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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夜夜免费精品短剧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
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现内讧的局面。而最终内讧的结果却是让李隆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很多事件的走向，这一切都源于哥舒翰的自私自利。哥舒翰的错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李隆基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丞（左仆射），同平章事。这样哥舒翰成为了抗击安禄山叛乱以来第一个获得“出将入相”殊荣之人，这都足以说明李隆基对哥舒翰的信任。但在大敌当前，作为身系抵御强敌，确保京师长安绝对安全的哥舒翰，在坚守潼关的时候，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料理军务。但他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打击异己，尤其是在皇帝陛下加封他之后，哥舒翰公报私仇的想法更加彰显无遗。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和安禄山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哥舒翰将目光瞄向了安禄山的族兄、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在安庆宗被杀之后，安禄山在长安的亲戚只剩下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安思顺最初兼任朔方节度使，和安禄山不同的是，安思顺还是十分忠于唐朝的。但即使是这样，由于和安禄山有血缘关系，李隆基还是罢免了他的节度使之职，将他招进朝廷改任户部尚书，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所以哥舒翰对安思顺也没有什么好感。当哥舒翰“出将入相”之时，为了报复安禄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所借的这把刀就是李隆基！天宝十五年三月，哥舒翰秘密遣人前往长安密奏李隆基，说在潼关关口外捉住了安禄山派来的奸细，并从奸细身上搜出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和安禄山内外勾结，恐怕对皇帝陛下不利，并列举了安思顺的七大罪状，请求李隆基处死安思顺。如果放在太平日子，哥舒翰这种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的上报，李隆基一定是置之不理的，甚至可能还会训斥哥舒翰。但大敌当前，安思顺和安禄山的关系，让李隆基不得不怀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我看来，这是李隆基当时的唯一想法。所以在未经过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李隆基下令将安思顺和其弟、时任太仆卿的安元贞一并处死，其家眷被流放岭南。安思顺被杀让身在潼关的哥舒翰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同时他复仇的举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手下人。当时在哥舒翰手下的很多人看来，哥舒翰似乎具备呼风唤雨的能力，哥舒大帅想干掉的人，只要跟皇帝陛下打声招呼，他的脑袋就会搬家。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少，而王思礼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安思顺被杀后，出于表现自己的目的，向哥舒翰提出了一个“蒋干式”的计谋：“现在天下人都十分憎恨杨国忠，安禄山起兵造反也是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将军不如诛杀杨国忠，以平天下之乱。”王思礼虽然头脑简单，但哥舒翰显然没失去理智，他没有采纳王思礼的计策。王思礼见哥舒翰不为所动，又主动请缨带领本部精兵，前往长安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来再清除掉。哥舒翰冲着自己手下这个头脑简单的将领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句话：“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去做的话，那就不是安禄山造反了，而是我在造反。”王思礼的计策虽然十分幼稚，但哥舒翰理解手下人的心情，所以他并没有斥责王思礼。按说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远在长安的杨国忠很快得到了消息。事实上，哥舒翰在被加封之后，杨国忠的内心就已经开始不安起来。很长时间以来，进位宰相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杨国忠这道关，现在哥舒翰居然被皇帝陛下轻而易举地提拔，这是杨国忠所不能接受的。安思顺被杀的时候，杨国忠并不知情，等他知道的时候安思顺和安元贞早已经人头落地，这让杨国忠开始对哥舒翰产生了恐惧。因为在杨国忠看来，哥舒翰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这对他来讲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安禄山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是清除自己，潼关现在胶着的局势，哥舒翰很有可能想出除掉自己以平息安禄山叛乱的计策。所以，当杨国忠知晓潼关有人有清除自己的动向后，他本能地认为这是哥舒翰的意图。在杨国忠看来，朝廷的重兵现在都掌握在哥舒翰的手中，如果他帅旗一挥统兵西进，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就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国忠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寝食难安，如芒在背。现在他必须要想出万全之策，化解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于是，他向李隆基建议，说潼关虽然有二十万守军，但京师长安却守备空虚，潼关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则长安没有后继之师，现在应该在皇宫内选出三千个年轻的监牧官加以训练，以防不测。训练三千个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屁孩，用以应对安禄山的叛军，鬼都知道杨国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哪里是在提防安禄山，明显是在提防哥舒翰。不久，杨国忠又亲自招募了一万新兵，让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屯师于灞上，和京师长安互为犄角。杨国忠在长安的动作，也很快传到了潼关，当时有人将杨国忠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哥舒翰，这引起了哥舒翰的警觉，因为担心受到杨国忠的迫害，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将灞上的军队划归自己管辖。出于稳定以及增强潼关防守力量的考虑，李隆基同意了哥舒翰的要求。应该说哥舒翰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十分得当，再一次借着皇帝这把刀，将杨国忠苦心想出来的招数轻松化解。但接下来哥舒翰所做的事情，却是名副其实的败笔。六月一日，当灞上杜乾运的一万人马正式编入哥舒翰的麾下后，哥舒翰以杜乾运督军不利为借口将其杀掉。哥舒翰或许是不想留什么后遗症，使得灞上这一万人马完全为自己所拥有。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远在长安的杨国忠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后，会作何感想。很快，杨国忠得到了消息。此时的杨国忠实在是哑巴吃黄连，其心理状态十分复杂，既恐惧又想报复哥舒翰。但哥舒翰远在潼关，这让杨国忠有些鞭长莫及。但报复心极强的杨国忠还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祭出狠招，虽然他知道接下来他所祭出的招数，极其阴险狠毒，甚至置整个大唐帝国的利益于不顾，但他依然决定迈出这一步。因为在杨国忠看来，个人利益远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而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杨国忠悲剧结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杨国忠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哥舒翰带兵走出潼关，与叛军正面交锋。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目前的局势下，潼关的二十万人马颇有些哥舒翰私人武装的味道，如果想削弱哥舒翰的势力，就必须要借叛军之手，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削弱。杨国忠想到了哥舒翰出关作战可能会失利，但他一定想不到哥舒翰未来会败得那么惨，甚至会间接导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叛军似乎实力并不强，但是哥舒翰只知道等待，臣觉得应该让哥舒翰带兵出潼关，去主动寻找叛军进行决战。如果只是这样等下去，恐怕会丧失很多机会。”当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李隆基就知道杨国忠所说的叛军实力并不强，指的是安禄山在陕郡驻扎的那四千人马。其实在军事上，李隆基还是十分信任哥舒翰的，毕竟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必然有其道理。而近半年叛军在攻下洛阳后，始终没有向西再迈进一步，也是很有力的证明。所以，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只是点点头，然后平淡地说了一句话：“打仗的事儿还是交给哥舒翰这样的将领吧！”“臣明白陛下的心思，但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潼关拥有二十万守军，时间一长怕会生出变故，而且陛下一定要防止以战养战的局面出现。”以战养战！这四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瞬间让李隆基警醒过来。而这四个字，也是杨国忠最后的撒手锏。“陛下可以命哥舒翰出潼关作战，一来是为了尽快平叛，二来也可以试探下哥舒翰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出战，就说明他没有异心，如果他推三阻四，臣觉得此人绝不能留，而且即使出战不利，大军还可以退回潼关继续坚守。”不可否认，杨国忠已经观察到了李隆基面部表情的变化。所以他最后说的这些话，语气十分柔和，他明白要想让皇帝陛下接受自己的意见，必须要给皇帝陛下充分的回旋空间。“嗯，听你这么一说，朕觉得可以让哥舒翰出潼关主动御敌。”此刻，在李隆基的头脑中始终回味着“以战养战”这四个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终究摆脱不了“猜忌”这个词的局限性，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心满意足地走了，但接下来李隆基那里却接到了雪花般的奏疏。很多人知道李隆基决定让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的消息后，立即上疏表示反对，其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在山西、河北地区鏖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坦白地讲，郭、李二人作为多年征战沙场的名将，比没有军事经验的李隆基更加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两个人在得知李隆基的想法后，立即上疏李隆基提出了上述意见。应该说，郭、李二人所说的话既是建议，更是为李隆基制定了战略方向。可惜的是，李隆基没有重视。当然，没有人比身在潼关的哥舒翰更加着急。他在知道李隆基想让自己出潼关御敌的消息后，差点没背过气去，联系前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哥舒翰明白这一定是杨国忠从中作梗。他深切地知道，皇帝陛下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不过，此时哥舒翰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变皇帝的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为皇帝陛下分析潼关目前的局势。在给李隆基的奏疏中，他指出了陕郡所驻扎的叛军是安禄山的诱饵，安禄山的目的是想速战速决，因为时间长了，安禄山会担心军心涣散。如果现在出潼关御敌，势必会落入安禄山的圈套。如果就这么和他耗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内乱，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带领大军出潼关一击制胜。在奏疏的最后，哥舒翰特别写出希望皇帝陛下能够信任自己，不要受任何人的干扰。奏疏递上去，换来的却是前来督军出战的宦官。据史料记载，当时李隆基为了让哥舒翰尽快出潼关御敌，派出督军的使者将近五十人，这在大唐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看到源源不断前来督军的宦官后，哥舒翰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用语言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让皇帝陛下彻底相信自己，唯有率领大军走出潼关。“臣竭尽所能，愿陛下洪福齐天！”在落日的余辉下，哥舒翰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再抬起头时，早已经泪流满面。此刻，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只是他无力改变结果，身为大唐的臣子，他不能违抗皇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率领大军走出了潼关。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潼关失陷六月七日，哥舒翰的先头部队进至距离灵宝以西五十里的西原，在那里他们与安禄山的部将崔乾佑相遇了。西原地带南靠首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约七十里长的狭长隘道，从地势上讲，对叛军极为有利。哥舒翰虽然已经领兵走出潼关，但他并没有拼死冒进，当即将进入那条狭长的隘道时，哥舒翰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身经百战的哥舒翰已经看出了前边的隘道是绝境之地，如果就此贸然进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为此，他在大军驻扎安稳后，便同部将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游观察地势。事实上，在哥舒翰仔细观察、运筹帷幄的同时，崔乾佑也在积极准备，在崔乾佑看来，哥舒翰此番出潼关实在是迫不得已，迫于皇帝的压力，哥舒翰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现在崔乾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哥舒翰不能在皇帝那里找到后退的理由。基于这种情况，崔乾佑决定继续采取先前安禄山在陕郡的“示弱”策略，在那条长约七十里的隘道上，零零散散地布置了些许守军，在外人看来，崔乾祐布置的守军全然没有军队的样子可言，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其实，没有人比崔乾佑更明白，他布置的这些人不过是诱饵，只要哥舒翰走进这条隘道，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就会迅速像兔子一样后撤，引诱哥舒翰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哥舒翰在黄河中游的船上，将隘道中的情形全部看在眼里，坦白地讲，崔乾佑的“障眼法”瞒不过哥舒翰。但哥舒翰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在潼关之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现在他只有向前才能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向前会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后退或者原地不动，对于哥舒翰来讲只有死路一条。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知道结局，而却无力改变。六月初八，哥舒翰做出了具体部署，命令部将王思礼率精兵五万为前军，部将庞忠统兵十万紧随其后，鱼贯进入那条隘道。为了防止中叛军的埋伏以至于全军覆没，哥舒翰特地留下三万人马，由自己亲自统领在黄河北岸的高地上擂鼓助战。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即将进入隘道的时候，哥舒翰叮嘱他们一定要试探着前进，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不要过多地纠缠其中，立即引兵退出隘道。哥舒翰的叮嘱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但十五万人全部涌进狭长的隘道中，正应了那句俗语：老猪进篱笆——进退两难。事实证明，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进入隘道没多久后，哥舒翰先前的预料全都应验，只是王、庞二人早已经将哥舒翰的叮嘱抛在脑后。王、庞二人带领十五万大军在隘道中缓缓前行的时候，崔乾佑立即命令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偃旗息鼓，迅速向后撤退。而王、庞二人就像被人拴着一样，跟在对方的身后长驱直入。军事经验极少的他们并不知道，崔乾佑已经为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坑。王思礼带领的先头部队没过多久便遇到了埋伏。当他进入隘道十里的地方时，只见隘道两旁的山上，忽然擂起战鼓，并从山上不断投下檑木滚石。“不好，两边有埋伏！快撤！”王思礼高声喊道。虽然他忽然想起了哥舒翰的叮嘱，但确实为时已晚，就在他刚要指挥人马回撤时，一根檑木正好砸中他的头部，王思礼顿时跌落马头吐血而亡。顿时王思礼的先头部队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不断向后拥挤着撤退。但庞忠的后续部队此时还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看到先头部队的人马忽然拥挤着后撤时，他们由于来不及转身，被挤倒在地马踏身亡的不在少数，一时间十五万大军像一团麻绳一样，堵塞在隘道之中难以展开，死伤惨重。十五万唐军在隘道中遭遇埋伏，站在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全都看在眼里，情急之下他命令手下人推着毡车进入隘道中，以期能够打开一条通道，让大军撤出。应该说哥舒翰的反应已经很迅速。但崔乾佑的反应也丝毫不慢，他命令士卒用早已经准备好的数十乘草车堵在隘道口前，然后纵火焚烧。由于火势太旺，哥舒翰的毡车根本无法靠近隘道，而且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庞忠的人马以为隘道口被封死，所以大批人又急速向隘道深处涌进，可以说十五万唐军真正死在叛军檑木之下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死在自己人来回拥挤踩踏之下。此情此景，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看得一清二楚，在如此危急局势下，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必须要将隘道口清理出来一条通道。但就在他整顿人马走下高地的时候，驻扎在首山脚下的崔乾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首山脚下迂回到黄河北岸，等待哥舒翰走下高地，然后发动突袭。前面说过，从地势角度而言，对叛军极为有利，这是因为崔乾佑所驻扎的首山脚下，可以展望全局。哥舒翰虽然站得高，但他只能看见隘道中的情形，而崔乾佑的本部兵马是个什么情况，哥舒翰则是一无所知。当哥舒翰带领人马走下高地时，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崔乾佑居然会在高地下的平原地带等待自己。他刚一露头，崔乾佑就下令骑兵部队进行猛烈的冲击，哥舒翰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很快哥舒翰的三万人马溃不成军，有的丢盔弃甲逃往首山之中，有的被挤进黄河溺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
，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军事通讯设施、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报社控制住，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而且，由于此次兵变并未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叛迹不彰，事起突然，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的全部机构，包括军统，都没有来得及向外部发出示警信号，便已就范。就在蒋介石生死未卜，宋美龄心急如焚的时刻，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解释电报到了，保证“决不妄加危害”蒋介石，这才让宋美龄把心放下了几分。张学良的电报，让宋美龄一方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和平解决”派做了一个稳妥的决策：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在了宋美龄身边，他就是戴笠。没办法不站出来，一来保卫领袖本就是军统的天职，二来此次领袖“失陷”西安，跟军统在西北的糟糕情报工作很有关系，戴笠难辞其咎。所以若不想下岗失业甚至被砍头的话，就必须站出来亡羊补牢，将功补过。再来说说势力强大的“武力讨伐”派。其头面人物是老资格的黄埔系领袖何应钦。十几年过去了，新人换旧颜，当年的黄埔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现在眼见老领导立于危崖，要是再推上一把，自己不就能接班了吗？因此，何应钦是一心要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很多资料都说何应钦是亲日派，是为了投降日本才要武力解决蒋介石，这种说法倒也不算空穴来风。长城抗战之后，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这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新上任的国民政府华北军政长官何应钦本着“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的原则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日本军队（所谓华北驻屯军）合法地进驻平津。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因此成立，虽然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华北驻屯军的威慑下，他说话的分量能有多重？！一句话，“华北自治”因此协定成为事实。在背后策划此事的又是土肥原贤二那个该死的倭寇。《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就爆发了由共产党人胡服在北京发起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胡服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刘少奇。结果何应钦动用军警镇压了学生运动。你何应钦不拿枪打日本人，却在这里打学生！这应该就是何应钦亲日的由来。不单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他背后还有两个厉害角色推波助澜。他们是蓝衣社的中坚骨干贺衷寒、邓文仪，算是青年一代的政治领袖。这两位老兄的想法是这样的：蒋校长万一被释放，自己可得“勤王”之功；若蒋校长“驾崩”，自己也可成为拥立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反正黄埔系的老大哥何应钦也是自己人。看起来很完美的投机方案！其实，这两位老兄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遗憾的是，这次两人跟错了。贺衷寒、邓文仪以黄埔同学会、蓝衣社的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这还不算，两人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准备开赴潼关，武力救出校长。“武力讨伐”派在确定策略之后，于“西安事变”当日就宣布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原来的中央“剿匪军”迅速转换角色变成“讨逆军”，分两路开向潼关和咸阳，围攻西安，武力营救领袖蒋介石。“西安事变”的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讨逆军来势凶猛，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
被众人抛弃的张学良
张学良挟持老蒋时，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就会从者云集。他认为自己迫蒋抗日应该是很得人心的一件事，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不料现在舆论一边倒，除红军控制区外，各方基本都在指责张、杨与“西安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和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不会吧？这么正义的行动居然被舆论如此鄙视？这是由三个原因导致的。一是相对来讲，在当时蒋委员长虽不是理想的领袖人选，却也少有人比他更好。蒋委员长上台之后（1927年）的十年，虽然战争不止，但国民政府在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还是稍有进步，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史称“黄金十年”。因此，多数国人比较认可蒋委员长的执政表现，他在民间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当张学良“大逆不道”地绑架领袖时，像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二是张学良的老部下黄永安的背叛使得何应钦得以提前应对。这个“反骨仔”在事变当日接到张学良密电后，不仅没有遵命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立即向南京中央方面告密。因此在张、杨二人发给南京中央的解释电文尚未到达时，何应钦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何应钦在事变当日迅速做出反应，在调动军队向西安进发的同时，还提前控制了舆论宣传——重点宣传张、杨二人兵变抓捕领袖的事实，而忽略他们抗日救国的目的，不让西安方面的消息和有利于张、杨二人的舆论在媒体上露面。这样一来，张、杨二人便在舆论上陷入了被动。三是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平日信誓旦旦反蒋到底、频频指责蒋介石不抗日的地方军阀，竟然全哑巴了，甚至阎锡山还喝起了张学良的倒彩！阎老西儿公开发电报给张、杨二人，可电报内容里不但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反而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通篇以“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一句点睛收笔，完全就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张学良此时才看透了这些地方军阀的心思，加起来就是两个词：虚伪和自私。地方军阀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张、杨二人。南京那边何应钦要发兵攻打“叛军”。至于西安这边，出于蒋介石有可能被西北军“撕票”的担忧，张学良把蒋介石接到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就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即使身为阶下囚也完全不搭理张学良“停止剿共”的要求。蒋介石成了烫手山芋，杀又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张学良、杨虎城也有些蒙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在各方的反对和谴责下，无奈的张、杨二人只有寄希望于红军方面，尤其是共产党曾经在三方建立合作关系时承诺的苏联政府支持。可苏联政府先是在其新闻媒体工具《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指责“西安事变”是“汉奸”张学良的罪恶企图，而后更是派专员向南京政府说明，我们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在苏联人急于撇清关系的现实态度背后，隐藏的真相是这样的。斯大林担心“西安事变”会让中国分裂，从而导致中国被日本人轻松搞定。如果这种担心成真的话，那么苏联就要在亚洲面对宿敌日本，在欧洲面对比日本更加强大也更加危险的宿敌——德国，从而陷入德日两国东西夹击的绝境。为此，斯大林想了一个对策：移祸江东。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支援中国武器弹药，使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无力侵犯苏联。简单说来就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拖住日本，而一个能够有效抵御日本侵略的中国政府，正是此计成功与否的关键。很显然，在当时曾经主政过民国政府的人之中，似乎没有比蒋介石更加全面发展的强力人选。因此，斯大林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他要保住蒋介石。斯大林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张学良的意料。这对张学良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有些惶恐的张学良只剩下红军这一根救命的稻草。可是，抓蒋介石这么大的事，张、杨二人根本就没有事先和共产党通气，以至于共产党刚得到这个消息时都难以置信。但这个消息还是把大家高兴坏了，包括一向老成持重的朱老总在内的多数人，都主张先公审这老独裁然后杀之而后快。但张闻天和周恩来二人并没有因为兴奋而失去冷静，他们认为此时局势错综复杂，不要着急表态，先静观其变（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就在共产党人莫衷一是的时候，张学良求救来了。营救蒋介石
14日，张学良一方面请红军派兵接管东北军防务，共同对付中央军；另一方面请周恩来速到西安。中共中央决定答应张学良的要求，派遣周恩来去西安斡旋。周恩来此次西安之行的助手是叶剑英，两人作为蒋介石的老部下与老领导蒋介石殊死斗争了近十年时光，此次在西安与蒋介石久别重逢，心中自有一番复杂滋味。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接洽周恩来一行人的是张学良的副官，叫吕正操。也许吕正操的声名不显，但他的英雄事迹你一定耳熟能详，因为红色经典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提到的抗日事迹“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皆出自此人之手。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才知道苏联的态度。之所以这么晚才得知，一是因为陕北信息闭塞，二是因为共产国际那边给中共发来的电报由于密码错误还没译出来。周恩来赶紧向毛泽东汇报了苏联的态度，并说南京方面何应钦居心不良，宋美龄、宋子文主和。中共中央在得到周恩来急报后，马上开会研究对策，他们不清楚也管不了苏联为什么是那种态度，但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斯大林的意见需要尊重，因为革命现阶段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会上最终决定，蒋介石现在杀不得，应该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就这样，一项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决策，居然在当时实力并不是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手里诞生了。就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在“和平解决”派的努力下，宋美龄冲破何应钦的阻挠，派出的使者来到了西安，此人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人顾问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牵线搭桥后，宋美龄终于确切地知道了丈夫还活着，也意识到了和平解决事件的可能性。这之后，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动用了全部能动用的关系和人脉，终于让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和平谈判”的提案。这其中的斗争已不可考，但是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有想方设法令蒋介石速死的何应钦从中作梗，通过这个提案的难度可想而知。当然了，何应钦也不傻，你宋子文可以去谈判，但我有条件：只给你四天的时间，四天之内，飞机不会轰炸，陆军不会进攻。但若是四天期限已过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的话，那进攻继续。20日，国民政府的代表、蒋介石的大舅子、张学良的好朋友——宋子文来到了西安。宋子文被允许探视蒋介石后，递上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上面写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把蒋介石感动得泪如雨下。可是，此次被手下“绑架”实在是过于丢人，威信大损，况且现在又没有适合的台阶下，因此蒋介石还是不肯屈服。岂止是不屈服，他还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写好遗嘱，让宋子文带回去转交宋美龄。宋子文知道只有宋美龄能够软化蒋介石的态度，也只有蒋介石立场软化，方可和平解决西安危机，于是他联系上了宋美龄：妹妹，时间所剩无几，你快来吧！宋美龄的专机于22日抵达西安，陪同在她身边的有专程从西安赶回南京，又从南京陪宋美龄到西安的端纳，还有戴笠。专机缓缓地着陆了，走下舷梯的宋美龄看见了专程迎接的张学良。久别重逢，两人脑海里恐怕都会浮现起十二年前上海滩的那次初见。岁月无情，当初的情怀已随风远去，现如今罗敷有夫，使君有妇，曾经的相互欣赏只能深藏心底。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潸然泪下，责怪娇妻身犯险地。这之后两人在一起密谈了什么，外人无从知晓，但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明显软化。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两人的谈话无外乎如下几点：一、外有张、扬二人逼宫，内有何应钦作乱，如果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性命堪忧。这一点可通过蒋介石日记中宋美龄当时说过的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印证。二、如果蒋介石不幸殒命，那么中国可能陷入因权力重新分配而导致的内乱，容易为日本所趁。三、实难割舍夫妻情分。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单独会面后的第二天，宋美龄亲自参与了和周恩来的谈判，口头达成了包括“停止剿共”、“准备抗日”在内的多项协议。不光如此，宋美龄一方还允诺为红军发放给养，给予红军番号并将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让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在周恩来面前，蒋介石作为曾经的领导，架子还是端得很足的，他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周恩来的回复有理有节：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接下来，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己方的许诺，在确认蒋介石的保证后，周恩来告辞。到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得以安全返回南京，中共及红军的艰难处境得以改善，国家终于可以停止内战，特别是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更凸显出此次停战的特殊意义。“西安事变”看似是蒋介石被绑票，面临生命危险，是受害者。但到最后，他也成了赢家。第一，事变后，虽然说广西、山西乃至华北依旧处于半独立状态，其经济、人事、军事蒋介石还是很难插手，但上述各地对全面抗战和拥蒋却有了共识，这还是蒋介石第一次获得各种政治派别的全面拥戴。哪怕这种拥戴可能只是流于表面，但也令蒋介石的声望不降反升，成为当仁不让的抗日领袖。第二，苏联为了团结蒋介石抗日，不仅将王明派回中国制衡毛泽东，也把蒋经国给放了回来。1937年，蒋经国回到辞别十二年之久的中国。蒋介石在见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儿子兼事业接班人的同时，也第一次见到了漂亮的白俄罗斯儿媳蒋方良。张学良无忌，杨虎城不悔
“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呢？他们二人又被如何处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甘愿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示勇于承担责任。张学良敢这么做，除去本身的胆识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蒋介石就此事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至于这个共识是什么，当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显：蒋介石应该是做了某种宽大处理的承诺，这才有了宋美龄晚年多次的自责——我们对不起汉卿。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到南京后不久就被蒋介石长期软禁，直到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儿子蒋经国辞世，九十岁高龄的张学良方才重获自由。在张学良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位风华绝代、温婉可人的赵四小姐。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记者说话百无禁忌，可唯独对“西安事变”谈得少之又少，关于蒋介。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
日日夜夜免费精品短剧光的红色头皮。她体型硕大，穿了一件咖啡色和白色相间的克林普纶衣服，贴身裁剪，很紧，难看极了。她的手肥硕，有些发红，指关节肿得发亮。她走路时要拄拐杖。她九十六岁了，完全能再活上十年。他们吃了又吃，吃了又吃，我们都吃了又吃。而吃得最多的要属莫迪，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有条不紊地吃着，什么都不剩下，她慢条斯理地把每一点面包渣吃完，让我们大家等着。而他们都舒服地围坐在摆满菜肴的桌边，脸上是盛气凌人的笑容，摆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说着莫迪姨婆做过这个、莫迪姨婆做过那个来打趣她。她一句话也不接。吃完饭，她对我说：“现在我们该走啦。”然后，她直视姐姐，提高声音说，“既然我已经把你吃了个倾家荡产。”儿女们不安地讪笑，孙子辈们饶有兴味。那些不在场的曾孙辈们大概从来没听说过莫迪姨婆。女族长只是微微一笑，女王一般，淡漠冷酷。她说：“我按老规矩，给你烤了一个好吃的小圣诞布丁，你带回去吧。”“我倒记不得去年有过，前年也没有过。”“唉，小姨。”一个外甥女说。女族长朝一个年轻人点头示意，他端来一个白色小钵，递给莫迪。起先莫迪想要把它撂下，但是最终把它递给我：“拿着。”我端起那个小布丁，那个量也许能喂几只麻雀吧。我们一大队人慢吞吞地朝我的车走去，速度要看莫迪的。哦，在那晚秋的阳光下，她看起来面色多黄、多糟糕。那一家人也看到了，明白过来。这些高大魁梧、朝气蓬勃、活得滋润的家伙看着她，黑黑的一小团，家族的替罪羊，突然感到冷飕飕的。他们恐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高声音，喊道：“小姨，再见，改天再来玩！”“没错，”她姐姐吩咐，“下次再找个星期天，让你的‘好邻居’带你来。不过这次要提前打招呼，把时间留足了。”她已打定主意不去弄明白莫迪不会再来了这个事实。她对我说：“莫迪能有一个‘好邻居’真好。我都和她说过上百遍了，你得要一个家务女工，我是这么说的。”于是用这个方法，莫迪的家人终于抹掉了她的这项成就：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爱她的人。而我真的是爱莫迪的。她坐在我身边，哆嗦，呜咽，我心疼极了。我对她说：“莫迪，那帮人一百个都抵不上你一个，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也一直比他们好得多得多。”于是我们驱车回家，一路无言。一整个下午我都陪着她，给她煮茶，给她烧晚饭，悉心照料。但是她无精打采，痛苦伤心。第二天，她真的大不一样了。那是三周前。自从那天起，便每况愈下。一周前，她开始讲小时候。有一次他们带她去参加圣诞前夜的教堂礼拜，她从此忘不了马厩里的圣婴，还有那些天使们。我让我的秘书找找哪里可以去做礼拜，要不太费事的。最后我选择了莫迪家街那头的一个教堂，这样她就不用走太远的路了。过去一周里，她一直在讲——这也是她第一次讲——自己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去参加过的教堂礼拜，但明显地，花花公子先生和他的情妇，还有那位可怜的妻子对宗教没多大兴趣。她讲的是教堂里的歌声，教堂有多漂亮，玻璃彩窗，“木头发出的好闻的味道”，鲜花。昨天晚上，我带她开了一百码左右的车程去那个教堂，车开得很慢很慢。我可以看出——又一次看出——她身体又垮下去多少，因为我带她去她姐姐家不过是五个星期前的事，可现在车子轻轻一动她就会不舒服。我扶她下车，和她一起走进教堂。从外面看，那不过是一栋平常的、让人愉悦的小建筑，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从我们走进入口时开始，我便透过莫迪的眼睛来看。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凝视，抬眼看屋顶的阴影，然后视线投向圣坛上耀眼的烛光。圣坛的一边，是躺在摇篮里的漂亮婴儿，还有天使们，披着红色和蓝色的袍子，戴着金冠，跪在马利亚身边，马利亚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姑娘，粉红的双颊，笑容甜美。东方三博士站在附近，手里捧着裹了金纸和银纸、系着鲜红缎带的礼物。四周，在闪闪发光的柔软稻草上，是一只只小羊羔。还有一条真的狗，是教区牧师的，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小猎犬，卧在羊羔中间。哦，真漂亮，莫迪叫道。人们闻声转过身，看到这个年迈、驼背、身着黑衣的丑老太婆站在那里，微笑，颤抖。于是他们也微笑，屋里只有温柔模糊的烛光，谁也看不出她病得有多厉害，皮肤有多黄。我们沿着教堂坐椅间的通道往前走，走得极慢，因为她没看路，而是盯着圣坛边美丽的布景。我们在最前面一排坐下，可以看到那条听话的狗微微地喘着气，还被烛火熏得暖洋洋的，于是不住地打哈欠。哦，太可爱了，哦，太漂亮了，哦，我的小东西，我的小狗狗，莫迪啜泣着，伸出手来。狗看到她这样，就往她那儿去，但是廊柱后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人低低地喝了一声，它就又卧回羊羔间去了。礼拜式平常得很，我确定那个布景很俗气。这一切让她累得筋疲力尽，我服侍她上床，给她倒了杯热牛奶，她的猫躺在她身边。可爱，可爱，我可爱的小东西，她喃喃低语，我离开时，她微笑着，对我微笑，对着那猫微笑，对着自己的回忆微笑。但是……她得住院。上周医生来过了，而且不是坏薇拉叫他来的。他告诉她，自己估算着，莫迪差不多“适合”去医院了。他来了，看到现在的情况，说如果不去就要过圣诞节了，她应该立即住院。不过他施恩，宽限她一周。我们知道她进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她知道吗？哦，不，两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简直是一场噩梦。莫迪成天怒不可遏，大发脾气。薇拉·罗杰斯不在，她外出参加培训了，而既然她得有个敌人，我就成了那个敌人。有一天晚上，她当着我的面摔上门，把我关在外面，第二天才让我进去，她脸色惨白，眼睛里冒着熊熊怒火。“莫迪，”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我们面对面坐着，炉火熄了，房里冰冷，猫饿着肚子，烦躁不安，大声号叫。我指望她会投降，像往常一样，猛地一扭头，傲慢地抬起下巴——然后叹气，抬手遮住脸，没一会儿，细小的声音，通情达理的口气，向我解释。但是不，她愠怒地坐在那里，下嘴唇噘着，瞪着眼睛。我连哄带劝，但是没用。我现在不大确定，我能不能再看到我的莫迪了，因为毫无疑问，这个莫迪现在有点神经失常。这个问题我琢磨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容忍人们的某些怪癖、怪脾气，不把那称作神经失常。那，到底什么是神经失常？过得和现实脱节，这肯定算吧？莫迪对着自己唯一一个朋友大叫大嚷、大发脾气，把我当作敌人，这就算不上理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和现实脱节了，一切都是一场可怕的闹剧，我不能对她说，莫迪，你得了癌症。我想到了妈妈，我想到了弗雷迪。我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不通，那两人可以说，我得了癌症，但莫迪却不能，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教育？胡说八道！可是我妈妈、我丈夫去世前，没有一时一刻和所发生着的一切脱节。那会儿脱节的是我！而薇拉又不在，我没法问她……问什么？各种各样我需要知道的事情。我管不了莫迪的事了。不管她去不去医院。薇拉回来了，我们把莫迪送去了医院。我不得不安排住莫迪隔壁的那个女人帮她喂猫，她说我不能指望她会收留它，不如把它送去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吧？我把莫迪的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会散发恶臭的东西——马桶，厨房。我找到了藏起来的肮脏衬裤和内衣，终于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里了。做这事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就好像把莫迪扔掉了。我的确是在想，她为什么得经历这一切，这漫长、肮脏、悲惨的死亡过程？她若是能在睡梦中死去，该多好。但是她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什么权利这样想？她住在我们最新的大医院里，住的是四人病房，用的是最好的现代药品，接受着最好的现代护理。周围的人都小心翼翼，给她充分的独处机会，举止谨慎、讨喜。那个可怜的莫迪，一个脸色蜡黄、怒气冲天的小老太太，就是这样，坐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垫着靠垫，别人给她送餐送药，她什么都不做，就成天发火、反抗、嘟囔、诅咒……可尽管这样，他们还都喜爱她。真的。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训练有素，但不是这样的。每个护士都和我说过，莫迪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气质。小医生也对我说，“你是怎么和她交上朋友的？”他是真的想知道，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莫迪的那种气质。“她很可爱。”病房的男护士说，他刚花了二十分钟劝莫迪吃药。那是止痛剂。这还只是药性相对温和的一剂药，而到时候，她身上的疼痛会越来越厉害，那就得用药性猛烈的药剂，非用不可。但是莫迪说，这让我意识模糊，弄得我一脑子糨糊。她熬着不吃，直到她愤怒地啜泣一声，猛地把头扭向桌上的杯子，这是告诉我她肯吃药了。我每天下班后去看她，待两个小时。“噢，你终于来啦。”莫迪说。然后，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她说：“要走，是吧？”然后她转过脸去，不看我。轻松了，不用给她洗澡、搓衣服（得保证它们大致干净）；不用坐在她对面，强压下怒火、沮丧、怨恨，听她对我恶言相向。她的家人已经来过了，那个部落，医院一次放两三个进来看她。“你们是来看我死了以后会给你们留什么的吗？”她问，“你们还不清楚吗，多少年前你们就把我的东西都拿光了。”“哦，小姨！”外甥、外甥女们这样说。而女族长则质问：“莫迪，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这是什么话。”莫迪说，转过脸不理他们。他们说再见，小姨；再见，莫迪的时候，她也不搭理。我提出申请，要提前结束全职。现在我一周去两个整天，根据需要灵活安排；智囊团晨会的时候去半天；我还答应在杂志交付印刷前的那几天中，再去一天半。菲丽丝请我和她一起吃午餐。这是一个正式邀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现在和吉尔形影不离，吉尔黏上菲丽丝了，所以想找几分钟单独谈一谈都不容易。我以为她是想要我给些关于杂志社的建议，也许还有些关于吉尔的，但是她让我乱了阵脚，她说查尔斯想娶她。我根本没想过这个可能，我坐在那里，拿餐巾轻轻擦嘴，啜了几口酒，想要争取一点时间。我在想，我之所以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因为这实在太荒谬了。那是我的第一反应，而现在我在这儿记日记（午夜时分），我依然觉得那个反应是正确的。我几乎是立刻就恢复了正常，坐在那儿，集中注意力听她说，表现出满满的同情，努力让自己不要对这一切太过挑剔，反复暗暗对自己说，众所周知，我不具备在这方面做评判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结过婚，“缺了些什么”。但是她怎么能嫁给查尔斯，或者准确地说，如何维持这段婚姻？他要离婚，有三个孩子，所以要花在他们教育上的费用简直惊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得靠菲丽丝维持、供养。孩子们会怎样？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一个个出现，而她坐在那里，焦虑地欠着身子，穿着柔软的衣服，真是个漂亮的小东西。我以前怎么也想不到要称她为漂亮，但她如今的确是漂亮。润泽的头发，晶亮的眼睛，在餐厅深色木墙的映衬下，她好像在熠熠生辉。她想要建议。唉，我现在可是知道了，没事不要随便给人建议。我想要知道，若是结婚，她要承担起什么来，对此她心里有多清楚？归根结底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吗？而她说的，是她和查尔斯一起管理杂志，合作得多么好，一切多么轻松顺利：她讲啊讲啊，不停地谈工作，她的眼睛期待地盯着我的眼睛，因为我没有说，哦，菲丽丝，你真是疯了，或者，这真是好消息。我就让她这么一直一直讲下去，我自己不怎么插话，只偶尔提供几句显示处世智慧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储备一大堆这样的话，碰上这种别人指望你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情况，就好应付了。到我们用餐结束的时候，她第一次提到了如果结婚，他们要不起孩子，因为她得工作，而她也不知道自己对于孩子是个什么想法。她不时地瞥我一眼，一脸期许，好像觉得就算这谈话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也还有可能说，哎呀，那当然了，你一定要嫁给他！但是我确实开口问了个问题，语速飞快，态度尴尬，你想提一个和当前谈话氛围不大契合的话题时，就会这样。我问的是：“但是你的妇女解放集会，那一类的东西，怎么办？”她目光躲闪，微笑着，漫不经心地说：“噢，他不介意我做什么，其实，他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这实在是答非所问。我听到自己神经兮兮地哈哈笑，那情形，就好像是谁讲的笑话没爆响。查理也邀请我共进午餐。他想和我说说他的麻烦。他觉得娶菲丽丝，把自己的过去强加给她，这不公平。对于娶菲丽丝的事，他又有新考虑了？我扩大储备，又备好了这样的话：你一定得严肃、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走你认为最好的路！还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这顿饭根本就是一场长达两小时的个人独白，我偶尔穿插一点上面那些话。我们在餐厅外道别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了他好建议。菲丽丝太聪明了：几天前，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在餐厅外），她涎皮赖脸地对我咧嘴一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呢，这样我就可以把错全赖在你身上了！”看来，至少这两个人有可能出于惯性结了婚；若真这样，到头来，要是这段婚姻居然是个成功……？我原指望着现在有时间了，可以让我的衣服达到水准。保持我的风格，真不是个轻松活儿。我站在镜子前，穿着自己最好的套装。蜜黄色，柞蚕丝。我的包。我的手套。我的鞋子。臀部上方不够平整，但没法解决。翻领的边沿看上去不够灵动。两颗扣子松了。鸽灰色的缎质衬里上有一根线头冒出来了。我的鞋子面上起了皱。我的手套不理想。我所有的丝袜上都有抽丝的地方。怎么办？全扔了，重新来！但不行啊，问题是，就算我现在有时间保持我的风格，我也没兴趣保持了。我最近想起来，科莱特的，或者说是“亲爱的”[15]的莉亚以前迎接老情人时，告诉他，自己换了一身套装，系了漂亮的蕾丝褶裥，一身盛装，去什么场合都可以。而让他伤心的（让科莱特伤心的？），是她不再在乎这些费时费心的奢华打扮了。但是我不会不修边幅的，我不会。若是因为没有精力而邋遢，那就是掉进了老年的陷阱——毕竟，我才五十多岁，还不是退场的时候呢。我的风格需要费时、费心、注重细节，如果我不再在乎它了，那我就要想个什么聪明点子，折衷一下。在考虑这些的同时，我捐了好多衣物给慈善商店，还让我的裁缝按原样翻做了一些衣物。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我们花大量时间讨论布料、扣子、衬里。她很惊讶，接到我的信以后打电话给我，她真正想问的是，你居然叫我把那款浅灰毛料套装照样再做一身出来，料子在邦德街就能买，你这是不再感兴趣了吗？——是的，我亲爱的，的确是这样的，我失去兴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好歹是介绍了菲丽丝给你。我还会请你再帮我做那款棕色的女衫裤套装，那款黑色的中国绉纱衬衫，那款米色的丝绸裙。过了多久了？我想大概有两周了吧。每天我都去病房看莫迪。你好，我说，你怎么样，和大家一样，微笑、友好；而若是站在她的角度上看，我知道她觉得这态度是伪装，是欺骗，就像一场噩梦——她就这样被我们捉住了，是我们的囚徒，我们用虚假的微笑包围了她。可这些是她自己逼出来的。我渴望她能不再躲在那张愠怒、充满敌意的蜡黄面孔后面；我渴望和莫迪本人交流，哪怕只有一会儿。但是她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狂怒、自己的猜忌里，从这个牢笼里向外张望，看着我那可憎的讨喜微笑。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每当走进病房，我的脸就自动摆出了这副表情。实在是煎熬，实在是糟糕！我现在是在讲我的煎熬，不是莫迪的。明显，我还是自私的，但是我相信，如今这个每天在病房陪莫迪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尽管时间是永远不够长，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被
