庄公当年纵横河雒的雄风了。然而也有个别人拒不接受郑厉公,那就是在郑庄公时代与颖考叔、高渠弥等猛将齐名的老臣原繁。自郑厉公回到新郑,他就闭门谢客,称病不朝。郑厉公派人去原繁府上,对他说:“傅瑕虽然杀公子仪有功,但仍然对我有二心,根据周朝的刑罚,我将他杀了。群臣当中,真正想要我回来而没有其他想法的,我都许诺其担任上大夫。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伯父您共商兴国大计。但是我在外十多年,您也没给我写过一封信,通报过一点情况,现在我回来了,您又闭门不见,实在令人遗憾。”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郑厉公这十七年的流亡生涯不是白过的,说起狠话来有礼有节,颇具乃父遗风。原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家自先君桓公年代开始,就为郑国服务,不是只为某一朝、某一君服务。如果国家已经有主,而总是想着外面的人,难道不更是不忠的表现吗?一日为君,则国内所有人无不为其臣。为臣无二心,乃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况公子仪在位十四年,那些阴谋迎立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不忠吗?先君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个个都拿官爵来行贿,收买朝中大臣,帮助自己登上国君的宝座,您又打算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郑厉公的问话狠,原繁的回答更狠。但是原繁没有给郑厉公找更多麻烦,等使者一走,就找了根绳子,自缢而亡了。郑厉公复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9年春天,齐桓公在卫国的鄄地大会诸侯,并且请了周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会议,因此鄄地会盟也被视为齐桓公称霸的起点。郑厉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与会的各路诸侯当中,他也许是最没有将齐桓公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齐桓公匆匆组建起来这个国际合作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除了借用周天子的旗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样一个组织,大概和我们今天某些“X加Y”的国际组织差不多吧。因此,当齐桓公发动大家讨伐一个叫郳(ní)的小国家,而宋国充当了急先锋的时候,颇有侠义精神的郑厉公忍不住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派兵入侵了宋国。齐桓公对同盟国里的这位小弟弟窝里反的行为很不满意,于公元前678年夏天联合宋、卫两国,发兵攻打郑国。郑厉公当然不甘示弱,也尽起郑国之兵抵抗入侵。经历了管仲改革整顿的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凡响,但是郑厉公通过巧妙的用兵,抵消了联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的优势,一连好几个月,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然而,到了这一年秋天,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打破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迫使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来握手言和,一致考虑如何抵抗这股外力的入侵。这股外力来自于南方的楚国。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zī)即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将都城迁到了更加靠近中原的郢(yǐng),在他的率领下,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终于走出了江汉平原,朝着中原文明的腹地进军,而且目标直指天子脚下的郑国。楚文王派使者给郑厉公送了一封信,大意是指责其从栎城入新郑,竟然没有知会楚国,完全没有把楚王放在眼里。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郑厉公当然是嗤之以鼻。楚文王一挥手,楚国人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郑国,趁着郑军主力在与齐军周旋,直逼郑厉公的老巢栎城。消息传到齐桓公耳朵里,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施恩于郑的有利时机,更是他号令诸侯的绝佳题材。他主动派人到郑军大营,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正苦于两线受敌的郑厉公马上表示答应,接受了齐桓公提出来的并不怎么苛刻的和谈条件。同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诸侯在宋国的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村外的野蛮人近了,我们该怎么办?因这次会议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被称为“幽盟”。这次会议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各国订立同盟,认同了齐桓公作为诸侯长的领导地位,决心在齐国的领导下尊重王室,共同对抗楚蛮子的进攻,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楚文王得到这个消息,悄然而退,自此之后十余年,楚国不敢复窥中原。齐桓公现在称心如意了。四方的诸侯都对他顶礼膜拜,将他比拟为古代的“方伯(bà)”,赞美之辞不绝于耳。我不能否认他的“称霸”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感都有好处,但是从主观上讲,他更看重的是称霸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非其衍生的种种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管仲这位高参,他和哥哥齐襄公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对于郑厉公来说,幽盟的意义远远大于去年的鄄盟,他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组织的纲领,承认这个组织的作用的。然而,幽盟的领导人齐桓公的

                      停当,立刻叫来四个小伙,“其他人点上明松枝,跟饿进去!”众人应声各自准备了起来,但却没人敢打头阵,杨葛根只是偷偷看着耿婆,脚下没有移动半步。“两个丫头跟着我走。”耿婆笑了笑,“林岳、王亦凡,你俩带着村民进去。”说罢随手拎起一个大酒坛,阔步走向洞内。那个大酒坛少说有三十来斤,耿婆却用一只手轻飘飘地就拎了起来,单手托着显得毫不费力。旁边的村民看得傻了眼,反应过来后便前仆后拥地跟了上来。踏进洞内没几步,一股恶臭便扑鼻而来,不少村民被呛得满脸的眼泪鼻涕。耿婆手臂一沉,双手托住酒坛两侧,手腕一较劲,酒坛旋转着呼地飞了出去,在不远处的半空中突然炸开。与此同时,耿婆反手抓过一个村民手中燃着了的明松枝,抬手一挥,一道火光直射而去,蓬然声响,凭空燎起一片火光,一股夹杂着酒气的清新气味顿时充满了洞内。耿婆干净漂亮的几下手法震慑了在场的村民,洞内的改观更是让他们信心倍增,明松火把晃动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当下大步向洞穴深处走去。洞壁和地下四处散落着不少残缺的骸骨,从骨骼的腐化干枯程度来看已经经历了不少时间,这些应该就是杨葛根所说的被侵华日军杀害抛尸的受害者遗体。不过,随着深入洞穴,骸骨间渐渐出现了一些新鲜的肢体碎块,甚至还有一些内脏粘在洞壁上。几个村民赶了进来,手中大大小小地拿来几个酒坛,耿婆笑着接过,如法炮制了一番,内洞的恶臭也消减了不少。这时我才发现,在挥出酒坛的瞬间,耿婆似乎在酒坛中抛入了什么东西。“前面拐弯就是大批的活尸了。”我止住众人道,“大伙在这里停一下,分派好人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被安排在了前面,我和林岳左右压阵,耿婆带着晖儿和S随后督战,其余人等打着数十个火把跟在后面,明松枝条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整个洞穴被火光照得四处通亮。拐过内洞的弯曲处,一片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众人面前。自弯曲处到洞底大约有二十来米的长度,这里的洞宽可以容下四五个人并排行走,也就是在这么一个范围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上百具不同腐化程度的活尸,地上满是四处横流的尸水,如果不是耿婆事先用烈酒处理过,只怕众人早就被尸臭活活熏死了。那些活尸早已查觉了洞内有生人进入,一个个摇摆着在那里蠢蠢欲动着,可却没有像那晚一般扑噬上来,看来应该是耿婆方才在烈酒中动了手脚,这才抑制住了活尸。看见活尸不敢上前,杨葛根心中顿时有了底,一声号令,四个小伙一字排开,手中的喷雾器对着活尸喷洒开来。活尸沾上这些烈酒后,身子变得迟钝了起来,有不少腐化厉害的干脆就倒在了地上。不多久,除去那些新鲜下葬的活尸外,大多数活尸全都僵在了那里,成了正宗的死尸。随着四个喷雾器中的烈酒耗尽,村民们的热情不住高涨,几个小伙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耿婆让人把剩下的几坛烈酒搬到跟前,全部打开泥封,让杨葛根指挥村民撤出山洞。“你留下点把火。”耿婆冲林岳道,“记得把这些尸体烧干净点。”“喷了那么多烈酒,地上还有老大几坛。”林岳苦着脸道,“点起来一准炸飞我,您老这不是要我命吗。”“太危险了,要不还是我来吧?”我向耿婆道,“用金属撞击引出火花,效果应该是一样的。”“这会用驭金太过招摇了。”耿婆摆摆手,冲林岳又道,“你小子命硬,阎王老子不会收你的,废话少说,我们走了你就动手。”林岳无奈地耸耸肩,转身走到酒坛前蹲了下来,托着下巴似乎在考虑怎么下手。耿婆不再多话,带着我们快步向洞外走去,S悄悄地回头望了下林岳,眼神中满是担心。大约过了一支烟的功夫,洞里闪过一道火光,紧接着传来一阵闷响,灼人的热浪呼地自洞口喷出,带起一团弥漫的烟尘。杨葛根早就带着村民躲到了山坡的旁侧,耿婆和我们也站在了距离洞口十米开外的地方,在热浪冲出的那一瞬间,S的身体不由颤抖了一下。烟尘散去,村民们慢慢围拢了过来,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些焦臭的味道,洞内一片死寂,林岳的身影并没有从中出现。“林岳~~”S站在洞口大声叫道,洞内不断回响着她的喊声,但没有任何的回答。“林岳……他会不会有事……”S有些无助地向耿婆问道,声音中隐隐带着一丝哭腔。耿婆眯缝着眼睛看了看洞内,笑了起来,刚要开口回答,却听“呼”地一声,S身旁的狴犴向山坡下的一处蹿了过去。“咳……咳……这死猫……”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影从山坡下爬了上来,狴犴正蹲在他的肩头,两只前爪不住拍打着他的脑袋。“切,我还以为你炸死在里面了呢。”S红着眼眶笑骂道。这个灰头土脸的家伙正是林岳,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得,竟然会出现在山坡下面。“得,得,甭晦气了,咱还没娶媳妇呢。”林岳用力啐去口里的泥土,满脸无奈道,“哪位行行好,帮忙快把这只抽风的死猫给弄走啊。”狴犴敏捷地跃到他另一个肩头,不依不饶地继续用双爪拍打着他的脑袋,但看它那严肃而专注的样子却又不像在和林岳玩闹,难道林岳的头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我快步来到林岳身边,扳住他连连躲闪的脑袋,发现他的头发间散落了许多昆虫的残缺肢体,狴犴拍打林岳的脑袋正是为了除去这些东西。“你别乱动。”我拿出一块手帕,暗地聚出一把金属细梳,从林岳的发间梳下了这些东西。狴犴继续拍打了一会,见他头上完全干净之后,张嘴满意地打了个哈欠,跃下了林岳的肩头。“靠,这都怎么了?”林岳拍着身上的灰尘道,“哦,对了,这洞下头直通山下,好像是有人故意挖出来的。”“你就从那里钻下来的?”S瞪大眼睛道。“嘿嘿,我弄了钻地藤,躲在藤荚里,丢了个烧着的火把过去。”林岳坏笑道,“然后就钻了下来,可没想到下面是空的,结果藤荚碰在了断层上把我给颠了出来。”“我说你怎么会从下面出来呢。”S瞟了林岳一眼,“对了,那条通道里有啥东西吗?”“空的,没啥东西,不过啊……”林岳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起来。晖儿帮着我将手帕上的虫尸拼凑了起来,这是一种黑色的小虫,有绿豆大小,但奇怪的是,它却没有长脚,背部那黑色甲壳上有着一道奇怪的白色花纹,像是用线条勾勒出的一件长袍。“鬼衣蜮?!”耿婆看着虫尸不由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叩穴道’里混进了这些虫子。”鬼衣蜮,这东西的外形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一种昆虫,但你很难想象它其实是一种诡异的生物。这些鬼衣蜮生长在阴暗晦湿的地下水源中,以地下水中的生物为食,每只成形的鬼衣蜮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的外壳下是由三到四只“蜮节”组成的,这些“蜮节”连作一体,看来就像一只完整的虫子一般。从生存环境和食物链来看鬼衣蜮应该只是一种地下昆虫,并没有什么特别和恐怖之处。不过,如果动物或人类在饮用汲取地下水时,鬼衣蜮便立刻分解成细小的“蜮节”,通过皮肤及消化系统伺机潜入体内,在内脏和肌体间生存繁殖,由于鬼衣蜮的每个“蜮节”都具备自行繁殖的能力,所以它们会很快地侵入宿主的脑部和神经系统,通过吸食宿主体内的血液营养而生存。当然,鬼衣蜮绝不是吃光算数的品种,它们合理有力地利用了宿主的身体。通过特殊的分泌物,鬼衣蜮可以控制和刺激宿主的神经系统,驱使宿主行动取食。不过,寄生之后的鬼衣蜮可以说是贪得无厌的,为了保证自己迅速获得营养,它们会要求宿主直接取食各种血液,动物、人类一概不拘。林岳从“叩穴道”带出的虫尸只是鬼衣蜮的外壳残片,这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蜮节”已潜入了人或动物的体内。我们四人听完耿婆的介绍后,都不禁有些茫然,活尸暂时是得到了控制,可却又凭空冒出了这种诡异的生物。为了不至引起村民的慌乱,我叫过杨葛根耳语了一通,他点着头回身散去了围观的村民,并安排人手清理山洞中的残局。……村内,姚建国的家中。“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山洞下面原本有条地下暗河。”我思索道,“布下转气叩穴法的那人设法排空了暗河,而这条暗河里却正好生长着这些鬼衣蜮。”“排空地下暗河需要不少人力,就算设计合理也绝对不可能一人完成。”S在电脑上构建了一幅山洞和孔道的三维立体图,“从林岳的描述来看,这个地下河并不小。”“就是,这些人就算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山洞,但离开的时候就不会被人发现吗?”林岳附和道,“再说了,他们肯定还带着不少的工具啥的,目标肯定不小。”“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出来……”晖儿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寒意,“排空地下河的过程中,他们会与鬼衣蜮有接触,被寄生的可能性就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在排空地下河的时候鬼衣蜮潜入了那些尸体身上。”S思索道。“呵呵,一个丫头对了,一个丫头错了。”耿婆踏进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大布袋子,“被鬼衣蜮寄生的是人,不是尸。”布袋里是一只颈部被撕开的小羊,从伤口来看是被什么东西大力撕扯的结果,但却没有溅出多少血迹,新鲜的尸身内竟然没有残留下一点血液。“鬼衣蜮从不寄生在尸体上,它们喜欢的是活的东西。”耿婆喝了口茶道,“而且,被它们寄生的人有一个特征。”“特征?是不是长着獠牙,皮肤雪白,头发黝黑,眼睛中像闪动着鬼火,男的英俊潇洒,女的妩媚迷人,白天不出门,晚上才活动,喜欢养蝙蝠的?”林岳连珠炮似地一口气说道。他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起先都是一愣,细想之下不由哄堂大笑起来。“臭小子,你这张贫嘴不改改,小心讨不着媳妇!”耿婆笑骂道,“那是外国的吸血鬼,欺负老婆子年纪大了是不是?”“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特征呢?”晖儿好奇地问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被鬼衣蜮寄生的人内脏会退化缩小,不过那颗心却强壮有力。”耿婆轻轻地叩着桌子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听到一阵心跳声,你想都想不到的心跳声。”十二、地河血影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小路上或安枕屋内,耳边突然传来十分清晰的心跳声,环顾四周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渐渐地,随着心跳声的接近,你的心脏开始以同样的频率共振。惊慌、恐惧、绝望一时间涌上心头,直到一个诡异的黑影出现,这一切便成了尽头。这不是哪部恐怖小说情节,更不是什么恶梦片断,这村子里的失踪者,只怕有大半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耿婆详细地说明了鬼衣蜮及其宿主的特点后,忽然给我带来了一个提示。杨葛根曾说过,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集体失踪,之前养尸茔地事件让我误以为是活尸作祟,但就此看来只怕作案者是另有其“人”。活尸袭击落单行人的确常见,从养尸茔地的格局范围来看,活尸的行动范围仅在养尸茔地的附近,也就是说,它们很难涉足更远处。否则,阴洞内那上百具活尸倾巢出动的话,村里人早就死伤殆尽了。于是,我们仔细勘察了村外出事的那几户人家,现场遗留的痕迹更是证明了我的担心。“活尸都有不同程度的腐烂,行动的时候多半会留下些痕迹。”林岳蹲在地上皱眉道,“咱们查了大半天,既没看到肌体残留物,也没发现尸水的痕迹。”“严肃起来还真像回事儿啊。”S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物件,一边打趣林岳。林岳没有理会她,眉毛一扬,伸手在墙角的一处弄下了什么东西,仔细看了会,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老凡,瞧瞧这是啥。”林岳坏笑着把手中的东西递给我道,“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那是一块乌黑的泥灰,整间屋子都是用这种泥灰砌起来的。只不过,这块泥灰的色泽偏黑,捏在手里微微偏软,并有些黏手,仔细看去似乎还夹杂着两根不易察觉的细条状物体。“动脉管?!”我眼睛一亮,“泥灰里渗入了人血。”“确切的说是人的颈部血管,用力撕扯的时候弄出来的。”林岳正色道,“这些东西的力气不是一般的大,而且动作很灵敏,整个屋子里也只有这一处血迹。”“它们还是进化论的违背者。”刚进门的晖儿望着门框说道,“适应环境和基因突变的结合。”门框上嵌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灰白色,近似三角形,似乎是角质物质,坚硬而富有韧性。拔出后发现,前端呈锐利的尖钩状,放在鼻间可以闻出隐约的血腥味。“媲美猛兽利爪的指甲。”我点点头,“这帮血鬾算得上是全副武装了。”血鬾一词,来源于耿婆的叙述,古人在得知鬼衣蜮的存在后不但为它们作了命名,同时也给它们的宿主起了个诡异的名字“血鬾”。既然了解了血鬾的习性,也确定了它们曾经活动的范围,接下来……“杨葛根他们处理得怎么样了?”我向晖儿问道。“照你安排的,发动了全村的人,正在葬地那边忙着呢。”晖儿笑了笑。……远远地就能看到浓厚的黑烟从葬地处如柱般升起,一股油脂焚烧时所特有的恶臭顺风飘散,大批的飞鸟惊恐地飞向远处,田埂草丛中不住蹿出一些仓惶逃窜的小动物。“所以说啊,这人就是比动物牛。”林岳让过几只慌不择路的黄鼬,悠然道,“黄鼠狼连自己那么臭的屁都不在乎,可一闻到人的臭味就跟见了鬼似的。”“行了,你就省着点感慨吧。”我笑道,“不戴着这些特制口罩,你小子绝对比它们跑得快。”葬地前停着几台拖拉机,上面满是大大小小的瓶罐,靠南边挖了个大坑,里面正燃烧着熊熊的大火,黑烟和恶臭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几名壮实的汉子戴着大口罩,农用的塑胶手套一直套到了肘弯,他们正用成卷的粗草纸将尸体黏附的腐肉一块一块擦去,清理干净的骨骼被直接塞进粗瓷罐翁中,四个背着喷雾器的汉子则不住地喷洒着混有烈酒的气雾,驱除着空气中的恶臭。旁边放着十来具尚未处理的尸体,身后整块葬地已被掘得土层翻起,一台耕种犁地用的大型拖拉机正拖着一个滚犁架,锲而不舍地反复翻挖着地面。“咳……咳……几位来咧。”一个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人向我们走来,我从声音分辨出他是杨葛根。“这片地里的尸体全翻出来了,按耿老的吩咐,只留骨头,其余的都烧咧。”杨葛根把我们引到一边,“村里人都支持,么啥闹事地,这出力地出力,出机器地出机器,倒是很配合。”我听着笑了笑,那天耿婆提出要翻挖葬地,清理一切尸体时,大批村民脸红脖子粗地跳出来连声反对,说是惊扰先祖,对过世的人大大不敬。耿婆没有言语,一旁的杨葛根立刻识趣地站出来制止了村民的骚动,这位村长不亏是当地的老领导,只说了一句话便让村民们改变了主意:“你们奏想看着自己地娃被老祖宗拖进坟头?”人类求生的本能是不可抗拒的,眼前那些正在不住忙碌的村民并不是在亵渎自己的先祖,他们只是在消除自己生存发展中的潜在威胁。无论怎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或信仰,都必须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阴洞中的活尸残骸早已清理干净,洞底的旁侧露出一个不大的裂口,那是林岳用钻地藤逃生时留下的痕迹,这里也是曾为地下河的“叩穴道”入口。“我们就这么下去没事吧?”S小心地问道,“耿婆走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小心吗?”“嗐,你怕啥,不是还有我在吗?”林岳咧着嘴,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道,“甭管下面有啥,一律摆平它!”昨天夜里,耿婆悄然离开了村子,去联系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临走时,交待我务必要将血鬾全数消灭,照她的提示资料,我们决定去那个阴洞下的“叩穴道”探个究竟。叩穴道内并不狭窄,在电筒和火把的照耀下,一条幽深的地下通道蜿蜒钻入山下。从罗盘和S绘制的简图可以看出,它的走向是直通那块葬地的。通道内隐隐还有些湿漉,上半部较为干燥,石壁上残留着大量的藓类植物,这样的生态环境下一般会有些生长在阴湿地域的昆虫,但一路行来却完全看不到。下半部应该就是原有的地下河床,一些沉积的泥砂在脚下深浅不一地阻碍着我们的行进,好在并不很深,加上事先问村民借来的长筒雨靴,却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走出不多远,通道的一侧出现了一个不大的支道,林岳咧嘴一笑,指了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国产成a人亚洲精v品无码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了一大口酒。马基雅维里心想,回头得给提莫提欧神甫那座显灵的圣母像再敬上一根蜡烛:到目前为止,他编造的这个故事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亲爱的尼科洛。”巴托罗缪停了一会开口说道。“我向来看人八九不离十,我十分肯定你是个谨慎的人。我向你打听圣·维塔里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证实了我所听到的情况。”“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朋友。”“你知道,我也十分希望能有一个儿子,能够继承我的产业,田地和房屋,还有公爵授予我的封地和贵族封号。我有一个守寡的姐姐,有着两个儿子,我一度想收养这两个孩子。虽然这件事对她一家是件好事,她却不同意和两个儿子分开。她坚持要母子三人一起搬过来住。但是她意志刚强,和我一个样,我可以想像,如果她搬过来住,三个争吵的女人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面,我将不得安宁。这将是争吵不休的一个局面。“这个我相信。”“我将一刻都不得安宁。”“你的生活将变成一种煎熬,他们会把你争来抢去。”巴托罗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你要咨询我意见的问题吗?”马基雅维里问道。“不是。昨天我正在与提莫提欧神甫讨论我的难处,他非常奇怪地向我谈到了圣·维塔里这个人。虽然我从来不认为我本人有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老婆怀不上孩子,但如果圣·维塔里的骸骨有这么大的功效,我应该去一趟拉维纳。我在那里还有一些生意,所以即使我不能达到我主要的目的,这一趟路也不会白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要犹豫。你有可能满载而归,同时又不会损失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是一个正直完美的圣人,但是他对于世俗的事物不是太了解。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如果这位圣灵有着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的功力的话,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听人说起过呢?”一时间马基雅维里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也就是那一瞬间。“您忘记了,男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他们有不育的事实,而将问题归于他们的妻子。你可以确信,这些前去求圣灵帮忙的男人是悄悄前去的,而且注意不向外面透露他们的妻子是靠了这件事才怀孕的。”“我没想到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家发现,我去拉维纳朝拜,而且朝拜毫无效果的话,我就会成为城里人的笑柄。这就等于向人们承认我患有不育症。”“但是人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提莫提欧神甫难道没有告诉你,你必须做哪些事情吗?根据朱利亚诺的经验,你必须在圣灵的遗骨前用一个晚上来静坐和祷告。”“这怎么可能?”“只要付上一点小费,教堂的执事就会在傍晚他锁上门之后让你留在里面。早上你参加第一场弥撒,然后去吃早餐。之后你就可以去照料你的生意了。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家,见到你怀孕的妻子了。”巴托罗缪微笑着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你不会因为我去做这件事把我看成一个头号傻瓜吧?”“亲爱的,神的意志是莫测高深的。我只能告诉你发生在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身上的事。至于这是不是一件神迹,我又从哪里去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巴托罗缪说道,“我会试一试的。朱利亚诺大人靠着这件事成功了,没有任何理由我就不会成功。”“完全同意。”马基雅维里说道。第二十二章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马基雅维里的情绪变化不定,起伏之大,犹如一条色调狂放的被子上的各种颜色。一会儿他满怀希望,一会儿他又心情沮丧。他从快乐的憧憬走到愤怒的失望,一会儿心情激动,不能自制,一会儿又陷入绝望之中。因为巴托罗缪无法下定决心,他既想前往,但又讨厌这个想法。他就像受到了诱惑,要将他手里的钱去赌一件机会渺茫的事情。于是一方面担心丢掉钱财,另一方面又贪念那有可能到手的好处。他可以在某一天决定前往,然后隔一天又变了卦。马基雅维里的消化系统本来就非常脆弱,这种不确定性让他的胃病加重了。如果他花费了这么多心血和钱财创造出这么一个机会以后,他却不能去利用这个机会,那可真是太残酷了。他给自己放了血,吃了一点泻药,只吃一些流质食物。更糟糕的是,他的工作更重了,公爵与他那些叛乱的首领们之间的谈判恶化了,变得十分棘手,马基雅维里不得不撰写大量的信件给执政团,会见使者,在宫里面花时间了解情况,并和那些从各个城邦来到伊莫拉的有影响力的人会面。到了最后的关头,命运朝他露出了笑容。巴托罗缪在拉维纳的一个代理人写信给他,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将一件他谈判了有些时日的生意谈妥,对方会接受另外一家的报价。这件事让巴托罗缪下了决心。马基雅维里的胃疼消失了。当天,他在与巴托罗缪聊完以后,就去见了提莫提欧神甫。后者同意向巴托罗缪提供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为了取悦奥莱莉娅,他去了一个到伊莫拉来做生意的小商贩那里,买了一副绣着金线、散发着香味的手套。这让他花了不少钱,但在这个关头,他不能太吝啬。他打发皮埃罗将手套送过去,特地告诉皮埃罗,让他求见卡特琳娜女士,这样仆人们就会以为,皮埃罗只不过是为他的主人送信来了。另外,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转告卡特琳娜,他要和她见上一面,愿意在一个她方便的时候在教堂里与她见面。当皮埃罗回来告诉他说,卡特琳娜女士叫来了她的女儿,奥莱莉娅看到礼物非常高兴,马基雅维里不禁十分高兴。这种手套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著名的曼图亚侯爵夫人都认为这种手套配得上法国王后。“她看上去如何?”马基雅维里问道。“奥莱莉娅女士吗?她看上去非常开心。”“别犯傻了,孩子。她看上去漂亮吗?”“她还是老样子。”“笨蛋!卡特琳娜什么时候会去教堂?”“她今天下午会去参加晚祷。”马基雅维里与卡特琳娜回来以后,心里十分开心。“人类真是一种高级动物。”他心里想着。凭着勇气,机巧和钱财简直没有什么他做不成的事。起初奥莱莉娅着实被吓坏了,根本不愿意去听这个建议,但是一点一点地被卡特琳娜说服了。卡特琳娜的说词是无法辩驳的,这也很自然,因为这些都是马基雅维里事先准备好的。这些理由,加上提莫提欧神甫温和但却有力的劝诫,就更加有说服力了。奥莱莉娅是个理智的姑娘,明白有时犯些小恶,却能带来大善,所以面对这样的机会不去利用,是不合情理的。简而言之,只要巴托罗缪安全地上了路,她就准备满足马基雅维里的要求。巴托罗缪一旦打定主意,就决定马上行动。于是乎,第二天中午他带了一个仆人和一个马夫,就朝着拉维纳出发了。马基雅维里出于他平常的礼貌,过去和巴托罗缪话别,并祝愿他一路顺利。尼娜被打发回了她父母家过夜。尼娜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给巴托罗缪家送去了一只大篮子,里面装有刚从河里打上来的活鱼,两只肥肥的阉鸡,糖果铺子那里买来的果脯蜜饯,以及一大瓶当地酿造的最好的酒。谈妥的计划是,马基雅维里一直要等到太阳落山以后的三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时后,当塞拉菲娜已经熟睡之际,来到院子的一个小门前,卡特琳娜会把他带进来,然后大家一起用晚餐。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她会回到自己的卧房,把马基雅维里和他钟情的美人留在一起。她让马基雅维里保证说,他必须在天亮以前离开房子。皮埃罗送完礼品篮回来时,带来了卡特琳娜女士的一份最后的口信。她会在教堂钟声敲出九点的时候在小门旁守候着。为了确保就是马基雅维里本人,他必须快速地敲两下门,然后等一会,再敲一下,然后再等一小会儿,再敲两下。这之后门就会被打开,他要马上闪进门,一句话也不用说。“这可真是在和一个有经验的女人打交道。”马基雅维里心想。“她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他让一个仆人拎一桶热水进来,然后洗了个澡,他自从和玛丽埃塔结婚前的那个夜晚洗了澡之后还没有洗过澡。他记得那天洗完澡之后他得了感冒,而且还很自然地将感冒传给了玛丽埃塔。然后他就往身上洒了一些香水,这香水是他在为奥莱莉娅买玫瑰油的时候一起买的。他然后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为了不至于破坏他对于那顿他盼望已久的丰盛晚餐的胃口,他没有享用塞拉菲娜准备的简单的晚餐,推托说他要和费雷拉公爵的使者一起在旅馆吃晚饭。他尝试着去读一会儿书,但是因为太兴奋了,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他胡乱地弹了一会儿鲁特琴,但是他的手指却不听他的使唤。他想了一会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满意地得出结论,快乐总是和痛苦相伴随,是一件并不完美的善。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确实有料,但是那些对永恒事物的沉思冥想的部分也着实枯燥无味。想起这件事的难度,以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克服困难的过程,他禁不住心花怒放。如果不承认他是异乎寻常地聪明,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虚伪,一种配不上他的行为。他还想不出第二个人能够如此运用高度的技巧,熔自己的激情,以及相关各方的性格弱点和利益于一炉,而将这些因素都服务于自己的意愿。好像这等待的时间永远不停止似的,然而突然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马基雅维里迅速起身,披上大氅打开了院子的门,准备走进那漆黑的夜色中。他正要抬腿向巷子里走去,却听到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将门关上了一部分,站在门后,想等那个过路的人,不管他是谁,走过门口再说。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他门前经过,相反地,他们在他的门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人开始叩门。由于门并没有插上,敲门的动作把门向后推进去了一些,两位来人手里擎着的火炬正好照见了过道中的马基雅维里。“啊,尼科洛大人。”其中一个人开口说道。马基雅维里立刻就认出他是公爵的一个秘书。“我们是来接您的。而您是不是也正准备要去宫里?公爵大人要见您。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有那么一会的工夫马基雅维里有些不知所措。他想不出任何借口来推托公爵的邀请。如果他没有穿着一身外出的打扮让人家撞上,他完全可以递个口信出去,说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应请。但是眼下这个样子,他又怎么可以借口身体不适而推辞?公爵不是一个你可以随随便便地声称另有安排而推托不去晋见的人,况且,如果他确实有重要的消息要知令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外交人员,马基雅维里也绝不可以推辞不去。很有可能这些消息,关乎佛罗伦萨的安危。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心里一沉。“等一会儿,让我告诉我的仆人,他不用陪我去。”“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会派人把您安全地送回来的。”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然后转身将门关上了。“听着,皮埃罗。公爵要见我。我会和公爵简短地见上一面,告诉他我正患着腹绞痛。卡特琳娜女士估计正在等着呢。去她的院子,用她告诉你的方法去敲门。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并且告诉她我会尽快回来,告诉她让你在院子里等着,我去的时候可以为我开门。”“明白了。”“并且告诉她我非常沮丧,深感痛苦,十分悲伤,愁眉苦脸,满腹怒气。我会在半小时后回来。”说完这些他就和那些来接他的人前往宫里。他被带到了一间接待室,秘书离开了他去向公爵通报他的到来。马基雅维里等待着。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接着秘书回来了,转达了公爵的歉意。原来一名信使刚刚抵达,带来了教皇的一些信件。这会儿公爵正和埃尔纳主教以及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一起闭门读信呢。一旦他完事之后,他会立即叫马基雅维里过去。于是马基雅维里又一次被晾在了一边。他的耐心正经受着残酷的考验。他坐立不安,他在椅子中不停地换着坐姿,他啮咬着的自己的指甲,他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他开始皱眉,接着满脸怒色,接着怒气升腾,最后他简直是怒发冲冠了。最后,在绝望之中,他冲出了接待室,找到了那个去请他的秘书,用一种冰冷的语调质问他,公爵是不是把他彻底给忘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如果不是为了一些十万火急的公务,公爵是不会让您久等的。我相信他要告诉您的事对于佛罗伦萨执政团来说至关重要。请您少安毋躁。”马基雅维里尽全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恼怒,在就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秘书开始和他谈话,虽然马基雅维里用一些简单的语句来敷衍秘书的问话,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秘书还是兴致很高,丝毫不觉得无趣。马基雅维里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告诉那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闭上他那张愚蠢的嘴。他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如果他们来晚一分钟就不会找到我了。最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亲自过来了,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已经可以见他了。到这个时候,马基雅维里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想到皮埃罗这会也许正站在门背后在寒冷的院子中打着寒战,一丝讽刺的笑容浮上他的嘴角。想到在这当口,不只他一个人在受着洋罪,他感到些许的安慰。公爵由他的表弟埃尔纳主教陪着。他显得很有礼貌,但是并没有浪费时间进行寒暄。“我一向对你开诚布公,书记官大人。今天我要向你清楚地宣示一下我的立场。我对于你奉执政团的命令而传达的所谓的善意并不满意。教皇随时都可能去世,我如果要保全我的领地,就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法国国王是我的盟友,另外我还有一支武装力量,但这也许还不够。因此我希望我能够与周边的邻居们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些邻居是博洛尼亚,曼图亚,费雷拉和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心里想,现在不宜老调重弹,再一次地阐述佛罗伦萨政府的善意。因此他明智地选择了沉默。“至于费雷拉,我们采取了联姻的办法,把我亲爱的妹妹卢克莱齐娅女士嫁给了公爵,教皇为此还为我妹妹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嫁妆。除此之外,我们还给了他那个做红衣主教的兄弟不少好处。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获得了公爵的友谊。在曼图亚方面,我们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侯爵的兄弟封为红衣主教,交换条件是侯爵和他的兄弟要向我们缴纳四万杜卡特。第二件事就是将我的女儿嫁给侯爵的儿子,在把我女儿嫁过去的时候这四万杜卡特会作为嫁妆带回去。我毋须向你指出,互利互惠是建立持久巩固的友谊所能够有的最坚实的基础。”“无懈可击,阁下。”马基雅维里微笑着问道,“博洛尼亚方面呢?”博洛尼亚方面的领主,焦万尼·本蒂沃留和那些叛乱的首领站在一起。虽然他的军队已经后撤,与公爵的军队脱离了接触,但是和公爵还是处于交战状态。瓦伦丁诺公爵捋着他那精心修剪的,棱角分明的络腮胡,阴险地笑了。“我没有想要占有博洛尼亚。我要的是她的合作。把焦万尼先生变成朋友,比把他从博洛尼亚城里撵出来要快一些。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占了博洛尼亚城,我也很有可能守不住,到头来可能会让我一败涂地。另外,如果我不和博洛尼亚达成协议,费雷拉公爵将不会给我任何帮助。”“焦万尼先生可是和叛乱分子签了协议的。”“这一次你的情报就不准了,书纪官大人。”公爵和颜悦色地回答道。“焦万尼先生认为协议条款并不能够保护他的利益,所以拒绝签署那个协议,我正和他的兄弟联络,到目前为止事情的进展让双方都很满意。一旦我们达成协议,他的兄弟会收到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或者,如果他对神职不感兴趣,他可以娶我的表妹,博尔贾红衣主教的妹妹。我们四个城邦,加上法国国王的支持,会变得无比强大。到那个时候,你的主子有求于我的地方将远远超过我有求于他们的地方。我要说我对他们不怀有任何恶意,但是形势比人强,如果没有任何条约限制我的话,我将会有足够的余地按照我最高的利益而行事。”图穷匕见了。马基雅维里思考了一会儿。他知道阿加皮托和埃尔纳主教在凝视着他。“阁下究竟是要我们做什么呢?”他尽可能用一种若无其事的镇定神态问道。“我知道您已经与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达成了协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任何协议呢。对于我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主任吃了一惊,这么说你也失明了,他问;完全失明了;不过,还可能是巧合,可能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染;我同意,还没有证实确有传染,但现在的情况不是我和他分别在自己家里失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面,他失明了,来到我的诊所,我几个小时以后也失明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个人呢;诊所里有他的姓名和地址;我立即派人去;派一位医生;对,一位同事,当然;你不觉得我们应当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向卫生部报告吗;我觉得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你想想,这个消息会在公众中造成多么大的恐慌,活见鬼,失明症是不传染的呀;死亡也不传染,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好,你先留在家里,这事由我来处理,之后我派人去接你,我想为你检查一下;不要忘记,我是为一个失明症患者做了检查而得了失明症的;还不能肯定;可以肯定,至少是相当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设想;不错,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两个孤立的病例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如果现在患者人数已多于两个;你的精神状态我理解,但我们不应当被事后可能证明为毫无根据的悲观情绪所左右;谢谢;我会再和你谈的;再见。半小时以后,医生刚刚在妻子的帮助下笨拙地刮完脸,电话铃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但现在他声音变了,我们这里有个小男孩,也是突然失明,说眼前一片白色,他母亲说昨天带儿子到你的诊所去过;我猜那男孩左眼斜视;对;毫无疑问,就是他;我现在开始担心,情况确实严重;卫生部呢;对,当然,我立即与医院领导谈话。三个多小时以后,医生和妻子正在默默不语地吃着午饭,医生用餐叉摸索着被妻子切成小块的肉,这时候电话铃又响起来。妻子走过去接,马上又回来了,得你去接,卫生部打来的。妻子扶着他站起身,把他领到书房,把话筒递到他手里。交谈时间很短。卫生部想知道头一天到他的诊所看过病的患者都是哪些人,医生回答说,病历上有那些人的姓名,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住址等全部资料,他最后还表示愿意陪同有关人员去取病历。对方的回答非常刺耳,我们不需要。接着,对方换了人,电话里的声音变了,下午好,是部长在说话,我代表政府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相信,由于你及时提供情况,我们能控制局势,但请你留在家里。最后这几个字的口气表面听来很客气,但显然是在下达命令,不容置疑。医生回答说,好,部长先生,可是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几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他说话声音有些紧张,结结巴巴,我刚刚知道,警察得到消息,有两个人突然失明;是警察失明吗;不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警察在街上遇到那个男人时他正大声喊着他瞎了,女人是在一家酒店失明的,好像与床上的风流事有关;应当了解一下他们是否也是我的病人,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警察没有告诉我;卫生部已经和我谈过了,他们要去我的诊所取病历;情况真复杂;谁说不是呢。医生放下电话,举起手捂住眼睛,仿佛想保护它们不受更厉害的疾病侵袭,最后他瓮声瓮气地叹息一声,我真累啊;睡一会儿吧,我带你到床上去,妻子说;没有用,我睡不着,再说,今天还没有结束,一定还会出事。快到六点钟的时候,电话铃最后一次响了。医生正坐在旁边,他拿起话筒,喂,是我,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说话,直到挂断电话时才轻轻点了点头。是谁呀,妻子问道;卫生部,半小时之内有辆救护车来接我;你已经料到会这样吧;对,大概如此;他们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估计是医院吧;我去给你准备箱子,挑出要带的衣服和内衣;这不是去旅行;我们还不知道去干什么。妻子小心地把他扶到卧室,让他坐在床上,你安静一会儿,其他事我来做。他能听见妻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打开又关上抽屉和衣柜的声音,拿出衣服叠好装进放在地板上的箱子里的声音,但他看不见,除了他的衣服,妻子还往箱子里装了几条裙子和几件女式衬衫,两条裤子,一件连衣裙和一双只有女人才能穿的鞋子。医生曾模模糊糊地想到,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但他没有说什么,因为现在不是谈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时候。传来锁箱子的声音,随后妻子说,准备好了,救护车该来了。她把箱子搬到靠近楼梯的门口,丈夫要帮忙,说,让我来帮你搬,这事我还做得了,还没有残废到那种程度,但妻子不让他动手。之后两个人就坐到沙发上等着。他们手拉着手,医生说;不知道我们要分开多长时间;她回答说,你不用担心。等了近一个小时,门铃响了,妻子站起来去开门,但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又去接楼内对讲机,很好,他马上下去;接着她转身对丈夫说,他们在楼下等着,得到明确命令不准上楼;看样子卫生部真的害怕了;走吧。两人乘电梯下去以后,她帮助丈夫走下最后几级台阶,把他扶上救护车,又回到台阶上把箱子取来,独自搬上救护车,往里边推了推,最后自己也上了车,坐在丈夫旁边。坐在驾驶座上的救护车司机表示不满,我只能把他带走,这是命令,请太太下车。妻子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把我也带走吧,我刚刚失明了。4这个建议是由卫生部长本人提出的。虽说它并非无可挑剔,但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个好主意,既考虑到了单纯的卫生问题,也考虑到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在没有弄清原因之前,或者更恰当地说,在没有弄清白色眼疾的病理学原理之前,多亏一位助手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用白色眼疾的说法代替了难听的失明症,在找到处理和治疗方法之前,但愿有一种疫苗能防止这种病例继续出现,在这之前,把所有失明者,包括与其有肉体接触或直接联系的人,通通收容起来并加以隔离,以防进一步传染,而传染一旦出现,病例就会成倍增加,类似于数学上常说的,按几何级数递增。Quoderatdemostrandum,卫生部长总结说。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对那些人强制执行隔离检疫,这是从霍乱和黄热病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做法,即感染者或者受传染者的船只必须远离海岸四十天,以观后效。以观后效,这是部长的原话,听起来用意深刻,其实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词而显得故弄玄虚,后来他更准确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意思是说,既可以是四十天,也可以是四十个星期,或者四十个月,甚或四十年,重要的是那些人不得从隔离区离开。部长先生,现在该决定把他们关在什么地方了,为此事专门任命的后勤及安保委员会主席说;这个委员会负责运输和隔离那些患者并为他们提供给养;眼下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供选择,部长问道;有一所精神病院空着,正等着派用场,有几座军事设施因为最近的军队整编而弃置不用,有一个工业品市场已经提前竣工,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处于破产的超市;你的意见呢,这之中哪一个更符合我们的需要;就安全性而言,兵营条件最好;那当然了;但有一点不合适,就是军营太大,看管关进去的人既困难又费钱;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至于超市,可能会出现种种法律方面的障碍,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需要考虑;那么,工业品市场呢;部长先生,至于这个市场,我认为最好不予考虑;为什么;因为工业界肯定不会高兴,他们在那里的投资数以百万计;这么说就只有精神病院了;对,部长先生,精神病院;那么,就定在精神病院吧;另外,从各方面看,精神病院条件最好,除了四周有围墙围得水泄不通之外,还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它由两排房子组成,一排供真正的失明者居住,另一排可以住被怀疑受感染者,两排房子中间有块地方,姑且称为无人地带,那些在被看管期间失明的人可以穿过无人地带和已经失明的人住到一起;我看这里有个问题;什么问题,部长先生;那样的话我们必须派人指挥他们转移,而我想我们难以找到志愿者去做这种事;部长先生,我想没有这个必要,你说说看;如果一个被怀疑受感染者失明了,当然,这迟早会发生,那么请部长先生相信,其他人,就是那些还能看得见的人,马上就会把他赶出去;说得对;同样,如果一个已经失明的人想换地方,他们也绝不会让他进去;想得好;谢谢,部长先生,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吗;好,你可以放手去干了。委员会立即全速高效地运作起来。天黑之前,他们已经找到了已知的全部失明者,还有一些可能的受感染者,至少是在这次特别对失明者所在家庭和行业进行跟踪调查的闪电行动中确定并找到的可能受感染者。首先被送到闲置的精神病院的是医生和他的妻子。精神病院由士兵守卫,大门开了一条缝,放他们进去之后立即关上。从院子的大门到房子的正门拉上了一条粗绳子作为扶手。你们往右边走走,那里有条绳子,用手扶着绳子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到台阶,台阶共六级,一位士兵告诉他们。进了建筑物内之后绳子一分为二,一股往左,另一股往右,军士大声喊着,注意,你们在右边。医生的妻子一面拖着箱子一面领着丈夫朝离门口最近的那间集体宿舍走去。这间屋子很长,像古代的病房一样,里边放着两排床,床本来上了一层灰色油漆,但现在早已开始剥落。被子床单和毯子也是灰色的。妻子把丈夫领到宿舍最里边的一张床上坐下,对他说,你不要离开,我出去看一看。还有几间宿舍,又窄又长的走廊,大概是原来医生们用的一些办公室,一个劣等饭食的气味尚未散尽的厨房,一个摆放着锌面桌子的大食堂,另外还有三个单人间,离地两米高的墙面从下及上塞了一层棉絮,再往上直到屋顶钉上了一层软木板。房子后面有一道废弃的围栅,围栅旁边的树木早已无人照料,树干的皮仿佛被人剥掉了。到处垃圾狼藉。医生的妻子回到宿舍里,看到一个半敞着的衣柜中有几件精神病患者穿的拘束衣。她来到丈夫身边,问道,你能想象他们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吗;我想象不出来;她刚要说是一座精神病院,丈夫却先开口了,你没有失明,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对,说得对,我没有失明;我要请求他们把你送回家,告诉他们你欺骗了他们,为了和我在一起而欺骗了他们;没有用,他们听不见你说话,即便听到了也不会理你;可是你看得见呀;暂时看得见,但完全可以相信,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失明,也许在一分钟之内;你走吧,求求你了;不要再固执己见了,再说,士兵们也不会让我迈下台阶一步;我不能强迫你;是啊,亲爱的,不能强迫我,我留下来帮助你,帮助以后进来的其他人,可是你不能告诉他们我看得见;其他人,什么其他人;你肯定不会认为只有我们是这样的吧;这简直太疯狂了;大概是吧,我们这不是在精神病院吗。其他失明者是一起到的。他们在各自的家里一个接一个地被抓到,头一个是丢了汽车的人,随后是偷汽车的人,还有戴墨镜的姑娘,斜眼男孩有所不同,母亲带他去医院,他是从医院被带走的。母亲没有和他一起来,因为那女人不像医生的妻子那样机灵,没有失明也说自己瞎了,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不会说谎,即便谎话对自己有利。他们跌跌撞撞地走进宿舍,这里没有绳子可扶,手便在空中摸索着,他们必须以痛苦为代价学会生活。小男孩一边哭一边喊妈妈,戴墨镜的姑娘在安慰他,你妈妈很快就来,很快就来。因为戴着墨镜,那姑娘可能失明了,也可能没有。其他人的眼睛东张西望,但什么也看不见,而姑娘戴着那副眼镜,嘴里还说着很快就来,很快就来,仿佛她真的看见那失魂落魄的母亲正从门外走进来。医生的妻子把嘴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进来了四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还有一个小男孩;两个男人长得什么样子,医生低声问;妻子把他们描绘了一番;医生说,这个我不认识,另一个嘛,根据你说的长相,完全像到诊所去过的失明者;小男孩是斜眼,那女人戴着墨镜,好像长得还算漂亮;这两个都去过诊所。因为各自都在忙着寻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盲人们没有听见医生夫妇的谈话,大概以为除了他们便没有别人,再说刚刚失明不久,听觉还没有灵敏到超过正常人的程度。最后,好像谁都不肯舍弃一个有把握的地方而另找一个心里没有底的地方,于是都坐到自己撞到的床上,结果两个男人挨得很近,但他们并不知道。姑娘还在小声安慰男孩,不要哭,你会看到的,妈妈不会耽搁太久。随后是一阵寂静,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话了,声音很大,宿舍最外边的大门旁也能听到,我们这里是两个人,你们呢,几个人。忽然冒出的喊声让刚到的人们吓了一跳,但两个男人都没有吱声,那个姑娘答话了,我想我们一共是四个,这里有我和这个小男孩;还有谁,其他人为什么不说话呀,医生的妻子问道;我在这儿,一个男人嘟嘟嚷嚷的声音,好像费了很大劲才说出口;还有我,又是个男声,满心不快的样子;医生的妻子心里暗想,看样子他们似乎害怕互相认识。她看到此时这两个人眉头紧皱,神情紧张,伸长了脖子,好像在闻什么气味,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表情相似,威胁中都带有恐惧,只是一个人的恐惧和另一个人不同,威胁的神色也各异。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她想。这时候传来一个响亮而生硬的声音,听口气出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之口。原来声音来自他们进屋时经过的门上的一个扩音器。注意,这个词一连重复了三遍,然后开始讲话,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任何外界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希望你们履行自己的义务。晚安。刚刚安静下来,就听到小男孩那清脆的声音,我要妈妈,但这句话说得毫无表情,活像一台自动复读机一句话说了一半后停止运转,现在剩下的又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医生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命令说得清楚明白,我们被隔离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我袁世凯来了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胆大包天的盛宣怀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