哦！”他看看窗外，40层楼的高度令他缩回身子。他转回来看我。“迈尔斯？”“对。”“你睁开眼睛了。”“是啊，霍尔顿说我可以睁开眼睛。”“以前你不知道吗？”“不知道。你从来没说我可以把眼睛张开。”“噢，对不起。我没搞清楚……”“在黑暗中说话，让我想起在啤酒窖里的感觉。”“啤酒窖是什么样子？”“像工具房。以前只要我们做错事，就会被关进啤酒窖里。里头很冷、很黑，灰泥地面。如果我们没穿衣服，这种灰泥地面可冷了！库房里还有梯子。有时我们会被绑在梯子上。有一次，卡伦的爸爸把我们绑在梯子上，然后把一只猫扔进来。这只猫一定也吓坏了，可能想抓我，但我努力保持安静，所以它啥也没做。现在我还是常常待在那里，要不就窝在车库里。”“除了这两个地方，你还会去哪里？”“嗯，我会去冷房间，也可以去会议室，不过都是在天黑以后，或是卡伦闭上眼睛的时候。那时房里才会漆黑的。”“你现在有什么心事吗？”“我跟桑迪吵架了。她想跟卡伦的妈妈去她爸爸的墓，可是我不想去。我很怕他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抓走我们。”“可是他一年前就死了呀。”我提醒他。“我知道。他们说那天是他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出了什么事吗？”“我想割我自己。我在想，假如我把自己弄伤，就不会有人想去墓园了。”“为什么你割伤自己大家就不会去墓园？”“如果去墓园，大家就会想起他，想起他是怎么伤害我们的，所以我想用疼痛赶走回忆的痛苦。”“我不明白。”“痛苦能驱除痛苦。”“真的吗？怎么驱除？”“外在疼痛会减轻内在的疼痛。”“你是说，如果你让自己的外在受伤，内心的伤害就会比较少？”“对。”“你从哪儿学到这个的？”“我不知道。詹森也这么做。”“我很想帮你们找到其他减轻痛苦的方法。你愿意跟我一起试试看吗？”“嗯，没问题。”迈尔斯回去之后，卡伦坐直身体，恢复正常高度，坦率、明快地说话。“贝尔医生，我是霍尔顿。我撑不住了，这个系统快要四分五裂了！”“你好像非常担心，霍尔顿。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大家开始共享记忆了。彼此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渐渐引起困扰。通常都是我在决定谁该出来，在什么时候出来，但现在却变成他们想出来就出来！”“这会有什么问题？”“他们开始感觉到不曾感受过的经历。这也对我造成影响。现在我开车或写字时，手会发抖，不由自主地震颤，我的手臂快要失去知觉了！”“你害怕有人受伤，或者做出什么毁灭性的举动吗？”“是的，贝尔医生。”霍尔顿有些消沉，点点头，“你得跟我一样了解他们才行。”“咱们何不从现在开始？我应该知道什么？”“我要从哪儿开始？我们每个人所受的影响都不一样。”“受什么影响？”“嗯，就拿酒来说好了。酒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都不同，相当危险。”霍尔顿说得很急，仿佛他想在我们仅有的短暂时间内告诉我一大堆信息。“酒不会影响我，却会让西德尼一个劲儿傻笑，让迈尔斯变得更恶劣，还会使克莱尔陷入昏迷，实在太难控制了。如果我们不能融合在一起，就无法离开她丈夫，当然也就活不下去了。”“卡伦曾经跟我提过，并非每一个人都像她一样，需要来个几杯。”“没错，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在不同时刻、为了不同问题而诞生的。凯瑟琳脑筋很好，我负责维持秩序，卡伦博必须永远当个婴儿，抚慰双亲的情绪。朱莉和朱莉安是凯瑟琳感受到痛苦时，从凯瑟琳身上分出来的。朱莉安生来就是为了记录一切。卡尔能感觉痛苦与邪恶，安却只能感觉到好的那一面，所以她尽力维系基督信仰，躲开意图虐待她的人。有些分身原本只是零碎的记忆片段，起初没有名字，只装载一段记忆，而且都是从其他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卡尔和爱丽丝源自迈尔斯，他俩是迈尔斯的分身。卡尔负责接受最极端的痛苦，爱丽丝负责将这些痛苦与日常生活分开。詹森能感觉到的跟迈尔斯差不多，他们彼此为伴，沉浸在痛苦中。他们承受痛苦，折磨其他人。”这些故事我都听过了，但是每多听一次，就能多补上一些细节。“你和凯瑟琳为什么出现？”我问。“卡伦前额长了肿瘤，所以她的父母想把她送给别人领养。他们因为她有缺陷，经常打骂她。凯瑟琳和我因此出现，而卡伦博则承受最初的痛苦。卡伦2岁半时，西娅诞生，成长至6岁，一年级时再换凯瑟琳接手，展开学习生涯。桑迪比西娅晚一点出现，她的角色是陪伴父母。桑迪生于卡伦11岁时，但她成长至18岁——卡伦搬出父母家时——就不再长大。当特定虐待行为消失，这些因应而生的人格便停止长大，永远停留在同样的年纪。然而，凯瑟琳和我仍被其他人需要，所以我们继续长大。我们俩无时无刻不在协调、讨论，好维持日常行为。”时间到了。我谢过霍尔顿，并请他尽快再出来跟我说话。下一次治疗时，卡伦带了一张她18个月大时的相片给我。那是张黑白照，相片中的她是个穿着浅色洋装的胖娃儿。在她的右眼接近鼻梁顶端，有一颗深色、高尔夫球大小的瘤。原来如此，我心想。尽管她曾跟我提过肿瘤的事，肿瘤切除后也一直带着这道疤，但亲眼见到她当时的模样仍不免令我心头一震。现在我更能理解她的粗暴的父亲何以选她作为虐待对象。这颗瘤实在太吓人了。催眠过程中，克莱尔和迈尔斯告诉我一段曾写在信上的虐待事件。这次他们再补上些许细节。“上个礼拜，凯瑟琳带我们去参加一场葬礼，”克莱尔对我微笑，害羞地蜷在椅子上。“我很少在葬礼上出来，我会害怕。但我还是出来一下。”“你害怕什么？”“葬礼会让我想到殡仪馆——还有那边发生的事。”“你能跟我聊聊这件事吗？”克莱尔撇过头，蜷起身体，仿佛想缩进椅子里。“都是巧克力牛奶害的，”她说。“我喜欢巧克力牛奶，可是卡伦的爸爸在里面放东西，害我很想睡，好像飘在半空中一样。然后他们带我去教堂，去……忏悔室。”克莱尔努力挤出这几个字。她很愤怒。“神父说我很坏，说我是恶魔。他们一直说我很坏，然后我也得跟着说。我好害怕。”克莱尔的脸庞苍白而扭曲。“然后他们带我回殡仪馆。”克莱尔使劲往椅子里缩，哭了起来。“你确定你想全部告诉我吗？”我问。克莱尔哭声渐缓，转为轻轻地啜泣。“霍尔顿说我应该告诉你，”她吸吸鼻子，“他说，如果我肯告诉你，噩梦就会不见了。真的吗？”“也许噩梦真的会不见。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我说，试着鼓励她但不贸然给她希望。“你愿意尽力试试看吗？”“他们把我们锁在棺材里！”“我们？”“我和迈尔斯。”“哦。”“我不能呼吸，也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棺材两侧的丝质内衬。他们说我们就要死了，因为我们很坏。”“谁这么说？”“那些男人。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有5个人。他们都在笑。”克莱尔开始颤抖，她伸手环抱自己。“他们先把我放进冰水里……”克莱尔再次哭出来。她抱着自己前后摇晃，没多久，她放松下来，仿佛变了个人。她看起来不害怕，很愤怒。“剩下的我来告诉你。”“迈尔斯？”“对，”他说，口气像个硬汉。“他们把我们放进混着尸体和血水的冰水里，再帮我们冲干净，放进棺材。他们说，如果我们注定重生，就必须先经历死亡。可是他们都在笑。他们觉得这是极恶心的笑话。克莱尔很害怕，当他们盖上盖子时，她开始尖叫。然后他们会打开棺材盖再盖上，盖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克莱尔一尖叫，他们就哈哈大笑，所以我就出来了。我不会尖叫。他们打开盖子，我用力瞪他们，结果他们甩上棺材盖，好久好久都不打开。我闭上眼睛等死。我没办法呼吸。我想用力踹用力踢，大声尖叫，我快受不了了！然后我就不记得了。”“听起来好恐怖，”我说。简直吓死我了！我心想。“迈尔斯，我想你大概还有很多话要告诉我，或许我们应该多花点时间相处，你觉得呢？”“如果你做好心理准备，我当然没问题啊。”※※※※卡伦又带了一只信封来。我一看当场愣住：里头有张画了17张脸的图画，画工极佳，令我惊艳不已。我猜这应该是卡伦内在人格的画像，但我不确定谁是谁。我能认出霍尔顿，还有詹森——因为他是黑人，手里还握着画笔；至于其他人就只能猜了。我拿给卡伦看。她耸耸肩，脸庞泛红，露出淡淡的微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卡伦有些不自在，将图片拿远了些。“我想大概是我画的。”原来她没拆过信封，也没看过这张画。“你看得懂这张画吗？能不能告诉我这几张脸是谁？”卡伦摇摇头，望向窗外。我察觉卡伦最近有些疏离，漠不关心，我想可能是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催眠而与其他人格相处所造成的。虽然我知道她能明白了解内在人格有多重要，但她肯定有被遗弃的感觉。“我们搜集了这么多关于你内在的资料，我在想，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卡伦不自在地动了动，明白告诉我她同意我的看法，却不好意思承认。“谢谢你这段日子的耐心，我保证往后每一次治疗开始之前，我都会跟你好好聊一聊。”卡伦笑了。她放松下来，姿势较为舒适自在，暗示她已准备好接受催眠……“嗨，我是詹森。”“嗨！你画得很棒呀！”詹森得意微笑。“快告诉我他们是谁！我猜这应该是卡伦内在所有人格的画像吧？这是霍尔顿吗？”我指指右下角的成年男子。“对，那是霍尔顿。他抱着卡伦博。”“底下那个是我，拿画笔的那个。我是黑人。卡伦的爸爸不喜欢黑人。我旁边是西德尼，他上面是克莱尔，克莱尔旁边是迈尔斯和西娅。表情很生气的是卡尔，右边是爱丽丝。朱莉用拐杖，因为她不能走路。拿吉他的是凯瑟琳，她偶尔会弹给我们听。安在祷告，桑迪也在。她很胖。桑迪旁边的是卡伦1、2、3，朱莉安在最上面。”“哇！那‘坏脾气’在哪儿？”“噢，我想应该没有‘坏脾气’吧。我猜那只是特别恶劣的卡尔。”“卡尔？”“对啊，这礼拜我们脑袋里充斥一大堆恶劣的事，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卡尔想到的。但他说不是他，是‘坏脾气’想的。可是我不相信他。”我想，詹森的回答解开了神秘的第18号人格之谜。原来他们一共有17个。“你一定有画画的天分。哪天你再拿其他作品给我看，好吗？现在，你觉得卡尔会想跟我说话吗？”如果我想阻止卡尔一意孤行伤害卡伦，我必须试着与他建立感情。“我去看看。”卡伦闭上眼，表情暂时呈现空白。数分钟后，她微微仰起头，一脸怪相，咬牙切齿。卡伦维持这副模样好几秒钟，直到我打破沉默。“卡尔？”“对。”他从齿缝间吐出这个字。“很高兴见到你。谢谢你来跟我说话。”“我还不知道我想不想跟你说话。”他仍紧咬着牙关跟我说话。“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我承受别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我只会这个。”“听起来，你好像为大家承担非常重要的责任。我真的非常想了解你。你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我出生在棺材里。”“克莱尔和迈尔斯告诉我的那具棺材？”“嗯。克莱尔和迈尔斯轮流待在冰水里。后来，迈尔斯在棺材里不能呼吸，大喊大叫要人家救他的时候，我诞生了。我生来就是要承受别人没办法应付的事。我不害怕。我喜欢这样。”“那么，卡尔，你有心事吗？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我想摸摸人。”“什么？”“我从来没有摸过别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我想碰碰别人，像别人伤害我一样去伤害某个人。我想要像詹姆斯和莎拉那样长大。”“我也想看你长大，而且我可以帮助你成长。只不过，放下想伤害别人的念头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两件事一起努力。现在你心里有任何想伤人的念头吗？”“有。”“是什么呢？”“我想割掉卡伦的乳房。”“为什么？”我问他，假装我没有任何想尖叫冲出房门的意图。“假如她没有乳房，她就是男生了。我不喜欢这个身体。”“我能了解你想要男生身体的愿望。可是很不幸的，割掉卡伦的胸部并不会让身体变成男生。你还是在卡伦的身体里，只是没有乳房。这么做没什么帮助，真的。在我们下次见面讨论这些事情之前，你觉得你有办法克制住伤害卡伦的冲动吗？”“嗯，有吧。”“很好。对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何你一直紧咬着牙齿？”“噢，那是因为我的下巴断了。”第二部分身第14章说故事时间“晚上我会睡觉，但我睡不着，”卡伦说。她看起来十分疲累，情绪紧绷。“我总是精疲力竭地醒来，但至少家里打扫得很干净。我不知道是谁做的。”她叹了口气，摇摇头。“有人在你睡着时出来了？”“大概吧。”“你的丈夫，乔希，他知道你晚上会起来活动吗？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没有。他通常都是醉醺醺的，要不就不省人事。”“他注意到你会转换人格吗？”“可能没有。但如果他刻意逼我的话，我会转换。”“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不喜欢我的态度，他会贴近我的脸——很近很近——对我大吼大叫，这时我多半会遗失时间。没多久，我会醒过来，然后一切再次恢复正常。”“除非你突然变得温顺，否则他不一定会知道你转换了。”“我想是吧。”“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想跟我说话？”“好。”我协助卡伦进入催眠状态，让想出来的人自由出现。克莱尔和迈尔斯迅速接连现身，抱怨的事都差不多。然而，迈尔斯有几句话——对乔希的批评——确实引起我的注意。“如果他打我们，我常会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踹下床，要不揍他几拳。”说不定这就是卡伦说她丈夫会在半夜摇醒她、揍她的原因。也许他只是打回去。桑迪接着出来，反驳刚才迈尔斯说“大家”——也就是卡伦的整个内在——越来越胖了。“吃东西让我心情很好啊，”桑迪说。她露出呆傻的笑容，整个人仿佛快要从椅子上溢出来。“所以你常常心情不好？”我问道。必须同时治疗好几个对象——记住他们的名字，各自需要帮忙、矫正的问题——令我有些招架不住。我只能尽可能跟上他们的话题。“每次拿钱给卡伦她妈，我就会心情不好。”“你为什么要给她钱？”“我想要她喜欢我。”“你给她钱，她就喜欢你了吗？”“一会儿吧。没多久她又变得很恶毒，让我感觉很糟。”“然后你就去吃东西？”“对。”“吃了东西，心情就比较好了？”“对。”“那么，如果你不给她钱，也许你就不会心情不好了？”“但是，是她向我要的呀！假如不给她，她会更恶劣，我的心情也不好。”“如果她再来找你要钱，或许你可以尝试拒绝她。”“我不要。”“为什么？”“这样她就不会喜欢我了。”※※※※1995年7月，卡伦带了一份礼物给我：一个袋獾“塔茨”卡通造型的“不求人”。卡伦的样子很尴尬。进入催眠后，她告诉我更多背后的故事。“是我送的。”“你是哪一位？”“西德尼，而且我没有偷哦！”“偷？”“我没偷。霍尔顿给我钱，让我买给你的。我说你可能用得上这东西，而‘塔茨’让我想到你。”“这礼物好棒，真的谢谢你们。”我立刻用“不求人”搔搔背，西德尼笑了起来。“你担心我以为这是你偷来的吗？”我问。“对啊。卡伦她爸一天到晚逼我偷东西，如果我不想偷，他会拧我的耳朵，捶我手臂，要不就掐我。他甚至还威胁要拔光我的指甲，不过他没这么做。”“听你的口气，你对这礼物不是偷的，而是买的感到很骄傲啰？”“那当然！我想送礼物给你，所以我不希望它是偷来的。”“谢谢。你这么做让我更喜欢这份礼物了。”“里边的人开始知道其他人的故事了。”“你的意思是？”“我想起更多迈尔斯和克莱尔的遭遇了。”“你有什么感想？”“我不喜欢。”西德尼退回，卡伦坐直身体。“我们试着分享更多经验，尤其是对那些孩子们，”凯瑟琳说，“噢，对了，我已经着手处理保险费，确保你能拿到支票。卡伦不太会管钱，她似乎对钱有很不好的感觉。当然，她还没跟我分享这
曾攻击过葡萄牙人。艾伦·伊萨克曼和巴巴拉·伊萨克曼：《作为境外居民的普拉泽罗斯人（Prazeros）》，第19、35—36页及注5。?参阅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297—339页。?努尔哈赤还命令达海将明朝的法典和一些军事著作译为满文。达海并于1632年为旧满文增加了圈点，从而在可能也是境外居民的额尔德尼创造的书面语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规范的新满文。1629—1630年间，当满族军队进入中原并兵临北京城下时，正是达海用汉文写了那些布告和文书。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3—214页。《朝鲜实录》中有几封信件涉及一个汉人，此人主管努尔哈赤与其他国家的往来文书。达海正肩负此责，因此这是达海出身汉族的铁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6—60页。清史学家们从罗思·李博士那里受益匪浅，因为她在利用满文老档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她的博士论文便是本章剩余部分赖以成立的基础。她所利用的满文老档是1905年由内藤虎次郎在沈阳首次发现的，其中一部分在1955—1962年间，以《满文老档》为题公诸于世。这些档案都是1778年的抄本，所载为1607—1626及1626—1636年间的史事。神田信夫等学者已用罗马字母为这批史料加了注音，并译为日文。《满文老档》公布后，原本又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发现了，并于1969年以《满洲旧档》为题发表出来。这批档案皆出自当时的满人之手，无圈点，其中有些文书还附有几种译文。尽管“对历史研究来说，原本与抄本只有少数重要的出入”，罗思·李博士还是在其讨论清初历史的开拓之作中同时查阅了这两种版本。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页。?努尔哈赤令曰：“凡都费阿拉时归顺之尼堪，皆视同诸申。”费阿拉在1603—1609年间是努尔哈赤的都城。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9—30、190页；铁玉钦：《论清入关前都城城廓与宫殿的演变》，第3页。费英东就是一个被同化的汉人。他是有名的神箭手，1595年归附努尔哈赤，娶努尔哈赤之女为妻，拜为将军。费英东之子图赖是位凶猛的勇士，1637年曾率清朝禁军（护军）攻打锦州。图赖受封昭勋公，其妻是满族觉罗氏，他们的女儿就是日后顺治帝的孝康皇后（原文如此——译者）。因此康熙帝是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兼有满、蒙和汉族血统。《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53—5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2页。据《明实录》1385年的一条记载，明军至辽东后，见当地女真捕获俘虏而“奴之”。和田清：《明初女真社会的变迁》，第92页。?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页，及其《探微集》，第9—1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5页。?这些奴隶的法律地位与罗马或德国奴隶多少有些不同。一方面，他们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和继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拥有财产和承担债务。汉族奴隶可以相互提出诉讼，对他们不能随意杀害。郑天挺：《探微集》，第88—89页；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4—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3—55页。?满族人仍以狩猎获取食物、衣料和用于交换的皮毛，但16世纪后期，谷子、小麦和高粱已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粮。佟佳江及苏子河沿岸，甚至山坡和山顶，都被农民垦为耕地。大约1600年以后，满族首领开始向各牛录（由300人组成）征收劳役地租，每牛录出10名壮丁和4头耕畜从事耕作。同时，满族贵族也使用战俘耕种自己的田庄。1618年征服辽东后，这种田庄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但其规模仍然较小。1625年后，这些田庄成了人为划定的村庄，平均拥有9—13名壮丁。每个贵族都拥有许多这样的庄。例如，1634年，代善之子便拥有23个庄和503名耕奴。庄头通常由各庄的富户充任。郑天挺：《探微集》，第4、18页；李燕光：《1644年以前满族的社会经济形态》，第142—14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页。1619年，努尔哈赤令其官员“据界藩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吞并辽东后，他又令汉人俘虏剃发并就地耕种，而未将其屠杀。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9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6页。战俘中的工匠和手艺人通常都被赦免，并得以免除租税和徭役，获得足够的食物和奴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0—111页。关于这一时期满族人的商业活动，见郑天挺：《探微集》，第18—19页。“万历初，贩貂皮、人参、松板以为利”。《万历武功录》第十一卷，引自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起初，女真人向汉人换取铁农具。但15世纪70年代他们学会了将犁铧锻为刀剑的方法，于是明朝和朝鲜都下令禁止铁器出口。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0页。努尔哈赤手下有50多名铸工——其中多数是满族人。见《探微集》，第5—6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69—70页；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2页。?1587年，满族人在赫图阿拉附近的蓝哈达建起了第一座都城。该城又称宁古塔，四周有石质城墙。努尔哈赤的男姓亲属居于城中，同时有2万户精锐武士驻扎城外。北门附近居住着兵器匠和铁匠，南门附近有制造弓箭的工匠；东门外有努尔哈赤的18座仓库；包括130多间装满粮食的粮仓。莫东寅：《明未建州女真》，第5、84—85页；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2—3页。?1605年，努尔哈赤令部下学会晾晒和储存人参，以防腐烂。即使这样，1609年熊廷弼下令禁止与满族贸易后，两年中仍有100多斤人参腐烂变质（它们在内地零售市场原可换取等量的白银）。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86—87页。人参贸易的收入肯定相当可观，因为到17世纪20年代，后金已拥有充足的白银。强化价格管理，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0—33、105—108页。?魏源在《圣武记》第一卷中，称早期满族国家为“城居猎手之国”。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4页；和田清：《论开国者清太祖崛起的有关问题》；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4页。就更大范围而言，明朝后期东北经济迅速发展，西北则日趋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东南地区迅速繁荣、西北成为边远地区所引起的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当时，满族地区南部土地肥沃，北部有丰富的黄金等贵金属矿，森林地带则有取之不尽的毛皮资源。由于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东北在万历年间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当时内地市场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对貂皮、人参一类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由于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城市，满族社会日趋复杂。农耕逐渐取代狩猎而成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经济欲望也随之增长了。当17世纪的经济危机困扰中国大陆时，东北地区也受到影响，并且可能对刺激满族的军事征服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东北的气温变得更加寒冷；1605年前后，辽东的霜冻季节比常年提前了15—20天，粮食产量势必因之下降。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满文《满洲实录》载：“那时，处处国乱……贼盗如蜜蜂，纷纷而起，自称汗、贝勒、大人，每嘎山（里）立为领主，每穆昆（亲族）立为长，互相攻打，兄弟同志相杀，族多力强者征伐弱者，甚乱。”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2—73页。历史学家郑天挺认为，这次社会动乱的内在原因是，满族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多样化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满族奴隶制陷入危机。当然，部分地区的骚乱是由于1573—1576年间，李成梁决定将其大本营从孤山移至宽甸，即今新宾县（原文如此——译者），当时为建州女真的主要农耕区，从而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从1585年起，汉族移民便在那里垦荒，并同当地土著发生过冲突。郑天挺：《探微集》，第6—7、21—23页。?尼堪外兰原是努尔哈赤的父、祖的奴仆（诸申）。郑天挺：《探微集》，第6页。?这些契约注有首领姓名、所属纳贡人数目及其在规定时间内所能提供的贡品数额。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页。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这种制度创造了一种也许属于前封建主义的新权威。“这种权威的新的特性，看起来似乎与首领的功能有直接关系。汉族人将他们视为其部落的代表，以便为汉族社会和满族部落社会的和平共处提供制度和常规。汉族人将其视为中间人这一事实，加强了首领对其部落的权威。于是世袭原则得到强化，从而使首领家族得以永远保持其权威，而使其他部落成员永远屈居臣属地位。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部落首领发动反对外来统治的反叛。此类边疆现象可能是封建主义的来源之一。这些现象在藏族历史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将其同其他地区的边疆史——例如苏格兰高地部族的历史——加以比较，将是十分有益的。”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6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89页，及其《探微集》，第4页。?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可追至猛哥帖木儿，他被元朝封为千户，奉命统治松花江地区，且世代传袭。努尔哈赤之父、祖皆被明朝拜为地方官，并曾三次随李成梁进京。薛虹：《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0—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7页。以上及下文所述细节多引自和田清：《清太祖崛起》、《明初女真》及郑天挺：《清入关前》。?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96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0—113页。?关于满族人利用婚姻联盟的问题，见郑天挺：《探微集》，第56—61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6—79页。?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分掌大权。1611年，努尔哈赤杀舒尔哈齐。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页。埃尔文极为轻视满族骑兵的作用，说他们在作战时只充当预备队，位于披重铠执利刃的前锋部队和披短甲执弓箭的二线部队之后。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107页。但也有人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看法，即这些骑兵在战斗中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既能凶猛地冲破明军阵地，又能迅速避开强敌。满族八旗兵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亲军，皆为满、蒙马步弓箭手，负责保卫皇帝；骁骑，皆为骑兵弓箭手；前锋，多为满、蒙马步弓箭手，也有一部分使用云梯、火枪和火炮；护军，有马步弓箭手和火枪手；步军，皆为步兵弓箭手。郑天挺：《探微集》，第173—174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18页。?关于努尔哈赤招纳蒙古部落首领的问题，见匡顿：《游牧帝国》，第282—28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4页。?弗朗兹·米切尔认为，“八旗”制度是由汉人创议建立的，而戴维·法夸尔则强调这一制度受到蒙古的影响。虽然努尔哈赤身边当时确有一位重要的汉官，名叫龚正陆，但无迹象表明是他导致了八旗制度的形成。戴维·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4页。?1621年以后，后金军队的名称皆用汉族名称，满、汉官吏的职位名称也是如此。而“旗”则是有意用来表达一种兼有军政和民政双重性质的组织。1630年，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清太宗实录》第七卷。引自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21页。这种旗的组织，也是将松散的女真社会置于其统治者更为直接的控制之下的一种政治手段。一部可怕的战争和生产机器形成了，其代价是普通部落成员对汗的从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了，汗可将他们从一个贵族名下拨归另一个贵族。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4页；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5—27、58—5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2—14页；戴维·M·法夸尔：《早期满洲国家的蒙古因素与汉因素》，第12—14页。?“谙班”（amban）意为“大臣”。贝勒原指女真各部落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原贝勒的后嗣仍可使用贝勒头衔。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11页。?此时，满族人也懂得了世袭继承权的原则。为了检验其长子的能力，努尔哈赤于1613年将大权委托给褚英。不久，褚英诸弟（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和皇太极）奏称，褚英逼他们立誓反对努尔哈赤。1615年，努尔哈赤遂将褚英处死。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8页。?五大臣全是努尔哈赤穆昆的成员，包括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和扈尔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页。?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8—199页。1594年，努尔哈赤与喀尔喀蒙古通婚。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良好。?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3页。?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1—123页。?17世纪10和20年代是北极光频繁出现的时期，当时欧洲出现了观赏极光的热潮。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119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7页。?这被1605年的宽甸事件所证明。当时李成梁企图撤回满族统治区的全部汉族居民。郑天挺：《探微集》，第22—23页。中国、朝鲜和蒙古在满族文献中都被称为“固兰”（gurun），即国。除版图大小、财富多寡不同之外，它们基本上受到同等看待。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9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1—35页，1609年8月30日条。?弹劾熊廷弼的是兵科给事中朱一桂。当时熊廷弼提出，朝中“言官”大多不切实际，以为打败夷狄易如翻掌。他强调说，边防状况实际很糟，而边将要求授权同夷狄进行随机应变的谈判，又受到言官不负责任的非难。《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5—43页，1609年9月8日条；第二八三卷，第20页，1609年12月27日条。?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页；又见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49—50页。此时，努尔哈赤确实公开承认了明朝皇帝的主权。郑天挺：《探微集》，第17页。?早在1615年，努尔哈赤就担心赫图阿拉一带粮草不足，而这一地区已经推广了精耕细作。“我国素无积储，虽得其（明朝）人畜，何以为生？”努尔哈赤问道。1615年征服叶赫，及1618年攻占辽东，可能使其粮草紧张状况有所缓和。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36页。迫使满族寻找新的粮草来源的压力，肯定因“小冰河时期”的异常寒冷而有所增强。在20世纪的“小冰河时期”，即1923—1954年间，黑龙江水域从11月中旬便进入封冻期，比正常年份至少提前了两周。当时黑龙江流域的无霜期只有80天（江北）到140天（江南），农作物一年一熟都很困难。17世纪，松花江和辽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大清满洲实录》，第196—199、201
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容他今天和手下人准备一下，明天开城投降。当时叛军闻听消息后大喜，遂鸣金收兵等待受降，而李抱玉却乘机修补城池，然后派小队人马从城墙之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悄悄绕到叛军身后，准备做奇兵偷袭叛军。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抱玉立即向叛军下战书，决定誓死不降，挑衅叛军：有种的就继续攻城。叛军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李抱玉的一封挑战书，大怒之下再次攻城。但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攻城上，却忽略了身后还有李抱玉的一支奇兵，最终在前后夹击之下，攻打南城的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南城之围暂时缓解。在南城激烈鏖战的时候，身在中城的李光弼事实上面临着比李抱玉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城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整个河阳城失陷。为了有效地抵御叛军，他在叛军还没到达之前，指挥将士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在刚刚挖好的转天，叛军在大将周挚率领下，到达中城之外十里处安营扎寨。李光弼明白如果仅仅是打一场城池保卫战，那么尽管等叛军前来攻城，自己在城墙之上指挥士兵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可以了。但此时叛军势盛，而且自己又缺少守城的器械，所以思虑再三，他决定开城迎战，地点就选在中城外围的低垣之内，李光弼的意图是尽量在城外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不使其靠近中城。当时李光弼派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中城外的低垣内准备好，伺机向叛军发起冲锋，而他自己则在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进而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周挚凭借兵多将广，带领叛军一直推进到城下，并同时用战车载着攻城的器具相随，不时督促士兵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各填了八条道路准备通过。叛军行进得十分顺利，这让中城内的李光弼大为恼火，他派哨兵去质问荔非元礼为什么对行进前来的叛军熟视无睹，没想到哨兵带回来的消息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他的问题是李将军究竟是想主动出击，还是想据城坚守？“废话！当然是想主动出击了！”听完哨兵带回来荔非元礼的回话后，他更加急躁起来，但当他再派哨兵前去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城下荔非元礼的排兵布阵，却令李光弼心生钦佩之意。当叛军填好壕沟准备通过时，荔非元礼立即率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唐军从低垣内冲出，迅速向叛军发起了冲击。由于叛军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脚下的壕沟之上，所以对唐军的冲锋准备不足，一时间阵形大乱，纷纷向后撤退，李抱玉带领唐军一鼓作气打退叛军，使其攻势土崩瓦解。唐军在城外获胜让李光弼大为欣喜，但也让叛军主将周挚有些心里发虚，先前攻占南城未果已经使叛军锐气受挫，现在进攻中城又遇阻，这不仅让他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种情绪让周挚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进攻中城改为进攻北城。于是在周挚的率领下，叛军开始向北城方向移动。叛军的动向被中城之内的李光弼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根据叛军的动向也同时移兵到北城，在那里继续抵御叛军的进攻。和先前进攻南城和中城相比，周挚由于信心不足，这次进攻北城组织得并不是很给力，几次进攻由于阵容不整，号令不一，所以被唐军接连打退，但李光弼对这种消耗战显然并不满意。坦白地讲，叛军由于在南城和北城消耗了不少兵力，所以现在进攻北城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我看来这也是周挚为什么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可是史思明已经下了死命令，捉不到李光弼绝不能撤兵，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而这一切事实上李光弼全都心中有数。几次进攻被唐军打退后，周挚开始偃旗息鼓，他需要让连日劳累的士兵休整。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被李光弼捕捉到战机，从而一举奠定河阳之战的胜利基础。在叛军停止进攻的时候，李光弼通过观察发现叛军在城外的列阵营地，有几处十分坚固，分别是大营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两个角，那么叛军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于是，李光弼下令让部将郝廷玉率领精兵三百人突袭叛军阵营西北角，部将论惟贞率领精兵二百人突袭叛军阵营东南角。“你们必须要看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令旗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突然急速往上挥动三下，你们就要奋力向前，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后退者，必斩！”在两位部将即将出战时，李光弼部向他们部署方略，然后他整装向西面向京城长安的方向跪倒，真挚地说道：“臣身为国家的三公，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能否打退叛军全在此一举，万一战事不利，臣自刎于此！”言罢，他伏地叩拜三次，然后站起身来命令打开城门，让郝廷玉和论惟贞带着人马杀出城去。至此，河阳之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郝廷玉和论惟贞率领精兵从中城冲出去的一瞬间，李光弼在城头上将令旗高高地举起，只见他急速向上挥动了三下，城下的两位部将立即率领精兵向叛军的营地发起冲击。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人人奋勇争先，不避矢石地冲锋陷阵，尤其是郝廷玉和论惟贞两位主将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营，士兵看到主将一马当先闯入敌营，更是士气大振，备受鼓舞，无不前仆后继，以一当十。周挚万万不会想到李光弼会冒险出城进攻，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军已经逼近本方大营不过五百米，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从容组织抵抗，所以他临时带上守卫自己帐幕的几十名亲兵，即刻上马出营应战。由于周挚匆忙应战，致使他刚刚出营就遇到了让他棘手的一幕，唐军在冲到本方阵营后，立即兵分两路，分别向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而去，这让周挚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愣神儿的工夫，郝廷玉和论惟贞已经分别对叛军阵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这两处最坚固的地方，发起了闪电般的突袭。霎时间，呐喊声和兵刃相撞声震天动地，周挚由于没能及时做出决策，致使本方阵营两处最坚固的地方，被唐军一通冲击，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要乱跑，听我的号令，违令者斩！”周挚在乱军之中，想努力控制局势，但无奈人心已乱，任凭他怎样高声呼喊，也无济于事。仓皇之中周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脱离本方大营，前往南城外与准备攻打南城的史思明会和。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的惨败后，遂无心恋战引兵退去。至此，河阳之战宣告结束，此役唐军斩首叛军千余人，俘虏五百人，生擒叛军大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李光弼在河阳中城之上看到叛军退去，不禁长抒一口气。但他知道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史思明虽然引兵退去，但依然对洛阳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河阳之战的战果，李光弼于上元年（761年）二月，率军主动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后遂匆忙领兵前去援救，但半路中了李光弼的埋伏，被打得惨败，只得领兵撤回洛阳。从整个战局来看，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唐军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史思明也只是解除了对河阳的包围，唐军却依然没有光复洛阳。换句话说，双方只是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事实上，河阳之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李光弼坚守住河阳城一年半后，史思明再一次卷土重来，进而由河阳之战引发的邙山之战即将开打。邙山失利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原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战略方针。而史思明在河阳吃了败仗后，则退守洛阳，休整人马，同时又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进一步威逼长安，所以史思明没有就此撤出河南辖境，决定继续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对峙下去。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双方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经有人上疏李亨，说现在天下未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让军事才能极佳的郭子仪赋闲在家。李亨看完奏疏后采纳了相关意见，遂下诏起用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与诸道藩汉人马共计七万人，准备从朔方出兵直捣范阳，然后再南下进兵河北，意图在河南与李光弼前后夹击史思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无疑会加速平叛的进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李亨刚刚起草完诏书后，宦官鱼朝恩前来阻挠，李亨只得作罢。所以，对于李光弼而言，还要平叛重担一人担。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史思明看到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多不出战，知道这样耗下去于己不利，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但无论史思明怎样挑衅，李光弼就是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史思明见没有效果后，于是心生一计，他派人前往长安散布流言，说自己的人马都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全都厌战思归，所以目前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史思明释放的这种烟雾弹，是想激起唐廷高层那些目光短浅、只热衷官场斗争的人的猜忌之心，因为李光弼坚守河阳一年多之久，而叛军目前不利的状况，李光弼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一定是想以战养战！事实证明，史思明的策略十分有效，他的流言恰恰在宦官那里找到了市场。当鱼朝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报李亨说自己已经掌握叛军的内部状况，认为李光弼是故意不出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事，皇帝陛下应该立即下诏催促李光弼尽快出战。李亨虽然对李光弼十分信任，但一年多来河南战局依然是对峙局面，也让他内心稍有不悦，所以借助鱼朝恩的这种舆论攻势，李亨趁机下诏催促李光弼全力进攻洛阳。最初李光弼在接到诏书后，给出的答复是：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皇帝陛下一连下了六道催促出战的诏书，尤其是第六封诏书上赫然写着“贻误战机必问罪”的字样，无奈之下，李光弼只得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硬着头皮领兵出城向洛阳进发。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势，准备与史思明叛军进行决战。一百多年前李世民曾经在这里和王世充展开过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取得胜利。今天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脚下遥望洛阳城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犹疑，前方旌旗招展，他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己能有太宗皇帝当年的好运气。李光弼首先命令人马占据险要地势，依山扎营布阵。但部将仆固怀恩却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立即派人阻止他，并讲明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等于彻底将自己的劣势暴露给了叛军，以史思明的精明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很长时间以来仆固怀恩对于李光弼心中并不是那么服气，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官职是朔方节度使，而起初朔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郭子仪，应该说他算是郭子仪的嫡系，可是现在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这让仆固怀恩心中很不爽。最关键的是，仆固怀恩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和朝廷内的宦官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鱼朝恩在向李亨进李光弼的谗言时，仆固怀恩为了报复李光弼，极力附和鱼朝恩。这也是李亨下定决心让李光弼必须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仆固怀恩准备列阵平原的做法，李光弼坚决持反对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请赶快改变你的做法”这样的狠话。李光弼素以治军严厉著称，这一点他和郭子仪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仆固怀恩却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结果就是四个字——拒不执行！由于当时诸镇节度使已经是拥兵自重，李光弼这个统帅也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一旦有不听指挥的，李光弼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仆固怀恩的固执让李光弼很不能接受，为此他派人多次找仆固怀恩进行交涉，却依然未果，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日，没有丝毫进展。但就是这半日的工夫，却让精明的史思明捕捉到了战机。李光弼初到邙山之时，史思明便已经派人严密监视唐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列阵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导致唐军阵形准备不足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唐军发动了突袭。而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由于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本来应该是李光弼熟悉的战法，但因为内讧的原因，却让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光弼这次本来就是硬着头皮从河阳出来，现在又遇到突袭溃不成军，所以他并没有像先前在河阳时那么信心坚定，立刻带领人马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李抱玉在河阳自知孤城难守，也主动放弃河阳，奔至闻喜和李光弼会合。仅仅两天的时间，唐军接连遭遇邙山失利和被迫放弃河阳，甚至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这让史思明的叛军再一次恢复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而且京城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暴露在叛军眼前。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在取得邙山之战胜利后，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他计划让儿子史朝义作为先锋军从北道进攻陕郡，自己则继续率领大军向西进军，两路人马在潼关之外会和，然后合力攻打潼关。然而就在潼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史思明的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而这一次史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最终也落得个被儿子弑杀的结局。从本性来讲，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是个生性残忍好杀的人，部下稍不如意会遭到他毒打，甚至被诛杀全族也是常事。这让他的部下人人惶恐不安。但其子史朝义却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为人谦恭、爱惜将士，跟随其父南征北战多年，也颇有战功，所以颇得将士们的爱戴，将士多归心于他。按说史朝义这么优秀，应该是很受史思明宠爱的，但史思明却偏爱小儿子史朝清，从范阳出征之前，史思明也是怕这个心爱的儿子有所闪失，所以让其镇守范阳，而带着史朝义上路。问题的关键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史朝清，而且想立史朝清为太子。但史朝义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始终是个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是困扰他，残忍嗜杀的史思明有时候甚至想用杀掉史朝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战事吃紧，而且找不到相关借口，所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就在邙山之战后，史朝义作为先锋军向西进兵的时候，史思明终于找到了借口。三月九日，史朝义率兵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东），遭到唐将卫伯玉的阻击而吃了败仗，在损兵折将后史朝义被迫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史思明得到消息后大骂史朝义懦弱无能，难成大事，扬言要按军法处置史朝义。当然史思明这么做是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在他看来打了败仗不是件大事，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可以顺势除掉史朝义的机会。但史思明并不想自己的心迹被外人探查到，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所以他便打了个幌子下令让史朝义修筑粮库，限期一天完工。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显是在刁难史朝义，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朝义真的是一天完工，不过只差外部抹泥。“攻克陕州，终斩此贼！”当史思明检查完粮库工程后，依然鸡蛋挑骨头般地奚落史朝义，并在离开时悄悄对身边的随从说出上边那八个字。史思明没有想到，这是他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行将就木”。史思明说这八个字的时候，虽然史朝义没有听到，但却很快传到了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的耳朵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史朝义丢了性命，那么自己也将难逃一死。所以，两个人决定劝说史朝义，在如此危急时刻发起绝地反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两位部将明白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在见到史朝义的时候，他们并没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而是试探着看看史朝义是个什么态度。“怀王（史朝义）您现在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吗？”“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今早圣上（史思明）和侍卫说等到攻克陕州，就会做不利于怀王的事情，您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吗？”史朝义惊恐地问道。骆悦和蔡文景并没有直接回答史朝义，而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道：“看来我们和您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自古以来从没中断过废立之事，末将建议怀王召曹将军前来商议。”曹将军是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无论史思明走到哪里
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六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七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少本中国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第二讲如何研究政治史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
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感到惊异，却依然十分在意是否达到了常人标准。虽说如此，他们却还是要用汗巾遮住前面，以这种姿态体会着已经加入成年人行列的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大人们去澡堂只是清洗污垢，而他们却会因为与别人比较发育状态而被强加额外的紧张感。此外，大人们在澡堂里的对话也会引起他们注意。例如，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去澡堂，当然要在收费台前分开进去。但往往都是女方把男方的费用也一并交付，然后把手巾和肥皂交给男方，递个眼神再说声“回头见”。有时女方会隔着镶镜子的墙壁喊“老公，我出去啦”，而男方则有些冷淡地回答“啊——”。可能是因为刚刚出浴，此时女人的嗓音有种新鲜甜美的奇妙回响。然后，男方先出来坐在椅子上等着，女方从收费台那边出现后点点头像是在说“让你久等了”，红扑扑的脸上透出女人出浴时的娇艳。那两人回到家里是不是要男欢女爱啦？伸夫想到这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一时有些沉不住气。另外，常常会有女孩掀起男池与女池之间的细窄板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先是转动眼珠环视男池这边不同的情景，然后找到自己的父亲。而父亲也招手呼唤“安代”或是别的什么名字。女孩大都是送来肥皂或洗发液，然后又小心地迈着碎步返回女池那边。有一次，那扇板门掀开后没有自动关上，于是伸夫从门缝中看到了女人站着擦拭身体的情景。虽然是背朝这边，但好像是在擦拭大腿前面，所以向后撅起了丰腴的臀部，令伸夫感到一阵眩晕。这种微不足道的情景或许别人会不屑一顾，但对伸夫却有所刺激，同时增强了他对大人们的厌恶感。大人们怎么那么不体谅别人呢？如果能注意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也就能坦然自若了。然而，大人们貌似顾忌世人目光谨慎行动，其实仍然意外地存在着大意和无耻的缺点。伸夫感到羞耻不堪的事情，大人们却好像满不在乎、习以为常，特别是对性过于轻视和不设防。伸夫对大人们怀有厌恶感，或许就源于他们这种毫不设防的厚颜无耻。伸夫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大人们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大大咧咧，并对其麻木和迟钝深感愤怒。不过，他虽然心里有气，可另一方面却像全身布满雷达天线般捕捉大人们疏忽时暴露的秘密。而且，当他如愿捕捉到自己所期待的现象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定睛侧耳接收那种刺激并为之兴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少年们虽然在心里厌恶大人们疏于设防的春光乍泄，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不放。他们对大人们漫不经心的春光乍泄既气愤又想看，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从心理卫生方面来看，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总是如临深渊般心神不定。当这种情绪过强时，他们就会无特定目标地与人发生对抗和冲突，甚至会诉诸暴力。不过，这种刺激并非全都来自成年人，还会从体内自然萌生，并常常感到困惑和惶恐。当时，最令伸夫感到紧张的就是从离家三百米远的岸本家门前经过，还有学校附近的S女子学校。岸本家有个比伸夫小一岁、名叫弓子的女生。她家在伸夫上初中之后搬到附近居住，她在北区的O女子学校上学。如果从上小学时就同校的话，那么即使年级不同也会很面熟。但因为弓子是中途转学而来，所以此前没见过面。当然，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伸夫才会对她特别在意。伸夫最初认识弓子，是在岸本阿姨来访的时候。当时，伸夫看到她身材细高，剪着娃娃头，只是觉得她挺可爱而已。从那以后，母亲跟岸本阿姨很快亲近起来，伸夫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她们在喝茶聊天。伸夫对她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可当岸本阿姨说到“弓子……”时，就会像背受掌击般猛一哆嗦。有时岸本阿姨聊天时间长了，弓子就会来叫她。“爸爸回来啦！”“有客人来啦！”弓子通知一声就回去了。伸夫见到弓子时只是与她对视一下，并没有说过话。但是，当他看见岸本阿姨在自己家时，心里就会期待弓子再来。母亲和岸本阿姨当然不了解伸夫的心情，弓子本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即便如此，伸夫也觉得只跟弓子见一下面就已满足，即使她主动搭话自己也只能是张皇失措。他对弓子加深关注，是从岸本阿姨说出那句话之后。“伸夫要是能娶我们家弓子就好了……”当时，伸夫正在里屋用竹篾制作飞机模型，听到这话惊讶地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岸本阿姨正在开心地笑。她们也许是在谈及自己晚年时半开玩笑地说出这种话来，看样子不像是真心实意。然而，此事对伸夫来说就不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了。虽然她们是在喝茶聊天时顺口说出，但伸夫的童心也未必不曾考虑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以平常心态走过岸本家门前了。如果这时弓子出来了该怎么办？如果跟阿姨碰面该怎样寒暄？虽然伸夫常在自己家里跟她们见面，可一想到单独相遇就心情紧张，像要接受对方考试般忐忑不安。以前从这里经过时，心中只是单纯地期待或许能与弓子相遇，可现在却怀着更加严峻的心情走近岸本家，只是看见延伸到院门的长长石墙就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要经过岸本家门前，走另一条路倒也并非不可，但伸夫双脚一出家门就自然而然地朝那边迈去。不过，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与弓子相遇。因为弓子上学路远要坐电车，所以她好像比伸夫早半个小时出门。伸夫倒是也可以相应提前出门，但如果没有充分理由的话，恐怕就会被母亲看透心思。再说，即便真的碰到了弓子，但由于学校所在方向不同，也只能对视一下而已。伸夫想到反正不可能碰面，就继续走过岸本家门前。他从石墙边走过拐角之后知道碰不上弓子，虽然有些扫兴却也可以暂时放心了。伸夫在这里也会心情矛盾、忐忑不安。还有一处令伸夫不能不心情紧张，就是S女子学校的门前。伸夫早上去学校时，路过S女校门前总会碰到很多女生。由于这里有电车的停车站，所以每当电车到站时就会吐出成群结队的水手服身影。伸夫夹在她们中间就会感到女人的气息并呼吸急促起来。伸夫平时还能自命不凡地说别人“色鬼”，可到了女生当中却像夹着尾巴的狗般缩成一团，当然无暇观望周围女生的面孔。尽管如此，伸夫心里却仍然自以为是地意识到会有女生看他。当时正处于战后不久，有的学生还头戴战斗帽、脚穿军靴，都是从复员兵那里搞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酷的就是穿戴着油渍斑斑的帽子和斗篷的所谓旧制高中生范儿。此外，他们还会穿着厚朴木屐大步前行。伸夫上初中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别着新校徽的帽子放在掺着油和鸡蛋的炒锅上弄得油光发亮。不过，他即使把自己捯饬得这么酷，却并不意味着勇气十足。其实可以说，正是因为勇气不足，他才会以那种敝衣破帽虚张声势。伸夫就读的初中号称札幌名门，而校训是“质实刚健”。即使是成绩优秀者也会故作硬汉姿态，表面装出从不用功学习的假象，蔑视脸色苍白的秀才。更别说那种对女生黏黏糊糊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他们真心却都对女生兴趣颇深，若能得到允许，哪怕只是一步都想接近女生，跟她们搭上一句话。尽管校方没有规定禁止接近女生，他们还是不想被发现和打上“软派”[6]的烙印。明明心有旁骛，却必须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加剧了紧张心理，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不自然。特别令伸夫紧张的就是整夜下雪后初晴的早上。他从家去学校的学生专用便门时，如果走捷径就要横穿运动场。但是，在前一天还可以行走的路第二天早上就被新雪覆盖，所以早上最先出门的人必须踏出一条雪路，这位男子就被学生们称为“除雪车”。最初雪原上只有点点足迹，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路来。虽说是路，却也只是由人在运动场上把雪踩实，仅有一人通行的宽度。伸夫他们要穿过四方形运动场上的对角线，而去S女校的女生们则是从对面反穿过来。理所当然，男生和女生就必须在这条雪路上擦身错过。伸夫一边呼出白气一边向前走，而对面的女生藏蓝色大衣渐行渐近。伸夫估算着双方的距离默默前行。五十米……二十米……十米，伸夫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条路上经常相遇的女性只有五六个，面孔大都已经熟悉。伸夫微微伏下双眼继续前行，可全身神经都只集中在接近的女性身上。在两人就要相撞的瞬间，伸夫仰身让路。与此同时，女生也稍稍侧身，两人视线相遇。可是，伸夫在接下来的瞬间却伏下视线快步通过女生身旁。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伸夫却感到浑身疲劳得几乎瘫软。“果然是那个女孩……”那位多次相遇的大眼睛女生，似乎在向伸夫微微点头示意。也许她对我有好感——伸夫克制住想要立即回头的冲动，只顾埋头向前走去。校舍向运动场伸出一角，说不定有人正在朝这边张望，要是那帮人起哄说“你小子盯上那女的了吧”，伸夫实在无法忍受。伸夫若无其事地穿过运动场，可大脑中却满是刚才擦身错过的那个女生。十四对于男孩来说，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是个难忘的阶段，也是从以前的单纯男童向成人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少年”这个词的诀别。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时逃离义务教育，最初加入被选择的集团。不过，伸夫并没有特别激动。其原因就是在他进高中的前一年施行了学制改革。此前文部省按照旧学制，施行的是小学六年、初中和女子学校各五年、高中和专科学校各三年、大学三年的教育课程。其中一部分大学设置了相当于高中的预科，而初中也可以用四年时间读完。但是，文部省在战败之后决定把学制也改为美式，就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施行六三三制了。后来人们对此次改制的评价毁誉参半，如今依然意见不一。但是，旧制初中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高中，而以前的高中和专科则升格为大学，招致所谓“车站盒饭式大学”[7]到处泛滥。虽然文部省施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但至少在当时只能是单纯充数而已，徒有其名的大学和高中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此前一直发挥着独自特色的专科学校也变身为毫无特色的综合大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不过，那次改革规定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以此实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施行这项新制度时，伸夫正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然，他是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但是，在他之后的学生就都是免试进入新制初中了。而旧制初中都因此再没有新生入校，出现了伸夫这一级总是最低年级的奇妙现象。伸夫就在这种状态下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但校舍和老师却完全相同。当然，由于升学考试也已在初中完成，所以没有另外进行。可以说，他就像乘着电动滚梯般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高中生。而且前辈完全相同，后辈依然没有。环境依旧校名未变，伸夫因此无从体会考入高中的激动和兴奋。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之间他却过得悠然自得。不必为升学和择校而专门复习应考，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在初中阶段，伸夫受教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影响最深。山中老师在战前就大学毕业了，可能由于曾一度被征兵入伍，他最初也是头戴战斗帽、脚蹬军靴来学校。他倒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男人大都穿着军队投放的服装。山中老师是编撰诗刊《原始林》的诗人，他上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例如讲到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时，山中老师只管反复多次地朗读。在诗兴大发时就闭住眼睛，语调也像咏诗般抑扬顿挫。这时，老师几乎不讲什么单词和语法等复杂理论，只是反复诵读并说“很美吧”“情景历历在目吧”，以此唤起大家的共鸣。伸夫和同学们还没去过长野县，也没去过千曲川。但是，他们在聆听老师吟咏时却恍若被带到春季的千曲川河畔，看到了周围展现的美景。山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强调，比起一个个汉字和词义，把握作品的整体感觉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在多次吟咏并品味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后，老师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独自在小诸城一带流连忘返的经历，将缭绕在山腰的云霞和樱花杏花的美轮美奂寄托于自创诗歌之中。接下来，老师就讲到了川中岛会战。他先在黑板上描画出武田和上杉两军[8]的对阵态势，然后开始低吟。“某月某日，武田军团一万骑顶着朝雾集结于梓川西岸，紧接着鞭声肃肃趟夜河……”老师的讲解把伸夫和同学们从春光明媚的千曲川带到了战国时代的川中岛，耳畔仿佛响起阵阵螺号声和呐喊声。课堂教学如此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并不等于疏忽了基础汉字的读音和听写。老师并非通过一般的测试来强化汉字记忆。老师每月举行一次“汉字相扑”，采用这种形式让邻桌同学捉对比赛汉字听写。例如老师朗读“りょじょう”，同学就一齐写出相应的汉字。老师随即发出“好、交换”的指令，并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答案“旅情”，同学们依此核对答案并判定对手是否回答正确。每对同学听写五个汉字词，根据正确答案的多少决出胜负。接下来换一个座位跟别的对手比赛，最后统计每个同学的胜负次数。比赛结果在下一周的国语课上公布并列出名次表，确定横纲、大关和关胁即冠、亚、季军，成绩差者就排在前头级十几名到十两级[9]。虽然列出了“相扑”比赛的名次，但排名靠后的同学也不会气馁，反而会发愤图强。有的同学曾经从十两级升至前三名，有的同学则从横纲降至前头级。写不出来的同学便以涂黑圈[10]为乐，在笑声中记住了汉字，而且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学得轻松愉快。不仅限于课本内容，老师所教知识丰富多彩。例如，他向同学们募集少量资金，买来《中央公论》《新潮》《改造》《世界》等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就挂在教室的角落里让同学们自由借阅。这些杂志对于刚上初中和高中的男孩来说似乎难度过大，但老师并不担心。虽说放在教室里，却并未强制大家阅读，其实不想看也可以不看。不过，每当新杂志出来时，老师必定会说“难得凑钱买来，哪怕只看看封面和目录也行”。伸夫也是只浏览目录，几乎没读过内容，但这也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助益。首先，他从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之后，对于那类看似难懂的专业杂志已经不会感到棘手了。而且，由于他从初中就已开始接触，所以觉得杂志上所写内容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看似难懂的文章也变得不那么吃力。所以，那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因为山中老师是诗人，所以常常叫同学们创作诗歌。当然，老师在这种时候也不会过度拘泥于细节，而是叫同学们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学生创作的诗歌整理出来制作成誊印版诗集，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转载到老师参编的诗刊上。当然，老师讲解短歌的方法也很独特，依然是反复多次诵读，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进行教学。例如在讲授《万叶集》时先琅琅诵读，切身感受古代诗人朴实的悲喜情怀。在讲授现代国语时，也是反复朗读茂吉母亲去世时所吟咏的《赤光》，并着重强调诗中所反映的悲伤之情。老师讲授国语的方法，要点就是首先通过朗读来感受作品而不是解释作品。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诗歌，从现代文到古文全都如此。另外，老师不仅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兴致高涨时还会把话题扩展到电影作品当中。当时还没有电视，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全盛期，其中心题材就是从漫长而黑暗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后大举引进的西欧电影，特别是法国作品人气最高。有一次，老师在解说他在前一天看过的《命运的飨宴》时，将人生的不可思议娓娓道来。在下一次课上还谈到了《哈姆雷特》及奥利维尔的导演手法。说实在话，处在最顽皮时期的初中生不可能全面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是，老师目光炯炯口若悬河，同学们便不可思议地被卷入电影的氛围当中，感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并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如此热衷的电影感到兴趣盎然。因为老师喜爱，所以同学们当然也会去看。不过，在以质实刚健为校训的学校
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好古怪的要求！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过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
深的顾虑，但他一直没有剥夺高骈的军权。虽然皇帝李儇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但从官职的名称来看，郑畋只是关中地区的领兵统帅，高骈依旧是全国行营的最高统帅。为了让高骈明白自己的意图，皇帝李儇于中和元年（881年）九月特意下诏为高骈做了解释，但这封诏书尚未到达扬州，高骈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宣布拒不出兵，经过近半年多的等待，皇帝李儇终于做出了撤换人选的决定。与此同时，李儇还允许王铎自己任命将佐，王铎在数日之内就组成了新的军事指挥班子，他以周岌、王重荣为右司马，以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同时为了保障江淮漕运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北上，王铎任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崔遣纲运租赋防遏使，负责徐州辖境的漕运安全。另外任命王重荣之兄、时任陕虢观察使的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应使。在进行人事安排调整的同时，王铎传檄四方，命令各地藩镇派兵进入关中增援，并得到藩镇们的积极响应。经过王铎的一番努力，到了四月间，官军对长安形成了新的包围圈。长安东面有王铎率领的禁军以及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两镇军队共计三万人屯驻周至；长安西面有杨复光率领的忠武军、沧州、寿州等几支军队屯驻武功；朱玫率领的邠宁军、李昌言率领的凤翔军以及泾原军等三镇数万人马屯驻兴平；长安之北有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王处存率领的易定军屯驻渭北；而长安西北方向有东方魁率领的保大军和拓跋思恭率领的定难军屯驻渭桥。面对官军打造的新一轮的包围，黄巢首先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中和二年（882年）五月，黄巢派部将尚让向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坊州的宜君寨。时值遇到严寒天气，由于尚让为士兵们准备的御寒衣物不足，导致大量士兵冻死，结果被官军击败。七月，义军虽然在涝水击败李昌言，接着又攻打武功，迫使官军稍稍后撤，但总的来说，黄巢以攻为守，想要打破官军包围圈的战术未能实现，依旧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长安作为国都，由于人口密集，本来就是一个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唐朝向来是依靠漕运山东和江南的粮食来维持庞大的粮食供应。而黄巢数十万大军占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狭小之地，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而且遇到严寒天气，很快便陷入严重缺粮的困境。当时长安城中一斗米的价格高达三万钱，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也写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旧唐书?僖宗纪》也记载了中和二年“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人食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同州和华州发生了义军将领投降官军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同州防御使朱温的降唐，而这起事件也成为黄巢败亡的导火索。起义失败朱温，宋州砀山人，年幼丧父，跟随母亲寄人篱下，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所以黄巢起义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义军，而且屡立战功，逐渐受到重用。邓州败退后，朱温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与渭北的王重荣隔河对峙。在此期间，朱温曾经领兵出战，取得不少胜绩，一度打败过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迫使诸葛爽闭关不战。他曾经拦截王重荣从河中发来的数十艘粮草船只，当王重荣带领三万大军来夺时，朱温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气得王重荣破口大骂，并领兵围攻同州。面对官军的大举围攻，朱温闭城不战，多次请求身在长安的黄巢派兵增援自己。可是，左军使孟楷由于和朱温矛盾颇深，拒不上报朱温的增援请求，最终导致长安方面没有派出援军。此时杨复光再度派人招降朱温，朱温身边的谋士谢瞳认为，朱温现在是孤军奋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会被官军剿灭，不如趁势投降官军。谢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跟随朱温左右，深得朱温的信任，对于谢瞳的建议，朱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眼看身在长安的黄巢被官军紧密包围，所以他决定投降官军。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斩杀黄巢的监军严实、大将马恭、举同州之兵投降了王重荣。当时诸军统帅王铎闻讯大喜，一方面派遣谢瞳奉表前往蜀中向皇帝李儇报捷；另一方面依据皇帝李儇授予自己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皇帝李儇正式加封朱温为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不过，朱全忠降唐虽然极大瓦解了黄巢的势力，但由于其官职的加封，当时或许谁也想不到，朱全忠后来会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朱全忠降唐事件在黄巢义军内部引起极大的辐射效应，黄巢委派的华州刺史李祥与朱全忠日常交往密切，受朱全忠降唐的影响，也企图背叛黄巢。但被黄巢事先发觉，结果骗至长安秘密处死，改派其弟黄邺为华州刺史。不过，李祥的亲信将领依旧在华州，所以华州地区的倾向性依旧不明朗。与此同时，平卢军留后王敬武也举兵背叛黄巢，王敬武本来是平卢镇一员普通的军将，在举兵反叛黄巢的前一个月，他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儒师，接受了黄巢委任的官职。可是当王铎传檄四方，藩镇们纷纷增兵关中地区包围黄巢后，王敬武认为黄巢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经王铎派遣的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的劝说，他也举兵反叛黄巢，派兵跟随张浚进入关中，包围黄巢。不过，虽然不少藩镇响应王铎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向关中增兵，但是黄巢此时依旧有二十万大军集结在长安附近，这让王铎感觉到，镇压黄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王重荣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因此为了增强军力，行营都监杨复光提出援引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骑兵进入关中参战。前边我们说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懿宗李漼在位末年时背叛了朝廷，到了皇帝李儇即位后，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是反复无常，并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到了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氏父子被唐将李琢和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联手打败，被迫带着宗族逃往阴山下的鞑靼部族。事实上，当李氏父子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后，依据当年懿宗皇帝请他们出兵帮助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他们已经预见到，朝廷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己，所以积极训练自己的骑兵队伍，准备随时听候朝廷的召唤。当时赫连铎暗中联系鞑靼部族统帅，他认为李氏父子不是甘心寄人篱下的人，现在训练骑兵，是为了最终兼并鞑靼部族，并建议找到合适的时机依据除掉李氏父子以绝后患。当时以李氏父子的实力，还无法做到兼并鞑靼部族，所以李克用在得知鞑靼部族有意清除其父子时，一方面在与鞑靼将领们外出打猎时，故意显示自己精湛的武艺，以此来威慑鞑靼人，使其不敢轻易下手；另一方面故意宣称李氏父子不会在鞑靼部族驻留过长时间，只要朝廷征召，会立即回到中原，协助朝廷围剿黄巢。鞑靼部部族统帅通过观察，见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打消了清除他们的念头。与此同时李克用也不断向朝廷上表请降，希望能够协助朝廷平定黄巢。于是，在杨复光的积极建议和李氏父子的积极努力下，中和二年（882年）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李氏父子带领骑兵返回中原，协助朝廷平叛。十一月十二日，李克用和代北监军陈景思带领沙陀骑兵三万人挥师南下，十二月，李克用领兵抵达河中府。当时沙陀骑兵全都身穿黑衣，被称为鹀军。由于沙陀骑兵英勇善战，特别是有过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这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心理颇有影响，进而产生畏敌情绪。黄巢看到这种情况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大量的财物前往河中府与李克用讲和。可是，李可用接受财物后却翻脸，烧毁黄巢的诏书，将使者驱逐，下决心剿灭义军，并亲自引兵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渡河，屯驻同州，成为包围长安的官军先锋人马。与此同时，身在华州的李祥亲信将领发动兵变，他们赶走黄邺，共举王遇为统帅。稍后王遇即举华州之军投降王重荣，作为长安重要屏障的同、华二州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先后重新回到官军手中。随着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加入官军，从中和二年下半年起，官军和义军的实力发生变化，官军的兵力明显增多。特别是李克用沙陀骑兵的到来，官军取胜的信心有所增强，而黄巢则陷入粮草匮乏和军心不稳的困境之中。进入中和三年（883年）以后，战局继续向着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田令孜看到黄巢已经呈现衰败趋势，便着手为宦官集团抢夺胜利果实。正月二日，王铎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这样使得宦官的兵权进一步增强。但即使这样，田令孜依旧不满足，正月八日，他为了进一步笼络杨复光、陈景思等宦官，又以“讨黄巢无功”为理由，奏请皇帝李儇罢免王铎的诸道行营都统之职和崔安潜的副都统之职，以宦官西门思恭为右神策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而皇帝李儇则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统管全部禁军。对于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主要依靠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正月十日，李克用的部将李存贞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与朝邑交界）击败黄巢的弟弟黄揆。二月，进军沙苑西南的韩沆，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黄巢得到消息后派部将尚让、赵璋、王璠、林言以及弟弟黄邺、黄揆等人率领十五万大军屯守于华州城西三十里处的梁田陂，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二月十六日，双方展开大战，由于黄巢大军缺乏统一指挥最终战败，史书记载“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不过，梁天陂之战后，王璠和黄邺转而就近攻打华州，并成功驱逐王遇，重新占据城池据守。李克用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兵将华州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领兵援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闻讯在距离长安大约九十里的零口（今陕西临潼）加以阻截，将尚让打得大败而归。李克用趁势进军至长安东北的要冲之地东渭桥，并每天夜间派部将潜入长安，四处焚烧粮草制造混乱，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三月二十七日，在官军的进攻之下，华州守将黄邺弃城逃跑，官军二次夺回华州。纵观整个战场局势，梁天陂之战和零口之战，可以说是黄巢义军试图扭转不利战局的两次努力，是直接关系到长安大齐政权存亡的两次重大战役，而两战连续失利，标志着黄巢义军已经无力遏制官军的进攻，尤其是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身在皇城中的黄巢眼见以沙陀军为首的官军来势凶猛，加上长安城中粮草匮乏，便产生了退出长安的想法，因此发兵三万扼守蓝田（今陕西蓝田）通往武关的道路。四月八日，李克用、王重荣联合从渭桥发动对长安的进攻，义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一日三战皆败。两天后，杨复光命令部将杨守宗带领人马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攻进长安，在这期间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作战神勇，《资治通鉴》评价认为：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就在李克用攻进长安外城的当天晚上，黄巢带领十五万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仓促撤离长安，从兰田进入商山向东退去。官军入城后，随即开始大肆劫掠，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对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治通鉴》评价“官军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从某种角度而言，官军重新夺回长安后，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占据长安两年多的黄巢义军。《旧唐书?黄巢传》将这次以藩镇为主力部队的官军对长安的劫掠，与当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以及代宗李豫时期吐蕃侵入长安所造成的破坏做了比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黄）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唯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军的贪婪，黄巢义军在撤退之时，沿途故意丢下大批财物，官军一路拾取，没有追击黄巢义军，致使黄巢义军得以全身而退。黄巢虽然撤出了长安，但由于保留了完整的军队，所以此后在河南地区与官军继续展开拉锯之战。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军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孟楷随即从蔡州移师攻打陈州（今河南睢阳）。当时担任陈州刺史的，是自曾祖父以来曾担任过忠武军牙将的赵犨，而忠武军也是自王仙芝、黄巢起兵后一直参与镇压的一支官军主要力量。早在黄巢刚刚占领后，赵犨就预感黄巢如果有一天撤出长安，必定向东进兵，而陈州是其首当其冲的必进之地。所以他一直修筑城池，囤积粮草，积极进行备战，他将陈州城外六十里内有钱粮的居民统统强制迁入城内，目的是为了增加城中的粮食储备，而且如果黄巢前来进攻，让其无法在当地募粮。当孟楷领兵走到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赵犨趁其不备，突然发动猛攻，结果孟楷兵败身死。黄巢闻讯大怒，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可是由于赵犨事先做了充分的守城准备，义军一时间难以攻克。黄巢一心要为孟楷报仇，竟在陈州城外建起一座“八仙营”，而且布列百官曹署，做长期攻打陈州的准备。黄巢包围陈州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小数百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拿不下陈州。在我看来，黄巢当时颇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失去长安的根据地，黄巢有意继续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围攻陈州将近一年，实际上是自捆手脚，更加不利于已经处于战略劣势的黄巢。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围困陈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正是从此战开始，黄巢逐渐走向败亡。赵犨在陈州一边拖住黄巢大军，一边派人向邻道求援，当时武宁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全都领兵前来救援。十二月间，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小胜义军，并趁势进驻亳州，但是他们看到黄巢兵势依然强盛，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他们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攻占长安后，在局势稳定后便领兵返回雁门，不久便被皇帝李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李克用在接到陈州方面的求援后，亲率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与朱全忠、周岌、时溥等人会师。四月二十九日，几路大军连续对黄巢发动进攻，先在陈州附近的太康击败尚让，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击败黄邺，义军损失万余人和大批粮草，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退军至陈州城北的故阳里。当时朱全忠的治所汴州就在陈州的西北处，他担心义军乘虚进攻自己的辖地，于是急忙领兵退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就在朱全忠退军的没几天，五月三日，黄巢因为陈州当地大雨滂沱，军营被雨水淹没，无法继续屯驻，加上李克用的沙陀骑兵不断进逼，便亲自领兵进攻汴州，并派尚让领兵攻打大梁，朱全忠早已经料到黄巢会有这一手，所以在积极抵抗的同时，继续向李可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领兵从陈州西北处的许州出发，于两天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上黄巢，并乘义军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黄巢被击败后带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这次李克用吸取了官军攻占长安后没有立即追击黄巢的经验教训，领兵对黄巢紧追不舍。从五月六日开始一直到五月十日为止，连续四天的时间，李克用分别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冤句、汴州打败黄巢，义军一败再败，而且很多将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投向了官军。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例如李党、周霍存、葛人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则投降了朱全忠。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黄巢虽然依旧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由于大批将领降唐，使得黄巢手下无人可用，只得亲自领兵作战。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在和官军交战数十次之后，黄巢进入莱芜境内。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克用和时溥在这里已经布下天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日日夜夜免费精品短剧且加以关照，而对于那些长得低于审美标准太多的歪瓜裂枣则坚决不要。这也许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黄埔军人大都英姿飒爽的原因所在吧。经过这么严格的考试，黄埔第一期只录取了三百五十人，加上被并过来的军政部讲武堂学生一百二十人，黄埔一期不过五百人。程潜和于右任的面子讲武堂派送过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凭什么不考试直接就过来了？理由很简单：人情面子，程潜的人情面子。护法战争中，程潜在湖南之战中立了功，在湖南有一定的能量，而且他本身是国民党员，自然也是孙中山重视的对象。在黄埔军校还没开学之前，程潜就弄了一批湖南子弟到广州，也就是那一百二十人，在他自己设立的讲武堂里头受训。但这个讲武堂不仅作风比较老派，而且还不正规，连宿舍也没有，把学生都丢在关帝庙里。等到黄埔军校成立后，学生都吵着要去黄埔。这些学生脾气都很倔，闹得很厉害，连程潜都顶不住。其实也难怪程潜顶不住，看看这些名字：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袁朴、邓文仪……于是，程潜请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替他收了这一帮子弟兵。蒋校长是讲义气的人，当然会帮这个忙。于是讲武堂关门大吉，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归功于讲武堂的集体入股，湖南成为黄埔第一期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省份。其实讲武堂也不是唯一走后门的，还有一批来自陕西的同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介绍的。有人说于右任靠面子大开后门，他推荐的学生蒋校长考也不考就录取了，太不公平。可还别说，于老先生还真有伯乐之才，他介绍的以关麟征和杜聿明为首的几十个西北小伙子里，二十多年后升到中将的就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的麾下有一员绝世猛将——黄埔三期的安徽籍天才将领戴安澜，此人将在抗战的故事中占据极为光辉的一页。几个特别的人接下来重点介绍几个猛人。话说西北军中有个身高一米九的长腿“男神”，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现在那些涂脂抹粉的大明星和他比起来，非但英武之气远逊，就连俊秀也难望其项背，也就身具武功的电影明星吴彦祖以及那位翻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星费翔勉强能有他几分神韵。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国民党第二悍将张灵甫（没办法，既生张灵甫，何生戴安澜），此时他还叫张钟麟。张钟麟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经常帮人写个对子什么的，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张才子的名声后来传到了写得一手好字的近代“草圣”于右任的耳中。于右任是那种见猎心喜的人，非得让张钟麟写几个字给他瞧瞧，于是便找到了张钟麟所在的军营。张钟麟在听说于大书法家的来意之后，当场挥毫泼墨，连写数张条幅，很给面子。于右任一看张钟麟的字，直叹人才难得，随后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不是考上北大历史系了吗，怎么又当起兵来？张钟麟回答：生逢乱世，当投笔从戎。于右任一听：投笔从戎也不是你这么个从法，在这杂牌军里混，能有什么出息！既然你投的是“北大”的笔，那你就该从“黄埔”的戎。来，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去广州吧。于是黄埔四期里多了一个拥有北大学历的猛男。与此同时，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有个瘦弱的小个子刚毕业于武昌共进中学，本来父母希望他留在当地做老师，便于照顾家庭，但他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去考黄埔军校。他叫林育蓉，一个很女人的名字，正好配合他腼腆内向的性格。在求学共进中学前，林育蓉已在家乡的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他的启蒙老师叫李卓侯。李老爷子在山沟里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不为外人所知，可老爷子却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息的儿子，就是后来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的那位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此外，李卓侯还教了三个很棒的学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育蓉。三人是堂兄弟关系，林育英和林育南都比林育蓉大，都是中共早期革命家。当林育蓉来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正好赶上黄埔四期扩招，一些不重要的标准有所下降，所以瘦弱且不够英俊的林育蓉得以成功考进黄埔。当然，林育蓉的其他能力足以使他进入这个人才济济的集体中。他后来的表现也向世人证明了考官的慧眼识人。填写报名表时，他没有用那个女人气十足的本名，而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很男人的名字——林彪。还是在这段时期，一个叫毛人凤的家伙也来报考黄埔军校。此人虽然轮廓分明，但是眼神有些阴郁，不太讨人喜欢，但是这个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过书的浙江小伙子综合条件不错，最终还是被录取了。不过老天可能想折磨折磨他。入学后不久，毛人凤的身体出了点问题，实在是坚持不下来，只好休学。回乡途中，这位仁兄在入住的招待所居然遇上了小学同学春风。据史料记载，这个招待所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常出现的顶级连锁快捷酒店——“悦来”客栈。春风同学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长方脸，眉毛很浓。据春风同学自己说，他这些年混得很惨。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因为思想过于进步超前，在同学间“宣传革命的道理”，没上几天学就被开除了。这里得插一句，据史料记载，春风同学被开除的原因是调皮捣蛋、不守校规。被开除后，他在上海滩做了一阵盲流（打流），跟“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狠人打过交道，混过江湖。在东游西荡的浪荡日子里，他在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结识了两个将来改变了他命运的厉害人物——蒋介石和戴季陶。当然，这是目前还是小混混的他所不能预见的。做了一段时间的小混混之后，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他感觉当兵才是王道，所以跑到一个军阀那里混了一段时间……混得怎一个惨字形容！毛人凤眼见春风同学混得这么惨，于是给他出了一个走出目前困顿局面的主意：你成天这么混也不是个事，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你要是肯努力的话，一定有一份远大的前途。春风一听，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于是很有兴趣地向毛人凤打听：你说的是哪里？毛人凤告诉他：你去广州黄埔军校吧，黄埔军校的头头蒋介石你也认识。后来，春风还真就去了。只是由于混社会太久，早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第一次并没有考上。据说在戴季陶的关照下，年近三十的他才在第二次考试中勉强考取黄埔六期。这位春风同学后来成为情报天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叫他的小名春风，都叫他魔鬼。至于春风的大名“戴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毛人凤也因为这个价值连城的建议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最终成了戴笠的助手和情报事业的继承者。党指挥枪再好的璞玉，如果雕得不好，也成不了大器。一个学制不长、一期基本只有四十天到八个月的速成班，为何就能培养出那么多领军打仗的将军乃至元帅？这跟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有关。相比于各地的讲武堂，黄埔军校完全是一所新式军校，新在两个方面——思想和实践。先来看一看思想教育。思想和信仰，是人心中所依赖的最根本的东西，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长久。因为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练就一种神秘无形但确实存在的恐怖力量——超越了世俗和利益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的军队，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不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才能在烽火战场和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中，胜不骄败不馁，不计较得失地玩命。这样的凝聚力是之前提过的湘军、淮军甚至北洋军所不具备的。黄埔军校一向狠抓思想教育，其本质是向学生灌输“主义”，要求学生接受党的领导。在黄埔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亲临会场，纵情演讲，鼓舞士气，其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名言——为什么革命仍然没有成功？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引进苏联以党建军的经验，配备党代表、建立政治部，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党国”、“党军”的概念，使学生认可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认可党的“主义”，并为正确的“主义”而战。同时，也要求同学们具备鼓动能力、宣传能力，为以后招兵、练兵打下基础。也就是说，黄埔军校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一支能把“为自己而战”与“为使命而战”结合起来的军队，其凝聚力之强是难以想象的。说到搞思想教育工作，就不得不提黄埔军校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有八卦人士给周恩来排家谱，说他是周瑜与小乔的后人。还别说，从其“民国美男”的外貌上看，真有些靠谱，而他后来表现出来的治国安民之才还在三国周郎之上。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就奠定了极盛的“议政”之风。黄埔军校内部政治气氛浓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由此，国共两派的学生自行组织政治团体，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国共政治团体，要数“孙文主义学会”、“白花剧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血花剧社”，两派辩论起来异常激烈，其激烈程度和现在的台湾议会有一拼。“黄埔三杰”说起这两派，就不得不提两派的领头人物，“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血花剧社”干将蒋先云，“孙文主义学会”会长、“白花剧社”社长贺衷寒。蒋先云和贺衷寒就是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湖南人，另一杰则是又一个湖南人“常胜将军”陈赓。从曾国藩、左宗棠、魏源到黄兴、蔡锷、宋教仁，从毛泽东到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近代的湖南，真英雄之邦也！蒋先云，字湘耘，别名巫生，1902年出生。必须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是人中龙凤。位列“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就是这样的人物。据当年的同学（后来都是超级大牛人）回忆称：蒋先云有如恒星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是天然的领袖。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校，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黄埔一项奇迹般的纪录——从入学到毕业，他囊括了所有科目考试的冠军。天才，蒋先云绝对是一个天才，而且是那种超越了嫉妒的范畴，只能以拜服二字形容的天才！蒋先云不仅才华横溢、天资超群，而且长得很帅、勇气过人，如此优秀的学生当然是蒋校长的最爱。然而，蒋校长最钟爱的这名学生，第一个老师却是蒋介石日后最大的对手毛泽东。蒋先云是毛泽东亲自发展的党员，不满20岁就成为“工人俱乐部”主任，跟老师毛泽东一起领导了安源大罢工。蒋先云进黄埔后，本身资历高，才能出色，又极具人格魅力，因此被推为黄埔共产党支部书记。他很快就如恒星吸引行星般聚集起一个集团，光黄埔一期，蒋先云就发展了八十多名党员，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将帅的徐向前、王尔琢、左权、周士第等人。贺衷寒的资质虽然比蒋先云差一些，但差得不远，要不然也不会并列“三杰”。贺衷寒，字君山，1900年出生。他20岁时成为中国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1年秋，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俄出席一个名字很长的大会，会议名字不重要，也就不说了。就在赴苏俄开会的这段时间里，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两人常常激烈交锋，偏偏贺衷寒口才了得，张国焘往往输得一败涂地。张国焘可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此人后来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如果按各自最初的轨道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只是贺衷寒恨张国焘，还恨屋及乌，连带恨上了共产党。这种仇恨改变了贺衷寒一生的政治选择，他最终加入了国民党。贺衷寒回国后，办杂志，批评军阀，宣传革命，还因此坐了牢。有了案底的人一般都比较受人崇拜。因此，在入黄埔之前，他也是很有声望的人。进入黄埔军校后，贺衷寒在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居“黄埔三杰”第二位。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为优秀，这位仁兄最爱和蒋先云对着干。由此，黄埔中蒋、贺两派斗得不亦乐乎。“黄埔三杰”的事迹在下文中将继续展开，暂且不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支拥有了超强凝聚力的军队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但它还不能无敌于天下，因为它还缺少一样东西——战斗力。下面就来说一说黄埔军校培养学生战斗力的实践教育。黄埔军校在教学上针对学制短、同学们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有差异的实际情况，特将课程设置简单化、实用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学习就是为了打仗。学校把学习与打仗直接联系起来，不学最高深的，只学最有用的。仗怎么打，课就怎么设，兵就怎么练，一切为了把仗打赢。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学校还聘请了大量苏联教官。此时苏联刚刚打完内战，这些人不光有极好的军校教育背景，更有丰富的带兵打仗经验，而且苏联红军的作战指挥、火力运用、协调管理能力在当时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苏联教官教给同学们的是最先进、最实用的东西，出去后可以直接用于作战。由于当时战局混乱，黄埔的同学们不可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在安静的校园里专注地学习。他们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将学习与实际结合起来。如此就能解释为什么黄埔军校在撤离大陆前一直是“短训班”性质且学期不定了，因为学生还未毕业就要上战场。这虽然有些残忍和急功近利，但不可否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一条成功捷径。当然，黄埔军校也不是各期都是速成班，只要时间允许，就一定会改进。经过前三期的磨合与探索，黄埔的教学越发正规和有针对性，在第四期增加了一个阶段，类似于现在的新兵训练营，所有学生先进行各种摸爬滚打的单兵训练和摸底考试，之后再进行甄别和分班。黄埔第四期就采用了摸底考试分班制，摸底考试考完之后才正式开学。学生们被分成了两个团：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后来也称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重点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摸底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可是分班后的名单让人有些纳闷，国共两党在第四期里头后来最出名的两名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小个子林彪被分在了二团三连，大个子张灵甫被分在了二团二连。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班结果？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摸底考试成绩不行或者单兵作战素质不强。就林彪那塑料体格，能把新兵营的训练坚持下来已经阿弥陀佛了。可能性二：政治上表现得不够积极。黄埔最注重政治表现，而这两个人都是闷葫芦，性格木讷，遇事爱自己琢磨，不爱表现。可你不表现，谁能知道你进步了？两人虽然都是普通班，但大帅哥张灵甫很快凭借其出色的书法在黄埔军校里出了名，林彪则始终默默无闻，若不是因为一次枪械走火事故，他几乎没有在黄埔留下任何痕迹。在新兵训练阶段，林彪不仅没按规定上交枪械，还在晚上睡觉时自己摆弄枪械，不想鬼使神差地走了火，一枪打穿了上铺的床板，幸亏上铺的室友林伟俦出去喝水，否则两个抗日将军就一下都交待了。林伟俦后来作为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军长，被林彪这个睡在下铺的室友在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中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兵败被俘。蒋校长说完了黄埔军校的学生，现在来看一看他们的校长——蒋介石。1924年5月2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蒋介石成为众所周知的“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关系更为亲昵。众所周知，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发家的。可是，目前看起来黄埔军校并非他的天下，那他是怎么发家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黄埔军校马上就会成为他的天下。一来机遇不错，命运之神照顾他，足以制约他的孙中山和廖仲恺一年后就将离世。二来他的权
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
判时帕坦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法默：《维希的政治两难》，第347页。吕留良在1666年被正式取消大清生员资格之前，他曾表示同样的个人情感困扰。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以节义求生难，以饥饿求死易。费席尔：《吕留良的早期》，第136页。变节行为——就像维希事件表现的那样——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是非难辨的，因为未来政局的发展几乎永远是难解之谜。不仅要认真思考帕坦和拉瓦尔的决定是否在法律上是犯罪，而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在倒霉的维希最终失败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而且，就像奥托·柯克黑默指出的许多与中国此期类似的情况一样（如在德军占领下的荷兰、挪威和比利时，那里外国入侵者和卖国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直截了当的），这时总会有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特别是在低级官吏之中。“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柯克黑默：《政治公正》，第18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又见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13页。?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5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5页。归顺者尽其所能帮助在没有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接管，因而为之自负，这个省的地方志中的《马弘良传》中就有这种好例子。湖北人马弘良在任江南池州知府以前，曾是洪承畴的幕僚。在任知府时；他尽力避免了清将于永绥调军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省地方志记载，马弘良以“安抚”的办法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11页。?《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3页。上海已经投降了王世焯，他是一个前明官员，也是本城人，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页。明代那些坚持正统信仰的人（如沈炼），相信君臣关系类似于天地的自然差异，这加强了对君主的忠诚。沈炼：《青霞集》第二五○卷，第8—10页。特殊的隐士忠君行为，特别是在宋代思想家对“忠”极力推崇之后的这种行为，参见莫特：《元代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09—212、234—235页；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26—27页。?如果现代的数字统计可以为凭的话，那么大致来讲，中国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男子更容易自杀。20世纪台湾的男子自杀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台湾妇女自杀率与男子大致相同，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因为那些国家男子自杀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见马杰里·沃尔夫：《中国妇女与自杀》，第117页“表”）。根据这种定性的材料进行判断，有地位的中国人（像明清绅士）的自杀率在世界上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社会集团。?参见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页，第一三五卷，第17、29、30页，第一五四卷，第19、24页，第一五八卷，第21页；以及张其濬：《全椒县志》，第704页；黄宗羲：《南雷文定》第五卷，第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2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20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8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第一四五卷，第5页。?有个樵夫殉难的故事，见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6页，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当地一个准备殉节的地方小吏，对朋友说：“吾虽布衣，独非本朝臣子乎？”见上书第一五五卷，第20页。?北京陷落时江南绅士自杀的人数，多于南京政权垮台时自杀的人数。关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10—21页；第一五四卷，第3页。这时江南也有大量隐士的事迹。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19页；第一五七卷，第11页；第一六三卷，第43页；第一六五卷，第45页；第一六八卷，第10、2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4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61—62页。对士大夫既想保护平民又担心阶级冲突的这种矛盾的深入分析，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7—28页。?1646年后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在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时要做出详细的调查报告。这种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确定是不是出现了“激变”，因为由此就可以把忠明起义与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盗匪活动区别开来。例证可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陈邦彦在广东三角洲地区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民军条例，他要求3/5的兵士和全部军官要由外地人担任，目的在于防止当地人争夺民军职位。肖尔：《最后的朝廷》，第63页。?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十卷，第359页。前唐王内阁大学士苏观生的广东忠明政权，起用了声名狼藉的“四姓”，这些海盗家族在广东兵部里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的肠子悬挂起来，以作消遣。黄宗羲：《兴朝录》录二，第2页；又见肖尔，《最后的朝廷》，第27页。苏观生之传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九卷，第328页；彭人杰：《东莞县志》第二十八卷，第19—21页；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六十二卷，第16—18页。晚明人推崇岳飞，在16世纪以前他还没有受到如此歌颂。见刘：《岳飞和中国忠君传统》，第295页。关于这些海盗，见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8页；鲍尔弗：《英国统治之前的香港》，第460—462页。?如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所指出的一样（见第七章），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种惩恶除冤、见义勇为的“侠”的理想复活了。（《论语·为政》：“见义不为，非勇也。”）对武艺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相伴随。比如说，孙临（方以智的内弟）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和骑手，他懂得兵法，背负箭囊，身穿短袄，代替了以前长长的学士服装。彼得森：《苦果》，第85—88页。这些慷慨激昂的义士的想法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有关。反对偶像崇拜的李贽，赞美过在海战中108位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写道：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其文华美者，终将亡佚。欧文：《中国小说的演变》，第18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一卷，第1、10—15页。?黄宗羲：《行朝录》第六卷，第2页。?麦克莫兰：《爱国者和激进派》，第145—14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4—35页。杨廷枢是侯峒曾的侄子。太湖的忠明武装开始用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方法来招收贫苦农民时，苏州的士大夫们就立刻指责他们是“湖寇”。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3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9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郭松义曾经认为，尽管经历了1644—1645年农奴和佃户的起义，江南地主都不太愿意接受清廷的统治以换取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北方那种急风暴雨般的农民大起义。他还指出，江南乡绅们低估了清军的力量，这部分地因为他们一直相信那些“文人义士”的宏论，那些人更多地把南京政权的陷落归罪于马士英的短视，而不是敌人所向披靡的力量。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2—124页。还可参见福格尔译的《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第2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8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91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变动》，第140页。?1583年，嘉定地区大多数农民的谷税折银交纳后，棉田便不断扩大，16世纪后期蒲原（桐乡县）地区精美的丝绸纺织业的发展，也大大改变了杭州和苏州间太湖地区的乡土经济。根据石锦的看法，一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以往，农村里的穷人（如佃农、雇农和农奴）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的耕作和地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的士大夫地主。穷人为地主耕作、纺织，也为地主经商。穷人既不是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也不是主要消费者。商业的作用主要是为地主的货物提供市场并满足其物质需求。然而，那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却表现为村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他们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地主的垄断。他们开始极力追求利润以改善生活。他们的家庭生产品，成为市场货物不可缺少的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家庭收入的来源，从完全依靠农业和地主转变为既依靠地主又依靠家庭副业。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对地主和农业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出现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页；又见第四章，第16页；第六章，第2—3页。晚明棉田和烟田的扩大（在1639年吸烟是被禁止的，1640年首都一个文人的家仆因为违犯禁令被处死），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全编》，第47、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3—65页。傅衣凌发现了一些湖州地区拥有10万棵桑树的大地主的材料。这些桑田约20亩一块，其时约在万历朝。每块桑田需要三个人长年照管，每年总消费为八两银子。现存的合同中有桑叶必须出卖的规定，就是说这里的劳动力自己并不养蚕。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9—71页。16世纪晚期，在因为城市高工资以及雇佣诱惑导致的农村自由劳动力的缺乏与乡绅地主对男奴耕作和女奴纺织的日益依赖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二章，第9—12页。农业中的这种变化对租佃关系的影响，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14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明代，江南因建立了良好的灌溉系统而特别著名。供他们使用的水车和渠道，需要高昂的费用来修建和维护。就像晚明时期的当地一份材料指出的那样，越是远离灌溉费用便宜的河岸，越容易发现富户的大田庄。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初期，中等富裕的地主和土地所有者好像拥有了沿大多数河流和圩地一带的土地。圩是他们做当地粮长时加以维修的。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8—125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6—27页。17世纪的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土地占有的规模。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约2000亩可耕土地。在每个县里，拥有500亩或更多土地的人加在一起可占有25％以上的可耕地，他们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每县大约有500户。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5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24页。?一个最为普遍的逃避交税的办法，是使纳税田亩数与实际田亩数不相一致。一旦土地易手，大胆的买主就会改变那些需要征税的土地的亩数。如果卖主是强硬的一方，他就会把大部分税收义务转嫁到卖出的土地上去，这样没有出卖的土地就会只征很轻的赋税。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4页。?在交纳给帝国的谷物总数中（每年平均400万石），南直隶省占（180万石）45％。在那里，苏州所交（79万石）占总数的17％；松江（23万石）占总数的6％。因此，就谷税负担而言，苏州和松江二地几乎占整个国家用这种形式交纳的赋税的23％，或者说近1/4。这种异常沉重的负担由于使用银两折算而得以减轻了。1436年以后，谷税部分地改成了银两支付。实际上，从整个帝国来看，有14％的谷税是用银子支付的。在苏松地区，37％的赋税——比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比例——是折合成银两支付的，根据谷物交换的比率计算成现钱每石0.25两纯银。因为那个时候实际的市场谷物价格要大大高于这个价格，因此苏松地区土地所有者的真正赋税负担是比较轻的。在16世纪部分地由于大量白银从日本和新西班牙输入，货币紧缩，支付谷物的比率直线上升，这样实际上要花整整一两白银才能支付一石谷物的税钱。黄仁宇：《明朝的大运河》，第72—78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0页。供职和退休的官员被免除徭役，就像那些买到或获得国子监生身份者那样。一般说来，免丁役和免地税不可以互换。但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做。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3页。?梁方仲：《明代“十段锦”赋税制度》，第272页；又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4—77页；《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18—119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6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4页；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第404页。在太湖地区，那些土地被乡绅兼并了的土地所有者们，往往迁往江南那些当时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中心。有许多关于这些家庭迁往城市、参与商业活动的事例。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在故里购买产业，极力恢复他们的农村根基。关于这种迁徙和投资形式的事例，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关于松江地区乡绅土地兼并的事例，见郑昌淦：《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第165页。乡绅家族利用其地位侵占土地的方式，见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兼论“奴变”性质》，第39—40页。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16世纪末南京附近地区住在外面的地主的急剧增多，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的实行，它把徭役折银支付，附加在现有土地税上面。这可能会减轻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且刺激他们对土地的需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2—13页；约瑟夫·P·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的奴隶》，第77—78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5—32、38—40、56页。“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1588年的《明实录》中。它指那些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官吏。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一般叫做“士人”或“士子”。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47页；重田德：《乡绅的历史性格——乡绅观念的系谱》，第8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51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6—77页。这样在16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看到那些老的当地地主被新的“乡绅”所取代，这些乡绅是可以利用他们“缙绅”和“衣冠”的地位贱买土地、逃避赋税、役使地位较低者的“宦室”