                      弟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仓皇出逃到齐国。至于宣姜,尽管作为一位母亲她很不幸(两个儿子一死一逃),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卫惠公即位的那一年,宣姜的父亲齐僖公以强硬的态度干涉了卫国的内政,他命令急子的另一个同胞弟弟公子顽与宣姜通奸。据《左传》记载,“齐人命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就是公子顽。从辈分上讲,宣姜是公子顽的母亲,公子顽不愿意“烝”宣姜,齐国人就强迫他!这道匪夷所思的命令体现了血缘政治的荒唐与无赖。齐僖公深知卫国人怀念急子而憎恶卫惠公,担心卫惠公势单力薄,地位不稳。因此他未雨绸缪,要公子顽与宣姜通奸,目的是要他们生出既有齐国血统、又有宣姜血统的后代——齐国可以通过这些后代来加强对卫国的控制,同时这些后代在感情上也能被卫国人民接受。公子顽开始对这一任务强烈反对,但是在齐国人的威逼之下,不得已与宣姜睡了。没想到,徐娘半老的宣姜仍然魅力无穷,公子顽很快就乐不思蜀,两个人翻云覆雨,如胶似漆,前后竟然生了五个儿女,大大超出了齐僖公的任务指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女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成为连接齐国与卫国的桥梁,在齐桓公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在此不表。【细节决定成败:一颗甜瓜引发的血案】公元前695年冬天,也就是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冬天,郑国的首都新郑再次发生政变,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刺杀了郑昭公,并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ěi)为君。高渠弥是郑庄公时代的猛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但是因为世子忽(也即是后来的郑昭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高渠弥由此对世子忽怀恨在心。郑昭公二度为君后,高渠弥又怀疑郑昭公终归有一日会对自己下手,怨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公子亹因高渠弥而上台,自然对其感恩戴德,封高渠弥为上卿,与四朝元老(现在应该称为五朝元老)祭仲共同执掌朝政。自郑庄公去世后,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世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世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城里的百姓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粉墨登场,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剧终。公子亹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一年,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前694年,齐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临淄出发,来到郑、卫边境上一个名叫首止的地方,对郑国形成窥探之势。齐襄公此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久前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这事虽然最终嫁祸给了公子彭生,但是国内外舆论仍准确地将矛头指向了他,搞得他灰头土脸,很不好受。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齐襄公决定做一两件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拿郑国的公子亹和高渠弥开刀,替郑昭公找回公道。凭心而论,齐襄公这个切入点找得不错。一方面,高渠弥弑君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讨伐高渠弥就是拨乱反正,替天行道。另一方面,郑昭公还在当世子的时候,曾经领兵替齐国打败北戎,有恩于齐国,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也一直对郑昭公青睐有加,数度想将女儿嫁给他,可以说,郑昭公是齐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老朋友被人杀害,齐襄公不能坐视不管。可笑的是,公子亹和高渠弥竟浑然不知齐襄公屯兵首止的真实意图,当齐襄公派人邀请他们前来会盟的时候,这两个人欣然赴会,还以为从此攀上了一棵大树,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一到齐营就被抓起来。公子亹被齐国的武士乱刀砍死,而高渠弥被处车裂之刑——所谓车裂之刑,就是五牛分尸,受刑者死状极其惨烈。齐襄公给高渠弥下这么重的药,自然是为了昭告天下,他让正义得到了伸张。公子亹此行,本来也想带上祭仲同去,但祭仲已经是一只众所周知的老狐狸,怎么会看不穿齐襄公的把戏?他借口患病,坚决不去首止,因而躲过一劫。公子亹和高渠弥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从陈国迎立了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真可谓铁打的祭仲,流水的国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六朝元老了。真不明白,郑国上上下下怎么就能容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迎立国君当把戏呢?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齐襄公重塑形象的第二件大事,是帮助卫惠公复国。前面说过,卫国人于公元前696年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将宣姜的儿子卫惠公(公子朔)赶到齐国。卫惠公在齐国一住七年。齐襄公即位之后,本来对卫惠公也不感冒,长期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现在为了扬威于诸侯,齐襄公决定尽舅舅的一份力量,将这个外甥送回去。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发动诸侯讨伐卫国。参加讨伐的有齐、鲁、宋、陈、蔡等多国部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齐襄公甚至将文姜带到军中,一路玩乐,迤逦而行。联军于这一年夏天举兵,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进入卫国边境。出人意料的是,自从濡葛之战后就断绝了征伐之念的周王室,这次竟然麻起胆子,派了一位叫子突的下级官员,带领一小支王室部队前往卫国,对黔牟进行支援。这种支援充其量只能算作声援,然而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联军春季进入卫国,初夏就结束了战事,卫惠公顺利地重登君位。由于王室的干涉,这次复辟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卫惠公大手一挥,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同谋的大夫宁跪被流放到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子突带回雒邑,在王室的庇护之下安度余生。《左传》这么评论这件事,认为公子职和公子泄当年发动政变,立黔牟为君,行为过于草率鲁莽。凡立君而且能够稳固其政权的,必先考虑其本末,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立其为君。如果其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被立,或者立后不能安定国家的,不予以考虑。这是废话。齐襄公帮助自己的外甥重登君位,当然也不能亏待自己,他顺手从卫国带走了大批宝器。这些宝器,多半是周朝初年周成王赏赐给卫国的第一任国君卫康叔的,至此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不只价值连城,更象征着卫侯受命于周天子管理一方领土的权力。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外甥——文姜的儿子鲁庄公,齐襄公更是照顾有加,将这批宝器分了一部分,派人专程送到鲁国去。不过,鲁国人并不领情,在史书上酸溜溜地记载说:“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吹了枕边风才给的。有了这次分赃,又有文姜从中调和,齐襄公与鲁庄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舅甥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齐襄公单独接受了投降,而将鲁庄公撇在一边。这种“吃独食”的行为有违利益均沾的国际合作准则,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很不服气,一时间恶向胆边生,向鲁庄公建议说,我们最好趁这个时候偷袭齐军,齐军没有防备,必定大获全胜。鲁庄公吓得连忙捂住庆父的嘴,小心翼翼把他拉到角落里,批评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鲁国,是我们的德行不够,齐军有什么罪呢?《夏上说,要下苦功培养德行,德行具备之后,别人自然会降服。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服人,我们现在这水平还是老老实实回去修行,等待时机吧!”悄然领兵回国。对于鲁庄公的行为,后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注重反思自己行为操行,遇到任何问题,总是从自身出发找原因,严厉批评自己,很少责难别人。在那充满怨恨的杀伐之世,能够不为血气所驱使,不轻易挑起与大国的战争,是明君应有的风范。我只能说,他的脾气真好。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重振大国雄风的时候,公元前686年冬天,一场宫廷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脆弱的平衡之上。一旦这种平衡在某个方面被打破,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起因只是一个甜瓜。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公元前687年七月,甜瓜成熟的季节,齐襄公派大夫管至父、连称前往葵丘戍边。镇守边疆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按照当时的通例,士兵戍边满一年就要轮换,如果超过一年还没有人前来换岗,可以擅自离岗,不作逃兵处理。当时齐襄公也是这样安排管、连二人,说:“及瓜而代。”意思是明年瓜熟的时候,寡人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不必担心。有了齐襄公这句话,连称和管至父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带着士兵前往葵丘去了。边疆的生活着实单调,不止人烟稀少,还单调乏味,远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的生活百无聊赖,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脸络腮上还挂着甜瓜汁,也恍然大悟道:“瓜熟了啊。”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襄公派人来接管工作。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这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干涉他国的内政,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在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记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没过多久,葵丘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觉得味道很不错,点着果盘责备使者说,这么好吃的瓜,应该多送两车来,怎么只有一个?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齐襄公把瓜往盆里一扔,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垂得更低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抄起一块甜瓜,咬了一口:“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使者这回没敢多说:“是。”一溜烟跑了。这时候齐襄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而无信已经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使者回到葵丘,将齐襄公的话对连称和管至父一说,这两个人当场便跳起来,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吹胡子瞪眼,摔杯子摔碗,发了一晚上牢骚。发完牢骚,他们端起酒杯,瞪着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眨巴眨巴就作了一个大胆而草率的决定:杀掉昏君,以泄心头之恨!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几件毫不相干的事如果在同一时空相遇,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人们禁不住以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公元前686年,当连称与管至父阴谋作乱的时候,一个叫公孙无知的人进入他们的视线,使得他们眼前一亮,暗自感叹:这个人简直就是为了造反而生的。公孙无知是齐国的公室子弟,他的父亲夷仲年是齐僖公的同胞弟弟。齐僖公在世的时候,对公孙无知这个亲侄子宠爱有加,允许他穿着打扮如同嫡子。在那个年代,嫡子的地位远远高于庶子,嫡子不只享有继承权,在平时的穿着打扮、出行仪仗甚至膳食待遇上也区别于庶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庶子对嫡子的服从意识,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对于齐僖公来说,公孙无知连庶子都不是,却让他穿上嫡子的衣服,享受了嫡子的待遇,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齐襄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对公孙无知享受与自己同等的政治待遇就很有意见,等到他即位为君,立刻抓住公孙无知越级穿衣服这件事做文章,在众人面前将他好好数落了一番,降低了他的政治待遇。齐襄公这么做,当然是简单粗暴了点,但是并没有做错。只不过公孙无知也是骄傲惯了的人,当众挨了一顿批之后,颜面尽失,自然就对齐襄公产生了不满,进而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连称和管至父想杀齐襄公,但他们不能解决杀死齐襄公之后的问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具备合法性的新政权;公孙无知想取齐襄公而代之,但他现在无权无势,手里无兵,只能依靠别人。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上面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分好了工:连、管二人负责杀人,公孙无知负责以公室子弟的身份,建立新的政权。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起到了间谍的作用。她是连称的堂妹、齐襄公的小妾,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其名字和称谓,我们姑且称她为连妃罢,虽然也许并不准确。和公孙无知一样,连妃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只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不在朝堂,而在后宫。连妃为什么不得志?岂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为了争取连妃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事成之后当上国君,就立她为夫人。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连妃不用掰手指头都算得出国君夫人与小妾之间的差距,她立马答应了公孙无知的要求,同意当他的同伙,为他们提供齐襄公的情报。齐襄公并未意识到危险临近。这一年十二月,他带领群臣和宫内人员前往姑棼(fén)赏雪,并计划在贝丘举行狩猎活动。这一消息通过后宫被传到公孙无知那里,他与连称、管至父三人决定动手。说来也是冤冤相报,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冷不丁冒出一头野猪来,挡在他的车前。齐襄公命贴身小厮孟阳射杀它,孟阳拉开长弓,瞪大眼睛一看,大惊失色:“这哪里是猪,分明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又惊又怒,骂道:“彭生哪敢见我?”抢过弓来搭箭便射。没想到,那野猪如人站立,不住哀啼,把齐襄公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滚下来,不但崴了脚,还丢了鞋,十分狼狈。回到姑棼的行宫,齐襄公方才发现自己有一只鞋不见了,叫了徒人费(徒人即寺人,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监)来问。徒人费说:“鞋子大概被野猪给叼去了吧。”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齐襄公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正好拿徒人费来撒气,亲自操起皮鞭,将徒人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徒人费好不容易一拐一拐地出了宫门,没走几步,就遇到一群黑衣武士。他想叫,还没叫出声,被对方拿刀柄一撞,就倒了。“昏君呢?”问话的人是连称。“在,在寝宫睡觉……”“把他杀了。”连称简短地吩咐,便带着人就往里冲。徒人费一把抓住他的衣角:“千万不要杀我,留我的小命,我可以进去做内应。”他把衣服褪下来,让连称看他背上的伤口。没错,新鲜的,还流着血。连称信了他,让他先潜回行宫当内应。这一举动虽然没有影响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但从战术上讲,显然是犯了个低级错误,错就错在连称低估了徒人费的奴性。徒人费跌跌撞撞跑回寝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外面遇到的事讲给齐襄公听。齐襄公吓得脸色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徒人费有主见,将齐襄公藏在帷幕之后,又要孟阳穿上齐襄公的服装,躺在齐襄公的床上当他的替身。徒人费自己则装作向连称通风报信,再一次出宫,企图趁连称不注意将其刺杀。当然,徒人费没有成功。连称等人杀死徒人费,又在宫门之内杀死了护卫石之纷如,径直闯进齐襄公的寝宫,将孟阳砍死在床上。孟阳的死到底没能挽救齐襄公。刺客们都是老手,将孟阳砍死之后,拿灯一照,年少无须,发现那不是要杀的人,遂四处搜索,忽然发现帷幕之下露出一只鞋,便知齐襄公藏在幕后。拉出来一看,齐襄公脚上只穿着一

                      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

                      指控亲王

                      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出处: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殿试及第、出身表出处:李周望编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注:A1指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旗人。B1指被赐予功名的旗人。不过,正在恢复的文人关系网,并不具备像复社全盛时期那样的作用。当时,作为复社的一个成员是科举及第的诸主要条件之一。现在形成的关系网是在党社内部的文人小团体,它大致相当于在略早一些时候集结,而在1642—1645年动乱期间离散的地方社团。这些小团体是否有助于在政府中安置自己的成员,依政治上的偶然因素而定。即,如果某人碰巧属于一个有势力的盟友的小团体,例如陈名夏,那么他就会比另一个人更有希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

                      国产成a人亚洲精v品无码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明紫禁城复原图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永乐大帝像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都到北京来了。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蒯祥塑像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晋宏逵:他是木工。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紫禁城图谱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棱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三、故宫建筑理念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王鲁湘:我看过一些

                      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下面举一些例子: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作“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国精华渐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无心无肝无脑筋,支那大魔首推此。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这还不算呢,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歧视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作“任德芬”。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也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一个原因。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的。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部分义和团杀洋人的最初动机,是想得到清政府的奖励。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傍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政府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1.贝子溥伦;2.大学士孙家鼐;3.大学士徐桐;4.尚书陈学荼;5、阁学贻谷;6、副都御史曾广銮;7.太常陈邦瑞。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政府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有些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张德成的查处。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有些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