”马基雅维里大笑了起来。他从烤肉叉上取下一只云雀，他一边用他那结实的牙齿咀嚼着这只鸟，一边用饱含深情的目光看着玛丽埃塔。她的确是个好女人。人很节俭，性情也很温和。每次他要踏上远行的旅途时，她都很难过，而当他回来时，她又总是十分欢喜。他有时也在想，她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的那些事。如果她知道的话，她从来都没有流露出一点她知情的迹象，如果是那样，就更加证明了她是一个理智和驯良的妇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太太，他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找老婆，而且也很有可能找上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玛丽埃塔的女人。他对他的这位太太非常满意。当他们吃完晚饭，女仆开始洗碗和收拾的时候，玛丽埃塔将孩子们送上床睡觉。马基雅维里上了楼，脱下了他穿了一整天，沾上了泥浆的脏外衣，换上了他平素自以为庄严和华美的袍子，因为在晚上，他习惯于阅读那些他热爱的作者的书籍。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听到有人骑马而来，不一会儿，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在问女仆他是否在家。这是比亚乔。马基雅维里心里在琢磨是什么事让他在这个时辰从城里赶过来。“尼科洛，”比亚乔在楼底下喊，“我有消息带给你。”“等一会儿，我穿好衣服后马上下来。”因为是冬天，白天变短，夜晚到来得早，气温有些低，他在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锦缎长袍，然后开了门。比亚乔正在门口台阶上站着等呢。“瓦伦丁诺公爵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位信使今天从潘普洛纳来。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件事，所以就骑马赶过来了。”“到我的书房来。”他们于是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坐在他的书桌旁，比亚乔则是坐在了一张雕花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玛丽埃塔从她娘家带来的嫁妆的一部分。比亚乔原原本本地将他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马基雅维里。切萨雷·博尔贾将自己的总部设在了一个叫埃布罗的村庄里，计划向背叛自己的那些勋爵中最有力量的那个，勒林伯爵的城堡进攻。在三月十二日的清晨，他的部队和伯爵的部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当警报发出的时候，公爵正在自己的屋子里，他披上盔甲，上了战马，朝混战中的人群杀了进去。叛军开始撤退，公爵在没有来得及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着他的情况下，就追着溃散逃跑中的敌军到了一个深谷。在那个深谷中，他在孤身一人，身陷重围，失去了坐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最后终于战死沙场。第二天国王和他的人马找到了公爵的遗体。公爵的遗体是赤裸着的，因为敌军将他的盔甲衣服都扒了下来拿走了。国王脱下自己的大氅，盖在了公爵赤裸着的身子上。马基雅维里专注地听着，当比亚乔说完了的时候，他却是静静地一言不发。“谢天谢地，他终于死了。”过了半晌比亚乔开口说道。“他失去了他的城邦，他的金钱和他的军队。但是整个意大利还是非常害怕他。”“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行事诡秘，神秘莫测。他残忍，狡诈，做起事来无所顾忌。但是他很有能力，精力充沛。他为人稳健，很有自制力。他从来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他的既定方针。他喜欢女人，但他只是从她们身上寻欢作乐，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为她们所左右。他建立了一支忠诚于他，并且信任他的军队。他律己甚严，行军时他无惧于寒冷和饥饿，他强健的体魄使他能够不觉得疲劳。打起仗来他勇敢无畏，斗志昂扬。他与最下层的战士们一起冒险犯难。他娴熟于谋求和平的艺术，就如同他谋求战争的艺术。他根据他手下大臣的不同特点和能力有区别地任用他们，并且留意确保这些人还必须继续仰仗他的恩眷。在巩固他的权力这方面他已经做了一个谨慎和聪明的人所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他的办法没能为他带来成功的话，这并非由于他的过失，而是因为命运非同寻常，且非常恶毒的安排。像他那样一个具备昂扬的精神和崇高理念的人，假使他有机会将事情重新来过一遍，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的计划只是由于教皇亚历山大的死亡和他本人的疾病而遭挫败，如果他健康良好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他作恶多端，遭受了上天恰如其分的惩罚。”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命运像以往那样垂青于他的话，他也许可以将入侵意大利的野蛮人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赶走，为她带来和平和昌盛。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忘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罪行取得权力的，而他本人也就会作为一个伟人和好人流传于后世。现如今，谁还会在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残酷和忘恩负义的人，谁还会记得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背信弃义？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攫取权力和保持住权力，一旦做到了这两点，你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就将被认为是高尚的，并受到所有的人的敬佩和景仰，如果切萨雷·博尔贾被看成一个恶棍，只是由于他没有成功。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来记述这个人和我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观察和思考。”“我亲爱的尼科洛，你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在你看来，谁会读你这本书？你不会因为写了这么一本书而流芳百世的。”“我也不奢望这个，”马基雅维里大笑着说道。比亚乔狐疑地看了一下他朋友案头的一叠手稿。“你那儿放的是什么？”马基雅维里给了一个旨在消除对方疑虑的微笑。“我在这里没有多少事可做，于是我想到我可以写上一部喜剧，以此打发时间。你想让我为你读上一段吗？”“一部喜剧？”比亚乔带着怀疑的神情说，“我估计这部剧作带有政治涵义吧。”“完全没有，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逗乐。”“嗨，尼科洛，你什么时候才会正经起来？你会招致别人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会像一千块砖头那样砸在你的身上。”“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那样来批评我。阿普列乌斯创作《金驴》和佩特罗尼乌斯写出《萨蒂利孔》纯粹是为了娱乐读者，没有人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那些作品是古典文学。所以那些是要另当别论的。”“按照你的说法，一些个旨在娱乐大众的作品，就像放荡的女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令人尊敬。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那些文学批评家只有等到幽默所能带来的乐趣已经完全随着时间而消失很久的时候才能领会到幽默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幽默的效果得紧紧依靠现实生活。”“你曾经说过，是色情，而不是简洁的语言，才是机智的灵魂。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完全没有，但是又有什么东西能比色情更实际和真实的呢？请相信我，亲爱的比亚乔，当人们不再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繁殖他们下一代的兴趣。这将是造物主这个最不幸的实验的最后终结。”“读你的剧本吧，尼科洛。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说这些。”带着一抹微笑，马基雅维里拿起了手稿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突然之间，由于是向一个朋友第一次朗读自己的作品，作为作者的马基雅维里被一种特有的，淡淡的不安情绪所影响，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自己的作品。他于是打断了自己。“这只是第一稿，我敢说我再次披阅校对时还会做出许多修改呢。”他翻动着手稿，显得不是太有确信的样子。剧本的情节使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很有乐趣，但是有那么两三件事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他所塑造的人物都进入了角色，开始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和他们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拉开了距离。卢克莱齐娅就像生活中的奥莱莉娅一样显得朦胧，他还没能想出来如何才能使她变得更有实质内容。情节的需要让他不得不把她塑造成一个贤惠的女人，只是由于她母亲和她的忏悔神甫的诱使才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皮埃罗，在剧本中被称为利古利奥，却出乎马基雅维里原来的计划，担当了出场更多的吃重角色。正是他出主意欺骗那个愚蠢的丈夫，说服卢克莱齐娅的母亲和那个神甫，说到底也就是他策划了这个阴谋，并付偖实施，达成了最后皆大欢喜的大结局。他是一个敏锐的，有创造力的，机智的人，毫无原则却又讨人喜欢的家伙。马基雅维里发现他很容易刻画这个流氓恶棍的角色，结果等到他写完剧本时发现，他在那个孜孜于策划阴谋的配角和他那害着相思病的主角身上倾注了相同分量的自我。想到他一个人要在一出戏里演上两个角色这件事该有多么特别，他抬起头来问比亚乔：“顺便问一下，近来你有你那外甥皮埃罗的消息吗？”“说起来我还真有他的消息。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但是因为瓦伦丁诺公爵去世这件事让我太激动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他就要结婚了。”“是吗？女方般配吗？”“很般配。他娶的是钱。你还记得伊莫拉的巴托罗缪·马泰利吗？他是我的一个远亲。”马基雅维里点了点头。“当伊莫拉发生暴动的时候，他认为先到外面躲一下，看看形势会如何发展为上策。你知道，他是公爵的死党之一，他担心他要为了这个原因付出些代价。他于是去了土耳其，在那儿他有着自己的业务。伊莫拉城还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动乱，教皇的部队就进了城，巧的是，皮埃罗也在进城的部队里面。好像皮埃罗和一些高级军官关系不错，而这些高级军官又在教皇面前说得上话，于是他努力地保全了巴托罗缪的家业。但是巴托罗缪遭到了放逐，最近有消息说，他死在了士麦那，而皮埃罗则是要娶他的未亡人了。”“确实不错，也很合理呀。”马基雅维里评论道。“他们告诉我她还年轻，相貌也不错，很显然她需要一个男人保护她。而皮埃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有一处白璧微瑕。巴托罗缪有一个小男孩，大概有三四岁那么大。这么一来，将来皮埃罗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后生的孩子继承遗产的希望就不大了。”“我想你尽可放心，皮埃罗会将这个孩子视同己出的。”马基雅维里不冷不热地说道。他又重新拿起了手稿。他带着一些自得的心情微笑了。他又想起了，他至少还是成功地对付了提莫提欧神甫。他刻画这个人物时笔触特别恶毒，他常常是一边写作，一边坏笑着。在这个人物身上，他倾注了他对于那些利用无知的人们的善良轻信而骗取钱财以自肥的僧侣们的全部憎恨和轻蔑。凭这个角色就能决定这部剧作的成败。他又从头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他停住朗读，又抬起头来。“又怎么啦？”比亚乔问道。“你说切萨雷·博尔贾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了。他确实被摧毁了，但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他的狡诈阴险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偶然因素，在这个充满罪孽和悲伤的世界上，如果贤良战胜了罪恶，那并不是因为贤良的一方有着高贵的品格，而是他们有着更大和更好的枪炮。如果诚实压倒了奸诈，那并不是因为诚实的一方有着诚实的品性，而是他们有着一支更加强大，更加领导有方的军队。如果正义战胜了邪恶，那并不是正义的一方是正义的，而是他们的财力更为雄厚。站在正义的一方固然好，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将一无所成。忘记这一点我们就是疯子。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热爱秉性善良的人们，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会将愚蠢的人们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开始第三次朗读他的剧作。“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译后记第一次看到《过去和现在》这本书是二〇〇〇年的十二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家书店。我从大学时代以来就喜爱毛姆的小说，于是立刻买了下来。慢慢读完，我很欣赏和享受毛姆直白、简练，但又充满机锋和幽默的语言。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定很有意义。但是却迟迟没能动手。直到两三年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何不每天译一到两页，当作一种学习或者修行呢？也可以就此从工作中换换脑子。这样就开始了我这长达七八年的断断续续的译书历程。期间我被派到香港工作，由于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工作节奏也比美国繁忙紧张不少，曾一度搁笔。直到三年后搬到香港新界的深井，一个远离喧嚣，面朝大海，背靠青山的公寓里，有了自己的书房，才又重新动笔。终于在2015年春天将全书译完。这本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一条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马基雅维里，和派驻国的首脑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之间的外交斗争。另外一条主线是作为一个风流不羁之士的马基雅维里，企图勾引一位当地豪绅年轻美貌的妻子的经过。两条主线并行不悖，穿插交织，在平缓有序的发展中却高潮迭起，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这部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创作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外有强邻入侵，内有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马基雅维里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共和国，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政体。而瓦伦丁诺公爵所代表的教皇国，则代表着专制和独裁的政体。小说中包含了不少瓦伦丁诺公爵对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见解和议论，多数均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名著《君主论》。在小说中，瓦伦丁诺公爵是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君主。但是马基雅维里却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看待公爵，认为一个君主就应该这样，否则就无法成事。而一旦不能成事，则国家不能统一，战乱不得平息，人民则要遭受更多的苦难。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对君主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为国家带来秩序、和平与繁荣，而不能以一般的宗教或世俗道德衡量。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历经五百年，却仍然富于强大的生命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他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一个政府要能够强有力地保障社会秩序，为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效（effective），果能如此就可以将这个政府归类于好的政府，不论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法如何。如果达不到这上述的目的，则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政体是什么样的，均可归类于低效能或无能的政府，或者干脆就是失败的国家（failedstate，意思是政府完全起不到应有的基本职能作用），那就是最最要不得的、极其糟糕的结果。上述的政治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冷酷的。但是却不幸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五年中，中东和北非地区看到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内部起义和外部干涉，以及叙利亚内战。其结果是，独裁者被推翻了，或陷入困境，但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持续的动乱和战争之中。邪恶势力迅速膨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民饱受残害和痛苦，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当然，因为毛姆是在写小说，所以他并没有将上述观点长篇大论地展现给读者。而是在小说结尾部分以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马基雅维里，也许也是毛姆本人的这种观点。毛姆的这部小说写得扣人心弦，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栩栩如生。书中也有着不少对当时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详细描写。慢慢读来，仿佛是在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影。我希望我这部译作也能够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童朝晖悲伤也好，痛苦也好，都是人生之花。致每一位曾在都市生活中迷失的你！与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杰作全收录！=======优秀的作家既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人。坂口安吾的文学作品，是由坂口安吾所创造，若无坂口安吾，则不可语之。──川端康成读坂口安吾的文字，总让我觉得像身处隧道之中，毫无多余之物，空阔而旷荡，干冷的风则吹透过来。显而易见地，这隧道是一条单行的简单通路，彼端浮现着一团幻梦般的光亮。这个人不怕未来，也不爱未来：因为这个人正是以他那宛若隧道
部分的记忆，不过，一想到有人付钱给她父亲只为虐待她，而她母亲又常常向她要钱，还有桑迪认为她必须给母亲钱好让她喜欢她……卡伦可能也不希望变成必须付你钱，你才会喜欢她。”“我能了解她的苦恼。”“我一直很努力和霍尔顿合作，维持这个家。但卡伦真的是没救了，她非常需要帮忙。”“你说的‘卡伦’通常是指哪一个？”“噢，抱歉。我指的是卡伦3，就是一开始被我们选来见你，也是你最常见到的那一个。”“我总觉得好奇。为什么是卡伦3来见我，而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在卡伦3身上。她应该是最有可能跟你建立良好关系的人。”“你在她身上，所以卡伦是主体啰？”“不是，不是主体——这很难解释，真的，不过这只是她的工作。”“我懂了。”但我不确定我真的懂了。“你能再多描述一点有关你和卡伦的互动给我听吗？”“嗯。每到傍晚，我和霍尔顿会找卡伦说话，趁她入睡之际让部分记忆渗入她的意识里；我们借着这种方式让她知道当天发生过的事。”“她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出现？”“其实是我和霍尔顿决定谁出来。我们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一辈子都在保护她。卡伦出来时，我们通常不会去干扰她、打断她，直到她想进来。然后，霍尔顿或是我——通常是霍尔顿——会派某个人出去。有时候，我们俩忙着照顾里面的孩子们，无暇顾及外面的状况，这时桑迪或其他人就会出来。如果派孩子们出去，我们会一直跟孩子们说话，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我没办法睡，”卡伦嘀咕，“晚上我的脑袋里有太多人在说话了！有好多事要安排……一直安排！”“他们在安排什么？”“噢，就是谁隔天要做什么一类的。昨天晚上，我在凌晨2点醒来，结果竟然发现我在打电话订目录上的东西！我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根本没睡！”“那些晚上出现的声音都在说什么？”“每个人报告自己的事：接到哪些电话，约了什么人，赴了哪些约会，负责哪些差事。”“其他人现身时，你有办法参与吗？”“不参与，但我可以在一旁看着。有点像看电影。我坐在后座，不能说话。”※※※※“迈尔斯和我喝了一杯玛格丽塔葡萄酒——迈尔斯想喝，”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卡伦如是说，“可是迈尔斯不能喝酒。酒精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要是换我出来，我一定会用不同方式处理。酒精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却会让迈尔斯很不舒服，昏昏欲睡。”卡伦指手画脚地飞快说道。“我们聊过吗？”我问。眼前这位感觉起来不怎么熟悉。“聊过，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曾突然出现，代替卡伦来过这里，但你没发现。还有，我比卡伦乐观多了。”我想，这解释了我先前的疑虑：有好几次，我觉得卡伦的精神沮丧已有明显进步，但隔周再见面时却发现严重性不减反增，你该怎么开抗抑郁剂给这样的病人？“我已经出来一整个礼拜了。”她突然转头，研究身后的时钟，这座钟暂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的心情轻快活泼。“您是？”我问。“霍尔顿称我为‘卡伦2’。”“噢，是你啊。为什么选这个礼拜出来？”我问。“这得从滑冰表演说起。我们的座位跟另一家人完全重复，但他们的经理很粗鲁无礼……”卡伦滔滔不绝描述事发过程，极尽详尽之能事。她越说越起劲，眼看就要占去大部分时间，我决定喊暂停。“你看起来精神相当好。”“噢，我没什么问题啊！”她微微转了转头。“跟我聊聊你的事。你是何时诞生的？”“我在卡伦4岁或5岁时出现，我是为了快乐、开心生活而来的。我在21岁那年停止长大，所以现在也是21。当年决定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是我，因为我爸妈实在太坏了。我不想继续忍受下去。”“后来呢？”“我找到一份秘书工作，我和凯瑟琳、安3人一起合作。我的数学很好，凯瑟琳会打字，安负责跟老板交涉。对了，遇见乔希，跟他约会，最后嫁给他的人也是我。我跟他处得很好，他没那么差劲啦。”想结婚的不是卡伦1吗？但卡伦2却说是她的主意。“乔希怎么看待你们的人格转换？”既然我不曾跟卡伦2好好聊过，我决定利用机会打探消息。“有时他会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卡伦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偶尔也挺喜欢这样的，因为桑迪和我会帮他做事。还有，就算他很气我们，我们似乎也不会记得。”有趣。同一事实，观点却完全不同。卡伦2的不受拘束和健谈令我喜出望外，因此我决定继续问她问题。“你们都在晚上交换信息对吧？怎么操作的呢？”“嗯，这么说吧，聊天是成长的开始！”她用强调的语气开场，然后飞快地说了起来，“霍尔顿管它叫‘说故事时间’。不过呢，我可以在外头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假如我愿意的话，要我待一年也行。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享时间。”“你在什么状况下才会想回去呢？”我得趁她换气时赶紧提问题。“假如我觉得很累，没力气，或者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才会换其他人出来。嫁给乔希那天，走红毯的时候，我有点动摇。我心想：这个决定正确吗？其他人也反对我这么做。来到圣坛前，好几个人轮流跑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昏倒3次。但我决定完成仪式，一直待在外面。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真的没有那么坏。”“他会打你，这又怎么说呢？”我问。“你在说什么？”她问得有些惊讶，“别开玩笑了。”“抱歉，别放在心上。很高兴跟你聊天。”我想卡伦2真的被保护得好好的，不曾受到伤害。※※※※卡伦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不是她一贯的出场方式。我什么也没说，静静等待。卡伦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是霍尔顿，贝尔医生。卡伦没出来。最近压力太大了，卡伦应付不了。我们努力把事情做对，但真的很难。我们没办法睡，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跑出来；现在大伙儿被睡眠不足弄得又是发抖又是恶心头晕的，有些人已开始头痛。我们吃了阿司匹林，但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效。”霍尔顿已分身乏术。卡伦进步有限，因为我们的治疗总是被不断冒出的新危机打断。每个礼拜，我得花好几个小时跟卡伦通电话，听她描述当天不怎么愉快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是种压力。我尽可能在哄孩子上床之后才接她电话，但我却得眼睁睁看着妻子一见我又在通电话，问我对方是谁却一再得到相同答案时，浑身就紧绷起来的反应。“先不管这些麻烦事。最近有人共享时间吗？”我问霍尔顿。“卡伦2允许其他人跟她共享了，但仅限于部分时间。凯瑟琳偶尔也愿意共享，但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了解。”我不想逼他，但我想鼓励他，或者是她，他们，不管是谁都好。“不过，照顾‘连连’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起共享时间。”“噢，那只鸟啊？你们怎么照顾它？说来听听吧。”“嗯，卡伦首先走向那只鸟，然后——就像她在这里做的一样——她退后，让其他人轮流出来几分钟；感觉就像大家接力完成照顾‘连连’的任务，只在身份转换时短暂停顿一下。”“照顾期间，大家会共享时间吗？”“只有一点点，但卡伦会看着一切进行。凯瑟琳和我负责帮助几个小的。”“你们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是指共同分担一项工作。”“没有，这是第一次。”“这几天，究竟是什么事让卡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噢，老天，”霍尔顿说，“对卡伦来说，她的生活像个超级大谎言。她必须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她偶尔会遇到人走上前来，找她聊天。她压根儿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对方显然跟她很熟，所以她得勉强应付，直到认识此人的人格出现为止。”“该负责的人格没有马上出现吗？”“对。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凯瑟琳和我可能忙着照顾孩子，没注意到该派谁出去。”“看样子，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卡伦。”“她无时无刻不受到照顾，”他说，“我们尽力而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她连睡着时都受到保护：她的噩梦会自动分配给其他人。假如她不小心踢到脚趾头，她只会痛一下子，然后马上有别人出来顶替，承受痛苦。不过，我没办法随时控制换谁出来。如果轮到桑迪或西德尼现身，他们俩总会给我惹一堆麻烦。桑迪很不受控制，常有意外之举；她总是吃个不停。”“就是她害卡伦变胖的？”我问。“对。她当自己是个胖女孩儿。我们有些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女性身体。”“你也很难接受吗？”“嗯，这样说吧：真是该死的，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迈尔斯讨厌化妆，而我没办法穿高跟鞋走路，不过卡伦2看起来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你能跟我聊聊卡伦博吗？”“卡伦博诞生在极度的痛苦中，同时也是受伤最重的一个。她只是婴儿，但她父亲却用胶布封她的嘴，让她不能哭叫。他还会用针戳她。这些针孔怎么都会消失的，不会被发现。有次她父亲用针戳那颗肿瘤，结果流了一大堆血，于是他再也不敢这么做了。”霍尔顿垂下头，叹口气，这段恐怖往事并非叹气主因。他叹气纯粹是因为他累坏了。几分钟后，桑迪出现。她靠在椅子上，懒洋洋的，小腹突出，似乎没半点自觉。她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不自在。“据我了解，大家对吃东西和花钱有些意见，”我说。我知道，桑迪听我这么说铁定不高兴，但是我的种种忧虑——卡伦的问题、桑迪扮演的角色、我自以为有能力为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还有疲倦——使我不假思索便提出这项指控。“我已经尽量节制了，”她两手一摊，“可是一看到想要的东西，我就想非拥有不可。”她扭过头去不看我。“反正，我也不是真的很在乎。”“可是其他人不想变得这么沉重，这么不灵活，”我说。又是一项错误。我竟然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指责她！我应该闭上嘴巴，好好听桑迪说就行了。“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真的有其他人存在，”桑迪被惹毛了。“这些‘其他人’令我很不舒服。只要我出来，没人能逼我回去。我想变成唯一的一个。也许我会一直出来，再也不回去了！”“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试图挽回，试着与她结盟，寻求善意。“嗯。我想变成大人。我18岁，但是我想在各方面都继续长大。”“你的几个伙伴也有相同的愿望呢。我已经跟他们说，我会帮助他们，所以说不定我也能帮你哟。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吗？”有时候，这种小小的诱惑手段实在令我汗颜，但此时此刻，我急着修补关系，其他一概不重要。桑迪颇为振奋地同意了，然后我又和总是很可爱的西德尼聊了一会儿。接下来，我发现出来跟我说话的是卡伦1。“卡伦没办法让莎拉好好喝母奶，”她说，“这让她想起自己有胸部，还有男人欺负她的事。我没有胸部。我不想要胸部。”10岁大的卡伦1用受伤、反抗的眼神注视我，警告我不准贸然伸出援手。“莎拉问卡伦月经的事，所以我干脆不让卡伦有月经。只要我想要，我就能阻止一切。”“怎么停？”我问她。“我就是有办法。”“还有什么是你能办到的？”“我知道我们就要有小孩的时候，我也想阻止。我用力打我的肚子，不让小孩出生。”“成功了吗？”“没有。现在莎拉也要受伤了。”“谁会欺负莎拉？”“卡伦的爸爸。他以前就试过。那个祖父也会。”“他们都死了，”我打断她说话，“卡伦的父亲、祖父，曾经伤害你的人都死了。”“你骗人。”“是真的。不会有人欺负莎拉了。那些男人都死了。你也再不需要担心胸部和月经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去问凯瑟琳，她会告诉你这全是真的。”我再次施展最可靠的计谋：孩子们都相信且信赖凯瑟琳和霍尔顿。一旦大多数或所有独立人格再也不受过去的阴影威胁，剩下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创伤能否愈合了。※※※※1995年8月初，我们相识的第6个夏天。卡伦说她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点用也没有，”她哀怨地说道，“我只拥有一小部分的人生。”听她这么说，我突然不太确定今天是否该进行催眠。我们越来越不常跟“她”相处了。在这一刻，她仿佛真的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我为自己不像过去那样花时间与她相处向她道歉，但我认为，我们只是暂时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其他人身上，然而此时此刻，这件事却非做不可。她说她能理解，于是我们一如往常进入催眠阶段。朱莉安首先出现。她向我解释每晚“聚会”的意义。“我们借着聚会告诉大家——特别是卡伦——一天之中发生过哪些事。我已经把昨天的事写下来，准备告诉你，但我忘记带了。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的：早上，乔希揍卡伦，迈尔斯出来，打回去。乔希去上班之后，大伙儿一起去宠物店；看完店里的鸟儿大概得花15分钟。每次只能有两到三个人共享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看，若要摸就得轮流来。照顾‘连连’也一样，大伙儿得轮流出现。稍晚，乔希回家，卡伦3会在乔希开始揍安的时候出来，出其不意踹他好几脚。然后卡伦3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试图消化这一天的古怪事件，并尝试计算乔希一共揍了卡伦几次，还有哪些人可能遭到殴打。“我趁卡伦晚上睡觉时告诉她这些事，”朱莉安继续，“这样她什么都知道啦。”她停下来，扬起头看看我，“贝尔医生，假如我们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我从来不曾仔细想过这件事。“不会，”我说，“我不认为你们有哪一个会不见了，会死掉，不过，你有可能不再只是你自己，”我再补上一句，“独立、完全分割的自己。”她思索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答她的疑惑，或者是我的疑惑。※※※※9月初，我接到不同人格来电。录音机有一段“霍尔顿女士”的留言，说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莎拉摔断手臂，乔希把账算在卡伦头上。隔天，詹森打来，他说他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失去意识了。迈尔斯跟乔希起争执，乔希掐他脖子。几天后，安现身，把局势稳下来；她出来的时候，乔希比较愿意放他们一马。迈尔斯打来电话说他喉咙痛，他想杀了乔希。他想起以前虐待他们的人会掐他们，阻止他们尖叫。他不敢去警察局，因为乔希说警察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会杀了他。我告诉迈尔斯，乔希只是虚张声势，他跟警察没有半点特殊交情。卡伦应该，也绝对要报警才行。迈尔斯这才松了口气，破涕为笑。克莱尔曾经在一场葬礼上看见躺在棺材中的婴儿。她说，那些男人曾让她穿上白纱裙装，然后把她放进棺材里。克莱尔问我，婴儿是不是那些人杀死的？于是我只好告诉她“死产”的意思。凌晨1点，我接到“爱丽丝·奥弗希尔”的电话。她说她想自杀。她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似乎吓坏了。我说我能帮助她。她知道我同时也在帮助其他人，于是同意让我催眠。催眠后，我请凯瑟琳现身。凯瑟琳向我道歉，对爱丽丝擅自现身感到相当愤怒，她说爱丽丝还没准备好，仍需要妥善保护。挂断电话后，妻子背过身去，握拳用力捶枕头，捶了好几下，仿佛是枕头令她睡不好似的。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受来自卡伦还有诸多分身那无路可退、一点也没有减轻的负担。这阵子，我的婚姻出现许多复杂难题，而卡伦则是另一个难题。下班后，我理应给卡伦多一点限制，这样对我或多或少有点帮助。然而，我害怕这么做会对卡伦造成不良影响——她今生遇到的每个人都令她失望，我不能让她再失望一次。※※※※1995年10月初，我与西娅首度会面。她高举双手遮脸，极度惊恐，一副随时可能被打的模样。“我觉得我们会死，”西娅说。“你在保护自己吗？”我意指她举起的两只手，而非她的开场白。“我怕你会打我。”“怕我打你？”“大家都打我。可是克莱尔说你人很好。我不喜欢医生。”“医生怎么了？”“沃尔什医生讨厌我。他任由他们伤害我。他把我留在医院，然后医院的人也对我做不好的事。那些针啊什么的。”西娅仍以手遮脸。“你还是很怕我会打你吗？”“不怕。”“那你怎么一直挡着脸？”“我不想被你看见我脸上那个又大又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
知氏的实力最为强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实力最强的知氏最终却被其他三家瓜分，且这三家最终瓜分了晋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国是如何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呢？韩国的存在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强知伯欲壑难填韩赵魏三家分晋晋献公一支是由小宗而执掌君位的。为了防止大宗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大开杀戒，屠杀公族，晋国的公族势力急速衰减；又由于献公宠爱骊姬，骊姬阴狠狡诈，欲立其子为太子，由此造成三世内乱，死的死，亡的亡，晋国小宗的势力也衰落了。公族势力的衰退，给异姓卿族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六家大夫开始把持晋国大权，这六家大夫是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中行氏，他们各自有直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范氏、中行氏被灭，就只剩下了四家卿族。当晋国的卿族只剩下知、韩、赵、魏四家之时，知氏宗主知伯的实力最为强大。知伯在收拾了范氏、中行氏这两个卿族之后，没过几年，便派人向韩氏宗主韩康子公开索要土地。土地是人口、财富的保证，谁愿意平白无故地把土地给人家，这简直就是要割自己的肉。韩康子了解知伯的为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主，范氏、中行氏两个卿族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知伯所灭的卿族。但是，韩康子也不愿束手就范，给了知伯第一次，第二次再来要怎么办。经过一番踌躇，他决定拒绝知伯的要求。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听了韩康子的决定，立即劝韩康子说：知伯这个人，既贪婪又凶狠。你如果不能满足他，他肯定会对韩氏动粗，你还是给他吧。你要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宜，尝到了甜头，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对魏、赵两家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们两家会不会答应就难说了。如果他们不答应，知伯肯定不会罢休，就会对这两个卿族动手。这样，咱们老韩家就可以免于刀兵之灾了。同时，咱们还可以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再出手。韩康子一听，好啊，就这样办。于是，韩康子痛痛快快地给了知伯一个万户大邑。知伯一看，这么轻松地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高兴得要疯了。马上如法炮制，派人向魏国要地。知伯这人其实一点都不傻。韩、赵、魏三个卿族之中，赵氏最强，韩氏最弱。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所以，他第一个选中的就是韩氏。结果非常顺利，轻轻松松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韩氏之后，卿族中较弱的是魏氏，所以，知伯的第二口咬向了魏氏。魏氏老大魏宣子接到知伯索要土地的要求之后，像韩家老大韩康子一样，也不愿给，给地就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喂狼。毕竟土地是每家卿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家卿族如果失去了土地，那他就啥也不是了，只能是平民、老百姓，这谁愿意啊？所以，魏宣子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给，坚决不给。但是，魏宣子的家臣赵葭也像韩康子的家臣段规一样，非常有政治头脑。他劝魏宣子说，知伯向韩氏要地，韩氏给他了。如果向魏氏要地魏氏不给，那么魏氏肯定要得罪知伯。一旦得罪了知伯，他肯定会对咱老魏家动手。那样，咱不成了知伯的眼中钉了？咱就要吃大亏了。要依我，给他，别让他盯着咱老魏家寻事。魏宣子一听，有道理啊。于是，也像韩康子一样，也拿出了一个万户大邑，奉送给知伯。知伯一看，魏宣子也给咱一个万户大邑，这就更高兴了。兴致勃勃的知伯立即派人向赵家老大赵襄子传话，指名道姓地要地。知伯这次跟赵氏要地和先前对老韩家、老魏家不同，先前是只要地不指名。但是，韩氏、魏氏的俯首帖耳让知伯开始飘飘然了。这次跟赵氏要地已经不是简单地要地，而是要赵氏指哪儿给哪儿。赵家老大赵襄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立即断然拒绝了知伯的要求。知氏在这碰了一鼻子灰。而对于赵氏来讲，拒绝知伯就意味着挑起战事，以赵氏一族之力能对付势力强大的知氏吗？遭到拒绝的知伯立即把韩康子、魏宣子两个卿族老大请到家里，商量出兵攻打赵襄子之事。赵襄子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把他的家臣张孟谈（《史记》中作张孟同，是司马迁避其父司马谈的讳而改）请来，商量这件事。赵襄子告诉张孟谈说，知伯这个人表面上待你很亲，实际上是个非常阴的人。他已经找韩、魏两家要过地了，现在又到咱家来要地。但是，我没有给他。这样，他一定会对我们赵氏卿族动武，我想问你，哪个地方最适合咱们老赵家长期坚守。张孟谈毫不犹豫地说，晋阳（今山西太原）。赵襄子说，好，就这样定了。于是，赵襄子立即派了一位将军先到晋阳，自己随后到。到了晋阳，赵襄子视察了城墙、仓库，然后对张孟谈说，晋阳城墙坚固，粮仓充实，唯一缺的是箭，怎么办？张孟谈说，当年修晋阳城的时候，宫殿的墙都是用芦苇荆棘做成的，根根都有一丈多长，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箭杆。赵襄子一试，果然非常合适。赵襄子这下子高兴了，但是，转念一想，我们铜少，怎么制作箭头呢？张孟谈说，我听说当年造晋阳城的时候，房间柱子最下边的基柱都是用铜浇铸成的，可以用来做箭头，这是用不完的箭头材料。赵襄子一听，连声说好。于是，赵襄子下令全城备战。知伯率领知氏、韩氏、魏氏三家军队攻打晋阳，打了三个月，也没能拿下晋阳城。知伯没有办法，只好把军队排开，团团围住晋阳，想以此困死赵襄子。晋阳城外，有一条河静静流过，这就是晋水（今天的汾河）。晋阳，就是因为在晋水北面而得名。攻不下晋阳城的知伯看到流淌而过的晋水，突发奇想，决定引晋水淹晋阳城。说动就动，滔滔的晋水在人工引导下，汹涌澎湃地冲向了晋阳城。晋水不断上涨，距城头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就可以漫过城墙了。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警卫，知伯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察看被水淹没的晋阳城。知伯喜出望外地说，我原来真不知道大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今天我才明白：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然而，得意忘形的知伯在这时却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韩康子和魏宣子一听，心中都一哆嗦。因为安邑是魏氏卿族的都邑，平阳是韩氏卿族的都邑。眼看着赵襄子今日被晋水淹没的惨状，韩氏卿族的老大和魏氏卿族的老大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兔死狐悲之感。于是，魏宣子在车上用肘捣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在车上用脚踩了一下魏宣子，两人都会意地使了个眼色。知伯的一番大话，让韩氏、魏氏想到了自己以后的命运，如果知伯得逞，那么赵氏的今天就是韩氏、魏氏的明天。知伯整整围了晋阳三年，城中大水遍地，人们只好像古人一样住在树上，锅也要吊起来才能烧饭。粮食将要吃完了，士兵们个个座骨嶙峋，赵襄子坚持不下去了，去找张孟谈商量解决办法。张孟谈其实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对心急如焚的赵襄子说，让我去见见韩、魏两家的大当家吧。赵襄子还能说什么？只能说一个字：好。张孟谈溜出了城，找到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对他俩说，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我不用讲了。赵家马上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赵家亡了之后，你们两家就要步赵家的后尘了。韩康子、魏宣子说，这个道理我俩都懂，知伯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们最怕的是计划还没有实施，知伯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俩就全完了。张孟谈说，计划出自你们两位之口，入我之一人之耳，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于是，韩康子、魏宣子立即和张孟谈私下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张孟谈和韩康子、魏宣子达成协议之后，迅速返回晋阳城中，将达成的协议向赵襄子做了详细汇报，赵襄子激动得连连向张孟谈拜谢。张孟谈为战事到知伯的军营中，在知伯的军营大门遇见了知果。知果看了看张孟谈，立即入营见知伯说，韩氏、魏氏两家恐怕马上会有大变。知伯说，怎么会呢？知果说，我在军营门口遇见了张孟谈，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中间定有原因。我看十有八九，是张孟谈说动了韩、魏两家，共同反对我们。知伯说，不会吧？我和他们两家的当家约定好了，攻下赵家，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不可能出现变故啊。你千万别这样说。知果出了知伯的营门，又遇见韩康子和魏宣子，他马上人营对知伯说，韩、魏两家的当家脸色也不对，他们一定要背叛你，不如赶快杀了他们两个。知伯还是不相信，我们三家兵围晋阳都三年了，现在早晚之间就会攻破晋阳，并且分享三年战争的成果，他们不可能有二心。知果说，如果你不杀他俩，就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非常亲近（不杀则亲之）。知伯不解地问知果：什么叫亲近他们？知果说，魏宣子的家臣赵葭、韩康子的家臣段规，都是能说动他们两个卿族大当家的的重臣（是皆能移其君之计）。你赶快和他们俩搞个约定，一旦攻下晋阳，给他们俩每人封一个万户人口的县。这样，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就不会改变主意了，你就能达到灭赵的目的了。知伯一听就烦了，破了赵国已经是三家平分了，如果这两个家臣每人再封一个万户之县，我们得的也太少了，这绝对不行。知果看见知伯不采纳自己的意见，知道知伯大祸临头，立即将他们这个小宗族改为辅姓，脱离知氏家族，从此再不见知伯。张孟谈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入见赵襄子说，我在营门遇见知果，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知果见了知伯之后，立即更改为辅姓，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我们商谈的事了。今天傍晚如果不攻击知伯，就会丧失时机。赵襄子立即派张孟谈再见韩、魏两位卿族的首脑，约定当夜动手。当天晚上，知伯守护晋水大堤的士兵被杀死，滔滔的晋水改道，不再冲向晋阳城而是冲向知伯的大营。知伯的军营因为大水突然到来而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支军队从左右两翼杀过来，赵襄子带领他的士兵打开城门一直冲到知伯的军营之前。知伯的军队大败，知伯本人也被赵襄子活捉处死。知伯的土地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整个知氏家族全被灭，只有知果一支，因为改姓辅，才躲过了这场劫难。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从此晋国的大政由韩、赵、魏三家绝对控制。二十年后晋幽公继位时，因为害怕韩、赵、魏三家，反而要去拜见三家之长。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剩余土地，只把绛（今山西冀城）与曲沃（今山西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五十年后（晋烈公十九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强大统一的晋国从此在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国。韩氏卿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知伯不智亡宗族三家智斗分晋土赵、韩、魏三家灭了知氏以后，晋国的政权就由这三卿来掌管，晋国国君已经名存实亡了。一到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迫使当时也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为诸侯，也就是正式册封赵、韩、魏为独立诸侯国，这时，晋国正式一分为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从此以后晋国国号被废，晋国历史终结，晋国彻底灭亡了，历史就此改写。有学者认为，晋国曾是那么强大，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过去，曾是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如果晋国不灭亡，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它。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晋国已经分成了韩、赵、魏三国。当人们重新审视韩、赵、魏三国时，又想起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知伯，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吞并其他三家，但历史没有选择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三家分晋的最大失败者是知伯，而韩康子，则是最大的胜利者之一。知伯和韩、赵、魏三家相比力量最强，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失败者？韩康子力量最弱，为什么最终成为胜利者？第一，知伯狂妄自大。韩、赵、魏、知四家之中，知氏力量最强，赵略次之，韩、魏两家的力量最弱，客观上的强大导致了知伯的狂妄自大。知伯的狂妄自大是一以贯之的。一次，知伯宴请魏氏宗主魏宣子（魏驹）、韩氏宗主韩康子（韩虔）。酒宴上，知伯突然戏弄韩康子，还侮辱韩康子的家臣（大夫之臣）段规。中国古代卿大夫的封地叫“家”，所以，卿大夫的臣子称家臣。知伯的家臣知果提醒知伯，你要为今天的无礼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早做准备。知伯说，难都是由我发动的，我不发难，谁敢发难（知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知果说，不对，“主不备，难必至矣”。你这一次宴会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康子，一个是段规，这叫“一宴而耻人之君相”。你要再不准备，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晋阳之战中，知果两次提醒知伯警惕韩、魏两家，第一次是知果看见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趾高气扬，第二次是知果看见韩氏、魏氏两个卿族的大当家的脸色不对，立即劝知伯，但是，知伯听不进去。第二次知果还劝知伯收买韩氏、魏氏卿族的家臣，因为这两个家臣对这两家大家长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安抚住两个家臣，就可以保证韩、魏两个卿族不叛变。这又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知伯还是不屑一顾。知伯为什么如此狂妄自大？因为知伯不相信韩、魏两个卿族会背叛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知伯为什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韩、魏一向非常听话，从来不违抗知伯，这是其一。赵国城破在即，韩氏、魏氏马上就可以和知氏共分赵氏土地，享受三年作战的成果了，这是其二。知伯总以为韩、魏听话，他不知道韩、魏是迫于无奈才献出土地来的、韩、魏两位大当家的心中充满了对知伯的怨恨。赵氏的灭亡让韩、魏深感兔死狐悲，充满恐怖。因为知氏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赵氏，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韩氏、魏氏。《国语·晋语九》记载：当年知宣子要立知瑶（知伯）为继承人的时候，知果就出面反对，认为知瑶不如知宵。知宣子认为知宵太狠。知果说，知宵只是狠在脸上，知瑶是狠在心中；面狠不会危及国家，心狠却会危及国家。知瑶的优点非常明显：胡须漂亮，身材魁伟，善于驾车，能言善辩，性格坚毅，等等。缺点只有一条：没有仁爱。知瑶用他的优长和别人比，肯定比他人强，但是，仅仅一条不仁爱就足以毁掉一切。如果立了知瑶，知氏肯定会不得善终。但是，知宣子听不进去知果的意见，仍然将家族交到知瑶的手上，埋下日后知氏亡族的种子。第二，韩魏智斗得法。韩康子自知力量不如知氏，所以，一开始就不和知氏公开对抗，而是服从知氏，造成知氏强大的假象。韩康子的做派是忍让，同时也是纵容。忍让让知伯更加狂妄，纵容使知伯更加骄横。知伯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韩康子保全力量、最后一击造成的。如果韩康子一开始就和知伯较上了劲，不给知伯土地，韩康子必然要和知伯开战。这样，凭借韩康子的力量，绝对不是知伯的对手，最终失败的绝对是他。魏宣子的力量也不如知伯，他在韩康子的启示卞也采取了忍让的做法。韩、魏两家的忍让促使知伯更加疯狂，更加骄横，最终导致全族被灭。知伯是引火烧身，韩康子是将火引向他人。最终韩、赵、魏三家中力量最强的赵氏挑起了与知伯一决雌雄的晋阳之战，结果是最后时刻，三家联合灭掉知氏。第三，赵襄子智勇双全。晋阳之战能持续三年，赵襄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襄子集一个卿族的力量对付以知伯为首的三个卿族的力量，坚持了三年，的确不易。首先是根据地选择准确。赵襄子得知三个卿族的联兵将要攻打自己时，首先做的就是选好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在选择晋阳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向他推荐另外两座城池，一是长子，二是邯郸。长子城墙完整坚固，邯郸仓储充足，但是，赵襄子全部加以拒绝。为什么呢？赵襄子认为长子的城墙确实坚固，但是，它是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上修建的（民罢力以完之），这种城防再坚固也不适合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因为赵氏在这里失去了民心。邯郸城仓储确实充足，但是，赵襄子认为这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复，在屋内埋藏一些称之为“镇物”的物品。然后雇主全家人的运程便会变差，轻则家宅不宁，时有损伤或惹上官非；重则患上恶疾、遇上灾劫、孩童夭折，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家破人亡，是一种非常恶毒的诅咒。其实这是个误传，鲁班术并不只是厌胜，它还包括了治身、开号、兴造、机关和化煞，但却因后人常常使用其中害人的厌胜术，最终使得鲁班术被世人认定为“邪术”。在参看《闻风拾水录·奇门篇》的时候，我曾了解过不少奇门遁甲的相关典籍，其中就曾提到过鲁班术，它源自上古黄帝的奇门遁甲，是一个旁系分支。如果不是晖儿说破提醒，我还不会注意到这个设置，也不会找到那个真正造成危害的木牌。……灶间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东面。东位居九宫的兑七宫，五行属金，八门居惊门。卧室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西面。西位居九宫的震三宫，五行属木，八门居伤门。“勾陈”八神之一，“白虎”为其阴遁，性好杀，司兵戈争斗杀伐病死。“天禽”字木牌暗含的是九星中的天禽星。奇门遁甲中天禽遇伤门即生病痛之气，主无病而亡，痛入骨髓。那木匠究竟动了什么手脚呢？灶间是最容易产生异变之气的惊门，他放置了刻有勾陈、白虎的木鱼，用来引动汨罗鱼，这里的金属性迫使木性的汨罗鱼潜入水缸，随饮用水进入常五根老婆的腹内。卧室是最容易产生伤病的伤门，他在梁上安置了天禽星木牌，引发了天禽遇伤门的大凶格局，在屋内形成了伤病之气，使得汨罗鱼在常五根老婆的身体里异变作乱，啃噬骨头。完美配合奇门遁甲的鲁班厌胜术的确精湛，但这么狠毒的做法却令人发指。处理了两块木头之后，常五根抱着老婆移到别间养病，林岳又开了两服中药调理，暂时没有什么大碍了。常五根不住感谢，拉着死活不放，杀鸡宰羊地要好好款待我们。这个偏僻的农田区信息闭塞，藏匿一段时间倒也不是问题。林岳装神弄鬼地和常五根嘀咕了一阵，后者便以为我们是群低调的高人，连连应承不将此事张扬出去。……“娘的，碍事的家伙！”一个人影在屋外的树荫中闪过……二、逆门拾骨奇门遁甲在周秦时期谓“阴符”，汉魏时期名“六甲”，晋隨号“奇门”，唐宋称“遁甲”，明清以来才叫“奇门遁甲”。据史料记载，《奇门遁甲》传自轩辕黄帝，成书于周朝，此书早已传世，但一直以秘本单传。书中以易经八卦为基础，结合星相历法、天文地理、八门九星、阴阳五行、三奇六仪等，不但是风水堪舆学说的高深部分，更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军事、建筑和医药理论中。我一直很在意这件看似平常的厌胜术事件，仅仅为了一次口角便如此对付一个农家妇女，似乎有些过了，而且就布设者的手法来看，这人在奇门遁甲方面的造诣远不止此。厌胜术可能只是他用来掩盖自己真实出处的一个障眼法。……常五根的热情一直持续高涨，不但天天好酒好菜的招待，还把屋子腾出来给我们，自己带着老婆住到后面的平房去了。庄户人老实厚道，但在这不大的村子里，没有什么是可以成为秘密的。常五根的口风再紧，他老婆被高人医好的事情还是不径而走了。幸好村子比较荒僻，唯一的司法机构在十公里外的镇上，没什么大事一般不会有人来走动。我蓄了几天的胡子，向林岳要了一副墨镜，对着镜子都有些认不出自己了。林岳坏笑着一个劲地打趣我，说看上去更像逃犯了。村里的村民先是借着串门来常五根家坐坐，闲聊着便开始求教家里的怪事，大多都是心疑作祟，也有不少是因为迷信乱治导致病情加剧的。林岳这小子正好施展开自己的拿手绝活，最高记录里一天医好了十六个病人，村里人立刻给他封了个“活扁鹊”的头衔。一贯嘻嘻哈哈的他在治病救人的时候却显得分外专注，S在一旁帮着打下手，时常偷瞄的双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神情。不过，有一件事却与众不同。一天，常五根的邻居刘德柱找上门来，说他老婆被鬼咬了。这倒是很稀奇的说法，即便是虚灵也不会轻易咬人，何况人死后所谓的鬼魂。可见到刘德柱的老婆时，我却大大地吃了一惊。……“老凡，这女的就跟掉进硫酸里似的，都烂开花了。”林岳查看完后，心有余悸地说道。刘德柱的老婆双腿自膝部以下完全腐烂变形，肌肉骨骼呈炭黑色，腐烂的部位干瘪萎缩，没有任何的体液渗出，正如林岳说的那样，像是被硫酸严重烧伤的迹象。但这一切只是源自她脚心上无故出现的一块青黑色瘀痕。据刘德柱的老婆回忆，不久前她下地干活回来，洗脚的时候发现两只脚心各多了一块瘀痕。平日间农忙下地难免磕磕碰碰，已是习以为常，大概是无意间踩在石头上弄伤的，所以也没当回事。可就是这块瘀痕，在一周内不断扩张开来，迅速地布满了整条小腿，干瘪腐烂得如同陈年腐尸。刘德柱看着就傻眼了，长这么大哪见过这种怪事啊，村里头的老人说，八成是叫田里的死鬼给咬了吧。村子里原本田地并不多，大片的荒地里遍布着乱坟堆。后来镇里发展农业，开来几辆推土机，一顿猛推，把地都给平了，再翻整耕犁，这才有了大片的农田。刘德柱一下茅塞顿开，这家里农田恰好就是原先乱坟堆的一块，耕种时还曾掘出过人骨头，应该就是被鬼咬了脚。……和常五根老婆不同，刘德柱的老婆身上没有任何虚灵作祟的痕迹，除了奇怪的病灶之外，我隐隐看到她的双腿隐隐散发着一层青黑色的雾气。“奇了怪了，她的腿上怎么会那么多腐气？”林岳看着残缺的黄叶纳闷道，这是他刚刚贴在刘德柱老婆腿上的，只一会儿的功夫就枯黄成这样。腐气是地下阴气与动植物尸体交化产生的一种特殊物质，莫炎曾用过的尸獾身上就具有这种物质，它可以迅速腐化动植物的尸体，将其分解入地下。一般说来，这种腐气只会存在于地下，在阳气较重的地方会很快地消失，更不要说如此气势汹汹地在人体内作威作福了。“能不能把她的鞋给我们看看？”我向刘德柱问道，“下地那天穿的。”一双旧布鞋放在了面前，翻开鞋底，我和林岳的眼睛都是一亮，鞋底里夹着一片灰白色薄片，这是一片被磨成三角形的骨片。“走，我们去田里转转。”我和林岳对视了一眼，冲刘德柱说道。……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间，大批的作物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可农田的主人此刻完全开心不起来，这田就是刘德柱的。他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来回转悠了两圈，找到了出事当天他老婆干活的那个地块。刘德柱老婆干活的那块地靠近路边，因为路基石块的关系有一部分地方只能废弃不用，有些路过的人难免会随手丢弃一些杂物。刘德柱夫妇一则图省事，二则为了不影响田里的作物，便用煤渣铺了一层，随手清理起来方便。可就在这层煤渣里，我和林岳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粉末。“估计就是这么回事了。”我对林岳低声道，“有人用了逆门拾骨。”“不能吧？逆门拾骨在风水堪舆里是禁术。”林岳脑袋的体积似乎大了许多，“这犄角旮旯的村子里，怎么那么多失传的偏门术法？”“不知道，我总觉得这里有些奇怪。”我思索道，“鲁班术和逆门拾骨都是偏门术法，但却同样源自奇门遁甲。”墓葬风水中有一种特殊的做法，流传自闽南一带，在死者下葬一定时间后，开掘墓穴，将尸骨取出，放置在瓷器翁罐里。这种做法的由来常被解释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因此称为“拾骨”。但事实并非如此，闽南一带土质特殊，常常会在尸体腐化时郁积大量的阴晦之气，甚至会滋生一些恶类虚灵，以至影响墓葬者的家人后代。当地风水堪舆者因地制宜，想出了拾骨的做法，散去墓穴内的阴晦之气。不过，人类的行为总是徘徊在正邪之间，逆门拾骨便是一些不良人士发明的生财之道。他们将一些尸体埋放在特殊的土质环境中，佐以一些药物，尸体腐烂后留下的尸骨便包含了大量的阴晦之气，之后将尸骨处理成骨片，放置在被害人的衣物鞋帽或日常用品中，并用阴性物质作为触媒引发，使得生人的肌体与阴晦之气发生作用，从而在身上产生大量的腐气，导致被害人死于痛苦之中。奇门遁甲中的八门对应了人体的八个重穴，而骨片的放置位置正是依照这八门而来。……“你们中医不是也和奇门遁甲有关系的吗？”S瞪大了眼睛道，“对那个什么开门和关门的应该有研究啊。”“我的姑奶奶哎，那是古代中医学，您去瞅瞅，现代中医学哪有这个呀？”林岳一脸苦闷道，“不是《黄帝内经》只怕连阴阳五行都给断了。”生门和开门属于人体的左右腿脚位置，骨片从鞋底作用在这两门上，被煤渣里的阴性玄武石粉触发后，阴晦之气直接进入腿部产生腐气。在生门的滋生循环作用和开门的接地呼吸作用下，腐气不断增强扩散，刘德柱老婆的两条腿已经烂到了大腿部分。“生门为土，开门为金，土火则生，金遇火则败。”我想了想，“林岳，五行针灸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但金针、银针都犯了五行忌讳，玉针、骨针又经不起灸烧。”林岳摇头道，“这时候倒是希望那个臭脸大哥在身边了。”莫炎的灵火能力倒是很适合这个方法，但此刻不知身处何地的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火针行不行呢？”晖儿递过两支线香，“这个不犯忌吧？”“哎？！还是嫂子聪明！”林岳从地上一跃而起，“香灸法，连我这个中医都没想到。”“呵呵，我可不懂什么中医香灸法。”晖儿笑道。林岳冲我挤了挤眼，出门转了一圈，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大把绿叶。让晖儿和S出门等候，刘德柱却死活要守在老婆的身边，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尽量远离，我和林岳俯身用线香操弄起来。不多时，一股灰黑的雾气自刘德柱老婆的足底涌出，屋内立刻充满了一阵腐臭，刘德柱被呛得一阵作呕夺门而逃。林岳摘了几片绿叶让我遮在鼻间，手下大蓬的绿叶迎着雾气堵了上去，随着叶片的枯黄，腐臭味逐渐消失，刘德柱老婆腿上的黑气也完全褪去。……“你老婆的命是保住了，不过，这俩腿算是废了。”林岳向刘德柱交待道，“最好送医院去截肢，这么下去迟早要感染。”“谢谢……谢谢两位……”刘德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道，“俺老婆这条命是你们给捡回来的，下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啊。”“呵呵，没那么严重，救人是应该的。”我笑了笑，继而问道，“你和你老婆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得罪人？没啊，我们夫妻俩从不和人吵架。”刘德柱被我问得一愣。“你仔细想想，不一定是吵架，也许是一些小过节。”晖儿在一旁提醒道。“小过节……哦，有！有一个人！”刘德柱拍着大腿道，“村东三里地住着的那个耿婆！上回托我老婆进城带东西，说是短了斤两，唠叨过两句。”“这耿婆是什么人？”林岳问道，“一人住村子外头？”“对，这耿婆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刘德柱点头道，“她那脾气古怪得很，不太跟人来往，自己一人住在村子外头。”“一个孤老，靠什么为生的呢？”S奇怪道，“没人照顾也怪可怜的。”“她那手脚可比年轻人还利索，自己能下地种菜，七十多的人了还能嚼铁蚕豆。”刘德柱忿忿道，“肯定是她，这耿婆懂点医术什么的，但不随便给人治病，成天神神道道的。”“是她不是她，咱就别研究了。”林岳打着哈哈道，“不过以后你遇着还是绕道走咯。”……“亦凡，这里逗留得太久了，通缉令在网上已经发布了，我怕你会被人认出来。”“嗯，我和林岳商量过了，今天收拾一下，明早离开这里。”“你想好去哪里了吗？”“暂时没有，我给莫炎发了邮件，也许可以去云南那边避一避。”……村头，常五根等一干村民足足送出一里地，我们费尽口舌劝了半天，他们这才依依不舍地道别返回。“还是农村人淳朴啊～～”S感叹道，“哪像城市里的那些伪君子那么势利。”“就是，就是，你看送的这干粮瓜果，都赶上一个小超市了。”林岳掂了掂背后的大包，乐滋滋地说道。“就惦记着吃，也不想想背不背得动。”S撇嘴道，“瞧你那乐和劲儿，跟捡了什么天大的便宜似的。”“嗳～～我又怎么了我？”林岳被S说得一脸郁闷，“民以食为天，这可是圣人说的话。”晖儿笑着用手肘捅了我一下，我俩识趣地走在了前头，身后两人不住地拌着嘴，像对长不大的孩子。“S说话的口音都变北方味了。”我偷笑道，“估计咱们林岳有戏。”“你这逻辑有点奇怪了。”晖儿冲我调皮的一笑，“不过你说话也有北方味呢。”“哦，那我和林岳估计也有戏了。”我装傻道。“这不是么，连贫嘴都学会了。”晖儿笑着给了我一拳。空气中飘着一股暖暖的油菜花香，亡命天涯的日子却才刚刚开始。……出了村子不多久，便能远远地看到公路，我们互相商议了一下，决定沿小路行走，一路往南，途中等待莫炎的回音。“这个臭脸大哥，放着好好的高科技手机不接电话，只收邮件，真是个怪人。”林岳如是说道。莫炎的确是个怪人，手机永远处于拒绝接听状态，只怕连短消息他也懒得去看，现在只希望他早点看到我发出的邮件。不过，很快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莫炎还怪的人。那是一位老婆婆，她正在一座小屋前跳着绳，身边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欢快的流行乐曲。“嗬！瞧这老太太的精神劲儿！”林岳擦了擦额上的汗水道，“比咱们几个可强多了。”“这里是东南面。”晖儿冲我小声道，“这个老婆婆会不会就是刘德柱说的耿婆？”话刚说完，那老婆婆已经看到了我们，放下手上的跳绳，关了收音机，脚下三步两步便拦在了我们面前。“你们几个就是在村里治病救人的那什么‘赛扁鹊’是吧？”老婆婆的声音洪亮干脆。“嗳？赛扁鹊？那是什么玩意儿？”林岳一脸茫然道，“是吃的吗？”“臭小子，别跟我耍贫，告诉我是还是不是？”老婆婆脸一板。“凭什么回答你？！”S冲冲地回道。“呼”地一声，S手里抱着的狴犴突地蹿到了地上，神色凝重地望着老婆婆。“龙子狴犴？”老婆婆眼睛一亮。这老婆婆居然能看出狴犴的龙子身份，我心里不由得暗暗提防起来，如果她就是村里那些怪事的始作俑者，那眼前就该是一场硬仗。“您是耿婆吧？”晖儿笑着说道，“我们是在村里给人治过病。”耿婆点了点头，蹲下身子自顾看着狴犴，那狴犴严肃地和耿婆对视了片刻后，便像只温顺的家猫般上前在耿婆的脚边磨蹭了起来。摩挲着狴犴那柔顺的毛皮，耿婆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双手轻轻按在了狴犴的头部。“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突地站了起来，眼中闪动着凌厉的光芒。三、三奇掩衬看了眼床上刚咽气不久的老婆，刘德柱摇了摇头，点上一锅旱烟蹲在房里猛吸了起来。“奶奶的，俺这丑婆娘能卖到这个价钱，算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咯。”刘德柱暗忖，“邻村的李寡妇才二十五，水灵灵的，等拿到钱就去提亲。”想着，他的脸上不由泛起一片猥亵的笑容，眼中似乎已经看到了李寡妇那白嫩诱人的躯体。不过，这躯体很快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人影撞破了，刘德柱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子便悬在了半空。当然，他可不是平白无故地悬在那里的，一只白皙的手掌正卡住了他的颈部。格地一声，刘德柱的颈椎在那手掌和身体自重的作用下立刻折断。歪斜的脑袋已经不能再思考什么了，不过刘德柱的眼中清晰地映出一个人影，一个满脸调皮笑容的人影。“两万块就能卖了自己老婆的命。”那人影甩手将刘德柱的尸体撇在了地上，“我多给三万，连你的一起也买了吧。”一厚叠百元大钞撒在了刘德柱的尸体上，崭新的票面将死者的面容映出一片粉红，像是人们兴奋时特有的面色。只不过，刘德柱是兴奋不起来了，虽然眼前的钞票足以让他娶上三个李寡妇。……“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凶巴巴地说道，两眼暴出凌厉的光芒。“天然？这里到处都是天然的，至于老家伙嘛……”林岳继续口不择言地贫着，但话未说完，却突然脚下一软跌坐在地上。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左手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动
莱）建立舰船基地，集中一部水陆两栖部队，随时准备经黄海、由鸭绿江口北上，袭扰后金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的腹心地区。四，除以上三方面外，派游击队潜入敌后，进行扰乱、破坏。看起来，如果按熊廷弼这套进行，那么努尔哈赤肯定就完了，但事实上，如此配置需要二十万有战斗力的部队，本书第四章中，熊廷弼在奏折中都说了辽东军队的实情，这种军队岂能完成熊廷弼的战略规划？因此，实际上熊廷弼的战略部署成了一纸空文。拿下辽阳、沈阳后，努尔哈赤开始对辽西发难了，广宁成了他的首选。广宁巡抚是王化贞，他面对努尔哈赤，打算主动进攻，他说只要有六万精兵就能荡平努尔哈赤。但辽东经略熊廷弼却不同意，熊廷弼主张集中力量坚守广宁以控制辽西走廊，等后金军疲惫时再反击。于是两人争了起来，熊廷弼虽然是经略，节制辽东，但是他驻扎在山海关，实际上只能指挥山海关的明军，而王化贞却能指挥得动整个辽东的明军，此外，内阁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魏忠贤等都是王化贞的坚强后盾，所以熊廷弼根本无法让仅仅在官位上是自己下级的王化贞听招呼，于是只能按照王化贞的方案来。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军五万进攻广宁。面对努尔哈赤的兵锋，王化贞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三岔河。沿河呈一字形防线。第二道，镇武堡、西平堡、闾阳驿。呈品字形防线。第三道，广宁城的国字形城池防线。外围两道防线总兵力才三万人，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相比之下，还是熊廷弼的方案可行，广宁城墙坚固，附近有山可以作依托，对于善于野战的后金军来说，是可以挫败其攻势的，可惜熊廷弼没有实权。二十日，努尔哈赤对广宁开战，他迅速突破第一道防线。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进攻西平堡。罗一贯坚决抵抗，李永芳在城下招降，派使臣劝说，罗一贯说：“难道不知罗一贯是义士吗？”随后斩杀来使，并针锋相对，在城上竖起招降旗，让李永芳投降，因而遭到后金更猛烈的进攻。此时熊廷弼派刘渠来援，王化贞派孙得功、祁秉忠增援，三路会师前进。努尔哈赤分兵一半拦截援军。二十二日，刘渠率军与后金军交战。八旗铁骑拈弓搭箭万箭齐发，明军几百人被箭镞射伤，于是明军纷纷举起盾牌，此时孙得功却大喊：“兵败了！为何不逃，难道兄弟们不要性命吗？”打仗的时候，对于处弱势的一方，如果有人喊一嗓子兵败了，后果就会像家禽听见鞭炮声炸了窝一样。孙得功边喊边逃，明军迅速溃散。刘渠的坐骑被绊倒，他栽下来后惨遭杀害。祁秉忠身中两刀、三箭而死，援军三万人全军覆没，孙得功仅以身免，他趁乱逃入广宁城。努尔哈赤在歼灭援军后，集中兵力攻西平堡，后金军用楯车撞城、竖云梯攻城。罗一贯知道，不会再有援军，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不再奢求。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于是他下令坚决用火炮和弓箭抵抗，后金的死尸堆得与城墙齐平。激战中，罗一贯的眼睛中箭，此时城内的士兵已放出了最后一支箭，发射了最后一枚火炮。后金军一听没炮声了，纷纷竖起云梯登城，罗一贯对京城行叩拜礼，说：“臣力竭矣！”自刎而死。剩余将士继续抵抗，在城墙上短兵相接，在城里巷战，肉搏厮杀，明军全部战死，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罗一贯以三千人抵御后金五万人的进攻，杀敌七千人（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为广宁的陷落书写了悲壮的一笔。得知西平堡失守消息后，王化贞连夜督促加强防御，然后就睡觉了。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随从大叫：“快跑！”王化贞跑出卧室，看见城内士兵百姓夺路而逃，于是也跟着跑了。到了城外，却发现一个敌军都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王化贞派孙得功劝降李永芳，而孙得功却被李永芳策反成功。于是就有了前文他喊败了的一幕，他这次逃回广宁后将城门打开，于是有了城内的混乱。随后孙得功派人请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不信广宁来得这么容易。他率军来到城外，让大军进城，他自己则在城外观望，怕中伏兵。此时孙得功带着剃成猪尾巴辫子头型的一帮人，吹喇叭，奏唢呐欢迎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还是不信。几十年戎马生涯，使得努尔哈赤除了自己之外，不会相信任何人，幼年不幸的他只认可经过殊死搏杀后取得的胜利，胜利来之不易是常态，来得太容易的东西，往往并不应该属于自己，所以努尔哈赤仍旧拒绝进城。就在孙得功等人吹拉弹唱的同时，在广宁居住的女真人也来迎接努尔哈赤，欢庆广宁城“回到人民的怀抱”，可他仍半信半疑。毕竟这些女真人已经在广宁城多年，是否归化明朝都是未知数。最后，努尔哈赤派自己的儿子们入城搜查，得报一切正常，他才放心进城了。努尔哈赤几十年戎马倥偬，到目前未尝一败，与他生性谨慎有很大关系，谨小慎微地周密计划下一步的行动，而真到了危急时刻也敢于放手一搏，押上赌注，正是这种胆大心细的风格使得努尔哈赤每战必胜，而政治与军事的手段往往是不同的，就打仗而言需要的是心思细，而就搞政治而言需要的则是心胸宽，从而能得人心，这一点，都被努尔哈赤拿捏得恰到好处。就在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城的同时，仓皇逃窜的王化贞与率军五千来援的熊廷弼在大凌河相遇，熊廷弼说：“你不是说六万大军荡平努尔哈赤吗？现在如何？”王化贞脸红了。广宁已经失守，该怎么办呢？王化贞想趁努尔哈赤立足未稳，夺回广宁，熊廷弼说：“现在讲这个为时太晚，只有护送溃逃民众入关这一种选择。”于是，他把手下五千官兵交给王化贞殿后，然后尽焚军资，掩护广宁城死里逃生的难民撤退，辽人相随逃入关内者有数十万之多。当时正是隆冬时节，数十万辽西难民，“携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无野火，前虞溃兵之劫掠，后忧塞虏之抢夺，啼哭之声，震动天地”。本来，此时如果熊廷弼安排得当，仍可坚守锦州、宁远等地，步步为营阻击清军。然而熊廷弼不知怎么想的，一路撤回关内。至此，关外只剩宁远一座孤城。朝廷斥巨资在辽西打造的各种战备物资，不是被努尔哈赤抢走，就是被熊廷弼烧了。熊廷弼的做法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广宁之战战败后，明熹宗追究责任，王化贞由于魏忠贤的袒护没被追究，熊廷弼则被斩首。本来能够在辽东力挽狂澜的第一个人物熊廷弼没有死在沙场，连将功折罪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手中。袁崇焕得知熊廷弼遇害后，作诗道：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苦失声。（《哭熊经略》）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无题》）至此，抚顺清河之战、萨尔浒之战、开城铁岭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明朝五战五败，明熹宗觉得既然在地面上要想击败努尔哈赤不太容易了，那就往地底下入手吧。他派人到房山金国陵墓群，欲挖断后金龙脉，明军把金国陵墓地面建筑全部砸坏，然后掘开墓道、地宫，把完颜阿骨打的睿陵所依靠的九龙山的主龙龙脉（也就是最突出的一条山脊）的龙头部分砍掉半截，在咽喉部位挖了一个洞，里面填满了鹅卵石。此外明熹宗还下令在金国陵墓群中建了多个关帝庙，想以关羽来压住金国王气，以关羽来镇住阿骨打，在睿陵建牛皋坟一座，牛皋是岳飞部下抗金名将。打仗打不过敌人，刨人家祖坟，也可见明熹宗想象力非常丰富，你这辈子牛是因为你祖上阴德，我把你祖坟刨了，让你的王气无所依托，那你就败了。起码明熹宗是这么想的。得知祖坟被刨的消息后，努尔哈赤雷霆震怒，他率领八旗铁骑兵锋直指关外孤城宁远，只有扫平辽东，才能杀进山海关，最终为父祖报仇，恢复女真先代帝王陵寝。然而在宁远城下，四十三年戎马生涯未尝一败的努尔哈赤的连胜脚步被一个书生终结。关于这场书生的胜利，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一万七千人，也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五百人，甚至有人对这场战役这个书生是否胜利都有所怀疑。这仅仅是针对这场战役，对于这个书生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议更是从未停止，有人说崇祯因为杀了他而自毁长城，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也有人说，他杀毛文龙就像秦桧杀岳飞一样，最终自毁长城，导致明朝灭亡。一个人身上兼具秦桧与岳飞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他一人，关于他，人们已经争论得太多，现在就让我们来还原他的真面目。第八章袁崇焕的奋斗先看一份个人简历。出生地：广东东莞。学历：进士。生平事迹：上得了百姓平房，下不了自家厨房。写得了作战大纲，查不出四周异常。斗不过朝廷肮脏，打不过东北野狼。百年后清秀面庞，真面目丑陋皮囊。本想要扬帆起航，最终是全都白忙。真历史古籍掩藏，三百年早已沧桑。性格：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找去吧，让后人猜去吧。相貌：当时人说他是矮穷矬，后世人画他是高富帅。座右铭：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死亡方式：被一千五百刀凌迟处死。生卒年：1584—1630年。姓名：袁崇焕。袁崇焕小时候跟那时大多数读书人没什么两样，走科举方为正途，科举考试首先要报名，报名表叫“家状”，上面写籍贯、三代名讳、本人体貌特征（此项包括高矮胖瘦，眼睛大小，鼻梁高低，有无胡须等，因为古代没有照片，所以擅长自述相貌很重要）。填完“家状”后还要上交结保文书，结保文书有两种途径，如果你有当官的朋友，就让他给你写，如果没有的话，就让已经考上举人的三个人给你写，写的内容就是担保你人品上没问题，如果没有人担保你的话，对不住了，你没有报名资格。报完名后就能参加考试了，但能参加考试不代表你就能答卷子，科举考试最缺德的是避讳，唐代大诗人李贺就因为他去世的父亲叫李晋肃，“晋肃”与“进士”谐音，所以他就终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了。等进考场后，考卷发下的那一刻是最紧张的，因为如果考试题目有跟自己的父亲和爷爷的名字的字相同或重音的，那么你就不能答卷了，只能离场，来年再战，当然，无论如何这也比李贺一辈子都不能科举要强。那你会说，重名怕什么，我接着写就是了。别忘了，科举报名时就写了三代名讳，混是混不过去的。明朝时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分为三个阶段：知县主持的县考、知府主持的府考和省学政主持的院考，这三道关考下来者方为秀才。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在各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是各省乡试胜利的举人参加的考试，会试考中者称为进士，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在会试后举行，是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考中者分为三个等级：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取人不等。二甲、三甲中的第一人又称传胪。乡试和会试都考八股文，这是明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殿试则真正考策论，考军国大事。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且夫”、“尝思”开头，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完全据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如此极大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正因此，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其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坑。”要想从秀才一直考到状元，几乎比登天还难，科举真称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多少读书人的期待啊！详细介绍科举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您明白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有多么不容易，袁崇焕十四岁时就通过了县考、府考和院考，成了秀才，二十三岁通过了乡试，考中举人，下一步就该参加会试了。会试考试的地点在贡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站北面，有九千多间号舍，这是全国各省参加高考的前九千多名，号房如同蜂房一样密密麻麻，每间号房只能供一个人勉强容身，房顶高六尺，有人则因此说个子高的人一抬头就会被撞晕，从而考不了试了，其实不然。中国历朝历代的度量衡是不同的，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记载，商朝一尺=16.95厘米（一丈=1.695米，大约相当于当时男人的普通身高，因此管男人叫丈夫）。秦朝一尺=23.1厘米。三国两晋一尺=24.2厘米。北魏一尺=30.9厘米。隋朝一尺=29.6厘米。唐朝一尺=30.7厘米。宋元一尺=31.68厘米。明朝一尺=34.1厘米。清朝一尺=35厘米。所以明朝时六尺大约是2.046米，除非姚明那样的考生，不然不会在号房里撞头的。考试分三场，每场三天。贡院的号舍每间里面有上下两块板，下面的板做凳子用，上面的板作书桌用，晚上把上面那个板撤下来，两块板拼到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床，供休息用。考生进去之后，就被关在里面，每一间号舍门口有一个兵看守，防止作弊。每天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可以出来，伙食当然要自己解决，没有人给你准备，你要提前带好九天的干粮，到饭点可以到房外南墙檐下的锅灶去煮饭，或者到巷尾上厕所。最靠近厕所的号房从来都是臭气熏天。考生进入考场时必须搜身进入，我们根据明朝艾南英《天佣子文集》的记载可以想象袁崇焕在参加会试时的场景。会试三年一次，袁崇焕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会试不中，之后二十六岁、二十九岁、三十二岁、三十五岁先后五次参加会试方才胜利。这期间有时在冬天考试，有时在夏天考试，冬天督学在堂里烤着火炉，而秀才们却必须脱光衣服让人全身检查一遍，要好几个时辰才能全部检查完，最后个个冻得够呛。夏天考试时督学在阴凉地喝茶扇扇子，秀才们却挤在太阳底下。秀才们只许带笔墨、干粮、卧具进考场，进考场后更是被臭气与秽气熏蒸，大汗淋漓，考试时不能乱动、说话、歪坐，因为如果有上述任何举动，就会被在卷子上打个记号，文章写得再好也要降级。此外也不敢喝水，除非到饭点才能上厕所，可是胃口与肾从来都不一定是同步的，那时也没有成人纸尿裤，喝水多了就只能汗尿齐流了。总之是“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多少青年学子就期待着这几天最后冲刺后的大功告成啊！以上这些苦难袁崇焕经历了五次，他也想过放弃，有一次他没考上之后，作《下第》诗云：“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出岫云应懒，还枝鸟亦安。故园泉石好，归去把渔竿。”他有一点灰心了，不想考了，想回去持竿钓鱼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屡试不第，最终鲤鱼跳龙门都没成功，都被挡在门外，李白、杜甫因为没有名人举荐而科举失败，因为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著名人士的推荐。张继连续六次参加科举失败而作《枫桥夜泊》，那是一个深秋之夜，明月西沉，树影朦胧，寒鸦啼叫，渔火闪烁，寒山寺的钟声沉重而悠远。张继愁思满怀，提笔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然而在三年后的科举考试中张继一举胜利，此后却再也写不出一首好诗了。黄巢屡试不第，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离开长安时赋诗《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随后他就造反了，最终带兵杀进长安，“天街踏尽
而亲率铁骑冲击，瓦剌三部兵马尽数冲杀，双方陷入混战，一时僵持不下。明军都督朱崇以火器轰击瓦剌军右翼太平部（即“土尔扈特”军），打开缺口，丰城侯林彬（即后来客死越南的明“安南都指挥使”）从左翼包抄，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冲垮孛罗部，朱棣趁机率亲兵冲击马哈木中军，更命火器齐射，殊死冲击加“高科技”，瓦剌终于全线崩溃，明军乘胜追击，在土刺河再破瓦剌军，马哈木、太平、孛罗3人趁天色已黑分头逃窜。朱棣本想继续北进，但随行的皇长孙朱瞻基劝他“不须穷追”，随即撤兵。此役令瓦剌伤亡惨重，实力大损。蒙古高原局势，再次回到“相互牵制”中。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屋漏偏逢连夜雨。永乐十三年，阿鲁台发动奇袭，杀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可汗答里巴，马哈木转立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额森虎为可汗，次年进兵斡难河，又被阿鲁台击败，其本人被杀。朱棣闻讯后遣使吊祭，并命其子脱欢继承“顺宁王”爵位。永乐十七年，十九年，阿鲁台两攻瓦剌，大获全胜，春风得意下，他再次拒绝向明朝朝贡，并拉拢兀良哈三卫共同反明。眼看漠北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朱棣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发动第三次亲征，大军于三月三十日出师，在漠北扫荡数月，最远抵达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此时阿鲁台早已远逃。七月，朱棣在回师路上下令对勾结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进行攻击，在内蒙古屈裂河大破兀良哈，兀良哈遣使谢罪，朱棣遂班师回朝。阿鲁台虽逃脱，但实力大损，于同年接连被脱欢击败。耿耿于怀的朱棣于第二年七月借口阿鲁台图谋犯边，发动了第四次北征。大军七月出发，在蒙古高原扫荡3个月，终未找到阿鲁台，虽如此，大批鞑靼部落却纷纷归附，尤其是本雅失里之子也先土干来投，令朱棣高兴异常，赐名为“金忠”，随即于十月回师。金忠将阿鲁台的“军事机密”尽数相告，并一再怂恿朱棣继续北征，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一日，以金忠为向导，朱棣发动了第五次北征。大军在蒙古高原进行“地毯式搜索”，至六月已行至今俄罗斯境内，却终不见阿鲁台踪影。六月十五日，明军得到情报，阿鲁台就在向西不足百里，名将张辅“自请一月粮，率精骑深入”。朱棣却已厌倦，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回师路上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5岁。而根据蒙古国史料记录，张辅自告奋勇要求追击的那一天，阿鲁台就躲在距离西边明军主力仅两日行程的哈喇山中，灭顶之灾，就在朱棣的一念间改变。但阿鲁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虽未与明军接战，但疲于奔命也导致其实力大损，再加上明朝与瓦剌的两面夹击，阿鲁台日暮途穷。而朱棣至死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亲手构筑的蒙古高原“战略平衡”，因他晚年两次草率的北征被彻底打破。继任“顺宁王”的脱欢，虽表面上终其一生对明朝采取友好态度，频繁遣使入贡，但实际上既不“忠顺”更不“安宁”。他一面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立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另一面疯狂向阿鲁台发动进攻，趁朱棣晚年频繁打击阿鲁台的机会，迅速东进占据了鞑靼的属地，并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击毙阿鲁台，从而控制了鞑靼。对明朝“屏障”兀良哈三卫，他也极力拉拢，多次派使者前往招募，两家逐渐勾连。与此同时，他在内部大肆清除异己，就在朱棣去世后3天，“贤义王”太平遭脱欢杀害，一年后，“太平王”孛罗被脱欢击败后自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太平的“客列亦锡部”改名为土尔扈特部，即蒙古语中“护卫亲军”的意思，后来缔造“东归奇迹”的部落由此而来。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过世，其子也先承袭“顺宁王”爵位，此人因为在后来的“土木堡之变”里创下活捉明朝皇帝的神话，被明廷上下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战无不胜。对内他仿照元朝，设“中书省”和“六部”，巩固统治。对明朝他很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一面频繁通好令明朝君臣放松警惕；一面利用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大发横财，更借机勾结明朝官民走私火器，招募明朝边境因军屯兼并而逃亡的士兵工匠“教习火器操练之法”，很快拥有了一支冠绝蒙古高原的火器部队。对兀良哈，他采取联姻、贿赂等手段，将之拉拢到自己一边。向西，他不但于正统六年攻陷了朱棣苦心经营的新疆哈密、赤斤等卫所，且顺势进兵中亚，于正统七年大掠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以战养战”掠夺财宝无数，甚至在正统九年击败彼时正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线军队（即明史和蒙古史料都提到的“吐鲁密国”）。“土木堡之变”前，瓦剌经过两代领袖开疆拓土，已然建立起一个表面忠实于明朝，真正实力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朱棣终生苦心维持的“战略平衡”，不到20年就被轻易打破。说到这个“战略平衡”的被打破，也少不了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原宁王属地赐给兀良哈，使其实力膨胀。永乐年间，兀良哈虽曾在朱棣第三次北征时遭到痛打，但朱棣去世后，又很快和鞑靼勾连，同明朝摩擦不断。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曾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亲征，于十月出喜峰口，在宽河战役里大破兀良哈三卫联军，慌得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等人连忙入京谢罪。但两年后，明朝却放弃了九边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开平卫是前元朝的“上都”，明朝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文忠攻克后，数十年苦心经营，朱棣将其看做战略要地，声言“开平稳固，则辽东、甘肃、宁夏无忧”。朱棣赐宁王故地给兀良哈后，开平卫更成为钳制兀良哈的关键棋子。但明宣宗无远略，于宣德五年将其迁至独石堡（今河北省石堡县），弃地300余里，失去钳制的兀良哈从此有恃无恐，在瓦剌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并时常攻掠明朝边关，昔日“屏障”，今却成“边患”。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明朝派朱勇、徐亨、马亮、陈怀兵分四路出击兀良哈，明正统皇帝朱祁镇严令“搜捕剿杀”，但朱勇走到河北平泉县就不敢行进，徐亨一路怯懦不敢战，仅在老哈河流域屠戮一番平民即回来冒功。陈怀和马亮则搜捕一番，根本没有找到敌人。只有宣府总兵杨洪趁机奇袭，攻克“三卫”中的福余卫，活捉首领马里奇。但此战并未真正打击兀良哈三卫的实力，心怀怨恨的兀良哈三卫从此更铁了心投靠瓦剌。而明朝与“蒙古部落联盟”一场注定的大战，从此一触即发。第十一章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一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北征，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祁镇，成为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多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20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之变“买单”的人，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代开始。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同样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没学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最终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二明英宗9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14年更被许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他还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杨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镇设宴庆贺，按规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里发牢骚，朱祁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炽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劝朱祁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这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其次，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日日夜夜免费精品短剧
好处的招抚，通过向百姓明示恩赦与剿杀之间的抉择，使一大批民众归顺了朝廷。孙承泽说，刘的治理如此出色，使这一地区变成了北京的西南屏障，使京师免受侵害。不幸的是，正当孙承泽把刘芳久作为楷模加以推崇之时，朝廷得到报告说，霸州的绿林劫掠过路行旅。南去的干线现在实际已被切断了，明朝末期京师因隔绝而陷入瘫痪的状态又将重演，朝廷担心与正在平定山东与天津的军队失去联系。或许就是因此，多尔衮对孙承泽的奏言才如此震怒：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循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多尔衮决意采用更强硬的手段，支持更严厉的清剿政策。1644年9月17日，多尔衮颇有兴趣地阅读了都御史、四川人柳寅东的奏折。这份奏折说，清除威胁北京周围交通的盗寇如此之难，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与天津之间茂密的丛林为盗寇提供了藏身之所。共同承担平定顺天地区的柳寅东、宋权和张容琪提供了一个耗力巨大的方案，就是把该地区大路与运河两旁所有的密林全部砍光。多尔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给当地民众三天时限去完成这一任务。如今北京至天津之间那几乎是光秃秃的平原，就是摄政王这一强硬决定的产物。对盗寇义军采取的强硬对策，部分地也是对1644年9月、10月间遍及中国北部的武装反叛浪潮的反应。忠明分子也乘机活动。面对天津地区、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再次出现的反清骚动，多尔衮决定在山西采取守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他派去平定山西的吴惟华曾报告说，没有吴三桂或洪承畴的重兵支援，不可能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太原。多尔衮对这一请求的对策是，去努力争取更多的山西前明军队投顺清廷。除了已经投降了的姜瓖之外，唐通也是山西的军阀分子，他的军队占据着这个省份的西北一隅，驻守于宝德。唐通曾经把大同拱手交给了李自成，并曾与起义军一道在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军大战。在李自成弃城西逃时，他意识到大顺的军队已经崩解离析，所以拒绝与李自成同去陕西，而是转军抢占了宝德。当多尔衮收到了吴惟华悲观的报告后，便致函唐通，欲以恩赦和官爵为条件，换取他的合作与反对大顺。这封信由高勋送达了唐通手中。唐通告诉高勋，他已经准备投降多尔衮，并愿为朝廷剿灭此地的盗贼。高勋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但高勋很快就明白了，这位军阀投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想利用朝廷的帮助以控制他自己的势力范围。1644年10月17日，高勋收到了唐通的塘报，大顺军余部正越过陕西府谷的边界进攻宝德要塞，唐通急需援助。高勋随即将这一事变上奏多尔衮，并要求加派一支七八千人的轻骑兵以为增援。很明显，山西的危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是难以平定的。但出于北京的利益，多尔衮知道，他的军队在平定京城东南更为危险的局势之前，不可能对山西提供外援。
抵抗活动的再起
1644年6月，金砺平定了天津附近的一场起义；但到了10月份，起义在这里又爆发了。这时的提督军务、巡抚是雷兴。当忠明分子李联芳发动起义后，雷兴采取了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但尽管李联芳不久就被追杀而死，起义却一直蔓延到天津东部的沿海地区，在“梨瓜张三”（即张承轩——译者）的领导下，声势日益浩大。首先派往这个“势如鼎沸”之地的一支正红旗军，全军覆没了。但雷兴随后又从保定引来了增援部队。这支“重兵”到达后，以武力控制了这一地区，逮捕了嫌疑犯，严刑拷问各支“贼党”的首领姓名。每当不幸的俘虏们（他们往往被刑讯致死）供出了一个“贼营”，就立即派军前往屠杀，掠走妇女与牲畜，无一幸免。雷兴的“平定”是如此的残酷，以致朝廷中的主张招抚者不由得又加强了活动。最后，天津的官员受命制止士兵的劫掠。至此，起义大致上被平定了。在更南的山东地区，最初已在乡绅领导下得以抚平了，但随后又爆发了抗清斗争。已经效力于北京的淄川名流孙之獬，在回到家乡时被农民起义军杀死。这些起义军洗劫了这个富庶的地区。当李自成的前部将赵应元攻占山东中部的青州并把降清者处以极刑之时，曾经促成孙之獬与其他重要乡绅归降的巡抚王鳌永，也被杀死了。新任巡抚方大猷（原文误为方大献——译者）发现，当清朝在衮州的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即使是北京豪右领导的、由乡兵义勇精心组成的保安系统，在镇压地方起义时也同样软弱无能。当方巡抚率领乡军进攻结垒于嘉祥的运河附近的满家洞的反抗者时，他发现义军的堡垒是如此众多、如此坚固，以致在没有朝廷的援助时就无法扫平。而朝廷，至少在他看来，是忽略了他的请求。他抱怨说：“臣无饷、无兵、无马，屡请未下，力不从心。”当然，他又赶快向朝廷表明：“职虽手无一兵，亦勉力招募技勇，相与犄角，务伐狡谋。”但乡军是步兵而非骑兵；而任何人都知道，大部分“贼寇”害怕骑兵。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朝廷命令李化熙指挥的一支山东骑兵部队转头增援。这时李化熙是陕西总督，身在潼关。由于“擎天王”李文盛领导的2万满家洞起义军对附近的大运河构成了威胁，方大猷便向河道总督杨方兴求援。杨方兴立即得知了方大猷的报警，并明白方巡抚对危险的估计毫不夸张。他认为，威胁已如此严重，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立即进“剿”，然后再加之以“抚”，实行赦免；朝廷对此已无须再加讨论了。根据自己的总督权力，杨方兴立即去向北直隶的守备军借调700名汉人骑兵。在等待骑兵到来的同时，他又派了探子去侦察满家洞的义军防务。杨方兴花了一个多星期征集士兵。10月10日左右，一支马步混合部队由沂县向北进发。沂城是驿道与运河之间的一个驻防城镇，处于杨方兴的管辖之下。在进军途中，他又从乡兵中得到了新的增援，这样，当到达满家洞并开始进攻起义军之时，他们已是一支很庞大的军队了。清兵装备了弓箭，用以对付起义军的长矛绰绰有余。方大猷是正确的：在帝国骑兵的冲击下，起义军四散溃逃，又被四周埋伏的部队逼回山上，在弓矢下死伤数千。有时，某些较大的团伙仍然在顽抗，但多数情况下起义军化整为零逃回各自的营中，所以官军不得不逐一清剿。起义军企图逃入深山，许多人确实也带着马匹粮草逃走了，但另一些人则在截击中被消灭。“擎天王”就是这样死的，他离洞后身中三箭而亡。还有些人向那些“集”（堡垒）中的某一个逃去。清军通过盘问乡约，发现了其中的两个，即大义集与合义集，并将之包围起来。杨方兴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加以扫荡，总共攻占了28个集，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起义士卒。那些交出了武器战马的投降者，据称是“改邪归正，各归旧业”了。大约还有万余起义军在其他地区活动，但是乡勇正在平定他们。到了11月21日，杨方兴令其部下停止焚烧村庄。与此同时，叛乱已蔓延到了中部与东部。在青州，忠明分子打出了弘光皇帝的旗帜。尽管李化熙不愿让其人马从与大顺军对抗的前线调回，但最后朝廷仍决定接受方大猷的建议，为之提供增援。1644年10月16日，和讬率领的一支精锐的满洲骑兵，和李永芳的儿子李率泰统领的汉军正蓝旗旗兵，受命从宁远驰援山东。在12月中，他们在青州进攻杨威和秦尚行，在高密进攻张舆，在章丘进攻丁维岳，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到了1645年2月，这些新的驻防军消灭或击溃了兖州北部的大部分起义军，迫使其转入地下，或越过省界进入了北直隶南部。北直隶南部一直被视为一个尚未平定的地区。该省的这一部分处于河南山东之间，几乎接近了黄河。从经济上看，它构成了两个相邻省份商业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河北的商业区的一部分。大名府坐落在黄河平原腹地，与那些忠明的、与南明有经常联系的河南义军营寨非常接近，与多次被大顺军占领的山东也相距不远。在1644年夏季，赵二良（他后来得到了河南义军首领苏子兴的支持）领导的一支忠明部队占领了大名；同年8月，在清军控制了这座城市以后，它仍遭到数千大顺军队的威胁，一度还被攻占。正如当时负责收复这一地区的清军将领所言，这里没有可靠的官员负责防务；没有战马与供给。所以，如果没有真定从北面支援，便无法镇抚民心以控制这一地区。北面真定府诸县处于犬牙交错、群山重叠的太行山区，在清人征服的第一年夏秋时节，这里的“民心”相当动荡不安。赞皇、井陉、获鹿和灵寿等县镇的官员报告说，“奸宄顽凶”，啸聚山头，抢走牲畜，掠走妇女，杀害行人，还不时攻打县府。井陉——由此可经固关抵达太原——在8月3日，千名官军进剿山区后，恢复了安全。然而到了9月4日，探马便向保定的兵备道署报告说，百姓声称看到大顺残部和“流贼”越过山西省界，正在通过真定地区。这些报告很快得到了证实，一位由姓刘的军官所指挥的2000名大顺义军正屯驻于真定。显然，保定的巡抚没有给井陉县官以必要的警告（平山等山区的许多乡绅已在此寻求避难了），因为9月21日，当一支声称是固关官军的部队叩门求进时，知县便打开了城门。这支部队来到县衙之前，突然拿下了县令，并杀死了县吏和一个游击。原来，他们就是来自真定的大顺军队。如今他们不仅控制了真定，而且也控制了固关与井陉县府。在得知了北京与山西省会的干线已被义军占据之后不到两周，朝廷又收到消息说，山东的义军已同河南忠明武装领袖苏自兴联为一体了。自封为将军的王鼎铉率领所谓的“大元军”已攻占了内黄，席卷顺德、广平和大名，势如燎原之火。如今，河北西部与南部都成了危险地区，显然已是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多尔衮任命王文奎（原作沈文奎，误——译者）为全面负责戡乱的保定巡抚。在一开始，王文奎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招抚”政策，即招诱起义军投降并给予赦免和奖赏的政策。1644年11月，他呼吁“剿抚”，并争辩说，西部与南部的形势已变得如此不可收拾，以致当地县官完全落入了“贼寇”的控制之中（这些“贼寇”许多已被赦免过）。这些县官是如此地软弱与恐惧，以致不敢派人到保定求援。只有对这种“暴匪”实行坚定不移的暴力镇压政策，才能重新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否则的话，“暴匪”将继续控制着乡村。刘余祐是只杀首恶、安顿胁从的“能抚”政策的倡导者，他反对王文奎的主张。12月3日，他向多尔衮呈上了一件充满指责之语和谄媚之词的奏折。他指责一些官员“谬承上眷”；而他自己则“矢捐顶趾，酬报天恩”，正为平定问题与同僚“朝夕密议”。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至今，河北中部正在得到平定，大名的法纪与秩序正在一乡一乡地得到恢复。固然，真定的一部分被起义军占领了；但情况并不如某些人谎报的那么绝望。轻率地命令地方官变招抚为剿灭，只能使更多的良民转而支持起义军，这正中其下怀；而良民在被逼之下将尽成“贼党”。唯一明智的而且在过去卓有成效的政策是，对大小起义首领晓以福祸，“令其解散归业”；他并不否认，对某些暴徒来说，劫盗就是其唯一的职业。对这种怙恶不悛者加以诛除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有许多名为叛党的人仍有自新的可能，能够重作良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升平打下基础。刘余祐说局势正在改善，反对惊惶失措，这无疑是对的。但实际采取的措施，却是“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例如，王文奎便主动采用软化政策，说降了本地“贼党”首领赵崇阳。赵崇阳给了王文奎巨大的帮助，使他得以缉获或斩杀了其他土匪头目，找到武器的藏所，扫灭了罪在不赦者，并使其他人还乡重操良民旧业。另一方面，真正的政治性的起义军则被严厉镇压。两名保定人赵建英和钱楼，立了一位皇帝，并任命了一批“伪”官。他们遭到了镇压，并连同其下属均被无情地剿灭了。然而，真定的战略意义决定了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由于这里的起义军控制着固关，派去收复赞黄的士兵就被命令在整个这一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剿灭的战役。其指挥官于成龙（原书误为丁成龙——译者）确实招抚了几个义军首领。但可以相信，控制这些零落分散的山村的唯一长远之策，就是对敌人实行严厉打击，并沿主要道路设置墙障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然而，官军只能在白天控制大路。时人赵恒夫有诗曰：“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日绕官衙”。真定一直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地区。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这里还不断出现镇压山中义军的军事活动。在该省偏远的南部，主要采取的也是强硬的镇压政策。总兵王景、给事中邱茂华征集了一支军队。然后，他们扩大了赦免范围；但他们仍然得到了剿灭的命令，一大批人遭到了杀戮。这个地区惨遭破坏——“所过之地，目击市舍焚毁、遗民无几。”当军队经过大名之后，大部分地区的民舍化为废墟了。王景的军队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持有“天定”印玺与旗帜的刘守分等起义将领被处死。然而，苏自兴等许多起义者，却逃到了河南，等待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是不久，河北的南部与西部诸府重新落入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开封与太原间的交通线也重新被打通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山东与北直隶在1644年11—12月间已暂时平定，因而政府得到了机会，可以集中兵力对西安的李自成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了。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多尔衮计划用三支不同的军队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叶臣的满蒙部队来自多铎的军队，其装备不佳。最大的困难是军马补充没有保障，对此只能寄希望于从明军营防中获取。然而，营防中的马匹已被大顺军带走了，因此，清骑兵部队中只有半数的人有马骑。无疑，蒙古爱松古部的骑兵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力量，这已被黄河河畔的平阳的那场屠杀所证明了。但是，叶臣之部真正的军事优长，是由张存仁这样的神炮手指挥的汉旗炮队，这对弥补马匹的短缺绰绰有余。从叶臣对这次战役的追述中可知，满汉军队在从固关到太原的进军途中，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各县镇望风而降。当他的军队抵达太原后，葡萄牙大炮立刻把陈永福及其人马轰出了这个省会。与固关太原之间的一马平川相比，通过大片山地沿汾河追击掉头逃亡的大顺军队，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个任务交给了石廷柱，他和巴哈那一道，沿汾河清剿由汾州到平阳的地区，斩首4000多人，获战马约1000匹。三位大顺军将领（包括康元勋）及3000多士兵俯首归降。正如山西巡抚马国柱的简明奏报所述：我军遇贼于汾州，斩二千余级，获马千余匹；复追至青龙、永宁、黄河一带，贼仓皇投河，溺死者无算，又获马五百余匹，进至平阳，贼弃城遁走。1645年1月3日，多尔衮收到了叶臣的一份详尽的报告，叙述了清军自从越过直隶与山西之界后的战绩。总共平定了9个府、27个州、141个县；署置官吏，安辑流民。而且，在固山额真叶臣的军队到达之前，整个汉中府就已送来一份降书，卑辞纳款。此外，还有大批官员纷纷投入新朝怀抱，正如朝廷所希望的那样。沿途招降故明翰林朱之俊，员外郎董直愚、主事胡全才。指挥李升、游击黑有德。及从贼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知县李若星，副将董学礼、康元勋、惠应召，参将马元，游击抽动起来，裂帛声中黑影被撕成无数的碎片飞散而去。细看间，那草叶的边缘遍布着细小的硬齿，像极了一根根柔韧的锯片。“我的鲁班锯草味道不错吧？”我跳下车子，正听到林岳得意的话语。“是什么东西？”顶着风沙，我翻动了下被狴犴扯碎的黑色东西。碎裂的黑色长袍下裹着残缺的肢体，像是被风干的人类尸身残块，一旁散落着一些木块碎片，似乎是这些东西身上掉落的。“吼～～”威猛的咆哮传来，身躯涨大如巨虎般的狴犴站在山谷的出口处，凶猛彪悍的气势似乎正面对着什么强敌。……山谷尽头，扩张喇叭形谷口向两边侧伸，形成了一个双月环抱的宽阔地域，周围隆起的山势恰好使之成为了一处绝佳的两兵交锋之地，这里应该就是古战场的正地所在。无数黑色长袍乌云般的布满了整个战场，在狂风卷动中发出猎猎的声响，弯刀的寒光有如乌云中的闪电不住闪现，扑面而来的戾气杀意几乎将我们扼杀在了当场。十六、墨者非攻“唐天宝十载，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伐石国，擒胡王斩首阙下，群胡怨忿不已，遂领众番集结大食，共谋反唐。是年春，大食王遣精锐三百，乔装入关，欲结朝中乱党以谋内应，事败，被歼关中。”……狂风扯动的黑色长袍连成一片，黑压压地在面前铺开，完全无法分辨那究竟是人还是别的什么，一股难以名状的压迫感油然而生，手心中渐渐渗出了汗水。“这……是什么东西？！”林岳皱眉道，“好像很眼熟啊。”“这群家伙像是古代大食的打扮。”耿婆的声音自背后传来，晖儿和S不知何时也已站在了我们身后。大食是我国古代对中亚阿拉伯国家的称呼，源于古波斯的悠久民族，古代波斯帝国一度曾称霸欧亚非大陆，其精悍的军队和巧妙的战术至今常为军史界所称道。低沉的号角响起，浑厚悠长的声音在山谷间不断回荡，那些雕像似的黑色身影整齐地移动起来。随着间隙的增大，一群头裹黑色布巾，身着黑色长袍，面遮黑布的身影落入了眼帘。我有些吃惊，方才对我造成极大压迫感的竟然只有百十余人，也许是密集排列后宽大的黑袍给人造成的视觉假象所带来的效果。但即便如此，那种压迫感却依旧没有消失。“双十阵列，老婆子还不算眼花，是大食黑魆兵。”耿婆一拍我和林岳，反手抽出小玉槌，“我们迎上去，要是被困在谷里，只怕就没命了。”大食黑魆兵属于轻步兵，古代大食的轻步兵单兵配备锋利的波斯弯刀和直木弓，行进迅速，冲锋前以排箭攻击敌方，近身时以弯刀斩杀，强而有效的战斗力在中亚一带称霸多年。不过，这些黑魆兵与普通轻步兵不同，隶属精锐禁军编制，以十人队为基础组合，攻防得体，全军配合战术类似于我国易理兵法中的某些精要理论，在唐朝时期曾大败突袭大食的盛唐军队，其战斗实力可见一斑。他们的阵势完全是将我们当作了捕杀目标，可这些数百年前的古董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脑中思索但脚下不停，众人随着耿婆快步冲出谷口，狴犴一马当先地冲在头前，威猛的气势直逼黑魆兵的阵脚。号角声连响三下，黑魆兵的阵形突地散了开来，整齐地分作了十队，一阵黑袍抖动间五队黑魆兵快速将我们围住，另外五队则附在外围，两道五边形的包围圈中传来弓弦的响动。“小心排箭！”耿婆高喝一声，玉槌在地下划出四道半弧。飞蝗般的箭矢随声而来，我和林岳还未动手，只见耿婆玉槌一摆，横空带出一片水滴，地下的半弧随即涌出白色寒雾，空中凝结起无数细小冰粒。咯啦声响不断，箭矢撞在冰粒间竟无法穿透，扭曲地卡在了半空，一时间周围完全被箭矢所包围，我们像是待在了一个白色的仙人柱中。号角再起，第一道五边形包围圈立刻变动，每边队伍以中间兵卒推进，左右两侧雁行排开，迅速形成一个五星阵形，雪亮的弯刀齐声出鞘，迎着狂风发出嗡嗡地响声。五队黑魆兵并没有直接攻击，手中弯刀互相磕碰，外围阵形也相继改变，如法炮制地磕碰着弯刀。起初只是发出清越的金属脆响，随着磕碰速度的加剧，响声骤然大起，隐隐挟着风雷之势。“轰！”上百名黑魆兵突地同时将弯刀斩向地面，暴雷声卷动着一股凌厉的杀气直奔冰粒壁垒而来。狴犴大吼一声，长尾猛地一旋，在周围带起一阵疾风，林岳双手猛按，十二棵苍柏瞬间围立。空气凝结了数秒，轻轻爆开，微风拂面的感觉几乎令人产生错觉。圈外的狂风依旧大作着，圈内却已和风习习，强烈的反差中耿婆布下的冰粒壁垒悉数落下，化作水滴渗入了黄土。十二棵苍柏数段断开，轰然倒地，切口平滑整齐，却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砍斫痕迹。“金风雷杀！”耿婆眉毛一挑，“老婆子轻敌了，没想到是墨家的人到了。”“墨家？墨者非攻，兼爱天下的墨子？”我惊疑道。“墨者机巧，专于五行，奇门异阵，遁甲成兵。”耿婆笑了笑，“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来，这回可是一场硬仗！”黑魆兵一击得手外围阵形立即退开，内围五星阵形围着我们迅速跑动起来，整齐的步伐使得队形毫不改变。跑动中左手握刀，尖刃冲外，右手扳住刀身蓄势用力。阵形一顿，破空声骤起，反弹的弯刀上奇异地飞出弯月形飞刃，袭向众人。我集中心念横空拦截飞刃，凶猛而来的攻击在叮当互碰之下全数瓦解。旋身一挥，飞刃自地下再起，从各个角度反攻了回去。那些黑魆兵并不慌张，队形倏然一变，内圈蹲下，抬刀上磕，外圈赶上落刀砍斫，任由我攻击的角度多么刁钻，在黑魆兵整齐有序的攻守下丝毫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们的阵法挺厉害嘛。”林岳嘻嘻一笑，“那试试我的招数。”说着两手在地上一抹，一圈绿色波动开去，黑魆兵的脚下出现了无数湿滑的苔藓。歪扭几下，黑魆兵摔倒一片，我立刻挥起一批圆锯飞斫过去。“还是损招管用吧？”林岳得意道，但很快笑容便凝结在了脸上。倒地的黑魆兵席地而坐，弯刀竖在了胸前，其余黑魆兵则站在了他们的肩上，上下挥刀将圆锯挡开。挡过攻势，坐在地下的黑魆兵翻身躺倒，任由同伴站在自己身上，一片刀光急速飞舞，地下的湿滑苔藓顷刻削平。“阵法变化的奥妙就是配合，你俩奈何不了他们。”耿婆沉声道，“也好，就让墨家的人见识一下奇正六爻。”狴犴列在阵前，我和林岳各居左右，晖儿和S反顾后部两腰，耿婆立在正中。所谓奇正六爻即是以奇门遁甲的三奇循环配合六仪六甲，听来似乎有些晦涩，但在耿婆的诠释指挥下却并不复杂。随着狴犴的一声狂啸，地下蓬然扬起一圈厚重的灰土，瞬时间将我们笼罩了起来。黑魆兵阵形一顿，肃立静观，按兵不动以防我们有诈。借着灰土的掩护，晖儿与S转到了狴犴两侧，我和林岳则换到她俩原有的位置上，耿婆脚下轻划，双手捻诀，再度与晖儿她们配合施展“六仪遁甲”。S丹凤眼圆睁，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两手顺时针划动，在身前形成一道黑色气圈，随即左掌平端，右手握拳，拳掌击打中高喝一声：“灭！”雷声隐隐，气圈中闪出数个颤动的球形闪电，直扑黑魆兵阵形。晖儿双手柔若无骨地在胸前摆动起优美的曲线，双掌翻动中，掌根对抵，十指虚拢如莲花，快速旋动中清叱一声：“化！”四周的狂风陡然一停，继而分作两道互错的风带，呼啸不已地压向黑魆兵。风雷声中，黑魆兵的阵形终于土崩瓦解，狂雷炸得残肢四处飞散，烈风中撕裂的黑影漫天飘舞。然而这一战并未将黑魆兵尽数消灭，听风在脑中形成的景象告诉我，在狂雷烈风袭击的瞬间，黑魆兵的阵形突然化整为零，十来个黑魆兵挺身迎上球形闪电，将其引爆，而剩余的黑魆兵则翻起身上的黑袍互抱成团，围做一个巨大的黑色壁垒，烈风只撕裂了那些黑袍和外围的黑魆兵。灰土散去时，一群怪异的东西出现在面前，那样子有些像干尸，但身上的肌肉却似弹性依旧，如果不是拿着弯刀，我很难将它们与之前的黑魆兵联想到一起。更为诡异的是，在这群干尸的背后都嵌着一个木质的圆形东西，既不像盾牌也不像护甲，八根竹制的细条紧紧扣在了肌肉上。狴犴摆动长尾，吸气张口间一股狂风直奔黑魆兵而去。“风雷已去，五行顿生！”耿婆一声低喝，手中玉槌凌空劈下，这一槌敲在坚硬的黄土地上竟完全没入，数目惊人的细小水珠陡然出现，如枪弹般直射黑魆兵。借助狴犴的狂风，疾速飞射的水珠自四面八方包围攻击，避无可避的黑魆兵被打得满身是孔，朽木似的身体不住断开翻倒。林岳乐不可支地打了两个喷嚏，黑魆兵阵中长出了几棵枝干光滑的大树，那些树木长出后不断地开裂，流出大量气味刺鼻的液体，似乎是某种易燃物质。我微微一笑，十来个长满尖刺的圆球凭空而出，只要它们在黑魆兵阵中碰撞开来，一场熊熊大火便可彻底地结束战斗。“呼……”圆球疯狂地砸出，锐利的尖刺带起一阵撕裂空气的声音，在它们的面前没有人会泰然自若。这一点，连林岳也不例外。“我靠！老凡你丫吃错药啦？！”圆球落在了林岳的脚下，两棵坚实的大树遍体鳞伤地倒在了一边。脑中混乱不已，就在挥出圆球的那一刹那，背部肌肉隐隐有些刺痛，随即拉紧，一股酸麻热胀的感觉自背后传来，整个四肢百骸无比舒畅，似乎体内蕴含了无穷的力量，想要爆发开来。但我的动作却着魔似的改变了，变得让我难以想象……“你的背上……”晖儿惊声提醒，却被我挥手带起的一片刀刃阻断，林岳返身击出一根圆木，立即被无以计数的刀刃钉满。“木甲机关！”耿婆脸上闪过一丝惊异的表情，反手拉开S，四人与我直直面对。这是怎么回事？慌乱急躁的情绪立刻堵满大脑，我想开口问话，但嘴里发出的却是野兽般的低吼。背后咯地一声轻响，我猛一弯腰，双掌狠狠拍在地上，抖动间地面突起无数尖锐的金属利刺，似乎想将眼前众人活活钉穿。林岳反应灵敏地荡出四根藤蔓，脚下木桩托起四人，在藤蔓的帮助下躲过一劫。我心中一松，两手却直直插入了泥土中，双臂奋然发力，遍布尖刺的黄土竟像地毯般地被我掀动起来，疯狂挥动下卷向空中悬吊的众人。“横空惊雷破万山！”耿婆大喝一声，翻手掷下两个黑色石球，手中玉槌直射而出，撞在石球上蓬然爆开。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伴随着无数电蛇闪动，黄土粉碎落下，金属尖刺亦被熔为废铁。咯，背后一紧，刺痛中左侧一根经脉猛地一热。我双手抱拳，狂吼着砸向地面，一片大浪般的泥土平地扑起，毫不留情地将空中的众人牢牢裹住，化作一个巨大的泥球凶狠地拍向地面。泥球表面疯长起无数的藤蔓，迅速包裹着外围，撞击到地面时，泥球已然变成了藤球，起伏弹动了几下后倏然裂开，晖儿等人所幸安然无恙。视野中泛起了微微的粉色，我的双眼此刻已布满血丝，圆睁之下眼角几乎迸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控制着我的身体，难道是想要我手刃妻子和好友吗？！“老凡，对不住了……”林岳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忍，双脚急急连跺数下，泥土内隐隐传来一阵涌动声。“不要用你的缘木能力攻他！”耿婆冲林岳喝了一声，后者半信半疑地停了下来，这一喝一停的数秒内，几乎酿成了弥天大祸。咯，咯，咯，连续三声轻响，莫名的力量充满全身，我直直站立不动，一片银白自脚下无限延伸，阳光从逐渐退去的乌云中落下，整个古战场发出一阵雪亮的光芒。是金属，整个地面被金属完全覆盖了！这……这是我的能力吗？！金克木，也许是那东西改变了我身上能力的自然反应，在林岳的缘木能力诱发下，驭金能力疯狂甦醒，厚重的金属抑制了任何可能长出植物的土壤，林岳此刻如果可以自保，那便是我的福音了。“好小子，能力底蕴这么足……”耿婆惊叹一声，脚下快速走动，轻盈的步伐竟在坚硬的金属表面落下了不浅的脚印，那格局图案赫然是奇门水泽卦局。随着耿婆踏下最后一个脚印，金属表面开始波动扭曲了起来，耿婆略带气喘地翻手划破掌心，满是鲜血的手掌击在了卦局正中。波，波，几声连响，金属被数道水柱击穿，喷出的水柱顷刻在我身周形成了一层厚重的雾气，那雾气似乎带着黏稠，渐渐困住了我四肢和身体的行动。“快杀了我！”我心中默念道，如果任由我这样疯狂下去，只怕所有人都会死在我的手下，现在的能力发展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透过水雾间，我看到晖儿那双满是泪水的眼睛，她没有作声，眼神中充满了悲哀和不舍，我……我该这样死去吗？一连串的咯咯声爆豆般地响了起来，身体中的力量膨胀到了极限，周围的水雾仿佛受到了什么压力，渐渐退让开去，耿婆一声低咳，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容，嘴角竟已溢出血来。哗啦……地面的金属碎裂成无数的细小碎片，极为壮观地漂浮在整个古战场中，所有人都沉没在了这片金属的海洋中，只要碎片在我的意念下稍稍加速，面前的人们便不会在世间留下任何成形的东西。不知是心中的悲愤还是背后那东西的作用，我仰头狂啸起来，原始野性的呼啸下金属海洋波动起一阵涟漪。晖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要我亲手杀死你和朋友们？！为什么！！！背部猛然一震，咯啦声连连爆响，金属碎片终于动了起来。我完全绝望，无助地闭上了眼睛，这也是此刻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若是无法面对却又无力挽回时，人唯一能做的便是逃避，哪怕只是自欺欺人……大脑旋晕着，浑身已没有任何的力气，伴随着金属碎片的脆响声，我倒在了地上，朦胧中眼前闪过那些亲切的面容，晖儿、林岳、S、耿婆…………山谷边的小路上，一个黑瘦男子悄然潜行着，走出不远，回头望了望，口中低叹了一声，似乎遗憾不已。“很不甘心是吧？”淡淡的语声飘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能做得干净漂亮。”那黑瘦男子一凛，身子僵直不动了，他的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满面微笑的人，那笑容亲切得像是三月的春风。春风很快便熔化了黑瘦男子，地上留下了一滩淡淡的痕迹，狂风带过的沙土迅速覆盖了上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风继续呼啸着，那人却毫不费力地迎风而去，悠然舒缓的脚步完全是一派赏景野游的意境，甚至连一个衣角都不曾被吹起。“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些人能成长到什么地步。”那人俯瞰着古战场，幽幽叹道，“不过，这个答案只怕连风爷也不知道。”古战场中大片残缺的尸体铺陈在地上，四周遍布着无数的金属碎片，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令人不禁眼花缭乱。如果适应了那眩目的光芒，你应该可以依稀看到隐隐晃动着的人影。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也许只是一个，其余的只是你眼中的光斑在作祟……十七、湘西赶尸小时候常常会梦到这样的情景，自己在柔如白棉的云端间奔跑玩耍，累了便躺在云絮中，仰面看着清澈的蓝天，心情舒畅不已。我记得那云絮特别柔软，贴在肌肤上的感觉有如丝缎，轻飘飘地悬在空中那感觉美妙之极。不，这不是儿时的梦境，刚才我还疯狂地攻击着我的晖儿和朋友们，脑中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漫天的金属碎片闪着寒光，涌动着绞向他们……身子猛地一颤，双眼生涩地睁开，并不刺眼的光芒却令得我眩目不已，几经努力后方才适应。眼前出现一张奇异的面孔，扁圆的脸上布满了黄色的绒毛，睁大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表情极为严肃。这是什么生物，难道是死亡后见到的东西吗？我死了？还是……那张面孔晃动了一下，发出呜呜的低叫，打了个哈欠，显出一副毫无兴趣的样子。“总算醒了。”一个显得有些年长的声音传入耳中。“亦凡，你感觉怎么样？”这是晖儿的声音，她不是……眼前的面孔倏地消失了，耿婆和晖儿探过脸来，活生生的表情和面容完全打消了我的疑惑，可是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得了，全搞定了，让大猫下来吧。”林岳探过头来，S伸手从我身上抱走了那张毛茸茸的面孔，混乱的脑中这才反应过来，那严肃的表情是狴犴常有的面容啊。“老凡，你丫够狠，等你恢复了我一定好好揍你一顿。”林岳满脸坏笑道，“差点把我们都给灭了