                      “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1913年,袁世凯找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这笔借款,史称“善后大借款”,不少人认为:这是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专款”,因此,这笔借款,是蓄谋已久的,这也是袁世凯反革命的铁证之一……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近代史读物对袁世凯的诸多指责,其中之一是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用以镇压1913年6月~7月间爆发的、由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我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是事实。但是,这笔借款,恐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笔钱与镇压“二次革命”之间,似乎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袁世凯为什么要找外国银行团借钱?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其实,早在清廷倒台之前的1911年,清政府也没有钱。而在中国的南方,当年的革命党也没有钱。总之一句话:清政府、北洋军阀、革命党都没有钱,大家都穷得叮当响。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枪响之后,就拍发电报,找了各国政府去借款,可是,各国都不予理会。清政府没有钱打仗,革命党也没有钱打仗。于是,大家就只好坐下来谈。结果谈出了这样的结果:清廷倒台,由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南北和平达成。“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向外国银行团寻求借款。依照民国第一位“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其《熊希龄遗稿》中的记录,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在组建初期,其北京财政库存只有六万元,是名副其实的“穷得叮当响”。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要借款的——换了任何人上台,都是要筹备借款的。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尤其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钱,能干什么?说到这里,就有一则相当重要的而又长期被人忽略的史实,必须要指出来了:孙中山早在1912年8月,曾经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收录的《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这篇历史资料,透露了这么一个重大事实: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和袁世凯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的:“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孙中山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是这样的意思:“现在中央政府(北洋政府)穷得叮当响,必须向外国借钱,以解决燃眉之急,只是最好不要借得太多,以防止政府滋生奢侈浪费的风气。”由此可见,早在1912年8月,孙中山不但赞成“善后大借款”,而且还严肃地指出,借款是“燃眉之急”。不料,短短一年之后,爆发了“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于是突然反口,说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蓄谋镇压革命党之用的。所以说——“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过如此。这笔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分47年还清,利息是每年5%,有理财经验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利率是正常的,从47年的期限看来,甚至可以说是优惠的。而至于这笔借款的用途,是不是如近代史读物说的“专为镇压革命党”而用呢?不是的。“善后大借款”,是有多种用途的:例如“裁撤军队”、“政府行政费用”、“整理盐务”等。在本文的尾部,我特摘录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三个附件,分别是:《丁号附件:裁遣军队》、《戊号附件:行政费》、《己号附件:整顿盐务》。从这些附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笔“善后大借款”,其初衷,不但不是

                      丑的东西。”“你指的是肿瘤吗?”“对。别的小孩都笑我。卡伦的妈妈跟大家说我快死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不过有个好医生已经切掉肿瘤,把你的脸治好了。你再也用不着遮遮掩掩的。”“我不相信。”“你自己看吧!找找看,肿瘤在哪里?”西娅当真摸摸自己的前额,寻找肿瘤。“不见了,”她惊讶地说道。“是啊,不见了。”我暂时不说话,让西娅接受肿瘤消失的事实。“西娅,你能告诉我你是何时诞生的吗?”我借着提问引导西娅转移对肿瘤的注意力。“我生于1965年,我6岁。”“你上几年级?”“幼儿园。我就是那时进医院的——这也是我存在的目的。现在我必须走了。”卡伦的表情转为空白。西娅离开了。※※※※“我妈要我别再来找你,”卡伦说。“为什么?”卡伦扭过头,脸庞因羞愧而泛红。“她说你只是为了要……要上床。骗我上床。她说我们一直在乱搞。她说我以前就喜欢这样。”她看起来相当困窘,也很无助,仿佛此刻最重要、也是她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干脆直接羞辱她,让她彻底毁灭。“她的意思是?你以前就喜欢这样?”“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根本不在那里!”“也许我们能通过催眠找到答案。”卡伦准备好,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你想找我说话?”“你是谁?”“桑迪啊,要不然是谁。”“桑迪!你能告诉我卡伦到底碰上什么麻烦吗?”我一脸严肃,看看桑迪能给我什么消息。“卡伦她妈说卡伦跟你上床。她说卡伦不过是妓女。她还说你应该付钱给她。”桑迪漠然陈述,呈现“神情淡漠”的状态(对令人震惊的事情表现出的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态度)。“她凭什么这样想?”“噢,我觉得她只是在嫉妒。不过我们也一直在做这种事啊。念高中的时候,卡伦她爸会偷偷替我们安排类似的约会。男人付钱给她爸,然后我跟他们上床。”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眼中没有情绪。“这不是女人存在的目的吗?给男人使用,让男人感觉爽快。”她环顾办公室,我仍静默不语。“我们很小的时候,大概11岁左右吧,就开始接受训练了。学习一些性技巧。”她看看我,“假如我们不照他的意思做,早就被他宰了。”桑迪转头面向窗外。眼前的状况颇值得玩味:卡伦羞于启齿的话题,桑迪却有办法如闲话家常般说出来。我依然保持沉默。我不想打断她说话,也不想使她分心。“他们拍了一大堆照片。所以我才想变胖——这样他们就不会找我了。”她再次用空虚的双眸望着我,“卡伦她妈说,你压根儿只是想跟卡伦睡觉而已。卡伦、安和我都听见了。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至少以前我都不在场。但是昨天我又吃了一堆东西,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安祷告了一整晚,快把我逼疯了。”“哦,这不是真的,桑迪。关于我,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我试着保持冷静,正面迎战,但也尽可能避免极力否认。“另外,我会建议你,假如下次她再这样羞辱你,与其用吃来保护自己,你不如躲起来,什么都别听。”“也许我应该来训练莎拉。卡伦她爸常常这样说,‘你必须尽早开始训练她们。’你觉得我该这么做吗?至少,想到对象是你,我还蛮高兴的,也不会觉得受伤。不过,我想我最好不要再想这些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和莎拉必须受到保护,不能遭受任何伤害或性侵害。你何不多花点时间跟迈尔斯、凯瑟琳相处?他们会帮助你更了解你母亲。你觉得你做得到吗?”“当然,说不定很好玩。”桑迪受创太严重了。第二部分身第15章分身相处圣诞节后,度假归来的我立刻致电卡伦,确认下一次诊疗时间,同时提醒她处理拖欠的款项。她保证会尽快支付,但态度似乎有些惊讶且疏远,仿佛我提及此事很伤感情。我试着以平常、就事论事的态度与她讨论费用事宜。1996年新年过后,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其实是安打的电话,她说她没办法再来就诊,而大家也都同意,该是停止的时候了。“出了什么事?”我问。“对我来说太意外了。上次我们聊过以后,出了什么事吗?”“没有,”安说,“是你,你说的话。”我脑子里思绪乱成一团,试图回想我到底说过什么,竟然引发如此严重的反应。“抱歉,安,我被搞糊涂了,”我说,企图隐藏“事情不好办了”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你能告诉我吗?”“你提到钱。”“你是指我请卡伦支付诊疗账单这件事吗?”“跟你说话的不是卡伦,是凯瑟琳。迈尔斯偷听到,马上就告诉其他人了。”好样的。我鼓励他们共享时间,结果他们用来对付我了。“对不起,安,我还是不明白。支付费用何以让你们如此生气?”“除了凯瑟琳和霍尔顿,大家都不知道卡伦一直都在付钱给你——直到你亲口告诉他们。”安停下来,似乎在想该怎么帮我。然后她又开口了。“那些男人付钱,然后跟卡伦上床。现在她竟然付钱给你。卡尔想伤害我们。”我绞尽脑汁,急着想办法扭转我造成的伤害。“也许我应该跟卡尔聊聊。你介意吗?安?”“好吧。”电话另一端沉默下来。还是沉默。我渐渐有了不祥的预感。“卡尔?”“你为什么要人家付你钱?”卡尔的声音苦涩、压抑而尖锐。“我是医生,卡尔。帮助卡伦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帮助别人是我的谋生方式。”“对你来说,我们只是一笔生意!”“你们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个。”我知道卡尔是真心想信任我,但他自觉被背叛了。“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是我跟卡伦、你,还有其他人之间不只是生意关系,还有互助伙伴的关系。你觉得这两种关系能同时存在吗?”“不行……我不知道,”卡尔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付钱给我为什么不好?你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些人付钱给卡伦的爸爸,逼卡伦做他们要她做的事。”“她爸爸都怎么安排?”“男人把钱给卡伦,卡伦交给她爸爸。”卡尔情绪激动,愤怒得快要爆炸了。我得尝试用同理心抚平他的创伤,再融入一些现实。“现在我懂了。你怕我要求卡伦付钱会变得像她父亲向别人索费一样,破坏我们的关系?”“对!”“甚至夺走你对我的信任?”“对!”“卡尔,我是治疗‘情绪’的医生。我跟其他医生一样:我们帮助病人,但是要收费。我和卡伦就是这么回事。支付费用不一定都是坏事呀。”对方一阵沉默。“卡尔,你还在吗?”“卡尔,我向你保证,你可以问问凯瑟琳或霍尔顿,让他们帮你了解这个状况。他们两人都同意这项安排。”“好吧。”卡尔冷静多了,但仍持保留态度。“咱们走着瞧。”※※※※讽刺的是,卡尔气我向病人收钱的这件意外插曲,碰巧发生在我必须终止临床治疗工作的那段时间(由于诊所营运紧缩),除了卡伦,我得将所有的病人转介出去。我和卡伦都不想中断长期以来的治疗与努力,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另觅诊疗场所。可惜,妻子和我最近协议分居,所以我的公寓不能用,而我又负担不起租用临时办公室的管理费用(况且只有一个病人)。总之,经过一段混乱磨合期,卡伦逐渐适应治疗环境的各种变化,于是我们终于得以重新开始。※※※※2月初的会面,卡伦稍微迟到几分钟,这很不寻常。她说,昨晚她参加一场疯狂保龄球之夜,等她回过神来,她只知道自己人在咨询大楼,在我办公室附近。每次一想到卡伦是如何度过每一天,我总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她得向人问路,想办法到我办公室来(因为其他分身可能会带她到我家)。她在打保龄球之前就已失去意识(其他分身比较常打保龄球),但她总会在离开球场前醒过来。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不一样,但或许其他人能提出解释。“卡伦一进球场就越来越不舒服,”霍尔顿说,声音透露着愤怒,“她胸口痛。我代她打完最后两局。卡伦平均拿100分,我是208分,所以她的朋友都很惊讶。”霍尔顿望着窗外比邻的摩天大楼。“我喜欢把车停在咨询大楼下,”他继续说,“我走过来,然后再让卡伦出来。”霍尔顿咳了几声。“你还好吧?”我问。“我开始咳嗽——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咳。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些人为何不会生病。但我嗓子沙哑的情况最严重。”“希望你早日康复,”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想跟我说话?”霍尔顿理解我的暗示,点头道别,然后闭上眼睛。当卡伦的双眼再度睁开,她立刻摆出迈尔斯令人熟悉的“准备大吵一架”的姿势。“我也生病啦!”迈尔斯生气地说,“好多人都生病了。我们从来不曾同时生病。”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让大多数独立人格分享彼此的经验。我曾要求安花时间与迈尔斯、凯瑟琳相处,协助缓和迈尔斯的怒气。然而照目前这个状况看来,以前各自独立的生理经验也逐步进入共享阶段了。我没说话,等着看迈尔斯还想说什么。“安最近常常跟我和凯瑟琳一起做事。她很愿意听我说话。我已经把我的事,你知道,就是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她了。”他挺直腰杆。“可是他们一天到晚跟在我旁边,害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大概能了解这种挫折感。他们不见得总是帮得上忙。”若要让他接受我的同理心,首先得让他接受:大多时候,其他伙伴也是很有用的。一分钟后,安出场,但她表示迈尔斯很烦人。他不听话,她说,她不禁质疑自己为何应该跟他一起行动。因为他需要你,安,我说。安不买账。她说她不想失去独立性,并且害怕她再也不可能独处了。我说我能理解她的恐惧,但我也必须为其他人着想,找出对大家最好的办法。她明白我的想法,但仍忿忿不平。她说,有时她不得不离开去上厕所,但迈尔斯会突然开始惊慌,不让她去。可是他得让开,她才有办法去上厕所呀。“安,融合过程似乎充满了挑战,请你多担待,”我略带歉意地说。她笑了几声,但是并不开心。“迈尔斯的确跟我分享了他被关在殡仪馆棺材里的回忆,”安说,“真搞不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卡伦狡诈地望着我。嘴角隐约挂着一丝微笑。“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她说。“哦?”我大吃一惊,“我认识你吗?”“当然啰!我是卡伦2。”她靠向椅背,一派悠闲自在,与我四目相对。“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她不拘小节、无忧无虑、充满自信的态度再次令我惊艳。她拥有其他人缺乏的所有特质。“我注意到咱们这个系统正在改变,”卡伦2说,“我不常出来,但我也不喜欢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比方说,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一照镜子就觉得特别沮丧。”“你能观察别人出来的样子?”“当然。而且只要我想出来,我就会出来。卡伦3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我能把我的想法放进她脑袋。其他人会受某些事情影响,但我除外。还有,我也不像卡伦3一样得了支气管炎。我认为其他人最好统统消失,让我接管这一切就好啦!”她斜视我一眼,眼神调皮得几近恶毒。我纳闷,假如她真能随心所欲,想出来就出来,为何不干脆一直待在外面(如果她当真这么希望)?我没提问。因为我不想建议她这么做。“假如你希望在外头待久一点,为什么不跟卡伦3共享时间,多跟她分享你自己呢?”我认为卡伦3应该用得上她的某些特质,例如无忧无虑和自信。“嗯,我是办得到啦,不过她生病时我就得闪开。”“生病?”“我不像她,又是糖尿病又是咳嗽的。所以只要她生病,我就退回去。”她再一次挂上诡异的微笑,看着我。“你不觉得,心灵力量真的很了不起吗?”我觉得她好像在嘲笑我。“可不可以让我跟卡伦3说话,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告诉她?”“悉听尊便。再见!”卡伦闭上眼睛,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再度睁开眼——先看了办公室一圈,最后定在我身上——立刻瞪大双眼,吓坏了。“另一个人来找我,”我说,引起她注意。“以后会有一个叫卡伦2的人——她说你是卡伦3——跟你一起共享时间。她说不定能让你更有自信。”卡伦点头。然后我说,虽然“她”才刚到,可是我们的诊疗时间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很抱歉。她再次点头,转身准备离开,眼眶满是泪水。她颤巍巍地走出房门。※※※※转眼过了几个月。这段时间,我多半与朱莉安对谈。朱莉安的举止态度令我惊艳:她拥有某种微妙但不可忽视的女性魅力与自信。膝盖并拢斜靠在椅子边缘,上半身正对着我;说话时,头部微微偏向一边,眼神沉静安详。尽管我过去也曾跟她说过话,但今天的她令我彻底倾倒。她全神贯注地聆听、思索我的话,然后利用这些新鲜信息向我提出更多问题。我发觉,这是我头一次对卡伦这个人产生兴趣,仿佛我们可以边喝咖啡边聊天,而她是如此低调而优雅。我在想,她能表现得如此平静沉稳,或许是因为她如实反映我当下的态度;意即,如果我认为她优雅迷人,那是因为她能揣摩我的心态,调整她自己迎合我。为此,我隐约感到不安,我想她可能比我还要懂得利用同理心,而我已经算是个中高手了。“我觉得跟你说话很自在,朱莉安。你随遇而安,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我喜欢学习,”她说,扬起一丝微笑——完全感受不到焦虑或尴尬。“我是冷静、独立型的。”“你负责替卡伦处理什么事?你诞生的理由是?”“我是为了应付来找卡伦的男人而诞生的。我们常常聊很久。我借着聊天了解这些人,然后才引诱他们。”“然后呢?”“然后另一个人会出来代替我,跟他们发生性关系。”“你何苦去招惹他们?”“如果能让他们多了解我们一点,他们就比较不会故意伤害我们,”她说。果然明智,我心想。※※※※“詹森,你在烦恼什么?”卡伦——也是詹森——频频发抖,瞪大双眼望着我,有点吓人。“我气疯了!”他说。有趣。卡伦平时都是冷静、被动、不成熟的模样,很少表现如此激烈的情绪。她暴怒得快抓狂。为了稳住她的情绪,我必须好好利用“成熟男人”(相对于还是“小男孩”的詹森)的身份——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运用父亲的权威和自信(某种程度承袭我父亲,再经过我儿子琢磨粹炼而成)控制小男孩的怒气。我很明白,无论我儿子有多生气,我都有办法制住他。我儿子也很清楚这一点,而他也信赖、依靠这种关系。“看得出来你很生气,”我说,冷静对上他愤怒的目光。“何不说给我听听?”“我的心墙被破坏了。现在我想重新盖好,竟然办不到!”“你想重新立一道墙?”“对,我不想在外面。我想把他们全都杀光!我再也不想出来了!”“原来,墙是你砌的?”我不理会他的愤怒。“对。”他暂时转移注意力。“我花了好几年才把墙盖好。每次只要一发生事情,我就会在我的感觉、我的记忆外围放上一块砖头。”“有人跟我说,那墙有些部分是你自己拆的?”“对,但我也盖了一堵石墙,把我自己围起来。”“石墙能保护你不受伤害吗?”我问。詹森吃惊地望着我,一副做坏事被逮到的神情。我看看他,仿佛答案早已揭晓。他垂下头,长长叹了口气。“这么多年来,我筑墙,我想保护大家。可是现在,墙要垮了,”他垂头丧气地说。“我能理解。只要一想到其他人可能身处险境,而你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这对你来说真的很恐怖。”“对!如果没有墙,我们一定会受不了的!”“可是詹森,你的处境跟以前不同了。你现在很安全,你必须相信我。卡伦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欺负,其他人也想走出那道墙。不会有事的。”詹森一脸狐疑,感觉受伤又难过,但我也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宽慰。我无法理解这项改变对詹森而言究竟激烈到什么程度,我也无法体会他身为隔离经验守护者的感觉。但我隐约认为,詹森还得花上好一段时间才可能完全改变原本的独立态度,走向融合。满心怀疑的詹森静静退回卡伦体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6章霍尔顿的办法“头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贝尔医生,”霍尔顿/卡伦压低声音说。卡伦尽可能坐得又挺又直,举止严肃而正式,但她的声音却透露着急迫。“我们有太多人在同一

                      至关重要。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人生就是一出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的机会。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护国战争”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云南局势危殆!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战斗很快爆发。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再见,结束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

                      的关系,这间水室也已涨起了不浅的积水,水下状况不明使得我俩不敢冒然游水进入对面的孔道,只得无助地栖身在金属爬架上。“靠,你不是说那大耗子能力一般吗?”林岳嘀咕道,“现在整的跟个水陆两栖坦克似的,还配备‘水箭炮’的。”“要抱怨等活着离开这里再说!”林岳的话也是我疑惑的地方,或许是由于周边环境太过适合的关系,也或许是我刚才的血激发了它的能力,不管如何,现在的奚鼠已经不是用几张印纸就能轻易对付的了。“格嘎”一声怪响引起了我的注意,石壁轻微地晃动了一下,身下的水中猛然浮出一个硕大的脑袋,奚鼠从孔道中游进了这个水室。我急忙掏出七张浩土印纸,迅速在墙面上贴出了一个天罡北斗印阵,如果让它把石壁挖倒的话,我俩就只能得膏鼠吻了。浩土印阵的作用使得奚鼠不再挖掘石壁,甚至不再用水箭攻击,总算暂时安全了起来,但环顾四周情况之后,我的心又一次凉了下来。这个水室只有对面一个孔道通往别处,如果要爬进那个孔道就必须游过奚鼠身边攀上对面的爬架。当然,也可以飞过去,前提是如果我俩有翅膀的话。“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我俩想撞南墙而且回不了头啊。”林岳望着对面的石壁无力地感叹着。“南墙?!”我低头看了下腕表上的指南针,难怪奚鼠不再攻击,原来我们栖身的石壁是靠北面的水位,而且恰好被我用浩土印纸布下了印阵,无形中竟封住了奚鼠的力量源泉。不及细想,在弩箭上逐个划破双手的中指,咬破舌尖,用鲜血启动了浩土印阵。稍顷,水室中的积水汩汩地退去,直至浅没奚鼠的身体方才停下。“射它!”我怒吼一声,手中的弩枪连发数下,林岳的火力立即交叉攻击了过去,奚鼠暴吼连声,在不大的水室间左冲右突,背腹早已连中数下。“咔”,手中的弩枪突然卡住,弩箭用完了!伸手一摸腰间,我方才发现,所带的弩箭已在刚才的激战中全部用完,那边林岳也向我摆了摆手中的弩枪,看来他也已经弹尽了。“吼~~”突然一声巨吼,满身伤痕的奚鼠身躯猛涨,身上的弩箭尽数被逼出了体外,叮当落了一地,它的腹部竟又膨胀了几分。该死!我猛然醒悟,刚才射出的弩箭上粘着手指的鲜血!奚鼠又被鲜血激发了!墙面上的浩土印阵在吼声中微震了一下,几张印纸已经开始无风自动了。来不及招呼林岳,我拔出腰间的十字镐,飞快地穿上三张浩土印纸,一纵身,自高而下直扑奚鼠!“噗……”手中的十字镐结结实实地扎进了奚鼠的肩背,疼痛使得它狂暴地摆动着身躯,口中狂吼连连。我死死抓住十字镐的木柄,不让自己被它甩下身去,左手摸索着拔出匕首叼在口中,自袋内拿出最后一张浩土印纸穿在了匕首上。在伤痛和巨涨的腹部影响下,奚鼠的动作开始迟缓了下来,不再四处冲撞,只是时不时地抖动下身体,意图将我摔下地面。我松开十字镐,伸手抓着粗硬的鬃毛,自肩背爬上了它的头部。奚鼠觉察到我的行动,猛地摆动了几下脑袋,我叼着匕首用双手紧紧抓住它的耳朵,双腿则死命地夹在了脖项之间。“砰”地一声,背部忽然被什么猛击了一下,头颅一阵眩晕,胸口闷痛间我哇地吐出了一口鲜血,身体一歪险些跌落了下来。“噗……噗……”一阵连续的闷响,奚鼠暴跳着扭动了数下身躯,转了一个方向竟停止不动了。“老凡,没死的话快动手!我他妈和它玩儿命呢!”林岳的嘶声高叫将我的精神从恍惚中拉回现实。那小子左手匕首右手十字镐地站在奚鼠正前方,脚下掉落着一段尾巴。估计他是看到了奚鼠用尾巴偷袭我,跃身下来砍掉了尾巴,他的匕首和十字镐上赫然也穿着几张浩土印纸!“咳……你小子……居然把……”看着渐渐涨起的水势,我苦笑着看着林岳,他居然把浩土印阵上的印纸拿来做武器了,失去印阵震慑的奚鼠会更加难以对付啊。“靠!你他妈少废话,快动手!”林岳被奚鼠逼进了死角,拼力抵抗着吼道。打起精神,腿部发力夹紧奚鼠的脖项,我双手举起匕首猛刺进它的天灵盖,一片粘稠的蓝色液体喷然四溅,奚鼠哀嚎一声疯狂地跳动起来。抓着匕首的双手在徒劳的努力后终于滑脱了,身体被奚鼠甩在了一边,再度的猛烈撞击几乎令我昏厥过去,直到林岳将冰冷的积水泼上我的头部才恢复了意识。奚鼠慢慢地倒在了一边,鼓胀的腹部不断地抽搐,仿佛无力地苟延残喘着。我撑起身子,借着林岳的搀扶站了起来。一切结束了,大力地喘息了几下,大脑终于恢复了清醒。我刚想对林岳说些什么,一阵古怪的感觉骤然袭来,那种凶狠恶毒的气势竟是超越了刚才数倍,眼前早已倒地奄奄一息的奚鼠竟翻身爬了起来,那碗大的双眼中满是血红的光芒!“看来你刚才吐出来的鲜血又给它吸收了。”林岳无奈地说道,话语间居然还是那样的促狭,“早知道我也尝尝你的血,说不定可以变个超人什么的。”我无力和林岳打趣,此刻已经一败涂地,我俩完全曝露在奚鼠面前,毫无屏障可以躲避。沮丧间,腕上的香囊突然颤动了一下,一股淡黄色的光影自香囊中飘出,见风疾涨,不一时面前便凭空多出了一道黄色的土墙,与墙角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将奚鼠阻挡在了外面。“靠!你小子什么时候学的这招?!”林岳兴奋道,“早点使出来多好?!”“我……”我一时间也被眼前的景象所惊住了,口中支吾无语,浩土印的能力还不至于如此神妙,我腕上的香囊……是彭侯的礼物在帮我?即便如此,可墙外的奚鼠还在,这土墙虽然是很好的保护屏障,但也等于牢牢地围困住了我们。正思索间,墙外传来了奚鼠的嘶吼和冲撞声,发疯似的声音仿佛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接着是一片令人发怵的血肉撕裂声和粘稠的啪嗒声,莫非奚鼠正在和某个突然出现的虚灵全力血拼着?我集中精神获取墙外的状况,却因土墙的封闭过于严密而无法感知。在令人作呕的疯狂声响后,墙外慢慢恢复了平静,四周安静得只能听到滴水声和我俩的呼吸声。“好像起作用了。”林岳莫名其妙地嘀咕着,拉了我一下,“老凡,把这墙去了吧。”“也要它肯听话啊。”我无奈道,毕竟这只是无意间出现的东西,也许根本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就在我心念一动的当口,那土墙却倏然不见了,眼前出现的是满地的肉块和奚鼠那残缺不全的尸身,在一堆粘稠的蓝色液体间蠕动着血红色的两个肉团,应该是被奚鼠的利齿咬断的什么动物。在确信毫无危险之后,我俩上前查看了一下,奚鼠早已断气,残缺的身体已经开始慢慢地虚化消失。那血红色的肉团还在微微颤动着,似乎并未完全死透。就在接近肉团的时候,我又感觉到了那种凶狠恶毒的气息,但此刻早已微弱得像游丝一般。林岳用十字镐翻动了一下肉团,忽地转身呕吐起来,我忍着恶臭细看了一下,那肉团竟是奚鼠的胎儿,满口已成形的利齿间紧紧地咬着一堆内脏,奚鼠居然是在与自己的胎儿自残中死去的!“你小子用了什么药物是不是?!”我猛然想起林岳出来前的自言自语,不禁发问道。“呃……”林岳犯着恶心,心有余悸地望着那肉团道:“上回你说那大耗子是孕妇,我就琢磨着有啥办法能给它找点麻烦。进来前……呃……”林岳又是一阵翻江倒海的呕吐,这家伙亏得还是医生,解剖死人的时候也不至于呕吐成这样吧。他一边呕吐,一边用手指了指一边墙角的两个可乐瓶,我拐着腿走过去拾起,里面还残留着一些液体,闻闻瓶口一股刺鼻的腥味直冲脑门。“我想着……呃……孕期的都怕这个……就倒在了水里……”林岳还是无法继续完成他的“排放作业”。我站在原地一时哭笑不得,那瓶内装着的竟然是高浓度的麝香,一种足以让孕妇流产N次的昂贵中药!十一、探寻“也只有你小子才想得出那么损的招!”我歪在车后座上摇头感叹道。“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林岳转过头来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甭管法子损不损,咱小平同志的话就是最好的解释。”“好招,好招,用麝香导致奚鼠的灵胎反噬,让它们骨肉相残。”S一边开车一边寒寒地说道,“你们这些医生够狠的,难怪我进了医院就骨头里发寒。”“哎,这怎么说话呢。”林岳委屈地申辩道,“早知道就不告诉你下面的事情了,搞得误会我是个RP有问题的人。”“切,省省吧,就你那人品还值得一提?”S一脸不屑地撇了撇嘴,忽地眼神飘向了后视镜,与此同时眼前路口上方闪起了一阵光芒。“啊,被拍照了!”我懊恼地叫道,“S大姐,今年我就没几分了,您高抬贵手别超速闯灯好不好?”S并没有答话,一脸怪异地不断探查着后视镜。激战过后麻木不堪的脑部神经此刻自觉地进入了运行状态,车身后则传来了某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刚才有东西在后面跟着我们,闪光那会后视镜里有个速度超快的影子。”S略带紧张地说道,眼前闪过的图像证明她所说的东西与我感应到的是一样的。那东西的速度并不比全速飞驰的车子慢,而且现在就在车尾紧紧地跟随着我们。“嗖”地一下,双膝上闪出一个黄色的东西,下意识间双手已成格挡状,但定睛过后我却不禁笑了起来。那黄色的东西正是之前我所解救的彭侯。“喂,发什么神经呢?”林岳莫名道,“笑得跟个猫头鹰似的,滲人的慌。”“没什么,原来是那个土里的小朋友来找我了。”我摆手道,“这会在我膝盖上趴着呢。”“哦,那你们慢聊,反正我俩看不见。”林岳索性头也不回地打起呼来,S只是瞥了一眼后视镜,并没有好奇什么。膝上的小家伙似乎非常惊恐,急促地喘着气,灰色的双眼求助似的看着我。怎么了?一种恐惧不已的感觉自彭侯身上传来,是什么东西让它如此害怕?身后……已进入状态的意识提醒我车尾那个东西竟还在紧跟不舍。伸手抚了一下彭侯发抖的身体,我寻思着与它沟通的方式,小家伙却紧盯着手腕上的香囊显出一付若有所思的样子来。它是来拿回之前送我的东西的?解下香囊掏出那块东西,递到彭侯面前,小家伙用前爪捧起块状物,抬眼和我对视了一下,又决定了什么似的将东西放回面前的手掌。诧异间彭侯的身体飞快地旋转起来,渐渐地化作了一团黄色的影子飘然进入黄色块状物。“你和你的小朋友在闹什么呢?!”S突然叫道,车子有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在公路上扭动着,引来一片不满的喇叭声,“所有装置失灵,车子失控了!”不及开声回答,手中的东西猛地浮起空中,一片黄光大盛,光影间暴涨了数倍,瞬间飘出无数黑色的小蛇直蹿面门!那……那是,医院里的怪象在脑海中映出,难道这也是一本书吗?!“车子怎么了?!”林岳惊醒,害怕地在座位上缩作一团大叫道,“小姐你会不会开车?!别误人性命啊!救命啊~~”“瞧你那德性!”S啐了一声,摇摆的车身恢复了常态,“误你性命的不是我,车子暂时失控罢了,不知道王亦凡和他的小朋友搞了什么鬼。”“老凡!!”林岳冲我大吼道,大脑的意识清晰无比,可却无法作出任何的反应和动作,上次的经验使得我平静地接受着发生的一切。也就在这个时候,车尾紧跟的东西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快开回我家,回头和你们解释。”在文字的冲击后终于挤出了一句话语,眼前的黑暗慢慢包围了我的意识。……身下的温软让人有些不忍起身,但大脑的意识却在一阵烦躁中苏醒,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断迫使我翻身坐了起来。身上换着睡衣,晖儿和衣伏在身边,我忍着脚伤溜进了客厅。S和林岳正歪倒在客厅的两张沙发上各自熟睡,疲惫的样子再度勾起昨晚的回忆。在书房坐定,拿出一叠白纸,脑中闪动着的文字在笔下洋洋洒洒地飞速铺就开来。这些书稿都是附着在虚灵身上?那之前的青黄色书本也是某个虚灵?这书到底是传自何处而又为何偏偏找上了我?清醒的一半大脑不住思考着,一个又一个的问号接连浮现。完成书稿的那一刻我没有立即翻阅,沉思半晌中对那叠纸张产生了莫大的疑问,冥冥中似乎有人在操纵着事态的发展。摆动了一下昏胀的脑袋,在甩去不适的同时也丢开了那萦绕的担忧,事态已是如此,何必过于追究?翻动间书稿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令我格外惊讶的地方,这是属于《闻风拾水录》山水格局的一番文字记载,尤其着重分析了虚灵存在环境和风水理论的关系,正如之前所经历的情况一样。“扑嗵”,客厅里传来一声很大的响动,起身探看却发现是林岳从沙发上摔了下来,而晖儿和S则睡眼惺忪地望着他那滑稽的造型,不知发生了何事。“本年度最佳睡相奖得主非你莫属。”我忍着笑想上前扶起林岳,却被脚上的疼痛阻住了步伐。“得,不劳驾您,我自己起来。”林岳大大咧咧地爬起身来,一屁股坐回沙发,“反正是你的衣服,弄脏了不用我洗。”“亦凡,你好些了?”晖儿走到身边扶住我,轻声地问道,想起之前在下水道狠心挂断通讯,一股愧疚的感觉油然而生。“喂,喂,昨晚你吊完胃口就不省人事了。”S眼尖地发现了我拿在手中的书稿,好奇道,“难道又有什么心得要研究了?”在晖儿的搀扶下坐进沙发,我向三人简要地说明了昨晚车里发生的事情以及新书稿的大致内容,也许是连日来经历了不少的怪异,大家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惊奇,却是对书稿的内容产生了兴趣。“我总觉得这篇书稿似乎能有点什么大用处。”林岳挠着头道,“不过现在脑子有点混,想不明白用处在哪里。”“你小子也算与我心有戚戚焉。”我笑着扬了扬手中的书稿,“这些记载正好可以找出剩下被天罡七印封印的虚灵。”“王亦凡,你该不是想找它们麻烦吧?”S一脸的不理解道,“照你的说法,天罡七印被破坏后,接下来的虚灵一个比一个厉害,这不是找死嘛?”“老凡的意思是预防胜于治疗。”林岳懒懒地说道,“你不找它,迟早有一天它会找你。”“乌鸦嘴。”S恨恨地瞪了林岳一眼,却也默许了他的说法。早饭间,我向大家陈述了一下心中的计划,结合两部书稿中的记载,变被动为主动,找出剩余的天罡七印所在,并想法加固印阵或是除掉已解封的虚灵。之前虚灵出现的方位分别是城市的东、南、北三个方位,根据五行方位学说,城西和市中心两个方位便是剩下的天罡七印所在的位置。“西为金,中为土,那剩下的虚灵应该是金性和土性的咯?”晖儿的五行知识在经历中也不断地增长着,“但天罡七印还剩下火、木、风、雷四个,数目不对啊。”晖儿并没有说错,单从五行原理和印阵克制来看的确存在不符,剩下的虚灵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未尝可知,我突然对布阵者的真正用意产生了莫名的怀疑,事情似乎并没有表面上看来那样的简单。但不管怎样,眼前我们却只能循序渐进地去探查。……市美术馆座落在市中心的繁华路段,独立的五层建筑有着中西合璧的风格,两条宽敞的主干道自南向北地盘延而至,在经过美术馆的两侧时却突然变窄,交错着在美术馆的另一侧分道扬镳。也许是担心狭窄的路面容易造成拥堵,繁忙的车龙在到达这里之前便分别绕开,以至于在这闹市的中心形成了一处别具幽静的所在。美术馆的走廊里稀落的走动着几个人影,踢踏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四壁间来回碰撞,扭曲的回响像一把恶魔的鼓槌敲击在心脏的跳动之间。一楼雕像区,两名衣着严肃的男子正悠闲地逐个品味着布满全室的雕像,不时地小声议论着什么,那低语声微弱到几乎无法辨识。身形较高的男子时不时地看着腕上的手表,那是一块卡西欧的户外登山用表,可以准确地显示湿度、气压、方位和海拔高度。身形消瘦的男子似乎腿脚不便,手中拄着一支碳素登山拐杖,气定神闲的观赏着每个雕像,但若是仔细观察,却能发现,在高个男子看表的同时,他的头部会微微偏侧,仿佛在用心聆听着什么。“放着偏僻的城西工业区你不检查,非要到市中心来,你不是存心找不自在吗?”高个男子低声道,“一堆泥巴造型,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省点力气,