人不会都活下来的，留下两三个人给我们吃了吧！”彭遵泗《蜀碧》记载，一个人看到一个茅屋炊烟四起，便进去看锅，一看，里面都是人的手掌腿足。四川人烟几乎灭绝，于是到处都是老虎，《蜀警录》记载“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大屠杀、大瘟疫、大饥荒、大老虎后，四川几乎没人了，清廷对于四川也作为化外之地，压根儿不管了，直到张献忠之乱结束三十八年后，《清史稿·列传六一·王骘传》记载，四川松威道王骘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给康熙的奏折中说四川（含重庆）“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康熙于是下令湖广填四川，把湖北湖南人向四川移民，康熙下令来四川的人，最初五年不用交税。到如今四川（含重庆）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万人了，短短三百多年时间，人口涨了六千倍。当然，王骘的数字肯定不准，四川蜀道之难，许多地方的人口是没法统计的，但人口的大规模繁衍也确是事实。康熙也很好奇四川究竟为何人口如此之少，《陶庐杂录》记载康熙曾说：“张献忠在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有写这些事的书吗？”大学士张鹏镉说：“没有。”康熙：“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后张献忠进军至四川，你爸今年八十七岁了，张献忠入川的时候应该十七八岁，肯定有见闻，你问明后写下来上奏，朕要看。”在张献忠屠川期间，整个四川只有秦良玉的辖区石柱和黎州免于涂炭，秦良玉是咱们前面写己巳之变时提到过的美女军事家，她一直与张献忠做坚决抗争。张献忠覆灭后，她继续抗清，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忠贞侯，她刚要起身率军去福建抗清，奈何郑芝龙叛变，未成行。1648年秦良玉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秦良玉说道：“老妇我朽骨余生，实先皇（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去世了，她是后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四川要是能多一些秦良玉，何至于有如此兵祸？！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才有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到公元16世纪为止，这八百年间，西欧总共发生了七次农民起义。并且，西欧的几十个国家和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再看中国，明朝农民起义最少的朱元璋、朱棣时期，五十六年间就爆发了一百零三次起义（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统计），中西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每隔一二百年，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导致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导致一部分农民无法生存，而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水灾旱灾，而官府却一味压榨农民的话，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会因活不下去，最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农民起义。中国老百姓是世界最温顺、最好统治的百姓，不到生路全无，绝不会铤而走险。一旦铤而走险，他们就会把长期以来压抑的天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如此，他们的破坏力便不可估量了。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惨无人道的剥削，骄奢淫逸的享乐，将人民逼上绝路。而人民一旦铤而走险，就会出现大量杀戮，而他们杀戮时外族往往会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王朝覆灭。最后，就像《红楼梦》说的那样，“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历史在杀戮中后退，在杀戮中前行。历史和人在某种理性造成的非理性的杀戮中寻找着理性。在视人如蝼蚁的杀戮中，中国没有人。有的，只是凄惨而悲凉的历史的回声。其实，张献忠这样的没文化的底层人物才是最容易成为杀人魔王的，而真正的上层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有做出如此为人类不齿的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善与恶的碰撞，善大于恶，那么就是个正常人（不一定是好人，好人需要善远大于恶）。善只要小于恶，犯浑基因必定像癌细胞那样蔓延，一个人恶看不出什么来，如果这个人成了声震一方的“起义领袖”，那么在他影响下手下上万人就都“恶”了，在张献忠这样低智商、没家教、少理性的人的操控下，必然导致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真正的造反者——贼只在专制制度中，专制制度有贼性才使贼欲与专制制度共存。在民主国家，没有造反，只有罢工。专制国家则不然，皇帝老贼不死，那么局势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有了造反。既然你朱元璋通过暴力革命能夺取政权，那我张献忠为什么不能造反？你能革元顺帝的命，我为什么不能革崇祯的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为了民而换君，便有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才有今天的走向共和。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粮食产量早已能“解放”全人类，可仍然有十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制度性贫困”。不是财富不够，而是分配不公，有的富人们宁可将粮食倒进海里或喂狗（当然肯定是名犬）也不给穷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优越感只有在贫富对比差距很大时才能体现，没有穷哪有富，没有吃不上饭的怎么体现我这吃澳洲鲍鱼的高贵，这就有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乎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我们今后要深思的。附录明朝vs日本、明朝vs荷兰、明朝vs英国、明朝vs西班牙明亡清兴大变局中明朝不仅跟后金、李自成、张献忠三线作战，而且还和日本、荷兰、英国打过仗，并且几乎都打赢了，这也算得上明末那段凄惨的历史中少有的亮点，对于明朝与西方殖民者交锋的这段历史，其他史书少有涉及，本卷最后，让我们从明朝在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开始，重温这几段中华民族早期反侵略的辉煌篇章。（1）最不出名的民族英雄从1588年参与讨伐叶赫部后，沈有容就再也没露面，估计许多读者已经忘记他了。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沈有容与备倭总经略宋应昌一起出兵朝鲜，但因为与宋应昌不合，于是主动辞职回家。1597年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鲜，这次丰臣秀吉打算南北两线作战，从浙江福建登陆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此时的大明与日后甲午战争时的清廷不可同日而语，大明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丰臣秀吉的计划，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大量水师，严阵以待。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建议，不如动用这些兵力去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来个围魏救赵，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建议被万历皇帝采纳，万历皇帝成为中原王朝第一个曾计划攻击日本本土的皇帝。金学曾把攻击日本本土的任务交给了此时赋闲在家的沈有容。谋定而后动，沈有容先派人侦查日本的情况，就在侦查期间，丰臣秀吉就死了，日本计划从朝鲜撤军，于是大明不必再冒风涛之险而东征日本了，自然，沈有容此次的使命又告吹了。在此期间，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作为赴日本侦查的经费。这笔钱沈有容分毫未动，而刘思则在日本大多用于泡日本娘们了，事后刘思被抄家，而沈有容则因为清廉而越发被看重，金学曾上奏保举沈有容任福建都司。丰臣秀吉虽然死了，大规模的日本侵略战争不会发生了，然而小规模的倭寇侵略依然不断，沈有容在福建沿海数次与倭寇作战，他“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艘日本战舰来到闽浙侵略，被明军打败，窜到台湾，在此安营扎寨。为捣毁倭寇巢穴，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节前夕杀牛犒赏士卒，随后宣布了自己打算率军直捣台湾的计划，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不是出海的季节，诸将及水手都面露难色，沈有容以民族大义说服了大家，于是亲率二十一艘战船冒巨大风浪前进，在澎湖登陆时因赶上风暴仅剩十四艘。登陆后，沈有容“与倭斗，格杀数回，纵火烧沉敌船，斩首十五级”，明军勇猛，以一当百，殊死战斗，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倭寇为争取逃跑时间，就把新抢来的财物扔进海边，诱使明军捡财物来延缓对自己的进攻。明军有的人看着地上的财宝动心了，此时沈有容大喝一声，打完日本人再捡！于是明军“无一人取其秋毫”，继续前进，越战越勇，全歼倭寇，日本人的鲜血染红了海水，我军烧毁六艘敌船。真是神兵飞出鬼不觉，谈笑成功人始知。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行动，也是明军第一次主动从海上出击打倭寇。此后十年日本人没有在东南沿海挑事儿，但荷兰人来了。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也加入殖民者的行列。荷兰这个低于海平面，不得不年年筑大堤以防海水的灭顶之灾的小国却焕发出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号称海上马车夫的他们赶着能蹈海穿浪的“马车”走向了世界。1604年8月荷兰人派两艘战舰驶向澎湖，当时正值明末北方抗清前线吃紧，明朝海军从澎湖撤退，于是荷兰人以通商为名顺利占领澎湖。抗倭英雄沈有容率二十艘战船来收复澎湖，荷兰人说：“中国兵船到此，是不是要和我们干一仗，如果是的话，我们奉陪。”沈有容说：“中国惯于杀贼，你们既说通商就优容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要想打仗吗？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我大破倭寇，使海水尽赤吗？我不想让你们步日本人的后尘。”荷兰人韦麻郎无奈，他说等风暴平息就撤走，实际是赖着不走。沈有容严肃地说：“我们福建巡抚说要调大军剿灭你们，我说你们是来通商的，不必动武，只要我交涉，你们就撤走，大军这才没来。谁知你们不听劝告，赖在这里，干不可告人的烂事，我打算回去禀报，让巡抚发兵。”韦麻郎吓得胆战心惊，表示一定退兵，可他贼心不死，私下里送三万两银子给沈有容，让他别赶他们走，被拒绝。韦麻郎这才死心，在十月二十五日离去。荷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澎湖，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复澎湖！韦麻郎临走时将铜炮、炮弹和荷兰特产赠给沈有容，沈有容只留下炮弹和铜炮，其余一概奉还，真是不杀而威，不令而行呀！人们在澎湖立石碑永久纪念此事，上书：“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等”。这块碑在今天仍然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载入史册。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够兵不血刃逼荷兰人退兵也是难能可贵的，或者说也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荷兰人走了，日本人又来了，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他将“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但由于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不知此事。德川家康一看，你不理我，那老子我就自己来了，他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侵略台湾。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村山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漂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日本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著民围攻，打打不过，突围突不出去，最后这些日本兵集体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剖腹自杀。明石道友手下三艘船变成了两艘，他率领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于五月来到浙江东沙岛（不是南海上的东沙岛）。福建巡抚黄承玄派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装成渔人，但被明石道友看出来了，于是明石道友拿刀逼他，问：“说！你是干什么来的？”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道你来犯，已经造好五百艘战舰等着你呢，我们的舰队马上就要到了！”明石道友还真实在，他信了，于是率船队撤回日本，但没放走董伯起，以便将他作为与福建政府谈判的筹码。此后五年时间，不知道村山等安去忙什么了，反正是杳无音信，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来到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福建巡抚黄承玄命沈有容跟日本人交涉，当时明石道友在交涉时没佩刀，沈有容问：“你为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涕零，因为佩刀毕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此前听说过沈有容在台湾大破日本海军的事，加之被沈有容镇住了，没敢提别的，放了董伯起后就回船上了。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日本人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击沉了浙江的一艘明军兵船。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于是日本人就在岸边盖房子，打算长期盘踞。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交给沈有容负责。沈有容率兵三路围困，用大炮猛轰，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拼死顽抗。把总何承亮要进攻，沈有容说：“倭寇困兽犹斗，很难让其投降，这一带多礁石，我军如硬攻，很容易损失战舰。不如诱敌出战，将敌人擒获。”随后他派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劝说日本人，王居华用日语说：“你们日本人的命就在须臾之间，如果你们没有冒犯我大明的罪过，把事情讲清楚，或许还能有一线生路，不然的话，你们必死无疑！要知道，明石道友都已经受招抚了。”桃烟门听后，有些犹豫。次日，有倭寇率三艘船前来救援，三艘船都被沈有容击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只要有明石道友的书信来让我投降，我就听他的。”沈有容于是让明石道友写信，明石道友也听话，他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时人董应举听闻沈有容这次击败倭寇的消息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俞大猷）、戚（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1620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强大，东北形势吃紧，沈有容被调任山东副总兵，以防努尔哈赤从辽东半岛跨海侵略山东。辽东民众有乘船从努尔哈赤占区逃亡山东的，沈有容都派人接应，共三万四千人得到接应。沈有容在登州结识了戚继光的长子戚柞国，当时戚柞国正在编辑《戚少保年谱耆编》，但年谱完成后，戚柞国等无力将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资助，使得此书出版，今天我们所知的戚继光的赫赫功业赖此书得以保存。1624年沈有容因病而辞官回乡，三年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岁。（2）西班牙、荷兰亮剑台湾台湾是个风景迷人之地，海岸上悬崖壁立，树木蓊郁葱茏，在葱兰叠翠的狮球岭后面，是基隆城。夜晚遥见岗峦起伏之处闪着点点渔火，一轮圆月当空照，夜色幽蓝，海水潮起潮落，让人心醉。也正是台湾迷人的景色，富饶的物产引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贪欲。1604年，第一次侵略澎湖失败后，荷兰人没有就此罢休，澎湖列岛与台湾始终被列入其计划占领的名单中。1621年荷兰人获取重要情报——西班牙人要占领台湾，于是荷兰人打算先下手为强。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决定先攻击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不能攻陷，则在澎湖寻找适当的港口，先于西班牙人占领台湾。1622年，荷兰将领雷尔生率一千零二十四人乘八艘战舰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1623年7月23日，荷兰海军司令高文律率一艘大型战舰、四艘小型战舰占领澎湖。10月，高文律来到厦门想和明朝谈判，用和平方式使对澎湖的占领合法性，但由于中国海军提前得到了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史》，第3788页，赵延先作赵企先。?《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页。?此人姓朱，史儒纲说他是明朝宗室。?《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5页。?宁完我特别指出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姻亲。但据《清史·魏象枢传》载，他不过是陈名夏岳父牛射斗的一个好友。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6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正是在这份名册中列有吴伟业的名字。因此当吴伟业抵达北京时，陈名夏已遭弹劾。于是，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吴伟业听任别人将自己的名字与陈名夏的政敌冯铨的名字联系起来。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7页。?同上。?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7页。以前对陈名夏的弹劾见第5—6页。?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党争是使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于这种陈旧的史学观点做了最生动的阐述，见104—105页。?关于宁完我在1635年被贬黜，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666—3667页。?宁完我明显地暗示陈名夏为了掩饰自己与李三的串通，篡改了票拟公簿。宁完我则是公开受到李三案牵连的人。?《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7—9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泰竟然作证说魏象枢从未见过陈名夏的岳父牛射斗。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王崇简后于1658年任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谈迁：《北游录》，第389—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同上书，第14页。陈名夏之子陈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满洲。谈迁：《北游录》，第39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恒慕义说陈名夏死时50岁，我采用了谈迁的说法。谈迁还提到，三天之后，清廷允许陈名夏亲人认领他的遗体，得到了薄葬。?同上书，第57页。“百史”是陈名夏的字。?同上。谈迁的日记称那个厅室为“溧阳”之杜邮。溧阳是陈名夏的家乡，谈迁没有直呼陈名夏的名字。?同上书，第391页。?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窃见两年来，新法如秋荼凝脂，县令如乳虎，隶卒如狾犬，书生以逋赋笞辱，都成常事。某实不忍以父母遗躯受县卒挤曳，入讼庭，俛酷吏，裸体受杖，乃愤而出此，为纾祸计耳。邵长青：《青门录稿》。转引自孟森《心史丛刊》第一集“奏销案”陈名夏恐怕并不是满族统治的殉难者。确切地说，在当时公众心目中，他恐怕倒应该算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家：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他先后侍奉过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然而，许多人把他的被处死看作是对朝廷中南人的一个打击。顺治皇帝试图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同时，唯一被清洗的陈名夏的挚友，是推荐他出任尚书的孙承泽。孙承泽于1654年被弹劾免职。在陈名夏被判决后即受到惩处的其他官员，则是皇帝的“言事官”。顺治皇帝痛切地谴责他们未能及早报告在政府中出现的这个明显的朋党。有八名御史被降职或调离原任，其中包括赵开心和魏象枢。因此，他们之所以受处罚，并非是由于与“南党”有什么瓜葛，而是因为未能尽到其作为皇帝“耳目”的职责。而且，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并不歧视南人，就在陈名夏被缢死的那一天，皇帝赐谥号给几位江南士大夫，这几位士大夫是在1644年崇祯自尽时，以死尽忠的。
南明海军的威胁
皇帝不想使人们把处死陈名夏归因于对南人的非难，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在内院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以及因为，即便到了此时，江南的军事形势还是使得顺治必须谨慎地继续打开南方士大夫投靠满清的大门。海军将领张名振虽在1651年一度受挫，但又重新组织了海军力量，再次在江南煽动起义，而他自己则威胁着要从海上发动进攻。同时，清廷惊恐地发现，在江南无锡附近，至少出现了两起独立的反叛密谋。当地的复明分子与鲁王及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进行秘密联系，后者在云贵地区，处于孙可望的保护之下。早在1650年，孙可望派密使前来与住在无锡附近的前明尚书贺王盛联络，带来了贺王盛以前的一个老师给他的信，此人当时正在东南与复明分子在一起。贺王盛说服了他的一个朋友眭本，与他一起到永历政权那儿去。眭本与贺王盛同属一个文学党社。不过这位朋友只走到了长沙。该年年底，两人带着孙可望以及永历皇帝的札书一起回到江南。约一年后，贺王盛悄悄地与鲁王政权的张名振军队接上了头，并开始计划在陆地发动一场起义，以配合海上的进攻。第二群江南复明分子也开始在平一统和饶经这两个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用饶经自己的话来说：缘清兵至，毁某室庐，杀某家四人，某迁无锡，行医为生。一人名江之龙者来，曰吕之选家中住一人名平一统，有胆略，得永历帝一将印，募人起事。某曾晤之，求告札数道。一日，某等造访一统，一统曰某等须待其一行取告札来，再行联络。一年后，一统携告札返。当从遥远的南方带着永历政权的消息而来时，平一统肯定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极大敬畏之情。1649年夏天，他来到吕之选家，由江之龙将他介绍给吕之选。平一统在吕之选家住了五个月，就在这一时期内，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在感情上仍忠于明王朝的无锡人。吕之选后来告诉官府说，平一统在屋子里行合祭之礼，拜崇祯像，为他的死去而痛哭流涕。同时，平一统还收到了南明政权的许多空名告札。这些告札又提高了他在另外那些人，譬如饶经心目中的地位。当复明分子夺得政权后，他就可以凭此来委派其他追随者摄任地方官之职了。对于像饶经这样敢于冒险的本地人来说，它们既是巨大权力的来源，又是巨大危险的渊薮。饶经受可能高升的机会的诱惑，接受了一份告札，（因为随着密谋活动不断扩大，平一统不得不回到复明政权地区，去领取更多的告札。因此饶经接受的那份告札必定盖有一颗真正明政权的印信。）但饶经接受告札后，却因此大为泄气了。“某思之，某当受一告札。然其时某不知何以自救。缘平一统道欲带人马南下也。”与1645年至1647年间的复明活动相比较，无锡复明分子的范围是极有限的。根据其中一个成员董焕奎（此人从饶和平那里接受了永历政权的一个按察使告札）的说法，在1651年至1652年间，总共有15个人被授予了秘密的明政权告札。1653年初，即农历三月份，密谋者终于得知起事的时机已经来到。从南方来了一道谕旨，任命饶经为总兵，于是这群人开始全体到无锡郊外的青山寺聚集开会。不管从南面来的命令是否是直接由张名振发出的，青山寺聚会后不久，复明政权的海军就对舟山岛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在1653年的春季及夏季，张名振的军队又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同时，海盗、匪徒团伙在苏松地区到处出现，这也鼓励了当地的复明分子。他们开始准备自己的起义。复明分子在1653年下半年发动了起义，时值海盗、匪徒大规模进攻州县府治之际。他们果真也被清朝的地方官，例如苏松知府李正华，看作是一起匪徒的暴动。但是，要把他们镇压下去颇不容易。在他们进攻上海时，地方官领着居民向城隍祷告，祈求城隍保佑他们不受这伙杀人越货的盗匪的屠杀。不过，进攻终于被逐渐击退了，个别密谋分子例如吴鼎，被抓了起来。经逐一审讯，清政府得知了另外一些密谋者的姓名，更多的人被捕获了。“某知吴明烈入狱，乃大恐，以其必牵连于某也。”饶经后来告诉官府说，“某遂于青山寺将所有书信、告札一并焚毁”。但这时已经晚了，饶经与另外一些复明分子一起被捕，贺王盛也未能逃脱。经过审讯，宣布褫夺他们的功名，将他们开刀问斩。他们的妻小被赐给功臣为奴，财产被没收，父祖兄弟子孙被流放到关东。1654年5月28日，江南总督马国柱向清廷报告说，叛乱已经平息了。关于新近复明分子在江南起事的详尽奏报，于1654年6月9日送到顺治皇帝手中。恰巧在此前后，清廷也得知了张名振的海军在郑成功支持下，发起了新的进攻。皇帝从江南巡抚在当年夏末进呈的一道奏章中了解到，尽管张名振起先曾被陈锦击败，但他又设法组织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力量，有舰船1000艘，水兵2万。巡抚周国佐还报告说，为抵挡张名振沿长江进犯而布置在南京的守军，绝不是这支久经沙场的劲旅的对手。南京的1.46万名防军沿岸分散布置在各江防据点，虽然他们是善战的步卒，擅长陆战，对于水战却毫无经验。而且，南京水军只有194艘装备简陋的沙船、1950名人员混杂的水兵。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由于有着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南京，以及在江南地区有着这样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对于汉军旗人及北人进一步攻击陈名夏南人同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必定感到担心。那些汉军旗人及北人曾协助顺治除掉了陈名夏。因此，宁完我在弹劾陈名夏后，又递呈了一份毫不留情地斥责“南党”的奏章，向皇帝报告了41个官员的姓名，说他们由于籍贯相同，一起参预了密谋，但福临置之不问，并命令宁完我再也不要提起此事。同时，皇帝引人注目地决定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江南武进的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1647年清廷大试，吕宫中了状元。作为此年的第一名进士，他的声望无与伦比。然而身为南人，他与陈名夏过从甚密。陈名夏被处死后，另一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祯指责吕宫是陈名夏的所谓“南党”的一员。现在，顺治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些指责，而且进一步褒扬吕宫为贤臣，并在此后两年里，屡加赏赐，以示皇帝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杰出忠臣的殊恩。顺治选中吕宫来颁施恩典，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员之一：在本朝进士及弟，因此既非在明朝科举及第者，亦非“贰臣”。王崇简的儿子王熙也同样受到了褒奖。因为与吕宫一样，王熙于1647年进士及第，并于1658年被选中负责皇帝重新任命组建的翰林院。在清除了陈名夏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明朝科举及第者。尽管宁完我竭力想在陈名夏及孙承泽之外，把对南党的清洗范围，扩大到另外的著名南人官员，例如陈之遴和吴伟业，但他们继续在内院任职。1654年8月16日，顺治皇帝批准了一份新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任命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一批在新朝科举及第的、同时精通满汉文字的南人，为首的则是两位重要的年轻汉军旗人，进士丁思孔、范承谟。此后两年内，由于不少旧臣被调出，内三院的这些年轻汉官就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事实上到了1656年，甚至内三院的五品低级官员都有了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并不是说顺治一下子就不再倚重汉人高级官员，或者立即停止委派明朝进士出任高官了。刘正宗，这位自陈名夏死后最得宠的大臣，也是明朝的进士。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2年初任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尽管在1657年有人严辞弹劾刘正宗背公徇私，尽管得知他的兄弟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还是一直让他担任这一要职。顺治也继续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喜欢道德说教的臣僚们，例如杨雍建，用科场作弊案来作为道德衰败的明证。此时甚至在顺治的心目中，也开始把这种衰败与明朝的遗臣、江南士人集团与社会堕落、经学的式微联系起来了。都御史魏裔介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秩序，他于1658年5月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的腐化行为，这一次弹劾得到了顺治的赞同。他不仅把陈之遴及其家人作为政治流放犯放逐西北，而且使浙江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归附者们为之惊恐万状。他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巡抚佟国器，并将其发配。因为佟国器一再拖延放逐陈之遴在海宁家乡的年迈的母亲。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在陈之遴被放逐的同一年，宁完我也死了。就这样，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预了满人登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她不止一次转过脸望望受传染者那一边，仿佛能看到他们，或者发现了他们在那里。短短时间里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片血迹和血迹旁边那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红色的或潮湿凌乱的脚印。受传染者们无可奈何地关上门，去屋里寻找残留的面包渣，一个个垂头丧气，其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足以表明他们绝望程度的话，既然我们总要失明，既然命中注定这样，我们还不如马上到那边去，至少还能吃上点东西；也许士兵们还会给我们送，另一个人说；您当过兵吧，又一个人问；没有，我倒愿意当兵。鉴于死者们来自两个宿舍，于是两个宿舍的人集合到一起，以决定是先吃饭后掩埋尸体还是先掩埋尸体后吃饭。似乎没有人关心死的是哪些人。其中五个生前住在第二间宿舍，不知道他们从前是否认识，如果不是熟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机会，是否愿意相互介绍或宣泄一番。医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几个人。其余四个死者她见过并且认识，和他们一起过过夜，这意思是说在同一个宿舍过过夜，对其中的一个她仅仅知道这一点。她怎会知道得更多呢，一个自尊自爱的男子汉不会随便对初次见面的人谈起自己的隐私，比如说曾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与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做爱，而这个姑娘，假设就是这里的这位吧，连想也没有想到让她眼里变成一片白的男人曾离她这么近，而且现在还在她身边。其他三个死者是出租车司机和两位警察，这三个男人正值身强力壮的年岁，能够照顾自己，并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服务于别人，当然服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不料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惨死在这里，等待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还要等活下来的人吃完饭才能被掩埋，这倒不是由于生者常有的自私，而是因为有人明智地提醒说，在坚硬的土地上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掩埋九具尸体，至少要干到吃晚饭的时候。不能让善良的志愿者干活而让另一些人填饱肚子，于是众人决定把死者的事放一放。送来的食物每人一份，所以不难分配，给你，给你，直到分完为止。但是，一些不够理智的盲人因为焦急，把正常情况下能舒舒服服解决的事搅得棘手了，不过静下心来考虑一下我们会承认，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道理，例如，只要想到人们并不知道送来的食物是否足够每人一份。确实，任何人都明白，盲人没有眼睛，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人，分配食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另外，另一个宿舍某些盲人极不诚实，竟然企图让人们相信他们人数比实际人数多。像往常一样，有医生的妻子在，她能处理。她及时站出来说几句话总能解决困难，但口若悬河的演讲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他们居心不良，品质恶劣，图谋不轨，而且有人真的要到了两份食物。医生的妻子发现了他们的卑鄙行为，但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没有揭穿。她甚至不敢去想说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轻则变成大家的女仆，重则成为一些人的奴隶。谁知道呢，也许当初提到的各宿舍指定一个负责人的主意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和不幸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负责人的权威不论多么微弱，多么不稳定，多么经常引起怀疑，必须为了大家而行使，并以此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想，最终必定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她打算和丈夫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仍然把食物分配完了。一些人因为倦怠，另一些人因为胃部不适，饭后谁也不愿意去干掘墓人的行当。出于职业本能，医生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义务，但他的热情也并不怎么高涨，当他说我们去掩埋那几个人吧，没有一个人自愿报名。盲人们躺在床上，只想好好消化完胃里不多的食物，有几个人立刻睡着了。这并不奇怪，经过前面的一次次惊吓之后，身体虽说没有吸收多少营养，但还是难以抵御消化这一化学反应造成的困乏。没过多久，天近黄昏，随着自然光线的逐渐减弱，室内昏暗的灯光似乎比原来亮了一些，虽然仍旧太暗，但还是稍稍有点用处，医生说服了同宿舍的两个男人陪他和妻子到围栅那边去，他说，即使不做其他事，也至少应当把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分开，确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因为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本宿舍的死人。这些盲人也具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光线幻觉。实际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天边有朝霞还是有晚霞，无论在寂静的凌晨还是喧闹的中午，盲人四周都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白色，像浓雾中的太阳。对这些人来说，失明不是通常说的周围一片黑暗，而是生活在炫目的白色之中。当医生脱口说出要把尸体分开的时候，同意来相助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失明者，请医生给他解释一下怎样认出他们，盲人提出的这个符合逻辑的问题让医生颇为尴尬。这一回医生的妻子认为不应当出面帮助丈夫，否则会暴露自己。医生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潇洒地摆脱了窘境，即承认错误，他以自嘲的口吻说，人太依赖眼睛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还以为能用到它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四个人，出租车司机，两名警察和另一位曾和我们一起的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随便找出四具尸体尽量掩埋好，就算履行我们的义务了。第一个失明者表示同意，另一个伙伴也同意，于是几个人开始轮流挖坑。这两个助手是盲人，不会知道他们掩埋的正是他们刚才毫无把握地谈到的那几个人，无一差错。也无须说医生做起这件事来，看上去多么随意，妻子的手引领着他的手，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他只需说，这个。掩埋了两具尸体后，终于从宿舍又出来了三个志愿者，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现在已是深夜，他们极可能不愿出来了。我们必须承认，从心理学角度讲，即使一个人双目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坟坑和在日落西山以后挖坟坑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汗流浃背，浑身尘土，返回宿舍的时候鼻孔里还有一开始闻到的甜腥的腐烂气味，就在此刻，扩音器里正重播他们早已熟知的训令，但对之前发生的事只字未提，没有说在极近的距离开枪射击，更没有说死人的事。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住宿者在围栅旁边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现在，由于在此处生活的苦难经历，由于纪律的极度严苛，这些警告开始体现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宣布每天三次送食物的许诺成了古怪的嘲弄，或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讽刺。医生已经认路了，扩音器安静下来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另一个宿舍门口说，我们宿舍的尸体都掩埋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都埋了呢，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各自的死者，我们数了四个，都掩埋了；好吧，我们宿舍的死人明天再处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然后他改换了口气，问道，没有再送食物来吗；没有，医生回答；可是，喇叭里说每天三次；我怀疑他们能一直履行诺言；那么以后送来的食物就必须定量分配了，一个女人说；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明天谈一谈；同意，那个女人说。医生转身正要回去，就听见了最初说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这里由谁来管。他停住口，等待有人回答。刚才那个女人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组织起来，那就只能由饥饿和恐惧主宰了，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掩埋死者，这已经够不光彩的了；既然您这么精明，这么爱教训人，为什么没有去埋死尸呢；我不能一个人去，可是愿意帮着干；这时响起第二个男人的声音，用不着争论，明天上午再说吧。医生叹了口气，料想以后在一起生活必将困难重重。朝自己宿舍走的时候，医生感到急于大便。在现在所在的地方，他没有把握能走到厕所，但决定冒险试一试，希望至少已经有人把跟饭盒一起送来的卫生纸拿到厕所去了。中途两次走错了路，肚子越来越不舒服，医生心中焦急万分，就在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终于能褪下裤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恶臭令人窒息。他觉得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没有找准位置，或者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医生竭力想象着他所在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白的，一切都闪着耀眼的白光，看不见的墙和地也同样如此。他甚至荒唐地认为，这白色，这白色的光线也散发着臭气。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会被吓疯的，他想。结束后他想找纸擦拭，但没找到。他摸摸身后的墙，那里大概会有放卷纸的架子，没有架子的话也可能有个钉子，几张纸挂在上面。但什么都没有。他弓着两条腿，扶住拖在令人作呕的地上的裤子，感到一阵心酸，世上的不幸莫过于此，盲人，盲人，盲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哭起来。他试探着走了几步，碰到了前面的墙上，伸出一只胳膊，伸出另一只胳膊，终于找到了厕所的门。他听见有人拖着两只脚跌跌撞撞地走路的声音，大概也是在找便坑。他妈的，在哪里呀，那人嘟嚷着说，语气平淡，仿佛心底里并不在乎它在什么地方。他从离医生仅两拃远的地方走过去了，没有觉察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不过这无关紧要，算不上有失体面，尽管对一个男子汉而言这副尊容实在难以入目。在最后一刻，医生还是在羞耻心的驱使下把裤子提了上去，等到估量着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又把裤子褪了下来，但已经晚了，现在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种办法，他想，而这是头一种。但是，不应当有太多抱怨，还有人对此满不在乎呢。盲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困意来抚慰他们心中的凄凉。仿佛唯恐别人看见这难堪的场面，医生的妻子悄悄帮助丈夫尽量擦拭干净。现在，宿舍里笼罩着一片令人心碎的宁静，像医院里一样，病人睡着了，在睡梦中遭受着煎熬。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头脑清醒，看看屋里的一张张床，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一张张惨白的脸，还有一个人在梦中动了动胳膊。她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失明呢，是什么无法解释的原因使我至今还没有瞎呢。她抬起疲倦的双手，把垂到脸上的头发拢到耳后，心想，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臭不可闻。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叹息声，抱怨声，还有低声叫喊，先是瓮声瓮气，像是在说话，大概确实在说什么，但声音越来越大，成了呼喊号叫，成了临死前的哀鸣，反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个人大声表示不满，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7胃空空地蠕动着，让人早早醒来。离天亮还远着呢，几个盲人已经睁开眼睛，这主要不是饥饿的过错，而是生物钟，或者人们习惯叫它什么吧，已经紊乱，他们以为天亮了，于是心里想，我睡过头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不对，伙伴们还在打鼾，不容置疑。书上说过，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由于喜欢或者需要不得不早起的人难以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继续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而现在我们讲述的情况尤甚如此，因为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番心理学方面的议论表面看来过于文雅，与我们正尽力描写的大灾大难格格不入，它仅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盲人都醒得这么早，有些人，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被不肯挨饿的胃弄醒的，另一些则是被起早者狂乱的焦躁从睡梦中拉出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出超过营房和集体宿舍容忍限度的本可避免的响动。这里不仅住着有教养的正经人，还有些粗野的家伙，早晨醒来，不管当着什么人就随意吐痰，放屁，只图自己轻松，其实大白天他们也照样放肆，因此室内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门，窗户太高，他们够不着。医生的妻子躺在丈夫身边，两个人挨得很紧，因为床太窄，也因为喜欢这样，半夜里，为了保持举止体面，不像被某人称为猪猡的人那样干那种事，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她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两点二十三分，再仔细一看，秒针一动不动。忘了给该死的手表上弦，或者是她该死，我该死，刚刚被隔离了三天就连如此简单的事也不会做了。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好像刚刚遭到最大的灾祸。医生以为妻子失明了，发生了早就担心的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正要问你失明了吗，就在这最后一刻，听见妻子小声说，不是，不是，然后用毯子捂住两个人的脑袋，以低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慢慢说，我太笨了，没有给手表上弦，接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夹道另一边，戴墨镜的姑娘从床上下来，循着抽泣声伸着胳膊走过来，怎么，难过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她一边问一边往前走，双手摸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身体。谨慎从事的想法告诉她应立即把手抽回来，大脑肯定下达了这个命令，但双手没有服从，只是把接触变得更加轻微，仅仅贴着温暖的粗毯子表面。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又问，她现在已经把手抽回来，若有所失地抬起来，隐没在无情感的一片白色之中。医生的妻子抽泣着从床上下来，拥抱着姑娘说，没有什么，我突然感到悲伤；太太，您这样坚强，如果您泄了气，那就说明我们确实没救了，姑娘哀叹着说。医生的妻子镇静下来，望着姑娘的眼睛，心里想，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结膜炎的症状，可惜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尽管这高兴如此荒唐，这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失明，而是由于这里的人们都是瞎子，这么一双水灵灵的漂亮眼睛让谁看呢。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哭，在许多情况下哭是一种获救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哭就非死不可；我们没救了，戴墨镜的姑娘说；谁知道呢，这个失明症和其他不同，来得不同，可能走得也不同；就是能走，对那些死去的人来说也太晚了；我们都要死的；但我们不会被杀死，而我杀过一个人；不要自责，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我们都有罪，也都无辜，看管我们的士兵们干的坏事比我们干的坏事多，他们会寻找最好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恐惧；那个可怜的人摸摸我算得了什么呢，要是他还活着，我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多；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休息，试着再睡上一觉；她陪姑娘回到床边，去吧，睡觉吧；太太您太好了，姑娘说，之后又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日子到了，我没有带卫生棉来；放心吧，我有。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想找个可扶的地方，但医生的妻子轻轻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放心吧，放心吧。姑娘闭上眼睛，躺了一分钟，要不是突然有人争吵她也许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发现床上有人，床上的人也不是出于恶意，他也是为上厕所起来了，两个人曾在路上碰面，显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想到这样说，您看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找错了床。医生的妻子站在那儿，望着两个吵架的盲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身子也一动不动，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现在只有声音和耳朵还有点用处，当然，他们不缺胳膊，可以打架殴斗，就是常说的动手，可是为上错了床这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但愿生活中的种种误解都能这样，只要能达成一致，二号床是我的，您在三号床，这样一来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不是盲人，这个误会本不会出现；说得对，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并不都在这屋里。例如食物就在外边，而且迟迟没有送来。两个宿舍都有人站在天井里等待扩音器响起命令声，个个急不可耐，烦躁地跺着脚。他们知道，必须走出去，到围栅旁去取饭盒，士兵们会按照许诺，把饭放在大门和台阶之间的空地上，但他们又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能保证那些士兵不朝我们开枪射击呢；想想他们之前干过的那些事，非常可能；不能相信他们；我可不到外边去；我也不去；要想吃饭，总