                      布于1645年10月11日。此前不久,多尔衮也宣布在山西没收贩卖的私茶。此令颁布于1645年9月12日。同上书第十九卷,第232—233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二卷,第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0页。此令颁布于1645年11月27日。?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384页。此令颁布于1647年7月18日。?同上书第四十二卷,第491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2月19日。?《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8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03页。?米切尔:《满族统治的起源》,第94页。?关于此令的撤销,见马:《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2页。?同上书,第349页。?从辽东向北京的移民浪潮接连不断。根据朝鲜的目击者记载:“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又见郑克晟:《多尔衮在满族封建化中的贡献》,第1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3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3月2日。?那些在旗下服役的汉人同样将他们的土地献给满族主人,以逃避赋税。1644年政府令地方官制止这种事情。?京城周围八府的大多数土地都属于明朝皇帝或皇亲。1502年,帝国全部私有土地的1/7都落入了皇帝之手。皇庄由宦官头目管理。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41—142页。在山西,也有许多明王庄和官庄。仅大同周围即有皇戚4000人之多,然而,当大顺军经过此境时被驱走或杀死不少。参见1644年9月6日姜璜的奏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41—150页。多尔衮在北京取得政权之后,他命令,属于明朝勋贵的田地,不能让新朝的权贵或官员占用。给户部的这一命令引起震动;而明贵族却因此一度对满人表示了很大的支持。这些明朝贵族开始申报自己在京城周围的田产。一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后,大量的这种庄田被没收为旗地了;至1649年,像湖广这种地区的明朝国戚也被当作平民一样对待,甚至被迫服劳役。巴哈那于1649年7月9日奏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100页;另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8页。?这些土地不具有“封建”的性质,也就是说,旗人不是通过提供兵役而换取土地所有权的。田主死后,田地并不转授他人,参见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64—67页,莫卧儿的授田制度可以作为比较。?1638年,满族旗人除了壮丁大约还有56825人,1735年有89735人。至18世纪晚期,满八旗有约6万名士兵,蒙古八旗兵1.7万人,汉八旗兵2.4万人。八旗士兵及其家属总共约10万人。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61页。?1645年6月8日,多尔衮接到了大量“土寇”的奏报。他让其大臣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农民变成了不法之徒。10天后,他收到了给事中李士焜的奏书。李在其中谈到:都城周围300里内,大多数土地已为旗人所占夺,而旧日居民被迫为盗。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8—49页。关于政府的救济措施也见同上书,第54—55页。有些被夺去产业的人最后落居于辽东。1653年的安置流民法规定:凡有能力招徕一定数量流民,在盛京安居乐业者,习文者授县丞、主簿,习武者授把总。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23—124页。?这里关于圈地的叙述,根据的是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35—340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65—71页;马伯乐:《明朝的灭亡》,第189—191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背景和意义》,第46页;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第四卷,第10页。大面积受此影响的府有:顺天、天津、保定、河间、仓州、永平、宣化、真定和德州。此后几年中,这些地区都成了盗贼活动的主要地区。从理论上说,土地或是皇族或旗人的庄田,或是以六垧为额授给旗人以代替原来每月的钱粮供应。1647年,这种授田数量在法律上永久化了。但军官可以另外得到60垧。1649年,从辽东新迁至的民人法定每人授田五垧。而在1650年,这种五垧的授田扩大到了原来的旗人。实际上,直到1669年夏,当康熙皇帝亲令停止圈占和授田时,圈地活动才告结束。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8、157页。?最初,土地被满人圈占的汉民或许可以得到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补偿,并免税一至两年。他们也可以在清明与重阳两个节日里回到被圈田地上扫墓。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6页。?满族进京几年以后,老百姓的牲畜十分缺乏。一头水牛值银20两;一头大水牛值银可达30两。因此,湖南便以人代牛,六或七名男人牵犁耕田,每日可犁三至四亩。劳动强度很大,田却犁得很浅。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5页。?1647年5月2日,多尔衮听从户部建议,禁止“带地投充”,同时也不许畜奴。《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7—368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卷,第1页。然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直至顺治帝亲掌政权时才被最后制止。周藤吉之:《清初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2—3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84—89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46页。?多尔衮把直隶最东北部的最好田地给了他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虽然这些田地原来应留给镶黄旗与正黄旗。多尔衮将永平府作为他嫡系的居住区,其目的在于借此控制经山海关进出东北的要道。两个黄旗分别居住在北京的北部;西部为两个红旗;南部为两个蓝旗。在鳌拜的怂恿下,在1666年正白旗与镶黄旗交换了土地。他是想把东北较好的土地给他自己所在的镶黄旗。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55—5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70—175页;凯斯勒:《康熙》,第46—4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31页。?彭鹏:《中藏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0页。?例如,1653年永平和保定遭受洪水袭击时,许多满人轻易地抛弃了田地,宁愿靠政府赈济的米谷过活,也不愿亲自耕种。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2页;也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97页。?村松祐次的《中国北方的满族旗地》中有详述。西人甚至贷款给旗人,要他们以旗地为抵押。1751年1月7日,户部奏报,有些西人暗中成了旗地的受押人。傅乐淑:《1644—1820年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188—189页。?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始终对那些逼人为奴者及窝主处以放逐、充边的惩罚。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28—329页。?甚至在满人离开辽东以前,他们就与旗内的“包衣”发生了冲突。这些汉人秘密地结成帮伙。1642年,有这样一群人逃离了清朝控制地区,随后转至山西。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页。据报在1644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逃亡包衣。逃民如此之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兵部特设一个机构负责追捕之事。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93页。?例如,1649年5月6日的诏令,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3—34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6页。勒索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0页。?孙襄的生平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69页(第一九○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此令颁布于1648年10月5日。尽管这激起了一时的怨恨,但清朝的这种种族分隔,制度在较长时间看也许减少了种族间的冲突。“内城”中的原有财产被没收或出卖了;尽管这些被征用的人户享有免税三年的特权,但仍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困难。然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太监们(他们控制着租给商人的官建的商业街道)和锦衣卫的权贵(据16世纪初的调查,他们拥有京城大多数货栈店铺)。他们从皇城中搬迁一空,可能倒为汉人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过去在宦官权贵的权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关于晚明的北京,威克兰《万历朝的北京》一文随处可见。至于内城旗营的居住区,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3页;第四十六卷,第535页。汉旗仍留在内城,每旗负责看守一门(如,正黄旗守正阳门,镶黄旗守东直门与西直门,等等)。谈迁:《北游录》,第347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1页;又见林语堂:《京华烟云》,第2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京都那些负责守卫库房、巡护官衙的胥吏和随从,被允许住在官署之中。准许汉民白天来访此区,但不准过夜。后来,由于需要有人提供副食日用品,商人与店主便被允许在“鞑子城”居住了。又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7页。?这里主要是对事实上的联姻的承认。1648年10月6日,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八天后,摄政王对于种族通婚作了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同上书第四十卷,第46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21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最初建立驻防旗兵的有:北直隶的顺德,山东的济南、德州、临清,江北地区的徐州,山西地区的路安、平阳和蒲州。?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24页(第一八六卷,第4—5页)。?张申道:《有城墙的都市的形态》,第92页。?郑天挺:《探集》,第175—176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22、149页。?鲁很快升为总兵,在帮助收复陕西延安后,在家乡负责清军北直隶真定的防务《贰臣传》第十卷,第7—8页。山西、江南、陕西、甘肃的绿营兵组建于1645年;福建、两广、贵州与云南的绿营兵也分别在1650、1651、1658、1659年组建。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36—42页;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8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0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8—3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2页。清朝在北京统治的第一年里,任命的巡抚中满人稍多于汉人;但是,在1645年与1651年之间平均63%的巡抚是汉人。1652年后,满人巡抚的比例又有上升,至1658年升至70%。至1669年,80%的巡抚是满人;1674年,90%的巡抚是满人。1690年,满人巡抚的比例又逐渐下降;至18世纪后期,达到了满汉各半。参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然而,在征服中国南部的过程中,这种控制招抚官员的方式被迫放弃。需要把他们派到离都城更远的地方去,给他们更大的机动性,所以,控制也因之松弛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三藩”埋下了祸根。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39—40页。?当大顺军队过固关,向北京进发时,曾有意或无意地堵塞了居民水井。所以,在他们向西撤退时,落入农民手中的散兵游勇便被砍断了左手,作为报复。边大绥:《虎口余生记》。?陈永福即是常被认为是射瞎李自成一只眼睛的人,尽管实际上这是他的儿子陈德在1641年3月21日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射中的。当1642年10月开封府被洪水淹没时,陈设法乘船逃脱了;尔后,当1643年明朝官军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争夺潼关最后大决战时,他继续在孙传庭麾下指挥一翼。而在李自成击败孙、进入陕西后,陈率领几千最亲信的部队逃往山中。由于白广恩的苦劝,陈最后还是投降了起义军,尽管他认为他伤了李自成一目,会被其杀死。在他首次拜见李自成时,李宽恕了他,因为那天的战斗双方都在拼死相斗。陈的这一行动对许多同时降于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震动很大。张守常:《陈永福》,第64—6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7页;谢国祯:《南明史略》,第40—4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61—163页。?仅在大同就有918个这种“堡”和约100关卡。那里的守卫仔细检查行人的口音,以确保危险人物处于控制之中。作为1449年土木之变的后果之一,为了防御蒙古再次南下劫掠,明廷做了极大的努力去加强宣府与大同的军事堡垒。“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省北部紧倚长城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社会;大量的力量用于防御,并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0—271页。这些城堡与烽火台一直存留至今,或依倚山岭,或俯瞰平川。?《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38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10页。?吴惟华是原朱元璋麾下的一位著名的、后来封为伯爵的蒙古将领的后裔,在北京投降了多尔衮,并在进攻山西时被任为汉军首领。最后,吴升为一名总兵,并被封为侯爵,加太子太保。《贰臣传》第九卷,第7—9页。至于给叶臣和巴哈那的命令,参见《世祖实录》,1644年7月17日和8月4日,第五卷第58页和第六卷第65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2页。?同上书第七卷,第81、83页。?同上书第七卷,第79、82页。然而,尽管几乎所有重要的明朝军队都承认了清政权,但是,吴惟华仍没有足够的兵力(他自己只有1200名骑兵,加上200名官员和扈从),使他敢于进攻守卫在太原城的陈永福和大顺军。《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7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8页。马国柱是较早的降臣之一。1632年,他就向皇太极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计划。《清史稿·马国柱传》;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27页。?他建议,为了表示对学问应有的尊崇,政府应在已经平定的地区举行科举。同时,应该接纳更多的贡生以扩大考试名额,对于擅长地方军政事务的官员的推荐应有明文规定。这样,吏才与学问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立国之本了。过去教师通常是生活中失意的老者才去作的,而今天,应该从年富力强的人当中选拔,当给予官禄。忠孝清白、德行卓异者应受到褒扬,清寒之士应该给予俸禄,应试者应发给盘缠并在京城提供专门的旅舍。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这份奏书只注有顺治元年,没有月、日。1644年9月2日,曹还奏请在辽东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两天后贬吏部尚书陆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薄为淄州司户。二十二日贬太子太保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淮州司户。除此之外,无论高门望族,还是科举进士,只要位居台阁而不亲近朱全忠的人,全都加以贬黜,一时间朝廷名士为之一空。六月一日,蒋玄晖再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令裴枢、崔远、独孤损、陆扆、王薄、赵崇、王赞等人就地自尽。在诏令下发之时,朱全忠担心这些朝官们会生出变乱,于是将裴枢等被贬的三十多名朝官集中到华州(今河南滑县)白马县的白马驿,命令部将李振在当夜将这些朝官全部杀害。李振年轻时也曾经是个饱读诗书的才子,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但咸通年间因为朝廷昏庸腐败,李振屡试不第,因此而恨透了主考官及考中的进士。现在李振奉朱全忠之令,一夜之间杀掉三十多名朝官,却依旧感到心中恶气未尽,于是他又向朱全忠进言,说这些朝官平生自视清高,现在应该将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让他们永远与浊流相伴。于是这些昔日以清高自命的文人,死后就这样被抛到了泥沙翻滚的黄河之中。由于这些朝官是在白马驿被害,所以史称这次事件为“白马驿之祸”。虽然一下子处死了三十多位朝官,但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六月二日又将已经退休还乡的裴贽贬为青州司户,李熙贬为莱州司户,罪名是他们在为官期间未能恪尽职守有负皇恩。除此之外朱全忠继续大搞株连,即使是一些有名望的地方县令也在劫难逃,例如卫尉少卿敬诏因为是裴贽的外甥而被贬为徐州县尉,密县县令裴练贬为登州牟平尉,长水县令崔仁略贬为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陆珣贬为沂州新泰尉,泥水县令独孤韬,综观这些被贬的官员,他们都是受裴枢、崔远、陆扆等株连所致。经过一连串的大清洗,当时朝官和地方官为之一空,取而代之的全是朱全忠的嫡系,因此朝廷上下再也没人与朱全忠为敌。在实现了清楚朝臣的目标后,朱全忠开始实施他的第二个计划,那就是清除地方藩镇势力,他选中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征讨南方赵匡凝的父亲赵德禋曾经是秦宗权的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靠了朱全忠,被授予忠义军节度使,死后由赵匡凝接任。昭宗李晔在位时任命赵匡凝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因此他对唐室感恩不尽,发誓为唐室尽忠。当时藩镇已经断绝了对朝廷的进贡,只有赵匡凝依旧进贡,昭宗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因畏惧朱全忠和李茂贞,曾一度想投奔赵匡凝,而赵匡凝也对朱全忠的专横深为不满,因此以匡复唐室为己任,向东联合杨行密,向西与王建结成儿女亲家,准备对抗朱全忠。天佑二年(905年)八月,朱全忠派大将杨师厚作为先锋领兵南征荆襄,自己统领大军随后进发。杨师厚一路征战颇为顺利,接连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于八月二十一日又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削夺了赵匡凝的官爵。九月五日,汴州军队抵达汉水,杨师厚指挥官兵在距离襄州(今湖北襄阳)六十里处的阴谷口伐木造桥,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成功搭桥,随后大军立即渡过汉水直扑襄州。赵匡凝没有料到汴州军队会如此之快地渡过汉水,立即率领两万人马出城迎战,在汉水边布阵迎击杨师厚。杨师厚采取四面合围战术,大败赵匡凝,并乘胜追击兵临襄州城下。当时驻守襄州的人马本就不多,赵匡凝带出城迎战杨师厚的两万人马算是精锐部队,如今已经被杨师厚打垮,他见大势已去,于当夜放火烧毁府城,携带家眷及侍从精兵沿着汉水进入长江,一路向东投奔杨行密。而赵匡凝之弟,时任荆南节度使留后的赵匡明则带领残部向西进入蜀中投奔了王建。至此,荆襄地区也被朱全忠占有,但让赵匡凝跑掉对于朱全忠来说的确是个遗憾。朱全忠本来在攻下荆襄后,准备打算班师返回大梁,但或许先前的一连串胜利以及捉拿赵匡凝心切,朱全忠决定命令军队乘胜进宫杨行密占据的淮南。当时敬翔对进攻淮南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出兵不到一个月就攻占了荆襄地区,开辟疆土数千里,远近藩镇无不为之震慑。但是征讨淮南路途遥远,一旦战事陷入僵局,恐怕攻占荆襄的震慑力就会大打折扣,不如暂时班师回大梁,再伺机进攻淮南。朱全忠向来对敬翔言听计从,但是这一次却固执己见,坚持要攻打淮南,并于十月六日率领大军从襄阳一路向淮南进发。不过,就在朱全忠出兵的第二天,在到达距离襄阳一百三十里的枣阳时,朱全忠便遇到了麻烦。当时忽然天降大雨,朱全忠勉强带领大军冒雨行进了三百多里,到了光州后,道路逐渐变得狭窄,而且积水成泽,为朱全忠进军造成了极大困难,当时大军不仅人困马乏,而且士兵们尚未换上冬装御寒,饥寒交迫之下多有逃亡者。朱全忠见大军行进困难,便想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杨行密的部将、光州刺史柴再用投降,他为柴再用下了最后通牒,告诉他只要投降便提拔他做蔡州刺史,如果不投降,倘若打进光州就屠城。不过,柴再用似乎并没有被朱全忠吓到,他命令部下严密做好守城工作。然后自己一身戎装登城面见朱全忠,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后,告诉朱全忠光州城小兵弱,不敢劳烦朱全忠动兵,如果朱全忠首先攻下寿州,自己则对其唯命是从。朱全忠见柴再用如此谦和,光州虽然城小,守备却很森严,于是暂时放弃进攻光州,转向按照柴再用所说的去进攻寿州。事实上,朱全忠这样做完全犯了兵家大忌。寿州距离光州有三百五十里的距离,汴州军队对当地形势不太熟悉,结果因为迷路多走了一百多里路。等到了寿州城下,守军早已经得到了汴州军队将要来进攻的消息,全都坚壁清野做好了迎战准备,城外不要说人,就连一棵树也找不到。朱全忠到了寿州城下,见四周无所依靠,只得下令班师回归本镇。而此时柴再用带领精锐骑兵包抄到汴州军队的必经退路,等到汴州军队经过时突然袭击,结果汴州军队大败,损失不少辎重,朱全忠带领人马仓皇撤归本镇。征讨淮南失败,使得朱全忠异常烦躁,他本想乘攻占荆襄之势,一举剿灭杨行密,壮大自己的声威,为自己登基做好铺垫,没想到会在小小的寿州城下遭遇失败挫折。事实上,这次失败反而使朱全忠当皇帝的心情比以前更加迫切,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成为九五之尊,才有号令天下的资本。所以在返回大梁后,朱全忠开始为登基做前期的准备工作。禅让把戏禅让是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联盟首领更替的制度。相传尧知道舜贤明,便传位于舜;而舜知道禹贤明,又传位于禹。实际上禅让就是将帝位传给贤者。到了西汉末年,事事效仿古法的王莽在篡汉时,为了既得到政权又不失体面,就使了个借尸还魂之计,将禅让制度搬出来,先封大国,后加九锡,同时还享有佩剑登朝的殊礼,然后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从此“禅让”便为历代篡权者所沿用,例如曹丕、司马昭,就连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是照办此路数。现在朱全忠想要篡位,也是想通过“禅让”顺利当上皇帝。事实上在他领兵征讨赵匡凝之前,就已经暗中命令蒋玄晖、张廷范等人密谋策划禅让事宜。蒋玄晖得到命令后,去找柳璨商议,不过柳璨虽然依附朱全忠,但内心却和先前的崔胤一样,是忠于唐室的,并不希望大唐的江山就此断送。所以柳璨在知道朱全忠想要篡位后,知道大唐的灭亡已经不可挽回,于是只得采取拖延时间的方式,能拖一时是一时。他以古代禅让旧制为借口,告诉蒋玄晖说魏晋以来都是先封大国,再加九锡、殊礼,然后再进行禅让,因此我们不能逾越古制,必须按照次序进行,应该先封朱公为诸道元帅,然后再封王、加九锡、禅让。对于柳璨的说法,蒋玄晖认为十分有道理,便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加封朱全忠为诸道元帅,另开元帅府。而且蒋玄晖为了让朱全忠高兴,当天就让刑部尚书裴迪到荆襄前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朱全忠,并带去加封的官书文告。没想到朱全忠见到文告后却大发雷霆,认为蒋玄晖办事迟缓,当时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嫉妒蒋玄晖位高权重,早就想取而代之,因此趁机向朱全忠进谗,说蒋玄晖和柳璨这样做是为了延续唐祚,所以才拖延禅让事宜,进而等待形势变化,改变时局。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朱全忠开始对蒋玄晖产生怀疑。当朱全忠在荆襄前线大发雷霆时,早有耳目将消息带给了蒋玄晖。蒋玄晖闻讯后大惊失色,他深知朱全忠是多疑好杀的个性,便急忙从洛阳赶到寿春前线行营向朱全忠做解释。但朱全忠却显得十分不耐烦,责备蒋玄晖利用表面文章搪塞自己,而蒋玄晖则认为天下早晚归朱全忠所有,只是现在还有李克用、刘仁恭、李茂贞、王建等劲敌存在,如果立即受禅,恐怕会引起这些人不服,所以得依靠古制循序渐进。不过,蒋玄晖的解释并没有被朱全忠接受,他怒斥蒋玄晖有反心,吓得蒋玄晖慌忙告辞,忐忑不安地回到洛阳,继续找柳璨商议加封朱全忠九锡之事。朱全忠南征失利,回到大梁后心情异常烦躁,听说皇帝李柷要按照惯例进行郊祀,百官们正在练习祀天地礼仪,而没有商讨为自己加封九锡一事,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命令裴迪回洛阳阻止郊祀。裴迪回到洛阳后向柳璨转达了朱全忠的意思,而且他告诉蒋玄晖,朱全忠认为他和柳璨是想延续唐祚才进行郊祀。柳璨听后极为惶恐,决定将郊祀日期推到转年进行。柳璨与蒋玄晖商议后,认为朱全忠已经动怒,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两个人恐怕会性命不保,所以再也不敢拖延下去,上朝后就向皇帝李柷提议加封朱全忠九锡。朝中大臣对此心存愤恨,却又不敢公然违抗,所以全都默不作声,以沉默的方式表达抗议。天佑二年(905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帝李柷下诏加封朱全忠为相国,并以其所辖的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戒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其为魏王,加九锡,特许“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之礼。王位、殊礼、九锡一日之内都加在朱全忠身上,这不能不让他感到十分兴奋,但他依旧余怒未消,拒绝接受。皇帝李柷为此忧心忡忡,于是在十二月十日的时候,李柷召柳璨、张文蔚、杨涉三位宰相进宫商讨对策。柳璨认为现在人心已经归附朱全忠,皇帝陛下应该让位朱全忠,皇帝李柷也认为唐祚无法再延续,希望能够禅让朱全忠,而且让柳璨亲自前往大梁向朱全忠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朱全忠却依旧不予理睬。柳璨明白禅让势不可免,原本想拖延时间,现在看起来也是不再可能,目前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禅让之后能够保全皇帝李柷的性命,而且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极力拉拢蒋玄晖、张廷范,以谋求他们的帮助。为此柳璨和蒋、张二人日夜聚会宴饮,深相结纳。当时一向被朝臣们认为足智多谋的何太后,也已经六神无主,为日后母子性命担忧。于是便派宫女传话给蒋玄晖,希望他能在禅让之后,像从前一样庇护她和李柷二人。可是让她想不到的是,他唯一寄托希望的蒋玄晖最终也是性命难保。王殷和赵胤衡早就视蒋玄晖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为了尽早除掉蒋玄晖,两个人再次向朱全忠进谗言,说蒋玄晖、柳璨、张廷范在积善宫对何太后焚香发誓,共同复兴唐室。朱全忠本就怀疑蒋玄晖对自己不忠,所以对此深信不疑,立即命令河南府逮捕蒋玄晖及其亲信丰德库使应顼、御厨使朱建武,将蒋玄晖在洛阳城门外处斩,并当众烧毁尸身。然后任命王殷代替蒋玄晖为枢密使,赵殷衡掌管宣徽院。朱全忠既杀蒋玄晖,而封魏王、加九锡又都是蒋玄晖等人提议的,因此朱全忠听从敬翔的建议,接连三次上表请辞魏王、九锡的诏命。王殷则秉承朱全忠之意,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许可,恢复朱全忠原来的天下兵马元帅之职。蒋玄晖死后,王殷和赵殷衡并没有善罢甘休,接着又诬陷柳璨与何太后勾结,想对朱全忠图谋不轨。十二月十五日,朱全忠密令王殷和赵殷衡将何太后杀死于积善宫,并追废为庶人。四天后将柳璨贬为登州刺史,太常卿张廷范贬为莱州司户,还没等两个人走出洛阳,朱全忠便将张廷范在洛阳街市车裂,而柳璨则被押至上东门外斩首。随着柳璨、张廷范的死去,朝廷中再也没有可以阻挡朱全忠称帝的人,所以朱全忠可以甩开臂膀,加紧篡位的步伐。不过,就在他按部就班地进行准备时,河朔地区却又生事端,于是朱全忠只得暂时终止自己的计划,全力解决河朔的问题。征讨北方天佑三年(906年)正月,朱全忠的儿女亲家,时任魏博节度使的罗绍威以牙军难以节制为由向朱全忠求助。当初田承嗣担任节度使时,在魏博六州挑选骁勇善战的五千士兵作为亲兵,号称牙军。对于牙军,田承嗣有别于其他军队,可以说是赏赐优厚,倚为心腹。此后牙军子继父任,亲朋党羽勾结甚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骄横,只要稍不如意便杀死旧帅,另立新帅。史宪诚、乐彦祯、罗弘信等人都是牙军杀死所拥立的。罗绍威继承父亲的节度使之位后,十分憎恨牙军的骄横不法行为,但是魏博牙军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其强势居于魏博诸军之首,时人称之为“长安天子,魏博牙军”,足见魏博牙军之强悍。罗绍威鉴于魏博牙军曾经所做的一切,虽然内心时时惧怕牙军再生祸乱,但表面上又要对牙军优容礼遇。万般无奈之下,他便派部将杨利言秘密向朱全忠求助,想要借助其力量铲除牙军。只是那个时候朱全忠正在围困凤翔无暇东顾,但他却答应了罗绍威一定帮忙到底。天佑二年(905年)魏博牙军小校李公佺作乱,放火烧毁府衙,带领士兵抢劫一番后前往沧州而去。罗绍威心惊之下,决心必须彻底铲除牙军,于是再次向朱全忠求助。这一次朱全忠没有放过染指魏博镇内务的机会,派大将李思安率领十万大军进驻乐寿,扬言要全力攻打沧州,理由是沧州方面收留了作乱的李公佺。恰在此时朱全忠的女儿,也就是罗绍威的儿子罗廷规的妻子病亡,朱全忠派部将马嗣勋带领骁勇之士千余人诈称送葬,都化装成挑夫的模样,将兵器藏在身上进入魏博镇。随后朱全忠率领大军而来,说是赶往乐寿行营。朱全忠这些异常举动并没有引起魏博牙军的怀疑。正月十六日罗绍威派人偷偷潜入兵器库,割断弓弦及盔甲的扣子,当天夜里罗绍威带领家奴及幕客百余人会和马嗣勋部众突袭牙军,牙军士兵慌忙到兵器库取铠甲武器御敌,但是却无一能用,结果牙军八千余家男女老幼皆被罗绍威和马嗣勋屠杀。天亮之后朱全忠带领大军进入城中,牙军被诛虽然解除了对他们的威胁,但当时魏博诸军全都心存畏惧。罗绍威虽然加以抚慰,但是部下们却猜疑日甚,导致天雄牙将史仁遇聚众退守高唐,李重霸屯守宗城,分别占据贝、澶、卫等六州,魏博诸县多有起兵响应反叛之势。为了尽快平定叛乱,朱全忠集合汴州和魏博联军进攻高唐。高唐毕竟城小人寡,禁不住汴魏联军的猛烈进攻,仅仅连天城池便失陷。城破之日,城内军民不分长幼悉数遭到屠杀,史仁遇最终也死于乱军之中。李重霸闻听高唐失陷遂弃城逃走,不久也被汴州军队追杀斩首,至此魏博叛乱终被平定,但魏博镇也因这场叛乱而实力大减,就此衰弱下去,逐渐成为朱全忠的附属。朱全忠平定魏博叛乱后,在魏博镇停留了半年,这期间一切费用全都由罗绍威支付,仅供应朱全忠需要宰杀的牛、羊、猪就将近七十万头,贿赂赠送又将近百余万钱。等到朱全忠离去,魏博镇多年的积蓄为之一空,罗绍威对此追悔不已,曾对人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错”是指错刀,是古代的一种钱币,罗绍威以此比喻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朱全忠借平定魏博之乱而使魏博镇就此臣服,不能不说是去了一块心病。但是河朔地区的幽州和沧州尚未臣服,虽然朱全忠此时正在加紧

                      娅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人。他唱了两首他最喜欢的歌,这两首都是情歌。当他正在唱第三首的时候,窗户突然被关上了,好像是有人走进了对面的房间。这使马基雅维里的雅兴多少有些被搅乱,心里浮起一片疑云,怀疑是不是女仆在偷听他的歌唱,被走进来的女主人所惊动,为了不让女主人发觉她因为偷听对面房间的男人唱歌而疏忽了要做的正事,赶紧关了窗户。到了吃晚餐的时候,通过精心引导的对话他发现那个被打开窗户的房间正是巴托罗缪和他年轻妻子的主卧室。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去了宫里。但是他既没有见到公爵,也没有见到他的秘书们。于是他就和那些在宫里逗留,显然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人攀谈了起来,问他们近来有什么新闻。这些人什么也不知道。但他得出一个印象,这些人至少知道有件事情刚刚发生。不论这件事是什么,事件本身暂时还是保密的。正在这时他碰巧遇见了巴托罗缪。巴托罗缪告诉他,他本来和公爵约好了见面,但是到了时候公爵又突然不能见他了。“我们在这儿是浪费时间,”马基雅维里用他那特有的、讨人喜欢的亲切态度说道,“让我们去饭店喝上一杯。我们可以玩纸牌,如果你下棋的话,我们可以杀上一盘。”“我喜欢下棋。”在去往金狮饭店的路上马基雅维里问他为什么今天城里面每个人都那么忙碌。“我也是没个头绪。没有人能告诉我任何情况。”巴托罗缪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气恼,马基雅维里猜想他这次讲的是真话。他自视甚高,当他发现他并没有获得公爵完全信任的时候,他觉得十分丢面子。“我听说,若是公爵企图保守某个秘密,就是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会了解这个秘密。”马基雅维里说。“他今天一整天都和他的秘书们在一起。传令兵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向外派遣。”“很明显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知道今天早上有一个信使从佩鲁贾过来。”“是信使,还是一个装扮成信使的人?”巴托罗缪很快地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怀疑吗?”“没有。我只是问问。”到饭店的路并不远。他们叫了一大壶酒和一副象棋。马基雅维里棋艺不错,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巴托罗缪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故意让棋局杀得难分难解,最后输给巴托罗缪,从中取乐。巴托罗缪豪气昂扬,于是边喝着酒,边向马基雅维里指出他哪里犯了什么失误,以及对付敌人所应该采取的策略。马基雅维里于是责备自己缺乏远见。在返回他们各自的寓所的路上巴托罗缪问道:“我岳母说她今天早晨听到在你的房子里有人唱歌。歌喉相当不错。是你还是我年轻的表亲皮埃罗?”“皮埃罗的嗓音比我好,但今天唱歌的确实是我。得知卡特琳娜夫人没有嫌弃我的努力,实在是十分荣幸。比亚乔,我和另外两个朋友经常用唱歌来打发时光。”“我的男低音唱得不错。”“皮埃罗唱男高音。我们仨在一起将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如果你不介意寒舍的简陋,在方便的时候来我这里唱歌,将是我极大的快乐。我们也可以顺便给我们的好朋友塞拉菲娜一个小小的音乐会。”对于这个巧妙地抛掷出去的鱼饵,鱼儿会咬吗?还没有看出征兆来。“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一次。这将唤起我对青春的回忆。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在士麦那的时候,我们意大利人总是歌唱个不停。”“耐心,”马基雅维里对自己喃喃自语。“耐心一些。”回到寓所,他取出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来,他开始玩一种叫作“耐心”的扑克游戏。他一边玩着牌,一边在脑子里翻腾着巴托罗缪告诉他的事,以及他从塞拉菲娜那里听到的情况。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但是执行这个计划却需要一些创造力。他越是想起奥莱莉娅,他就越是欲火中烧。一想到他有可能替巴托罗缪生个孩子,而且最好还是个巴托罗缪十分希望要的男孩,他就心痒难耐。“这种机会可不是常有的,”他思忖道,“当你在做一件好事时还能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快乐。”很明显他必须取悦卡特琳娜,因为没有她的话他将什么也做不成。但是困难在于如何才能与她建立起足够亲密的关系,以便在整个计划中获得她的支持。她是一个肉感的女人,马基雅维里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心想也许他应该劝说皮埃罗和卡特琳娜上床。皮埃罗年轻,在她那样一个年纪她不可能不为此心怀感激。但是他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让皮埃罗成为那个女仆的情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他的需要。人们传说卡特琳娜年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如果有一件事马基雅维里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是当一个女人自己已经丧失魅力的时候,她就开始当起鸨母来了。他想,性的本能之一就是,当一个人年事渐高,以至于性的享受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时候,会以幻想身临其境而体验这种快乐。另外,她为什么要操心巴托罗缪的荣誉?奥莱莉娅能有后代也符合她本人的利益。但是那个提莫提欧神甫那边又该怎么办呢?他是他们家的一个忏悔神甫,是这一家子的朋友。也许有必要去见一下这个人,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也许能够派上好的用场。马基雅维里的思路被百叶窗上的一声敲打一下子打断了。他没有动,只是抬头仰望着窗户。敲窗的声音很低,而且很谨慎地又重复了一次。他走到窗口,稍稍开启了一些百叶窗。来人用低低的声音报了自己的姓名。“费里奈利。”“请等一下。”“你是一个人吗?”“只有我一个人。”他穿过走廊,打开了门。在夜色中他只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费里奈利,也许你还记得,就是马基雅维里抵达伊莫拉之后第二天就会面的那个来自佛罗伦萨的会计。他蜷缩在一件披肩下面,一条围巾遮住了他的面孔,他溜进了门,跟着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房间里只点了一支蜡烛。他在桌子旁坐下,紧紧地挨着马基雅维里,这样他就可以不用抬高自己的声音,只用耳语就可以和马基雅维里谈话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请讲。”“如果我透露的情况对执政团的长官有用的话,你们会给我一笔慷慨的酬谢吗?”“绝对没有问题。”“一个骑着驿站快马的信使今天到了宫里。叛乱分子相互之间终于签定了协议。他们决心与本蒂沃留一起,保卫博洛尼亚,使那些被赶下台的贵族们在他们原来的领地上重新恢复权力,并相互保证不与公爵单独讲和。他们决定招集七百名军人,一百匹快马和九千名步兵。本蒂沃留将要攻打伊莫拉,维泰洛佐和渥西尼则是预备向厄比诺进发。”“这确实是个新的情况。”马基雅维里说道。他又是高兴,又是兴奋。变幻的局势使他感到振奋,他期待这个大戏中精彩的一幕出场,想亲眼看一下公爵会如何对付他现在面临的危机。“另外还有一件事。维泰洛佐和公爵暗通款曲,向公爵提出,如果他能够从公爵那里获得保证,他可以永久地保有他在卡斯泰洛的领地的话,他可以加入公爵的阵营。”“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你只需知道我知道这个就足够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了。他了解维泰洛佐。一个阴沉,多疑,情绪不定的人,极其容易发怒,也非常容易陷入抑郁的状态。他染上的梅毒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以至于有些时候他完全没有理性可言。谁能了解那个遭受折磨的脑袋里在谋划些什么邪恶的计划?马基雅维里于是请会计打道回府。“我能请您为我保守秘密吗,尼科洛大人?如果被人发现我向您透露了上述情况,我的小命恐怕就难保了。”“我知道。我不会宰掉一只下金蛋的鹅的。”第十三章从那以后事态的发展就变得很快了。接到厄比诺造反的报告之后,公爵派了两个西班牙籍的将领,唐·乌哥·达·蒙卡达和唐·米盖尔·达·科莱拉去镇压叛乱。这两个人将部队的总部设在普哥拉和福松布朗两地,大肆抢掠周围的地区。他们攻陷城镇,屠杀了绝大部分的居民。在福松布朗,女人们将她们自己和孩子们投入河中以逃避士兵们的暴行。公爵把马基雅维里召来,用一种十足的幽默来描述这些战果。“看来天时对于这些叛乱者来说不太有利。”他冷笑着说。公爵刚刚收到一个消息,教皇派到佩鲁贾的使节一到佩鲁贾,渥西尼就跑过来见他。渥西尼向他保证他将忠于教皇,请求教皇原谅他以前的行为。马基雅维里想起了费里奈利告诉他的有关维泰洛佐的事。“真是很难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他说道。“书记官大人,请您开动脑筋。这只能是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想通过佯装依然有可能同我讲和来换取一些时间。”几天以后维泰洛佐攻下了厄比诺城。公爵于是再次召见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预期会见到一个被这个坏消息搞得心烦意乱的公爵,但是这事他连提都没提一下。“和平常一样,我想和你商讨一下与贵国政府及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关的事务,”他说道。“我收到了一封我派至锡耶纳的人寄来的信。”他开始大声地朗读。信是奇瓦利埃·渥西尼寄来的。奇瓦利埃是渥西尼这个高贵而有权势的家庭的一个私生子,现在正为公爵效力。他和那些搞阴谋的头头们进行了商谈,他们表达了他们愿意和公爵重归于好的心意,而且表示,如果公爵可以放弃攻打博洛尼亚的计划,而代之以专攻打佛罗伦萨的领地,他们愿意重新归顺公爵,出兵协助公爵攻打佛罗伦萨。“你看我对你有多么信任。”他念完信之后补充道,“我对你们的政府抱有真诚的信赖。相应地,贵国政府也应该更加相信和依靠我,一改以往的态度。他们可以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失望。”马基雅维里不知道这番话中有多少可以让人相信。渥西尼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然十分欢迎任何可以使流亡的美第奇家族复辟的机会。如果他们向公爵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从情理上讲确实不无可能。马基雅维里猜想公爵没有接受渥西尼的建议,主要是害怕让法国人生气。现在他把这个内幕透露给马基雅维里,是为了让执政团觉得欠了他的人情,应该考虑重新与他签署一个雇佣协议。不久之前,公爵用武力威逼执政团签署了这一协议,然而危机解除之后,执政团方面收回了这一成命。这一反复使公爵十分恼火。雇佣协议是用来聘用一个雇佣军首领的,有一定时限的协定。根据协定,以及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公爵将会领到一笔薪水。这笔钱他用来支付他手下人的饷银,剩下的部分归他本人所有,这笔落入他私人腰包的金钱也很可观。两天以后叛军向公爵手下两位西班牙将领率领的军队发动了攻击,将后者击溃。唐·乌哥·达·蒙卡达被俘,唐·米盖尔·达·科莱拉负伤逃到了福松布朗的要塞。这就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挫折了,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是这一消息在伊莫拉遭到了封锁。原因就像马基雅维里向执政团报告的那样,公爵宫廷中的事情,除非已经打算让人知道,否则是不会有所泄露的。但是马基雅维里自有其办法发现他要了解的事情。当他听说某种情况后,他就进了宫,请求晋见公爵。马基雅维里带着极大的好奇心进了会客厅。他想看看这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充满自信和处变不惊的公爵目前是个什么状态。目前的形势简直就是距离彻底毁灭只有一步之遥。他不可能不清楚,他不可能指望他的敌人们对他手下留情。但是他很平静,甚至有些高兴。他用一种鄙夷的口吻谈论叛军。“我不想吹牛,”他说道,“但是我预期,无论最后出现什么结果,都将证明他们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而我又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了解,所有他们那帮子人。而且我根本看不上他们,维泰洛佐名声在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见过他做一件需要胆量的事。他的借口是他患有梅毒。事实是,他除了骚扰劫掠那些不设防的地区,抢掠那些没有勇气和他对抗的人之外,他什么都不行。他是一个靠不住的朋友和一个反复无常的敌人。”对于这个面临毁灭却依然有着不可屈服的斗志的人,马基雅维里不由得从内心生出一番敬意来。他的处境是令人绝望的。本蒂沃留以及博洛尼亚的诸侯们压在他的北方边境上,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肯定会从南方向北推进。在南北两条战线上遭到优势兵力的协同攻击,他无法逃脱彻底被歼灭的厄运。瓦伦丁诺公爵从来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朋友,他的衰落和死亡将为共和国解除掉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马基雅维里在潜意识之中,与他本人的意志正好相反,有一种隐隐的希望——不过也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希望公爵能从他目前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我从法国收到来信,”公爵停顿了一下开口说道,“从信上我了解,法国国王已经指示贵国政府,向我提供一切我所需要的协助。”“我没有听说这一消息。”马基雅维里说道。“是的,你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你应该向你的上级写一封信,告诉他们给我派遣十个骑兵中队,另外你可以补充说,我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和他们建立一个坚固和永久性的同盟关系,由于这层同盟关系,他们可以预期享有我的援助和好运能够带来的所有的优势。”“我一定按照阁下吩咐的去办。”公爵并不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埃尔纳地方的主教——他的表弟,还有一个秘书。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可怕的沉默。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面前的佛罗伦萨的使节。这种沉默和注视的目光会使一个比马基雅维里紧张的人感到不自在。即使是马基雅维里,也必须调动他的自制力来保持镇定。“我从各种渠道获得报告,”公爵最后开口说道,“报告说你的政府正在鼓动博洛尼亚地方的领主们向我宣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要么就是想置我于死地,要么是为了在和我谈判时获得更有利的条件。”(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马基雅维里竭尽他的所能露出微笑,让他那副一向冷漠,间或严峻的面容挂上最大程度的亲切的表情。“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些,阁下,”他回答道。“我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从来不缺乏对教皇和您本人的善意的表示。”“我也不相信那些报告。但是善意的释放只有伴随着实实在在的行动时才更有说服力。”“我确信,我国政府会尽一切力量来显示我们的诚意。”“如果它明智的程度和它拖延的程度一样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这么做的。”马基雅维里内心战栗了。在他一辈子中,还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声音中听出如此的冷酷和凶狠。第十四章在这之后的几天当中,马基雅维里一直忙于从各种人那里搜集情报。这些人包括巴托罗缪,费里奈利,还有公爵身边的人。他不能彻底地相信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而且他也清楚,瓦伦丁诺公爵周围的亲信只会告诉他一些他们想让他知道的事。但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是,那些叛乱的将领们,近来一直毫无动作。公爵到处招兵买马而集结的部队尚未到达,而且,尽管他在叛乱的地区还控制着一些要塞,人们很难相信他可以经受一次决心坚定的进攻。现在就是进攻的时候了。就是现在。但是叛军什么也没有做。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他就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迟滞了叛军的进攻。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进一步地增加了他的困惑:渥西尼家族派了一个代表来见公爵,代表是傍晚到达的,第二天走的。马基雅维里费了不少劲去了解这个人来访的目的,但是一无所获。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收到了执政团方面就公爵请求派兵支援的要求做出的答复。为了要探听一下虚实,他于是请求晋见公爵。他在去宫里的路上心里有些发慌,因为他即将告诉公爵的消息是,佛罗伦萨方面无兵可派,佛罗伦萨方面可以给予的仅仅是再一次保证他们对公爵的善意。马基雅维里已经领教过公爵发怒的样子,知道场面会十分凶恶,于是他鼓足勇气,准备以坚毅不屈来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所以,当他看见公爵对于他带来的这一消息完全无动于衷的时候,马基雅维里大大地吃了一惊,觉得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国产成a人亚洲精v品无码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增崇像(察世怡提供)定:《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说你们家那房子是“庭宇多而不成局势,盖积渐而成者”。注255奎:这都是事实。这房子不是一块儿买的修好的,是一块儿一块儿后凑的,这就是那书上说的不成局势。比较有格局点儿的是我三祖父住的地儿,三祖父住的地儿现在大伙儿一个劲儿说索家花园索家花园,实际上不是花园。注256那院儿是三卷的连房,我三祖父住正房东头,我六叔住正房西侧,厢房是我那八叔,还有我堂兄弟姐妹们。现在愣(“一定要”之意)标明是索家花园。要如果说花园,是那边有一个大杂院,那也不是花园,要勉强说叫花园还说得过去,从前哪,那不是我祖父的时代了,可能还往上,曾祖高祖啊,那时候有一个大厅,有个石船,有个小河,从我一直就没瞧见河,那就是都填了。从现在拆平的那院到船屋,门都用砖砌死了,通通走18号,就这一个号,分家以后才有19、20、21、22号,这是大概。绮园现在是35号。定:绮园就是后来卖给包家的是吧?注257奎:卖给人我知道,卖前是给宫内修钟的和照相的西洋人暂住。后来卖给包家我不记得了。那不是一个太好的房子,就一个石船,有一点裙房,没什么的,包家如果是大角儿的话,不可能买我们这种不成格局的房啊。秦老胡同35号大门,注意左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上面所写的就是“绮园花园”(定宜庄摄于2006年)定:他们家后来没落了以后买的。奎:那我就说不上来了。民国了,我六叔,就是我三祖父的儿子,在华比银行做事,注258也不知怎么就负责这账房,也是股东,结果做一笔买卖赔了,破产了。后来就抵债还账,就卖房,我祖父帮我六叔呢,就说我那房也给你们卖了还账得了,所以老哥儿四个的房子就全卖了抵债了。卖给谁我现在说不清,有一段说是卖给马连良了,是不是马连良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一破产就全完了。后来我祖父在东边又盖了两所房,一所就给了十一叔注259了。定:你们家除了您这一支儿,还有别的支儿吗?奎:那几支就完了。那几支房卖了,等于破产了,不在这儿住了。十一叔原来在这儿,做买卖也赔了,解放后搬走了,搬到朝阳门小街,后来又搬走了,搬到和平里去了。定:您祖父增崇赶上辛亥革命了是吧?那他怎么样了呢?奎:他没怎么样,就辞官不做了,就回家来了。定:那他都干什么呀?奎:就在家,在天津一闷儿,等于是隐居了。就这个大伙儿也有说好的也有骂的,说好的就说我祖父是为国,很早就辞官了,辞官的时候清朝还有皇上呢。骂的呢,骂的是三家儿,我们家、那桐家,还有庆王家,说国难当头这三家儿买了房子买了地到天津藏起来了(众笑)。听说原来天津地贱,后来涨的价。夏天到北京来,冬天搬到天津去。定:清朝亡了以后您祖父还活着吗?奎:我二十了结婚了我祖父还活着呢。我出生的年代虽然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但是旧习俗依然占上风,在大宅门中更是丝毫依旧,家中一切事也依然自然听我祖父的,父亲叔叔都无发言权。我父亲就悉听祖父指使。我祖父身体很好,一直自己办理家事,一直到后来80多岁依然。例如走亲戚,哪家有喜庆事,由祖父母决定谁去,是自己去还是叫我父亲母亲去。有堂客来往的,母亲走之前也得先到公婆前告别,回来时也得汇报。此外经常要请安,晚上婆婆让休息才可以回自己屋。所以有些人说满人规矩太严,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满人家。定:您祖父哪年去世的?奎:1944年。定:您祖母是谁家嫁过来的?存耆家人,从右至左:增崇、孙奎垣、孙媳张寿英、妻耿佳氏(察世怡提供)奎:我四个祖母呢。不是一块儿的,都是一个死了再续一个。头一个祖母我说不上来了,二一个祖母是喜塔腊氏,也是大家族了,所以我父亲的姥姥家跟张寿崇母亲的姥姥家是一家儿。注260第三个太太还是喜塔腊氏,是姐妹,先娶的是姐姐,后娶的是妹妹,生我一姑姑。第四个祖母是耿佳氏,有我的时候已经是耿佳氏了。耿佳氏无儿无女。定:您父亲是……奎:是第二个太太生的。我父亲是姐姐(生的),我那个姑姑是妹妹生的。一个二的一个三的。第四个没有生。

                        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察世怡提供)奎:希贤的爱人就是我爱人的大姑。希贤的弟弟叫立贤,立贤的夫人是我大姨儿……七姑没了,我见过,没出嫁就死了。九姑是嫁给铁良的小儿子,他也行九,在天津。我父亲娶的是定王府的。我母亲是朗贝勒府的五格格,第五个女儿,立贤夫人是大女儿。现在盛传我们这儿是婉容的姥姥家,因为婉容的母亲跟我母亲也是亲姊妹,我的母亲是润麒的五姨。注266定:那么多女儿哪!您母亲是四的?奎:是五,没有四。有个四姨是本家的。定:我记得定王府是乾隆的儿子永璜的府第。奎:对对。我姥爷就是定王,我见过几回,印象不是太深。有学问,做过军机大臣。……定王家是败落了,那时候(王府)就已经不成了,多年失修了。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朝服像(察世怡提供)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便服像(察世怡提供)定:您母亲呢?奎:反正英文也念过,中文也念过,学堂是没上过。一般这么说,我的印象和认识啊,我母亲脑筋非常好,特别清楚。我母亲就是文静。对别人要求不多,自己保守自己的规矩很严。定:那你们家得多少亲戚呀。奎:那时候那个社会,千丝万缕,都联系着。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奎:那是好的,还有咬斥的一面呢。溥仪一倒了,也就完了。定:一家子还咬斥?奎:没法说,那会儿家庭都那样,自古不都是如此么。

                        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察家三代,祖增崇(中),父存耆(左),子奎垣(右)(察世怡提供)我父亲被扫地出门,连火炉子都被抄走了,就那样,心里坦坦然然,说拿走,这都不是我的。后来发还的时候,我父亲没写一个东西,他说既然拿走就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说没我的。政府发回那一点钱也够吃饭的了,那还都是我的孩子打着我母亲和我爱人的名义把很少的一部分认回来的。子:“文化大革命”时候给我们轰到对门那院去了,1976年地震的时候后墙倒了,我爷爷的床正好在后墙那儿,我爷爷要起没起来,先把腿砸折了,那时候不是特乱么,没地方去呀,给搁到地坛那院子里头,7月28号砸的,8月9号就去世了。

                        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卡伦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1]美国实习医生一般住院实习期满后的高级实习期。——译者[2]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第一部苟且偷生第3章遗失时间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4到5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卡伦常告诉我,她会因为自己很“坏”而迫切想惩罚自己。她表示,她最近一次伤害自己约莫是在3个月前。她无法忍受亲生父亲曾经侵犯她、伤害她的事实。她甚至认为这辈子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她说,她曾经想切掉自己的阴部。我观察她叙述时的神情,我认为她太冷静了。一个人认真时多半会异常的冷静,因此,切掉部分身体的这个念头着实令我害怕。我必须弱化她自残的念头。我说:“最近你开始告诉我过去曾遭受的虐待,所以熟悉的痛苦渐渐离你而去,这导致你迫切地想找东西代替它。”我试着告诉她,她之所以自残说不定真有道理可寻。两天后,1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面对危险,自己毕竟被安全地捆在牢固的金属上。后来她带孩子们去游乐园时,萨尔却不喜欢转盘火箭,那两个男孩也一样。此时,在逃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乘转盘火箭飞驰的记忆随时陪伴着她。根据地图,路是直的。她只需找到七○号路,沿路开到犹他州,向左转,然后一路驶到洛杉矶。后来她回想起像这样的旅程——直行,一个州,又是一个州,完全和地图指示的一样。到她的现金减少到只有硬币时,她被迫去找搭车的人了。可是除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她都记不得那些姑娘的顺序了。让姑娘们搭车是最容易的。她希望有她们做伴,很安全,而她们还会替她出加油费和餐费,有时候还邀她到她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她们驶过主路、立交桥、上桥的斜坡、路边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姑娘们为沿途增添了光彩,她们穿着腰带低到臀部、裤脚开衩的牛仔裤,长发飘拂或是把头发剪成与众不同的非洲式样。白种姑娘最为友好,有色人种的姑娘融合得要慢些,不过所有的人都向她讲述前面的加利福尼亚。在会意的谈话、银铃般的笑声和含蓄的沉默之下,她们描述的世界和她自己来加利福尼亚之前的生存天地分毫不爽——悲凄、惊恐,全都错位。高级中学破破烂烂,家长们傻傻乎乎,约翰逊(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1908-1973),其任内使越南战争升级。)令人生畏,警察是猪,男人是耗子,男孩子是傻瓜。第一个姑娘是在曾斯维尔郊外遇到的。当时玛维斯正坐在路边的小吃亭里数她的钱,这出走的姑娘出现了。玛维斯此前已经注意到她进了女卫生间,后来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换了一身打扮:一条长裙,一件平滑的上衣齐到大腿。在停车场,那姑娘跑到凯迪拉克的右侧前窗外,请求搭便车。玛维斯点头同意,她便满脸欢笑地打开了车门。那姑娘说她叫桑兹拉——不过叫我达斯蒂(原文为Dusty,意为“沾满灰尘”或“含糊其辞”。)好了——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了三十二英里。达斯蒂对玛维斯的事丝毫不感兴趣,她吃了两块点心,聊个没完,大部分是关于她脖子上吊着的六个身份识别证的主人的故事。那些男孩是她高中的同班同学或是她上初中时认识的。有两个识别证是她约会时得到的,其余的则是她找他们的家人要的——纪念品。那些男孩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玛维斯同意穿过哥伦布市,把达斯蒂放到她女朋友的家门口。她们到达时正下着细柔的雨。有人完成了那个季节的最后一次剪草。达斯蒂的棕色头发缠成了一绺一绺;新割过的草在雨中散发出阵阵清香,身份识别证叮当作响,还有半块点心。这就是玛维斯对于和第一个搭车人绕路的记忆。除去最后一个,她记不起别的搭车人的顺序了。她看到有个男人坐在高速路休息区松树下的一条长凳上,是在科罗拉多吗?他边读报纸边吃东西,吃得很慢很慢。是在到科罗拉多之前吗?那天太阳高照,可气温很低。在什么地方,反正在那——带她载了一个搭车的姑娘,那姑娘却偷走了她的仿钻石耳夹。但更早的时候—在圣路易附近,是吧?——她打开车门,让两个站在七○号路上发抖的姑娘上了车。她们在大风中用军用外套的衣领紧裹住下巴,脚上穿的是皮面木底鞋、灰色的厚袜子——她们的双手插在衣袋里,用衣领蹭着鼻子。她们说,要去的地方不远。她们说,去一处只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那地方是一个绿莹莹的墓地,但像公园一样住着人。入口处围着一排排的汽车。成群结队的人和只身的散步者在大风中都耐心十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来自军校的小伙子。那两个姑娘谢过玛维斯之后下了车,跑了几步,便加入了一伙在墓旁悼念的人当中。玛维斯没有急着走,她对草木一片不自然的绿色感到惊讶。她心里想的是军校学生原来是地道的士兵——只是年轻,实在年轻,而且和他们身后的墓碑一样有着崭新的面貌。玛维斯载了本妮——最后一个搭车人,也是她最喜欢的,可本妮偷了她的内衣和萨尔的靴子。本妮很高兴地听到,玛维斯和她一样是要径直到洛杉矶去。本妮自己是去圣地亚哥。本妮无论如何算不上爱说话的人,但她唱歌,唱的是真正的爱、虚假的爱、救赎,唱的是无缘无故的高兴。有些引人落泪,别的则是故意犯傻。玛维斯偶尔跟着她唱,但多数时候都在听,在一百七十二英里的路程中没有听厌过。伴着本妮嗓音中那种华彩式的痛苦,车子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而且行进得很轻松。本妮不喜欢在公路的休息站吃东西。如果赶上在这种地方,出于玛维斯的坚持,她就喝些水,而玛维斯则吞下溶化的奶酪和油炸食品。有两次,本妮指点着玛维斯穿过镇子,寻找有色人种的居住区,以便照她的说法吃到“健康的”东西。在这种地方,本妮吃得很慢,每次要的食物都一样,总是些附加菜和配餐。她花钱很仔细,但看来并不担心,加油的时候都是分担一半费用。玛维斯始终没听到本妮计划做什么或者去洛杉矶(噢,在圣地亚哥)见谁。每逢玛维斯问起的时候,她的答复总是简单的“往前走就是了”。然而,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和劳伦斯之间的一处地方,她溜掉了,还拿走了玛维斯鲜亮的塑料雨衣和萨尔的黄靴子。怪事,玛维斯的五美元钞票还用橡皮筋系在挡杆上。她们在一家叫希基的下等餐馆刚吃完烤肉和土豆色拉。本妮的“打包”食物包得好好的摆在桌上。“我来付款,”她朝账单点着头说,“趁我们上路之前,你去一下厕所。”等玛维斯从厕所出来,本妮和她“上路”的笑话一起不见了。“我怎么会知道?”女服务员这样回答,“她连一分钱的小费都没留下。”玛维斯取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到了柜台上。她在车里等了几分钟,才找到返回可爱的七○号路的路。本妮一走,凯迪拉克车内的沉寂简直难以忍受。玛维斯一直开着收音机,如果播出了本妮唱过的歌,她就随着哼唱,为那些劣等表演哀伤。在一处埃索石油加油站,玛维斯吃了一惊。她还掉洗漱间的钥匙以后,便向窗外看着。在掩蔽着油泵的霓虹灯下,弗兰克正俯身隔窗看着凯迪拉克车内。他可能在两周内长出那么多头发吗?还有他的衣服。黑皮夹克,衬衫几乎敞到肚脐,还戴着金链子。玛维斯弯下腰去,当服务员盯着她看时,她竭力做出一副像是脚下绊了一下的样子。没地方可跑。她翻看着架子上的科罗拉多地图。她再往外看。他走开了。她想,他把车停在附近,等着她出现。她对自己说,我要大喊大叫,假装不认识他,和他动手,叫警察来。汽车已经不再是薄荷绿的了,啊,天哪——车牌可是原来的。她有注册证。也许他有购车时的车主证。出了新闻简报吗?她不能干等,而且又没有退路。玛维斯向前走去。没有跑。没有绊倒。一往直前,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回到车里,等着服务员收钱的时候,她从后视镜和侧视镜中察看着周围的情况。没有什么。她交完费,转动了点火开关。就在这时,那个穿黑夹克、敞着衬衫的身影在右侧的镜中出现了。金链子闪映着霓虹灯光。她吓慌了,忘记了在找什么地方。是什么交叉路口?向右转到南边。不,是西边。在什么地方进入七○号路?可这是东边。出口坡道是向哪里去的?一小时之后,她驶在一条先前已经走过两次的道路上。为了尽快出去,她发现自己行进在一座窄桥和一条两边都是货栈的街道上。她想好了,无论如何,二级路会好些。警察少,路灯少。每遇到红绿灯,她都心惊胆战,便取道出城。夜幕降临时,她到了一八号路上,就这样一路驶下去,直到引擎里只剩下冒着的烟。凯迪拉克既不叹气也不咳嗽了,干脆在一团漆黑中停了下来,车头灯照出了三十英尺远的柏油碎石路。玛维斯关掉车灯,锁上车门。她悄声对自己说,要有点勇气,就像那些跑来跑去的姑娘们。如果她们能四处游荡,跳上汽车,搭车去墓地,找陌生的居民区要吃的,独自找出路或者只是相互保护,她当然也能在黑夜中等候着黎明到来。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做过这一切了,能够在大白天睡上安稳觉。何况,她毕竟不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了;她是个二十七岁的母亲……时代牌威士忌毫无助益。泪水淌湿了她的下巴,一直流到脖子上。酒最终把她击倒了。玛维斯醒来时,口干舌燥,面目难看,视线模糊。她知道自己感到饿,是因为红红的西瓜似的太阳看着就像能够下肚。周围的蓝天却不那么诱人,当然也不至于招人厌烦,由亿万英里中不止一样东西支撑着。无可选择。她照达斯蒂教她的办法放松一下自己,回到车里等候再有一辆汽车经过。本妮很精明,她总要在离开任何地方的时候丢下食品盒。玛维斯感到自己的愚蠢像个干口袋似的在头上套紧了。一个成年妇女,竟然不能穿越这个国家,不能作出超过二十分钟的计划,还要人教如何在杂草中擦干身子。脑子成了一团乱麻,以致没打开车窗让婴儿能够呼吸。如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向她迎来的金链子跑开。弗兰克是对的。从一开始他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没错: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等待期间,没有轿车、卡车或公共汽车驶来,她打着瞌睡,在可怕的想法中醒来,再昏然睡去。她突然坐起身,完全清醒明白了,决定不干待着挨饿。路上那些姑娘会不会就这么干坐着?达斯蒂会吗?本妮呢?玛维斯向四下仔细打量。在那不止一样东西的亿万英里中,远处有些树。这是草呢,还是什么庄稼?每一条路都通向什么地方,是吧?玛维斯收拾起她的钱包,寻找她的雨衣,却发现已经不见了。“天啊!”她惊叫一声,砰地把车门关上。上午余下的时间,她仍待在同一条路上。太阳升到头顶之时,她转到了一条较窄的路上,因为那里有树荫。还是柏油碎石路,而且窄得容不下两辆车,非轧上路肩不可。在路上没有树的地方,她看到左前方有一栋房子。那房子看着很小,而且关着,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那房子既不小也没关着。她不得不穿过几英亩的玉米地才来到跟前。那房子要么是背向着她,要么是没有车道,随着越走越近,她才看出来房子是石头砌的——可能是砂岩吧,而且已经旧得发黑了。起初看着仿佛没有窗户,但后来她找到了门廊的起点,并且看到底层大窗的反光。她绕到右边,便瞥见了一条车道,不是通向前门,而是转到了侧面。玛维斯向左绕去。靠近门廊的草是修剪过的。石阶两侧都刻有抓着顶端装饰物的动物爪子。玛维斯走上台阶,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她走到有通道的一侧,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菜圃边上的一把红色木椅上。“打扰了!”玛维斯两只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高声叫喊。那女人朝她转过脸来,但玛维斯说不清她向什么地方看,因为她戴着墨镜。“打扰了,”玛维斯向前凑了两步,现在没必要大喊了,“我的车在那边抛锚了。有谁能帮帮忙吗?有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那女人站起身,边用双手拽了拽围裙的边缘,边走向前来。她穿着一件有小白花、纽扣很奇特的黄色棉布衣裙,系着的围裙看着就像是帆布做的。她的平底鞋没系带。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烈日当头,一股热风吹来,掀起帽檐的后部。“这里没有电话,”她说,“到里边来吧。”玛维斯随着她走进厨房,那女人把围裙里的山核桃倒进炉边的一个盒子里,随后摘掉了草帽。两根海华沙(或译哈依瓦萨,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始祖。)式的辫子拖在她的双肩上。她脱掉鞋子,用一块砖顶着门,让它开着,随后摘下了墨镜。厨房很大,充满各种香味,还有足够一个女人吃一顿的饭菜。她背对着玛维斯,问道:“你是喝酒的女人吗?”玛维斯不清楚对方是要给自己喝一杯呢,还是请求自己准许她喝一杯。“不,我不喝酒。”“这地方是不准撒谎的。在这里,一切真事都是可以的。”玛维斯吃了一惊,往手掌里吹了口气。“噢,过去我有时候喝一点我丈夫的酒,可我不是你所说的喝酒的女人。我实在是……唉,受尽折磨了。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然后又用光了汽油。”那女人忙着点炉子。她的辫子垂向前边。“我忘了问你的名字了。我叫玛维斯·阿尔布赖特。”“人们叫我康妮(后文“康瑟蕾塔”的昵称。)。”“我挺想喝些咖啡,康妮,你要是有的话。”康妮没转身,点了点头。“你在这儿工作?”“我在这儿工作。”康妮把辫子甩到肩后。“这儿住着一家人吗?我好像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呢。”“没有一家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楼上。就算她愿意,也没法应门,何况她根本不愿意。”“我要去加利福尼亚。你看能帮我弄些油到我的车里吗?能指给我从这儿出去的路吗?”那女人对着炉子叹了口气,但没有回答。“康妮?”“我在想呢。”玛维斯打量着厨房,这四下里看来和她初中学校的咖啡室一样大,而且也有木头弹簧门。她猜想着在一道道门外是一间又一间屋子。“你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不害怕吗?这外边多少英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呢。”康妮笑了。“吓人的东西不总在外边。最吓人的东西在屋里呢。”她拿着一只碗从炉边转过身,放到玛维斯跟前。玛维斯绝望地望着上面融化着一块黄油的冒着热气的土豆。时代牌威士忌造成的醉意使饥饿感变成了恶心,不过她还是说了声谢谢,并从康妮的手中接过了叉子。无论如何,咖啡的香气还是有指望的。康妮在她旁边坐下。“我也许可以跟你去。”她说。玛维斯抬头看着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没戴墨镜的面容。她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食物上,把叉子伸进碗里。“你说什么,你要和我去加利福尼亚?”玛维斯感到了,却无法面对那女人的微笑。她在热土豆前洗过手吗?她身上有一股胡桃而不是山核桃的气味。“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玛维斯强迫自己尝了一小口土豆,咸的。“加利福尼亚在海边吧?”“是啊,就在海岸上。”“再看到水真是太好了。”康妮目不转睛地盯着玛维斯的脸,“一浪又一浪的。一大片水啊。蓝,蓝,蓝蓝的,对吧?”“人们都这么说。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海滩,橘子……”“对我也许太明媚了。”康妮突然站起身,向炉子走去。“不会比这里更明媚了。”黄油、盐和胡椒掺进土豆里还不是那么糟糕,玛维斯很快地吃着,“走了好多英里,不见一点阴影。”“真的,”康妮说着在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和一罐蜂蜜,“这世上阳光太多了,把我都弄烦了,再不想吸收了。”一阵微风吹过厨房门,以一种更甜美的芳香取代了食物的气味。玛维斯原以为咖啡一上来,她会一口喝光,但又热又咸的土豆使她得到了满足,变得不那么急迫了。她照康妮的样子把蜂蜜舀到咖啡杯里,慢慢地搅拌着。“你想好了我怎样才能弄到汽油吗?”“稍等一会儿。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吧。外边的人会来买东西的。”“买?买什么?”“园子里的东西。我做的饭菜。他们自己不想种的东西。”“其中会有人带我去弄到油吗?”“肯定。”“要是没人来呢?”“总有人来的。总有人会来的。每天都有。今天上午我已经卖了四十八个玉米和整整一磅胡椒。”她拍了拍围裙的口袋。玛维斯对着杯子轻轻吹着,随后走到厨房门口向外看。她刚到的时候,见有人在家很高兴,没有好好看园子。此时,她看到在红椅子的背后,花卉散种或间种在一畦畦的蔬菜中间。一些地方,用杆子撑着的作物在土岗上种成圆圈而不成行。视线之外有鸡在咯咯地叫。园子的一部分她原以为已经长了杂草,仔细一看,原来种了一片甜瓜。再往远处是一大片玉米地。“你不是一个人种这么多东西吧,嗯?”玛维斯指着园子说。“除去玉米。”康妮说。“哇。”康妮把早餐碗放进水池。“你想洗洗吗?”玛维斯想象着一道道门后是一间套一间的屋子,无法开口问卫生间的事。她在这厨房里感到很安全,想到要离开厨房,心中有些不踏实。“我要等着瞧瞧谁会来,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一下。我知道我这样子够难看的。”她