孩咳嗽了一声，于是，他心中大为惊骇，以为从一种失明症转到了另一种失明症，经历了光明型失明症之后现在要经历黑暗型失明症，在恐慌之中他呻吟了一声；你怎么了，妻子问；他连眼睛也没有睁开就糊里糊涂地回答说，我失明了，仿佛这是世界上的一条新闻；妻子亲切地搂住他说，算了，要说失明，我们早已都是盲人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眼前一片漆黑，以为睡着了，但又没有睡着，醒着呢；你本来就该睡觉，睡觉吧，不要想这些事了。妻子的劝告让他满心不快，一个男人正痛苦不堪，只有他自己知道多么难过，而妻子却没有任何话好说，只会劝他睡觉。他十分气恼，一句气愤的话就要脱口而出，就在这时候他睁开了眼睛，竟然看得见了。他看得见了，于是大喊起来，我看得见了。这第一声的口气里还有点将信将疑，但第二声，第三声，一连几声，口气越来越肯定，斩钉截铁，我看得见了，看得见了。他疯了似的拥抱妻子，随后又跑过去拥抱医生的妻子，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但早已知道哪个人是她，接着又拥抱医生，戴墨镜的姑娘，还有戴黑眼罩的老人，他不会把老人与别人混淆，还有斜眼小男孩，妻子跟在后边，不肯离开他一步，他转过身来，重新拥抱妻子，现在又走到医生跟前，医生先生，我看得见了，看得见了，他没有再以你称呼医生，在这个群体中，用你称呼几乎成了规矩，你们谁能解释解释，这突然的变化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医生问，你真的像以前一样看得清楚，一点白色的痕迹也没有了吗；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我甚至觉得比原来看得更加清楚，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戴过眼镜。这时候，医生说出了大家想说但没有胆量大声说出来的话，这场失明症可能到了尽头，我们大家可能开始恢复视力了；听到这句话，医生的妻子哭起来，喜极而泣，人们的反应太奇特了，她当然高兴，我的上帝，这不难理解，之所以哭泣是因为精神上的耐力突然用尽，她像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发出了尚无意识的第一声啼哭。舔泪水的狗走到她跟前，这条狗总是知道人们什么时候需要它，所以医生的妻子把它搂住，这倒不是她不再爱丈夫，也不是她不再喜欢所有这些人，而是由于此时此刻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只有这条如饥似渴地舔她的泪水的狗才能减轻她难以忍受的孤独。大家的欢乐情绪已经被紧张和激动取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戴墨镜的姑娘问，发生了这种事以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谁也睡不着，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留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到这里停下来，仿佛还有所怀疑，过了一会儿才把话说完，等一等吧。他们等了一会儿。油灯上的三个喷嘴照耀着围成一圈的那一张张脸。开始时他们还谈得热火朝天，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眼睛发生了变化呢，还是头脑也感觉到了什么，渐渐地，话越来越少，这时候第一个失明者想起了一件事，对妻子说，我们明天回家去吧；可是，我还看不见呢，她回答说；没有关系，我领着你；如果他们旁边有谁亲耳听到了这些话，就能发现这几个简单的词语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保护，自豪和权威。第二个人恢复视力时已是深夜，油灯里的橄榄油将尽，微弱的灯光忽明忽暗，是戴墨镜的姑娘恢复视力了。她一直睁着眼睛，仿佛视力是从眼睛钻进去而不是从里面再生，她突然说，我好像看得见了，不过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并非所有人的病症完全一样，常言说，没有失明症，只有盲人，而近来的经验却又告诉我们，没有盲人，只有失明症。这里已经有三个看得见的人，再增加一个就构成多数，尽管重见光明的幸福还没有降临到其他人头上，但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方便多了，而在今天之前他们只有痛苦，请看看那个女人到了什么地步吧，像一根绷断了的绳子，像一个长期承受压力之后再也支撑不住的弹簧，也许正因为如此，戴墨镜的姑娘第一个拥抱她，这时候舔泪水的狗就不知道该照顾谁好了，这个在哭，那个也在哭。她拥抱的第二个人是戴黑眼罩的老人，现在我们将知道说过的话是否真的算数，那次这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的美好许诺使我们感动，但现在情况变了，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能看见眼前是个老头子，理想化的激情不复存在，荒岛上虚幻的和谐不复存在，皱纹就是皱纹，秃顶就是秃顶，黑眼罩与瞎了的眼睛之间没有区别，老人以另外的方式对她说出了这些话，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你说要一起生活的那个人；她回答说，我认识你，你就是我愿意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毕竟还有比表面看起来更算数的语言，这次拥抱和那些话一样。天开始亮起来的时候第三个人恢复了视力，这一次是医生，现在已经无须怀疑，其他人恢复视力只是时间问题。对于可以预料的自然感情的流露，我们在前面这段欢快的记述中已经写明，即使涉及本故事的主角，现在也无须重复，此后医生才提出了早该提出的问题，外边的情况怎样。答案来自他们所在的这栋楼里，楼下有个人一面喊着一面跑到楼道里，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太阳从这一层楼升起来了，要照亮这座沉浸在节日中的城市了。上午这顿饭是节日宴会。桌子上东西不仅少，而且会让任何正常人倒胃口，但像在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样，感情的力量战胜了饥饿，欢乐成了美味佳肴，没有一个人抱怨，仍然失明的人也在笑，仿佛已经看得见的人的眼睛就是他们的眼睛。吃过饭，戴墨镜的姑娘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在我家门口贴张纸条就好了，说我在这里，我父母如果回到家里就会到这里来找我；你带我去吧，我想看看外面怎么样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也走吧，当初第一个失明的人对妻子说，那位作家可能已经看得见了，正想回到他自己家里去呢，路上我顺便找找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我也这样做，戴墨镜的姑娘说。几分钟以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医生走过去坐到妻子旁边，斜眼小男孩躺在沙发一角上睡觉，舔泪水的狗卧在地上，嘴放在前爪上，偶尔张开又合上眼睛，表示它仍然警惕，虽然这层楼在高处，但变了调的声音还是从窗户里钻进屋里，街上大概挤满了人，人群中只发出同一个喊声，我看得见了，已经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突然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实际上，这倒很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人们说，我失明了。斜眼小男孩正嘟嘟嚷嚷地说话，大概在做梦，也许见到了母亲，他问母亲，你看见我了吗，看见我了吗。医生的妻子问，他们会怎么样呢；医生说，这一个，很可能醒来以后就好了，其他人也一样，很可能此时此刻他们正在恢复视力，我们那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会大吃一惊，他太可怜了；为什么；由于白内障，从上次我给他检查以后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他眼前大概像一片浑浊的云彩；他会失明吗；不会，一旦生活正常，一切都开始运转，我马上给他做手术，只是几个星期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失明了呢；不知道，也许有一天会查明原因；你想听听我的想法吗；说吧；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医生的妻子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看下边，看看满是垃圾的街道，看看又喊又唱的人们。然后她抬起头望望天空，看见天空一片白色。现在轮到我了，她想。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她垂下眼帘。城市还在那里。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代译后记）1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葡萄牙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贾东尼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于日前逝世。虽然早已知道老作家近年来因病卧床，但这不幸的消息仍然让我震惊：像他这样不屈不挠地与黑暗和丑恶搏斗的人，怎会轻易向死神屈服呢？我当即发出唁电：若泽·萨拉马戈作品的中文本译者和读者对大师的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永远铭记他对世界文坛的贡献。我坐在写字台前沉思，十几年前的两封信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一九九八年四月末，《修道院纪事》中译本获得“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五月一日，萨拉马戈从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寓所用传真给我发来贺信：亲爱的范维信教授：得悉你获奖，表示祝贺和高兴。双重祝贺，双重高兴，这是因为，由于你翻译了《修道院纪事》一书，我得以怀着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人生中这幸福的时刻。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更多的幸福时刻在等待着你，这实为你杰出的工作使然。短短几个月后，即同年十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若泽·萨拉马戈，一位新闻界朋友在第一时间（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我立即写了一封贺信：得悉你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你当之无愧，你的《修道院纪事》当之无愧，你的全部作品当之无愧。但是，若泽·萨拉马戈寓所的电话传真一直发出忙音，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想，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电话、发传真，挤不进去，只得采取最古老、最传统的办法：通过邮局。2常常有朋友问我：你如何与葡萄牙文学结缘，怎样开始翻译萨拉马戈作品的？其实，在一九八七年之前，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翻译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家的作品，例如若热·亚马多的《死海》《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凑巧的是，一九八七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之前，巴西“百万书翁”、文学院终身院士亚马多应我国文化部之邀偕夫人来华访问。一天晚上，他在香格里拉饭店设宴招待几位朋友。席间，他问我：“听说你要去葡萄牙，你认识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说：“对于葡萄牙作家及其作品，像中国一句俗语所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他说：“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好吗？”当然好，这是求之不得的事。第二天，老作家就把“介绍信”交到我手中，上面列出了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名字、住址、电话，信的最后还特别写明：“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这位朋友。”名单中就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来我翻译的《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在里斯本的头几个月，我读了些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请教了几位文学评论家。已七十岁高龄的阿尔瓦洛·萨莱马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请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对葡萄牙文学有个大致了解之后，我到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作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不乏文学家的幽默，但比较内向，不像亚马多等巴西作家那样热情奔放。他问我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读完他的《修道院纪事》，非常喜欢。他问我是不是准备翻译，我说想翻译，但现在不会，因为我不想把他这么好的一本小说给“糟蹋”了。他送给我一本《修道院纪事》的英译本，英译本的书名改成了《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此后，我犹豫了五年多的时间，又将这部作品读了几遍，直到一九九四年才下定决心动手翻译。3译书难，对我来说，译萨拉马戈的书更难。就拿他的写作风格来说，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还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普也说：“读懂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有时一个自然段甚至长达几页，叙述当中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其实，何止不用引号，起码在《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这两本小说共四十多万字中，同样看不到问号、感叹号、分号、冒号、括号、省略号、书名号等等，总之，他只用两种标点，即逗号和句号。对此，萨拉马戈本人解释说，读者应当大声朗读他的作品，这样才能抓住节奏，因为他的书面语言都是口语化的，“就像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讲故事那样”。而我在翻译这两本书时，除了原有的逗号和句号外，还增加了一种标点符号：分号。这是因为，人物的对话在葡萄牙文中可以通过第一个字母大写的方法表示（在其他西方语言中亦然），而在中文里难以办到，我也曾设想过把人物对话的头一个字改用大一号的汉字，但那样真的就会“东施效颦”了。于是，考虑再三，我决定增加一个分号。4萨拉马戈说：“作家和其他人一样，会梦想。”他正是从自己一次治疗眼疾的经历中梦想出了《失明症漫记》这个充满爱与恨、善良与邪恶、痛苦与欢乐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用汽车、公寓、超市、手枪这些普普通通的道具和一个个没有姓名但又栩栩如生的男女，呈现给我们一出震撼人心的现代悲喜剧。正如瑞典文学院所说，《失明症漫记》“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思想之尖锐，在这部怪诞离奇、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了至高的体现”。我退休前一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新闻工作，文学翻译仅仅是业余爱好，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修道院纪事》，我用了两年，加上翻译之前的“思想准备”和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一共是七年多；而《失明症漫记》呢，从头一次阅读葡萄牙语原文到交出中文译稿，只用了八个月！这不仅是因为我通过翻译《修道院纪事》习惯了萨拉马戈的风格，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失明症漫记》叙述的是现代生活，相对容易得多，并且情节紧凑，扣人心弦。我还记得，在翻译过程中我把自己关在小小的书房里，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有时热泪盈眶，有时又笑出声来，有时还自言自语或拍案叫绝。如果当时有人在我的书房里安装了针孔摄像机，一定会以为我这个译者精神出了什么毛病。二〇〇六年八月，香港话剧团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盲流感》，二〇〇七年，为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也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失明的城市》。香港的《盲流感》和北京的《失明的城市》均由冯大庆女士编剧，王晓鹰博士导演，我有幸观看了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后来听说巴西、日本和加拿大合作把《失明症漫记》拍成了电影，由巴西人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导演，主要演员来自美国。我看了电影的DVD，中文字幕上的电影名是“盲目”。当然，话剧和电影的表现手段不同，况且我不懂表演艺术，没有资格对两者作比较，但我凭着门外汉的直觉认为，就震撼力而言，国产的话剧《失明的城市》绝不亚于巴、日、加、美合作的电影《盲目》——对两者而言，原材料都是从葡萄牙进口的。5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之所以愤怒，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他写作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愤怒的社会现象写出来，让人们去思考。现在，这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离开了令他愤怒的世界，用留下的作品永远启迪后人。但愿有更多中文版的萨拉马戈作品问世，让中国读者得以分享大师留下的财富。范维信二〇一三年一月于北京乐府江南小区这是一个交织着毁灭与梦幻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最富足、繁华、文明的宋朝像一朵盛夏的花，终于开到荼縻了。但此时，她灭吐蕃、破西夏、平内乱、复燕云功绩之彪炳，完成了北宋所有宗祖的夙愿，达到顶峰。建延福、修艮岳、赏花石，翎毛丹青，徽宗的风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缔造出有史以来最艺术的时代。这些是各种族的帝王们都不曾达到的。梦幻空花。帝国骤然从顶峰跌落至万劫不复的谷底，最屈辱的时刻来到了。在这段历史中，充满着方方面面的极致。最奢靡的帝国，最荒唐的宰相，最庞大的官商，最憋屈的战事，最无耻的官员，以及最伟大的将军！在最黑暗的天空中，闪烁着最明亮璀璨的星辰，希望
条水平线上。由于国军普通士兵的战斗力不佳，因此相对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下级军官才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在一线战斗中，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和牺牲精神。换而言之，评价国军是否为精锐之师的标准，主要就是中下级军官的教育背景和实战经验。话题回到战场上。日军的负隅顽抗，为援军争取了时间。第三、六、九、十一、十三、十六、十八师团，第五师团一部相继投入战斗。之前提过，日军序号前二十的师团为甲种师团，而第五、第六师团则是甲种之中的甲种，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通过日军的兵力分配，可见其对上海战场的重视程度。日军虽是在战役开始后才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了陆海空三军高达三十万人的部队集结。要知道这些部队分别来自中国东北、华北、台湾，朝鲜甚至日本本土。与日军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相比，国军的运兵能力就差远了。中国铁路、公路包括航道的运输能力都太小，兵力根本无法一次性地调上来。在这种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部队甚至是同一支部队都被迫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迫不得已形成了兵家所忌的“添油战术”——军队只能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兵力和火力不能集中使用。别看战后国民政府号称有七十万军队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有效投入的军队远未达到七十万。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并未处于下风。日方不仅兵力不吃亏，还可以依靠其优势空军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舰载大炮，支援其陆战部队的作战。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和重型武器压迫下与敌对抗。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以及海军的舰炮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军队阵地成吨成吨地倾泻着钢铁和炸药，战斗进入最惨烈焦灼的状态。在争夺最为激烈时，一个连上去十分钟就全部阵亡，一个师扔进去几小时就没了，淞沪战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国军牺牲的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没有前例！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班、排、连、团的基层骨干损失大半，这些人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职业军官。大量中下级军官的牺牲，令部队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在中国驻印远征军未成军之前，国军面对日军时多缺乏战而胜之的底气，也不是毫无理由的。中央军的巨大牺牲，令蒋介石很心痛，但也很欣慰。因为他独揽军政大权的十年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出如山。调令所到之处，原本习惯于为一己私利而各自打小算盘的军阀们——粤军、桂军、湘军、川军、滇军、被改编的东北军，居然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远万水千山，杀向了淞沪战场。如川军杨森的二十军，徒步、乘船、坐车，花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10月初赶到上海，没有休整就直接投入战斗中。就这么一支穿着草鞋，装备低劣，身无长物，又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的羸弱之师，竟然以伤亡七千人的代价与日寇激战了七昼夜。尽管无数国军闻义赴难，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即便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但现实情况是，国军在经过头两个月的狂攻之后，不仅被迫由攻转守，且渐渐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战局危急！这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精英尽出的中央军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之后补充上来的大都是各地军阀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大减，这一进一出，形势逆转，国军再也无力压制日军。其二，我们的后勤系统跟不上。抗战发生时，我们是以一个近代农业国家拼死抵抗一个近代工业国家。我们的大部分武器都是进口的，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更别提如飞机、坦克此类的高端武器，基本是打一架（辆）少一架（辆），根本无从补充。枪、弹的生产能力也有限，无法满足战场消耗。而日本则拥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手，除了以惨烈的牺牲换取胜利一途，再无其他的路可走！其三，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天空变成了日机的天下。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使得上海周边的交通几乎完全堵断，军队运输非常困难。后勤补给跟不上，战伤者得不到救治不说，打到后来士兵连口粮也没有了。说一千道一万，原因只有两个字——国力，绝对的力量是一切的基础。拼到10月底，由攻转守的中国军队已经几无还手之力。为避免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必须留下一支部队牵制日军。这个任务最后交到了孙元良麾下八十八师五二四团手里。说是一个团，其实它的建制已经被打残了，只剩下一个营。原团长已经阵亡，接受断后命令的是刚刚由副团长晋升为团长的谢晋元。谢晋元，黄埔四期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有死无生的任务，率领麾下仅有的四百余官兵在闸北四行仓库布防。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这场防御战将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中国军队在整个上海就此一支孤军。当时谢晋元接受采访时，为了虚张声势便说了句“我们有八百人”，从此“八百壮士”威名远播。谢晋元和他的部下们抱定殉国的决心，即便只剩下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一周旋就是四天四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的尊重与同情！四天后，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撤到租界。主力这边撤退得并不顺利。大军在撤出上海时不够果断，舍不得退出战斗。就这么一磨蹭，让瞬间的迟疑变成了永久的遗憾，日军指挥官趁机使出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战术——迂回包抄：一部正面强攻，一部从侧翼包抄，两面夹攻。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突然登陆，从侧翼迂回包抄了国军的后路。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11月初，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淞沪会战就此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三十余万，团以下军官半数殉国，但也迫使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世界一流的日军付出近九万精锐伤亡的惨痛代价！此役中国跟敌人耗掉了三个月的时间，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解决中国”的计划，为从上海等地内迁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坚持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我们国力不足，我们战略部署欠妥，我们战役指挥不当，但我们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我们誓死抗争，我们矢志不渝，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壮丽悲歌，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时间！换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小日本你再来上海试试？！
太原会战
上海作战陷入困境之时，北方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七七事变”后，日军遭到了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北京南口与河北张家口一带长达十九天的坚决抵抗，史称“南口战役”。日军在付出近万人的伤亡后，迅速完成对北京、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的占领，而后直扑山西。日本人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从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华北同时发起攻击，形成南北夹击向西合围的态势，迅速灭亡中国。日军先锋是板垣征四郎。前文说过，“九·一八”和“一·二八”都有他参与，当时这小子不过是一个大佐（上校），而现在他已晋升为中将，担任日军成名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十九任师团长。可能因为板垣征四郎缺失了一些正常细胞导致其少根筋，所以与一般的鬼子相比，他的精力和斗志格外旺盛，更加好战。他率领的第五师团在中国的八年间，先后对阵中国七十多个师，鲜有败绩，人称“钢军”。因为中国人民对小鬼子板垣征四郎印象太深，所以第五师团又被称为板垣师团。不过，鬼子的如意算盘完全在中国军方的预料之中。面对入侵的日军，蒋介石命阎锡山和卫立煌在长城一线率众抵抗，史称“太原会战”。这个“众”绝对名副其实，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卫立煌、老西北军孙连仲、单衣赤足的川军邓锡侯，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合计近六十万人马。国军的对手日军的数量约为十五万。其间，阎锡山安排了十一个军近十万人在平型关附近阻击日军，被称作“平型关战役”。但这十一个军中唯有国军第八路军取得了胜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平型关大捷”。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国军第八路军？“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停止“围剿”红军的承诺，但在如何改编红军的谈判中，双方却是难以达成一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的枪炮、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双方不再犹豫。于是国共双方重启谈判，并迅速达成一致，蒋介石同意给予红军一个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一一五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缩编成）、一二〇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缩编成）、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缩编成），师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编制规整后，八路军立即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的派驻地是山西，受阎锡山节制。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设伏，消灭了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辎重部队说白了也就是管后勤的运输部队，负责运输军械、粮草等物资，非正规作战部队。出于抗战的需要，当时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对外都大大地夸大了战果，后来我们的教科书沿用了当时的战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论调才逐渐改变，歼敌数目一降再降，终于降到不到一千人。探究歼敌数目的多少不是重点，此处只想强调一点，战斗过程绝不像今天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设计出种种匪夷所思桥段的抗日神剧所描述的那样：神功盖世的中国人民玩弄日军如虐杀蚂蚁——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也成了杀鬼子的利器！一个个愚蠢猥琐、无能弱智的日军，主动把身体送到我方帅哥靓女们打不完用不尽的子弹前面！各种雷人的台词层出不穷——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抗日神剧对强悍和先进的对手进行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贬低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把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实在是对不起为国家存亡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一一五师是八路军的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都是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战斗意志与战斗技术均属国军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的比例非常高，其战斗力不言而喻。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偷袭，人数十倍于敌，且攻击的只是敌人的一支运输部队，打起来的激烈程度还远超常人想象。八路军付出了约千余人的伤亡，又厮杀了大半天，才分出胜负。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牺牲的将士数量之多心疼不已。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国共十年内战）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好在付出收获了回报。一是获胜的一一五师缴获了不少好东西。最重要的当数军大衣，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而大部分八路军将士都只有单衣。后来林彪穿着这次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出去兜风，被阎锡山手下一个尽职尽责的哨兵当成日本军官一枪给撂了，林彪重伤，就此退出抗日战场。等林彪再次出山时，已是国共争天下之际，林彪好似专为内战而生。二是八路军通过此战积累了宝贵的抗日经验。据老八路王汝林回忆，八路军后来找到了跟日军打白刃战的办法——“群殴”，即以班组为单位同日军拼刺刀的战术，至少三个人结成一个小组与鬼子拼刺刀，有防守的，有助攻的，还有佯攻的。八路军没有和第五师团的主力交成手，但中央军卫立煌和晋绥军傅作义，在雁门关附近的忻口，跟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日军打了一仗，历时一月，史称“忻口战役”。因为双方主力精锐尽出，所以此战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尽管将有必死之心——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战死，尽管士无贪生之念——国军将士牺牲高达十万，尽管国军的前线指挥官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突然冒出来的“无名之将”——晋绥军将领陈长捷超水平发挥，几乎做到了独当一面，尽管国军歼敌万余，但整个战役还是以中国失利而告终。在忻口战役中，国军不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消耗了四万多发炮弹，可以说把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这几年生产的炮弹清仓甩卖给了鬼子。这次几乎称得上孤注一掷的战役输掉之后，娘子关和太原也相继失守，整个太原会战以失败告终。就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在北方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后，众将领都玩了命地逃，大多数人都一口气逃过了黄河。没逃几天，蒋委员长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人都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众人只得收拾行囊，卷好铺盖，转身折回山西。阎锡山躲到了晋西，就此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拒蒋。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他的地盘。傅作义去了草原大漠，厉兵秣马，两年后创造出了“五原大捷”，成为“射雕英雄”。卫立煌则跑到了晋南，从此在中条山附近以半正规、半游击的方式抗日，日子过得虽不易，但也打过十余次小胜仗，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勉强站住了脚。杀出个黎明第五章中国伤得起，日本输不起双面唐生智
话题回到南方战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打胜仗并不能完全显示一支军队的素质，军队在战场失利，被击溃打散之后有序撤退、重新组织、再次投入战斗的能力，才能真正彰显一支军队的素质！从这一点来看，国军还需要在不断的战斗中尤其是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中提升自己，国军离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淞沪会战末期，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从上海逆长江而上三百公里的土地上，国军在日军的追击下，撤退逐渐变成了溃败，溃败又逐渐变成了溃逃。军官们已经无法收拢部队，无法有效组织第二道防线来保卫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首都南京门户大开，日军即将兵临城下。南京守军大都是刚刚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疲惫之师，如中央军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临时补充入伍的新兵。也就是说，南京一无可用之险，二无可用之兵。战还是不战，这是个问题。可蒋介石从政治角度出发，决定守一下。他认为南京是国家首都，是孙总理陵寝所在，一枪不放就撤出，自己怕是会被民众的口水淹死。蒋介石甚至提出由自己来守城，但之前老跟蒋介石唱反调的唐生智站出来反对说：委员长，国家还需要你，你负责撤退和迁都以统领全局，此处就交给末将吧。于是唐生智临危受命，誓与南京共存亡。南京背靠长江，可谓是背水一战。可唐司令觉得这还不够绝，因此组织了一个督战队驻扎于出城渡江北上的通道——挹江门，还把大部分船只都给砸破了，只留下少量船只让督战队统一掌管，意思是谁也别想弃城逃跑。接下来他又命令驻防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谁敢乘船北逃，你给我格杀勿论！大家可能会奇怪，那支一统广东和北伐的绝对主力——第一军，居然沦落到了当大刀队的境地？第一军初到上海时，尚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
的歌舞表演开始了。第一位出场的即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是邯郸著名的舞女，长得极其美貌，她是那种能让男人看一眼就过目不忘的女人；而且，赵姬还有一身好才艺——善舞，其舞功之美可称独步邯郸。有才艺的美女更容易得到男人的宠幸，赵姬就是这样一位才艺出众的大美女。异人一见赵姬，立时眼前一亮，不由暗中称绝。吕不韦家中美女如云，但异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女人！赵姬的一身绝世舞艺更让异人看得目瞪口呆，热血沸腾。异人此时也顾不得身为嫡嗣的身份，迫不及待地向吕不韦敬了一杯酒；紧盯着吕不韦说：请将这位美人赏给我吧！从异人异样的眼光中，吕不韦早已看出异人的兴奋，但是，他没料到一位秦国太子的嫡嗣竟然如此大胆地向他夺爱。要知道，赵姬可是吕不韦的爱妾，而且，赵姬此时已经怀上了他吕不韦的孩子。所以，一听异人提出这种不情之请，吕不韦心中顿时大怒。但是，吕不韦到底久经人生历练，他想到自己已经为异人破了家产，为了达到“立主定国”的目的，吕不韦怀着满腔怨气笑呵呵地说：可以，可以。于是，吕不韦拱手把自己如花似玉的爱姬献给了异人（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一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异人一听，大喜若狂，立即拥着赵姬回到家中。赵姬对异人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跟着异人回到家中，备受异人宠爱。到了十二个月时，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是正月出生，于是取名叫“政”（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又由于异人与赵姬此时都生活在赵国，这个男孩被人称作“赵政”，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始皇。这段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透露的信息量非常之大。第一，赵姬的身份。《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赵姬是“邯郸绝好善舞者”，这就告诉我们赵姬是邯郸一位极其美丽而善舞的女子，同时也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二，异人夺爱。异人是在吕不韦的家宴上第一次见到赵姬的，而且一见钟情，硬是从吕不韦手中夺走了赵姬。但是，异人和赵姬的相见也是一大谜团。这次家宴相见，是吕不韦有意安排，还是吕不韦无意为之？《史记》的记载是“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因文献有“吕不韦怒”四字，可见，吕不韦并非心甘情愿献出赵姬。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与金钱，目的是“立主定国”，并非要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吕不韦有野心，但是，如果认为在异人还未当上太子之时，吕不韦的野心已经到了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的程度，显然有些过了。也许有读者会说吕不韦是假怒，但是，即使吕不韦是假怒，是设局，是下套，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焉知性别。即使吕不韦有此野心，但是，怀孕的赵姬一定会生儿子吗？吕不韦生活的战国末年，那时还没有B超技术能够检测赵姬怀的是男是女。赵姬当时还能翩翩起舞，异人也未能看出赵姬有孕在身，可证明赵姬与异人的相遇是在赵姬刚刚怀孕之时。医学发达的今天，刚刚怀孕的女子，B超也难以检测出胎儿的性别；两千年前，又怎能知道赵姬腹中是男是女？所以，我认为，这次家宴显然不可能是吕不韦有意安排的。这场名扬千古的邯郸献姬纯属一种巧合，不应当看做吕不韦的精心设计，是异人夺爱而非吕不韦有意设局。二是风险太大。“立主定国”已经计吕不韦获利丰厚了，如果吕不韦还想把怀上自己孩子的赵姬献给异人，一旦败露，恐怕吕不韦就要彻底完蛋了，还侈谈什么“立主定国”？邯郸献姬的最大收益在于赵姬生了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将来有权继位为秦王；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吕不韦投资异人已经是冒险行为了，如果说吕不韦还想让自己的儿子做秦王，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因此，赵姬再嫁异人，定非吕不韦之谋。传世的历史文献不可能将历史的真实不偏不倚地记载下来。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这一事实，却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了。除了《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明确记载外，还有两种重要的文献记载。第一，《汉书》、《资治通鉴》都取《史记·吕不韦列传》之说。第二，汉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旁证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如《汉书·王商传》载：“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再如班固在东汉明帝十七年的《上明帝表》也说：“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最为翔实，其他传世的文献均无记载，因此，判断秦始皇生父的文献只能以《史记》为基础。“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一说的最大优势是有文献依据。人们可以质疑甚至否定司马迁之说，但是，我们唯独拿不出文献资料来推翻司马迁之说。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的生父应当为吕不韦。异人娶赵姬大期生赵政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秦始皇是异人之子。这方面的文献首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非常简约，值得重视的有三点：第一，异人娶吕不韦姬为妻；第二，吕不韦姬生始皇；第三，始皇名为赵政。最为关键的赵姬怀孕嫁异人一事完全没有记载。司马迁《史记》的这两个文献都明确记载了异人娶的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生了始皇。至于赵姬被异人娶回家中之时是否怀孕，《秦始皇本纪》无载，而《吕不韦列传》则明确记载。《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有矛盾吗？二者确有明显矛盾。第一，《秦始皇本纪》完全末提赵姬怀孕一事；第二，《秦始皇本纪》称始皇为“赵政”而非“吕政”。据此推测，司马迁可能看到的是两种史料，一种称“赵政”，另一种称“吕政”。还可以举出《史记》中的一个佐证，证明司马迁看到的是两种史料。《史记·楚世家》记有：“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如果司马迁看到的仅仅是赵姬怀孕嫁异人这一种史料，那么，《史记》中所有的记载都应当和《吕不韦列传》相同，就不应当有《秦始皇本纪》“名为政，姓赵氏”和《楚世家》中“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的记载。司马迁如此记载，只能证明司马迁同时看到了两种相左的史料，而且无法断其真伪，所以，《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两说并行的史实。如果认为《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所记相矛盾，那么，我们相信哪个？一，根据《史记》惯例，本纪线条粗，本传更翔实。所以，在本纪与本传相矛盾的情况下，应当相信本传。二，迄今为止，没有一条文献史料能驳倒《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还有一条早已为人们关注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大期”作何解？“期”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因此，“大期”有两解，一是十个月（满十月怀胎），二是十二个月（满一年）。但是，不管如何，赵政并非不足月出生。依照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要讲清楚赵姬怀的是谁的孩子，必须讲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女性怀孕是女性卵子和男性精子的结合，因此，女性怀孕必须在排卵期。现代医学证明，女性排卵和下一个月经期的到来相关，即下次来月经前十四天为女性排卵期。第二，生育时间。女性的妊娠期是两百六十六天，从末次月经的第一天算起是两百八十天。预产期的月份是末次月经所在月份加九个月，预产期的日期是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加七天。如果末次月经的第一天是一月十日，那么预产期就是十月十七日。一般女性的正常生育都是在预产期的前三周到后两周内。第三，过期妊娠。什么叫过期妊娠？妊娠期超过预产期两周，即妊娠期达到或超过四十二周还没有临产生育就叫做过期妊娠。四十二周是两百九十四天，因此，正常生育时间的期限是两百九十三天，超过这一期限就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过期妊娠非常危险！一是胎盘。胎盘是母体和胎儿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它具有气体交换、营养物质供应、排除胎儿代谢物等多项功能。一旦怀孕超过两百九十三天，胎盘的功能就会减退，所以，过期妊娠必然导致胎儿缺少氧气和营养。胎儿的生存几率就会大大降低，过期妊娠的胎儿的得病率、致死率都很高，最常见的是胎儿缺氧死亡。所以，过期妊娠的胎儿，往往智力发育不好。二是羊水。羊水是胎膜内环绕胎儿的一种液体。羊水可以保护胎儿，因为胎儿在羊水中可以自由活动，不受挤压；羊水还可以保护母体，它可以减少胎动造成的不适感，帮助分娩。妊娠三十八周之后，羊水量逐渐减少，随着妊娠的推迟，羊水量越来越少。这时，由于胎儿缺氧，还可能造成胎儿排出的胎粪混入羊水中，严重污染胎儿的生存环境。所以，在秦始皇出生的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胎儿的生命很可能保不住。即使出现奇迹保住了生命，出生的婴儿也一定不健康，这是因为古代的医疗条件和今天相比差得太远。今天如果出现过期妊娠，可以采取终止妊娠等多种方法抢救胎儿。但是，在战国末期赵姬生子之时，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如果赵姬是过期妊娠，生下来的婴儿能健全吗？秦始皇智力过人，精力过人，绝对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生下的婴儿。所以，按照现代医学常识，如果赵姬是怀孕之后嫁给异人，那么，她一定是在两百八十天左右生下儿子，也就是嫁给异人之后不足十个月一定要生子。可是，《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不是不足月生子。仅此一条，即可破赵政是吕不韦之子说，可以破千古之惑。此问题古人奇之，今人不可再奇，亦无可再奇。赵姬始属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以古人的知识发现怀孕有两种途径：一是月经停止，二是早孕反应。但是，早孕反应因人而异，所以，古人发现怀孕更多是依靠发现月经停止。而发现月经停止须费时一个月左右，准此而计，赵姬归异人后，只需要八个多月必须产下嬴政。赵姬是至“大期”而生嬴政，所以，吕不韦与赢氏皇族有性关系而无血缘关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十二个月生子的事呢？假如某人是二月十日来的月经，到三月十日未来月经，她就怀疑自己是怀孕了。由于她记住了上次来月经是二月十日，上推半个月，她使把一月二十五号认定为怀孕日。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怀孕，而是月经推迟了。如果月经实际上推迟了两个月，这位女子实际的怀孕日应是三月二十五日。但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完全不知道。她既然是三月二十五日怀了孕，那么，四月十号该来的月经当然就不会再有了。然而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月二十五日怀的孕，所以，到了十月生子之时，和她记住的怀孕日就错后了两个月。这样，一个正常分娩的婴儿就被说成是十二个月出生的婴儿。这就是十二个月生子的来源。既然如此，为什么史书还会有十四个月生子的记录呢？史书记载，汉昭帝刘弗陵是其母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而生的，与传说中帝尧十四个月所生相吻合，所以，汉武帝称钩弋夫人之门为“尧母门”（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但是，史书记录的超过十个月生子者大都是君王，比如帝尧，比如汉昭帝。这种记载，大都含有神化君王之意，不可作为证明古人有十四个月生子的依据。吕政赵政真伪何从赵姬与吕不韦怀孕生子之说有《史记·吕不韦列传》记一载与汉代文献记载，赵姬与异人怀孕生子之说有没有文献依据呢？有！第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第二，汉代文献中有秦始皇叫赵政的记载。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记有：“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刘安是刘邦的孙子，他对西汉政权取代秦赢的合法性肯定是完全承认的，即使如此，刘安并没有说秦始皇是“吕政”，仍然称秦始皇是“赵政”。刘安和司马迁是同时代人，他看到的史料显然承认嬴政是异人之子，所以才称秦始皇为“赵政”。《淮南子·泰族训》又说：“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趍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汉人王符《潜夫论》卷九《志氏姓》篇讲述秦国兴亡史时说：“其后，列于诸侯，五世而称王，六世而始皇生于邯郸，故曰赵政。”可见，汉人并不全信“吕政”之说，西汉的刘安、东汉的王符都称始皇为“赵政”，这是汉人主张秦始皇是异人之子的佐证。第三，《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料来源至今并不清楚。《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源至今不明，先秦另一重要史学典籍《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有身孕嫁人之事。第四，赵姬怀孕说逻辑道理不通。从逻辑上讲，《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文献记载也有明显疏漏。明人王世贞《读书后》认为：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无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策，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固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进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为难信，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而长保富贵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而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鸟从而知其非赢出也。嬴政不是异人的儿子纯属个人隐私，司马迁所据史料能记载此事，肯定有人知道了这件隐私。那么，是谁向外界透露了这一隐私呢？牵扯到这一隐私案的只有吕不韦、赵姬、异人、嬴政四个人，异人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但是，他是最不可能知道这一段隐私的人，因此，他也最不可能向外界泄露这一隐私。嬴政很难知道这个隐私，即使他知道了也绝对不敢泄露，否则，他就没有赢氏王族的血统，王位也就保不住。对于嬴政的迷离身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的母亲太后赵姬。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赵姬不能说出真相。赵姬尽管不懂得政治，完全是在无意中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但是，在秦王嬴政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一重大问题上，她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她知道自己话语权的分量。因为，赵姬是最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但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赵姬也是最不敢说出真相的人。由于赵姬的缄默，这段历史至今真相不明。有人推测，赵姬除非是为了害吕不韦，否则，她绝对不敢泄露这一隐私。事实证明，当吕不韦蒙难之时，赵姬仍然缄默不言。只有吕不韦，他是这一隐私的制造者，也是公开这一隐私的受益人，因此，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泄露。但是，正因为他是这一隐私的受益者，他的泄露也最不可信。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段史源的可靠性也就打了折扣。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赵姬在由吕不韦爱妾转手为异人夫人之时，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上的是谁的孩子。所以，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不能单靠文献依据，更要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一个因素，即后人对秦亡六国和六国亡秦非常关注，因此，对秦始皇是“吕政”还是“赵政”的争论恰恰是这种关注的一种具体表现。称“吕政”，实际上是说秦亡六国之前秦国自己就已经灭亡了；称“赵政”，则承认是秦灭六国而非六国灭秦。元人陈栋《历代通略
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未见过的高情传说。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七十三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度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苏轼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能在浩繁的卷册中找到此诗的真迹，那将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何来伟大呢？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六十四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第三章北宋终结者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的举动更加圣明，令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要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真是非常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人自己偏要多事。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顾。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急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物资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得到的！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半年多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四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成了变形金刚。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N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郁闷。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来，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五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挑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二十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他刺激到了，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的真相！这个人，叫蔡京。蔡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这个时代一定会产生的动物。他是北宋连续二十年不断升级的党争的终极产物。可以说，没有蔡京，也会有樊京。他的心灵和做事方式要由后面发生的事来一一剖析，在那之前，只有就事论事才能逐渐看清楚他，而不是上来就下结论，武断是研究历史时最讨厌的事情。人需自救天才救之，在曾布想着提拔蔡京之前，蔡京早就展开了自救行动。说实话，他怕。他被贬到杭州了，这地方是美，在宋朝已经公论为天下第一风景区了，公职旅游休闲有什么不好的？好……好在哪儿啊，元祐之前这里是贬职的终点站，苏轼不止一次地到这儿了。可是元祐以后，这里只是块踏脚板，贬到这儿的仁兄贤弟们，十有八九都会迅速上路，被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去。谁敢说他蔡京与众不同，能在杭州城里静等官复原职呢？所以要自救，天遂人愿，他贬下来不到半年，机会就来了，只要抓住，不仅回京有望，甚至加官晋爵也在把握之中。但是，这机会不好抓啊。真要和这个沾了边儿，以后就算飞黄腾达到了首相的位置，也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骂就是几十年，哪怕是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很风雅，宫里的大太监来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了。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元长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元长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如此一来，蔡京让该太监满意，该太监让皇帝满意，利益链条转动，蔡京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患也真不小，前面提到了，这会有骂名的，前名臣宰执文彦博就是例子，当年他只是送了一件蜀锦袄给仁宗的爱妃张美人，就被一直念叨