                        常洛。朱常洛生母王氏是个普通宫女,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但万历喜欢郑贵妃,不喜欢王氏,于是拒绝认这个孩子,而且不让他上学。谁建议让朱常洛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几乎是个文盲。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万历帝下令审讯。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和刑部官员联合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东林党,东林党人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1604年,顾宪成修复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在此讲学,最终逐渐形成地方实力派。顾宪成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三方会审时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太子),有吃有穿”。他们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万历既不愿意因此事伤到郑贵妃,也不愿意让太子朱常洛白受惊吓,于是下令禁止株连,不要牵扯太多人。最后张差被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被秘密打死,这就是梃击案。此事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但实质上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万历去世后,八月初一朱常洛继位,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的他终于得到了解放,一个几十年都被压抑的人一下子成为中国的“一把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朱常洛想的是从今往后可春看桃花流水,夏赏荷叶涟涟,秋观枫叶正红,冬临皑皑白雪,再也不被限制自由,可历史却让他连这个夏天都没能过去。朱常洛体弱,无法通过盘马弯弓来释放男人的情怀,他只愿意通过对女人的征服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情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天,郑贵妃送给他几个美女,关于美女的数量,说法不一,据查继佐的《明书》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谈迁《国榷》则说“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李逊之《三朝野纪》也记载是八个人,三比二,咱们姑且就相信是八个人。如果换作别的男人,未来一周就有得忙了,但压抑了几十年的朱常洛恨不得一夜之间补偿回来,这就出问题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如果突然同时吃鹿茸、人参、狗肉,那不出半天就要被送到医院放血了。一夜之间进行八次车轮战,下场也可想而知。“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换作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掏空了。相比之下,宋度宗就比朱常洛厉害多了,《南宋杂事诗注》记载,宋度宗刚即位,就有一夜之间临幸三十个宫女的记录,而他非但没有精尽人亡,反而又活了十年,朱常洛就不一样了,死亡已近在眼前。此时太医崔文升给朱常洛开的药方是泻药,有人会问,这不明摆着想害死朱常洛吗?本来就已经快精尽人亡了,再让他拉几十次,他不就去见朱元璋了吗?其实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细节,以朱常洛的小体格,他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八次战斗的,那么他一定是服用了很给力的药物,现在药物在他体内还在起作用,必须先用泻药把体内的春药排出来,然后再补肾养气。从医理上看,崔文升做得没错,但是他下药下猛了,药量过大,朱常洛一天一夜拉了四十三次,然后就起不来了,大小便问题怕是只能在床上解决了。此时朱常洛病急乱投医,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朱常洛命其立即献上。仙丹就是红丸,朱常洛服下后,当即觉得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肾也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有劲了,肚子也饿了(“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为了巩固疗效,朱常洛再次服下一枚红丸,第二天,九月初一凌晨,在内阁的大臣突然接到太监传到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他们从内阁向皇帝寝宫小跑的途中,朱常洛驾崩,仅在位二十九天。而后其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这就是明宫三案之红丸案。红丸是“无性纯红丹”,最早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时陶仲文炼成,说吃完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红丸的制作方式很有意思: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做药引子,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放在金质或银质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而后放入乌梅等各种东西,连续煮七次,使药物浓缩成黏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松脂,以火提炼,最后炼成丹丸。陶仲文还说:这种丹丸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初为人母者得乳汁调服才能奏效。为了炼这种丹药,嘉靖选了一千多名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女入宫。红丸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所以使朱常洛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朱常洛再吃这种东西,自然就小命难保了。如果与朱常洛的曾祖父嘉靖皇帝比起来,朱常洛的体格真是差得太远,嘉靖服用铅汞砷等丹药二十年才吃死,而他的曾孙只吃了一次就挂掉了。此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朱常洛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此案从此开始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题目之一。朱常洛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在明军萨尔浒之战的当月,明熹宗的母亲王才人病死。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抑郁而死。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出事儿了,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先说“避宫”,朱常洛病死后,西李选侍采纳了手下太监魏忠贤的建议,为了控制明熹宗,要求他与自己同居干清宫,她将明熹宗软禁在了干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选侍不备,带明熹宗出来,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明熹宗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但明熹宗还是逃出了虎口,当然,这只虎是母老虎。大臣们把明熹宗安排到慈庆宫,明熹宗就这样摆脱了西李选侍的挟制,这件事情史称“避宫”。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选侍依然在干清宫。而明朝皇帝上朝都在干清宫,换句话说,明熹宗没有了上朝的地方。为了让西李选侍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被明熹宗采纳,西李选侍搬出干清宫。这就是“移宫”。经过这明宫三案,明朝上层建筑一片大乱,东林党失败,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而熊廷弼为人正直,不愿党附阉党,阉党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十月,以袁应泰代之。至此,辽东刚有起色的局面被终止。第七章大扩张明军搬运炮弹,装填火药,瞄准点火。后金军扛着云梯,手握大刀,呐喊着冲向城墙,有几发炮弹在后金军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这时有部分人马已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士卒飞速攀缘而上,但明军居高临下,见后金军靠近城墙,便以火铳扫射,子弹急雨般倾泻下来。后金军攻城士卒一排排倒在血泊中,但仍前赴后继冲上去。这就是沈辽之战的场景。熊廷弼被罢官后,辽东又发生了饥荒,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努尔哈赤迅速发动了沈辽之战,即对沈阳、辽阳发起进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兵临沈阳城下,他先派人挑战,守将贺世贤出城迎战,后金军佯败,贺世贤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就掉进了后金军的包围圈,他在激战中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退向辽阳,他说:“我身为大将,不能保全此城,有何面目见袁经略(袁应泰)?”说罢继续拼杀,又杀敌骑数人,最终身中十四箭而亡。主将已死,努尔哈赤用云梯攻城,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一幕,后金军从城东北角挖土填平壕沟。城上连发火炮,因发炮过多,炮膛过热,无法继续开炮。后金军蜂拥越过壕沟进攻东门,城内的蒙古人作为内应将城门打开,后金军攻入沈阳,城内军民七万人被屠杀。正在激战时,明将陈策率手持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的步兵来援,被后金军骑兵砍杀得全军覆没,陈策战死于浑河边。浑河南五里外一万明军步兵布置战车、枪炮防御,此外还有三万骑兵来援,努尔哈赤亲自率军迎战,其子皇太极也率军杀来,大败明军,明军残部溃散,后金终于牢牢控制了沈阳。八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来攻辽阳,“旌旗蔽日,弥山亘野,莫测首尾”。十九日辽东经略袁应泰在环城壕沟中倒满水后,亲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共五万人迎敌。梁仲善见后金军已到,拍马杀入,侯世禄、姜弼正要接应,却被后金军截住。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突入明军阵内,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突入明军阵内时被包围,他对手下人说:“只要我们后退一步,就死定了,一旦有危急,你等需先杀我,然后退去。”危急时刻,皇太极率军杀到,奋力冲杀,明军溃退,袁应泰手刃逃兵多人,还是没用,只得退入城内,此时明军已损三分之一,还剩三万人,梁仲善战死。二十日,三万明军与敌继续交战,袁应泰亲自督战,明军火炮齐发,后金受挫。努尔哈赤令绵甲兵推楯车抵御炮火前进,此时后金最大的障碍就是壕沟内的水,于是努尔哈赤派人将城西大闸掘开,壕沟中的水一泄无余。随后后金军踩着泥越过壕沟冲来,明军溃败,许多人被挤进壕沟,壕沟没排净的水都被染红了,残部退入城内。二十一日,后金内应在城内放火,城内大乱,后金军杀入。辽阳的百姓大多没有气节,开门迎候后金军,许多妇女还要打扮一番,袁应泰自缢而死。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在辽阳城内被俘,努尔哈赤让他下跪,张铨说:“我身为大明天子大臣,怎能向你屈膝?”后金各贝勒持刀相逼,张铨引颈而待,皇太极试探着问他:“我敬佩你的忠义,愿意将你送回明朝。”张铨:“我力不能杀贼,无颜回去,只求一死,愿死后归葬明朝故土。”皇太极被张铨的忠义感动,希望能劝降成功,于是说:“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身为皇帝,尚且被我祖先攻破都城,屈膝下跪,你只是一个臣子,何必自苦如此?明朝皇帝昏庸,阉人专权,不如你辅佐我大金皇帝,如此足以让你施展平生所学。”张铨不为所动,“如果投降你们,我将遗臭万年,你们虽想让我活,但我却只想一死,我死,则可流芳百世。”皇太极见他志不可夺,于是下令将他缢死,厚葬。(《明史》记载为张铨自缢而死)战役结束了,此战是明清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确立。辽阳在后金的胜利声中被拿下了,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至此辽东全攥在努尔哈赤手中。努尔哈赤控制整个辽东后,非但没有大喜,反而更增添了忧患意识,他对各位贝勒说:“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勤奋治国,则天命能够永享,如若不然,必有改朝换代。人中一心为公且勤奋的,天命其为国君,国君从人中找一心为公且勤奋的为大臣。今后朕的子孙如能公诚存心,勤劳理政,则必蒙天佑,天佑者谁能败之?朕对于国家之事,是非臧否,都以至公来断,所有兴兵出猎,一切军国大事,朕必身亲其劳,从不敢贪图安逸,朕之所以蒙天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此啊!”就在当天,努尔哈赤对贝勒们说:“自古以来,国君没有因为衣食竭尽而败亡者,都是行为恣纵才导致败亡,后世子孙于生杀予夺之事不可不慎。凡是有人犯罪,一定要详查,如果是功臣的子孙,应死者当免死,应罚者当免罚。各位贝勒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随声附和,该说是的就说是,该说不是的就说不是,当直言匡正之。我国家能有此基业,缔造艰难,当征战之时,如山中熊虎,互相搏杀,而盗贼充斥如豺狼遍野,又有同气相残,群争相斗,但这些人都被朕收服了,天地鉴我大公之心,俾众国归附,强者服,乱者定,后世子孙尚其善守之哉!”“一个人应该作战时勇猛,但平时说话还是以谦让为上,机智之人遇敌而后出奇计,勇武之人临阵而后施展其勇敢,不然虽有智勇,去哪用呢?”“一个人在困顿时,都会有智慧,都会善良,如果富贵安逸的话,就容易变其心。朕训诫你们的这些话,后世子孙愚者把这些话看作一般的话,那就完了,如果是聪明人,见到这些话就如同看见我的心一样,服膺而不敢忘。如果遵守我说的这些话,崇尚公道,敬承基业,勿至荒废,那么就能一直当一国之君。如若不然,放弃公道而把钱财看重,未有不发生动乱的。凡是身危业败,国家丧亡,都是因为心的不善。昊天眷顾,国政修明,都是因为心的善良。强敌可以抵御,而天命难以违抗,惟勉持公诚,以俟天命可也。”(《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说得很好听,那么他心善吗?对辽东百姓好吗?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在太子河畔修建新城,旧城住汉人,新城住旗人,这是清朝旗民分城居住的开始。后来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清朝北京城墙就是现在二环,旗民住二环内宣武门西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东大街一线以北区域,汉民住这一线以南区域。日后清朝统一中国,杭州、西安、成都、广州等城市都是建立“满城”,汉人与满人分开居住。此外,努尔哈赤还开始实行六大弊政:(一)圈地。将整个辽东的土地都给了清廷诸王、勋臣、兵丁,把汉族农民全部赶走,使其无家可归。(二)颁布剃发令。努尔哈赤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但此时还没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在辽东如果不剃发,也未必会被杀头。(三)颁布投充法。努尔哈赤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投充法规定,投充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一个强壮汉人可卖十八两银子,或者换一头耕牛(据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四)逃人法。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努尔哈赤下令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并株连他人,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凡窝藏逃人,处死籍没,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五)屠城。辽阳城破后努尔哈赤将城内五万人砍死,随后努尔哈赤让城内大户人家留九件衣服,中户人家留五件衣服,小户人家留三件衣服,其余衣服全部交出。上交时女真人疯抢衣服,并把许多年轻女人的衣服当场扒下抢走,女人们不胜其辱,多自缢而死。(六)杀儒。努尔哈赤下令将辽东几乎所有儒生杀死,只留下三百人为奴隶,与汉人知识分子彻底结下死仇。努尔哈赤在辽东进行大屠杀,“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嚎”。“黄沙百草,一望凄然,偶有村落,寥若晨星”。沈阳、辽阳失守后,明朝举国震惊,明熹宗与魏忠贤认为:熊廷弼守辽东一年,没有什么大过错,刚换袁应泰,就一败涂地,于是二次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次出山后,提出如下战略部署:一,集中辽东陆军主力,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使之成为可战可守的前沿基地,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并牵制其主力行动。二,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海军主力,随时准备经辽东湾,由辽河口北上,进击后金控制下的辽阳。三,在登州(山东蓬

                        每晚上床睡觉前,她会检查车子的里程表,作记录,隔天早上再去检查;有时里程表的数字会多出好几百英里。霍尔顿喜欢晚上开车出去兜风。霍尔顿担心,将来卡伦再也无法自我分离时,她会变成什么样子?万一她再度遭受巨大压力,她会创造新的人格吗?或者她会“重新复制”这些旧人格,回复以往的操作模式?“我们会重生吗?”他问道。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我也担心她会再次分裂,但我告诉霍尔顿,我对目前的成果很有信心,所以我也对卡伦有信心,我相信她能痊愈并好好活下去。卡伦2也为卡伦带来不同的挑战。卡伦说,卡伦2的记忆令她焦虑,她不喜欢她发现的事实。她曾有过约会,谈过恋爱,跟别人发生关系——但这些她完全不记得。我问她,这些经历让她感觉愉快还是不愉快?愉快,她说,但她不觉得是“她的”经历。她不喜欢她做的事情。卡伦2的朋友也令她沮丧。她常接到不认识的人打来的电话,不得不闲聊,最后才终于想起对方是谁,她们又是如何认识的。我安慰她,她会慢慢想起过去,所以也一定会记起这些人。她说,当她遇见某几个人,她会反射性地与对方拥抱问候,但她得停下来,想一想这样做好还是不好。她不知道自己经常拥抱孩子们。每到睡觉时间,卡伦2会出来送孩子们上床睡觉。我记得,她曾说过她不敢碰她的孩子,因为最后她可能会虐待他们;但结果恰恰相反,原来她始终恰如其分地展现对孩子们的钟爱。这次融合耗去她大半的精力,她几乎没力气做其他事了。她说她有好多东西想写,无奈时间根本不够用。她交给我第二部分的卡伦2融合记录。1997年10月与卡伦2融合(续)卡伦2与我的融合仍持续进行,她的作为着实令我惊讶。我的生活很复杂,却也丰富多彩。最近我深受过去的“我”与其他男人交往的记忆困扰。尽管都是正常、健康的记忆,但我仍觉得不安。我无法想象我的身体能感受任何正常的性快感,这些原本不属于我的想法令我感到丢脸,有罪恶感。虽然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能拥有这种感觉,但我仍挣扎了好一段时间才终于接受这是“我的”记忆。我想起过去每一次性经历的细节,好像它们昨天才刚发生;我不曾想象我能拥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身体再次获得尊重。我强烈而急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但这些念头却令我尴尬,尴尬到我没办法写下来。我想这整个过程应该会耗上好一段时间。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回女人的自觉。这次融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还要困难,因为我无法接受这么多美好经历而没有一丝罪恶感,我常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流下泪来。即便如此,我仍继续将各种正面、积极的感受填入我的人生,这种感觉很刺激、很兴奋。在面对过去数不尽的伤痛之后,我要开始往前看,朝未来迈进。我还不知道怎么踏出第一步,但我必须放下过去,好好享受。卡伦2习惯让人以为她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她轻松待人,但态度坚定;她决不允许别人亏待她或孩子们。她总是开开心心,处处展现幽默,我常怀疑我有没有办法活得像她一样,不辜负她的人生。现在她已和我合为一体,这我明白,但我总是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比起她,我实在太令人失望了。“以前,我常常为了遗失时间而沮丧,”卡伦给我一个扭曲的微笑,“但现在我很生气,因为我再也无法遗失时间了。”我看着卡伦,为她难过。这种感觉肯定很恐怖。“还有,我有很强烈的冲动想做很多事,我想不顾一切往前冲,但我把这种感觉压抑下来。”“卡伦2不曾受过伤,”我评断道,“但也不曾受到适当的处罚。她并未养成‘自律’的观念。”“嗯,我想也是,”卡伦说,但她似乎颇为困扰。“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卡伦2的朋友相处。有时我觉得自己喜欢交际,态度得体,有时候却不这么认为。这礼拜,我又得到一些卡伦2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却让我觉得卡伦2无时无刻都戴着面具。”她继续,“大家都喜欢她。她拥有幸福童年——她的经历确实如此——但我没办法跟这些女人闲聊,聊些指甲美容什么的,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能感觉到卡伦2想穿哪件衣服,但是当我穿上它,我却觉得我不是我自己。”“听你这么说,卡伦2就是那层面具,”我说。“对,我也这么想。只是现在大家都在问我哪里不对劲?”“这个问题真难解,”我说。“你觉得卡伦2很完美,但我却在她身上看见许多不成熟和自私的倾向。我想,她在这方面跟你的双亲很像,冲动,不计后果,却又喜欢维持万事太平的假象。我想,你不要认为自己比不上她。你必须汲取她好的部分,然后用你更成熟的内在——也许来自其他人格——驾驭她冲动的那一面。”我这番话似乎令卡伦颇感惊讶,但她决定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几个星期,融合的脚步慢了下来,卡伦继续注意自己的变化。现在她已能不受强烈冲动驱使,轻松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她首次跨进教堂,听她女儿唱歌。卡伦2一直都这么做。卡伦听神父讲道,头一次把他当普通人看待。她甚至决定重新安排定期的妇科检查,心中没有丝毫畏惧。她已有14年未做子宫检查;因为过去只要一想到骨盆腔检查,她就没来由地感到惊慌。※※※※从卡伦开始人格融合到现在,一年过去了。她的改变虽然微妙、不易察觉,但意义非凡。与卡伦谈话时,我仿佛能瞬间见着克莱尔的柔媚、朱莉的绝望、卡伦2的爽朗或安的体贴。另外,卡伦也描述一些居家琐事给我听,包括她如何像迈尔斯一样顶撞她丈夫,或者像桑迪那样屈从于母亲的意志。只是现在的主角全都是“她”了。1997年11月12日是预定融合詹森的日子。詹森把他最重要的宝物带来给我:3枚假金币,一枚内战[2]时期的一分钱硬币,一块大理石,一张边缘呈锯齿状、贴有骷髅头贴纸的唱片,两只动物黑色石雕(大象和熊),一块刻了黑色蜘蛛的象牙白色石头,6英寸高的“飞人乔丹”塑料胸像——他说:“因为他是黑人,跟我一样。”卡伦的高中毕业纪念册,显示她曾加入计算机社、话剧社、德语研究社、学生议会、管乐团、剧团、几个我不认得英文缩写的社团组织。另外还有卡伦领受圣餐的照片,几段针织花边,一本剪贴簿(里头是她丈夫写给她的情书)。我仔细阅读这些书信,发现他俩当时竟意外地热情与真诚:他毫不掩饰他的感激,感谢天主让他拥有卡伦的爱;若两人发生争执,他也会写信向卡伦道歉。詹森说,他把几星期前答应要给我的画放在家里的衣橱里,并请我转告卡伦,让她把画带过来。詹森太害羞,不好意思亲自交给我。“我准备好了,”詹森说,“可是我感觉不太好。”他在发抖,咬嘴唇,双手无意识地动来动去。看得出来,他正试着勇敢以对。“别担心,詹森,不会有事的。卡伦和我已经合作过好几次了。”我不确定他是否放心了些,也许我该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再告诉我一次,你如何诞生?你希望我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詹森想了想,然后条理分明地回答我的问题。“卡伦喜欢‘看’,却无法‘欣赏’。我们在殡仪馆受虐的房间是灰色的,啤酒窖也是灰色的,所以我诞生的目的是为了将颜色带进我们的生活,教卡伦欣赏美丽的事物。我帮她做美术作业,参赛,然后在青少年夏令营教小孩子画画。高中时,社团表演的剧本是我写的、舞台布景也是我画的。”詹森停下来,欲言又止。“怎么了?”我问,“还有别的话想说吗?”“嗯……”詹森犹豫着。“没关系的。”“嗯,这事是从卡伦母亲拿烫发夹烫她开始的。烫伤在卡伦的脖子上留下伤疤,结果她父亲认为那是吻痕。我不知道吻痕是什么,但父亲因此狠狠揍了她一顿。从那时候起,只要卡伦身上有淤青,我就会用衣服或化妆品帮她掩盖。我以为我是在保护她……”詹森频频颤抖。显然他隐约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你掩盖她身上的伤,不让人看见,反倒让能够帮忙的人也看不见她受虐的伤痕,”我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我知道了,”詹森的泪水即将溃堤,“我只是想帮她!”“你确实是想帮她啊,詹森。不过,我打心底认为结果不会有任何不同。不管你怎么帮她,她父亲都会找方法伤害她。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能伤害她。”“你真的这么想?”我毫不迟疑地立刻点头,詹森叹口气,放松下来。“我好担心是我害她受伤的。”“融合后,你的体贴和美术天分一定能为卡伦带来很大的帮助。”詹森想了一会儿,问我:“卡伦会介意我是黑人吗?”我很惊讶他会这么问,但我立刻回答:“不会。我确信她不会介意的。”这时我突然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是黑人?”“她父亲对深色人种有偏见。不过就像我说的,我是为了教她色彩才诞生的。”是啊,那还用说。有时候我真是个猪脑袋。我们开始融合的例行程序。当詹森进入卡伦的小房间,为了缓和气氛,他朝卡伦吐舌头、咧嘴微笑着。卡伦描述詹森的模样:黑人,一头卷而纠结的黑发,约4.5英尺高;她以为他的个头会再高一点。他主动跟卡伦说话,为遮盖伤疤的事向她道歉,并请她转告“他会想念我”,但我知道他永远都在。此外,詹森要我记得告诉卡伦藏画的地方。他在发抖,她说,两只手紧紧攀住她的双臂。他问她是否准备好了?他爬上她的膝盖,准备融入。卡伦停顿了几秒钟,之后意外地说整个过程比她原本预期的快多了。他已经融入,她可以感觉到他。她脸庞涨红,转为深红色;她感觉到他的焦虑,抱怨光线和噪音。她说她感觉有些悲凉。“因为他经常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一旦卡伦离开催眠状态,我便这样告诉她。之后我说,詹森把画摆在她的衣橱里。1997年11月16日与詹森融合1997年11月12日,礼拜三,我和詹森融合。这次融合跟以前不太一样,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融入我了。融合后,我并未立刻感受到异状;然而到了晚上,我突然被大量的记忆与感觉淹没。我在那些灰色房间受罚或受虐时,他会出来,将灰色变成彩虹般的缤纷色彩,让我无心顾及肉体的伤害。现在,詹森融入我两天之后,那些最黯淡无光的日子霎时有了颜色。过去我完全不曾意识到詹森的力量。除了画画以及将艺术带进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何存在。现在我终于了解,詹森之于我的意义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詹森是我身上唯一的黑人人格。他之所以生为黑人,乃是因为我父亲对黑人有很深的偏见。他的出现使我慢慢懂得欣赏各个民族、人种,他给我正确的观点,让我不至于跟父亲一样偏颇。詹森熟读他的种族的历史,并且选了18世纪某奴隶的名字为自己命名。因为詹森给我的知识,我对各种族的历史与冲突有了初步的了解。我尤其对埃及人,还有他们创造文化的方式特别感兴趣。詹森能使左手,右手也很灵活。他可以同时用两只手写字。詹森也让我的孩子接触艺术,他陪他们剪剪贴贴、涂涂抹抹,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他会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安排艺术培养计划;我儿子还不满一岁时,他把巧克力布丁倒在手工纸上,开启詹姆斯的创作生涯。詹森喜欢乱涂乱画,我们经常因此惹上麻烦。他在某次宗教课的涂鸦把我吓坏了,多年后仍余悸犹存。现在我发现他为你再画了一次,令我相当困扰。我不明白。难不成这幅画是在预告未来?它究竟有什么含义?我不懂他为何重绘这幅场景。这幅画潜藏的邪恶令我害怕。我想撕了它扔掉,但某件事阻止了我的行动。我想起他第一次画这幅画的场景,当时的一切历历在目;我读6年级,坐在第2排。修女对我们讲道,说我们全是罪人;由于我不懂自己何以是罪人,因此詹森替我出来画了这幅耶稣受难图:画中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子刺穿掌心;有个女孩(我猜那是我)正在喝滴落的血,魔鬼的阴影潜伏在女孩身后,伺机夺取她的灵魂。我想詹森肯定是太着迷于他的作品了,他没看见修女正朝他走来。她抽走他的画一看,吓坏了。詹森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他十分害怕,于是迈尔斯出来帮忙。修女拿圣水往我们头上浇,拼命摇我们的身体,摇到我们快要昏过去变成植物人。当时,我们仍握着画画的铅笔,后面的男生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用力踹我们的手,但他不知道铅笔的笔尖正对我们的手掌心;于是笔尖刺进掌心,流出的血凝聚在掌中央,形成小小血洼。我请求修女让我去洗手间。结果她一看见我的手就开始尖叫,说我是恶魔撒旦之子。之后我爸妈被叫到学校来,当晚我也受到比以往更严厉的处罚,理由是“我让家人彻底蒙羞”。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看见越来越多不曾知其存在的美丽事物。与詹森融合后,我会注意每样东西的每个细节。然而,此次融合最糟糕的部分是“孤独”。我好怀念大家一起参与的内在会议。虽然我从未真正听见他们的讨论内容,但是,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仍令我感到安慰。我很难过自己不再自我分离了。不再遗失时间的感觉好怪,尤其当我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一个人要处理这么多事,对我来说真的好难。其他人究竟如何只靠一个人格生活?我不知道霍尔顿怎么了,可是我真的不太了解他。我不懂,假如他还在,我为何不能把时间给他?难道他拒绝再帮助我了吗?※※※※“你准备好完成最后融合了吗?”我问卡伦。詹森已逐渐融入,卡伦正在吸收他的记忆与感觉。“我很害怕,”卡伦说。她望着我,希望我能拉她一把。“现在我还有一个可以托付时间的对象,他是我的安全网。我觉得遗失时间好像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我继续保持沉默,让她与自我挣扎。“我完全不记得最初几个融合人格的事了,但家里仍不时出现一些我知道不是我造成的改变。”“虽然你的人格融合已趋近完成,”我说,“但有待整理的记忆和感觉还是很多,我想至少得再花好几个月才能完成整个合并过程。”“可是,万一真的发生很糟的事,我该怎么办?”她问道,微微提高音量。她终于得完全靠自己生活了。看得出来,这个即将成真的事实令她开始惊慌。“就算大部分的我都融合了,”她继续,“我还是有很多细节想不起来呀。以前我是秘书,我会打字,会速记——但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以前我有一整个内在家庭,我不需要别人。”她交叉双臂,抱在胸前,表情严肃。“霍尔顿已经好一阵子不出来活动了。他让我一个人应付所有的事!”她板起脸,不高兴了好一阵子,“我一直到昨天才猛然惊觉,我的内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我可以跟他聊一聊吗?”她看着我,表情有些厌恶,但仍闭上眼睛接受例行的催眠程序。“以前的她不必承担任何后果,”霍尔顿说,“我已支撑这一大家子好多年了。”我总不免想到,他取名“霍尔顿”[3]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对自己的融合有何看法?”我问。“我必须融合,我知道,但我认为我有责任继续照顾她一阵子。我已经关闭她的心灵之屋了。”“你的意思是?”“所有房间都被封住,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而我呢,我从来都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一分子。我一直都住在心灵之屋外头,负责保护他们。不过,我还没关闭卡伦的安全小窝。”“你需要她的小房间来完成融合吗?”“倒也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屋外进行。但是,最后我也必须关闭她的小窝。”“为什么?”“我怕卡伦会利用这里发展更多内在人格。”※※※※圣诞节假期的难关结束后(这回卡伦应付得比过去几年好多了),她终于把詹森的最后一幅画带来给我。她之所以迟迟不肯带来,我想应该是“詹森”害怕因此受罚所致。这是一幅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图画。多年前,詹森曾因相同主题遭修女惩罚;然而,詹森没有时间感,未曾察觉时空环境早已不同;因此对他而言,当时的处罚就像才刚发生一样,深刻且鲜明。在卡伦的印象中,多年前的那幅画比这一幅更怵目惊心。旧作中,她身后的黑影面积更大,而且

                        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

                          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

                        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公仲朋接任相国)本来亲近秦国,和我的私交也不错,他会认为伐韩只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就把公仲朋也得罪了。”樗里疾乃秦武王的叔叔,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倒不至于嫉妒甘茂。只不过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公孙衍曾经做过韩国的相国,他俩都是朝中的亲韩派。甘茂最担心这两个人站出来替韩国说话,是以有此一说。秦武王当即表态:“寡人决不会因任何人的话动摇攻韩的决心,你如果不放心,寡人可以和你立下誓约!”春秋时期,君臣之间相对平等,“以君盟臣”并不稀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君臣盟誓就比较罕见了。秦武王在息壤和甘茂盟誓,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也表明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宜阳的决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率领大军东出武关,借道东周地界,讨伐韩国的宜阳。当时所谓的天子周赧王,对于秦军的借道感到十分为难。前面说过,周朝的地盘,基本被韩国包围,相当于韩国的国中之国。韩国在战国列强中虽然弱小,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个家门口的庞然大物,开罪不起。如果借道给秦国,势必得罪韩国;不借吧,又怕秦国不高兴。偏偏在这个尴尬时刻,还有人给周赧王出了一个主意:“您可以乘机向韩国捞点好处呢!”怎么捞?周赧王派了一个使者前往新郑,对韩国的相国公仲朋说:“秦国之所以借道东周来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会站在秦国这边。您何不送给东周一些土地,又派人向楚国求援,这样一来,秦国既怀疑东周与韩国背地里有交易,又担心楚国出兵干涉,就不会攻打韩国了。”公仲朋觉得这主意不错,果然献给周赧王一座城池。周赧王得到城池,马上又派使者对秦武王说:“我们跟韩国可没有什么瓜葛,是韩国硬要把土地送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您怀疑我们。”秦武王说:“那你们可以不接受嘛!”使者的反应也很快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又怕韩国跟我们翻脸啊!”宜阳大战之前的这段小插曲,充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何等热衷于玩弄谋略——秦国远比韩国强大,如果非要得罪其中之一的话,东周肯定会选择得罪韩国而不是秦国。但是周赧王通过耍小聪明,毫不费力便从韩国捞到了一座城池。他也许这样认为,得罪韩国是一种损失,但是捞到一座城池足以弥补这种损失罢!事实证明,甘茂对进攻宜阳的困难预计得很充分。秦军将宜阳包围起来,连续攻打了三个月,宜阳却巍然不动。而且时间一长,秦国国内的议论便多了起来。樗里疾、公孙衍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果然劝说秦武王撤兵。恰在此时,楚怀王应韩襄王的请求,派景翠为将,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救援韩国。秦武王得到消息,不禁担心起来,将甘茂从前线召回咸阳,向他询问战局的进展。国君要了解战事,大可以派使者来往,何必把大将召回来呢?甘茂嗅出了摇摆的味道,他直截了当对秦武王说:“楚国虽然出兵救援韩国,但决不会傻到为韩国打头阵,一定是持观望态度,等着秦、韩两败俱伤。韩国也怕秦、韩大战一场后,楚国趁机在背后插一刀。这两个国家各存戒心,互相防备,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秦武王说:“我倒不担心楚军,只是朝中有很多人担心战局失利,建议我撤军,我不得不有所考虑。”甘茂说:“大王难道忘了息壤之盟了吗?”秦武王脸一红,说:“没有。”这次会见匆匆结束。秦武王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誓言,不但没有命令甘茂撤军,还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他派去援军。即便如此,宜阳依然屹立不拔。这场攻坚战打到第五个月,秦、韩双方都疲惫不堪。胜负的关键在于景翠率领的二十万楚军——这个时候只要他出手,秦军必败无疑;如果他继续作壁上观,则宜阳失守只是迟早的事。这位爵至执圭(楚国最高爵位)的楚军将领,却一直按兵不动,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雒邑城内的周赧王对这场战事也十分关注。周赧王是打心底希望秦军获胜的,原因很简单,他让秦军借道,又讹诈了韩国一座城池,已经大大得罪了韩国。如果韩国获胜,他岂有好果子吃?有一天他问大夫赵累:“秦国攻打宜阳,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赵累不假思索地回答:“宜阳一定会被攻克。”周赧王又高兴又怀疑,说:“宜阳城方圆八里,守军十余万,粮食足够支撑数年之用,外围还有公仲朋的二十万大军,楚国大将景翠又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我觉得秦国比较悬。”赵累说:“您知道甘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虽然官居左丞相,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外国人,没有安全感。他攻打宜阳,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就是受个周公旦那样的封赏。可是如果攻不下,他在秦国就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卷铺盖走人。秦王为了支持他打宜阳,拒绝了樗里疾等人的劝谏,如果攻不下,他也会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无论是对于甘茂还是对于秦王来说,宜阳都是志在必得的。”周赧王说:“可是景翠的二十万楚军不是闹着玩的!”赵累说:“其实景翠的处境和甘茂差不多。他原本是一介寒士,打拼了几十年,才做到了楚国的执圭。这次就算打了胜仗,爵位也不可能再提升;可是如果打了败仗,就会一棒子打回原形,甚至性命不保。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肯出手的原因。”周赧王说:“说不定他正准备向秦军发动进攻呢!”赵累沉吟片刻,说道:“您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人去游说景翠,让他等到秦国打下宜阳再进兵,因为那时候秦军已经极其疲惫,肯定会花重金向他求和,而韩国以为他此举是为了救韩国,也会向他表示感谢。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金银财宝,这样的买卖,您说他会不会干?”周赧王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诈的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你去楚军大营走一趟如何?”很难说赵累的游说对景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景翠自始至终只是观望,就像是带了二十万人来旅游。其实,秦国也有人看出了景翠的用心。据《战国策》记载,有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曾对秦武王说:“宜阳久攻不下,楚国肯定会乘我军疲惫至极的时候发动进攻,那样的话我军就很危险了。大王不如派人跟楚王谈谈,主动将汉中割让给楚国。楚王一高兴,就不会进兵了。”秦武王说:“那样不划算吧?”冯章说:“嗨,您着什么急啊?当年张仪不也许诺要给楚王六百里地吗?”秦武王恍然大悟,于是派冯章出使楚国。楚怀王显然不长记性,一听冯章开出的条件,马上就答应了秦国的请求。景翠无心开战,楚怀王也不催促,楚军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打败秦军的大好机会。现在就看甘茂的了!事实上,战争打到现在,连甘茂也开始动摇了。有一天夜里,他出来巡营,看着宜阳城下堆积如山的秦军尸体,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对大夫左成说:“打不下去了,准备停战吧!”左成吃了一惊,说道:“您有没有想过,您在国内受到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在国外又得罪了公仲朋,如果宜阳攻不下,您还能在哪里立足?”甘茂苦笑:“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将士们都已经疲惫至极,你难道没有看到,今天我亲自擂鼓三次,都没有人愿意前进,这仗还怎么打?”左成说了一个字:“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战功的奖赏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高于东方各国的重要原因。在左成的劝说下,甘茂决定把赏格再提高一个档次——当然,这是违反政策的,国家财政也没有这笔款项来支付更高的赏格。但是没关系,甘茂已经豁出去了。第二天一早,甘茂向全体将士宣布:今天是最后一战,只要攻下宜阳,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大家,有功的加倍奖赏,战死的加倍补偿。如果再攻不下来,“你们就在这宜阳城下给我挖好坟墓吧!”说完这些,甘茂第一个跳上战车,朝着宜阳城疾驰而去。秦军将士们受到鼓舞,紧随其后,向宜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历时五个多月的宜阳之战,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后死伤了数万名秦军将士换来的宜阳城,成就了甘茂的善战之名,也为秦武王问鼎周室铺平了道路。此后,甘茂又麾兵渡过黄河,攻占武遂(今山西省垣曲)。韩襄王赶紧派大臣公仲侈到咸阳请罪,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秦武王接受了韩襄王的投诚。作为这场战事的尾声,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景翠果然摆出一副进攻秦军的架势,但是在收到秦国给的一笔贿赂,并且勒索了韩国一笔辛苦费之后,便又草草收兵了。最可笑的是楚怀王。宜阳之战后,他还真派使者到秦国去,要求秦武王兑现诺言,将汉中割让给楚国。秦武王说:“我可没有答应割地给楚王,那都是冯章自作主张说的话,不能代表秦国。”楚国使者提出要冯章出来对质,得到的答复是:那恐怕不太现实,冯章畏罪潜逃,已经找不到人了!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如果说,楚怀王是宜阳之战中最可笑之人,第二可笑的无疑是那位善于耍小聪明的周赧王。他借道给秦国,又帮秦国稳住景翠,为秦军攻克宜阳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讹诈到了韩国的一座城池。但他很快发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作茧自缚。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雒邑,并且向他提出索要九鼎。辛辛苦苦打下宜阳,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有必要介绍一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用青铜打造,有三条腿或四条腿,大的重逾千斤。因为常用来祭祀,所以鼎又是一种祭器,或者称为礼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令天下九州进贡金属,打造了九座宝鼎,鼎身刻以各地图案,分别代表冀、兖、青、徐、荆、豫、梁、雍、扬九州。此后,九鼎经夏、商、周代代相传,一直被当作天子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雒邑,曾经派人向王室询问九鼎的重量,遭到王室的严厉批评。“问鼎”从此成为诸侯觊觎王权的代名词。楚庄王雄才大略,也仅仅是敢问鼎。秦武王就没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直接向周赧王提出,九鼎放在周朝已经够久了,现在天下大乱,继续存放在雒邑不太安全,不如搬到咸阳去吧!面对野人一般的秦武王,周赧王那点小聪明显然不够用。他眼睁睁地看着秦武王带着一大群武士进入大庙,对着九鼎指手画脚,大声喧哗,自己却束手无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周朝大夫颜率,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对秦武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愤慨,偷偷地对周赧王说:“您何不号召天下诸侯讨伐秦国?”周赧王吓了一跳,赶紧四周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才惊魂未定地说:“你难道没看见秦国在宜阳城下大败韩军,斩首六万?这个时候有谁敢出面为寡人说话,有谁敢兴兵和秦国作对?”颜率说:“秦国经过宜阳一战,其实已经精疲力竭。如果齐王肯出面讨伐秦国,天下诸侯应该都会跟着响应。毕竟,谁都不想九鼎落在秦王手里,您说是不是?”周赧王想了半天,终于答应让颜率秘密出使齐国。颜率到了临淄,对齐宣王说:“秦国实在太不像话了,居然向天子索要九鼎。天子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其让秦国拿走,不如干脆送给齐国。大王如果有意得到九鼎,就请赶快行动,把秦军赶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齐宣王当然求之不得。他算计了一下,秦国经过宜阳之战后,元气大伤。现在派兵进攻驻扎在雒邑的秦军,又不是入侵秦国本土,齐国的胜算很大。再说了,九鼎的诱惑实在太大,值得他为之冒一次险。于是,齐宣王派将军陈臣思带领五万人马向西进发,直取雒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齐军刚出国门,雒邑城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话说某一天,秦武王带着手下的三名勇士——任鄙、乌获、孟说,又来到大庙观看九鼎。秦武王突然提出,咱们比试比试吧!作为一名武人,秦武王经常和手下比试武艺,有时候甚至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手下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秦武王不是想和他们比试刀枪拳脚,而是比赛举重。举什么?就是那一溜儿排开的九座大鼎。任鄙和乌获一看那些鼎的块头,立马表示:这事咱干不了,这鼎也太重了,四名壮汉都不一定扛得动,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咱就不丢这个人了。只有孟说这个愣头青,当即把袖子一捋,说:“你们不来,我来!”扎好马步,双手抱定一个青州鼎,气运丹田,大喝一声,“起!”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肌肉虬起,那鼎却纹丝不动。秦武王哈哈大笑,走到梁州鼎旁边,俯下身子,抱住一条鼎足,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将那鼎徐徐举起,一直举过头顶。任鄙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刚想喝彩,只见秦武王凝神贯气,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孟说终于叫出一声:“好!”任鄙和乌获也同时叫道:“大王真乃神人也!”话音未落,那鼎重重地砸倒地上,将大庙的青砖地板砸出一个大洞。再看秦武王时,大腿被压在鼎下,已经是血流不止,不省人事。《史记》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一代枭雄秦武王,就这样被砸死了。而孟说作为秦武王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被樗里疾处以死刑,并灭其九族。这件事后,秦军匆匆撤离雒邑。至于那九座大鼎,还好好地留在周朝的大庙中。虽然其中有一座已经被砸掉一些经年铜锈,但是经过王室的能工巧匠整饰整饰之后,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赧王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秦武王走了,齐宣王又来了。齐宣王派人向周赧王提出:应您的请求,我已经派出五万大军星夜赶赴雒邑勤王,现在雒邑已经平定,您可以兑现诺言,把九鼎送给齐国了吧!周赧王又急又气,这都什么世道啊?秦国人又不是被齐国人打跑的,你啥实际事都没干,凭什么跟我要九鼎啊?早知道,还不如给秦国人带走呢!他把颜率找来骂了一通。颜率说:“您别着急,这事因我而起,我就负责把它处理好。”颜率第二次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多亏了大王主持公道,周朝才得以保全。现在天子愿意履行承诺,向大王献出九鼎,请问您打算让我们从哪条路送到齐国来?”齐宣王说:“当然是借道魏国。”“哎哟!”颜率失声叫道,“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已经是几辈子的事了。九鼎入了魏境,就甭想出来。”齐宣王说:“那就借道楚国呗!”颜率说:“大王啊!您还不知道楚国人吗?早在三百年前,楚庄王就问过九鼎的轻重。如果九鼎入了楚境,难道还有的出来?”齐宣王说:“那你倒是说,该从哪条道运到齐国来?”颜率说:“其实我们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么大的鼎,又不是几个酱醋坛子,随便揣在怀里,藏在腋下,拎在手上,就可以带到齐国来了。当年周武王灭商,可是动用了好几万人才把九鼎运到洛邑。大王动用几万人不难,可这路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白费力气。”齐宣王算是听明白了:“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给呀!”颜率说:“不敢!只要您赶紧确定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就准备运鼎,不含糊。”齐宣王想了想,挥挥手,让颜率走了。美男计拯救韩国秦武王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无子。王位的角逐在他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展开。一个名叫嬴稷的年轻人,原本被派到燕国当人质,现在秘密回到咸阳,在樗里疾等人的帮助下打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秦国的新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昭王。这一年,秦昭王年仅十八岁。据《史记》记载,嬴稷的母亲原本是楚国人,姓芈(mǐ),嫁给秦惠王为妾,在宫中被称为芈八子,在史书中被称为宣太后。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和她同母异父,名叫魏厓(yá);幼弟和她同父同母,名叫芈戎。其中“魏厓最贤”,从秦惠王年代就在秦国做官,在朝中人脉甚广,与樗里疾等实力派的关系也很好。秦昭王能够得樗里疾之助,与宣太后和魏厓从中运作分不开。秦昭王即

                        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午后书社?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本书走访了金启孮、毓臻、毓蕴等清代宗室亲贵、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的后代,采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老北京内城中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子、生活趣味、饮食服饰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力图通过采访对象质朴自然的表述,探究北京百年沧桑巨变下特定人群的心理感受与成长轨迹。总序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

                        亮的空气。康瑟蕾塔醒了。她觉得她刚刚听到了下楼的脚步声。她估摸着是帕拉斯下来喂睡在她身边的婴儿。她摸了摸尿布,看看要不要换一条。有情况。出事了。康瑟蕾塔一阵发冷。她打开门听到了来来去去的脚步声,其沉重和杂乱不像是一个女人的。她想了想要不要惊动婴儿的睡眠。随后,她迅速穿上一件衣裙,就是那件带白领的蓝色衣裙,决定让孩子待在小床里。她爬上楼梯,当即看见了门厅处躺着一个人。她跑过去,把那女人搂在怀里,抹着她的脸颊和沾血的衣裙的左侧。颈部的脉搏还有,但很微弱;呼吸也很浅。康瑟蕾塔揉搓着那女人的头发,开始迈步进去,向深处、更深处,去找针眼似的光亮。隔壁响起了枪声。男人们隔着窗户向跑过三叶草和金雀花的三个女人射击,康瑟蕾塔走进去,大吼一声:“不要!”那几个男人转过身来。康瑟蕾塔眯起眼睛对着阳光,然后又抬起目光,仿佛是被那几个男人头顶高高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你回来了。”她笑了笑,说。迪肯·摩根需要墨镜了,可是墨镜还放在衬衣口袋里。他瞧着康瑟蕾塔,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从中流露出来的,也从他自己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东西。他举起一只手止住了他兄弟,却发现在他们两人之间,这个兄弟才是更强的男人。子弹射进了她的前额。多薇在尖叫。索恩瞪着眼。“这人要拖一阵才会死。”娄恩给这个白人妇女的伤口止血时急于想嚼口香糖。她和雷把她抬到游戏室的沙发上。娄恩听不到一声心跳,尽管颈部脉搏还有。这个手腕细得和孩子似的女人出血可是太多了。“有人去叫罗杰了吗?”她叫道。“去了。”有人高叫着回答。房间外面的喧嚣声让她头疼,特别渴望嘴里能嚼点东西。娄恩离开了那个女人,出去看看有什么措施能用来抢救一两条性命。多薇坐在楼梯上哭泣。“多薇,你现在别再哭了。我要的是个能动脑子的女人。进来,弄点水。想法让屋里那姑娘喝点水。”她拖着她到厨房去,索恩正待在厨房里。刚才,迪肯·摩根把康瑟蕾塔抱进了厨房,他抱着她等着女人们把桌子擦干净。他小心地放下她,仿佛任何生硬的动作都会伤害她。直到康瑟蕾塔躺舒服之后——索恩的雨衣叠好垫在了她头下——他的双手才颤抖起来。随后他便离开了,去帮助护理受伤的男人。米努斯肩头的刀一时拔不出来,他正在痛苦地低声哼哼。哈珀的头肿了起来,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看起来还昏迷不醒。杰夫被打破的下巴和开了口子的手腕需要看护。鲁比其余的人被第一拨人惊动之后,也已到来,把这地方的混乱和嘈杂增加了两倍。普立安牧师把刀子从米努斯的肩头拔了出来,费了好大劲儿说服朱里家和弗利特伍德家的男人同意去丹比的医院。狄德·桑兹的儿子送来口信说,罗杰今天上午从米德尔顿回来,他一到,他女儿就会让他来这里。普立安最后总算劝说成功,开车把伤号送走了。男人还在吵吵闹闹。有的高声叫骂,有的——就算是声音低沉吧——沉闷辩解,其中有不停的追问和不祥的预言,这样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有人想到问起其余的女人怎么样了。派阿斯问过之后,萨金特甩头示意“跑出去了”。“跑走了?到县执法官那儿去了?”“未必。”“什么,伙计?”“她们跑掉了。从草丛里。”“你们杀了那些女人?为什么?”“如今我们要受白人的法律整治了,还要被罚入地狱!”“我们没来这儿杀人。瞧瞧她们对米努斯和弗利特下的手。这是自卫!”阿伦·普尔看着K.D.,而K.D.则提出了质疑:“你们来到这宅子里,就没担心她们会打你们吗?”他眼睛里的轻蔑显而易见,但不像卢瑟的眼神那么冷酷。“谁有枪?”卢瑟问。“我们都有,不过是斯图亚特舅舅——”斯图亚特一巴掌打在他嘴上,要不是有西蒙·加里,就会再次发生屠杀。“冷静点!”加里牧师叫着,并且指着K.D.,“你惹麻烦了,孩子。”派阿斯一拳捶在墙上。“你已经骗了我们。现在你还要毁了我们吗?你中了什么邪了?”他之前一直盯着斯图亚特,但现在把严肃的目光移到威斯顿、萨金特和其他两个人身上了。“邪恶就在这栋房子里。”斯图亚特说,“到那个地下室去,亲眼看看吧。”“我兄弟在撒谎。这事是我们干的。没别人的事。我们承担责任。”在二十一年中,这对双胞胎第一次彼此怒目相对。与此同时,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合上了那双蒙着白翳的眼睛,但对其间的第三只眼,那只湿润又没有眼皮的眼睛,却无能为力了。“她说了‘神赐的’。”索恩低语。“什么?”娄恩正想弄一条床单盖上那尸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就在斯图亚特刚刚……我捧着她的头,她说了声‘神赐的’,随后又说了些‘他是神赐的,他是睡着了的神赐的’之类的话。(这番话实际说的是帕拉斯,因为康妮以帕拉斯母亲的名字“迪万”(神赐的)称呼她,而话中的他,则指的是帕拉斯的男婴。索恩不解实情,故理解为“神赐的”。)我猜是梦呓。”“唉,她的头上中了枪,索恩。”“你认为她看到什么了?”“我不知道,不过,哪怕这是她最后的话,也是很美好的想法。”多薇走进来说:“她走了。”“你肯定吗?”娄恩问。“你自己去看嘛。”“我这就去。”姐妹俩用被单盖上了康瑟蕾塔。“我不如你对她这么了解。”多薇说。“我爱她。上帝作证,我爱她,可惜没人真正了解她。”“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你指的是‘他’吧,对吗?斯图亚特杀了她。不是迪克。”“照你这么说,仿佛都怪他。”“我不是这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你想说的是什么?”索恩也不知道自己想说的是什么,只想找一片肥皂,尽力把任何微小的污渍洗掉。但正是这次交谈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她们的关系。迷惑、气恼、伤心、恐惧的人们挤进了汽车,取道返回他们的孩子、家畜、土地、家务和惴惴不安所在的地方。他们曾经为了这块土地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曾经离刚刚目睹的可怕景象多么远啊。如此干净和得到祝福的使命怎么能吞没了自身并成了他们逃离的世界呢?娄恩说过她要守着尸体直到罗杰到来。米琳达问她:“你怎么回去呢?你的车还在我们家外边呢。”娄恩叹了口气。“唉,死者不会移动的。罗杰有很多事要做。”车开走的时候,娄恩回头看着这栋宅子,“很多事呢。”他却没有事情可做。当罗杰·贝斯特回到鲁比的时候,他甚至没换衣服。他加大那辆救护车兼灵柩车的油门,飞驰到女修道院。有人告诉他,三个女人藏在草里。一个在厨房里。另一个横在过道里。他到处都找了。每一英寸草地。每一片金雀花丛。鸡舍。菜园。外边玉米地里的每一垄土地。然后是每个房间:祈祷室、教室。游戏室是空的,厨房也是空的——桌子上的一条单子和一件叠着的雨衣是曾经躺过一具尸体的唯一迹象。他在楼上看了两个洗手间,全部的八个卧室,又看了厨房、食品间。随后他走到地下室,还看过地板上的绘画。他打开一道门,里面是煤箱。另一道门后,有一张小床,梳妆台上还有一双锃亮的鞋子。没有尸体。连那辆凯迪拉克都不见了。萨维-玛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在这个伤心欲绝的特殊时刻——在反思一个孩子的短暂生命及其无法接受的、难以理解的夭折中——我们坚定了、延宕了或者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在这时钟滴答响着的时刻里,在这处地方,我们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一切畏惧,我们的勇气、困惑和凄凉,似乎都结合起来,抢走了我们脚下的土地,使我们觉得在跌落。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是停下来的时候了,并且应该延续这一时刻,拒斥关于在他的注视下麻雀跌落,关于英年早逝(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选择成为英才)或者关于死亡是唯一民主的这类陈词滥调。这个时刻应该提出真正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问题。谁能够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谁能够允许对一个孩子这么做?还有,为什么?”斯维蒂·弗利特伍德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她的孩子不会躺在斯图亚特·摩根的土地上安息的。这是个崭新的问题:二十年来在鲁比没出现过埋葬地点的问题,而当这一任务成为必要时,人们普遍感到既惊讶又伤心。斯维蒂和杰夫最小的孩子萨维-玛丽死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其余的孩子诺亚、埃斯特和明很快都会相继死亡。头一个孩子是个强壮的男孩,起了个有力的名字,而且和他曾祖父的名字一样。第二个随曾祖母起名埃斯特,因为老太太对头一个重孙无私地关爱备至。第三个孩子的名字是杰夫坚持要取的——和那场战争有关。这最后一个孩子的名字是个恳求(或者哀悼):萨维(原文为Save,意为“拯救”。)-玛丽,谁又能说这一呼吁没有得到回应呢?于是有关正式葬礼的紧张讨论,不仅出于斯维蒂的愿望和对将来会出现葬礼的预料,而且也出于一种感觉:由于复杂的原因,死亡在鲁比不再被禁止入内了。理查德·米斯纳因此主持了捐地建墓园的事宜并创办了一个新机构。但是否在斯图亚特的牧场上——就是鲁比·史密斯的安葬之处——举行这特定的仪式,对斯维蒂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受她兄弟的影响,再加上抱怨斯图亚特给她丈夫和公公惹来了麻烦,她说她宁可做罗杰·贝斯特做过的事(在他自己的地产上挖一座坟),而不去多想那个仓促又没什么人参加的后院葬礼以来的二十三个年头。大多数人理解她为什么如此小题大做(悲哀加上抱怨酿造出醉意),但帕特·贝斯特相信,斯维蒂的固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拒绝摩根家的好意,对他们的正直表示怀疑,这可能会从摩根家的口袋里挤出点好处来。而如果帕特的八层石头理论是正确的,斯维蒂的惩罚则把八层石头置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决定要不要在一个充满永生的镇子上举行一次真正的、正规的仪式。自七月份以来,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所以他们才在一个温和的十一月的日子里,在显得滑腻的天空下,聚集在距鲁比边界最后一栋房子还有一英里的地方,这里不消说仍是摩根家的土地,不过没人有这份心思告诉斯维蒂。帕特站在围着丧家弗利特伍德的人群中,情绪已经恢复到算是稳定了。在早些时候的葬礼上,因为缺了一段颂词,她哭了。此刻她又成了那个她所熟悉的心平气和的开心的自我。至少,她希望自己心平气和,而且希望她正感受到的是开心。她明知道还有别的观点可以解释她的态度,其中一些理查德·米斯纳已经说过了(“悲哀,悲哀又冷漠。”),但她是学者,不是个浪漫的人,因此便不去注意米斯纳的墓前讲话而去观察送葬者。他和安娜是女修道院遭袭事件发生两天后回来的,他又花了四天时间听取事情的始末。帕特给了他两种公开的说法:一种是,九个男人去和女修道院的女人谈话,劝说她们离开或者改过自新;发生了殴斗;那些女人变化身形便消失在空气中了。第二种是(弗利特伍德—朱里的说法),五个男人去驱逐那些女人,另外四个——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去阻拦或制止他们;这四个人受到那些女人的攻击,但成功地把她们赶走了,她们是开着那辆凯迪拉克走的;但不幸的是,那五个男人中有人昏了头,杀死了那个老妇人。帕特让理查德自己去选择倾向于哪种说法。她没有对他讲的是她自己的想法:九个八层石头谋杀了五个无辜的女人,(一)因为那些女人不纯(不是八层石头);(二)因为那些女人不圣洁(至少是私通者,最甚是为人堕胎);(三)因为他们能够那么做——这是作为八层石头意味的权利,而且也是“交易”所要求的。理查德不相信任何一种说法可以立即作为真相,便去找西蒙·加里牧师和普立安牧师,他们澄清了故事的其余部分。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确定结局的意义,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一个可信的头头是道的结论,从而无法让理查德满意。倒是娄恩为他提供了生动的细节,但很快好几个人认为不足信,他们说娄恩是靠不住的。除去她之外,没人在一旁听到那些男人在大炉灶处说的话,谁又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和其他证人一样,她也是在枪响以后到达的;何况,宅子里的两个女人是死还是伤,她和多薇可能弄错了;最后,她没看到宅子外面有人,无论死活。至于娄恩本人,她被这种复述故事的方式搅得方寸已乱;人们怎么会改变事实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好人的样子呢?除去一语不发的迪肯·摩根,每个参与袭击的男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根本不在女修道院附近)却支持他们,加油添醋,改头换面,胡编乱造一些错误的内容。尽管杜波列斯、比彻姆、桑兹和普尔几家人给她的说法撑腰,但连他们讲究精确和正直的声名都无法防止被篡改的事实在别处扎根。假如没有冤死的人,这个犯罪故事对任何人的舌头来说就是戏说。因此,娄恩就闭口不谈,把她认为确定无疑的实情收藏在脑子里:上帝给了鲁比第二次机会。他显身得如此清晰可见且毋庸置疑,连趾高气扬(像斯图亚特)和愚不可及(如他撒谎的外甥)的人都该看得见了。他其实在光天化日之下清理和接收了他的信徒,看在老天的分上!就在他们自己的眼前,看在耶稣的分上!既然他们责骂她说谎,她便决定保持沉默,看着上帝之手整治那些不信神的和作假证的人。他们会不会知道他已经跟他们讲过话?还有,他们会不会进一步脱离他的轨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看得见大炉灶;他们不可能误读或误说那个,因此他们最好抓紧,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装好滑门——也许已经办好了,因为年轻人又把那词句改了。他们不再称自己“是他皱起的眉毛”。大炉灶罩子上面刻的字现在成了“我们是他皱起的眉毛”。有关事实真相的分歧无论多大,帕特知道大家一致同意的一件大事是:去过那里的人都肯定地假设过执法人员会高高兴兴地拥进全镇(他们毕竟杀了一个白种女人),动真格地逮捕鲁比所有的商人。当他们听说没有死人事件需要上报,没有尸体需要转移或埋葬,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开始忘掉他们实际做过或看到的事情。若不是卢瑟·比彻姆——他讲了大部分该诅咒的故事,以及派阿斯、狄德·桑兹、阿伦——他们证实了娄恩说法的关键点,整个事情可能就被抹杀得不复存在了。然而连他们都不能让自己去报告一个没有尸体留下的宅子中的非自然死亡事件,那样就可能导致一辆装满尸体的汽车里的自然死亡事件被发现。虽然帕特并不打听别人的私密事,但从和她父亲、和凯特的谈话中,以及从四个月后人们仍然在嚼那件事的舌头时故意流露的片言只语中,她仍能凑起一些情况。如果他们错了,他们会请求上帝的指引:是否与他们知道和相信的一切相反,白人的法律可以获准处理此前由他们自己处置的问题。这些难题烦扰和纠缠着每一个人:推诿指责,祈求理解和原谅,自以为是地辩护,冠冕堂皇地撒谎,以及理查德·米斯纳不停地追问一大堆问题却又得不到回答。因此,葬礼的到来只是一次中断而不是终结。帕特观察着镇上的人,心想也许他们对这地方的一贯做法是对的。也许鲁比是幸运的。不,她纠正了自己。尽管袭击的证据看不到,其后果可是明摆着的。看看杰夫吧,搂着他妻子,两个人看上去哀伤适度也不乏威严,因为杰夫现在成了他父亲的家具及用品商店的唯一东家了。阿诺德一下子苍老了,还时常头痛,而且由于阿涅特已经搬走,他很愿意独处卧室,他现在站在那里垂着头,眼睛转来转去,就是不敢去看棺材。萨金特·波森看上去和以往一样精干:没有了地产主等着收地租,而除非等到县审计官对不言不语、敬畏上帝的黑人的一间小茅屋感兴趣,他的这点便宜是要继续占下去的。毫无悔色的哈珀·朱里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装,头上的伤如同一枚勋章,让人把他当成对抗邪恶流了血而不低头的勇士。米努斯是最不幸的。他在安娜店里的生意不再有顾客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肩膀毁了,没法熟练使用理发工具,