有的尊重！”马丁愤怒地瞪着卡特里娜，然后看着走进厨房的卡伦。卡特里娜仍固执地说，“我只是说，我们应该找间新的公寓——”“你要去哪里？”马丁对卡伦大吼，突然伸手将她拖向他。卡特里娜扭过头。卡伦因疼痛而扭曲着脸，但她没发出半点声音。“去哪儿？你聋啦？”马丁用力掐她。“去唐娜家，”卡伦说。她父亲放开她。卡伦抬手捂胸，她父亲拍掉她的手。“看看这对姐妹！”马丁说，视线锁定卡伦的胸部。他的两只大手罩住卡伦小小的胸部。卡伦慢慢走在她家与隔壁之间的通道上，缓缓搓揉方才被父亲又抓又捏的地方。走过半条街，来到“潘克拉茨父子殡仪馆”后门；她的朋友唐娜住在这里。唐娜9岁，比卡伦小3岁。车库门开着，唐娜在里头玩洋娃娃。车库很大，可以容纳3辆车，但此刻只停了一辆灵车。唐娜坐在通往尸体防腐室的楼梯上，卡伦走进车库，来到唐娜身边。唐娜有两个娃娃，一大一小。“嗨，”卡伦说，在唐娜身旁坐下。“嗨，”唐娜说，但注意力仍放在娃娃身上。唐娜调整两个娃娃的位置，让大娃娃撑着小娃娃。“贝蒂很难过，”唐娜说，指着小娃娃。卡伦坐在一旁，看唐娜拿大娃娃的手轻抚小娃娃的头。“我们假装她们在喝茶吃饼干好了，”卡伦说。唐娜左右张望，“我好像把茶具放在屋里了。”这时，一辆大型灰色灵车出现在车库门口、倒车，车身部分进入车库。卡伦和唐娜看着3名男子下了车。唐娜的父亲——潘克拉茨先生，他跟卡伦的父亲是朋友；另外两位是潘克拉茨先生的助手，帮他载运遗体。卡伦听见灵车车门砰地甩上，其中一个男人朝她们走来，两手捧着一只鞋盒。唐娜没抬头看，但卡伦谨慎地望着男人。他走过来、蹲下，把盒里的东西给她们看：一只白鸽蜷曲倒在盒子里，呼吸沉重。男人抓起鸽子，伸手递给唐娜，唐娜接过来，小心抱在怀里。鸽子呼吸逐渐平稳，但无法移动。“我们在医院的停车场旁边发现这只鸽子，”他说，“它似乎不太想动，可能是受伤了。”他从唐娜手里取回鸽子，向前凑近卡伦，卡伦拍拍它，感觉它柔柔的羽毛和急促微弱的呼吸。“也许我们可以照顾它，”卡伦说，抬头望着男人的脸。她看见男人脸上夹杂快乐与恶毒的表情。男人站起来，看看唐娜的父亲，另一个男人坐在车头，依旧笑个不停，冷眼旁观他们和鸽子的互动。“当然，我们当然可以照顾它，”他笑着说，一边走回车库。“看好！说不定它还能飞哩！”男人将白鸽往空中一拋——拋向卡伦。卡伦一个踉跄。“不要！”卡伦大叫，扑向白鸽，但她来不及接住，它笔直摔落在水泥车道上。“对不起……对不起……”她哭着说，“对不起……我没能接住你。”听见这一幕——卡伦以为自己能接住鸽子却没接到，声音中的痛苦令我动容。我也很难相信这些大男人的幼稚与残酷成性，为了折磨小女孩，竟然对鸽子痛下毒手。我不明白这一点何以令我意外。我知道有人喜欢做这种事，但这种令人震惊的幼稚程度与虐待行为仍使我相当诧异。我再次按下播放键。凌晨1点30分，电话响了。马丁还未就寝，就等这电话打来。他简短应答，表示同意地点点头，然后挂断电话。卡特里娜已经上床睡了。马丁来到卡伦和两个弟弟同住的房间，叫她起床。“穿鞋，我们要出门，”他低语，帮她套上外套。卡伦并未完全清醒，但她任其摆布，毫不抗拒。以前她也经常像这样被叫醒。卡伦如机器人般行走，穿过厨房，穿鞋，穿睡衣和冬天大外套，走在父亲前方没几步，被他催促着向前走。冷风刺着双颊，她心不在焉走下屋后熟悉的阶梯。两人穿过巷子，走近潘克拉茨殡仪馆敞开的车库大门。卡伦来到屋子门口，听见车库门关上的声音。她不情愿地跨上两级台阶，进入屋内。父亲领她继续往前走，她尽可能不睁开眼睛。转过弯，两人开始下楼；越往下走，福尔马林的味道越浓，交谈声也越来越清晰。几支蜡烛微微照亮这个房间，房里已经有五六个男人了。空啤酒罐散落在不锈钢柜台上，在几个塑料瓶之间散落着刀子和软水管带。房间正中央摆了两张不锈钢工作台，用来清洗遗体、沥干、防腐、上妆。马丁带卡伦走向比较近的那张台子，脱掉她的外套。“卡伦，裤子脱掉，”他父亲说，“我们会让你很舒服的。”他冷酷而诡异地对她微笑，将她的外套扔向角落。卡伦很快脱下睡裤，踩在裤子上，腰部以下完全赤裸。她站在工作台旁边，几个男人朝她逼近，目不转睛盯着她瞧。她迅速看他们一眼，看不见仁慈怜悯，于是只好茫然直视前方。卡伦已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聚会。她的心似乎早已飘走，仿佛她根本不在这里。“上去，卡伦，”父亲吩咐她。卡伦爬上工作台，坐在中央。他父亲转向她，解开她睡衣上装的纽扣，从肩膀剥下，扔在外套上。他们开始凌辱卡伦。马丁将一根大头针刺入卡伦腹部又立刻抽出；她痛得喊出声，全身绷紧，但马上回到静止状态，试图掩饰害怕与疼痛。马丁继续拿针刺卡伦，第2下，第3下，卡伦尽可能动也不动地坐着，但每一次针扎仍令她痛得瑟瑟发抖。“想被爱，得先承受痛苦，”马丁说，“你必须感觉疼痛，才能体验爱。不知道痛，你不会知道什么是爱。”卡伦全身肌肉绷紧、尽可能维持不动，眼睛也闭得紧紧的。“也许我们该把两个弟弟也带到这儿来，让你看他们受苦，帮助你了解什么是爱？”卡伦瞪大双眼。她忆起上次弟弟们被父亲痛打的情景。他说两兄弟被揍都是她的错，为了她的罪而受罚。太恐怖了。她告诉自己绝不能再让弟弟因为自己不好而受到伤害。她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完美，如此就能保护他们了。她要做弟弟的盾牌，当他们的盔甲。“你该好好感激我们这么爱护你，”马丁说，再次拿起大头针移向她。录音带里的卡伦以踌躇、疲惫、勉强的语气描述这些事件。这些往事似乎令她颇为厌恶、反感（她的声音带着不可否认的悲哀与痛苦），但她还是想办法说出来了。我很惊讶，这种行为竟然会发生在这座城市的西部地区。这些人是谁？卡伦应该不可能像小孩儿做白日梦一样，凭空想象这些画面。他们过于残酷、恶劣，不配当她的父母。录音带至少还有15分钟。现在，孩子们一定已经睡了，在父母慈爱眼神与温暖被褥的怀抱中做着美梦。我很幸运，我的孩子完全不知道世上有此等痛苦创伤。录音带描述的影像、反应、怀疑、恐惧与慌张不安充斥我的思绪。一想到该如何帮助这个深受伤害的女人，我就觉得烦恼又气馁。我们叫这种虐待为“灵魂谋杀”，形容人们如何用这种方式扼杀另一个人的生存意志。卡伦还有救吗？我再次挂上耳机，按下播放键。卡伦看着时钟。母亲已出门上班一小时了，父亲再过几分钟就会到家。她巡视客厅和厨房，确定每一件东西都已收好归位。她来到房间作最后一分钟的检查，确保两个弟弟没把房间搞得一团糟（她半小时前才整理好的）。两个弟弟坐在地板上，把玩他们的绿色塑料小兵；卡伦收拾几件他们拿出来又不玩的玩具，然后回到厨房继续写作业。她才落座即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接着是她父亲沉重的脚步声，缓缓跨进走廊。“你在啊！”卡伦坐在餐桌边，桌上摆着课本。父亲严厉地瞪着她。“屋里他妈的乱七八糟！你有哪件事做得好？真不知道我们养你干吗，你只会花我们的钱。”卡伦紧靠在餐桌旁，尽可能缩成小小一团。马丁转向冰箱，打开冰箱门，拿出一盒牛奶。“牛奶过期了！”他说，把牛奶扔进水槽，再回冰箱拿出一罐啤酒和一片吃剩的比萨饼。他走向餐具柜，找盘子放比萨饼；先拿了一只盘子，又拿了第二只。“盘子怎么这么脏！”他咆哮着转向卡伦，“给我过来！把盘子洗干净！不准让我看到盘子上有任何一点脏污！”卡伦快步走到水槽边，马丁打开热水水龙头。她动手洗第一只盘子。她父亲站在旁边看她洗，水开始冒热气。他抓住她的手腕。“用热水才洗得干净！”他硬将她的双手按进沸水底下，“继续呀！快洗！”卡伦条件反射地缩回手，赶紧冲洗餐盘；水越来越烫，她拼了命尽可能小心洗，不敢摔破盘子。“什么都要我教！真是的！”卡伦试着控制眼泪、振作精神。她深知自己若胆敢抱怨，下场铁定更糟糕。洗完第二只盘子后，马丁关上水龙头。卡伦的手背红得发亮。马丁低头看看卡伦，卡伦把手藏在背后。“你为什么绑咖啡色腰带？我不是告诉过你，咖啡色是黑鬼的颜色？你是黑鬼的婊子吗？你想被黑鬼强暴吗？”马丁的脸逼近卡伦。卡伦站在父亲面前，不敢说话，不敢移动。“你很不乖。你得受处罚。现在回房上床去！赶快给我睡觉！”凌晨2点，卡伦的母亲下班回家。她上床入睡后，她父亲和祖父来到卡伦房间，叫她起床。父亲拿着她的外套。“走吧，卡伦，我们去吃冰淇淋。”她父亲一边说话，一边将她的手臂塞进外套。卡伦勉强坐起，全身软趴趴的不想醒来，却仍任由他们将外套穿过两只胳膊，盖在睡衣外头。两个男人带着卡伦走下屋后的楼梯，上了祖父的车。约莫10分钟车程，他们来到祖父白天负责督管的化学工厂。在这种夜半时分，不会有人还留在工厂工作。卡伦一路上几乎都闭着眼睛。这条路线她以前也走过好几次了。他们把车停在后门附近，那儿已停了好几辆车。卡伦的祖父用自己的备用钥匙打开后门。屋里光线昏暗，但足够指引他们通往运货电梯的路。他们踩着老木地板向前走，经过几座大染缸——有的开着，有的盖着——几道恶臭难闻的紫色脏污泼溅在缸壁上。3人来到一座通往电梯的大型金属门前：电梯门是上下开合式的，中央突出一条黑色帆布带，像极了吐出的黑舌头。卡伦的祖父按下呼叫键，她听见机械移动的声音——电梯缓缓自地下室升起。祖父抓起黑色帆布带，上下拉开电梯门。门咔啦咔啦发出巨响。金属门后是另一扇从下方开启的金属栅门。马丁弯下腰，捡起栅门的帆布带，用力拉起。3人鱼贯走进又大又黑的电梯。马丁握住卡伦的胳膊，她祖父关上内外两道电梯门，一连串砰砰声响彻整座工厂。电梯缓缓下降。马丁脱掉卡伦的外套，交给他父亲。卡伦被动地站着。他解开卡伦的睡衣上装，从肩上剥下，再扯下她的睡裤，轮流从两只脚底下抽出来。她祖父将外套披回她的肩上，拉拢前襟。3人来到最底层，马丁开门，祖父顺势按下紧急停止键，防止电梯被召回楼上。两个男人走进宽阔的地下空间，一左一右领着卡伦前进。十几支蜡烛照亮房间，房里有10来个人，其中三四个是女人。两个女人赤身裸体。有人大笑，有人大叫，一名男子捉住一名裸体女人，女人尖叫出声。当卡伦被安置在房间正中央，房里顿时鸦雀无声，每个人都转身面向她。微光中，他们的脸模糊难辨、忽隐忽现，但大多数卡伦都认得。祖父拉开卡伦的外套，扔向一旁，她未着寸缕站在两个男人中间，面对这群部分隐身在烛光中、部分被烛光照亮的人们。“就是她，邪恶的母狗，”祖父大声喝道，“处罚她，除去她灵魂黑暗面的时候到了！她得好好上一课，她必须受到处罚，就是现在！”祖父胁迫卡伦走向房间正中央，马上向后退开，独留她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我们因神的旨意聚集在这里！”他继续说道，“世界乱了。有人挨饿，有人终日鬼混、行尸走肉，到处充斥瘟疫、性病等等的疾病——全都是像她一样的邪恶孩童造成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为了感受人们所受的苦，你必须受罚。拿刀来！”人群中，一名男子上前，递上一把削皮刀。“把手伸出来！”祖父命令卡伦。卡伦半开半闭着双眼，伸出一只手。男人把刀放在她掌中，收拢其手指握住小刀，再用自己的大手包覆她的小手。接着，他开始缓缓施力，握紧她的手。卡伦全身一紧、哭了起来；血滴逐渐覆满刀柄，她顿时停止哭泣。“圣母马利亚也曾对耶稣施与今晚的仪式，”卡伦的祖父继续说道，“在智者降临之前——告诉她，他已为她受罚，为你们的罪而死——必须先完成这个仪式。”祖父对男子点头，后者松开对卡伦的钳制，移走她手中的削皮刀。卡伦垂下手，落在身侧，鲜血从指尖缓缓滴下。祖父继续说，“我们认为你必须受到处罚。只要你还活在世上，你一辈子都必须惩罚自己。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你将神的旨意泄露给外人知道，你必须杀死知情者，然后自杀。你没有选择，否则邪恶会永远跟着你。你必须杀死任何胆敢帮助你的人。如果你背叛我们，无论现世或死后，你将注定堕入地狱，永劫不复。”卡伦的祖父瞧瞧马丁，然后看看靠在墙边的长桌。马丁走向那张长方形的大型折叠桌，将其拖往房间正中央。卡伦被带到桌旁，两个男人架住她的胳膊，提起她，让她坐在长桌上。她浑身赤裸地坐着，两眼紧闭。然而，她仍能感觉到一道亮光，听见家用录像机呼噜噜的转动的声音……“早，卡伦。”卡伦走进厨房准备上学，母亲向她打招呼。卡伦一边在餐桌旁坐下，一边梳头发。“你就不会说早安吗？”她母亲斥责道。卡伦呆坐，揉揉额头边。“怎么啦？”母亲问她。“我头痛，”卡伦说，看起来又难过又痛苦。“怎么又来了？”她母亲问道，“你又做了什么下流梦了吗？你怎么老是梦到邪恶的事？你可千万不能把这些坏念头告诉别人呀！”母亲掉头专心照顾炉子。卡伦静静吃她的早餐玉米片。这时她母亲注意到她手上的割伤。“你又把自己给怎么啦？”母亲不高兴地问。卡伦缩了一下，赶紧溜下椅子，抓起书本离开。她的手好痛。她的头好痛。这部分录音让我更深刻了解到，卡伦内心所受的伤害究竟有多深多重。卡伦一段一段、断断续续地描述这些往事，仿佛她正在召唤没有规则的记忆片段，然后用一种就事论事、疲惫的语气描述出来。我想，她在描述事件的当时已将自己的感觉与记忆隔开。然而，她所描述的情境实在极端骇人且充满伤害，我真的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她所描述的是一小群关系紧密、至少稍有组织的成人，其中还有数名女性。他们定期聚会，以精神、肉体双重虐待孩童为乐，行径极其残忍、变态。还有，那些类似宗教语言的话语究竟代表什么意义？我也想知道。每次听卡伦描述她的恐怖往事，“究竟有几分真实？”的问题总不免浮上心头。但卡伦每一次都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娓娓道来——言谈间充满痛苦、沮丧与深深的悲哀。她一点都不想把故事说出来，但她仍冒险说给我听——她认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她的过去，并且可能因为这些事件而放弃治疗她。我知道孩童受虐事件层出不穷，但他们总是与我的个人经验无关，意即，我不曾见过或认识任何经历如此童年并侥幸存活下来的人。难道她想欺骗我，试图操纵我，好从我这里得到她想要的？凭着过去四年的相处经验，这个说法不甚合理。至少，我无法想象世上有何种意图值得一个人以如此方式欺骗别人。我猜这也许是试探，好让她了解我的意志是否够坚强，是否能与她并肩熬过不堪、充满伤害、她自认过于病态而无法治疗的过去。然而，若真是如此，她又为何在持续治疗四年后才以如此突兀、震撼的欺骗手段表达她对我的信任？特别是“欺骗”不仅完全不符合她的个性，还可能威胁甚至摧毁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关系。这一回，时间是1993年11月，卡伦给我看一幅漫画；画中的精神科医生拉下操纵杆，病人立即滑下治疗躺椅，掉进底下的陷阱门。漫画标题写着：下一位请进！你也玩完啦！“这是什么意思？”我拿着漫画问她。卡伦不安地扭动，脸上闪过一丝懊悔。她实在够莽撞，竟敢拿这种漫画给我看；但她也早该想到，这次我一定会跟她好好讨论这件事。“我害怕你有一天会觉得受够了，然后对我说‘算了，放弃吧’，”卡伦说，“部分的我认为你不会这样做，但另一部分的我却怕得要命。这些记忆吓死我了，说出来也让我很害怕。家人告诉我，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听过以后也会
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意外的结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第十二章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袁世凯几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举目四望，天下再无对手，但国民党尚控制国会，南方也未完全平定，所以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也很听他话的内阁。内阁成员主要出自进步党，如内阁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周自齐（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他们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随着名流内阁开始运转，北洋势力逐渐稳固，国内也相对太平下来，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袁世凯也有烦心事：都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他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大总统。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国民党的头头们都被他以层出不穷的罪名满世界通缉，黎元洪也算听话，他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阻止他当选总统，袁世凯又动起了歪脑筋。1913年10月6日，国会议员们来到选举会场，准备推选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在议员们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警的凶恶人士，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公民团”的助威声中，袁世凯终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异常兴奋，在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是去指定地点领赏了。1913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民国将武昌起义当日设为国庆节），如愿以偿的袁大总统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软禁黎元洪这时的民国政府就像爬满猴子的大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是屁股。爬在最高处的自然是袁世凯，其次就是副总统黎元洪。所以黎元洪这只猴子只需要看袁世凯的屁股。黎元洪手握三万精兵（武昌起义后由新军扩编而来），连续两次当选副总统，是袁世凯之下的第一人。虽然黎副总统在选择站队时大都选择袁大总统，但袁大总统仍然对其不甚放心。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人放心的。因此，袁大总统在转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服一个男人——黎副总统。但这事不好办，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只有控制得了地盘才能巩固权势。因此普通的调虎离山之计是不可行的。果然，袁总统前后数次邀请把办公地点设在武汉的黎副总统前来北京办公，黎元洪就一个字“拖”，拖到不了了之。袁大总统十分生气，遂下定决心给黎元洪来一招最狠的：霸王硬上弓。袁世凯正式下令，请黎副总统来京就职，湖北都督一职由段祺瑞担任。不过这道命令暂时没有公开，打黎元洪一个措手不及才能收到奇效。段祺瑞带着袁大总统签发的密令，领着头号心腹徐树铮和强悍的军队，坐着专列来到了武汉。北洋系统里仅有的两对金牌搭档之一：段祺瑞和徐树铮，就此进入大家的视野。至于另一对搭档，不久之后也会登场。简单介绍一下徐树铮其人。徐树铮，时任段祺瑞的总参谋长，安徽人，19世纪的80后。此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30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西合璧的优秀人才。他精于算计，业务能力很强，五个月之后，34岁的他就将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陆军部次长）。此外，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性格特点：嚣张。大家很快就有机会从他身上领会嚣张的真正含义。话说段祺瑞到达武汉后，黎元洪给了段祺瑞很高的接待礼遇，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感动，他直接拿出袁大总统的命令给黎元洪过目，并强调说：“大总统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应在首都办公，请立即北上。”黎元洪不傻，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还是开动脑筋，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主意奋力一搏：“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既然段总长（陆军总长）来接任，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你完成工作之后，我再行赴京如何？”黎元洪想争取时间另想办法，可段祺瑞也不是傻子，岂能让他如意，当即断了黎元洪的希望：“黎副总统不用担心，大总统催得急，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已给你备好。”黎元洪当然不想北上，可稍一犹豫，徐树铮先生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论年龄、论资历、论职位、论军衔，黎元洪都要甩徐树铮几条街，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树铮这个末学后进没有在黎元洪面前嚣张的资格。但不幸的是，徐树铮同志就是那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嚣张，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徐树铮同志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这是徐树铮第一次欺负黎元洪。此后的数年之中，他还将多次欺负黎元洪。但问题是，黎元洪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蛋，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喷发。可怜的黎元洪同志还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即刻赴京去也。黎元洪到达北京时，袁大总统已给他安排好了住处——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此住处寓意生动，寄寓了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殷切期望。好在黎副总统的理解能力也很出众，他没让袁大总统失望，自此在瀛台过起了吃干饭混日子的幸福生活。黎元洪自保都够呛，他在武汉的嫡系军队哪里还保得住，很快就被热心的段祺瑞先生打散整编完毕。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要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软禁了拥兵自重的黎副总统，心愿已偿，该消停了吧。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做了这么久的实习大总统，算是看明白了：孙中山给他定制的大总统基本是个空架子——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权力由内阁掌握。这让向来喜欢强权的袁世凯十分难受，他要改造宪法，干掉这些权力掣肘。袁世凯初期的出手还算温柔。袁大总统写了一份冠冕堂皇的咨文（建议），让手下把这份咨文带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们。此时议员们正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加班加点，力争尽快把《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解释一句，袁世凯提建议的行为是合法程序，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内容有些不大合适，只见报告上写着四条建议：一、由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国会没关系了。二、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和内阁没关系了。三、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四、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这份咨文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袁大总统要发挥超级劳模精神，把所有的职责一肩挑。议员们大吃一惊，袁大总统岂不是要搞总统专制？这与《临时约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万不能答应！敢于反抗袁大总统，还是需要些骨气的。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盼望着好消息的袁大总统，见等来的不是同意而是反对，顿时大为光火：“既然你们不吃软的，那就来硬的！”数天后，各省都督、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飘来，内容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指责“国会专制”，甚至还有人在电报中建议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不要搞了，把老坏事的国民党和国会也解散了吧。这些电报的内容自然都是袁大总统的心声。袁大总统以为一旦军人出马干政，国会一定就此屈服。但信仰武力至上的袁大总统没想到，世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道理：越压迫，越反抗。国会议员中有一些硬骨头——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不畏袁世凯的压力，硬是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按照袁世凯一贯的处事方式，他出面的都要名正言顺，无法名正言顺的他概不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袁世凯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国民党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此事的确存在。但很明显，这是袁世凯早就拿到手的情报，为何到现在才使用？原因就两个字：时机。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袁世凯在动手之前，还需要办好一道手续——内阁同意取缔国民党的命令。内阁诸人，包括总理熊希龄在内，大都出自进步党，对老唱反调的政敌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感，于是袁总统顺利地拿到取缔国民党的命令。给我拿下这帮乱党！袁大总统一声令下，早就等着立功的军警们，直奔国民党议员们的住处呼啸而去。这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已被打残，道义上也吃亏，活活就是砧板上待宰的肉。四百多名国民党籍议员被一网打尽，国会就此瘫痪。国会瘫痪，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当即自行停顿，还未公布的宪法草案就此胎死腹中。取消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大总统给议员们送去了一通令人心惊肉跳的新春祝词：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国会瘫痪。各位也知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既然国会开不下去了，国家自然不能白养你们这些不干活的，所以请大家暂且回家。工资虽然没有了，但路费还是有的。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要开的，请各位回家耐心地等待好消息。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要解散国会，你们这些议员通通回家去吧。议员们当然不肯答应，但限于实力，只能穿街过巷，游行示威。舆论反击，杀伤力有限。闹了一阵之后，只得放弃年薪数千元的饭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路费打道回府。至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一件“正事”后，就此寿终正寝。看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袁世凯同志这一系列提高行政效率，借势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搞独裁的做法，目的就是搞赤裸裸的专制。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袁大总统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和简单。这位兄台也知道独裁不是什么好词，他也欣赏民主，他原本也不想遗臭万年，所以面子上必须过得去，该走的形式还得走。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而日日夜夜免费精品短剧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此话怎讲？”“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晋厉公还在深思。“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好。”晋厉公道。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与此同时
》卷一说：“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赢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明人梁潜《泊庵集》卷六说：“秦之亡以吕政。”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六国亡秦的观点在后世也有相当的市场。嬴政的身世在当时或者后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嬴政与吕不韦有血缘关系，首先，说明嬴政不是秦朝王室赢氏血统，他的政敌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造反理由。其次，吕不韦可以凭借和嬴政的亲情获得嬴政的支持，便于和长信侯嫪毐对抗。最后，此说颇够解六国人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让其子夺了秦国江山，证明秦先于六国而亡，这使被秦灭亡的六国人在心理上感到一种满足。由于秦始皇的身世扑朔迷离，难于释疑，所以，学术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要么依赖将来的DNA检测，要么认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无论秦始皇是谁之子，都不妨碍对秦始皇的评价。这只能是学界的一种无奈之举。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也不是一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在秦国的历史上，她也留下了昭昭“事迹”。那么，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秦国统一天下又有何影响？第11章赵姬之乱千百年来，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争论不休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引发的。赵姬本是邯郸城内的一个倡女，原为富商吕不韦的爱妾，后被吕不韦作为礼品，拱手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这个看似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女子赵姬，也正是因为嫁给了异人，日后才成为秦国的王后，更因为生下赵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然而，这个成为一国之后的女人，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并不高，她给后世留下的是生性淫荡、纵容男宠专权、误国误民的坏女人形象。那么，历史上的赵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赵姬作为一个连接吕不韦、异人、秦始皇的关键人物，她对秦国统一六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子楚溘然离世赵姬再续前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都，灭掉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的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没能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走。因此，在异人逃离赵国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改名为子楚）为太子。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遇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嬴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但是，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太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等他尝尝当太子的滋味，父亲竟然就一病不起。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庄襄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赵姬色艺俱全，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异人看中，被吕不韦当作礼品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主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赵姬的视野。他是谁呢？秦国丞相吕不韦。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秦庄襄王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嬴政。对于嬴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予子楚，就没有嬴政的生命，也就没有嬴政的一切。因为，没有吕不韦的包装和运作，子楚就不可能登基为秦庄襄王；没有吕不韦的支持，也就没有嬴政的继位。所以，嬴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嬴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全靠吕不韦。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秦庄襄王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王太后，但是，赵姬是一位不甘于寂寞的女人，王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她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此时身为相国，正值一生的权力巅峰；当年吕不韦仅仅有钱之时，即已有了像赵姬这样的年轻才艺美女，如今的吕不韦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沉鱼落雁、环肥燕瘦的各式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王太后赵姬私通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得罪这位王太后。嬴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男人是所谓的“政治动物”，吕不韦弃商从政，官至相国，现在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王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丞相绑在了一起。不韦金蝉脱壳太后宠臣弄权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嬴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过去，一旦嬴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嬴政察觉。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嬴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嬴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在嬴政面前，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王太后赵姬觉察呢？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赵姬的需要，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并非出自感情需要，而是政抬策略。结果，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ǎi，烙矮），并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谬每以为舍人）。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赵姬看出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问责，那对吕不韦可是一场灾难。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多日，终于想到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而且一定要让这条新闻具有足够的爆炸性，这样才能靠口耳相传，传到居于深宫中的王太后赵姬耳中。这又是一道难题！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报刊，想要炒作什么事情或者捧红什么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功能表演，有意让王太后赵姬知道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要避免遭受众人的非议，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会被新的难题难倒。他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让他伺候太后。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找太后。吕不韦和王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王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重礼，又知道这是王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作腐，则得给事中）。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用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作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一位寡居的王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王太后，谁敢声张？但是，王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嬴政知道；于是，王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去了。嫪毐仍然作为王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且得到一块封地——山阳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王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书上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说：“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嫪毐得到王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豪门。这是因为王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王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一，皆决于每，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每国）。嫪毐恣欲夷灭三族嬴政果决初显王风秦王政九年，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个假宦官，常常和王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王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去世，就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亮，以子为后）。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一群人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嫪毐和别人争起来，俩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与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向嬴政报告。嬴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事后，嫪毐害怕秦王嬴政杀他，干脆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嬴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主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并且把王太后迁到黄阳宫软禁起来（毒催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每败。始皇乃取每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不过，《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与王太后长期私通之事，并有如嬴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嬴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九月，秦主嬴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嫪毐的门客全部被抄没家产，迁往蜀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王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王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薪年宫的秦王嬴政。嬴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甚至连参战的宦官也获得爵位。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嬴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钱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秦王嬴政对以嫪毐为首的二十多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而且，将王太后赵姬和缪寡生的两个弟弟，全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囊扑两弟），王太后迁到雍地软禁起来（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迁往蜀地流放。缪寡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官。这说明嫪毐势力膨胀很快，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嬴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嬴政刚毅果决的性格和铁腕治国的形象。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第一，赵姬不懂政治。按照秦法，嬴政幼壮之年王太后代行王权，王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人。但是，秦王年幼、王太后掌管朝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赵姬身为王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以嫪毐代替吕、不韦，私生活非常糜烂。不过，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但秦昭主襄也不管。这说明嬴政对此类事特别较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嫪毐干预政治，对嬴政构成了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王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组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展到发动叛乱。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王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擅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嬴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国君。这就不仅是午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传承，让非赢氏血统的人当秦赢的国君，这是要断秦国王室的血脉。这一点是秦王嬴政绝对不能允许的。嬴
的，金翅天龙也只有你一个人才看得到，还有莫名的天书和神奇的镜子，这一切你不觉得奇怪吗？”林岳的话让我浑身一震，其实自己一直都在刻意回避着这些疑问，包括在研究《闻风拾水录》的时候也只是在下意识地把它当作某种史志资料，而并未从中探究缘由。“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林岳摇头晃脑地朗声诵读起来，这段文字听来十分耳熟，难道就是……我神经质地翻开放在一边的《闻风拾水录》，林岳诵读的竟然是开篇题注的语句。“是我抄录给林岳的，但是只抄录的这段～～”晖儿小声的说道，一脸的歉意，“发现应蚺以后，我总觉得你与往常不太一样，所以和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有可能是你的体质不同，所以就从书上找答案，抄下了这段文字。”我无声地握了握晖儿的手，温和地笑了笑。其实，我丝毫没有责怪晖儿的意思，虽然玄妙但毕竟这书也不是什么家传绝学不可示人的。只是林岳突然间诵读的这段文字，其中必定有所深意，这小子的脾性我了如指掌，他绝不会是在炫耀自己的记忆力。“直说吧，你小子窥出了点什么门道？”那题注只有寥寥数字，我确实没有仔细去研究过。“其实你的古文功底和我差不多，单就字面上你我的理解能力应该是一样的。我只是结合你最近身上发生的事情才推断出这段文字背后的意思。”林岳正色说道，“文字里把类似应蚺、金翅天龙这类生物称之为‘虚’，这种东西在常态下普通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你或者说是书的传承者则可以通过耳朵来‘看到’。”“通过耳朵来‘看到’？这什么意思？我的耳朵有那么神奇吗？”我言下疑惑，脑海中飞速回忆着当初看到应蚺和金翅天龙的情景。“这些‘虚’虽然肉眼看不到，但还是会对空气流动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你们的耳朵可以识别空气流动的改变，反映到大脑中形成图像，就变成看到了。”林岳咧嘴一笑，双手张开做飞行状，“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老兄和蝙蝠可能是近亲，只不过你不需要从嘴里发射超声波。”“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纳虚于掌，于心一线，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完全没有理会林岳的玩笑，口中喃喃地诵读着题注那仅有的两句文字。林岳的推测与我心中的逻辑不谋而合，这两句题注应该就是类似心法口诀之类的文字，《闻风拾水录》应该也就是根据持有者的体质特点而定的，这样推断的话……“我身上的这种能力应该就是这本书名的‘闻风’。”我扬了扬手上的书稿，“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我还有一种能力叫作‘拾水’？”“关于听风能力，我推测上次你发病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影响，改变了你的听力结构。而至于‘拾水’，我想书上那后半句的意思老凡你应该也有点感觉了吧？”林岳不答反问。“你意思是‘拾水’同样也是需要条件才能触发的，‘纳虚于掌’就是触发条件。”我脑中一片明亮。“哪来那么多废话，我今天把金翅天龙也带来了，只要试试看就可以解答这个疑问了。”S从包里拿出了那个盛放金翅天龙的盒子，放在床边的柜子上。“亦凡，小心点。”晖儿握了握我的手，温柔的笑容中隐隐有些担忧。我突然有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搞了半天他们三个私下里早就开了小会了，今天是要我当场实验的。不过，与生俱来的好奇与大胆完全抹却了心中这小小的不快，我小心地拿过盒子，放在身前，慢慢打开盒盖，盒中顿时映出一片闪闪的金色。金翅天龙，四条金色的蜈蚣正在盒内老实地趴着，背上的薄翼微微地颤动着。我轻轻地用双手将它们抓了出来捧在手里，四条金灿灿的小家伙只是懒懒地扭动了下身躯，便安静地趴在了我双手之中。“纳虚于掌，于心一线。”脑海中闪现出刚才的话语，我轻轻地虚合起双手，想着金翅天龙融入我手掌的念头。不一会，掌心传来一阵热辣的刺痛，慢慢地，这种热辣的刺痛感遍布了我的双手、手臂，最后直冲我的大脑。难道是金翅天龙咬了我，我中毒了？我心头一悸，双手正要分开，却只见林岳端来一盆水一把把我的双手按进了水里。清凉的感觉顿时自手掌传遍了全身，连大脑都感受到了无比的畅快，我长呼一口气，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床上。晖儿担忧地为我擦拭着额头渗出的汗水，轻声询问着我。S则好奇地看着我的双手，仿佛想看出点什么似的。林岳端着空盆从屋外进来摇头道：“就怕你老兄被咬，所以特地准备了这盆药水，看来还真派上用场了。怎么样，手上没什么热麻痛痒的吧？”“嗯，谢谢你小子的火龙草药。”我有气无力的答道，刚才的那阵刺痛竟似伤了我的元气。“专门准备了蛇虫咬伤的药水，还真够朋友，你中指上被烫的地方好些了吧。”“你（我）怎么知道……”林岳几乎和我同时失声说道，林岳慢慢伸出左手，在中指上有一个不小的燎泡，周围亮晶晶的像是涂着一些药膏，一个场景在我脑海映过，那是林岳熬药时的镜头。“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低声念道，林岳也会心的点了点头。是刚才的那盆药水提供了信息，这就是“拾水”吗？这么说来，我们刚才的实验成功了？晖儿明白了什么似的笑了笑，把我的手放进了被子，掖好被角：“你先休息会，刚才的样子一定很伤元气。”“啊，瞧我这医生都没你老婆细心。”其实这个满嘴打哈哈的家伙骨子里是个绝对细心的男人，“那我和S先撤了，改天再来看你。”“不好意思，我现在必须搅下局。”S不知何时又开始捣鼓起她的笔记本电脑了，“刚才王亦凡红肿的手掌给我了一个提示，我用红线连接标记了所有主体地基，结果你们看！”刚才的那张基建图此刻已被纵横有致的红色线条划分的七零八落，我们三人看得一头雾水，S带着神秘莫测的笑容滚动了两下鼠标滚轮，整张图纸顿时缩小了尺寸，一片红线组成的图案几乎让我惊呼了出来。这是一个红色方框，中间嵌着三个篆字，整副图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印章扣在白纸上留下的印记。“神奇吧？”S得意地笑着，“我猜这一定是什么高人留下来的符咒。”“不是符咒，是印。”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是天罡七印中的锐金印！”我大致地向大家解释了一下天罡七印的来历，《闻风拾水录》中记载的篆印是依照金、木、水、火、土、风、雷七种自然元素订立的封印，并按照北斗七星的星辰变幻方式布局出七种印记的篆体写法，所以每个篆字都与一般的篆字不同，这七种印记彼此呼应并称天罡七印。“一般地基中都有一定的金属物质用以加固，而这些金属物又正好可以用来构成‘金’性的锐金印。”S若有所思地说道，“金克木，应蚺是‘木旺金虚’。也就是说，这个锐金印是专门用来封印‘木’性的应蚺的。最近我们那里拆迁曾挖掉过几个地基，所以锐金印就被破坏了。”“不过总算我们运气好，找到了金翅天龙，这个封印存在与否已经并不重要了。”林岳轻呼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说道。“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我面色阴沉地靠在枕头上，心中一阵不祥，“照书上的记载，天罡七印布阵一向彼此呼应，这么偌大的一个锐金印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那就是说，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六个印？”林岳的脸色也阴了下来。“一个锐金印被破坏了，其他六个印也会受到影响。”我叹了口气，默默地看着手中的书稿，“而且，整个城市正处在重新规划的市政动迁中。”五、彼岸“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下去按照各自的工作单安排自己的工作。”我端着咖啡杯走出了会议室。出院后的工作和生活依旧有如往常，虽然心中的那个结隐隐地总在提醒着我一些什么，但平静无奇的时日已使我渐渐淡忘了那突如其来的插曲。现在已是午饭时间，可能是晖儿的营养早餐过于丰盛了，以至于我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随意地打开浏览器，习惯性地在门户网站上看起新闻来。国际恐怖事件、萨达姆被绞杀、美国制裁法案、国内反贪大案……一个个醒目的标题夹杂着“衣衫褴褛”的女性图片充斥着所有的版面，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这个世界的表层尚且如此黑暗，素不知它的内部已经腐化到了哪种程度了呢？百无聊赖间我打开了都市新闻的社会娱乐版块，随意地翻阅着一些八卦奇闻的报道聊以自娱。“呜～～”桌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是晖儿的来电：“老公，我今天要加班，晚上八点左右你来接我好吗？”“好的，要不要给你带点吃的过来？”晖儿最近公司异常地忙碌，加班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随便带点什么，简单又能填饱肚子的就行。Bye～～”晖儿的声音听来十分的疲倦，我一阵忍不住的心疼。晖儿的公司在城南的一处闹中取静的别墅区，因为我已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保安人员总是会客气地和我打着招呼放行。只不过，今天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一脸歉意地向我敬了个礼：“王先生，很抱歉，园区内因为地下水道塌陷正在抢修，只能劳驾您绕道行驶了。”在几乎绕行了整个园区之后，我终于到了晖儿公司的门前。关上车门，我的目光迅速被一片血红吸引了，好美的花！别墅门前的空地上遍布着大片的彼岸花，朵朵绽放的条状花瓣妖娆地盘卷出一种不可方物的美态，仿佛一队豆蔻娇艳的少女摩挲着红色的纱裙，羞涩地向我招手。“亦凡。”晖儿的声音自上方传来，把我从一片绮思中惊醒，下意识地抬头，发现晖儿正从二楼的窗口向我微笑，身边则站着一脸偷笑的S，我隐隐有些不妙的预感。“又是这些垃圾食品！”痛苦间我手中的食品袋无力地掉落在了地上，面前的办公桌上赫然堆满了“KFC”字样的大小纸袋，满桌狼藉的样子让我想象到她俩风卷残云的场面，“你们就不能不吃这东西？”“不吃这个？”S唬着脸瞪大了一双丹凤眼，“等你过来？然后给我们两个饿殍收尸吗？！”我一阵抓狂，这丫头似乎没事总喜欢和我抬杠，自上次应蚺事件之后虽说有所收敛，但总是隔三差五的故态复萌。也许我的涵养功夫真的是敌不过她随口的三言两语，突然发现相形之下我更在意的是这点。“呵呵，S办事顺道过来看我，听我没吃饭就买了这些过来。”晖儿笑着解了围。“嗯，算了，既然都吃过了，我也只好打包带回家当宵夜了。”我顺着台阶开始转移话题，“你们门口的彼岸花开的不错，我刚进门那会都看得如神了。”“那是老板年前种的，不开花的时候孤零零地两片叶子，如果不是入秋开放的话都不会查觉它的存在。”晖儿懒懒地说道，看来手头的工作带来的副作用真的不小。“你公司最近怎么搞的那么紧张啊？”我满腹牢骚地看了看周遭的环境，偌大的办公室内竟然只有晖儿一人在加班，凌乱的办公桌处处可见。“没办法，人手不足。”晖儿无奈地做了个摊手的动作，“你出院前那段时间公司里有三个职员病倒了，据说是贫血。”“你们老板太抠门了，天天压榨你们的血汗，不贫血才怪。”S一边消灭着剩余的薯条一边摇头道，“我就是看穿了，参透了，所以才跳出三界外不入这五行中。”“呵呵，我们老总还算厚道的，做老板的也是身不由己。”有时觉得晖儿的胸怀比我这个七尺男儿要宽广得多，“不过，公司几个暗地不满的人趁机煽风点火，所以最近有一批同事都辞职离开了。”“彼岸花，花开彼岸。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S站在窗边看着满地的花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还是喜欢它原来的名字，蔓珠莎华，天上之花，白色轻柔，见此花者，恶自去除。”我笑了笑，懒得去和S讨论这佛教中的罗曼蒂克，帮着晖儿收拾好东西，提着包袋径直下楼发动了停在门口的车。晖儿和S饶有兴致地采了几支花带走，在她俩关上车门的时候，我望了一眼车窗外那绚烂的红色，彼岸花，真的只开在幸福的彼岸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他入院的主治医生不是我。”林岳一脸怨艾无辜的表情让我看到了漫天的六月飘雪，“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是FBI啊。”“救死扶伤的医生？”晖儿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小萌入院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只不过是贫血，怎么会那么快死亡？”小萌是晖儿的助手，北方来的大学生，一个欢快可爱的小女生。晖儿一直把她当作妹妹般疼爱关心着。一周前由于同样的贫血症状送进了林岳他们的医院，但仅仅数天的时间便宣告不治死亡。院方始终不肯说出病患死亡的原因，只是在死亡证明上含糊其辞地写了两个字“猝死”。由于小萌的家乡离本市很远，家庭条件又比较艰苦，因此晖儿主动承担了小萌的一些医疗费用，并时常探望。当小萌的父母从晖儿手中接过骨灰盒时，两位老人悲伤的哭声让我几近泪下。晖儿公司的老总因为几位职员相继病倒，现在又出现了死亡的病例，心惊不已，下令全司带薪休假，部分剩余业务可在家SOHO。我看着晖儿在家闷闷不乐的样子知道她对小萌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于是便趁着休息把林岳抓出来想探听个究竟。“嫂子，我的姑奶奶哎～～”林岳哭丧着脸就差没唱《窦娥冤》了，“你也不能这么诛连九族啊？医院的责任怎么都丢我头上来了？”“算了晖儿，林岳也只是医院中的一份子，他也无权干涉全局的。”我看林岳实在是挂不住，便出声劝解道。“对不起，林岳，我也不是有意迁怒你。”晖儿冷静了下，歉意地说道，“我只是觉得对小萌太不公平了……”“我能理解嫂子你的心情，换作我我也会和你一样。”林岳露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正色，缓声说道，“不过，这件事情的确有些蹊跷，我们院还收治了几名和小萌同样症状的病患，前后也是相继死亡，但是死亡的具体情况却始终封锁着，据说是警方插手了这件事情。”“警方？！”我隐隐感觉到事情远比之前预计的要复杂了，“他们插手的话一定是有什么案件牵连，难不成怀疑是投毒或生化试验？”“您真内行～～”林岳一脸的不以为然，“论恐怖事件，恐怕要等美国那边被灭了，咱们才会有缘得见一回呢。”“少给我来酸的，说正题。”我差点一烟缸丢过去，“这件事上给我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担心会和天罡七印封印的怪物有关。”“你意思是他们都被什么缠上了？”林岳手中的烟一抖，似乎打了个冷颤。“难说，你最好能帮忙查探一下病人的资料什么的，或许能有什么线索。”呼出一口烟雾，我若有所思地说道，“天罡七印下面封着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麻烦。”“亦凡，我有些不舒服，你们聊，我先回去了。”晖儿的泛白地说道，起身间身躯微微有些摇晃。“今天也没什么多说的了，我这就想法子去了解点情况。老凡你还是赶紧扶嫂子回去休息吧。”林岳见状连忙起身，一付脚底抹油的样子，话音没落就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门口。晖儿似乎是近期积累的疲劳一度并发了，回到家后倒头便睡，这一睡便是一天。次日清晨，我担心地探视后发现她竟微微地有些发烧，便扶起她喂了些退烧的药物。就在我心神不定的时候，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老凡，不对劲，不对劲。”林岳气急败坏的声音让我下意识地将听筒拿开了一段距离。“我看是你小子不对劲吧？一大早的我耳朵都被你吵聋了。”我刚要发作，脑中不由得一闪，“是不是那几个病人和‘虚’有关？！”“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东西可能比应蚺要棘手。”林岳那里的声音嘈杂不堪，“我路上，不多说了，我十分钟后到你家。”挂上电话，我回房看了看晖儿，额上热度没有消退的迹象，看来必须送医院了。林岳这小子怎么还不到？！我有些烦躁地在客厅来回走动着，吧台上几支鲜艳的彼岸花在我的带动的空气中妖冶地晃动着花瓣。彼岸花，我停下身形仔细地凝望着那一抹血红，你盛开的地方真的是幸福的彼岸吗？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后，我在门口见到了气喘吁吁