                        国产成a人亚洲精v品无码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反仆固怀恩却认为自己实力依然弱小,终于将吐蕃人作为自己的援军,来向他曾经效忠的大唐王朝发起进攻。事实上,当时在李豫和仆固怀恩之间没有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准确地说李豫虽然优待其家眷,但在仆固怀恩看来这是唐廷的一招怀柔政策,只是一种骗他去长安的手段,而他始终坚信保护自己家眷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越是这样其家眷就越安全。所以,仆固怀恩谋反不是野心的暴露,而是为了自保,可以说这是仆固怀恩的宿命,同时也成全了吐蕃人。广德二年(764年)九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十万之众入寇边境,李豫得到消息后,不得不下定决心用武力来解决仆固怀恩的问题,他派郭子仪出兵奉天(今陕西乾县)抵御仆固怀恩和吐蕃大军。郭子仪到达奉天后,得知吐蕃人已经逼近邠州,于是让儿子郭晞带领一万人马星夜驰援邠州。但就在郭晞走后,郭子仪又得知仆固怀恩的先锋军已经到达宜禄,郭子仪遂做出应对部署,调遣右兵马使李国臣作为郭晞的后援以防不测。四天后传来消息,邠州节度使白孝德和郭晞还是很给力,面对吐蕃大军的轮番进攻,硬是坚守住了邠州城,吐蕃人无奈之下只得退兵五十里安营扎寨。吐蕃人的撤退让仆固怀恩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他亲自到吐蕃人领军元帅的大帐内劝说其继续出兵,并引用“曹刿论战”的理论,告诉吐蕃人是不能泄气的。在仆固怀恩的不断鼓动下,吐蕃人终于再次出兵继续围攻邠州,由于先前白孝德和郭晞拼死抵抗,消耗了太多的兵力,所以这次两个人紧闭城门坚决不出战,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和吐蕃人进逼奉天,试图擒贼先擒王打败郭子仪。但郭子仪却早已经找到了破敌良方!十月七日深夜,郭子仪调集数万大军,列阵于乾陵之南广布旗帜。仆固怀恩以为郭子仪毫无防备,想要发动突然袭击,但是就在他刚要行动时,忽然发现郭子仪的大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似乎在形成某种阵形,对于自己的老领导郭子仪,仆固怀恩还是十分忌惮的,再三犹豫之下他选择了退兵。郭子仪趁势命令副将李怀光率领五千人马追击仆固怀恩,不过仆固怀恩的撤退速度实在很快,李怀光一直追到奉天北边的麻亭也没能追上仆固怀恩,由于兵力较少而且与郭子仪大军距离过远,李怀光不得已撤军回到奉天。仆固怀恩这次意图进攻奉天,却因为郭子仪的疑兵之计而退缩,但他不甘心就此空手而归,所以回身继续进攻邠州,但由于仓促用兵,被郭晞和白孝德联手击退,不仅死伤无数,而且这次吐蕃人十分恼怒,在没和仆固怀恩沟通的情况下,一路沿径水撤退。吐蕃人的背信弃义让仆固怀恩十分气恼,当他听到吐蕃人连招呼都没打就扔下自己跑路时,这个心高气傲的将军在马上大发雷霆,但就在他准备找吐蕃人理论时,部将为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发家大本营灵武被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率军攻破。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急火攻心顿时口吐鲜血,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仆固怀恩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吐蕃人擅自跑路使得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先回军驰援灵武,由于身体原因,他先派出骑兵星夜攻打灵武,或许是良心发现,吐蕃人看到仆固怀恩首尾自顾不暇时,主动派出一万骑兵帮助仆固怀恩收复灵武。灵武的收复让仆固怀恩的前沿阵地总算没有丢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节已近寒冬,这对于远征而来的吐蕃人十分不利,于是权衡再三,仆固怀恩留下部分人马驻守灵武,然后和吐蕃人撤退回陇西,准备来年再战。进入永泰元年(765年)后,一直到九月,由于唐廷主动向吐蕃示好,并让宰相元载在长安兴唐寺和吐蕃使者结盟,使得这九个月来边境一直太平无事。但这种局面却不是仆固怀恩所希望看到的,当他得知唐廷和吐蕃结盟的时候,仆固怀恩可以说是火冒三丈,但正所谓气火攻心,当时间进入九月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和不断拼杀使得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但仆固怀恩明白,既然走上了反叛朝廷的道路,是无法再回头的,现在唐廷和吐蕃结盟就是个信号,那么接下来唐廷的目标将是自己。所以为了寻求自保,他再一次游说吐蕃人,希望他们能够跟着自己继续进攻唐廷,而本来就反复无常的吐蕃人同意了仆固怀恩的请求,对于他们而言,完全可以做到一边做兄弟,一边做对手。九月一日,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吐谷浑人马共计十万进犯,李豫得到消息后命令长安周围各节度使集中兵马对长安形成一个保护圈,但仅仅七天后就传来仆固怀恩病逝的消息。仆固怀恩这次可以说是强撑病体进犯唐境,他亲自率领朔方军坐镇大军之后进行指挥,但病痛的折磨没能让他坚持到最后,当大军走到鸣沙时,仆固怀恩暴死于军中。一代名将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悲喜一生。后来吐蕃、回纥大军为郭子仪所击退,李豫听到消息后,遗憾地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但李豫知道真相实在太晚了,因为诸多误会以及消息沟通不畅,致使平叛名将终究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仆固怀恩全家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两个女儿牺牲个人幸福为国远嫁和亲,可谓满门忠烈。可惜这样一个忠勇之人却不被朝廷信任,被史学家记入“叛臣传”,确实令人感慨和同情。事实上,仔细分析仆固怀恩从忠臣到叛将的整个过程,除了他本身性格的缺陷,以及诸多误会和沟通不畅的客观原因,这其中还隐藏着一股外力的推动作用,前边我们说过,当时朝廷说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四个人,而其中两个人是宦官。事实证明,说仆固怀恩有被宦官逼反的嫌疑并不为过,而纵观李豫当政时期,平息宦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过去的一道坎。第八章平息宦乱傲视天子谁都知道李豫称帝是宦官拥立之功,虽然他早已经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李亨去世前由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宫廷政变,还是让李豫的继位蒙上了一层宦官拥立的色彩,而且当时李豫被李辅国的人变相软禁,在李豫即位后,以李辅国为首的宦官一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拥立之功。李隆基在位时,宦官开始掌握权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高力士。但高力士是个好宦官,凭借李隆基的绝对信任,本来有专权的机会,但好人高力士依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尽心尽力地做一个皇帝的仆从,效忠他跟随多年的李隆基,不论他是万人瞩目,还是无人理睬。当高力士听到李隆基病逝的消息后,他也追随太上皇而去,口吐鲜血倒地而亡。高力士离去之后,唐朝直到灭亡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忠心不二的宦官。而从李亨继位伊始,给予了李辅国过高的权力,甚至将身家命脉——皇家禁军,完全交给这个服侍自己多年的奴才,只因为李亨处在人生十字路口艰难抉择时,是李辅国为他指明了方向。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对李辅国的感激之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高力士那样正确看待自己,通过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进西苑,一直到李亨临终前发动的那场政变,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马厩奴才出身的宦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视权力如同生命,在拥立李豫继位后,他更不把这个曾经被自己软禁的皇帝放在眼里。李豫的心中始终对这个下狠手的奴才怀有憎恨之情,在他即位之初忙着平定史朝义叛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大宦官李辅国对自己所做的那些不敬之事,虽然李豫性格温和,不是那种有仇必报的人,但为了江山社稷,为了激浊扬清,他始终没有忘记清除掉李辅国这个毒瘤。事实证明,宦官虽然拥有权力,但如果失去皇帝的庇护,其结局客观地讲还不如自家养的宠物。而当时李辅国依然沉浸在专权的美好日子里,在他看来,自己拥立的皇帝完全被自己控制在掌中。李豫刚继位时,他曾经用颇具挑衅的话语告诉李豫,说陛下只要好好待在宫里就可以了,所有的事情都由老奴来处理。李豫听完后,犹如芒刺在背!不过李豫当时并没发作,因为他明白自己刚刚继位,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理顺,对李辅国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虽然他内心十分不满,但表面上依然尊敬李辅国,尊称他为“尚父”,所有事情全都先和李辅国打招呼再作决定,而且大臣进宫朝见皇帝,都要先去面见李辅国,然后再去见皇帝。对于这种超高规格的待遇,时间长了,李辅国也认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所以泰然处之,尤其在李豫面前丝毫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而在表面尊敬李辅国的背后,李豫的内心始终隐藏着杀机,他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李豫的心机,这位从宫廷百孙院里走出来的大唐皇帝,在经过战场厮杀的历练以及先前那场宫廷政变的波澜后,其内心已经十分强大,就在他继位的一个月后,他还加封李辅国为司空、中书令,实封八百户。在李辅国看来,这是李豫对于自己拥立之功的一种回报,然而他不明白,自己对于李亨而言确实有拥立之功,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个可恶的奴才简直就是在胁迫自己。李豫依然丝毫不露痕迹地稳住李辅国,让他尽情享受自己给予他的超高规格的待遇,但同时他那聪慧的头脑始终在寻找制约李辅国的方法,就在李豫积极寻找对策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看出了李豫对待李辅国的态度极为反常,所以他秘密面见李豫,请求皇帝陛下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这个人就是在李亨去世前李辅国发动兵变时充当马前卒的程元振。程元振,京兆府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少年时为了养家活命,被迫阉割,托人送入京城长安,入侍皇宫,先在内侍省做些扫地、打水、倒马桶的工作,由于聪明伶俐,逐渐升为内射生使,统领射生手侍卫皇帝。在李辅国发动兵变之前,程元振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因为他向李辅国告密,程元振恐怕会一直默默无闻下去,但正是这次告密改变了他的命运。事实上,程元振的告密行为并不能说明他有多大的政治目的,当时身处旋涡之中,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命。坚决与张皇后和越王李系划清界限,这是程元振当时的唯一想法,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程元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知道以李系和张皇后的智商和实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随着李辅国兵变的成功,李豫即位后程元振算是拥立功臣,李豫加封他为飞龙副使、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这一连串官职标志着程元振获得了皇家部分禁军的掌控权,以及内侍省的操控权,是仅次于李辅国的朝廷二号宦官。可以说随着官职的提升和权力的增加,程元振在朝廷内人气飙升,最关键的是程元振是一个和李辅国一样的人,都视权力如同生命。同时也都是不甘居于人下的人!如果没有发生那场政变,地位卑微的程元振是打死也不可能请求李豫削弱李辅国权力的,但权力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能让一个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看到皇帝陛下被迫忍受李辅国的嚣张跋扈后,程元振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现在,他如果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依靠两样东西——皇帝的权力和自己仅有的一点兵权。在程元振看来,皇帝的权力可以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而自己掌握的部分皇家禁军可以保障皇帝行使权力。换句话说,一旦皇帝陛下因为限制李辅国的权力而遭遇不测时,程元振掌握的禁军必须顶上。这也是程元振之所以敢向皇帝进言的筹码所在。事实上,当时不仅程元振看到了这一点,苦于没有机会制约李辅国的皇帝李豫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程元振面见自己说出想法后,李豫开始动心了。身首异处宝应元年(762年)六月,在李豫忙于应对平叛事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清除李辅国这个身边的毒瘤,在和程元振密谋多次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整治那个曾经胁迫自己的奴才。六月十一日,他让程元振率领能够掌握的禁军迅速集结在内宫周围,其意图是让程元振守护内宫,一旦李辅国胆敢轻举妄动,程元振的人马可以抵御。在看到程元振部署妥当后,李豫立即下诏解除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以及兵部尚书的职务,以程元振代理元帅行军司马,并命令他迁出皇宫居住。李辅国看到诏书后差点没晕过去,他不明白皇帝陛下为什么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免去自己最有实权的官职,而当他听到程元振已经带兵将内宫团团护住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次皇帝陛下是动真格的了。李辅国当时虽然担任兵部尚书,但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唐代的兵制,应该说兵部尚书并没有真正掌握兵权,李辅国真正能够掌握的是当时皇家的绝大部分禁军,可是当时程元振已经做好准备,时刻准备拼命,而且他真要调集禁军向皇帝开炮,恐怕禁军也未必能够买账。总之一句话,在那个时代,大唐皇帝还没有彻底失掉威信!所以,李辅国没有必胜的把握。既然无法硬抗,那就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来自保。现在皇帝陛下诏书已下,想要改变已经不可能,李辅国决定采取逆向思维,向皇帝陛下上表请求让出中书令的位置。在他看来,自己这种诚恳的态度必然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仁慈的皇帝至少应该是挽留,只要回到宫内,自己就会有机会重新上位,然而他最大的失策就在于他认为的拥立之功,在李豫那里却被认为是胁迫。所以表文递上去,六月十三日皇帝批复下来,两个字“准奏”。这一次李辅国彻底愤怒了!失去理智的李辅国转天前往内宫面见李豫,名为谢恩,实则是去质问。“谢陛下体谅老奴,让老奴卸掉长久以来身上的担子,得以休养。”李辅国行过大礼后,第一句话就带有挑衅的味道。“呵呵!尚父拥立之功朕当永远铭记,奈何朝廷事务繁杂,朕恐尚父操劳过度,故而卸去尚父的官职,到宫外居住休养。”面对李辅国的挑衅,李豫并没有与之针锋相对,依然尊称李辅国为“尚父”,但其话语明显是绵里藏针的回击。李豫的话让李辅国如骨鲠在喉,片刻之后他哽咽地说道:“既然老奴侍奉不了陛下,那就到地下侍奉先帝去!”言罢,李辅国转身气冲冲地走了。面对李辅国挑衅的言语,李豫一笑而过,他明白这意味着这个该死的奴才已经黔驴技穷,所以在李辅国向外走的时候,李豫依然笑着说道:“尚父保重身体啊!朕会派人经常去探望你的。”不可否认李辅国临走时说的话乃是气话,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他真的实现了到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随着李辅国的倒台,他先前的死党如秘书监韩颖、中书舍人刘烜、山陵使判官裴冕等人均被罢官流放岭南或赐死。事实上,李豫的这种做法已经算是对李辅国开展了清算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李辅国的重视。李辅国本以为皇帝罢免他所有的官职后,不会再追究他先前的所作所为,所以他在皇宫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一直到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该来的报应终于降临在李辅国的头上。当李辅国说完挑衅的话语转身离开内宫时,李豫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他知道罢免李辅国的官职仅仅是个开始,多年的政治历练,让他深切地懂得对于权力欲极强的人,尤其是李辅国这样身体残缺不全,且心里存有某种阴暗想法的人绝不能手软。必杀之!这是李豫心里唯一的想法。但李豫同时也明白,李辅国无论多么嚣张跋扈,毕竟有诛杀张皇后之功,如果公开将其正法恐怕会落下屠戮功臣的骂名,罢免李辅国的官职已经达到了李豫树立权威的目的,而杀掉李辅国则是清除潜在的威胁,完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正所谓特殊的人物必须要寻找特殊的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对于李辅国这样的人,李豫认为秘密除掉乃是上策。于是在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李豫秘密派遣心腹武士前往李辅国在宫外的宅院执行刺杀任务。当杀手在李辅国居住的房顶上掀开瓦片向下观看时,这个已经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的老奴才,此刻刚刚参加完府内的宴会,浑身酒气的他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熏得房顶上的杀手不禁捏住鼻子。杀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挪开几片瓦,纵身跳进房间,轻轻走到李辅国的面前,手起刀落砍下其头颅和手臂,装进袋子后回去向皇帝陛下复命。或许杀手的手法实在炉火

                        7日这天分出了胜负。皖系在西路主战场和中路都遭遇了重大失败,直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首先是西路,吴佩孚诱敌深入,搞人际关系和行政工作远胜带兵打仗的段芝贵脑袋一热就中了圈套,孤军深入,在松林店遭遇吴佩孚的伏兵,全军覆没。然后是中路,直系王承斌的炮火直接击中了皖军中路指挥陈文运,陈文运重伤,在卫兵的护送下做了逃兵。领导跑了,指挥系统瘫痪了,小兵们的抵抗也就只能停止了。最终,大部分人选择投降。一天后,18日,张作霖的奉军开到涿州,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加入战斗,张作霖总算没有浪费自己精于算计的特长。剩下的战斗就是一边倒,徐树铮的东路军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皖系士兵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口水仗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四天,从14日打到17日就基本结束。败因,倒台有人或许会问,段祺瑞的军队不是挺牛的吗?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军饷也最为优厚,军中干部也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为何会一败涂地?民意之类的借口就不说了。段祺瑞的军队综合素质是不错,唯独缺乏实战经验。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都一定要经历战争,即使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的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当,但一旦受挫,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致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小时候看电影,国军长官吃了败仗,面见上司时总喜欢说一句话: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对手的厉害,虽然说有点抬高自己,但对直皖之战来说,这确实是事实。皖系的对手很强大,尤其是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这可是一支有着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老部队。从成军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再到护法战争,可谓是身经百战。而且吴佩孚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军事素养不仅胜过徐树铮,更是远超段芝贵诸人。直皖这一战将段祺瑞的精锐嫡系部队“边防军”(参战军)完全消灭,虽说还有一些省的督军算是段祺瑞的旧部下,但毕竟不是徐树铮这样有直接关系的铁杆手下。脱离了直接关系的部队,时间久了指挥不动在所难免。说了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段祺瑞再也不是过去的段祺瑞,势力大减,虎落平阳。这场战争的主角段祺瑞,此刻正静静地伫立在庭院中,夏夜的微风轻轻拂过,能让他更好地思考未来的路,不过他肯定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两鬓又添了几丝斑白。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但段祺瑞的成功不是白来的,他以一介草根攀上帝国权力的顶峰,早已明白了“舍得”的要义——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他明白,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放下还可以活命,继续拿着则可能会死。所以段祺瑞决定把该放下的都放下——军队不要了,权力不要了,荣誉也不要了。19日,段祺瑞命令前线士兵停战投降,然后自请辞去所有职务,褫夺所有勋章。曹锟、吴佩孚包括徐世昌都很欣慰,这个强势得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家伙终于下去了,就让他在天津老死吧。他们确实不能把段祺瑞怎么着,徐世昌是他多年的兄弟,曹锟是他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学生,更何况他对民国也有过功勋。不过段先生的铁杆手下徐树铮、段芝贵等人的下场不是很好,被全国通缉,四处逃窜。而安福系列产品——安福国会以及由安福俱乐部成员掌权的机构也被全部解散。皖系势力几天之间便烟消云散。还好,没有一个人被判死罪。说实话,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当宽容,很多不用死的人都死不了。反倒是之后上台的国民党喜欢搞白色恐怖,自由度越来越低。尚武的段祺瑞垮了,民国的春天还远吗?第七章广东风云

                        分赃

                        直系、奉系击败皖系之后,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何分赃?尤其是重中之重——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已经被前辈曹操验证过了,任何野心家都想如法炮制,但现在“天子”只有一个,“曹操”却有两家,这该如何是好?两派实力相当,谁也不比谁强太多,因此两派商量出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相互妥协,各退一步。比如,这一部门你占了,另一部门就得给我。当然,直系比奉系出的力多一些,得到的甜头也就多一些。但总体来说,两派对政府的控制力相差不远,不至于失去平衡。至于总统,两派一时没有太好的人选。再者,让哪一派的人做总统都不能让另一派服气。因此,只好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徐世昌继续把傀儡总统这份受气的工作做下去。不过有一件事是两派都自动忽视的,那就是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以前段祺瑞还搞个“安福国会”耍一耍,走一走形式,现在曹锟和张作霖连形式主义都不走。孙中山这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多次要求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扫灭桂系和滇系,他还想再次北上“护法”。同为革命家,陈炯明这个人就比较现实。他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又不是下棋,输了可以再摆一盘。打仗打输了之后,大部分情况是再无翻身的机会。当然孙先生这种“不怕输,输不死”的特例不在考虑之中。因此陈炯明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调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中山虽然很窝火,却也无可奈何。陈炯明不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还不到行动的时候,并非他不想率队返乡,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一个让他能大展宏图的机会。机会历史进入1920年春的时候,陈炯明的机会出现了。此事还要从滇系和桂系控制的傀儡政府——广州军政府讲起。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彼此都不放心对方,担心对方控制军政府,于是都想方设法在广东安插自己人和驻扎军队。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岑春煊同志就是陆荣廷先生的正牌利益代言人,广东督军莫荣新也是陆荣廷的小弟。相对陆荣廷而言,唐继尧在广东的势力就弱势一些,毕竟这位仁兄在护法战争时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事后分赃时捞的好处自然就少一些。即便如此,唐继尧也安排了一支滇军驻扎在广东。事实上,这支滇军——靖国联军第六军,并不是唐继尧在护法战争时派驻广东的,而是当年护国战争期间李烈钧同志带入广东的,本是作为一支偏师协助友军吸引火力。后来袁世凯众叛亲离在郁闷中死去,这支军队便一直留在广东。至于留在广东不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唐先生看上了富饶的广东。唐继尧坐镇云南,遥控指挥这支军队代表他在广东发言,日子过得十分舒坦。就在这种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唐继尧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在打这支军队的主意。此人叫做李根源,他曾参加同盟会,曾在云南发动辛亥革命,也曾参加护国战争,算是一位老革命家。但此人的政治立场不太坚定,常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更换老板。像这一次,他就打算投靠桂系的陆荣廷陆老板混口饭吃。1920年2月,李根源拜会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先生。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李根源高度评价了莫荣新为广东省繁荣富强所做的杰出贡献,示意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靖国联军第六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则肯定了李根源为推动两方在军阀领域建立互信合作所作的贡献,并让对方协助自己吞掉这支军队再立新功。接下来,两人开始实施蚕食这支军队的计划。在桂系的运作之下,李根源当上了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军长),并逐渐用自己人取代唐继尧的亲信出任军官。面对桂系的挖墙脚行为,视枪杆子如命的唐继尧做出激烈反应:解除李根源的军长职务,宣布靖国联军第六军由自己直接指挥,暂时由李烈钧代理。回望当年,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三人协力发起护国战争,也算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因此尽管李烈钧是孙中山的人,唐继尧也还算信得过对方。再者,尽管孙中山不承认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但李烈钧还在军政府上班,任总参谋长,替孙中山照看军队,避免孙中山人走茶凉。面对唐继尧的反击,李根源自然不肯束手待毙,于是拉出一部分忠于自己的人马跟李烈钧麾下以朱培德(朱德司令的同学和好友)为首的滇军打了起来,随后陆荣廷暗示莫荣新参战,唐继尧也派出部队增援,事情越闹越大。好在岑春煊和稀泥的本事仍在,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李根源免职,滇系退出广东。广东从此桂系一家独大,军政府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跟桂系的广西总部功能重复不说,还得花钱养一帮闲人,太不值得。况且,战争期间军政府的官员们已经跑的跑、逃的逃,军政府只剩一个空壳。尤其是财政部部长伍廷芳,逃跑的时候还把剩下的一百多万现金也卷走了,后来献给了孙中山。人没了,钱没了,广州军政府随之瓦解,“非常国会”分崩离析。粤桂第一战广东局势一片混乱。在一旁已经观察了很久的陈炯明,终于下定决心出手:陆荣廷和唐继尧你们俩要当螳螂和蝉,就别怪我当黄雀!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派遣廖仲恺为钦差大臣,敦促陈炯明趁此良机率领粤军杀回广东,还承诺给予军费支持——孙中山刚刚拿到伍廷芳的那笔“赞助”。陈炯明虽然理财能力不行,但搞钱的歪点子不少,他派人给福建督军李厚基传话:你老兄如果给我一笔开拔费,我就即日起兵回广东,把我的地盘让给你,你看如何?李厚基十分愿意花钱送走这尊瘟神,于是陈炯明又拿到一笔钱。1920年8月6日,陈炯明高喊着令士兵热血沸腾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兵发广东!粤桂战争就此爆发!莫荣新先生统率的桂系军队这些年在富饶的广东养尊处优,积极吸鸦片,积极干坏事,就是不积极训练,本就不强的战斗力再度下降。而在福建卧薪尝胆两年、时刻盼望打回老家的粤军,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刻苦训练,远非吴下阿蒙。更何况,桂系军队有不少官兵都是广东人,还有曾经支持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担当将领,内部并不稳定。因此,桂系军队被粤军打得满地找牙。战争开打两个月之后,受孙中山派遣,蒋介石重归粤军。因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请了病假,这次不是因为喝花酒伤身,而是在战斗中负伤。于是蒋介石任代理军长,率军节节胜利,尤其是在攻克最艰险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要地——惠州、广州的战役中,再度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美中不足的是,粤军未能全歼桂系驻广东的部队,留下大患。不是粤军不够勇猛,而是桂系的三位年轻人表现得太出色,他们亲自断后,带领部下拼死阻击粤军,使桂系大军残部得以冲出重围。这三个年轻人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用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为战友们赢得了生机。在蒋介石已经做到一军之长的时候,未来十分生猛的“李猛仔”李宗仁还是营长,而军事奇才“小诸葛”白崇禧、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黄绍竑不过是连长。但不要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而轻视他们,这三个人将在五年之内一统广西,将桂系打造成西南最强大的势力。粤军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欣赏。他写信赞道:自陈其美去后,既忠于党又懂得军事还能率军打胜仗的同志,就只有你了。话里话外掩盖不住溢美之意,不过接下来话锋一转:你性格太过刚硬,与那些小人合不来,但是党对你期望很高,希望你能控制脾气,为革命事业将工作做下去,不要再动不动就负气出走。这番话表露出孙中山渴望蒋介石替他掌握粤军的急迫心情,但愿蒋介石不会让他失望。桂系跟滇系关系已经破裂,没了后援,在广东又打了败仗。事情到了这一步,陆荣廷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10月底,陆荣廷宣布取消军政府,取消广东独立。陈炯明你赢了,地盘归你,我陆荣廷走!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粤桂之间的第一仗,孙中山获胜。奇人陈炯明获胜的真是孙中山吗?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广东的现任军政一把手“残仔明”先生。1920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这道命令似乎有些问题。当年孙中山离开广东时,已经辞去了自己在军政府的相关职务,那他现在是以什么身份任命陈炯明?“残仔明”也觉得有问题:在福建的这两年,我只是有事才向你孙中山汇报一下,说汇报是给面子,其实就是通报一下,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做主。我通过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才率兵赶走桂系,如今正是兵强马壮大展宏图的时候,你却出现了,我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好?“残仔明”与其他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军阀有所不同,他不是一介武夫。陈炯明,字竞存,是一个新式大学生,是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年他做广东省议会议员时,曾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等多项有想法、有益于民生的提案。而且,陈炯明不同于那些只知道扩充自己地盘的粗鄙军阀,他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是中国最早看好苏俄社会主义政体和美国联邦共和制政体的人。在当时,这两个国家尚未显现出明显高人一筹的实力,而陈炯明却已经开始了对这两种政体的探究,尽管很粗糙,但已属难能可贵。陈炯明一边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感到兴奋,甚至和列宁同志通信请教问题,表达政治抱负;一边他又认为共和应该是全体人民参政议政,不应该由某一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一边欣赏社会主义,一边又觉得应该用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来统一中国,也就是他一直主张的“联省自治”。矛盾吗?不矛盾,政治很复杂,可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各位也看出来了,陈炯明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完全不一致。就算是好得蜜里调油的恋人,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目标不一致的时候都得选择痛苦地分手,何况孙先生与陈先生还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麻烦大了!矛盾在陈炯明的“不盼望”中,孙中山抵达广州。孙先生不是来广州旅游的,他还是来“护法”的。不铲平专制腐朽的北京政府,不统一中国,就不能停止革命。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孙中山当然要和广东省一把手陈炯明谈一谈,多交流沟通,才能促进合作。没想到孙中山刚起了个头,陈炯明就反驳道:我一贯的政治主张是“联省自治”,而非武力统一中国,再者,我们就占据广东一省,兵力财力都不足,有什么实力去支撑统一中国的战争?说到这里,得强调一下,孙中山之前想借助德美两国财力发展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德国成了一战的战败国,自己都保不住,哪还有能力管别人。而美国支持的直系正如日中天,有什么理由给直系扶植一个对手?听完陈炯明的这番话,孙中山怒了:粤军可是我当初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这本来就是革命的武力,岂是你陈某人的私产,广东是革命的基地,干革命事业岂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资源准备北伐!蒋介石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他也在一旁帮腔,还把设计好的先征广西继而北伐统一全国的计划讲给陈先生听。可陈炯明根本听不进去。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此后又做了几次努力——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正式的军事会议上,但他的计划和理由根本不为陈炯明所接受,于是蒋介石一气之下又离开了广州。孙中山的那封信白写了。陈炯明非但无视蒋介石的计划,他还反问孙中山: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而我们发动革命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保境息民”,让老百姓过几天安宁日子吗?孙中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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